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间谍窃取AUKUS机密被ASIO 挫败
2026 年 6 月 25 日
自从美中关系从2018年开始逐渐恶化以后，中共经常指责美国的一句话就是，”反对冷战思维”。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针对中共威胁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之行动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属于不应有的”冷战思维”。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暗含着一个意思：我可以有威胁它国之国家安全的行为，但你不能用冷战式应对来反制我。此乃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本文分析美中关系恶化过程里中共的冷战行为，说明中共对“冷战思维”之所以非常敏感且深恶痛绝，其实是害怕冷战对自己不利的结果。然而，害怕冷战结果的中共，为什么却要点燃中美冷战呢？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作者通过介绍冷战的五个铁律，说明美中冷战可能的结果。 一、冷战与冷战思维 美中是不是在冷战当中？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冷战思维只是一种认知和思考，思考不能代替事实。那美中关系当下的事实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进入冷战？这个事实判断的依据是，美中双方是否有冷战行为；更重要的是，谁先做出导致冷战发生的行为？ 冷战只会发生在核大国之间，其原因从冷战这个名称的“冷”字就看出来了。为什么核大国之间的竞争乃至对抗，不能采用热战的形式？因为，持有核武器的两个大国进入对抗状态，便绝对不能走向热战阶段，否则失败的一方可能引发核大战。由此就产生了冷战的第一个铁律——“冷战就为避热战”。 从中还可以推导出冷战的第二个铁律，“冷战之中无热战”，其前提是，双方都承认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在这方面，苏联曾经和美国在美苏冷战期间取得了高度共识；而当年毛泽东挑战苏联的国际地位，就是从批判苏联的“和平共处”国际战略开始的。凡是了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与苏联笔战的“九评”系列文章，想必都会依稀记得。 人类现代史上有过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美苏冷战），而中美冷战则是继美苏冷战之后发生的第二场冷战。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球上就只有局部战争和大国冷战，却再也没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原因很简单，核武器的出现，让红色大国和美国之间维持了冷战式的世界和平。 这里讲的红色大国，不只是苏联，也包括中国。为什么总是红色大国点燃冷战，而且对抗的对象总是美国？其实是因为，拥有核武器的红色大国，只要它进入了经济自信和经济成长稍快的阶段，就可能展现出共产党政权对外扩张和敌视民主制度的本能。过去四年来，我在本网站刊登的数篇文章反复说明过，美中冷战与美苏冷战一样，都是红色大国点燃的。 有冷战就必有冷战思维。那什么是冷战思维？冷战思维就是对美苏冷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领会；当然，美中冷战被中共点燃之后，冷战思维就不得不纳入对美中冷战的新认知和新思考。中共之所以讨厌冷战思维，却偏偏点燃了美中冷战，是因为它只想发动对外扩张，却害怕对方的冷战经验和应对策略，因为那些经验和策略对自己不利。 二、中共的冷战行为与美中冷战的缘起 以前我在文章中多次讲过，中共点燃美中冷战的行动是2020年1月，派遣舰队到太平洋中部美军防守的威克岛与中途岛之间海域演习；并且公开宣称，其未来的海战目标是，将来攻击台湾前，必须要切断美军西援的海上路线，会为此而不惜与美军一战。美国当时紧急派遣“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从加州南部的圣迭戈军港赶去对阵；随后立即开始强化威克岛的基地建设。 中共接着在2020年3月高调宣布，它已经通过在南中国海建造多个人工岛，把大部分南海的国际海域变成了中国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从此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将在这里安全隐身，随时可用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打击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最近中国与菲律宾屡次在菲律宾近海发生非军事冲突，根源就是菲律宾不愿意被中共“中立化”（即默认中国在其200海里经济区内任意作为）。 美苏冷战时期，苏联把带核弹头的短程导弹运到古巴，对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从而酿成了“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史称此危机与导弹有关，其实，导弹只是运送核弹头的工具，真正的危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出的抵近核威胁。 那时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几百公里，而现在中国的潜艇发射之巨浪型洲际导弹的射程已达到上万公里。因此，中共建成了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并且公然宣称“剑指美国”，就事实上等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导弹射程的延长，使得红色大国的核威胁再也不需要抵近部署了；只要红色大国公开宣称，它有用洲际导弹向美国发射核武器的意图，那中国在远方深海里隐藏的战略核潜艇，就构成了随时的真实核威胁。 中国拥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冷战必然爆发；但是，当红色大国的确拥有这样的能力之时，又同时宣称，可以随时核打击对方，这就制造出冷战的要件了。美苏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美国的国家安全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核威胁，它自然必须作出防卫型反应，这就是美中冷战的由来。 由于冷战都是红色大国点燃的，所以美国从来都是被动应对。而冷战思维，就是被红色大国的冷战行为激发出来的。 美国针对中国的对外扩张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威胁做出反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毫无关系。美国对世界局势的掌控，一向是美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在尽力付出，并非是为了建立美国的外国控制区或长期租借地。虽然美国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犯过反应过度的错误（比如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攻击），但美国的目的并没脱离维护世界秩序的基线，更没有事后在世界上建立新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关于这一点，中共把自己的对外侵略意图解释成反对美国的霸权，其实与大日本帝国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所用的理由几乎一样。 三、冷战铁律：持久不降阶 冷战的进程一旦开始，双方就会展开全方位的实力竞争，同时也采用各种方法来遏制对方的实力提升。虽然双方都想取胜，但是，冷战不能走向“最后的决斗”，因为核大国之间不能“决斗”。那样的“决斗”不是零和博弈、一胜一负，而是双输；不仅是双输，而且是世界的末日。从这里就导出了冷战的第三个铁律，“冷战必为持久战”；换言之，冷战中的一方不会企图尽快消灭对方。 这里面还隐含着冷战的第四个铁律，即“冷战升级不降阶”。因为双方的核威慑始终存在，因此，任何一方宣称“退出”冷战，实际上是无效的，除非它完全自我解除核武装。那既然处于冷战状态的双方都没有“退出机制”，则两国之间的全方位实力竞争过程就象在拧一颗防盗用的“倒扣牙螺丝”，只能顺向拧、越拧越紧，却无法反向拧松、乃至卸下螺丝。 很多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美中关系恶化的严重风险，却不知道冷战已被中共点燃，因此他们不会从冷战规律的角度去思考未来。但是，如果他们懂得了冷战的第四条铁律，就不见得会再期盼如何恢复美中昔日的友好关系了。 冷战的过程必然涉及到军事、科技、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其中，外交的沟通和折冲不是为了消除冷战，也不可能消除冷战，外交的功能只是为了防止双方的对抗诱发危险的冲突。因此，冷战中双方的外交斡旋，并不会带来双方实质性的冷战关系之缓解或终止；同样，外交场合中某一方的强硬态度，也不会真正提升该国在冷战中的实力。 在军事层面，美中冷战与美苏冷战实质性的差别并不大，只不过是军事装备升级了。但在经济层面，美苏冷战与美中冷战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截然不同。也因此，美中冷战相比美苏冷战，美国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苏联集团是在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制度中生存；而中国则是先把国内经济体制部分地改变成共产党资本主义，之后又加入了自由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中苏两国在对美冷战中的根本性不同，给国际商界带来了巨大的迷惑和羁绊。因此，国际商界不太愿意改变以中国的“世界工厂”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因为它们在其中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但国际商界无法左右冷战的方向和动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具备了威胁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都是因为美国喂养过它们。苏联在二战前的工业化和二战中的军工体系建设，主要靠美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中国的“世界工厂”，也是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和投资的结果。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红色大国总是在经济实力增强后恃力反噬，而美国也总是后知后觉。 中共之所以敢于点燃美中冷战，既因为它缺乏冷战知识和经验，也因为它看到了经济全球化1.0版的“中国依赖”，进而误读并推论出“东升西降”这种荒谬的判断。 四、美中冷战的国际经济环境 中共过去二十多年来犯下了两个重大决策错误，现在到了算账的时候了。这两个重大决策错误是：其一，妄图称霸而对外扩张；其二，以为“世界工厂”不可动摇，从此中国支配地球，因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唯一赢家。现在中共其实已经发现，过去所构想的所谓“东升西降”的辉煌未来不过是一个泡沫，它不得不趴下来舔自己伤害自己所造成的那些伤口。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政治正确”，中共为了政权的生存，无法承认这样的决策错误，就只能在自己点燃的冷战中硬撑下去。 冷战的结局有几种？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红色大国的失败，苏联的灭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苏联是在经济最强盛的时候点燃美苏冷战的，最后在冷战中因为经济衰落而败亡；而中共是在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点燃美中冷战的，因此，美中冷战的过程可能会比美苏冷战的过程短一些。 从这里可以导出冷战的第五个铁律，“不战而胜看经济”。可以讲，美苏冷战中，苏联是垮在它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而在美中冷战当中，将决定中共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逐渐弱化，而以“离开中国”为特色的“经济全球化2.0版”正在兴起。 特朗普总统2018年发动的美中贸易战，本质上并非冷战应对措施，而只是为了逼中共上谈判桌，认真谈判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遏制中国技术间谍的猖獗。但中共以点燃美中冷战来反制，却客观上把特朗普总统的美中贸易战变成了美国冷战应对措施的“前奏曲”。拜登上任两年以后，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冷战式应对措施，其中包括芯片禁运。 历史的巧合在于，就在今年，用人工智能思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来设计的芯片（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简称GPU）开始在国际商界刮起了旋风，AI PC（具人工智能的个人电脑）和AI Cellphone （人工智能手机）即将问世。以今年5月台北的Computex商展为起点，一场新的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开始了。未来全球各行业都将陆续踏上这场新风潮的浪头，哪个国家能逐浪前行，哪个国家的未来就会赢得光明。 然而，由于AI芯片可用于军事装备研发和升级，美国依照冷战应对程序，对中国进口高端AI芯片及其专用加工设备实施了禁运。中国再也不能象经济全球化1.0版主导全球的年代那样，方便地获取它想要的相关技术和产品。虽然中国会利用稍稍落后的光刻机继续开发中低端芯片，但它的产品显然已经失去了未来的全球竞争力，也因此注定会在新的产业革命中逐渐落伍。 与此同时，与AI高端芯片密切相关的“经济全球化2.0版”已经出现，并具有蓬勃兴旺的势头。从掌握全球大部分GPU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Nvidia）的股价今年从50美元跳升到120美元，该公司因而跃居全球市值第二名，可能很快会超越微软（Microsoft）而成为市值世界第一的上市公司这个现象，可以初窥端倪。GPU的加工和封装，很大一部分都在台湾，未来英伟达也会把设计中心的一部分放在台北，台湾因此正走向世界商界关注的中心。又由于世界上各大中型国家的政府部门出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加快“主权AI”的相关投资，台湾的国际地位会因此而进一步大幅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1.0版的年代，各国企业和政府往往都“在商言商”；而在经济全球化2.0版的时代，美中冷战的现实存在，使得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变成了“国安（国家安全）言商”。“在商言商”的时代，技术封锁很少，技术盗窃更是家常便饭；那在“国安言商”的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就和过往完全不一样了。半导体产业（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简称 IC产业）本身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完全依赖经济全球化，而在经济全球化2.0版的新轨道上，中国这辆“赛车”没有“参赛资格”，因为中共启动了美中冷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当中共的“东升”、“崛起”转化成军备扩张之后，中国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至于因为冷战而彻底消失。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 一、21世纪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 如果说，上个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相互较量，牵连到北半球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本世纪的美中关系已经变成了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从中国在2020年初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演习开始，中国持续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意图日益明显，加上中国不断出动海空军围绕台湾四周海域展开威胁，一场由中共点燃的冷战，事实上已经形成。 中共的意图不仅仅是企图统一台湾而已，也不仅仅是设法控制南海、为威胁美国的战略核潜艇构造“深海堡垒”，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岛国，包括试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的达鲁岛修建永久性海军基地。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对外扩张意图，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展开了相应的应对型部署。虽然双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战这个词汇，但是，一种类似上个世纪美苏冷战的新世界格局已经出现，把相关国家的关注点陆续吸引到这个方面。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国防预算，加强了对日本的西南列岛之防卫措施；随后，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开始合作建造潜艇，以应对中国从南海出发、日益活跃的潜艇活动；接下来，韩国开始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菲律宾也加强了美菲防务配合。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几年来，中共紧锣密鼓的扩军备战，已经改变了越南战争后从东亚到南太平洋长达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时也改变了美中两国自建交以来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国不得不投入军力，来防范任何可能动摇东亚及南太平洋和平稳定的企图。 而另一方面，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步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并且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现了全球的“世界工厂”称号。那么，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究竟会有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还是经济全球化会间接地帮助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或者两问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存在冲突 本世纪的美中关系与上个世纪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是，经济全球化之下，美中两国之间出现了互相的经济依存。过去几年来，虽然在区域防务方面，美中两国的军事对垒从不停步，经济技术方面，中国大规模盗窃美国技术的攻防也持续演进，但在投资和贸易领域，两国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似乎始终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美中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相关国家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也是在中国的外企和希望对中国大量出口的外国企业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当年的美苏冷战，是双方基本上在经济隔离状态下的对抗，美国选择应对方法比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格局，但新格局并不总意味着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直接冲突，而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了某些矛盾。 当中共的武力扩张和对外强势姿态让周边国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时候，他们担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军事威胁，也担心区域关系紧张，可能导致海上货运的中断；此外，与中国有经济来往的国家，也会担心出口减少和本国公民在中国的处境。但中共似乎并不介意周边国家的这些担忧，北京事实上曾表现出一种“绑架”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企图。 数年前，中国的媒体经常强调，“世界工厂”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国如果想继续获得“中国制造”的产品，或者让“世界工厂”购买各国的矿物和农产品，就必须顺从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场，否则会在经济上吃大亏。这种“绑架”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为了报复澳大利亚政府对北京的批评，曾经一度禁止澳大利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北京试图用经济压力来展现自己的强势。 中共习惯于用物质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布局本身对低风险的高度要求。中共误以为，外企和外国政府都只在意一时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这种利益考量当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杠杆”来利用。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布局是跨国公司决策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最关心的不是一、两年内的利润，而是供应链的稳定、货源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制造的东亚不安全局面，构成了动摇经济全球化布局的客观效果。 三、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原来确实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而过去十多年来却陆续发生了成本导向的产业链外移和风险导向的产业链重新布局。如果说，17年前的外企撤资，主要是成本驱动的，那么，过去几年来的外企撤资，则与风险飙升直接相关。 早在十七年前，由于工资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企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等）开始迁出中国。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应对方针是“腾笼换鸟”，希望继续引进高科技外企来继续强化“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但最近几年外企撤资的动因，成本已经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回避供应链风险，却成了重点考量，因为中共的对外扩张战略使东亚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当中共把经济崛起与军事崛起直接挂钩时，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风险自然就会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总统大幅度提高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本来是想要通过施压，来改变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又频频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的做法。这种策略并非真正的经济对抗，其实可以在协商谈判中解决双方的分歧。但是，中共采取了软泡硬磨的办法，始终不肯承认并终止盗窃美国技术的大规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的美国跨国公司，对白宫施压，逼美国行政当局放弃关税制裁；而美国公司那时也希望继续维持中国供应链。可以讲，关税问题并没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局。 然而，当中共摆出了增强武力、威胁台湾的强硬姿态之后，跨国公司终于意识到，在商业上把中国视为长期盟友的战略，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因为，一旦中共的军力增强以后，跨国公司不得不随时面对中共制造紧张局势情况下自己的供应链可能被切断的严重困境。所以，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现在纷纷在筹划替代供应链，也就是供应链分散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关闭在中国的工厂；但是，这些公司也在其他国家组建同类产品的生产线，一旦建成，跨国公司的订单就会从“世界工厂”分流转移。这就是中国的出口持续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间相互经济依存的质变 美中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经济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经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可以予取予求，即使军事和外交上摆出强硬姿态，西方国家也只能妥协让步。这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论的思考逻辑。但是，当“东升”、“崛起”落实到军备扩张之后，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必然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许多外企为了自身商务活动的安全，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 此外，中国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中南海对国内经济架构四大板块（财政、银行、企业、家庭）严重的债务负担估计不足，而不少企业（比如恒大、碧桂园等）濒临破产时无法偿还外债，势必严重动摇中国的国际金融信誉，结果吓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双边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西方投行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及大企业在中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曾经是两国相互经济依存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美中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对立日益明显，以中共作为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感受到了高风险，因此开始逐步关闭它们设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而中国经济衰退造成了民营企业拖欠外债和无力偿还，让从事对华金融投资的西方投行看到了严重亏损的高风险，因此，它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迅速收紧。 这就使得中国在出口下滑的同时，又失去了来自西方的巨额金融投资（参见笔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篇与下篇））。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动人民币贬值的推手。虽然中国的央行可以让商业银行抛出库存的外汇储备来买进人民币，却只能短期内暂缓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因为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所余不多，缺乏长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能力。 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国投入了一万三千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汇来源，人民币汇率也不过五年内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从2021年的高点贬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日渐趋紧，拉抬人民币汇率的力道会越来越弱。可以想象一下，今后人民币还会有升值空间吗？对外企来讲，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压缩外企在中国经营的盈利空间，这会进一步产生“汇率驱离外资”之效。 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金融依存逐渐终止，以及大企业对中国高科技研发的利用逐渐撤除，意味着美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开始发生质变：“推手”离场，只剩下以中国内销为主要经营目的之外企继续在中国维持下去，如此便出现了商场上的“西撤东衰”。不过，美中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并不会终止，它只是从举足轻重渐渐变成聊胜于无。 五、21世纪美中关系的实质是经济依存中的对峙 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会因为冷战态势而彻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冷战被启动后就存在着不可逆趋势；而经济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结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销售市场的依赖，当这样的跨国公司看清了冷战可以制止热战的本质之后，它们会尽可能长久地利用中国市场，其利用长度取决于利润空间。但是，每当中共在境外制造一次局部冲突，这些留在中国的外企就会受到一次震动；而它们对自身财产和利润汇出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它们的神经。 另一方面，中共摆出了对外威胁的架势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就不得不做好应对。事实上，中共除了加紧练兵以外，还在加快其核武库的扩充，试图用核威胁增强自己对美国的战略恐吓。这样，美国也只能加强防范北京核威慑的防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尤其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北京保持沟通，以避免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冲突升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战双方都需要随时保持外交沟通，越是局势动荡，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测对方的最终意图。当年美苏冷战从未引起双方的交火，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美苏都明白，彼此某种程度的信任之建立与维持，是各自国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准备上压制对手，则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当1969年中苏双方军队发生边界战争之后，苏联曾经考虑用核武器打击北京，但最后仍然主动派出总理柯西金，以途径北京的名义，与中共展开机场谈判，设法降低双方军事冲突的热度。这就是苏联从美苏冷战中学会的冲突防范策略之运用。中共虽然点燃中美冷战不过几年，现在也在学着使用这样的策略。 就美国而言，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同时也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中共在经济衰退大势既定的情势下，经受不起脱离经济全球化的沉重压力，因为中国已经无法依靠本国资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铁矿石这些基础战略资源以及饲料和油料这样的重要农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中共会希望保留现存的对外经济依存关系，同时也依然寄希望于西方投资的重新进入。正是这样复杂的国际关系，将决定未来美中之间那既谈判又威胁、既冷战又经济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英国《金融时报》于6月23日发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个认识误区》，列出的七大错误虚虚实实，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观点但非错误，有的是虚设，还有的是张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回避了西方左派联盟已经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级为大重置（Great Reset）这一事实。本文将对沃尔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错误条陈缕析，指出大重置为人类设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祸害。 第一个错误是只盯着贸易——言下之意，在推广经济全球化时必须推广政治全球化，否则就是“错误”。沃尔夫的错误在于他以为美国与西方永远正确。 199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后，就推出以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为内容的普世价值，全世界对此由衷表示欢迎，即使是推动以这些为内容的“颜色革命”，在专制国家也受到普遍欢迎，因为那时的美国是山巅之国，除了强大无比的硬实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软实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约瑟夫·奈尔首创）。所谓软实力，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相对于硬实力“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而言，软实力则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并追随的能力”。 如今30年过去，在2011年西方欢呼的“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颜色革命终于寿终正寝。美国民主党领导的左派联盟终于将在他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整套经验用之于本国，成功进行了一场自我“颜色革命”：以肤色划分权利等级的身份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诉求（红色），通过2020年美国大选向世界展示了一场活生生的“去民主化”过程，完全符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在其颠峰之作《民主》一书中列举的去民主化四个标志：1、自由公正的选举恶化，出现大选被操纵的现象；2、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对派挑战政府的能力；3、法治对政府司法和官僚约束被削弱，司法独立受到威胁；4、政府制造或过分强调国家安全威胁，以制造一种“危机感”。 这样一个经过左派颜色革命后的美国，向外推广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化，而是他们迷恋的“进步主义”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举自然不会受到欢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中承认，“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一向志在统一全球价值观，我很怀疑高度左倾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是否能够认识到将LGBTQI文化推广到全球，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的得与失 沃尔夫认为：“反全球主义者第二个错误是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场经济灾难”。 这种看法，我在媒体上几乎没见过。如果有人这样说，那肯定是错误的极端看法。普遍的说法是中、印等国尤其几乎是全球化的净受益者，这两国的27亿人口受益匪浅，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暴增的国度。中国还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巨富阶层，亿万富翁的数量与美国在伯仲之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能够环游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赐。 沃尔夫接着指证：“反全球化主义者被认定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一些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主要是贸易开放的结果，或者至少是这种开放的必然后果。” 经济全球化并非只有贸易，还有投资，发达国家产业外迁，也没有人将其局限于贸易。约八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基于大量经济数据做过认真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扩大。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该研究根据大量数据得出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项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报告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给出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不少美国工人及部分白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机会外移，以及持续的移民大军抢占了工作机会。 第四个错误是，推测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可能会以较小代价保护经济体免受近年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沃尔夫称这种看法是“错误”看法，那就是他对俄乌战争之后资源供应国与资源需求国的易位缺少感觉。目前欧盟国家因天然气供应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只能开始“漂绿”了，所谓漂绿（Greenwashing），就是欧盟国家不断调整标准，将原来被摒弃在清洁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气、煤炭、木柴（更名为木屑）回收到清洁能源单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为物品短缺、通胀上升，免除中国关税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沃尔夫虚设的“错误” 第五个错误是，认为贸易是一种可选的额外经济活动——本人没见过这种论点。他举例说贸易对美国无足轻重，就与美国的现状完全相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但美国经济是典型的空心化经济，不生产大部分消费品，主要依赖于进口。近年来，美国每年为世界提供贸易逆差数千亿美元，例如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首超1.078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5％。不少国家的经济依靠对美输出商品支撑，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国外供给的各种产品，免除中国产品关税就是为了增加日常消费品供给。 第六个错误是假定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去全球化的时代——沃尔夫忘记了一点，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认为全球化已不足以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时，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声称疫情的全球流行，给了大重置最佳机会，各国政府可趁机用疫苗健康证等重置社会。 这等于宣告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大重置粉墨登场。沃尔夫在“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甚至可能并未步入末路。但在设定新的航向时，我们需要避免七大错误”这段话中指出的所谓“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宣示的大重置目标。因此，他认为快速去全球化是错误，并另找其他的错误制造者，是张冠李戴。 最后一个错误是认为世贸组织是多余的——这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在犯的“错误”。2018年，WTO上诉机构拉美籍大法官赫尔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将结束任期告别WTO，他在临别感言中称，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这个机构不应该窒息而死”。近几年，由于对WTO机制不满意，催生了不少多边经济合作协议，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韩澳与新西兰等15个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老对头伊朗与阿根廷正在申请加入BRICS，金砖五国很快将变成七国。以上这些算是顺应潮流，因为WTO这个机构本来就是克林顿为推进全球化将关税总同盟改组而成的机构。如今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变多极世界，外加新的不结盟运动，多极世界自然需要多极的贸易关系。 经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至今已历30余年，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但谁都知道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能自外于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势力却趁人类遭遇大疫情这一灾难时期，将Great Reset视为全球化的升级版，试图建立一个New World Order，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国家强行捏在一起，企图用绿色能源计划，无中生有地变出一个“碳排放权配额”，让资源需求国向资源大国索要金钱，理所当然遭到强烈抵制；法、加、美等国政府试图通过疫苗护照重置各国公民权利，更是引起本国人民强烈反对与抗议。大重置的首席执行官美国拜登政府如今异想天开，要将民主党钟爱的LGBTQI文化当作普世价值推广至全世界，让变性人全球开花，只能说是一场祸害全球的乌托邦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