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自從美中關係從2018年開始逐漸惡化以後，中共經常指責美國的一句話就是，”反對冷戰思維”。這句話的意思是，美國針對中共威脅印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之行動所採取的反制措施，屬於不應有的”冷戰思維”。這句話的背後，其實暗含著一個意思：我可以有威脅它國之國家安全的行為，但你不能用冷戰式應對來反制我。此乃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本文分析美中關係惡化過程里中共的冷戰行為，說明中共對「冷戰思維」之所以非常敏感且深惡痛絕，其實是害怕冷戰對自己不利的結果。然而，害怕冷戰結果的中共，為什麼卻要點燃中美冷戰呢？很多中國人都有這樣的疑問。作者通過介紹冷戰的五個鐵律，說明美中冷戰可能的結果。 一、冷戰與冷戰思維 美中是不是在冷戰當中？這是一個事實判斷，冷戰思維只是一種認知和思考，思考不能代替事實。那美中關係當下的事實是什麼，到底有沒有進入冷戰？這個事實判斷的依據是，美中雙方是否有冷戰行為；更重要的是，誰先做出導致冷戰發生的行為？ 冷戰只會發生在核大國之間，其原因從冷戰這個名稱的「冷」字就看出來了。為什麼核大國之間的競爭乃至對抗，不能採用熱戰的形式？因為，持有核武器的兩個大國進入對抗狀態，便絕對不能走向熱戰階段，否則失敗的一方可能引發核大戰。由此就產生了冷戰的第一個鐵律——「冷戰就為避熱戰」。 從中還可以推導出冷戰的第二個鐵律，「冷戰之中無熱戰」，其前提是，雙方都承認世界和平和和平共處的必要性。在這方面，蘇聯曾經和美國在美蘇冷戰期間取得了高度共識；而當年毛澤東挑戰蘇聯的國際地位，就是從批判蘇聯的「和平共處」國際戰略開始的。凡是了解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共與蘇聯筆戰的「九評」系列文章，想必都會依稀記得。 人類現代史上有過兩場世界大戰和一場冷戰（美蘇冷戰），而中美冷戰則是繼美蘇冷戰之後發生的第二場冷戰。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球上就只有局部戰爭和大國冷戰，卻再也沒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原因很簡單，核武器的出現，讓紅色大國和美國之間維持了冷戰式的世界和平。 這裡講的紅色大國，不只是蘇聯，也包括中國。為什麼總是紅色大國點燃冷戰，而且對抗的對象總是美國？其實是因為，擁有核武器的紅色大國，只要它進入了經濟自信和經濟成長稍快的階段，就可能展現出共產黨政權對外擴張和敵視民主制度的本能。過去四年來，我在本網站刊登的數篇文章反覆說明過，美中冷戰與美蘇冷戰一樣，都是紅色大國點燃的。 有冷戰就必有冷戰思維。那什麼是冷戰思維？冷戰思維就是對美蘇冷戰經驗教訓的總結和領會；當然，美中冷戰被中共點燃之後，冷戰思維就不得不納入對美中冷戰的新認知和新思考。中共之所以討厭冷戰思維，卻偏偏點燃了美中冷戰，是因為它只想發動對外擴張，卻害怕對方的冷戰經驗和應對策略，因為那些經驗和策略對自己不利。 二、中共的冷戰行為與美中冷戰的緣起 以前我在文章中多次講過，中共點燃美中冷戰的行動是2020年1月，派遣艦隊到太平洋中部美軍防守的威克島與中途島之間海域演習；並且公開宣稱，其未來的海戰目標是，將來攻擊台灣前，必須要切斷美軍西援的海上路線，會為此而不惜與美軍一戰。美國當時緊急派遣「羅斯福號」航母編隊，從加州南部的聖迭戈軍港趕去對陣；隨後立即開始強化威克島的基地建設。 中共接著在2020年3月高調宣布，它已經通過在南中國海建造多個人工島，把大部分南海的國際海域變成了中國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從此中國的戰略核潛艇將在這裡安全隱身，隨時可用帶核彈頭的洲際導彈打擊美國本土的任何地方。最近中國與菲律賓屢次在菲律賓近海發生非軍事衝突，根源就是菲律賓不願意被中共「中立化」（即默認中國在其200海里經濟區內任意作為）。 美蘇冷戰時期，蘇聯把帶核彈頭的短程導彈運到古巴，對準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從而釀成了「古巴導彈危機」。雖然史稱此危機與導彈有關，其實，導彈只是運送核彈頭的工具，真正的危機是蘇聯對美國發出的抵近核威脅。 那時導彈的最大射程只有幾百公里，而現在中國的潛艇發射之巨浪型洲際導彈的射程已達到上萬公里。因此，中共建成了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並且公然宣稱「劍指美國」，就事實上等同於美蘇冷戰時期的「古巴導彈危機」。導彈射程的延長，使得紅色大國的核威脅再也不需要抵近部署了；只要紅色大國公開宣稱，它有用洲際導彈向美國發射核武器的意圖，那中國在遠方深海里隱藏的戰略核潛艇，就構成了隨時的真實核威脅。 中國擁有「二次核打擊」的能力，並不意味著冷戰必然爆發；但是，當紅色大國的確擁有這樣的能力之時，又同時宣稱，可以隨時核打擊對方，這就製造出冷戰的要件了。美蘇冷戰結束三十多年後，美國的國家安全又一次面臨重大的核威脅，它自然必須作出防衛型反應，這就是美中冷戰的由來。 由於冷戰都是紅色大國點燃的，所以美國從來都是被動應對。而冷戰思維，就是被紅色大國的冷戰行為激發出來的。 美國針對中國的對外擴張和破壞世界和平的威脅做出反應，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毫無關係。美國對世界局勢的掌控，一向是美國為了維護世界和平在儘力付出，並非是為了建立美國的外國控制區或長期租借地。雖然美國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犯過反應過度的錯誤（比如對伊拉克的第二次攻擊），但美國的目的並沒脫離維護世界秩序的基線，更沒有事後在世界上建立新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關於這一點，中共把自己的對外侵略意圖解釋成反對美國的霸權，其實與大日本帝國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所用的理由幾乎一樣。 三、冷戰鐵律：持久不降階 冷戰的進程一旦開始，雙方就會展開全方位的實力競爭，同時也採用各種方法來遏制對方的實力提升。雖然雙方都想取勝，但是，冷戰不能走向「最後的決鬥」，因為核大國之間不能「決鬥」。那樣的「決鬥」不是零和博弈、一勝一負，而是雙輸；不僅是雙輸，而且是世界的末日。從這裡就導出了冷戰的第三個鐵律，「冷戰必為持久戰」；換言之，冷戰中的一方不會企圖儘快消滅對方。 這裡面還隱含著冷戰的第四個鐵律，即「冷戰升級不降階」。因為雙方的核威懾始終存在，因此，任何一方宣稱「退出」冷戰，實際上是無效的，除非它完全自我解除核武裝。那既然處於冷戰狀態的雙方都沒有「退出機制」，則兩國之間的全方位實力競爭過程就象在擰一顆防盜用的「倒扣牙螺絲」，只能順向擰、越擰越緊，卻無法反向擰松、乃至卸下螺絲。 很多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美中關係惡化的嚴重風險，卻不知道冷戰已被中共點燃，因此他們不會從冷戰規律的角度去思考未來。但是，如果他們懂得了冷戰的第四條鐵律，就不見得會再期盼如何恢復美中昔日的友好關係了。 冷戰的過程必然涉及到軍事、科技、經濟、外交等多個方面。其中，外交的溝通和折衝不是為了消除冷戰，也不可能消除冷戰，外交的功能只是為了防止雙方的對抗誘發危險的衝突。因此，冷戰中雙方的外交斡旋，並不會帶來雙方實質性的冷戰關係之緩解或終止；同樣，外交場合中某一方的強硬態度，也不會真正提升該國在冷戰中的實力。 在軍事層面，美中冷戰與美蘇冷戰實質性的差別並不大，只不過是軍事裝備升級了。但在經濟層面，美蘇冷戰與美中冷戰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截然不同。也因此，美中冷戰相比美蘇冷戰，美國面臨更複雜的局面。 蘇聯集團是在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制度中生存；而中國則是先把國內經濟體制部分地改變成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後又加入了自由世界的經濟全球化。中蘇兩國在對美冷戰中的根本性不同，給國際商界帶來了巨大的迷惑和羈絆。因此，國際商界不太願意改變以中國的「世界工廠」為重心的經濟全球化1.0版，因為它們在其中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但國際商界無法左右冷戰的方向和動向。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和中國之所以具備了威脅美國的經濟技術實力，都是因為美國餵養過它們。蘇聯在二戰前的工業化和二戰中的軍工體系建設，主要靠美國的投資和技術轉讓；中國的「世界工廠」，也是美國對中國開放市場和投資的結果。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上，紅色大國總是在經濟實力增強後恃力反噬，而美國也總是後知後覺。 中共之所以敢於點燃美中冷戰，既因為它缺乏冷戰知識和經驗，也因為它看到了經濟全球化1.0版的「中國依賴」，進而誤讀並推論出「東升西降」這種荒謬的判斷。 四、美中冷戰的國際經濟環境 中共過去二十多年來犯下了兩個重大決策錯誤，現在到了算賬的時候了。這兩個重大決策錯誤是：其一，妄圖稱霸而對外擴張；其二，以為「世界工廠」不可動搖，從此中國支配地球，因此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唯一贏家。現在中共其實已經發現，過去所構想的所謂「東升西降」的輝煌未來不過是一個泡沫，它不得不趴下來舔自己傷害自己所造成的那些傷口。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政治正確」，中共為了政權的生存，無法承認這樣的決策錯誤，就只能在自己點燃的冷戰中硬撐下去。 冷戰的結局有幾種？其實只有一種，那就是紅色大國的失敗，蘇聯的滅亡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蘇聯是在經濟最強盛的時候點燃美蘇冷戰的，最後在冷戰中因為經濟衰落而敗亡；而中共是在經濟走下坡路的時候點燃美中冷戰的，因此，美中冷戰的過程可能會比美蘇冷戰的過程短一些。 從這裡可以導出冷戰的第五個鐵律，「不戰而勝看經濟」。可以講，美蘇冷戰中，蘇聯是垮在它落後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上；而在美中冷戰當中，將決定中共命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以「世界工廠」為重心的「經濟全球化1.0版」逐漸弱化，而以「離開中國」為特色的「經濟全球化2.0版」正在興起。 特朗普總統2018年發動的美中貿易戰，本質上並非冷戰應對措施，而只是為了逼中共上談判桌，認真談判知識產權的保護和遏制中國技術間諜的猖獗。但中共以點燃美中冷戰來反制，卻客觀上把特朗普總統的美中貿易戰變成了美國冷戰應對措施的「前奏曲」。拜登上任兩年以後，美國開始了對中國的冷戰式應對措施，其中包括晶元禁運。 歷史的巧合在於，就在今年，用人工智慧思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來設計的晶元（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簡稱GPU）開始在國際商界颳起了旋風，AI PC（具人工智慧的個人電腦）和AI Cellphone （人工智慧手機）即將問世。以今年5月台北的Computex商展為起點，一場新的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產業革命開始了。未來全球各行業都將陸續踏上這場新風潮的浪頭，哪個國家能逐浪前行，哪個國家的未來就會贏得光明。 然而，由於AI晶元可用于軍事裝備研發和升級，美國依照冷戰應對程序，對中國進口高端AI晶元及其專用加工設備實施了禁運。中國再也不能象經濟全球化1.0版主導全球的年代那樣，方便地獲取它想要的相關技術和產品。雖然中國會利用稍稍落後的光刻機繼續開發中低端晶元，但它的產品顯然已經失去了未來的全球競爭力，也因此註定會在新的產業革命中逐漸落伍。 與此同時，與AI高端晶元密切相關的「經濟全球化2.0版」已經出現，並具有蓬勃興旺的勢頭。從掌握全球大部分GPU晶元設計公司英偉達（Nvidia）的股價今年從50美元跳升到120美元，該公司因而躍居全球市值第二名，可能很快會超越微軟（Microsoft）而成為市值世界第一的上市公司這個現象，可以初窺端倪。GPU的加工和封裝，很大一部分都在台灣，未來英偉達也會把設計中心的一部分放在台北，台灣因此正走向世界商界關注的中心。又由於世界上各大中型國家的政府部門出於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需要，必須加快「主權AI」的相關投資，台灣的國際地位會因此而進一步大幅提升。 在經濟全球化1.0版的年代，各國企業和政府往往都「在商言商」；而在經濟全球化2.0版的時代，美中冷戰的現實存在，使得多數國家的政府和企業都變成了「國安（國家安全）言商」。「在商言商」的時代，技術封鎖很少，技術盜竊更是家常便飯；那在「國安言商」的時代，國際經濟環境就和過往完全不一樣了。半導體產業（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簡稱 IC產業）本身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也完全依賴經濟全球化，而在經濟全球化2.0版的新軌道上，中國這輛「賽車」沒有「參賽資格」，因為中共啟動了美中冷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當中共的「東升」、「崛起」轉化成軍備擴張之後，中國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至於因為冷戰而徹底消失。與此同時，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事實上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 一、21世紀全球安全格局的變化 如果說，上個世紀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中的相互較量，牽連到北半球許多國家的國際關係，那麼，本世紀的美中關係已經變成了影響當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從中國在2020年初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演習開始，中國持續的擴軍備戰和對外擴張意圖日益明顯，加上中國不斷出動海空軍圍繞台灣四周海域展開威脅，一場由中共點燃的冷戰，事實上已經形成。 中共的意圖不僅僅是企圖統一台灣而已，也不僅僅是設法控制南海、為威脅美國的戰略核潛艇構造「深海堡壘」，它的觸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島國，包括試圖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靠近澳大利亞的達魯島修建永久性海軍基地。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對外擴張意圖，在東亞和南太平洋地區也展開了相應的應對型部署。雖然雙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戰這個辭彙，但是，一種類似上個世紀美蘇冷戰的新世界格局已經出現，把相關國家的關注點陸續吸引到這個方面。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國防預算，加強了對日本的西南列島之防衛措施；隨後，澳大利亞與美國、英國開始合作建造潛艇，以應對中國從南海出發、日益活躍的潛艇活動；接下來，韓國開始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防務合作，菲律賓也加強了美菲防務配合。種種跡象表明，過去幾年來，中共緊鑼密鼓的擴軍備戰，已經改變了越南戰爭後從東亞到南太平洋長達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時也改變了美中兩國自建交以來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國不得不投入軍力，來防範任何可能動搖東亞及南太平洋和平穩定的企圖。 而另一方面，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它逐步加入了經濟全球化，並且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現了全球的「世界工廠」稱號。那麼，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究竟會有助於世界和平和穩定，還是經濟全球化會間接地幫助中國實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或者兩問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存在衝突 本世紀的美中關係與上個世紀的美蘇關係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是，經濟全球化之下，美中兩國之間出現了互相的經濟依存。過去幾年來，雖然在區域防務方面，美中兩國的軍事對壘從不停步，經濟技術方面，中國大規模盜竊美國技術的攻防也持續演進，但在投資和貿易領域，兩國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似乎始終存在。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美中關係究竟會走向何方？這不僅是相關國家政府必須優先考慮的事項，也是在中國的外企和希望對中國大量出口的外國企業不得不擔憂的問題。 當年的美蘇冷戰，是雙方基本上在經濟隔離狀態下的對抗，美國選擇應對方法比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關係是一種新的格局，但新格局並不總意味著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直接衝突，而美國的國家安全與企業的經濟利益也發生了某些矛盾。 當中共的武力擴張和對外強勢姿態讓周邊國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時候，他們擔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軍事威脅，也擔心區域關係緊張，可能導致海上貨運的中斷；此外，與中國有經濟來往的國家，也會擔心出口減少和本國公民在中國的處境。但中共似乎並不介意周邊國家的這些擔憂，北京事實上曾表現出一種「綁架」經濟全球化布局的企圖。 數年前，中國的媒體經常強調，「世界工廠」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國如果想繼續獲得「中國製造」的產品，或者讓「世界工廠」購買各國的礦物和農產品，就必須順從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場，否則會在經濟上吃大虧。這種「綁架」經濟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為了報復澳大利亞政府對北京的批評，曾經一度禁止澳大利亞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北京試圖用經濟壓力來展現自己的強勢。 中共習慣於用物質主義的立場來理解它與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卻忽略了經濟全球化布局本身對低風險的高度要求。中共誤以為，外企和外國政府都只在意一時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這種利益考量當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槓桿」來利用。但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布局是跨國公司決策的產物，而這些決策最關心的不是一、兩年內的利潤，而是供應鏈的穩定、貨源的確定性和及時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製造的東亞不安全局面，構成了動搖經濟全球化布局的客觀效果。 三、全球供應鏈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原來確實是以「世界工廠」為重心；而過去十多年來卻陸續發生了成本導向的產業鏈外移和風險導向的產業鏈重新布局。如果說，17年前的外企撤資，主要是成本驅動的，那麼，過去幾年來的外企撤資，則與風險飆升直接相關。 早在十七年前，由於工資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製造企業（比如製鞋、服裝、玩具等）開始遷出中國。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的應對方針是「騰籠換鳥」，希望繼續引進高科技外企來繼續強化「世界工廠」的國際地位。但最近幾年外企撤資的動因，成本已經不是主要影響因素，而迴避供應鏈風險，卻成了重點考量，因為中共的對外擴張戰略使東亞地區的局勢日益緊張。當中共把經濟崛起與軍事崛起直接掛鉤時，全球供應鏈的安全風險自然就會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總統大幅度提高中國對美出口的關稅，本來是想要通過施壓，來改變中國低價傾銷商品、又頻頻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的做法。這種策略並非真正的經濟對抗，其實可以在協商談判中解決雙方的分歧。但是，中共採取了軟泡硬磨的辦法，始終不肯承認並終止盜竊美國技術的大規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的美國跨國公司，對白宮施壓，逼美國行政當局放棄關稅制裁；而美國公司那時也希望繼續維持中國供應鏈。可以講，關稅問題並沒嚴重衝擊經濟全球化的中國布局。 然而，當中共擺出了增強武力、威脅台灣的強硬姿態之後，跨國公司終於意識到，在商業上把中國視為長期盟友的戰略，到了不得不調整的時候了。因為，一旦中共的軍力增強以後，跨國公司不得不隨時面對中共製造緊張局勢情況下自己的供應鏈可能被切斷的嚴重困境。所以，以出口為主的跨國公司，現在紛紛在籌劃替代供應鏈，也就是供應鏈分散化。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關閉在中國的工廠；但是，這些公司也在其他國家組建同類產品的生產線，一旦建成，跨國公司的訂單就會從「世界工廠」分流轉移。這就是中國的出口持續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間相互經濟依存的質變 美中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經濟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經認為，西方國家經濟上離不開中國，因此，中國可以予取予求，即使軍事和外交上擺出強硬姿態，西方國家也只能妥協讓步。這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論的思考邏輯。但是，當「東升」、「崛起」落實到軍備擴張之後，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必然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許多外企為了自身商務活動的安全，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 此外，中國經濟開始衰退之後，中南海對國內經濟架構四大板塊（財政、銀行、企業、家庭）嚴重的債務負擔估計不足，而不少企業（比如恆大、碧桂園等）瀕臨破產時無法償還外債，勢必嚴重動搖中國的國際金融信譽，結果嚇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在美中經濟關係當中，雙邊貿易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西方投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及大企業在中國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曾經是兩國相互經濟依存的重要環節。但是，隨著美中兩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對立日益明顯，以中共作為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感受到了高風險，因此開始逐步關閉它們設在中國的研發機構；而中國經濟衰退造成了民營企業拖欠外債和無力償還，讓從事對華金融投資的西方投行看到了嚴重虧損的高風險，因此，它們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迅速收緊。 這就使得中國在出口下滑的同時，又失去了來自西方的巨額金融投資（參見筆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國金融外資斷流》（上篇與下篇））。這兩大因素的影響疊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動人民幣貶值的推手。雖然中國的央行可以讓商業銀行拋出庫存的外匯儲備來買進人民幣，卻只能短期內暫緩人民幣貶值的趨勢，因為商業銀行的外匯儲備所余不多，缺乏長期支撐人民幣匯率的能力。 從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國投入了一萬三千億美元的證券投資；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匯來源，人民幣匯率也不過五年內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為止，人民幣匯率已經從2021年的高點貶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日漸趨緊，拉抬人民幣匯率的力道會越來越弱。可以想像一下，今後人民幣還會有升值空間嗎？對外企來講，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將壓縮外企在中國經營的盈利空間，這會進一步產生「匯率驅離外資」之效。 華爾街對中國市場的金融依存逐漸終止，以及大企業對中國高科技研發的利用逐漸撤除，意味著美中經濟的相互依存開始發生質變：「推手」離場，只剩下以中國內銷為主要經營目的之外企繼續在中國維持下去，如此便出現了商場上的「西撤東衰」。不過，美中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並不會終止，它只是從舉足輕重漸漸變成聊勝於無。 五、21世紀美中關係的實質是經濟依存中的對峙 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會因為冷戰態勢而徹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冷戰被啟動後就存在著不可逆趨勢；而經濟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結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國公司對中國銷售市場的依賴，當這樣的跨國公司看清了冷戰可以制止熱戰的本質之後，它們會儘可能長久地利用中國市場，其利用長度取決於利潤空間。但是，每當中共在境外製造一次局部衝突，這些留在中國的外企就會受到一次震動；而它們對自身財產和利潤匯出的擔憂，也無時無刻不在干擾著它們的神經。 另一方面，中共擺出了對外威脅的架勢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就不得不做好應對。事實上，中共除了加緊練兵以外，還在加快其核武庫的擴充，試圖用核威脅增強自己對美國的戰略恐嚇。這樣，美國也只能加強防範北京核威懾的防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尤其需要通過外交手段，與北京保持溝通，以避免任何突發事件造成的衝突升級。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冷戰雙方都需要隨時保持外交溝通，越是局勢動蕩，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測對方的最終意圖。當年美蘇冷戰從未引起雙方的交火，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美蘇都明白，彼此某種程度的信任之建立與維持，是各自國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準備上壓制對手，則是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當1969年中蘇雙方軍隊發生邊界戰爭之後，蘇聯曾經考慮用核武器打擊北京，但最後仍然主動派出總理柯西金，以途徑北京的名義，與中共展開機場談判，設法降低雙方軍事衝突的熱度。這就是蘇聯從美蘇冷戰中學會的衝突防範策略之運用。中共雖然點燃中美冷戰不過幾年，現在也在學著使用這樣的策略。 就美國而言，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同時也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中共在經濟衰退大勢既定的情勢下，經受不起脫離經濟全球化的沉重壓力，因為中國已經無法依靠本國資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鐵礦石這些基礎戰略資源以及飼料和油料這樣的重要農產品，都必須依賴進口。所以，中共會希望保留現存的對外經濟依存關係，同時也依然寄希望於西方投資的重新進入。正是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將決定未來美中之間那既談判又威脅、既冷戰又經濟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英國《金融時報》於6月23日發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個認識誤區》，列出的七大錯誤虛虛實實，有的是真實存在的觀點但非錯誤，有的是虛設，還有的是張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迴避了西方左派聯盟已經將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級為大重置（Great Reset）這一事實。本文將對沃爾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錯誤條陳縷析，指出大重置為人類設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禍害。 第一個錯誤是只盯著貿易——言下之意，在推廣經濟全球化時必須推廣政治全球化，否則就是「錯誤」。沃爾夫的錯誤在於他以為美國與西方永遠正確。 1990年代經濟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後，就推出以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等為內容的普世價值，全世界對此由衷表示歡迎，即使是推動以這些為內容的「顏色革命」，在專制國家也受到普遍歡迎，因為那時的美國是山巔之國，除了強大無比的硬實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軟實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約瑟夫·奈爾首創）。所謂軟實力，是指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及軍事外的第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相對於硬實力「一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而言，軟實力則是「一國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並追隨的能力」。 如今30年過去，在2011年西方歡呼的「阿拉伯之春」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後，顏色革命終於壽終正寢。美國民主黨領導的左派聯盟終於將在他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整套經驗用之於本國，成功進行了一場自我「顏色革命」：以膚色劃分權利等級的身份政治與社會主義經濟訴求（紅色），通過2020年美國大選向世界展示了一場活生生的「去民主化」過程，完全符合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歷史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在其顛峰之作《民主》一書中列舉的去民主化四個標誌：1、自由公正的選舉惡化，出現大選被操縱的現象；2、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權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對派挑戰政府的能力；3、法治對政府司法和官僚約束被削弱，司法獨立受到威脅；4、政府製造或過分強調國家安全威脅，以製造一種「危機感」。 這樣一個經過左派顏色革命後的美國，向外推廣的已經不是原來的普世價值與民主化，而是他們迷戀的「進步主義」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們發布了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公開的美國政府報告，展示我們為在全球推動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酷兒及間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權所作的工作。我們敦促所有政府與我們一起採取行動，支持LGBTQI+人權捍衛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舉自然不會受到歡迎。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在對調查結果和各種觀點的總結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取向等問題上，「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就連《紐約時報》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經結束，一場全球文化戰爭正在打響》中承認，「現在，我們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距離越來越大。但今天正在發生一些更為重大的事情，這與過去的大國鬥爭不同，也與冷戰不同。這不僅僅是一場政治或經濟衝突。這是一場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衝突。更具體地說，它是數以億計的人在廣泛的戰線上對西方行事原則的拒絕。」 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重點一向志在統一全球價值觀，我很懷疑高度左傾的美國民主黨政府是否能夠認識到將LGBTQI文化推廣到全球，將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經濟全球化的得與失 沃爾夫認為：「反全球主義者第二個錯誤是認為全球化時代是一場經濟災難」。 這種看法，我在媒體上幾乎沒見過。如果有人這樣說，那肯定是錯誤的極端看法。普遍的說法是中、印等國尤其幾乎是全球化的凈受益者，這兩國的27億人口受益匪淺，成為世界上中產階級人數暴增的國度。中國還產生了數量龐大的巨富階層，億萬富翁的數量與美國在伯仲之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能夠環遊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賜。 沃爾夫接著指證：「反全球化主義者被認定的第三個錯誤是認為一些高收入國家（尤其是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主要是貿易開放的結果，或者至少是這種開放的必然後果。」 經濟全球化並非只有貿易，還有投資，發達國家產業外遷，也沒有人將其局限於貿易。約八年前，就有經濟學家基於大量經濟數據做過認真研究，指出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之一是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擴大。2016年5月，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E.羅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經濟學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個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卻在不斷擴大。從1988年到2011年，發達國家中下層家庭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增長速度相當緩慢。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國內貧富差距在加劇。該研究根據大量數據得出一個嚴峻的結論：即使全球化的發展必然帶動世界整體收入的上升，並很大程度上縮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時也引起了國內不平等的加劇。在後者所引發的不滿情緒的主導下，全球化也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項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報告也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20世紀50年代初，中產階級人數佔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給出的警示更強： 2015年全美共有8,141萬家庭，全家無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萬，比率高達19.7%，意味著美國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沒有人工作。不少美國工人及部分白領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機會外移，以及持續的移民大軍搶佔了工作機會。 第四個錯誤是，推測更大程度的自給自足可能會以較小代價保護經濟體免受近年供應鏈中斷的影響——沃爾夫稱這種看法是「錯誤」看法，那就是他對俄烏戰爭之後資源供應國與資源需求國的易位缺少感覺。目前歐盟國家因天然氣供應無法找到合適的替代方案，只能開始「漂綠」了，所謂漂綠（Greenwashing），就是歐盟國家不斷調整標準，將原來被摒棄在清潔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氣、煤炭、木柴（更名為木屑）回收到清潔能源單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為物品短缺、通脹上升，免除中國關稅的行動正在進行中。 沃爾夫虛設的「錯誤」 第五個錯誤是，認為貿易是一種可選的額外經濟活動——本人沒見過這種論點。他舉例說貿易對美國無足輕重，就與美國的現狀完全相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大國，但美國經濟是典型的空心化經濟，不生產大部分消費品，主要依賴於進口。近年來，美國每年為世界提供貿易逆差數千億美元，例如2021年美國貿易逆差首超1.0784萬億美元，約佔美國GDP總量5％。不少國家的經濟依靠對美輸出商品支撐，也就是說，美國需要國外供給的各種產品，免除中國產品關稅就是為了增加日常消費品供給。 第六個錯誤是假定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快速去全球化的時代——沃爾夫忘記了一點，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克勞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認為全球化已不足以實現對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時，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聲稱疫情的全球流行，給了大重置最佳機會，各國政府可趁機用疫苗健康證等重置社會。 這等於宣告全球化時代行將結束，大重置粉墨登場。沃爾夫在「全球化並沒有消亡，它甚至可能並未步入末路。但在設定新的航向時，我們需要避免七大錯誤」這段話中指出的所謂「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經濟論壇宣示的大重置目標。因此，他認為快速去全球化是錯誤，並另找其他的錯誤製造者，是張冠李戴。 最後一個錯誤是認為世貿組織是多餘的——這是一個許多國家都在犯的「錯誤」。2018年，WTO上訴機構拉美籍大法官赫爾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將結束任期告別WTO，他在臨別感言中稱，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這個機構不應該窒息而死」。近幾年，由於對WTO機制不滿意，催生了不少多邊經濟合作協議，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韓澳與紐西蘭等15個國家在內的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美國的老對頭伊朗與阿根廷正在申請加入BRICS，金磚五國很快將變成七國。以上這些算是順應潮流，因為WTO這個機構本來就是柯林頓為推進全球化將關稅總同盟改組而成的機構。如今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正在變多極世界，外加新的不結盟運動，多極世界自然需要多極的貿易關係。 經濟全球化自1990年代開始，至今已歷30餘年，雖然存在各種問題與矛盾，但誰都知道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不能自外於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勢力卻趁人類遭遇大疫情這一災難時期，將Great Reset視為全球化的升級版，試圖建立一個New World Order，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國家強行捏在一起，企圖用綠色能源計劃，無中生有地變出一個「碳排放權配額」，讓資源需求國向資源大國索要金錢，理所當然遭到強烈抵制；法、加、美等國政府試圖通過疫苗護照重置各國公民權利，更是引起本國人民強烈反對與抗議。大重置的首席執行官美國拜登政府如今異想天開，要將民主黨鍾愛的LGBTQI文化當作普世價值推廣至全世界，讓變性人全球開花，只能說是一場禍害全球的烏托邦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