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统计局数据显示，澳洲4月失业率维持在4.1%，符合市场预期，但就业岗位增加了8.9万，远超市场预测的2.5万，令人意外。 女性成为本轮就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就业人数增加了6.5万，其中4.2万是全职岗位。整体劳动参与率上升至67.1%。 35至4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年度增幅最大，上升了1.9个百分点，达到88.3%。” 统计局劳动力数据负责人Sean Crick说：“澳洲储备银行（RBA）将结合最新出台的失业率数据以及工资增长数据，为下周关键的利率会议做准备。其中工资数据好于预期。 虽然核心通胀指标在4月回降至2.9%，回到了政策目标区间，但储备银行仍担心劳动力市场紧张可能会重新推高通胀。 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储备银行会在5月会议后宣布降息，这将是继2月降息后的第二次利率下调。 经济学家认为，强劲的就业报告不太可能阻止储备银行下周降息，但这可能意味着今年晚些时候的降息行动将较为温和。
网络图片 几天前上海某高校老师发帖：院长说我们外国语学院，今年毕业生就业率才到7.69%，一百多人就签了9人，叫我们老师给他们找找… 数据惨淡（据推测该校还是华东某知名985），但可信度非常高。去年这时候我们学院（985电子院）算上保研留学，本科落实率也仅有40%左右，要知道再往前几年，三四月份数据轻松能到80%+，每个同学最后都有较好的去向。 2025全国高校的应届生“就业落实率”为55.5%（包含考研、留学、自由职业等创新型就业），眼看离发毕业证只剩两个月，相信该高校作为头部学府，一定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期主要是分享一些提升就业数据的小妙招。 教育部在2021年将“就业率”更名为“就业落实率”，明确将升学、留学纳入统计范畴，此举显著拓宽了就业的边界，契合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 毕竟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就只是上班工作，用劳动换钱，而当下高校毕业生的出路早已不局限于赚钱——有考公的、有考研的、有留学的…整体上呈琳琅满目、应接不暇的趋势。 以北大为例，2024本科生就业率高达93.81%，其中84.2%的毕业生选择升学（含国内读研和留学），实际协议就业比例突破10%，说明引入新的统计规则，确实能有效提高就业数据。 事实上升学率超过50%的高校放眼全国都没几所——湖南大学38.5%（985），福州大学38.6%（211）…虽然部分双非院校从大一就开设“考研学院”，择优录取新生一心考研，但从最后的就业贡献上看，性价比并不高。 不建议盲目考研，更不建议强迫考研失败的同学签订“拟升学”承诺书，虽然能解一定的燃眉之急，但次年的研究生录取数据不好统计。 尽管很多高校实践后效果显著，但同样不建议引导学生签假协议、交钱上班、扣留毕业证、以评优相逼等做法，轻则有违人伦道德，重则可能会把准备考公考编同学的应届生身份给搞丢…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高校而言，重心应放在协议和合同就业、灵活就业和创业这三个方面，其中“灵活就业”最为关键。 教育部在2020年新增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等自由职业，这些均是合法的统计指标，像公众号博主这种门槛低到仅需手机号就能注册的灵活职业，可操作性极强。（建议失业的各位都去注册一个公众号） 当然不局限于以上几个，像什么做家教、摇奶茶、卖QQ号、闲鱼出二手等，理论上均可被认定为灵活就业，难点在于伪造“超过当地最低工资”的收入流水。 但其实也不难，公众号原创文章可以开通打赏，无需起号还不扣税，两手一倒就是一份包含实名信息的收入流水（没规定不能自己给自己转）。事实上都不需要具体的收入信息，每月的生活费截图也是可以纳入统计的，这样闲鱼再把二手卖给室友也能凑够数… （直接转钱或P图固然更简单，但那毕竟是公认的造假，这里提到的方法都是在规则框架里完成的） 打开思路很重要，可以参考以下现实案例: 未签约毕业生只要发布≥5条抖音视频，即可认定为“新媒体创业就业”。 只要每周更新3篇小红书笔记，即可归为“互联网营销师”。 只要在朋友圈发布过广告、闲鱼有交易记录，即可认定为“电子商务从业者”。 只要是在备考公务员、研究生，就可认定为“教育咨询师”。 只要是协助家中小店，就可认定为“家族企业管培生”… 甚至只要承诺未来6个月内从事自由职业（如家教、代购），无实际收入也可计入就业率 教育部2023年查处的案例中，仅0.3%高校受到实质处罚。 对高校而言，靠“引导学生灵活就业”来美化数据虽有争议，但比起伪造文书，误导学生签劣质三方，此举不仅高效规范，还无比安全，数据上去了，经费、职称、招生名额自然就来了。 对学生而言，选择“灵活就业”不影响应届生身份（暂时）、不用花钱找人盖章、不再忍受导员的电话轰炸，签它不仅能继续二战三战四五战，还能为母校的“双一流申请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防杠，本期用了修辞手法。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千只羊群在燃烧
随著经济持续恶化，中国高分考生放弃名校选读职业学校的情况，逐年升温。 综合陆媒报导，浙江杭州一名女学生陈雨萱，近日以602分的高考成绩，录取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与控制技术系。不少人认为，如此选择是对高分的“浪费”，但她表示，“就业率让人心动，毕业去向比较喜欢”。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是由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专升本”（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是杭州第一所职业技术大学。该所学校科系历年就业率高达98%，且有不少毕业生任职于大企业，体现在看似高分低就的选择背后，更务实的教育观。 此外，浙江考生周欣语也以672分的高考成绩，选择毕业后可顺利进入中共体制内工作的浙江员警学校。 除了高分考生愿意“高分低就”，广州一名中考生高肇徽也以659分高分，选择就读一所中专学校——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而不是去读重点高中。 有媒体分析，高分学生选择的职业院校，往往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与产业合作互动密切，就业前景良好，招生吸引力不低于普通大学。 事实上，不少就业稳定的职业学校，包括：民航、轨道交通、电气、机械等，早已成为许多高考生的首选，以至于部分职业学校的录取分数超过了一些985、211“名校”。 除了应届高考生选择职业学校，近年也出现许多大学毕业生“回锅”职校学技能，凸显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 近日，一则“高考生收取录取通知书，快递员是同校学长”的消息，更加剧人们对大学生就业前景的失望情绪。
近两年中国经济急速下行，加上美中贸易战以及债务违约频传，早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前，中国社会已为应付经济问题焦头烂额。今年瘟疫横行、洪水泛滥等问题叠加，中国青年与中产阶级所面临困境迅速恶化。 经济困境是五月底中共两会关注重点，不论对于年度GDP预测值的隐晦态度，以及地摊经济、国内经济大循环等议题，都起于两会期间的讨论与宣告，迄今尚无共识。如今地摊经济如火燎原取缔困难，内循环则被国内外质疑为“锁国论”，全球投资者与产业界人心惶惶，连习近平都不得不在7月21日召集私营企业家座谈会试图灭火。 失业潮是重中之重 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当中，失业潮是重中之重，稳就业保就业，位居近年“六稳”、“六保”政策口号之首，虽然中国全国以及地方之失业率数字长期备受质疑，然而外界仍可从许多角度透视中国失业之严峻。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7月17日指出，本届中国大学毕业生多达874万人，不仅打破历史纪录，与去年同比甚至多了40万人，20至24岁大专院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19.3%。近年就业率已经从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成了许多地方政府以及大专院校的关键绩效考核指标（KPI），校方押扣毕业证件强迫找到工作、协助假就业等弊端浮滥，使得恶化的问题更为隐晦。倘若加上前几年尚未顺利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待业中的大学以上之毕业生突破千万，恐不足为奇。 中国大学青年的失业现实问题，远比失业数字表象复杂，由于“校园贷”等大学生无信用贷款过于方便而浮滥，青年因受诱于“地下经济”负债的问题严重侵蚀校园，上千万的待业大学青年，不仅没有收入，许多还背了一身来自地下经济、影子银行的高利贷。 在农民工失业方面，此前根据一份西安交通大学农民工研究指出，3月下旬至少有5000万农民工失业，实际失业者可能高达8000万，而到5月中旬可能至少2000万农民工无法复工，农民工就业情况极不稳定。 纵使习近平在中共两会并未宣布年度GDP成长率，然而中国内外许多组织依据过往经验以及市场需求，仍可预估一二。例如国营投资银行中金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乐观”预测中国GDP成长将从去年6.1%下跌至2.6%，衰减3.5%。英国市场顾问公司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则预估今年中国经济负成长3%，与去年6.1%的GDP相比，意即衰退超过9%。倘若依据中共以往说法，每成长1%的GDP可带动200万人就业，那么中金公司的乐观预估即影响700万人失业，根据凯投宏观预估则超过1800万人失业。 严峻的失业问题与中小微企业困境密切相关，中国中小微企业提供近九成就业机会，是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管道，也是服务业的大宗，然而在武汉肺炎、洪水泛滥、粮食飙涨、债务违约、贷款不易等冲击下生存困难连环倒闭。 根据总部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职“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CLB）媒体总监柯罗索（Geoffrey Crothall）表示，由于旅行限制和民间消费紧缩等两大原因，重击中国餐饮丶旅游丶教育、娱乐等产业，针对欠薪裁员等维权运动与控诉激增，来自服务业的案例数量远高于制造业，反应大量中小微企业现实困境。 中产阶级处境极为脆弱 中国白领以及中产阶级也相当难过，根据招聘网站“智联招聘”6月发布《2020年白领生活调研报告》显示，自今年一月抗疫以来，白领上班族约高达三成被裁、四成减薪，宣称未受影响者仅有两成。 中产阶级方面，倘若参考《2019新中产白皮书》报告，中国一线城市中产阶级净资产371万元，约合新台币1560万，官方估计中国中产约有四亿人，然而这些貌似富贵的数字未免浮夸，中产阶级的处境其实相当脆弱。 有别于高资产人士之资产配置于股权、股利与投资，中国中产阶级最主要的资产是房产，而在房企濒临泡沫化、部分房市悬崖式下跌以及房贷利息沉重的压力下，中产阶级的资产极为脆弱。 中国房企领域研究显示，中国2013至2019年，个人房贷馀额年均增速达26%，首套房房贷增速15.8%，多套房房贷增速32%。此现象显示两种可能性，其一是买气畅旺，其二是债务激增，然而买气恐怕只是市场扭曲炒作的假象，更可怕的是家庭债务激增，并且压缩所谓“国内经济大循环”所需之内需消费动能。 根据2017年底统计，中国中产阶级的房产支出占可支配所得七成以上，房贷加其他各种贷款占家庭可支配所得九成。近两年中国经济局势加速恶化，尤其今年更为严峻，近期西南财经大学发布市调指出，受访家庭收入下降者超过六成。家庭收入远远赶不上房贷信贷等利率增速，对中国中产家庭而言，已经犹如悬顶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 以上种种，尚未论及冲击普罗大众民生经济的粮食价格飙涨危机，8月10日中共国家统计局指出，7月猪肉价格与去年同比大涨85.7%，北京批发市场蔬菜上市量同比减少五成，7大批发市场蔬菜平均价格同比幅大涨27.6%。此外，中共党媒《央视财经》8月10日报导，猪肉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00%。 中国经济困境急速恶化，已经严重冲击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扶摇直上”、“岁月静好”的广大阶层。灰犀牛奔来，狂风扫落叶，中共当局除了如地摊经济、内循环等假大空的政令宣导，迄今仍然束手无策。 （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