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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一些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领,为了缓解工作压力或者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将部分工作“外包”给公司之外的自由职业者。外包内容包罗万象,从制作PPT到撰写文案、到项目方案设计和写程序,都可以花更少的钱找人替自己干活,甚至形成多层次的“外包链条”。这种现象引发了关于职场剥削、就业市场、劳动法规等方面的广泛讨论。 白领外包工作 “二牛马”群体悄然崛起 接活的自由职业者可能是尚未找到全职工作的大学生,也可能是失业的前职场人,或者拥有一定空闲时间的全职育儿妈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接活,但是相对来说待遇较低,也没有五险一金,被网民戏称为“二牛马”。有的“二牛马”甚至把接到的活再次外包,分放给“三牛马”甚至“四牛马”。 近日,一篇名为“时薪20元,我把工作报给在校大学生”的文章在网络引起广泛关注和转发。 文章描述了一位名叫Nico的金融公司女白领,在长时间通勤、工作任务重和照顾孩子的压力下,把自己的文书工作通过社交媒体以每小时20元的价格外包给了几个代工者。 认为性价比非常高的Nico前后找了好几次“二牛马”,成功熬过年末大劫。不过,她有些担心暴露,因为她觉得没有哪个公司的领导可以认同这种外包的工作方式。 文章还描写了其他几个角色:从当文案策划“二牛马”开始、如今因为活儿太多把自己发展成了中介、往下找“三牛马”的阿青;从高中结束就开始接活、接过1块钱一份的检讨书也接过整整一年中学历史课教案的小雨;还有遇到过拒不付款和要求写变态色情小说的奇葩甲方的海星。 最初发表于搜狐的这篇文章下面引来了大量身同感受的评论。 一位广东网友回复说:“我们部门就是这样干。大家说好,取消部门活动,每月6个人,每人出500,总监出1000,把所有策划案、设计都私下找学生外包了,天天上班比以前轻松多了,办公室喝喝茶就好。”也有人戏谑的评论:“只要学生够努力,社会就能喘口气。” 还有网友感到忿忿不平。一位湖北的用户说:“说白了就是一级又一级的向下剥削,那这个产品、工作什么的,能做好才怪;”还有一位评价道:“20元一小时是剥削行为,比最低工资标准还低,都是有文化的大学生,别这样好不?”结果,这条贴引来了“比20时薪少的比比皆是”和“20元已经是兼职届的中上水平了”的回复。 史上最有名外包案:美国码农找了中国“二牛马” 史上轰动一时的外包大案发生在2012年的美国。一位名叫Bob的中年美国码农,供职于电信公司威讯(Verizon)多年,多次荣获“最佳程序员”称号,做事靠谱、为人低调。 2012年,威讯公司偶然发现,一个来自于中国沈阳的IP频繁使用Bob的账号登录公司的主服务器,而且虽然每天都登陆,但只是认真地写代码,没有任何攻击行为。 终于,在被公司领导约谈后,Bob交代了事实:年薪25万美元的他,用一年5万美元的价格,把工作统统外包给了位于沈阳的中国码农。Bob从此假装上班,但是其实一天到晚都在刷社交媒体、看猫咪视频、网购,一年还净赚20万。 被公司炒掉的Bob几个月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继续接单以及外包做中间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经济产物” 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位于中国、曾经当过也找过“二牛马”的白领周琦(应本人要求不透露其真实姓名)。周琦首先非常不认可“牛马”这个词,而是觉得“供应商”、“打工人”、或者“甲方”、“乙方”更合适。 “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打工人的市场,其实只要涉及到利润足够进行二次分配的商业交易,都可以进行外包,”周琦说。 周琦总结外包现象的特点时说,只有利润足够高的情况下,外包才有意义。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老板也不会追究。“打工人本身可以拿到比较高额的工资,但又不想花费力气在一些无意义的内耗工作上,就可以把简单重复的工作,外包给外面的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有些是不工作的妈妈,有些是失业人士,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获得一份收入,哪怕是很微薄的收入,对于待业人群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个动态的合作过程,”他举例说:“假如今年接单者接到老板给的项目提成是1000块,他以700的价格分发出去,自己赚到300。他们维持一个稳定合作的关系。当明年提成的价格上涨到1200,甚至1500,接单者仍然可以按照700分发出去,这就是利润的来源。” 不过,周琦接着解释:“如果一单的提成被老板压缩成700快,那接单者往外分发的时候肯定会压价,把价格压到400或者300,看是否有人接单。一旦没人接单,那证明这个价格在市场上行不通了,干脆只能自己干。” 劳动法是否形同虚设,不加班到底有无可能?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创始人李强告诉美国之音,外包和廉价劳动力现象广泛存在,一方面是“民不举官不究”,另一方面也是当今社会白领的工作任务过于繁重。 “主要还是竞争,现在不好找工作。我觉得大部分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打工人做不好这个工作,完不成这个业绩,马上就没有工作了,这个很现实的。” 李强解释说,他接触了不少在中国有过工作经验的白领,其中一些人的工作时长高达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甚至997(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7天)。“外包的活可能都是一些最基础的活,可能技术含量没那么高。工作动辄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外包出去他轻松点,老板也默许。” 周琦不认为外包现象和失业率有什么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这跟内卷不内卷,失业不失业没什么关系。有足够的利润,那些聪明的人就会想办法把一些重复性的、自己不相干的工作,外包给有需要的人。市场也会在几次合作之后,给到一个公正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李强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政府在约谈民营企业,要求控制加班现象。他说:“现在整个就业不好,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因素。为什么现在提倡大家不要再加班了,就是想扩大就业人口。现在竞争非常激烈,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不加班工作就会增加很多。如果一个人一周工作七十个小时,那压缩到四十个或者五十个小时,工作就会多出来,就会增加就业率。现在是在鼓励这些企业自觉行动,下一步政府可能会强行要求把工作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现在没有办法了,因为有太多的失业人口了。” 不过,李强也认为,这个举措“现在就是走走看,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 中国政府“反内卷”政策 试图控制加班文化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说,2月上旬,美的、海尔多家工厂的员工收到“取消常规加班,严控工作时长”的通知。中国《界面新闻》“2025年反内卷第一枪”的报道说,3月上旬,三家中国公司因为员工下班时间在社交平台登上热搜榜引发讨论:大疆“强制员工9点下班”,美的“被曝强制6点20下班”,海尔“加班必须提前一周审批”。 3月12日,联想集团公众号发布文章《这里的夜晚静悄悄》,称“反对996,大部分人都能准时下班“、“不打卡,灵活办公,不会形式主义地要求几点下班”,因为“真正的竞争力来自科技创新,而非无意义的内耗”。 强制下班在各大企业并非新鲜之事,早在2021年,互联网公司就走在大疆、美的这些制造业公司的前面开始鼓励减少加班。字节跳动和快手宣布加班得“按需申请”;腾讯旗下光子工作室要求工作日晚上9点之前必须离开办公区域;美团优选恢复双休,调整工作节奏。 但是,四年之后的今天,“强制下班”被重新提及,恶化的内卷式竞争还惊动了中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7月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2025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当天,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内卷式”竞争。 此外,欧盟于2024年11月19日正式通过的《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也被一些业界人士认为是悬在产品出口欧洲的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该条例禁止在欧盟市场上投放、提供或出口任何使用强迫劳动制成的产品。 《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 11 项指标来定义强迫劳动,包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过度加班”。
这事官媒几乎没有报道,就算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嘴,里面敏感话题是能省则省。 早上看到一个让人有点幸灾乐祸,又有点难过,也有点报复快感的新闻,就是各种情绪夹杂在一起——第五次中瑞劳工对话在伯尔尼进行,瑞士呼吁中国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权益及基本原则。 瑞士在会议上强调,八小时工作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网络图片 同样,这事官媒几乎没有报道,就算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嘴,里面敏感话题是能省则省,参考外交部的表达方式: 基本看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只是瑞士这下打脸着实有点疼,打到七寸上了。 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么多年一直很难得到保障,这已经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 不管啥人啥机构来洗,都洗不白。 可以说八小时工作制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劳动者向往的乐园,尽管我们有完善的劳动法来保护劳动者,但是没用,因为我们的执法队伍永远是被动执法。 坐在办公室等受害人送材料上来再做判断,主动出击不存在的。 所以这就给了企业很大的操作空间,除了事业单位公务员还有一些遵纪守法的外企,可以说绝大部分中国企业都存在违法用工的情况。 咱就不谈什么不给交社保,996这些一看就知道违法的行为,很多中小企业给你按最低工资交社保,这已经算守法企业啦。 真的,就算在上海,我都没看到几家真正按照员工工资交社保的中小企业,放眼全国其他地方就更不谈了。 如果监管部门真的上纲上线,整个就业环境可能就崩盘了。 所以现在企业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已经到了不敢碰又不能碰的地步。 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如履薄冰,中小微企业也是苦逼得要死,别说给劳动者交最低的社保,哪怕不交社保,只要没人举报,监管部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毕竟国民经济就是靠这些毛细血管顶着的,要知道这些中小微企业承载了80%的就业人口,最终产值只有整个社会生产总值的20%。 可想而知它们活得有多艰难,碰了立刻死给你看。 但是你不碰,只能苦一苦打工人了,企业违法成本全部摊在他们身上,再加上复杂的劳动仲裁流程,让违法企业更是有恃无恐。 你花时间花精力去劳动仲裁,最终得到的结果甚至有可能亏本的。 再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仲裁成功了,企业最多也就是把它原来应该给你的那部分给你,对于企业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损失,也没有监管部门对它进行处罚。 哪怕有一小部分人去仲裁并成功了,企业也是获利的,要知道企业完全遵守劳动法,付出的金钱不知道比员工仲裁要多多少倍。 所以打工人和企业的矛盾已经深入膏肓,在利益的分配下,永远不可调解,打工人永远是弱势群体。 但是这种现象合理吗? 跟房地产一样,看着许家印们造了那么多烂尾楼,掏空了购房者的六个钱包,却买回来一屁股负债。 实际上真正赚到大钱的是房地产商吗? 不是呀。 同理,即便在劳动法几乎不存在的环境下,中小微企业赚到钱了吗,没有呀,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才2.5年。 企业没赚到钱,劳动者没赚到钱,请问钱到底到哪里去了? 但最终的劳资矛盾,却又存在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真是妙不可言。 这次连瑞士都看不下去了,提出保护劳工基本权益,这跟当初马斯克说的,对自己的同胞要好一点是一个意思。 可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劳资矛盾的根源在我看来并不在企业,如何减轻企业负担,加强劳动法的执法力度,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改善中国的劳资环境。 纯粹就劳动法谈劳动法,是没有意义的。 我还看到一些不知道什么物种说,这是瑞士想要挑动中国内部矛盾,扰乱国内经济。 因为国内企业做的代工没有核心技术,利润太小,而大部分剩余价值都被欧美企业垄断了,所以他们可以享受高福利,而我们只能赚点蝇头小利糊口。 一旦引发对立,反而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现象。 我真不知道这种人到底长没长屁眼。 据我所知,除了欧美和中国以外,全世界上还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是依然遵守劳动法,并且有很长的假期。 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按5天带薪休假算,中国排名仅在180位左右,即使我们取劳动法上限15天,也只能排到100位左右,实际能不能休到还另算。 难道排在中国前面的都是发达国家吗? 此外,2022年中国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为24.2%,瑞士(59.2%),美国(53.57%),德国(53.13%)和冰岛(53.12%)、斯洛文尼亚(52.76%)。 其中斯洛文尼亚就不是什么发达国家。 如果觉得跟欧洲国家比有点遥远,还可以跟越南比比。 根据2022年越南居民生活水平调查的初步结果,越南居民的人均月收入为460万越南盾,同比上涨9.5%——按年计算的人均收入在5520万越南盾左右,大约是人均GDP的57.64%。 人家虽然赚的绝对值不多,但是工资占比高啊。 所以很多事情就不能研究太深,不然心里堵得慌。 这次瑞士提了一嘴,我不晓得会不会有所改变,毕竟面子一直比里子重要,你看那个鼠头鸭脖事件,如果没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助攻,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吗? 希望有所改变,假希望总比没希望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七叔东山再起)
下午,我无意间刷到了格力电器总裁兼董事长董明珠女士在两天前接受凤凰网采访时的视频,由于是自动播放,就顺耳听了几句。 对于中国知名“企业家”的发言,我向来是不抱什么太大期待的,无非就是些诸如“996福报”之类的,但当她谈到“社会责任担当”时,我还是忍不住想听听这位“铁娘子”接下来要说些什么,结果好家伙,“企业家”的理解果然也是企业级的。 在被问到“创新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及问题”时,她表示,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担当,要自主培养人才,而不是“恶意挖人”、“抢劫人才”。 这两个词可以说是很重了,控诉之情溢于言表。她觉得人才的流失归根结底来自于其他企业的不正当竞争,换句话说,不是我留不住人才,而是你个不要脸的给的实在太多。 这样的解释不禁让我想到疫情期间,特斯拉上海工厂以及日韩企业撤资时给员工的所谓“恶意补贴”,不过董女士还是相当克制的,没有将这种行为称作“人口拐卖”。 正在我思考一个常年占据中国空调霸主地位的企业为何会担心留不住人才时,她接下来的话给了我答案。 董女士认为,竞业协议要求企业继续给员工发工资是不应该的,企业培养你十几年,理所当然不能到同业去。她建议国家出台合理流动制度,让企业更有信心培养人才。 众所周知,竞业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商业利益,当企业与员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之后,在竞业禁止期限 (一般为2年)内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企业同类(或相近)的业务。同时为了补偿员工在此期间的损失,企业每个月需向员工支付一定比例的竞业赔偿金,最低标准是任职最近一年内平均月薪的30%,至少需要支付三个月。 乍看起来,这项协议似乎没那么难以接受,但俗话说得好,“听其言,观其行”,别光看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 实际上,员工与企业往往处在一种极不平等的地位,这导致竞业协议被过度适用甚至滥用,比如将限制人员从原本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三类扩展覆盖到普通员工,也就是说,除了保洁阿姨,通通都要签。 网络图片 如果是在入职前还好,大可以拒绝,再找其他工作就完事儿,但有的企业会在工作期间或者员工离职时要求签署,前者拒签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离职风险,而后者拒签则可能拿不到离职证明。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统一标准定义上述三类人员,法院一般不会以员工不负有保密义务为由认定协议无效。 虽然这样类似于“核按钮”的机制很多时候并不会启动,以至于影响到员工的再择业,但自己的权柄却始终被对方握在手里,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除了限制对象的扩大,在对离职员工禁止期限内所能从事的行业限制上也存在类似现象,无论是同行亦或者有业务重叠的企业甚至包括本企业将来可能拓展的业务,都可以纳入禁止行列。 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身负竞业协议离职,便只能苦等期限结束,两年的赋闲对于很多领域的人才而言,很可能意味着落伍甚至荒废。 网络图片 也就是说,企业很容易利用其优势地位恣意扩大竞业禁止的范围,并约定一些加重员工义务、排除员工主要权利的显失公平条款。 而面对这些,员工一般难以抗衡,特别是在如今的就业压力下,就算是走仲裁或者诉讼,其成本也是难以承受的,更何况等漫长的诉讼结束,可能已经过了竞业禁止的期限,这样的结果对员工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即便是在如此糟糕的就业环境下,董女士还认为竞业协议要求企业继续给员工发工资是不应该的,而作为员工,特别是培养了十几年的员工,要对企业抱有感恩之心,尽到不要企业一分钱补偿,不去同业参与竞争的“义务”。这种“义务”显然是单方面的,企业可不会因为员工多年的付出而选择不将其淘汰。 放眼望去,企业与员工的不平等几乎充斥在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员工可以因为“给客户倒水太满被开除”,可以因为“不接董事长电话罚款一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劳资关系无疑是极其畸形的,员工在这样的关系中逐渐成了没有个人权利也无法正常行使个人权利的新型“奴隶”。可怖的是,当“奴隶”的机会还不是求则得之的,“你不做自然有人愿意做”。 这也是为什么像有董女士这样劳资观念的人,在公然藐视劳动法的情况下,却可以做大做强。而那些尊重劳动法的企业,他们的结果往往是在竞争中不被待见、落入下风,最终被排斥甚至被淘汰,而一旦劣币开始驱逐良币,染缸效应也就形成了。 当然,董女士的有一句话我是认同的,国家确实应该尽快出台合理的流动制度,不过不是为了保障企业,而是保护普罗大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牌恶棍)
大陆从1995年开始实行双休日,但仍有不少企业难以普及,甚至每周休一天都很难保证。据相关数据统计,企业周末双休的比例仅为22%,有网友悲叹:“双休好难!” 3月25日,微博用户“我不想再上班”整理了多个大陆私企的招聘信息,大多数企业每月只休息两天,有个别企业月休四天,甚至不提供五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以及加班费。有企业招聘人员说,“要求双休没事业心”,还嘲讽说,“继续做咸鱼。” (图片来源:微博) 据悉,大陆双休日从1995年开始实行,然而只是在政府机关及国企单位普及较好,在各个私企却很难普及,发达城市情况还好些,广大三四线城市根本难以实现,每周休一天都很难保证。 根据相关法规,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企业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每日加班不超1小时,最多不能超过3小时,每个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6小时。 企业是否遵守法律,关键在于有没有超工时,以及是否超过最多加班时限。但据了解,大多数公司、工厂的每周工作时长都超过了40小时,甚至很多双休的公司也都超了40小时,特别是许多互联网大厂还喊出996(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 对此,有不少有着类似经历的网友留言说: “强烈呼吁中小型及个人企业实行双休日,天朝的法律应该加以管制啊,要不这劳动法不就形同虚设吗?刚毕业那会,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有劳动法,但是上班几年我看到大多数单位都在亵渎法律,所以我在哪上班都怕,因为根本就没什么保障,企业一个比一个厉害。” “人事同志,请不要当资本家的狗。” “笑死,自己天天加班累的半死还以为自己真是资本家吗?” “还有早10晚1(凌晨1点)一周6天的问我干不干,我:……” “建议去找外企,问就是双休,入职快一年了,只周日加过一次班,而且第二周立马就给我调休了。” “我找工作的底线就是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正常放假,做不到这个的公司在五险一金上面也不会靠谱的,喜欢PUA的更不用去了。”
近日,一名自称是“上海哆爱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的用户在脉脉平台爆料称,因连续加班三个月感到身体不适,提出离职,并对HR(人力资源部门)表示害怕猝死。HR则回复称“猝死了再说吧”,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引发舆论热议。 目前,当事人李女士表示:”HR已经亲自打电话道歉,我接受了,事已至此,我也不再追究了,也希望大家能理性看待。” 根据爆料人发布的截图,曾说”猝死了再说吧”的HR表示,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立马将消息撤回了。其表示,对个人工作能力与情绪控制能力也十分失望,会反思并吸取教训。 3月17日,网友”好不起来了”发布消息称:“大无语……哆爱咪的HR真的好*啊!我提离职(审批单已经过了),我说身体不舒服害怕猝死,这HR竟然说’先猝死了再说吧’。她礼貌么?她礼貌么?她礼貌么?” 网络图片 在评论区,该网友还称:”我加了三个月的班,换来的就是一个过劳的身体和一句’猝死了再说吧’,真好笑。” 网传的聊天记录显示,一方质疑:”想走的时候就来办离职?正常流程是一个月,你不懂?” 另一方称:”离职时间我和制作人说过了的,他批了,我这两天一直在医院检查身体,我再上班,猝死了你负责?”接着对方回复:”猝死了再说吧。” 网络图片 有网络大V表示:”我很好奇现在作为公司HR对猝死两个字的敏感度已经这么低了么?连续高强度的工作会危害到员工身体健康且容易引发猝死,这是一个共识!” 经查询网友”好不起来了”为脉脉注册用户,已实名认证为上海哆爱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UI设计师。 该公司在招聘网站上明确写道“不加班、双休”,但当事人表示,“几乎每个周六都来加班,且离职加班调休不折现。” 天眼查APP显示,上海哆爱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法定代表人为滕尚,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含从事网络科技、数码科技、计算机及互联网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服务;电子商务;动漫设计制作等。 该公司所留两部手机,一部始终无人接听,一人接听后称自己是公司的财务人员,不知此事,随后以忙为由挂断电话。
近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在官方微博发布动态“今天周六,你为什么早起?”,希望与大陆网友互动,没想到评论区竟然出现大型翻车事故,大批网友统一回复“因为劳动法是摆设”,人民网随即删除原贴。 1月15日周六,人民网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动态,询问大众“今天周六,你为什么早起?”,结果评论区有大量网友回复同样的内容:“因为劳动法是摆设”,以此表达对996工作制的不满。 (图片来源:网络) 有不少网友大吐苦水:“上班啊,又不是所有公司都有双休”、“我都不知道还有周六,我每天都上班。”另有网友留言说,“因为今天第三次全市核酸。” (图片来源:网络) 还有网友看到评论区的大型翻车现场,表示自己“快笑死?”。 对此,有海外网友表示:“应该是想等一句“为中华崛起而加班”然后好精选置顶一下,结果周末网评员不上班。”、“微博离关闭评论功能不远了。” 看传媒记者经查询发现,人民网在周六时发布“你为什么早起”的早安互动帖文,一直是常规运营操作。以往,网友在该帖文评论区的互动比较正常,并未出现与此次类似的大型翻车现象。 随着网友评论渐热,翻车状况愈甚时,人民网微博删除了原帖。由于最新一条“你为什么早起”的帖文遭到人民网删除,大批网友又涌入了之前发布的相同内容动态的评论区继续盖楼留言,强调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图片来源:网络) 2021年9月3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996”模式可以休矣(养生杂谈)》的文章,批评996工作制违反劳动法,“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容侵犯,畸形加班文化当休矣”。不过,有评论指,这样的批评并不能改变大量996显性或隐性存在的现实。 “996”此前曾入选2019十大流行语。根据《咬文嚼字》编辑部解释称,“996”是指一种工作制度: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这种工作制度常出现在互联网等高科技公司。2019年3月,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们在网络上公开抵制“996”工作制。2019年4月12日,阿里巴巴的官方微博发布了马云的一段发言,马云称“996”是修来的福报,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弹。当天下午,马云立即回应,称“任何公司不应该,也不能强制员工996”。“996”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招致了社会各界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