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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近日，经济日报发表一篇谴责饭店“年夜饭暴利”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一些商家存在“抬高消费门槛，设置包厢最低消费标准，购买指定套餐”等乱象，呼吁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主动作为”。 然而，这篇意在帮消费者说话，却在网络上翻了车，大多网友非但不认为饭店年夜饭涨价是暴利，反而认为经济日报“管得宽”，有网友干脆直怼：“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事情，关你们屁事?” 经济日报是国内经济类级别最高的官方媒体了，却发表这种毫无经济常识的文章，真让人大跌眼镜。 年夜饭既非强迫消费，也非垄断经营，商家随行就市涨点价，符合市场规律，不过是正常的经济现象，经济日报又是发文谴责，又是呼吁有关部门严管，搞得商家好像犯下多大罪过一样，至于吗？ 消费者如果觉得饭店年夜饭贵，完全可以不吃，在家自己做。大过年的，饭店老板和厨师、服务员本应该放假，但人家不放假给大家提供服务，不就该多给点钱吗？ 我觉得，媒体在涉及企业的报道和评论时，应当遵循“法无禁止即许可”的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自主权，不要动不动就在那里指手画脚，甚至乱挥大棒。 然而，这一点，是眼下不少媒体，尤其是一些官方媒体所欠缺的。 同样是经济日报，此前还发表过题为《新东方不应照搬李佳琦批》的文章，唱衰新东方的直播带货，并指责俞敏洪赚快钱，引起很大争议，巧合的是，该文的作者为经济日报记者佘某，她也是批“年夜饭暴利”一文的作者。 那篇批新东方的文章引发争议后，佘大记者好像不在意，网络上还传出她在记者群聊天截图，她得意地称：“这次是出了点名了”，“我天天捶腾讯，阿里，美团，拼多多，还不如给俞敏洪和新东方一锤子。” 对于这张聊天截图的真实性，佘大记者既没承认，也没否认，真实性待考。但不管怎样，新东方之后直播带货的成功，让佘大记者很没面子。 官媒记者如果靠“捶企业”，来刷存在感，这不仅是新闻行业的反面教材，恐怕也是社会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企业当然是需要监督的，但一切要依法而行，如我上文所说“法无禁止即许可”，这是媒体监督的界线所在。 如果，媒体逾越了监督的边界，今天捶互联网大厂，明天捶直播带货企业，后天又捶卖“暴利年夜饭”的商家，那么捶掉的不仅是媒体的节操，而且还有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我一直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崛起，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与当时的舆论环境很大关系。 那时的官媒在干什么？都在帮助捍卫企业和企业家利益，都在鼓励企业敢闯敢试，都在呼吁决策者给企业更大自由，都在对企业大胆突破不合理管制高声叫好。这种环境，给了企业和企业家以极大信心和勇气，让无数企业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而现在的舆论环境似乎截然相反，“反资本”成为潮流，媒体看不惯哪个企业动辄就来“一锤子”，呼吁把这也管起来，那也管起来，谴责这也暴利，那也暴利。 但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企业被管得太少吗？一些充分竞争的行业，真有那么多暴利吗？ 说到暴利，我看啊，高铁的盒饭，景区的高价门票和餐饮，某些垄断行业的收费服务……利润要远超商家的年夜饭。 如果官媒真心是替消费者代言，那么是不是该多发发声，动一动这些垄断行业的奶酪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前几天，《经济日报》的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友情建议”俞敏洪老师不要直播，不要从一个赚快钱的赛道转到另一个赚快钱的赛道，这种示范作用不好。 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诶，谆谆教诲。 一个媒体记者指导一个久经市场考验遭遇突发变故仍能坚强应对的企业家，您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应该这样，这样不好，不如这样，您觉得呢…… 全文如下，可看可不看。我反正是忍不住看完了。感觉别有一番精彩。 网络图片 俞敏洪老师特别狠，第一时间就出来对记者表示感谢，感谢感谢，学到了很多。并斗胆提出一点小意见。俞敏洪老师对记者这个“挣快钱”的说法不同意，大意是说，误会了，教育行业谈不上是挣快钱，直播也没那么容易。 整个事件是如此荒谬到让人觉得冷笑都费力气。教育行业遭遇变故，那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是哪儿来的底气去点评人家俞敏洪搞直播？用个网络流行语是，做个人吧。 这篇文章非常之轻佻，处处是偏见，并且一丁点的基础常识都没有。 都知道纸媒衰落，确实不知道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真是“好家伙”！ 简单说，无论是市场层面还是监管层面，俞敏洪都需要自己面对，做得好赚钱，皆大欢喜，做不好，亏了，也没浪费别人一分钱。现在搞直播的人比逛街的人还多，真以为谁都能赚到钱呢。再说，这不是人家的机会吗，亏了让你掏钱了吗？一个事业编的蠢货为何有脸扯那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有人被推到河里正在拼命挣扎要活下来，《经济日报》的记者在岸上说，瞧瞧这姿势，不对啊。你看哈，手脚不太协调呢，说你呢老俞，动作都变形啦！这不够优雅！ 这篇文章最混淆视听的偏见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快钱”。 “快钱”这个两个字给人的感觉是商人的贪婪和短视，说得再难听一点，能捞一天是一天，能捞多少是多少。所以“快钱”在日常语境里一个贬义词。说谁赚快钱，几乎等同于骂人。 那么什么叫“挣快钱”呢，什么又叫“挣慢钱”，日进几金算快？没有人能回答得上来。因此所谓的“赚快钱”跟赚到的金额无关，是一种心态和业务模式。而且包括这位记者在内的很多人估计都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这么说吧，资本投入越大，周期越长的，赚的其实是慢钱，比如教育行业。干活就有钱拿的，就是赚快钱，比如送快递，送外卖。 有哪些媒体记者会说外卖员和快递员赚的是快钱呢？不会的，在这些擅装良知逼的逼逼们眼里，这是要团结和拥抱的“底层人民”，怎么能说他们赚快钱呢。讨厌。当然，主要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使用“赚快钱”这三个字的时候在说什么，就如同他们在使用“资本”两个字的时候的无脑抡。管他呢，这些词伦出去就有群众欢呼，还感觉自己特深刻，思考的都是资本层面的事情了，为何不呢。 为什么不少企业家更热衷于赚快钱，其实我在曾经一篇写莆田系医院的文章说过了。没别的，因为预期。也没啥需要补充的了，今年的教育行业已经贡献了活生生血淋淋的案发现场。 长远是什么，如果经商环境变幻莫测，谁敢持续投入呢？实际上一个基础的商业常识是，通常来说长期持续的投入才是企业最大的护城河。大生意从来不就是一蹴而就，都需要大把大把的资金投入。渠道和品牌也都是耗费数年深耕出来的。事实上有野心的企业和资本都想赚“慢钱”，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亚马逊了。根本不着急，即便有了赚钱能力也不着急。 说来也怪，贝佐斯咋想的呢，就敢这么不着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吴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