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国防大学退休教授公方彬，传出因其“俄罗斯必败、乌克兰必胜”之“错误”言论，触怒中共高层，其微博已经被封。公方彬被指是前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的亲信。 中国时评人司马平邦9月11日的微博留言撷图显示，中共军休所党总支9月10日下午召开扩大会议，专门传达对公方彬处分的通报。 撷图内容指，公方彬系我校（应是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教授。2018年退休，现归田村军休所管理。通报称，其在职时因2次违规放言受到高层斥责。前不久，公方彬擅自在网上公然发布“俄罗斯必败”“乌克兰必胜”的“错误言论”，“与中央涉俄乌冲突的方略背道而驰”云云。文末提到，公方彬被中共北京市纪委做出党内警告处理。 对于俄乌战的立场，中共一方面宣称自己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一直对侵略方的俄罗斯给予明暗支援，备受西方国家批评。 听闻公方彬因“俄罗斯必败、乌克兰必胜”之言论而遭处理的消息，有网民表示：“造谣吧？军队的人地方能管？有常识吗？”“假的吧，军队退休人员怎么归北京市纪委管了？” 公开资料显示，军休所全称为军休干部休养所，归属中共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管理，北京的军休所，则属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 查看微博发现，帐号“公方彬在思想”曾遭禁言，但目前该微博已经搜不到。约两个月前，已有网民发现公方彬的微博被禁止关注。 公方彬曾任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高新曾指，公方彬是被刘亚洲“网罗”进入国防大学的。2012年底之前，公方彬是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的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时任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亲自出面游说时任军科院院长刘成军放人。当初刘亚洲有意把公方彬培养成自己的国防大学政委接班人。 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是红二代、军二代。2017年年初，未满65岁的刘亚洲在国防大学政委职务上提前退休；2021年突传失踪，后被曝涉严重贪腐案。此前有媒体报导，刘亚洲已被判终身监禁，但中共迄今没有任何官方通报或说明。
有关前中共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被判重刑的消息在传了一年多以后，终于在近日得到确认。分析人士认为，刘亚洲案不仅是习近平整肃清洗军中异己、排挤和边缘化潜在政敌的一部分，也标志着习近平与曾经帮助他稳固大位的“红二代”“太子党”彻底决裂。 习近平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其父习仲勋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过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是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的情况表明，他和“太子党”的关系并不和谐。 刘亚洲本身就是“红二代”，而且可说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乘龙快婿”。他被判重刑是习近平和“太子党”决裂的最新一幕，也是自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对“太子党”下手最重的一次。 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失宠 习近平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属于“红二代”，被认为可靠。他也和“红二代”们有着久远的关系，其中之一就是他和前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的关系。 刘源曾经担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总后勤部的政委，是“太子党”中的顶级人物。他曾经协助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打掉军中“大老虎”、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 在北京的资深记者高瑜2012年11月在德国之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4月底，‘十八大’军委海选在北京完成，无论四总部还是军事院校，总后政委刘源都得票第一。五·一期间，胡锦涛接见刘源，向他祝贺，还说‘你进军委看来没有问题了’。” 刘源也曾经是习近平扫除军中贪腐最有力的盟友。然而就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顶级军中大佬都被反腐反下台之际，在人们普遍估计刘源会更上一层楼进入中央军委，甚至担任军委纪委书记之际，刘源莫名其妙地退出了军界政界，被边缘化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当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刘源更是已经淡出中国政坛。 习近平和胡耀邦后代 习仲勋家族和胡耀邦家族曾经关系密切；习近平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曾经关系良好。 据北京的知情人说，201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指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东升利用610办公室的传真机向各个海外媒体发出材料，曝光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财产及其来源。当时的9个常委中，只有周永康和总书记胡锦涛没有被曝光。 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财富；而彭博社则在2012年6月29日发布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百万富翁亲属暴露中国精英财富》（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Elite Chinese Fortunes）。 据北京知情人说，彭博社的报道发出之后，习近平的姐姐习桥桥整理了一份材料，详述她名下财产的来历和数量，主要是说明财产来源合法，而且数量远远没有彭博社报道的那么多。习家把这份材料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2012年7月13日，明镜网发表一篇署名特约记者成明的报道，声称对习近平家族进行了商业调查，报道中详细列举了习家财产的来源和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彭博社的报道“夸大其词”，习家财产既没有那么多，来源也是“合法”的。 2012年7月16日和17日，德国之声连续两天发表高瑜的文章《中南海应该成为财产公示的窗口》，详细转述了明镜网的报道，声称“6月29日，美国彭博社因为报道习近平亲属惊人财富，网站当天就遭到中国当局的屏蔽。”“7月13日明镜网发表了特约作者成明对习近平家族的商业调查，这是针对彭博社有关习家族财富调查报道的澄清，也是中共从未有过的最高层家族的一份财产公示。” 据北京知情人分析，这份“调查”很可能是通过胡耀邦家人的关系送到海外的。 2013年2月27日，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举办的新年聚会上，前中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曾经提到习近平单独召见过胡德平，并且对胡德平受到习近平青睐、单独召见表示羡慕。同时希望胡德平借助和习近平的关系，促使他继续走改革之路。 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显示，习近平没有继续改革之路，至少在政治观点上与胡德平和胡德华不尽相同。2016年，胡德平、胡德华和前中国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儿子陆德主持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彻底改组，似乎也表明习近平和胡家的友谊走到了尽头。 习近平为何讨厌“红二代”？ 习近平虽然来自“红二代”，而且曾经得到“红二代”的支持，自己也有“红二代”的优越感，但是却在上台后坚决抛弃了“红二代”。北京知情人说，主要原因是：他仇恨毛泽东，仇恨邓小平，同时也仇恨几乎所有的“红二代”。 在毛泽东时代，在习近平只有9岁的时候，毛泽东让他爸爸习仲勋成了反党分子，并且在文革中坐了8年监狱。1962年，习仲勋被打倒以后，习近平成了“反党分子”的子弟。那个时候，当权的官宦人家都冷落习家，“红二代”们都瞧不起习近平，欺负、歧视和排挤他。当年与他为伍的人多数都是落魄政客的子女，尤其是以自杀身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高岗为代表的落魄的“西北帮”的人，例如高岗的遗腹子高燕生是习近平儿时最好的朋友，还有因小说《刘志丹》而受到整肃的刘志丹弟媳李建彤的女儿刘索拉。 习近平在文革中的遭遇也显示，当十几岁的他落魄北京，无家可归时，没有任何人同情和救助他。他也没有办法像刘亚洲那些“红二代”一样参加解放军，只能被迫到陕北的穷乡僻野当下乡知青。这些都似乎会让习近平有理由对于“红二代”、“太子党”心存怨恨。 当年他在陕北农村争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当时恰好被周恩来安排在教育部当学生司司长。由于习仲勋原来是高岗的老战友，据北京知情人说，当年李力群出面帮忙，才使习近平能够进入清华大学。习近平念旧，因此李力群一家后来一直受到中共的优待。 文革以后虽然习仲勋重新出山，但是由于习仲勋不满胡耀邦被撤职，邓小平把他打发到深圳常住，十多年不能回北京定居，此事习仲勋的老友、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生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有所提及，足以佐证。因此习近平也有理由对邓小平时代以后的“红二代”怀有不满情绪。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红二代”还有一个顾忌，就是如果论起家庭背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只是一个“副国级”官员，比他级别高和与他平级的高官很多，这些人的后代未必看得起习近平。 在纽约的作家毕汝谐说：“那些‘红二代’、高干子弟或者干部子弟都会对他有看法的。周围的人应该，说句实话，像到了他们这一个级别的人，真的就是说，（这个级别）家庭出身的人，他们对习近平，无论是习的出身，还是个人素质，都是不怎么看得起的。只不过是觉得他抽中了‘天字第一号’的那个政治彩票。” 毕汝谐说：“我觉得出于习近平性格，他是要把这些‘红二代’都打下去，因为只有老百姓的孩子才服服帖帖的，对他畏首畏尾。” “他更愿意保持当年北京大院里那种子弟，每个大院子弟有时候他周围都有一批所谓‘胡同串子’，也就是市民的孩子来捧着他，让他享受这种优越感。我觉得现在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情况就是当年大院的一个翻版，以一个大院子弟为核心，周围都是一些马屁精。” 在美国的自媒体人王剑也认为，习近平统领的常委班子里多是不学无术的马屁精，搞大政方针和经济不靠谱。他质问道：“习近平政治局里的7个小矮人能搞经济吗？” 台湾资深记者、专栏作家胡文辉在评论中共二十届常委班子的文章中写道：说白了，中共所谓“入常”7人，根本就是“习近平和他的6个小矮人”！ 尽管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安排，“太子党”曾经一度非常强势，红遍中国政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副国级官员，每家都至少有一个正部级子女。但是习近平显然不买这一套。如今的中国政坛，太子党几乎绝迹于省部级以上的高位。 在习近平的执政团队中，硕果仅存的“太子党”就是张又侠，尽管已经超龄，仍然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是习仲勋的陕西同乡，曾经一起在国共内战时期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任职，习仲勋是副政委，张宗逊是副司令员，两家人是世交。他们同属以高岗、刘志丹、习仲勋为首的“陕北帮”或者“西北帮”。与其说习近平用了“太子党”，还不如说他用的是“自家人”。 不过最近也有传闻说，习近平现在和张又侠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因为张又侠曾经在2012年-2017年间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后改为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而前些时候被习近平清洗的他的继任人、后来担任国防部长的李尚福被揭出在装备发展部任职期间有腐败行为，另外还有该部门多名高级军官也因涉嫌腐败而落马。 与此同时，多个消息来源说，现在稍微有些知识的“红二代”都比较亲美，基本上都和习近平的三观不合。尽管习近平在文革中受了一些苦难，而且据认为也很恨毛泽东，但他还是公开推崇毛泽东，他学到的也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目前在中国“红二代”中，私下里骂习近平的人很多，对他不满是主流情绪，成为他的心头大忌。
有“老人干政”传统的中共北戴河休假式会议，过去会在每年7至8月间进行。在习近平进入掌控党政军权力的第三任期，这个会应该不再存在，即便老干部前往休假，也会被严密监控。但北戴河静悄悄，不代表中共内部权争消停，也不代表政权危机消退。 北戴河禁飞一个月 谁还能在此干政？ 查看北戴河区政府官网，与北戴河安保有关的几个信息是： 7月3日，北戴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马馨实地检查海浴场安全防范工作。同一天，北戴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银山主持召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调度会，“就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6月8日，管辖北戴河区的秦皇岛市发布《关于对低空慢速小目标航空器实施临时管控的通告》：严密防范利用低空慢速小目标航空器进行干扰破坏活动，自2023年7月1日0时起至2023年8月31日24时止，全市空域内禁止无人机等低空慢速小目标航空器活动。 禁飞的时间，恰是传统的北戴河会议时间。这或许说明中共的高官权贵，特别是离退高干分批前往北戴河度假，早已经开始。 过去中共前后任高层会在北戴河会议发生围绕人事等方面的决斗。现在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因老病而行动不便。特别是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架出场之后，没有人会想像谁还能干习近平的政，但新的中共内斗形式会有另外的表现。 两大军种成丑闻焦点 习近平欲盖弥彰 近段时间，中共官场党政干部密集落马，都是公开的，但军队中也有不少将领落马传闻，却是黑箱操作。中共两个军种接连爆出丑闻，一个是火箭军，一个是战略支援部队。 最先是港媒《明报》今年5月爆料称，前后两任火箭军副司令张振中和刘光斌，4月都被带走调查。但官方并没有通报。 接著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诚6月28日在推特上表示：“火箭军现任司令李玉超前（27日）天上午己从办公室被带走！3月份以来，先后3仼司令，2个副司令，军师级干部若干落马。消息在进一步证实中”。 据称，李玉超儿子在美国留学，恐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有迹象表明原司令、后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也在接受审查中。 香港《明报》7月13日再报导说，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缺席了火箭军上月底的军衔晋升仪式。上周已退役3年的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中将突发脑溢血身亡，终年66岁，引起揣测。 最新有传言说，中共火箭军多名高级将领涉及的贪腐或泄密案，还牵连到解放军另一新型战略兵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干生，甚至还有传事件与引发中美关系生变的间谍气球风波有关。 中共战略支援部队是2015年军队改革中新组建的军种，由网路、情报和太空部队组成，与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并列为解放军的五大军种。 2019年被处理的多名将领中，就有战略支援部队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饶开勋中将被拿掉人大代表职务。另外，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司令员尚宏中将，去年曾出现在军方选出的二十大代表名单中，后来被从正式公布的名单中拿掉，原因不明。 习第一任期号称以反腐治军，拿下了近两百高级别贪将。大概在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军中打虎变得低调，当局对问题将官的处理，可见的都只是免去人大代表、降级，并且都不是正式通报。 习近平将军队打虎放进黑箱，其实是欲盖弥彰。军中不可能不知道一点消息，但互相不知真相，反而谣言丛生，更容易引发军心不稳。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传闻出事的，都被指向美国。包括说李玉超儿子在美国留学，恐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巨干生传与引发中美关系生变的间谍气球风波有关。 这些传言暂时无法证实，但《明报》现在也被视为属于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其爆料可能也非空穴来风。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下8月1日建军节前后是否有晋升上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如有新司令，一般会同时晋升上将。 与军中不稳相呼应的是，从4月以来，习近平先后视察了中共南部战区、内蒙古军区、东部战区等机关，多次强调“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6月，军方发布的《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规范》，对现役与退役军官发出社交禁令，要求军官“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等等。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禁令，显示目前是非常时期。 7月1日，中共党刊发表习近平去年对中青年干部的内部讲话。习要求官员不要做“心怀异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异梦的人”。他的话要反过来解读，说的是他知道有不少人处于这种状态。而习的警告，同样适用于军队。 习近平更忌惮老军头 刘亚洲刘源均“入戏” 习近平更加忌惮的可能是那些还有影响力的老军头，特别是有红二代背景的人。 中共太子党、退役上将刘亚洲，早在前年底就传出被查，香港《明报》3月24日发表署名钟仕的文章，援引多个“京城消息人士”的话称，刘亚洲身陷要案，因涉严重经济贪腐问题，或将遭当局重判死缓。 年逾70岁的刘亚洲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又是有名的军旅作家，习抓他影响极大，现在流传更多的内幕是刘亚洲涉反习。一些大陆左派网站早前发表的批刘文章并没有被删除，可见刘亚洲出事并非子虚乌有。 在刘亚洲一案之外，本来据说亲习的军中太子党刘源，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选举国家监察委主任时，他罕有得到一票。 已72岁的刘源上将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总后勤部政委。他当年曾被公认是帮助习近平扳倒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帮江派军老虎的功臣，本来被认为有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军委，但结果在2015年不到65岁时，就转入人大财经委，原因不明。 今年3月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时，有1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了肯定不在主席团圈定的人选中的刘源。这在拥有虚伪的“全过程民主”的中共，颇为奇怪。 中共人大被外界和民间戏称为橡皮图章，在选举中能选上者其实均是当权者内定，当局也严密防范意外情况。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2013年的两会，就曾收获一票反对，这是习不能忍受的，所以随著他权力巩固，2018年和今年的两会选国家主席，习都是“全票当选”。至于其他人，如李强“当选”总理，则可以有几票反对或弃权，属于正常。 但基本上我们看不到有投票另选他人的情况，尽管投票规则允许。也就是说，在政治高压下，刘源在人大会议上被投一票，可能是党内借此表达对习的用人唯亲不满，要借投票给有声望的刘源来释放。而投票选刘源者，很可能来自军队中，他的门生旧部。 今年3月23日，曾拍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等所谓主旋律影视作品的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实名举报中共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刘汉俊以权谋私及打压金盾影视。刘汉俊是代表习近平政治符号的“学习强国”平台的总编。事后当局对李学政予以封杀，连百科词条也删除。 金盾影视中心于2012年3月成立，原隶属中共军方总后勤部司令部，2016年军改后隶属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办公厅。2021年底转隶到中国融通文化教育集团有限公司。李学政是中共军方总后勤部金盾影视中心任第一任主任，也就是在赵克石上将任总后勤部部长、刘源上将任政委时期获得重用的。 这件事表面看是利益分配不均，实际上涉及高层矛盾。代表著李学政的军中靠山，也就是红二代的刘源、赵克石这些老军头，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疏离。 暗潮汹涌 积累哗变能量 习近平第一任期号称以反腐治军，拿下了近两百高级别贪将，但中共军中现在掌实权的，其实还是当年徐才厚、郭伯雄，特别是房峰辉、张阳提拔的人，有些只是表面上被审查过关。另外还有许多是刘源、刘亚洲这些老军头的门生旧部。 还有更多的退休将领，过去这些人即便是支持习近平反腐和改革的，随著习近平左转，中国内政外交上频现乱折腾，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层面都出现重大问题，这些人未必不会对习不满。所以习当局在中共二十大前就已专门对离退休干部发出禁止“妄议中央”的新规。 在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时间，中共当局先是实施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引发民怨，继而去年底突然无预警放弃清零政策，中国疫情海啸般扩散，医院病人爆满，火葬场排长队，死者中有许多中共老干部。之前就有外界媒体报导说，河北军队大院的部队老干部们为此私下炮轰习近平“走火入魔”。 中共军人也是人，有自己的亲属圈，他们也会被社会上的各类强拆、维权事件牵涉。军人积累了满腹牢骚，一有机会就想发泄，这不是靠政治洗脑就能解决的，特别是他们有枪。习近平一再公开喊出“准备迎接惊涛骇浪”，可能也包括党内、军内的隐忧。 中共最近要对现役与退役军官发出社交禁令，“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种禁令本身是非人性的，也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在网路时代，军队中即便封闭，也挡不住人们的思考。未来如果有将领发动兵变，呼应的人一定不少。 6月24日俄罗斯发生瓦格纳集团兵变，仅一天内就落幕，舆论之火也引向中国。然而中国人发动兵变的传统，就和俄罗斯人不一样了，套用中共反腐的口号，一旦发生，肯定就会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种种军队中隐现的危机，在中共严控的媒体宣传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中共在最危机的时刻，都会喊“形势一片大好”。故此，用暗潮汹涌来形容当下中共危局，非常恰当。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曾被中共官媒文章评价为“高层文胆”、“军中才子”、“中国鹰派”的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等文章被当年的青年军人读罢之后居然绝望到产生了想死的感觉。甚至感觉不但自己该死，整个中华民族都该死；不民主、不自由、专制，没有对人民做过任何有益的事的共产党当然也该死；在美军方面没法立足的解放军也该死……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刘亚洲果真反对武力攻台吗？》已经介绍了如果仔细研讨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一文，无论如何不应该得出刘亚洲反对“武力攻台”或者说反对“武统”的结论。相反，刘亚洲这篇写于22年前的大作，恰恰不是在宣扬“攻台必败”，成文的目的就是提醒全党全军，更是提醒当时在内部讲话中已经宣称“台湾必有一战”的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唯有认真吸取金门之战血的教训，才能在未来的台海决战中稳操左券”。 但是，偏偏就有中国大陆毛左在批判文章中斥责“整个《金门战役检讨》一文，完全站在蒋匪军的立场上，对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对反动势力则极力渲染其“战斗精神”，赞赏不已，庆幸不已。 撰写这类批刘文章的作者，以刘亚洲曾经探访过金门，“参观过人家的纪念馆”为佐证。结论出“刘亚洲渲染的金门战役，是替蒋匪军打气，打击解放军的士气，企图吓退解放台湾的步伐。这样就保护了他心目中的民主样板、中华民族的出路台湾式政治”；“读了刘的金门战役检讨，给人的感觉，解放军再也无法、无力与匪军一战，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事，当然想也不必想了。！” 其实，客观评价，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中谈得上揭露了一些中共历史“黑暗面”而能够被“反贼”们引以为据的，只有如下一段：“金门战役我军被俘四千余人，其中三千人于1952年被台湾用渔船分批遣返大陆。这三千人一律被开除党籍、军籍，遣返老家种地。一部份人被定为叛徒，判 刑。文化大革命中，三千人统统受到批判，纵是农民也不能幸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1983年后，为这批苦难将士恢复政策， 也不过是补发一点钱物，恢复党籍，按复员处理军籍问题。其中不少人由于挨饿、生病、批斗、年迈等原因，早已不在人世。活着的人都年过七旬，华发飘零。一生 也就这么毁了。助攻团教导员陈之文，被俘后坚贞不屈，在集中营里组织斗争，回大陆后却被定为叛徒。1983年，通过复查，为其恢复党籍，三十余年冤屈得到 申张，因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猝死。全村人痛哭，道‘老陈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都受了，可什么福也没享过。命薄啊……’。” 如此而已！ 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逐段 逐句 地对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进行详细分析，但就凭这其中的“才能在未来台湾决战中稳操左券”一句， 就足以说明刘亚洲的苦心真的是如“军报网”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说的“以史为鉴，挫折过往砺后人”。： 笔者拜读过所有能够在网上搜索到的中国大陆境内毛左们的批刘文章，发现不少都是在用刘亚洲《金门战役检讨》 中讨论美军必然参战的部分当“论据”，认为刘亚洲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刚”。 刘亚洲在他的这篇《金门战役检讨》中，特别提醒了“历史是教科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将来我对台作战，务必做好第三股力量以突如其来的形式介入的准备”。 刘亚洲说：“这第三股力量可能是日本，主要是美国。” 请注意，这句话是刘亚洲22年前写下的。 现如今，日本方面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口号提出以来，中日关系之日益恶化和亚洲“小北约”的实际形成，已经令全世界都坚信一旦台海开战，日本绝无可能无动于衷。但22年前的中日关系正值“蜜月”，当时的刘亚洲即已经把日本列为“以突如其来的形式介入”中共对台作战的“第三股力量”，确实称得上是有先见之明。 另外，早在7年前的2015年10月，刘亚洲又发表了题为《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的文章。他写到：中日不断对抗会使中日双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远，向战争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军事冲突，对中国而言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打赢，没有退路。 发表这篇文章时的刘亚洲，正在他的国防大学政委的宝座上实践着他的强军大梦。此文发表几个月后，习近平即亲率全体中央军委委员前往国防大学，当时的中共官媒还特别以《上将刘亚洲有多强硬？》为题发表专题报道，特别配发了刘亚洲向习近平做讲解的照片，详细介绍有“高层文胆”、“军中才子”、“中国鹰派”之称的刘亚洲“发表的文章多论述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军事改革等，多有强硬表态，同时，他也会发表有关军队反腐的言论，言辞犀利。” 而就在中共官媒把刘亚洲以及他在当时的国防大学的重要理论助手戴旭大校都 称之为“中国鹰派”的同时，在一批毛左们的眼里，他刘亚洲则完全相反。 我们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刘亚洲在他的《金门战役检讨》中还说：“我可以断言：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国必然参战。理由有四：①二十一世纪美国已把遏制中国的崛起当作首选目标。②台湾具有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③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④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它如不干涉别国主权，它就不是美国。昨天，我们从蒋介石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今天，我们应从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能用嘴巴来保卫，只能用武力。我们必须做好与美军一战的准备……。” 如果只把22年前的这篇文章写到如上一段为上，也许还能令整个中国大陆上的无数毛左和爱国贼们精神为之一振，敢于用枪杆子向美国人讨“主权“，也就是敢于对美军开战的意思了，听上去应该是足够霸气了。 但是，二十二年前的刘亚洲写到这里显然是意犹未尽，接着又加入了如下一段：”事实上，美军已制定好的几套对我作战的方案中，第三套方案极似‘神风’，原文如下：“让中国完成二十万人以上的登陆，再突然介入夺回制空、制海权并封锁台湾海峡。联手台军围歼失去弹药与补给的中国军队。这个方案可以给中国极大的政治打击，相当程度地震撼和摧毁留在大陆的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 22年前的美国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武力阻止中国犯台的几套“作战方案”以及刘亚洲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无从讨论，但显然是刘亚洲这里所说的“这个方案可以给中国极大的政治打击，相当程度地震撼和摧毁留在大陆的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令毛左及爱国贼们无法受用。认为刘亚洲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与他刘亚洲的其他作品中对美军之实力的客观介绍和分析联系在一起“上纲上限”，他刘亚洲就成了隐藏在军队中的“第五纵队”、普世价值的吹鼓手、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带路党的带头人等等。 自今年初香港明体关于刘亚洲“可能被判死缓”的消息传回内地后，毛左们立刻再次掀起一次批刘高潮，一篇刊登于《乌有之乡》，署名“故人评说”的文章《回看刘亚洲》中写道： 本世纪初，20年前，刘亚洲名声雀起，如日中天，被称为思想家、战略家、理论家，光芒四射，让人不敢直视。刘的书，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在国大、军科附近的几家书店，都有印刷品出售，军队一些院校，也有人“盗印”刘的书出售，刘的文章，在军内网上也能看到。 这位自称是20年前的“青年军人”的批刘文章作者回忆说：我也是那个时候读到刘亚洲的文章，诸如《甲申再祭》、《金门战役检讨》之类。我那时也年轻气盛，不那么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刘亚洲的文章，的确很流畅，突兀，引人入胜，让人有看完的冲动。但是，刘亚洲的言论，和我们此前受到的教育，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感情上、立场上、思维方法上，完全对立，无法兼容。看了刘亚洲的文章，感觉自己以前学的党史、军史、毛选、马列主义哲学，完全是错误的、过时的、没用的。我那时还是个青年军人，看了刘的文章，感觉很绝望，产生了想死的感觉：不但自己觉得该死，而且感觉整个中华民族都该死，这么个劣等民族根本没有必要活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前途，也没有任何意义；共产党该死，一个不民主、不自由、专制的党，一个没有对人民做过任何有益的事的党，当然该死；整个解放军也该死，在美军面前，简直是无法立足，没有资格和美军相比。 一篇让人如此沮丧的文章，我想，总不是好文章。甲申再祭，把我们的老祖宗抹得乌七马黑，一无是处。金门战役检讨，又把解放军抹得乌七马黑，一无是处。而当时，美军如此“强大”，用刘亚洲的话说，它想打谁就打谁，再也没有对手。解放军如此渺小，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法和美军相比，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位20多年前的“青年军人”继续批判道：在甲申再祭中，刘亚洲把满清当作汉人、中华文化的救世主，甚至扬州八日、嘉定三屠，也成了中华文化脱胎换骨的必要成本，不但不能批判，相反，对清人的屠刀，我们还须感激、庆幸。让人震惊——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怎么会有如此荒谬的言论？而且，还受到那么多追捧，几乎听不到批评的声音。 尤其，刘亚洲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几场侵略战争时，对美国霸权不但不加以批判，而且还说，美国这么伟大的民族，它不统治世界谁统治世界？和当时的凤凰卫视一个调子……。尽管当时崇洋媚外、民族自贱成风，但是如刘亚洲那样卑躬屈膝、颂扬霸权主义、颂扬中国宿敌的人物，仍不多见。 据此，这位批刘作者强烈质疑：“刘（亚洲）这样的人物，如果生活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他会参加土地革命吗？他不会退党吗？不会叛变吗？如果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能坚持抗战吗？他不会投降吗？他会不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如果他是建国之初的高级将领，他敢参加抗美援朝吗？他会支持抗美援朝吗？我很怀疑。” 不但是大批特批刘亚洲，这位20年前的“青年军人”还把一些被中国内地网民和中国境外公认的中共军内“鹰派“人物也都捎带着乱批了一通。他说：刘任某校政委后，便网罗了一批军内公知型专家学者，把国内军队的思想教育搞得乌烟瘴气，也有他们一份功劳。有位少将被称为“鹰派”，但却又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来自国大；在俄乌战争期间，指俄罗斯采取了一种“被人类文明抛弃”的崛起形式的公姓大校，也出自国大；那位称美国人有外星人帮助，并让中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指朝鲜是中国的灾难的网红少将，也出自国大。刘的这种荒谬用人风格，不但不受批评，而且还被认为是“不拘一格用人才”。 这里的“公姓大校”，无疑是指公方彬，他的“越界”和“出格”以及哪一位“网红少将”曾经指“朝鲜是中国的灾难”，笔者都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中有所涉猎。而如上所说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之说的“专利所有者”，应该是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 2009年06月23日 《环球时报》发表了著名的《超限战》作者乔良的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按照乔良的说法：中国国力的日益雄厚，难免助长国内民族信心的高涨。不过，在这个时候谈中国独立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其实都有点自大，因为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到现在还是被绑在美国的经济圈上的，作为美国主要的产品加工厂、商品提供者，中国谈大国思维，大国策略就必须考虑美国因素，这是中国今天的一种无奈。 基于如上理由，乔良认为：现在中国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助美国，不能让美国崩溃。其实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是一个我们即使恨得牙痒也必须面对的话题。不能让美国崩溃的原因就在于：美国这艘大船的沉没将把旁边的船都拖入海底。不过，除了美国，今天还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维持或者开创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只有美国现在还有这种力量、号召力。美国的力量虽然明显削弱了，但仍然没有替代性，没有哪个国家今天可以替代美国，美元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受看重的货币。 如上文章发表后，一时间遭到了中国大陆毛左以及爱国贼们的齐声讨伐。其实，乔良当时表这一观点目的不过是因应当时网上一片抛售美国债的“爱国呼声”，要提醒那些心态操之过急的爱国贼们“少安毋躁”，试图让自己的拥趸者们相信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不是因为糊里糊涂继续上美国人的套，而是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已经捆绑在一起，救美国主要是为了保障中国的利益。但在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美国很难迈过去。 乔良此文的最后一句是：我无法看好美国，但中国还需要耐着性子陪美国走完这一段！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西路军”的下场远比刘亚洲所披露的更悲惨、更恐怖》发布后，一位叫“true? ”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刚开始看还觉得是这么回事，到后面那么多胡说八道，结果除了跟刘亚洲写的差不多的部分，别的都不可信了。再说你比刘亚洲早三十年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才说？估计是现在才在别人的要求下，参照了刘亚洲写的再添油加醋一番才编好吧。” 这位网友有所不知，早在三十一年前，也就是笔者成功逃离中国大陆的次年，就已经开始撰文披露自己所了解的关于“西路军”史实的第一手资料，真的不是“到现在才说”。当年的美国、香港、台湾等地都有很多的“反动刊物”，比如当时还是纸刊的《民主中国》，以香港的《开放》杂志等，都曾经发表过笔者的相关回忆文章，其中对于幸存女红军沦为“焦家婆姨”的故事，要比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更详细。 多年前笔者在我们的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一篇文章《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恐怖》中，也向读者听众们介绍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笔者作为甘肃省永昌县的“路线教育工作组”成员，于坐落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穷乡僻壤里的所见所闻。 当年的中国大陆上的“路线教育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抓所谓“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村地区的反映”，所以我刚进村就有才从城里下来不久的新“知识青年”向我这个“老知青”大惊小怪地警告说他们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说生产队长推荐的一个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老雇农竟敢对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胡说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还过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饿饥慌了(饿极了的意思)。 被这件事情吓白了脸的生产队长赶紧把那老雇农和他的婆姨（女人或妻子之意)找来，我发现那老妇人竟然是四川口音。 笔者截止当年被迫“上山下乡”之前的十年左右时间都是生活在一个大型国企的家属区里，因为当时全国动员“支援三线建设”的原因，这个家属区里的一些孩子是随父母从东北鞍山或者四川攀枝花等地迁过去的，所以笔者从小就对东北、四川等地的口音十分熟悉。 生产队长拼命向我解释说:“他们两人一是没有文化，二是也老糊涂了，工作组同志你千万别把他们的话当个事情。再说，这老婆子也不容易，国民党的那个时候还是个女红军，让马匪的回回兵给……” 队长说到这里看见那老夫妇的眼里冒着凶光，不敢再说下去。我赶紧安慰老夫妇说:“你们都没有文化，说错话没关系，以后别再乱说了就行。” “错个了球!”老雇农不顾婆姨的阻拦，张口开骂：“国民党的时候我给地主当了二十年长工，只要干活就能有饭吃。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干活的比不干活的饿死的还快。现在比六零年好点也好的不多。四十年前我是这搭(即这个地方)最穷的人，可是再穷也还把这个红军婆姨养活了。现在可好，一个村里就有二十多个三十大几的汉子没有婆姨。四川来的女子百八十斤全国粮票就能换一个，穷汉子们还是换不起。队里让我给城里来的青年讲‘新社会’的甜。啥叫个甜?糖才叫个甜，可我老汉已经二十多年没尝过糖是个啥滋味了。城里来的青年说我是反革命，他们知道个啥?我就是个反革命又能把我做个啥?大不了来把我这老汉球咬掉。” 我们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1937年12月，毛泽东在召见李先念等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评论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如此不顾事实，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论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数侥幸活了下来的前“西路军”将领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后被中共党史、军史界誉为“给西路军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军”疑》，才为还原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打开缺口。 而正是这位朱玉教授，就曾经关注过笔者一九九三年在境外刊物上发表的讲述徐先前一九三七年流落甘肃省永昌县双湾地区的故事。这是当地一个曾经管过“知青“工作的前公社干部写信告诉我的。他本人就是在天生坑长大的。 西路军战败后，像李先念、徐向前等将领们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在逃亡的路上再也不可以有往日“革命首长”的威风了。刘亚洲的岳父李先念当时率领着几十人逃进深山与狼共舞，过了好长一段土匪不像土匪，乞丐不像乞丐的生活，历尽千难万险才到了新疆，后来被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陈云找到保送到延安，并向毛泽东引荐。这就是毛泽东去世后的十几年里李先念紧紧追随陈云，共同与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对抗的历史原因。 一九七三年笔者在永昌县地处腾格里沙漠边陲的双湾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一个当地农民给我讲述过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一篇标题为《红朝的那些事情》的网文中记述说：……这一天晚上，陈昌浩、徐向前和警卫排黯然离开部队，很难想象陈昌浩的心情：他的老婆张琴秋也在大部队里，而陈昌浩却要扔下她和战友们，独自逃命。 陈昌浩和徐向前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他们离开大部队后，在当地碰到一个汉族医生，叫但复三。 但复三是个讲义气的人。看到两个红军首长落难，硬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他们在家里过宿。第二天,徐向前打扮成放羊的流民，一路要饭过了黄河，又翻过六盘山，终于同援西军会合；陈昌浩却比较倒霉，他发了高烧病了一场，病好后没有去陕北，而是让但复三陪着去了西安；在西安没找到延安办事处，又回了湖北老家，最后从西安转到耀县，千辛万苦才回到延安。 该文中说：陈昌浩和徐向前走了，西路军还有两千多人，分成三路突围。其中由伤病员、妇女组成的分队几乎全部损失……。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焦家婆姨”，想必就应该是被陈昌浩、徐向前等将领们抛下的“妇女分队”的成员之一。 中共党史资料中介绍说：当时的马家军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各个山头把守更严了，他们不认识徐向前，因此严密盘查，见人就抓，抓起来就审问是不是徐向前、认识不认识徐向前……。 至于徐向前日后的遭遇，笔者听到的故事是：徐向前当时为躲避马家军的追剿，装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拉着一口白骆驼。当地虽然骆驼很多，但白色的很少见，所以徐向前的一口白骆驼加上一副水晶石的眼镜，就显得有几分仙气了。但因为此地交通不便，平时极少有外地人造访到此。所以徐向前的一口浓浓的外地口音使当地人不用问就明白他十有八九是被马家军打败的红军，人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被马家军以“通匪”罪名满门抄斩。 当年的双湾公社如今早已更名为双湾镇。辖区内有一个叫天生坑的村落，当年流落到此的徐向前曾用一个金戒指向当地一个姓黄的地主换了一盆面条吃。这个地主难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所以还把戒指丢进灶火里烧了半天。 这个地主当时大着胆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诉了他去新疆的路线，临别时还给他带了几个白面馍(当地的馍馍蒸得很大，一个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本人也确实像李先念日后的纪念文章里写的那样，即使在打了败仗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也“毫不灰心丧气”，坚信“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早晚的事。所以。临走时给那个地主写了一张条子，嘱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后也许用得着”。 当时的徐向前打听了去新疆的路线，但此后却反其道去了凉州（今名武威），继而又从凉州去了陕北，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年的这个地主当然不可能预想到有一天中国大陆会是中国共产党坐了天下，只是因为觉得这个“算命先生”不像个凡人，所以真把那张字条缝在棉袄里子里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这个地主因为曾逼死过人命而被判处死刑，听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枪毙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于是拆开袄里子，向军管会的人出示了那张条子。地方军管会的人对此辨不出真伪，于是把条子上交甘肃省军管会，省军管会又电报中共中央，回答是“确有此事”。 结果，这个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后来因为在监狱里表现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释放回家了……。 一九六零年前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甘肃省是中国大陆上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笔者曾经在网络上读到过数篇披露三年大饥荒时甘肃省的具体情况。 1960年是甘肃大饥饿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区都呈现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惨景：张掖专区整体死亡率高达45.06‰，死亡人数103217人，自然增长率呈-26.78‰，人口自然减员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达43.57‰，死亡人数16129人，自然增长率呈-28. 21‰，自然减员10442人；张掖市人口死亡率高达6. 46‰，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3.21‰，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高台县死亡率竟高达72.04‰，死亡人数11262人，自然增长呈-65 29‰，自然减员10206人。此外，武威专区人口呈负增长的有永昌县，人口自然增长为-20.77‰，民勤县为-35.30‰，武威县为-26.78‰，敦煌县为-8.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内。 前面所说的徐向前曾用金戒指换面条吃的那个双湾公社（今双湾镇）的天生坑，就是永昌县与民勤县交界的地方。 当时的双湾公社境内连死带跑，共损失了近一半人口，天生坑大队甚至出现过数起活人吃死娃娃肉的情景。徐向前的救命恩人在自己已经饿得全身浮肿，卧床不起的时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家人指点了当年他曾给徐向前指点过的去新疆的路线，让家人到那里去讨一条生路。 这个可怜的老人虽然一九五零年没有被枪毙，但最终还等于是死在共产党手里了。日后的当地老百姓都已经明白过来，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合作化”和“大跃进”，自然灾害再严重也还不至于大量饿死人甚至于活人吃死人。 当年中共的西路军被打败后的流落人员虽然吃尽了人间苦难，但最惨的也还能讨到口饭吃以苟延生命。如果像共产党治下的一九六零年那样，当地人都被饿死无数，甭说草根树皮，观音土都没处找去，哪来的剩饭给外来的人吃?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我是一九六二年随父母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当时我只有七岁，祁连山脚下的景象给我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坟比树多。 当地人说:这里的坟，一百座里有九十九座都是里面没有棺材的。坟里面的人不是多年前被马回回杀死的，就是一九六零年前后被饿死的。 笔者早在三十一年前发表在《民主中国》 杂志的文章中就已经感慨过：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间的新坟里装的都是被共产党饿死的人，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旧坟里装的人到底应该说是被国民党杀死的，还是应该说是被共产党杀死的?如今，他们中的未亡人到老死的那一天都未敢对他们当年的那段历史做一番完全忠实于事实真相的重新评价，真不知他们的冤魂还要继续悲泣到何年何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正是在通过对当年“西路军”的历史的发掘，得出了“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的结论。 相比于李新，当年刘亚洲在其有关“西路军”史实的著述内容中，根本未着眼于揭露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或者说“追责毛泽东”的角度，只是更多着墨于西路军牺牲将士们的惨烈和幸存者的苦难。但这也正是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所严厉批判的所谓“拿党史国史说事”，“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 在《解放–女性与长征》一文中，刘亚洲回忆说：岳父（生前）不能看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那惨烈的情景一直噬着他的心。他曾对我讲：“石窝分兵时，我和李特、徐帅在山坡上开会，点着篝火，往下一看，真惨哪！密密麻麻，全是红军的尸体。”岳父语调尚平静，我心却悸动了。鼻翅发酸。 按照刘亚洲提供的史料统计，当年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约六十名，红四方面军近三千人。1932年，红四方面军建川陕苏区，发现当地男性深受烟毒之害，而女性承担着艰苦的劳动，有反压迫的要求，她们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具备了成为红色军人的条件，于是建立了通江妇女独立营，长征前扩编为妇女独立师……。 刘亚洲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三十年来，我不断接触西路军史料，被那些川籍女红军的壮举深深震撼。她们何来如此坚强的意志？只能有一个原因，缘于她们深重的苦难。男权社会最大特征就是无情压榨女性。女性境遇最悲惨，这从长征的战场上也可见一斑。西路军一个女战士掉了队，大家找到她时，她全身上下被割了上百刀，从头到脚已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却还未断气。一次，妇女独立团经过一个激战过的战场，看见被俘的女红军受尽凌辱的遗体，一个女战士一头撞上岩石自杀。 后来，女子独立师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多数战死，少部分滞留当地，被马匪军糟蹋或嫁人，更大的苦难开始了。2006年，我听说在河西走廊还剩下十六名西路军女战士，都已经回民化，生活异常困苦。我刚得一笔稿费，于是带十六万元赶赴河西。我来到一个叫邬秀莲的女红军家里，她有一个五岁的孙子，因为穷，只有孩子生病时才给他做了一碗“二米饭”。孙子说：“我不吃小米，我要吃大米。”邬秀莲一面流泪，一面从“二米饭”中拣出大米，一粒一粒喂孙子吃。村头垃圾里有两分钱，孙子捡回去给奶奶。奶奶大怒，命他立即扔回去。孙子在前面走，邬秀莲颤巍巍地跟在后面。 刘亚洲介绍说：苦难给予中国女性非凡的勇气。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其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妇女团战士，她们遭受了三重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饱受歧视；同时她们还遭受封建主义“贞节”观的折磨…… 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所作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对待问题必须持正确态度，不能遇到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就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奋斗。” 习近平还说：“现在，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习近平这里所说的“问题”，就包括了对“文革”、对“反右”……,以及对“西路军”等历史遗案的评价问题。习近平在这篇讲话中开列出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的内容之一是“宣扬西方价值观”；之二就是“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并警告全党上下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给以回击，政权将会因此瓦解。 习近平这里抨击的所谓“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当然不是单指刘亚洲一人。但笔者在习近平这篇讲话被“泄密”后不久，确实听刘亚伟的朋友说过，曾经担任过王震秘书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向习近平和时任中共宣传总管刘云山“反映了刘亚洲‘专门揭露黑暗面’的严重问题”。 但事实上无论是刘亚洲还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等人所揭露出来的那些内容，远还没有纵深到触目惊心处。笔者本人年轻时在当年中共西路军浴血沙场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生活了十六年，熟知许多西路军的血泪故事，见过无数西路军死者的累累白骨，也了解过一些幸存者日后数十年来的悲惨遭遇。 刘亚洲文章中说他到河西走廊寻找流落当地的西路军女战士的时间是2006年，而笔者亲眼目睹西路军女战士悲惨遭遇的时间，比他刘亚洲早了整整三十年。 徐向前、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中共西路军当年战败的甘肃永昌、高台等地都位于祁连山北郦，山南是现青海省境。 一九七六年以前，永昌县城东一直有一片绵延十几华里的乱坟岗，少说也有上万座。当地上岁数的老乡们回忆说: 当年与中共西路军作战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马家军”，分属马步芳和马洪逵两股。而承担与中共西路军作战主攻任务的主要是马洪逵部。因为这支军队全部都由回族士兵组成，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回回兵”。 “马回回的骑兵就是在这片坟地上围住了共产党的红军。回回兵杀人比杀羊还麻利，再加上他们省下子弹能换大烟土，所以，死了的红军没有几个是被用枪打的，大多是马刀劈死或者战马踩死的。” 死者或身首分离，或残腿缺臂。男人被取心挖眼者有之；女人被活活奸死者有之，被刀劈马踏致死，死后又被奸尸者亦有之……。“那个阵势，着实怕人的很!” 惨案发生的几十年之后，一个当时亲眼目睹过马家军屠杀中共西路军将士场面的当地老人一说起那件事情仍还是满脸惊恐的表情。 血战结束以后，马洪逵挥师乘胜向西追击，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几天后，当地人实在受不了尸体的腐臭味道和野狗恶狼的日夜嚎叫，鸣锣召集各户青壮劳力出工就地掩埋尸体。 因为懒得挖坑，所以哪里有尸体就在哪里就地堆起一堆土来，成千上万个坟堆就是这样起来的。一个小的坟堆里可能埋一个，两个；一个大的坟堆里埋五个、八个不等，埋十来个的也有。 老乡们说，回回兵当然也有死的，但比红军少多了。平均埋十个尸体里最多有一个回回兵的。他们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具尸体，只是还记得当时周围几个村的人家家都吃回回兵的死马肉。连着几十天还吃不完。 就在这片乱坟岗中间，当年坐落着中共建政之后为“专政”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甘肃省最大的劳改农场——土佛寺劳改农场。其中的一个劳改中队关的全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西北甘肃、宁夏、青海几省捕获的国民党低级战犯(团级以下，连级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马步芳、马洪逵的旧部。 从落入中共之手开始，这些人没有节日，没有假期。没法出工的雨雪天才是他们的休息日。平时见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休息时就一人倚一座坟堆卷支烟抽。服刑时间最长者，前后伴着这无数个坟丘渡过了自己一生中的二十四个春秋。 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像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被党的教育感化政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真的从内心深处向他们脚下的无数冤魂千万次的忏悔；诚心诚意地“要用劳动改造的汗水洗刷沾满自己双手的红军烈士鲜血”；发自肺腑地感谢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念旧恶，没有让他们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可惜，他们无法想象当年他们欠下的血债实际上正是他们千恩万谢的毛泽东借刀杀人、剪除异己之过。不然，又该作何感想!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笔者来到了坐落在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生产队，当时属于永昌县南坝公社。刚被接进村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姑娘牵着她的盲眼爷爷在路边卖唱。从口音可以听出他们是从被共产党称为“革命老区”的陇东两当、会宁一带来的——当年习仲勋在这里发迹，中共红一方面军(即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也是在这一带。 在毛泽东时代，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几乎到处可见从习仲勋当年建立的“革命老区”来的要饭者，而且手里都持有盖着某某公社“革命委员会”大印的“介绍信”……。 盲眼老汉一遍一遍地用《陇东道情》的调子唱道:“一唱毛主席，吃饭就想起了你，大米白面有地是，肚子吃得饱饱地；二唱毛主席，行路就想起了你……” 每唱完一遍，就跪起身来向围观者哀告着:“人都饿得路也走不动了，行行好给上些吃的吧，给上些吃的吧!” 姑娘则把手里的一只破碗伸向每个人的脸前。 姑娘少说有十三、四岁了，但下身没有穿裤子，上身一件千补百纳的破棉袄上垂下一块烂布条用以摭羞。 几个自己也是衣不遮体的小伙子猥亵地调笑那姑娘:“丫头，你把袄往上撩一下就给你个馍馍。” 在村子里，笔者听到一个老妇人说话居然是四川口音，生产队长介绍说，这老婆子来我们这搭已经四十年了，刚来的时候，头上的虱子都滚成了蛋蛋，两个脚磨烂了的地方爬满了下蛆的苍蝇。身上没件衣服，就是一条破毛毡中间开个洞从头上套下来裹着身子。她现在的丈夫那个时候是这村里最穷的一个，一直没有钱买彩礼娶婆姨，所以就把她要了。 四十年过去后，村里仍然也没一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女红军战士到底叫什么名字。因为收容他的男人姓焦，所以从老人到孩子都称她“焦家婆姨”。 “她怎么也没生养?”我问。 “红军被打败以后，象焦家婆姨这样的女共产党只要落到马匪手里，哪个都要被几十个回回兵轮着日(奸污的意思)过，身子都坏了，哪还能养出孩子?”队长回答说。 在公社里，，我问民政干事，为什么政府对焦家婆姨那样的人不能给点照顾。民政干事告诉我，整个永昌县里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这样的人，仅南坝一个公社就有二十多个，多数都是女的。政府一是没法证明这些人的真正来历；二是上面从来没有指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象焦家婆姨只能凭一口四川话证明自己的来历，别的公社还有几个身上至今保藏着当年的共产党党证的老婆子呢。那党证虽说是马粪纸印的，但上面确实也画着镰刀斧头。公社干部要替她们把党证送到省档案馆核对，可她们都死活不肯交。 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中国共产党当年也还曾有过党证。 当年的这个“焦家婆姨”并不是最惨的。另外一个生产队召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会”时，笔者亲耳听到被押上台接受批判的“黑五类分子”，一个“戴帽子”的“富农婆”在会上坚持辩白说她当年是红军战士，被马匪打散以前入了党，还交过一次党费。因为她当时被打伤后躺在死尸堆里，所以幸免没有被回回兵捕获。当地人把她救活后即就地下嫁，没成想她嫁的这个人在共产党1949年发动“土地改革”时，因为有二十多亩地被定成了富农成分，她本人也成了“富农婆”。 每次开斗争会，她都要哭诉解放前她跟着那个富农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天天挨打受骂，原因是那富农接她回去的当天晚上发现她早已经被“破了瓜”(即不是处女)。 贫下中农们由此要求她控诉国民党匪帮对她的迫害，她却坚持说自己从没有被回回兵糟蹋过，被“破了瓜”是因为在革命队伍里的时候被首长召去“关心首长身体健康”所导致。首长亲口跟她说过，革命成功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娶她为妻。她到底没有等到这一天是她自己没有福气，但也不应该把她当成坏人对待。 因为这番言论，贫下中农们认为她态度不老实，所以别的“地富分子”大都陆续被“摘了帽子”(即恢复其公民权)了，只有她仍然还是“阶级敌人”。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被统称作“黑五类分子”，要接受“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管制。“党的政策”规定他们同被监外执行的刑事犯同等待遇，但实际上还不如。 表现好的“黑五类”可以被“摘掉分子帽子”，结束管制，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但政治上被歧视实际上是终身的，而且还要殃及子女。 后续的介绍内容，留给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曾经被江泽民选中为三十个军中重点培养对象之一的刘亚洲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张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证明他绝对没可能得宠于“武大开店“心态经营自己干部队伍的习近平。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笔者能够查找到的中国大陆上的点名批判刘亚洲的文章，是2007年首刊于《求索阁》杂志的文章《评判刘亚洲的文化和思想的超限战》。当时的刘亚洲还只是空军中将军衔，官拜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并因此职务而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安排为中纪委委员。 十七大就是习近平从中央委员直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一届党代会。 这篇打响了批刘第一枪的文章作者显然不是毛派老左，仅一小粉红而已。不过，虽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但这位小粉红当时还是不敢以真名示人，只敢以“佚名”的笔名发表之。 该文章一开始就说：“我对刘亚洲的关注，始于很多年以前，而不是现在在网上，在我还读中学时候，对军事、国际政治和外交都很感兴趣，因此刘亚洲所著的《恶魔导演的战争》，《攻击、攻击、再攻击》等军事著作拜读过多篇（好像还有关于格林纳达、叙利亚等题材的军事文学著作），当时我国与美国处于一种相对的蜜月状态，而且本人也还年轻，也就对刘亚洲的著作局限于军事方面的理解。最近，《金门战役检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对话》、《大国策》、《“二把手”刘少奇》等等刘亚洲的文章不断见诸于网络，直到最近据说在05年1月02日在昆明军区的讲话《信念与道德》，一一读过之后，心里有一种感觉，刘亚洲在此时此刻在网络上以本名不断发布文章（无疑刘亚洲的空军中将、副政委的身份决不会不引人注目的），绝非简单之事，他的文章所表达观点和要达到的目的也绝非一个简单的军事变革而已。” 这位“佚名”作者继续说道：“表面上，刘亚洲是通过对近几年的美国和西方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全球化的浪潮的分析中看到了我国和我军的不足，提出了很多要解放思想、改革的观点，也以一个热爱国家的军人自居，可是在这些文章的背后，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和观点背后，真正透漏出来的却是一种骨子里的“崇美、恐美”情节，到了《信念与道德》中，已经上升到了从文化和文明高度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全面“投降”的程度了。诚然，在中国，像刘亚洲一样有相同情结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中国近几年来改革开放、自由民主的一种体现，我也懒得去说。可是，以刘亚洲的特殊身份，他的观点在军内、民间乃至在中央决策层的影响，却是我等普通百姓所不能不注意到的。” 这篇文章里着重批判的刘亚洲的作品《信念与道德》，其实是刘亚洲本从没有发表过的一篇内部讲话的录音稿整理，内容似乎没有主题，读起来感觉比较零乱。而且录音整理之后通过网络传播开来，似乎也不是刘亚洲的初衷。由刘亚洲本人编辑整理后授权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亚洲文集》一至九卷里似乎也没有收录此文。 推算一下，刘亚洲发表该讲话的时间不是2005年，而是2002年11或12月，是当时任职成都空军政委的刘亚洲在本部队的内部讲话。他在讲话一开始就说：“今天，本来是要到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的，但我嫌那个地方太大。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主席台上，你们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样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教室，就是想拉近与同志们的距离。我不是做你们大家已经习惯的、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么一讲，你们就那么一听，也不要记，也不要录音。讲错的地方我自己负责。与其他领导同志给你们做的报告相比，我讲的东西起点低，没高度、也没什么深度，不像他们的报告又是‘高举 ’，又是‘深入’的，气势恢宏。我总是从小处着手。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信念问题，第二个是道德问题。” 日后，有中国大陆的毛左发表的批判文章里痛斥刘亚洲这是在赤裸裸地讽刺习近平，但事实上当时的刘亚洲讲这番讲话时，中共总书记还是江泽民，而习近平当时的职务还只是浙江省委书记，刚刚在十六大上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升格为中央委员。 相比于当时的习近平，刘亚洲的成都空军政委是正军级，不过已经被当时以江泽民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内部定为重点培养的三十名正军职干部之一。 刘亚洲自己在这篇讲话里透露说：去年（应该是指2001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 刘亚洲这里所说的“甚至更高”，当然指的就是军委副主席。被刘亚洲文中提到的三个空军军官之一何为荣较少为外界所知，他是在参加这个“将军班”之后以几个月即被从正军级晋升副大军区级，官至当时的空军参谋长。 说起来，这个何为荣出生于1949年，许其亮出生于1950年，相比他们两人，出生于1952年的刘亚洲当时相对更具年龄优势。 查许其亮的官方简历，其中一句是1999－2004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其间：2001.03－2001.07国防大学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学习）。 刘亚洲在这份讲话里两次提到了许其亮。他在讲话是最后一部分里说道：很多同志对我国的干部年龄制度有微词。年龄制度是对民主选拔干部机制诸多践踏中比较厉害的一种。应惟才是举，而非惟年龄是举。有人五十岁就不行了。托尔斯泰八十岁还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干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干部像打枪一样，有个”抛物线”，要取”最佳值”。我给你们举沈空许其亮司令员的例子。许司令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我说我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人。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岁就当了大军区副职，马上就十个年头了。”大限”已到，年纪尚轻。我对一个总政徐才厚主任说：许其亮如果退了，那将是人民解放军的笑话。他以大区副职之身退下来，竟还不到一个师长的最高服役年限。师长最高服役年龄是五十五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期。 话里话外，明显可以看出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女婿的刘亚洲对许其亮的巴结之嫌。事实上当时的许其亮虽然暂时还是副大军区级，但他已经是十四和十五两届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说比当今圣上习近平还早了五年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且也是和习近平一样在十六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所以在当时被刘亚洲在内部讲话中极尽夸赞的许其亮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因为任职年满十年从大区副职退下来的“如果”。 而后来呢，许其亮这个被刘亚洲称赞为“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竟真是被习近平相中并提升为军中政治总管。此人在胡锦涛时代被从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提升至副总参谋长，然后于2007年回到空军任司令员并晋升空军上将衔。 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和习近平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许其亮“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成为军队主要领导人之一。 2012年11月，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在正式宣布习近平接班胡锦涛的同时，决定增补许其亮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晋升副国级，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此开始他领导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十年历史。。 在同年11月15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许其亮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17年10月25日，许其亮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2022年10月22日，72岁的许其亮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在今年3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卸任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一职退休。 至此，比刘亚洲年长两岁的许其亮结束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军旅生涯。而比他年轻两岁的刘亚洲，不但没有因为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一个”而被习近平重用，反而是在年满六十五岁的当年被习近平下令直接“一退到底”。 请注意，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被安排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从上届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成为（第一）副主席的许其亮在当时的习近平眼中无疑是军内最倚重的人物，所以十九大召开之前的军内人事大调整，无疑是他许其亮在习近平亲自领导下主抓。所以说刘亚洲此前对他许其亮的阿谀似乎并未奏效，更大的可能是习近平对刘亚洲不感冒所以许其与亮即使曾经与刘亚洲是惺惺惜惺惺，此时也是爱莫能助。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句，凡是在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因为年龄卸任或者退役的省级地方党政一把手也好，军区大军区正职（正战区职）军政主官也好，“退下来”的同时，正常待遇是被临时安排进入全国政协或者全国人大。原因就是他们这批人当时大都还具备当届中央委员的身份，失去这一身份还要等下届党代会的召开。而在下届党代会召开之前，总得让他们有一个具体的职务，政协常委也好，全国人大的某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也好。 所以说，像2017年初的刘亚洲那样， 被宣布退役之后就只剩下个十八届中央委员的空“衔”，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政治处分。 完成这篇文章之前读到邓聿文的文章《刘亚洲因为何事开罪习近平？》文中说：“刘是2017年在国防大学政委的任上退的，值得注意的是，他退的时候，到省部级65岁的退休年龄尚差几月。虽然未到点即退也常发生，但一般都会安排在二线过渡一下，而刘没有安排，直接退下来。也许这并不能特别说明什么，可能和他在军中任职有关，军队高官退下来一般都不会安排在人大政协任职……。 聿文兄所言差矣！笔者已经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举出了比他刘亚洲早一年退役的刘源，被宣布退役的当天即被宣布增补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另外，笔者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也还举出与 刘亚洲同龄也是同时被宣布退役的孙建国海军上将，贾廷安上将、王教成上将的例子，都能证明刘亚洲当时已经被习近平给以“不公正”的待遇了。 有观点认为:“刘亚洲与江泽民派系走得比较近，是他被拿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刘亚洲是在江泽民时代发迹，升任少将、中将。他的岳父李先念做过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是李先念和陈云推荐给邓小平从而当上总书记的。” 笔者对把习近平与江泽民对立的分析一向不以为然，但一定要把刘亚洲说成所谓“亲江派 ”的话，如上刘亚洲二十年前的这篇内部讲话中透露出的关键内容之一，他当年成为重点培养的三十名正军职干部之一并进入专门开设的培训班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政治孵化”，毫无疑问是江泽民的钦点。 至于习近平对他刘亚洲的不感冒，笔者相信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刘亚洲的“张狂”甚至一度有点“自我膨胀”，绝非习近平所能容忍和接纳。。 刘亚洲在这次演讲中说：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即当时被江泽民亲自选定定进入“培训班”的包括刘亚洲本人在内的30个时任正军职军官)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宁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以及我党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 “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去！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 读罢这一段，相信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一直都是以“武大郞开店”心态考察和检验自己的干部队伍的习近平，怎么可能容得下刘亚洲这种口无遮拦的“干部子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