澳女性选民中首次弃工党转向一国党
2026 年 6 月 4 日
美中阿拉斯加剧烈对抗之后，各自清点各自的“部队”，一方是欧洲和亚洲盟邦，一方有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后者中有两国曾被美国前总统布什归列为“邪恶三轴”，但他们是中国的盟友。法新社评论说，双方都在寻求巩固他们的联盟，围绕着一个不可调和的断裂点–民主。 拜登时代中美首次接触就已导致中国与西方关系各个层面的损害，尤其是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被损坏，此前，欧洲多多少少维持着与中方的接触。 政治学家、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概括指出：“他们正在走向两极，走向新冷战，一边是正义（民主阵营，西方），一边是邪恶（独裁政体，中国，俄罗斯）”。 他的观察是，“围绕新疆、香港、中国人权，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对美国而言，全新的是他们需要联合他们的盟邦制衡迅速上升的中国强权”。 世界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欧盟安全研究所亚洲部主任Alice Ekman 认为，当前，中国有条不紊的实行一种双向外交。它在寻求扩大盟友的圈子，特别是与所谓的“南部”国家的圈子，最终使得美国同盟边缘化。中国的外交是精心盘算的，当因新疆维吾尔人的命运或香港局势在联合国遭遇二十几个欧美国家抨击时，中国鼓动了大约五十个国家为其人权辩护。在这位专家看来：中国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分裂。 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华颇则认为：在把捍卫自由作为优先使命之后，拜登团结民主阵营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正在获得成功。如果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面对中国时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但是面对人权问题他们完全一致，人权，成为美国与西方盟友紧密团结的象征。 中国外交最高负责人杨洁篪3月18日在阿拉斯加激烈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举显然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端兴奋。他称“美国和西方代表不了世界舆论。” 中国外长王毅从此不断地与西方关系微妙的国家强化结合，先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开始，中俄乘拉夫罗夫访问中国之际重申，在他们眼中，“西方民主模式不是唯一的”。 王毅接下来去了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在沙特，王储萨勒曼高度赞扬中国的新疆穆斯林政策。 星期六，在德黑兰，王毅与伊朗外长签署为期25年的中伊贸易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在美一方，拜登决定在阿拉斯加美中对话之前举行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四国联盟峰会”，这是一个非正式的旨在抵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民主联盟。 华颇观察到，由此，中国面对华盛顿的战略、科技以及贸易并举的“多重包围政策”。他认为，面对三重威胁，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及朝鲜的联合不成比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为准备其与中方的首次面对面开启日韩之旅，日韩是中国紧邻，但却是美国的同盟。上周，美中对话结束后，布林肯继续前来布鲁塞尔游说，他承诺面对中俄威胁，美国将与欧盟重新强化同盟。 几乎同时，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就中国大规模镇压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制裁一批中方高官，这一联合制裁引发中方暴怒，以不接受人权祖师爷说教为由反制。 中方在反制欧美时提出的理由有点不可理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警告：纳粹德国曾犯下犹太大屠杀罪行，法国屠杀过阿尔及利亚人民，英美贩卖过奴隶，而加拿大野蛮对待过土著。中国是在以半个世纪或者百年前这些国家犯下的罪行为自己的新罪行开脱吗？ 很悖论的是，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葛来仪 (Bonnie S. Glaser)分析，在这一火药味十足的战狼语言背后，中国官媒却集中全力宣传阿拉斯加中美对话积极的一面。强调中美同意在气候及防疫问题上合作。她认为，靠近俄罗斯，中方寻求展示自己有另外选项的朋友。 同时，“中方似乎明确显示，他们要和美国有一个稳定的关系，世界并没有分裂成对抗的两极”。
中共下令发射中程导弹来威慑频繁逼近中国沿海的美国舰艇和军机，标志著美中对抗已经进入到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关头。在这个包含著巨大风险且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反对中共的中国人都普遍相信，美中对抗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中国成为世界老大。哈佛学者借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一说，更强化了这种解读。其实用这个比喻来解读当代的美中对抗，非常不贴切。 由于中国人口远超美国，一旦实现经济全球化并全面掌握了最新的技术，经济上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本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对此，美国精英并非不能预见。美国精英的错误在于，他们曾相信，这个过程必能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至少，多数中国人不会不惜代价地与西方主张的普世价值对抗。而他们终于发现，让多数中国人接受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并不容易，更麻烦的是，多数人不仅很难制止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挑战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而且很容易被中共的宣传蛊惑和裹挟。这当然与中国极权体制的禁锢和压迫有关，但也有其文化和认知的原因。 许多中国人接受了中国官方的这样两个观点，第一，既然中国经济世界第一，就证明中国没有必要接受普世价值，而更应坚持自己的价值和制度。过去中国不挑战美国，是因为美国是老大，等中国成为老大，美国也不应挑战中国，这是中国文化“差序格局”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第二条，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权力精英和许多文化精英都真诚地相信，中国已经对美国做了巨大让步，那就是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美国，而是让中国价值和美国价值“共存共荣”，为此，中国已经、并将继续让美国得到各种经济实惠。如此一来，美国非要把他们主张的普世价值观强加给中国，就太不讲道理了。 不容否认的是，这一套逻辑不仅蛊惑和裹挟了不少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在中共体制中享有各种特权的人，也迷惑和裹挟了不少美国和西方人，尤其是那些从中国得到很多实惠的西方权力精英、金融精英以及文化精英。虽然在此次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前，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看到了习的中国梦给中国自身和世界带来的巨大危险，但坦率地说，若不是这次全球大疫，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中国自毁毁人的势头恐怕很难被遏止。 这次全球大疫一方面让全球人口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中国梦”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也让习近平和他的“中国逻辑”鼓吹者，有机会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尽情表演，从而揭示了他们毫无责任感的面目。这显然有助于许多人改变对美中对抗的观察视角，也就是不仅从争霸世界来看美中对抗，更从价值对决来理解美中对抗。 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马英九在这个历史时刻发表和平主义甚至是失败主义的言论非常不当，而中共把美中对抗升级完全解读为川普的竞选需要也站不住脚。以美中对抗体现的两个价值体系的对决，代价会非常高昂，但中共主张的价值不可能与美国主张的普世价值共存，更不可能取胜。不过，这场对决虽然中国必败，倒是有机会像二战失败的日本那样，获得一次浴火重生的机会。习近平输的越早，中国的机会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