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选民中首次弃工党转向一国党
2026 年 6 月 4 日
近日，经济日报发表一篇谴责饭店“年夜饭暴利”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一些商家存在“抬高消费门槛，设置包厢最低消费标准，购买指定套餐”等乱象，呼吁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主动作为”。 然而，这篇意在帮消费者说话，却在网络上翻了车，大多网友非但不认为饭店年夜饭涨价是暴利，反而认为经济日报“管得宽”，有网友干脆直怼：“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事情，关你们屁事?” 经济日报是国内经济类级别最高的官方媒体了，却发表这种毫无经济常识的文章，真让人大跌眼镜。 年夜饭既非强迫消费，也非垄断经营，商家随行就市涨点价，符合市场规律，不过是正常的经济现象，经济日报又是发文谴责，又是呼吁有关部门严管，搞得商家好像犯下多大罪过一样，至于吗？ 消费者如果觉得饭店年夜饭贵，完全可以不吃，在家自己做。大过年的，饭店老板和厨师、服务员本应该放假，但人家不放假给大家提供服务，不就该多给点钱吗？ 我觉得，媒体在涉及企业的报道和评论时，应当遵循“法无禁止即许可”的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自主权，不要动不动就在那里指手画脚，甚至乱挥大棒。 然而，这一点，是眼下不少媒体，尤其是一些官方媒体所欠缺的。 同样是经济日报，此前还发表过题为《新东方不应照搬李佳琦批》的文章，唱衰新东方的直播带货，并指责俞敏洪赚快钱，引起很大争议，巧合的是，该文的作者为经济日报记者佘某，她也是批“年夜饭暴利”一文的作者。 那篇批新东方的文章引发争议后，佘大记者好像不在意，网络上还传出她在记者群聊天截图，她得意地称：“这次是出了点名了”，“我天天捶腾讯，阿里，美团，拼多多，还不如给俞敏洪和新东方一锤子。” 对于这张聊天截图的真实性，佘大记者既没承认，也没否认，真实性待考。但不管怎样，新东方之后直播带货的成功，让佘大记者很没面子。 官媒记者如果靠“捶企业”，来刷存在感，这不仅是新闻行业的反面教材，恐怕也是社会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企业当然是需要监督的，但一切要依法而行，如我上文所说“法无禁止即许可”，这是媒体监督的界线所在。 如果，媒体逾越了监督的边界，今天捶互联网大厂，明天捶直播带货企业，后天又捶卖“暴利年夜饭”的商家，那么捶掉的不仅是媒体的节操，而且还有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我一直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崛起，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与当时的舆论环境很大关系。 那时的官媒在干什么？都在帮助捍卫企业和企业家利益，都在鼓励企业敢闯敢试，都在呼吁决策者给企业更大自由，都在对企业大胆突破不合理管制高声叫好。这种环境，给了企业和企业家以极大信心和勇气，让无数企业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而现在的舆论环境似乎截然相反，“反资本”成为潮流，媒体看不惯哪个企业动辄就来“一锤子”，呼吁把这也管起来，那也管起来，谴责这也暴利，那也暴利。 但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企业被管得太少吗？一些充分竞争的行业，真有那么多暴利吗？ 说到暴利，我看啊，高铁的盒饭，景区的高价门票和餐饮，某些垄断行业的收费服务……利润要远超商家的年夜饭。 如果官媒真心是替消费者代言，那么是不是该多发发声，动一动这些垄断行业的奶酪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钢琴王子”李云迪嫖娼了。 这是昨天“@平安北京朝阳”通报的。 微博截图 李云迪是中国钢琴弹得最好的两个男人之一，另一个是郎朗。他嫖娼了，轰动可想而知，所有人的朋友圈大概都被这一消息刷屏了。什么沈阳爆炸，什么欧金中，什么昌平疫情，统统没什么人关心了。 凡俗小民津津乐道于名人的下三路可以理解，人性使然。但是庙堂之上的一些所谓严肃媒体，板起脸来，义正词严，特别逗。同样是这些媒体，当一些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件发生时，三缄其口。 四川华西都市报旗下的“封面新闻”，沾沾自喜做了一篇“独家报道”。 昨晚警方通报李云迪嫖娼后，封面新闻的记者连续多次拨打李云迪父亲的电话及微信电话，“电话通了却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这位记者又拨打81岁的李云迪老师的电话，要求进行采访。 “深夜10时，封面新闻记者第一次拨打李云迪的恩师但昭义的电话，他大为震怒，立即关闭手机。夜里11时30分，封面新闻记者再次致电李云迪恩师但昭义。” 将心比心，如果你的孩子和学生出事了，你接到记者电话是什么心情？深更半夜去打扰一个八旬老人，而且是一而再再二三，怎么就不怕他心脏受不了？ 微博截图 现在的一些记者，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新闻伦理。 挖这种“独家新闻”，不但不牛，而且很丢脸。真正牛逼的媒体，应该去挖欧金中的独家，应该去挖郑州水灾的独家。欺软怕硬，算什么英雄好汉。 李云迪嫖娼，只是一个普通的治安案件，违法但非犯罪，公众人物也有隐私权。一些媒体不去质疑有关方面通报李云迪嫖娼是否合适，这倒也罢了。甚至于简单转发一条短讯，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也是一个新闻。但是大张旗鼓，甚至补上一刀，进一步扩大伤害范围，这就很让人无语了。 媒体确实要遵守一些军规，不让你报道的不能报，否则吃不了兜着走。但是上头显然也没有要求大张旗鼓地报道李云迪事件，一些媒体上杆子凑热闹，像一堆苍蝇一样围着腥臭嗡嗡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了蹭热点，连脸都不要了。 新闻每天都有，选择报道什么新闻、选择什么角度报道，最能看出一家媒体的水平和操守。 可以说，所有报道李云迪事件的大牌媒体，这次表现都不及格。从报道角度，到评论内容，多是陈词滥调，乃至虚伪不堪。 倒是一些自媒体人，从人性和法律的角度，写了一些不错的文章。 有些媒体人可能会喊冤，认为板子不应该打在他们身上。媒体如此表现，背后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既然入了媒体这一行，面对一些不公现象，不敢发声不敢监督，就要有挨骂的自觉。如果受不了，那就转行，做品牌做公关，都是出路。没有情怀没有理想，趁早别在媒体干。 这次，正规军又被散兵游勇打败了。可见，如果屁股坐歪了，如果没有独立思考，如果只知欺软怕硬，堆砌再多的人，花费再多的钱，写出来的文章也是不堪入目。 屁股应该坐在哪边？坐在法律一边，坐在公理一边。 首先明确一点，李云迪嫖娼已经违反了法律，行拘没有任何问题，身为公众人物不知洁身自好，被批判也是活该。问题在于，他的嫖娼行为有没有必要向社会通报。 2020年11月，浙江披露了近5年的182695条嫖娼记录。可想而知，放大到全国，每年嫖娼人数是相当惊人的。 但是这些人的嫖娼行为，并没有全部被向社会通报。那为什么李云迪嫖娼了，就要游街示众呢？如果因为李云迪是名人，那么若干年前吴京醉驾被拘，为何并不影响他拍战狼拍长津湖呢？都是名人，都是被行政处罚，为何厚此薄彼？难道嫖娼比醉驾更具社会危害性？ 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地方。 这种尤其常见于针对名人的“通报”做法，有无法律可依？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撰文指出—— 行使公权力的基本原则是“法无授权不得为”。然而，遍查《治安处罚法》，无一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权向社会进行通报。不仅如此，该法第5条第2款明确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 李云迪虽涉嫌行政违法被处罚，但其作为公民的人格权并没有被剥夺，依然享有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尊严。 如果对一项尚未确定的处罚决定进行公开通报，不仅不符合类似“无罪推定原则”，而且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行政权独大的现状难以受到控制。 一个性质并不严重的违法行为却要使行为人付出惨痛代价：家庭可能破裂、社会评价降低、被行业联合“封杀”。并且这些不利后果很大程度上是公开“通报”导致的。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实践中流行的通报制度的弊害。 可以说，公开“通报”对行为人造成的社会惩罚，不亚于行政拘留和罚款所带来的痛苦。嫖娼导致的“道德污名化”，使得行为人为人所不齿，几乎被整个社会乃至家庭所抛弃。这就是“通报”超出行政处罚本身的“溢出效应”。 我完全赞同韩旭教授的观点。 有些事即使现在不能做合法化处理，但总归可以在保护个人隐私、尊重人格尊严方面，做得更文明一点。 最新消息，广州已于今天中止了李云迪广州城市形象代言人的资格。此外，李云迪还受到了从业抵制。可以说，因为这个通报，李云迪被整个社会抛弃了。 李云迪遭受人生最大损失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再度欣赏他美好音乐的机会，这何尝不是社会的损失？ 从昨天到现在，我的朋友圈里，有人震惊，有人八卦，有人惋惜，有人调侃，但少有人大骂李云迪是人渣。 成年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非黑即白，何况李云迪并未结婚，也没听说有女朋友，他的生理需求如何解决，纯属他个人私生活范畴。 让一个正常人没有情欲，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阉割。让世界没有性工作者，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相信未来也不可能。既然它们都不可能在人类社会被杜绝，为什么要动用公权力去保护“性”这种东西？ 一个把所有不雅行为都曝光在众人面前的社会，是该欢呼，还是该深思？ 洗头洗脚可以，按摩也可以，几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可以通过付钱寻求舒适，但是唯独那个方寸之地，竟然需要出动公职人员来保卫。可以理解为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但是这合不合理，是可以探讨的。 叔本华说，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与倦怠中徘徊。 一个不缺金钱，长相端正，口碑尚好的年轻艺术家，为何长期单身，最后会去嫖娼，进而被社死？人性的幽暗，复杂难明。所有的解释，也许都可以归结为压力和缺爱。 怎么看，都是一个悲剧。对于这件事，最合适的题材是深度报道，标题不妨叫《钢琴家李云迪之“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原文内容因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被微信平台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