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随着京东的参与，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许多人将焦点放在骑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从更深层的社会视角来看，或许应该反过来问——与其说是骑手需要社保，不如说是社保更需要骑手。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社保基金的现实压力，更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与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骑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吗？ 表面上看，为数百万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是出于关怀、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骑手们对社保的需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迫切。原因很简单：社保缴费的成本对他们来说过于高昂。 目前，大多数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优秀者能够月入过万，但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时间付出也远超常人。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标准，个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为社保费用。 对于这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以单量为收入核心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即便骑手有缴纳社保的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把这部分钱用来应对日常开销或其他紧急需求。 更何况，即便平台为骑手增加补贴，比如每单额外多支付1元，骑手也更可能选择直接拿到这笔现金，而不是用于缴纳社保。 原因在于，对于这些以“短期谋生”为目标的群体来说，眼前的生存压力远比未来的养老或医疗保障更加紧迫。 换句话说，骑手的首要诉求并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赚取更多收入、实现基本的生活质量。 网络图片 社保为什么需要骑手？ 与骑手对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保基金对骑手的“高需求”。 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外卖骑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据统计，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这些劳动者大多游离于传统社保体系之外，导致社保基金的缴费来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社保基金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甚至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扩大缴费基数、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为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无疑是填补这一缺口的潜在“金矿”。 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如果能将他们纳入社保体系，每年可为社保基金带来数百亿元的增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人社部门和外卖平台频频推动骑手参保。 与其说是为了改善骑手的生活质量，不如说是为了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 网络图片 比起交社保，骑手更在意什么？ 比起社保，外卖骑手更在意的是平台算法的限制和束缚。 外卖行业的工作强度之高，早已为人熟知。骑手们每天在高压的时间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罚款或差评。 平台对骑手的管理更多依赖冷冰冰的算法，而非人性化的关怀。对于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头的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份遥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劳动环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外卖骑手并不将这份工作视为长期职业，而是为了应对短期的生存压力。 正因如此，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劳动时间、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动地被纳入社保体系，增加一笔额外的支出。 网络图片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下的行业规范 实际上，推动外卖行业“正规化”的背后逻辑并不简单。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高度“丛林化”的灵活就业模式正在被迫转型。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持。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外卖行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骑手。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卖行业的“正规化”不仅是对劳动者的保护，更是对整个行业的重新调整。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规范化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无论是为骑手统一缴纳社保，还是改善劳动条件，都会增加平台的运营负担。 而这些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外卖价格上涨。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追求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该如何平衡？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诸葛咬金
6月24日，韩国京畿道华城Aricell电池厂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共有22名工人遇难。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死者中有17位为中国公民。 据媒体报道，这家工厂的100多位员工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女性，30-40岁，多是日结工。 “看到新闻，我先是震惊，然后是悲痛。”李楠说。 网络图片 今年39岁的李楠同为在韩国打工的中国朝鲜族，老家在辽宁沈阳。在他的印象里，早在20年前，就有吉林的中国朝鲜族偷渡到韩国打工，此后韩国因为生育率低导致劳动力缺乏，逐渐放开了非韩国籍朝鲜族合法赴韩打工的大门，李楠的父母和家里的几乎所有亲戚，都先后以各种方式来到韩国打工。 2013年，李楠追随父母的脚步来到韩国，成为了一个打工二代。十多年来，他在三星电子做过电视屏幕安装工，在汽车配件工厂的高温车间做过铸造工，现在在一家料理店当厨师。 在前两段工作中，他没有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缺乏医疗保障，在可能出现危险的工作中惴惴不安。实际上，这也是很多在韩务工的中国工人面临的窘境。 就纽约时报报道，“包括朝鲜族在内的中国人”，是“在韩国最大的移居劳动者集团”——该报列举数据称，在以临时就业签证访韩的约52.3万名外国人中，“有超过10万来自中国”。 火灾事件发生后，凤凰网查阅了近年来韩国媒体的报道，发现中国工人在韩国因工伤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连同此次Aricell爆炸事件在内，仅近3年就不下7起： 2022年3月5日，在义王市鹤仪洞一工地，一位20多岁的中国转包工人在作业时，因从地下4层掉到地下6层死亡。 2022年3月16日，在仁川市中心一工地，一位40岁的中国工人被坠落物击中死亡。 2022年10月16日，在忠清南道天安物流中心的一个工地，钢丝绳索断裂，一位50岁的中国工人因此死亡。 2023年5月21日，在庆尚南道昌宁郡洋葱农场，一位工作中的中国工人因中暑被送至医院后死亡。 2023年10月9日，在首尔江南区的一个公寓工地，一个中国工人在乘缆车安装外墙玻璃窗时遭遇事故，坠落死亡。 2024年3月27日，在忠清南道洪城郡葛山面的一家石材开发企业，一位中国工人（据推测60多岁）被石头压住死亡…… 关于他们的报道常常语焉不详，倏忽而逝。6月24日的悲剧发生后，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超对媒体表示，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朝鲜族在韩国工作，为韩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有没有劳动合同或正式劳动者地位的牺牲者，（发生事故的韩国）当地公司和政府不能对他们区别对待。” 以下是在韩打工人李楠对凤凰网的讲述： 01 很多中国朝鲜族， 做着脏累险的差事 在韩国Aricell锂电池工厂火灾中遇难的工人里，绝大部分是中国的朝鲜族。看到新闻，我的心里非常难过。 为什么韩国的制造业工厂愿意聘用中国的朝鲜族工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和韩国人的语言相通——韩国人性子急躁，做事一定要“快、快、快”，如果语言不通，会有很多障碍，导致产品的不良率增高，工作效率低。用中国的朝鲜族工人，上传下达很顺畅。许多越南人也在韩国打工，但碍于语言，他们可能进不了电池厂。 电池厂的活儿危险，但收入可观，韩国人不愿意做，中国的朝鲜族愿意——大家来韩国就是为了挣钱。实际上，很多中国朝鲜族在韩国做的都是3D工作（Dirty + Difficult + Dangrous，特指外国输入劳工所从事的韩国人不愿意干的工作），也就是脏、累、险的差事。 在韩国打工的中国朝鲜族基本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吉林延边，一部分来自辽宁。吉林延边的朝鲜族是第一波到韩国打工的。那边挨着长白山，资源匮乏，工作机会少，只能外出发展，早在20多年前，就有偷渡去韩国讨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实现了原始积累，现在主要在韩国做物流、商贸、开饭店和酒吧。他们的孩子从小在韩国上学，一直读到大学。如果他们不说自己是中国人，你根本分辨不出来，看上去和当地人一模一样。 辽宁的朝鲜族是第二波到韩国打工的。和吉林延边相比，辽宁比较富庶，这里的朝鲜族没有那么渴望出国。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下岗潮，铁饭碗掉下来，他们只能自找出路，有人听说吉林延边的某个朝鲜族亲戚在韩国站住脚，投奔过去，于是，一波波地到了韩国。 和汉族相比，中国朝鲜族到韩国打工没有那么难。在早年，还有很多人偷渡，或者拿了旅游签滞留在当地。我的父母就是在我初中毕业时靠旅游签到韩国，留下来打工的。他们离开后，我成了留守小孩，自己带自己。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回家探望一次。 我家亲戚，有对夫妻在女儿六七岁的时候偷渡到韩国打工，女儿是姥姥带大的。父母在韩国赚得多，这个孩子享受了比同龄人更优越的物质条件。但缺乏父母管束，她沉迷于追韩流，等她15、16岁来韩国时，跟父母之间已经很陌生了。 卢武铉任韩国总统的时候，也就是2007年，对非韩国籍朝鲜族同胞设立了访问就业签证（H-2）制度和“外国人雇佣许可制度”，中国的朝鲜族到韩国合法打工的渠道一下子被拓宽了。 对于非韩国籍朝鲜族同胞，韩国还有“在外同胞签证”（F4）和永久居留签证（F5）。拿到F4签证，就可以长期在韩国居住和工作，还能邀请汉族配偶过来；拿到F5签证，相当于拿到了绿卡。对于中国的朝鲜族来说，通过相应的考试，或者获得各种专业资格证，比如木工证、烘焙证，都有利于把H-2签证升级成F4签证。 02 在韩国， 体力劳动者不比白领差 我是被我父母叫来韩国打工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国内做的工作很杂，我在沈阳干过厨师，还在培训机构做过一段时间的口语教师。口语培训费一小时50块，收入时高时低，一个月能赚4000-6000元，在当时的沈阳还算可以。后来，我父母打电话，说我家亲戚全在韩国，就我一个人留在家，要我来韩国开开眼界，我就去了。 不同于我父母，我的朝鲜语说得并不流利——不是所有朝鲜族都会说朝鲜语。我从小在汉语学校读书，全班就我一个朝鲜族，没什么说朝鲜语的环境。在韩国，如果语言不好，你就做不到管理层，这限制了我的发展。 不过，在韩国有一个特别的好处，体力劳动者的待遇不比白领差——你的收入跟付出成正比，工作越辛苦，收入越高。比如，首尔朝九晚五的白领的月薪，折合成人民币可能只有1.2-1.3万元，但如果你去劳动力紧缺的边远地区做农活，或者在工地上做最累、最辛苦的活儿，收入可观——在工地上，你一天最多时能赚到一千多人民币。 我刚到韩国时挺害怕的，不知道怎么找工作。韩国的大企业，像三星、LG、SK这种，我们很难进去，只能被中介“扒皮”。这是说，你一天挣12万韩币，到手只剩10万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通过韩国中介找的，在三星电子做电视屏幕安装。我是中介提供给三星的劳务人员，工资由中介来发。和我一起干活的都是中国的朝鲜族。 我们做的是粗活，什么搬运电路板、贴胶布，或者等成品来了卸车装库，总之都是些机械重复的事情，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我知道三星电子有一个部门，做的是高精尖，比如电视的芯片，我们接触不到——在韩国，所有商业机密可能会被泄露的技术行业都不会聘用外国人。这份工作我做了一年半，一个月能挣1万元人民币。 接下来，我去了一家汽车配件工厂，做汽车毂轮铸造工。这次挣得更多，一个月1.5-2万人民币。在当时的韩国，这算是中等偏上的收入。 但这个工作更遭罪，厂里温度很高，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大风扇。冷却铸造出来的汽车毂轮时，熔浆可能崩到你的脸上。我们没有保险和任何保障，受伤之后中介也不会管你。 几乎没有韩国人愿意干这种辛苦又危险的底层工作。除了中国的朝鲜族，我的同事还有俄罗斯裔朝鲜族，他们的祖先在近代移居到了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还有少数同事来自越南、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 这份工作我干了一年，觉得没有前途，就辞职了。后来我在首尔的饭店做料理，坚持到现在，一个月能挣近2万人民币。 男性一般是不愿意在饭店工作的，一天要干12个小时，工作时间特别长，后厨又热，还没什么上升空间。但这个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省掉一天三顿饭的开销，要知道韩国的物价非常高。另外，饭店老板和我签了合同，我有保险，生病、出意外、失业了都有保障。 总之，来韩国的中国人，基本都是在国内没有赚钱机会的，但是他想赚钱，还想见世面。你在国内要是个硕士或者白领，一般不会想到来韩国工作。这些人到韩国能找到的工作有三类：会社（工厂）、工地、饭店，都是韩国年轻人不愿意干的事情。如果你的年纪大了，也能做一些不需要体力的活儿，比如在医院做护理工。 03 孤独的异乡人 如果说在韩国打工还有什么缺点，一定是孤独。在异国他乡，你会感到被人歧视和排挤，没有叶落归根的感觉。在中国，如果我受委屈了，被欺负了，我可以用中国话怼回去，而在这边，韩国人骂你，你甚至都听不懂，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心酸。 韩国确实存在歧视中国朝鲜族的情况。早年偷渡到这里的中国人，比如我父母那一辈，文化教育水平不高，不大守规矩，带过来国内的旧习惯，比如在马路上抽烟、吐痰。另外，中国的朝鲜族拿到F4签证之后可以邀请汉族配偶过来，于是一些汉族就和他们假结婚，直到韩国政府严查情况才好转。 韩国媒体也喜欢写中国朝鲜族的负面文章，影视作品也喜欢拍我们的负面形象，这些都导致很多韩国人对我们有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等到新一波中国朝鲜族过来了，尽管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懂礼貌，有素质，还会被认为是素质差、不爱干净、贫困。甚至有没去过中国的韩国人问：“你们刷牙吗？”“你们吃过这个吗？” 我也发现，去过中国的韩国人反而会高看我们。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很了不起，经济发展得很牛。而且总体上韩国人的性格比较淳朴、良善、讲情分，如果你好好工作，讲规矩，不坑人，他们对你还是很不错的。 韩国为什么缺工人？现在韩国的人口出生率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排倒数第一，年轻人的结婚意愿很低，人口老龄化很严重。 这与大环境有关。韩国的阶层已经固化，财阀的大公司垄断了你能想到的所有领域，年轻人当完兵、大学毕业，只能在财阀的公司、子公司或者子子公司混个职员，没有上升空间。如果要创业，只能做餐饮，但很多人开店花光了父母的积蓄，店倒闭之后一无所有。 大家的生活压力也很大，首尔市中心的房价相当于人民币5-6万元一平米，只有在很偏远的地方才能达到1万多元一平米。 现在韩国的经济不够好，出口额下降，很多会社没有活儿干。工地也过多了，政府要求不能再盖房子，结果工地上也没什么可干的。韩国政府现在还在抓拿着旅游签证过来非法打工的人。如今的韩国，工作机会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作为一个在韩国生活了11年的中国朝鲜族，我一直希望去采访100个在韩国务工的中国人，写一写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人活着，总是需要意义的。 我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把中国朝鲜族在韩国打拼的经历拍成一部纪录片。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做成这件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近年来，职校学生实习乱象频发，社会与公众也愈发关注职校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境遇。然而，主流媒体在报导相关新闻时，总是避重就轻，仅仅谈论职校学生表面上所遭受到的不公待遇。长久以来，职校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所遭受到的多重压迫，不仅仅来自于劳务中介与实习单位，更有学校的从中作梗。职校学生作为弱势的一方，即便有所作为，迫于层层的压迫，也只能忍气吞声。即便在2022年1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新修订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规范实习环境，但类似的新闻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因为职校生实习迄今仍未被承认为劳动者，无法获得劳动保障。本文从多个方面浅探职校学生的实习困境，以及讲述职校生们的抗争尝试。 职校学生与社会上的普通蓝领工人的区别在于，学生作为未成年人，对于实习单位与劳务中介来说往往是更为“廉价且易管理”的劳动力，也往往更缺乏相关的知识保护自身的权益。相较于普通的成年蓝领工人，学生的反抗意识相较之下显得没那么强势，学校与劳务中介也可通过更多的方式来压迫学生就范。 在实际过程中，实习单位的真实情况与学校以及中介所宣传的大相径庭，实习单位往往是与学生专业不符的电子厂等基础制造产业。（来源） 职校生实习工厂外部 “开始以为会让我们接触计算机类的东西，可现实并不是那样，我们被安排进了厂。说的是实习实则，可和专业根本不对口，无非就是让你进厂。累死累活干了一天到头来只有135” 即便学生们对此表达不满与抗争，学校也会以扣押毕业证、开除等手段强制学生实习。 “不实习或实习期未满就不给毕业证” 学生们为了那一纸证书也不得不作出妥协，对恶劣的实习环境与本就低价且被多重克扣的时薪一再忍让。 一、被侵犯的劳动权益 专业不符、层层克扣的流水线实习 2023年6月，洛阳市商业中等专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被统一安排从洛阳出发到电子厂打工，大约有200多名学生，专业各有不同。（来源） 2023年9月，郑州软件应用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被送去在液晶显示器厂里打螺丝（来源）。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八条：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来源）然而大部分职校学生都会被学校安排进电子厂。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即是“劳务中介”。在劳务中介看来，市场上的求职人员极其不稳定，他们需要“廉价且易管理”的劳动力，而职校学生需要实习以完成学业。中介与学校一撮合，将学生们安排进电子厂，从中产生的巨大利润则被学校、劳务中介、工厂联合瓜分。 学校挂着金灿灿招牌，背地里却与工厂、劳务中介勾结 今年4月，云南新西南技工学校的学生在工厂实习，工资每小时23元，学生却只能拿到14元（来源）。中间相差了9元，到底去了哪里？学生询问学校，学校说是劳务中介扣走了钱。钱最后去哪，不了了之。这并非个案，劳务中介、工厂、学校从中赚得盆满钵满，类似“300个学生干一月，学校提成63万”等新闻层出不穷（来源）。这样的实习唯独苦了学生，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工资，也学习不到与专业相符的实践经验。 有网友对此调侃道：“你不进厂，校长怎么换劳斯莱斯？” 廉价的劳动力与高强度的工作时长 “一天工作12小时还要轮值夜班，9块/小时低价压榨实习生” “每天工作11小时，还是站班，工厂按照25元/小时发放工资，学校却只给学生发16元/小时，其中9元遭学校吃回扣” “一天除去吃饭工作十小时以上，工资还是正式工的1/3” “上的是夜班，基本上从晚上八点多到次日早上八点多，工资14元/小时，中间有休息，没有加班费”（以上部分来源：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职校学生一天工作十一十二个小时的例子比比皆是，且实习工资普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难以抗争的境遇 “你不去参加实习，不完成这门课程，你的毕业证，要是你能拿走，找我说话”（来源） “身份证被带队老师收走了，没身份证想走也走不了” 以各种手段压迫学生强制参与实习已是层出不穷，“扣押毕业证”“收走身份证”等手段已是惯用伎俩。 郑州软件应用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揭露： “我们如果要辞工的话，就得先给学校交560块钱才可以走” 对于想要离职的学生，学校也会以加收各类杂费为由来迫使学生就范。走，或是不走，对于学生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选项。在此境遇之下，学生们并没有选择权。 而对于学校的做法，学生们也对此怨声载道，在相关新闻视频： “以毕业来威胁，如果我们不完成实习，就会影响我们毕业” “非常不合理，我们是来上学，又不是来打工的” “课表上教育实践写的是两周，但现在安排我们实习的是两个月，而且是占用暑假时间，不是在教学时间内，这还是教育实践吗？” “根本就不合理，实习和不发毕业证完全就不沾边” “说实话，不管你读的是哪个专业，安排的实习工作永远是电子厂，跟自己学习的专业没有一点关系” 隐形的克扣 在深圳实习的职校学生拍了一段短视频揭露学校的一些隐形克扣（来源1、来源2）： “第一天体检每个人交55” “说食堂吃饭正式工补贴300，我们每个人上个月刚交500伙食费，这个月要交1000多” “水电费也贵得要死，上个月60块钱一个人” “宿舍卫生不干净被宿管拍照还要罚款50” 对此，这位学生也在视频中表示：“反正来了都是被黑的”、“实习生活并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后续他还在评论区补充道： “下次实习我宁愿自己去其他厂，也不愿意跟着学校吃亏” 由此可见，此等境遇早已被学生们诟病已久。而在评论区里也有貌似同为职校学生的网友表示同感。 某职校生的实习产线 虽然近年来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让学校不再那么明目张胆地随意克扣学生们的工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校用其余的隐形杂费从中克扣学生的工资以此牟利，如不合理的水电费、伙食费等。 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学生最终所得到的一两千块钱的工资形成明显的对比，付出的工时与劳力在此时显得极为低廉。这些背井离乡来到另一座城市谋生的学生们被学校当成了牟利的工具，在昏暗且密不透气的厂房里日复一日地重复流水线工作。 二、来自学生的反抗 即使职校学生处于被压迫的艰难处境当中，一些具有反抗意识的学生也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对策。 有专科院校的学生在社媒平台分享自身经验（来源）： “报考专升本的学生可以申请不去顶岗实习” “上网找家店或家里有关系盖个章搞定就行” 亦有一些被工厂克扣工资的学生向一些专门援助此类事件的博主求助，最终拿回了自己应有的工资。（来源1、来源2）当然，能像这样顺利拿回工资的例子少之又少，大多数职校生依旧是拿不回自己的工资且只能认栽。这些大多数是沉默的，他们在社会舆论上的声量极小，整个系统也并从来不会倾向学生。 职校生被威胁恐吓，快手博主协助争取工资 上述学生的抗争或许微小，或许最后不了了之，但我们相信星星之火，终会燎原。一颗鸡蛋撞石墙，难免会碎裂断肠；但一堆鸡蛋可以围成一面力墙，继续扩张。只要学生们的抗争意识还在，面对来自各方的逼压，依旧可以作出抵抗。当更多人，不只是职校学生，还有社会各界加入进来，我们才能一步步地改变与消除此类不公，维护职校学生应有的权益。 三、各层级的狼狈为奸与法治体系的30年漏洞 职校学生所遭受的压迫不是单一的，而是来自学校、劳务中介、工厂的多重压迫。学校甚至会跟当地政府打通关系，做好所谓的备案。各层级间的相互庇护构成了一张针对职校学生的利益关系网。 不管是学校、劳务中介、工厂，亦或者是当地政府，甚至于整个体系，从始至终都没有站在职校学生的一方。它们所想的仅仅只是“利益至上”“利益最大化”。如何运用最低的成本去招揽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取更大的利益，是它们最主要的行动准则。 学校作为本该教书育人的地方，却在利用学生从中牟利。工厂需要廉价且易管理的劳动力，因而盯上了职校学生。劳务中介与地方政府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劳务中介为学校与工厂之间建立联系，地方政府提供靠山。各取所需，各为其相互支撑，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一张以捕猎职校学生的利益网在保护伞之下日渐庞大与牢固。 劳动保障制度的刻意忽视也是导致此种情况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来源）如果在校生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年龄条件，那么劳动关系不成立。然而，即使在校生符合年龄条件，其在勤工助学的同时拥有“在校学生”的身份，工作活动属于脱产学业外的兼职性质，因而职校学生实习一般无法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在此情形之下，职校学生无法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只能适用于民法中“谁伤害谁赔偿”的原则。从1995年劳动部发布这个意见开始已经过去了近30年，然而，时代在变化，学生实习已经完全与当初勤工助学的情境不同，这样一个造成实习生缺失保障的漏洞却从来没有被认真讨论与修复。 面对愈演愈烈的职校生劳动问题，教育部曾带头于2016年发布《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明确了学校、实习单位应对职校生进行保障，禁止重复劳动等。然而，这套规定并未起到实质作用，以至于直到2024年的现在，职校生仍经历着一遍遍的剥削伤害。因为这套规定徒有其法，没有明确罚则，主管单位也不明确，教育部门想管劳动部门该管的事情却又没有相应能力。 于是，迟迟无法被承认为劳动者的职校学生将大好的青春贡献在电子厂里，干着与所学专业不符的流水线工作，拿着本就极为低廉的工资，在此中间还要被层层克扣，同时还要遭受来自恶劣的实习环境所造成的身体伤害，甚至因此落下终身残疾： “右手被卷入机器一个多小时，食指和中指被截肢，落下残疾”（来源） 不仅如此，职校学生还要遭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学校与工厂，更来自于家庭与社会。在多重压力之下，学生心理问题频发。然而相较于普高，大众对于职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度显然由于社会本就对于职业学校持有偏见而没那么高。职校学生在此中沉沦。 “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煎熬，明知道自己在堕落，却无能为力”（来源） 即便学生想要在此过程中停下来休息，学校老师也会动用一切资源，如口头劝说、口头警告、学校规章制度等，给学生施加压力。学生本人要么坚持下去，要么无奈之下采取极端方式以寻求自救。（来源） 当职校生历经千辛万苦拿到那一纸证书，出到社会后，不仅仅没有任何能傍身的专业技能，还有来自社会的偏见与学历上的歧视。当进入普高的同龄人正在思考高考后要报哪所学校的志愿，暑假要去哪里旅游的时候，许多刚满十八岁的职校生就要踏出社会学会生存。职校学生的未来何去何从我们无从得知，但那张厚如茧的利益关系网依旧在捕食着更为年轻的学生们。 工人有事，我们报道 我们收集一线工人的声音，呈现不被主流媒体看到的劳动者生活；我们探究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劳动体制、剥削逻辑，力求呈现劳动者的处境，看见来自工人的行动和抵抗。快手、抖音等工人使用的社交媒体是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采访劳动者、与工人建立连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通过文章和报道的连接，能使所有劳动者团结为一张巨网。我们分析工人受苦的原因，分享工人斗争的经验。工人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工人的声音最有力量！ 劳动者筑起一砖一瓦，在一条条产线上铸造中国制造的奇迹。劳动本应该被尊重，现实中，劳动者被剥削、被边缘化，主流话语一边将劳动者塑造为卑微、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一边忽视、贬抑、打压劳动者的行动。我们希望在劳动者的世界中，重新看见劳动的价值，重建劳动者的尊严。 文章来源：工事有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