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经济下滑，房地产崩盘，地方财政赤字严重，公务员工资频被下调，面临生存压力。为填补工资缺口，湖南、重庆于近日明确表示，公务员可以从事外卖、开网车、写小说等副业。 在大陆，长期以来，公务员从事副业被视为“不务正业”，更有可能面临纪律处分。但如今这一禁令正被悄然打破。近日，湖南和重庆政府明确表示，公务员可以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从事多种副业，包括送外卖、跑滴滴、自媒体创作、健身教练、农业种植养殖、专业技能服务等。 “现在铁饭碗也不香了”，湖南公务员胡先生称，经济下行，地方财政紧张，工资被下调，甚至延发。自己的月薪只有三四千（人民币，下同），还有小孩和房贷，没有办法，只能出去跑外卖。 重庆国企员工李先生称，目前，单位没啥活，每天上午11点就下班了。工资少了很多，他有小孩要养，实在没办法，只能兼职跑外卖。他每天从11点半跑到2点，能跑20来单，晚上也跑，一天大约40来单，能赚个三、四百块钱。 范先生称，自己有硕士学历，原本在公立医院心理科工作，因钱不够用，只能出去跑外卖。只不过，现在外卖也不好跑，竞争很激烈。尤其现在正值暑期，人多，连电瓶车都租不到，电池也没得换。 大陆公务员张先生称，国家电网现在的形势也不乐观，以前是不裁员的，现在也有了裁员的趋势。
近年，大陆经济严重下滑，大量人员遭遇失业、降薪，以致收入锐减。如今，在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的“比穷”视频。有分析称，这意味着，“穷”和“负债”已经成为常态，如今这些债务，就像一个个的“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大骚”是一位专门为负债人提供咨询和帮助的博主。7月8日，他在视频中展示一封求助信，上面写道，“我有两套房子，贷款120万（人民币，下同），信用卡欠3.5万，信用贷40万（支付宝19万、度小满10万、京东+宜享花11万）。目前房贷和信用卡正常还贷，其余网贷要还不上了，暂时都还没逾期。因为查询贷款APP太多，金额已到上限，征信现在是大花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网贷和信用卡全部彻底逾期，等有钱再还行吗？网贷逾期会不会被起诉拍卖房子？还有没有可能再贷到款？家里没办法帮我，老婆要不是因为小孩原因就要和我离婚了。房子现在卖不掉，卖了还需要补15到20万贷款。最近病急乱投医，碰上很多骗子，希望能给我一些专业建议。” 7月7日，《经济学人》刊文《为何有如此多的中国人深陷债务泥潭》，文中指出中国大批中产因收入下降、资产缩水而陷入债务困境。 文章还特别提到，在大陆的社交平台上，形成一种“比债大”的奇特风潮。比如，上海一位名叫莉莉的年轻人，因公司停发工资，不得不依靠网贷度日。目前，欠债3万元。因为还不上，她索性将自己的“破产故事”拍成短视频吸引流量，试图“以债养债”。 文章认为，现如今，居民的债务正在压制消费信心，撼动当局赖以维持统治的中产阶层基础。现在，当局除了要应对庞大的地方债和企业债。还要注意，居民的债务已无法回避。 独立机构“龙洲经讯”估算，目前已经违约的人数高达2500万至3400万；若加上逾期未还的，总数可能高达8300万人，占15岁以上人口的5%～7%。 《经济学人》指出，在过去十年，房贷被视为稳赚不赔的投资方式。但在2020年疫情封控后，大陆房地产呈断崖式下滑，中产财富出现断层。据彭博社估算，房价每下跌5%，中国住房财富就缩水19万亿。 中国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居民银行贷款余额为89.72万亿元。但央行金融研究院估算，真实负债可能是103.5万亿元；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结果则更为惊人，认为居民的实际负债，可能高达200万亿，是官方数据的两倍以上。 财经博主“边境中文说”称，从“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俗称“的老赖”）的数量也可以看出这场危机的规模。2019年，大陆“老赖”人数达1443万。而比老赖更惨的，是越来越多的“断供”房主，因为大环境恶化，比如失业、降薪等，让他们无法偿还房贷，以致于房屋被法院查封拍卖。阿里拍卖数据显示，2020年法拍房为133万套，2021年增至168万套，而自2022年起，这一数据不再公开。有分析估算，2023年法拍房或突破500万套，2024年的数据更无从得知。 财经博主“边境中文说”指出，当政府开始刻意隐藏这些数据时，说明问题已经到了“难以启齿”的地步。
2025年上半年，北京、浙江等多地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再度传出公务员、央企白领、民企职员等降薪裁员的消息。如今，生活压力已波及千家万户。所谓的“过紧日子”，已从口号变为现实。 在北京工作的李先生称，自己是国企员工。如今，他的工资已从每月6000元（人民币，下同）降到5000元。不仅如此，原本的津贴也被取消了。他还说，自己的老婆在民企上班，民企就更惨了。很多员工被裁，有的被通知7月底裁员。 国企职员马先生称，近两年，公司已经进行了两轮减薪裁员。人少了，岗位开始合并，一个人做原来两、三个人的工作，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不仅如此，他们的薪水还降了，根据职位的不同，减少了5%到20%。 国企员工吴先生称，为了维持生计，部分职员开始寻找兼职。他说，“现在只能靠朋友介绍点外包设计活撑着，但这种工作也不好找。” 据公开信息，包括中金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央企已启动“薪酬优化”措施。财新网早前称，至少有27家中央金融企业限制员工薪酬，其中高管年薪设限100万，中级管理的年薪可能被砍去一半。中金公司一位基层员工透露：“全楼几乎都降薪了，最低也降了5%。” 不仅是国营企业，就连一直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也难逃降薪潮。据悉，这与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有关。 2024年，浙江省财政厅公布《2023年公布的预算（草案）》显示，该省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锐减25%，导致行政支出大幅削减。另外，浙江这种财政紧张的局面，并非个案，目前已在全国多地蔓延。 浙江诸暨的郑先生称，自己的一位朋友是公务员，听他说，前年公务员就降了一波薪；今年又降了一次薪，听说普通公务员的年薪降了五至六万；科级以上的年薪降了八至十万；级别更高的年薪减少了十五万左右。他认为，公务员工资本来就高，降薪也是应该的。 在社交平台上，一位山东博主称：“我们县近两年卖不出一块地，房地产项目也停了，部门办公用车的租金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清，出差费用，半年了都没有报销。” 山东青岛居民耿先生称，当地某县公务员只能领取七成工资，还面临延迟发放等情况。 山东居民孟先生指出，尽管政府试图刺激内需，但因为降薪，民众的收入锐减，以致居民的购买能力严重受限。他说，价格战成为许多小商户最后的挣扎，猪肉价格直线下滑，现在排骨才卖十二元一斤，生猪收购价才几块钱。连带餐厅也在拼命打折求生，这不是竞争，而是互相拖垮。 广东一位法律界人士称，当地一些地区警察的薪水大幅下降，年薪从30万降至20万。 东莞某国有银行的中层干部也称，在这两年内，自己单位降薪的幅度已经达到了30%，现在连绩效奖金都被砍掉了。 江苏经济学者吴勤学分析称，公务员降薪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民间失去了消费动力，企业失去了发展信心，整个社会的经济想象力在收缩。”他警告，当“过紧日子”从口号变为现实，最后挑战的是“社会的韧性与信心的底线”。
2024年，中国银行高管普遍降薪，且幅度极大。据悉，被降薪的高管比例为78.5%，最高降幅高达82.4%。 据《财经》于5月24日报导，2024年的财报显示，在A股42家银行中，9家银行管理层薪酬总额同比上升，33家银行下降，后者占比为78.5%。其中，降幅最高的是长沙银行。2024年，该行高管薪酬总额降至248.5万元（人民币，下同），而在2023年则为1411.1万元，降幅约为82.4%。 在9家银行管理层薪酬总额同比上升的银行中，涨幅最高的是华夏银行。2023年高管年度薪酬总额为1745.5万，2024年增至2399.1万，涨幅为37.5%。 据《财经》统计，高管薪酬总额前十的银行中，最高者为民生银行，达4048.54万元。 报导认为高管降薪其实是近年银行业发展变局的一个反映。现在，银行经营压力普遍加大，不少银行在财报中强调“降本增效”。 不仅2024年，今年的金融业也在降薪。在今年1月，路透社就曾引述4位消息人士披露，主管部门计划自1月起，削减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PBOC）、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NFRA）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员工的总体收入，削减幅度约为50%。 消息人士透露，金融部门负责人的薪资削减幅度最大，达到50%；普通员工的薪资削减幅度约为40%。部分高级职位，例如主任级及以上官员的薪资削减幅度高达60%。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名要求匿名的券商称，近年中国金融行业薪资下降并非新鲜事。他说：“前两年，中金有员工家属在网上炫富，晒出来一个月工资条有7万多，影响很不好。那之后，各家单位内部都强调不要随便在网上‘拉仇恨’，然后限薪令就出来了。本来经济不好，大家收入水平不乐观，‘金融民工’还要‘凡尔赛’，别人还过不过了？” 这位券商表示，其实降薪、限薪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下滑。他对未来中国经济和行业前景很不乐观。他说：“我能感受到整体经济不好，今年的效益更差。” 说到中金，不得不提起去年7月的一宗案件。去年7月，一名供职于中金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女性员工疑似降薪后无力负担房贷而自杀身亡，该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路透社称，中金去年大幅削减员工薪资，平均每位员工的薪资被降低了25%，超过2千名员工的收入受到影响。
3月26日，招商银行披露2024年度报告。 根据年报测算，2024年，招行员工费用680.9亿元，人均成本58.1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招商银行员工费用连续两年下降。 在2021年上半年，招商银行人均月薪曾一度达到5.8万元，就是说，如今该行人均月薪相比3年前少拿6000元。 很快，#招商银行人均薪酬降至60万元以内#这一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引起网友热议。 网络图片 乍一看，第一反应是“银行工资可真高啊”，但其实这个工资只是平均数，是高管和员工平均之后的结果。其实，招行普通员工工资和一般人没太大区别。 广大网友其实都搞错了重点，重点不是工资有多高，而是银行降薪意味着什么，尤其是招行降薪意味着什么。可以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信号，已经有了端倪，此时一定要万分小心，否则未来可能会发生整个金融系统的动荡。 招商银行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中国银行业真正的风向标。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招行是中国服务最好的商业银行，也是连续多年的中国最佳零售银行，当然，其规模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当中也是老大。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银行业除了国字号的工农中建，就要看招行了。在2024年的银行业排名当中，招行排名仅次于四大行，可见其规模和地位。作为一家股份制银行，做到这个地步实属不易。 2024中国银行业100强出炉！ 也正因为如此，招行的大规模降薪，不啻为一颗炸弹。上热搜显得这事情有点八卦，但背后隐藏的现实，却危险而又沉重。 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降薪，而在于招行的财报。 前面说了，招行是中国最佳零售银行，也就是说招行主要体现的是个人业务这一块的优势。然而2024年的财报却不太好看： 招行零售金融业务，2024年税前利润906.44亿元，同比下降9.28%。主要营收来源净利息收入和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皆同比下降。 净利息收入同比下降1.58%，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降14.28%。 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220.05亿元，同比下降高达22.70%。 净利息收益率从2023年的2.15%降至1.98%，净利息收入同比下降约1.58%。净息差从2.03%降至1.86%。 在这些数据当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最后这一项“净息差下降到了2%以下。可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净息差是中国银行们的生命线，也是有1.8%这个明确警戒线的。 净息差指净利息收入与平均生息资产的比值。截至去年第三季度，已有30家A股上市银行低于1.8%的“警戒线”。 低于警戒线，说明银行的资本金和现金流会有风险，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出问题，那么就要格外小心了。 在中国商业银行们净息差纷纷跌破警戒线的情况下，招商银行、平安银行，这俩“好学生”一度是最后的坚持，但现在二者净息差都跌破了2%，也朝着警戒线奔去了。 网络图片 A股上市银行半年报透视：整体净利润增速放缓，41家机构净息差下探、仅3家银行保持在2%以上_手机新浪网 从整体业绩来看，招商银行的归母净利润增速至少为12年来最低，比上一年的6.22%下降5个点。 尽管如此，招行的财报依然是所有银行中表现最好的之一……所以，这次降薪背后是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急剧下降的问题，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出现风险的征兆。 在这两年的高层经济工作会议当中，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都是一个重大的命题。 招商银行的降薪并非简单的成本控制，而是行业整体压力的体现。随着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银行不得不缩减开支以应对利润增长的疲软，尤其是在国内经济放缓、债务风险上升的背景下，银行不得不通过减少薪资支出来“保命”。 中国的银行业本来就不够健康，有着盈利模式单一等问题，长期都存在“不重视金融服务只靠贷款增长”这种经营模式。在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就有经济学家警告，这种收入结构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银行如果只靠吃利息生存，那就会面临着经济周期波动当中的极大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招商银行的问题更加引人注目——招商银行的利润结构已经是最健康的了，但还是难以从银行业的整体颓势当中幸免。 网络图片 经历了这三四年的房地产下行，最受打击的就是银行业。再叠加消费不振、民间投资低迷的状况，导致依赖于贷款业务的银行，普遍处于深层次的经营危机，甚至是流动性危机。 更令人担忧的是，银行们的不良贷款率普遍也在上升。 除此之外，四大行的“生意本钱”，也就是资本充足率，在2023年就出现了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央行不断降准，为银行们降低经营成本。 总的来说，在经济下行时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时候没有人日子好过，作为经济流动性“大本营”的银行，必然也面临着最大的压力。 但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又大力推广消费贷，形成了新一轮的居民部门加杠杆，以“盘活资金”，应对燃眉之急。这种手段虽可以暂时缓解市场的流动性危机，但也是一颗“定时炸弹”，在未来什么时候爆炸，没有人能预言。 一切经济问题的最大隐忧，都隐藏于银行业、最终引燃于银行业。只有经济本身开始复苏，危机信号才能真正得到解除。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近年来，中国医改政策在医生薪酬和医院收入方面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入，多地三甲医院医生的薪资普遍下降，引发了医务人员和公众的关注与担忧。近期，广州、深圳等地的三甲医院传出医生绩效工资显著下调，北京等其他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分析指出，经济下行与医改压力的双重夹击，让中国医疗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医生降薪引热议：绩效奖金大幅缩水 近期，中国南方包括广州、深圳等地的多家医院被曝出降薪问题。据中国《财新周刊》报道，深圳某三甲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透露，“降薪从今年8月就已经开始，绩效工资降低了50%”。这名医生表示，他们医院主要就靠绩效收入，他说，“基本工资每个月扣五险一金都被扣完了”。据报道，另一家深圳市三甲医院医生则表示，医院已经通知各科室明年起降低绩效工资，但未明确降薪幅度。 所谓三甲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的简称，是中国《医院分级管理办法》中“三级六等”的等级划分中最高等级的医院，代表医疗技术、设备和服务质量的顶尖水平。 此外，有来自广东的内科主治医生日前在网上发帖，对比了自己2023年和2024年的收入。他透露2023年的收入为46万585人民币，而2024年则降至26万2316人民币，收入减少近20万人民币。在评论区也有多名医生纷纷反映薪资下降的情况，称绩效奖金普遍下调了30%至50%。 微博网民“行走中的伍玲玲”发帖称自己在广西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看病，他表示：“医生都在跟我发牢骚，说今年已经降薪了，明年还会断崖式下跌，都不知怎么过？” 医院降薪的情况不仅仅限于南部城市，北京同仁医院去年就曾爆出医生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从1.5万元腰斩到7000元，降幅达50%。 医学信息平台康迅网2023年6月发起的一项投票调查结果显示，65%的中国医务人员所在医院已调整薪资比例，而202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8%。降薪幅度集中在绩效奖金部分，对收入依赖绩效的医生群体影响尤为显著。 医改强调“公益性”导向 医生面临减薪挑战 2016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今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提出“三个结构调整”，要公立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导向，缩小公立一二三级医疗机构间的绩效工资水平差距，调整不同专业和科室间的薪酬待遇差距问题，并提高固定收入在医务人员绩效工资中的比例。 不过追本溯源，导致当前相对高薪的医生薪酬下降的根本原因，恐怕与中共自2012年启动的“三明医改”密不可分。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从2012年开始，(福建省)三明市医改的‘第一刀’挥向‘药品加成’切断了药品销售与医院收入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压缩了医生的“灰色收入”。随后“三明医改”经验在全中国迅速推行。 中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津贴补贴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的比例大致为3:7或4:6。由此可见，医疗改革确实会造成医师的薪酬大幅减少。 专家忧医疗质量与人力短缺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行政副院长洪子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改革中的“药品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医院依赖药品销售加成获取收入的模式，减少了医院的总收入，也减少了医生通过开药所获得的“灰色收入”；另一方面“薪酬结构调整”更强调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薪酬向基层和一线医师倾斜，导致管理层或特定高收入科室的医师收入下降。 此外“控制过度医疗收入”政策减少了高价检查、过度治疗和非必要手术，使医生的收入不再过度依赖这些项目的“提成式”收入，而转向固定工资和服务质量为主的薪酬结构。尽管固定工资有所提高，但绩效奖金比例降低，这可能使一些未能适应新考核体系的医生，因绩效不佳或未调整工作方式，导致收入减少。 但洪子仁认为，医师减薪不仅影响从业人员，还对病患和整体医疗行业带来挑战，这可能会降低年轻人对从事医疗行业的兴趣，长期下来可能引发医疗人力短缺，并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构成威胁。 “长远来看，当然也会担心医疗的品质，病人的安全以及医疗照顾的质量跟数量，是不是会不充足。总体来看，也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医疗卫生的指标，像是平均余命、新生儿死亡率，以及可避免死亡率跟癌症的五年存活率。”他说。 洪子仁认为，解决医生减薪问题需要从薪资制度改革和财政支持入手。他建议优化薪资架构，将医生收入与诊断、技术能力挂钩，同时增加地方政府对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以减轻医院的财务压力。“毕竟医护人员有适当的薪资待遇，才能够让更多人愿意投入到医疗的行业，提供给全国的民众更好的医疗照顾跟健康。”他说。 医改压力与经济困境的双重影响 位于中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公立医院面临薪资下降的问题，不仅与医疗改革政策有关，也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有密切关联。 他指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正在急剧缩减，且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自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减少非必要支出，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逐步减少，医院运营愈发依赖自有收入。他表示，这样的经济背景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医师减薪，并非仅限于广州、深圳等地。 他还表示，尽管中共中央提出“医疗公益性”改革，但地方债务压力严重限制了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支持。“目前我们看来，中共对于所谓的医疗公益性导向的改革，和医疗品质的持续性之间，似乎没有取得平衡，未来如何取得平衡可能还是必须要长期计议。” 医改如何走向平衡？ 尽管中国政府强调医疗系统“公益性”的改革目标值得肯定，但如何平衡医生待遇、患者利益与医疗质量，是需要长期解决的课题。 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学者虞平告诉美国之音，在探讨中国医改制度对医生薪资的影响时，还需关注经济下行可能导致医院收入下降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压力使民众可支配收入下降，部分患者可能选择不再前往大城市就医，而是改为在当地接受简单治疗或放弃治疗。这一变化如果影响到患者的治疗选择，政府就需及时介入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虞平说：“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导致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如果可支配性收入的下降，导致人们有大病不再向医院求医，或者不再向中心医院去求医的话，当然政府就应该要花一些财政的收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是人间的惨剧了。”
近年来，中国医改政策在医生薪酬和医院收入方面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入，多地三甲医院医生的薪资普遍下降，引发了医务人员和公众的关注与担忧。近期，广州、深圳等地的三甲医院传出医生绩效工资显著下调，北京等其他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分析指出，经济下行与医改压力的双重夹击，让中国医疗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医生降薪引热议：绩效奖金大幅缩水 近期，中国南方包括广州、深圳等地的多家医院被曝出降薪问题。据中国《财新周刊》报道，深圳某三甲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透露，“降薪从今年8月就已经开始，绩效工资降低了50%”。这名医生表示，他们医院主要就靠绩效收入，他说，“基本工资每个月扣五险一金都被扣完了”。据报道，另一家深圳市三甲医院医生则表示，医院已经通知各科室明年起降低绩效工资，但未明确降薪幅度。 所谓三甲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的简称，是中国《医院分级管理办法》中“三级六等”的等级划分中最高等级的医院，代表医疗技术、设备和服务质量的顶尖水平。 此外，有来自广东的内科主治医生日前在网上发帖，对比了自己2023年和2024年的收入。他透露2023年的收入为46万585人民币，而2024年则降至26万2316人民币，收入减少近20万人民币。在评论区也有多名医生纷纷反映薪资下降的情况，称绩效奖金普遍下调了30%至50%。 微博网民“行走中的伍玲玲”发帖称自己在广西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看病，他表示：“医生都在跟我发牢骚，说今年已经降薪了，明年还会断崖式下跌，都不知怎么过？” 医院降薪的情况不仅仅限于南部城市，北京同仁医院去年就曾爆出医生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从1.5万元腰斩到7000元，降幅达50%。 医学信息平台康迅网2023年6月发起的一项投票调查结果显示，65%的中国医务人员所在医院已调整薪资比例，而202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8%。降薪幅度集中在绩效奖金部分，对收入依赖绩效的医生群体影响尤为显著。 医改强调“公益性”导向 医生面临减薪挑战 2016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今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提出“三个结构调整”，要公立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导向，缩小公立一二三级医疗机构间的绩效工资水平差距，调整不同专业和科室间的薪酬待遇差距问题，并提高固定收入在医务人员绩效工资中的比例。 不过追本溯源，导致当前相对高薪的医生薪酬下降的根本原因，恐怕与中共自2012年启动的“三明医改”密不可分。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从2012年开始，(福建省)三明市医改的‘第一刀’挥向‘药品加成’切断了药品销售与医院收入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压缩了医生的“灰色收入”。随后“三明医改”经验在全中国迅速推行。 中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津贴补贴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的比例大致为3:7或4:6。由此可见，医疗改革确实会造成医师的薪酬大幅减少。 专家忧医疗质量与人力短缺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行政副院长洪子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改革中的“药品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医院依赖药品销售加成获取收入的模式，减少了医院的总收入，也减少了医生通过开药所获得的“灰色收入”；另一方面“薪酬结构调整”更强调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薪酬向基层和一线医师倾斜，导致管理层或特定高收入科室的医师收入下降。 此外“控制过度医疗收入”政策减少了高价检查、过度治疗和非必要手术，使医生的收入不再过度依赖这些项目的“提成式”收入，而转向固定工资和服务质量为主的薪酬结构。尽管固定工资有所提高，但绩效奖金比例降低，这可能使一些未能适应新考核体系的医生，因绩效不佳或未调整工作方式，导致收入减少。 但洪子仁认为，医师减薪不仅影响从业人员，还对病患和整体医疗行业带来挑战，这可能会降低年轻人对从事医疗行业的兴趣，长期下来可能引发医疗人力短缺，并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构成威胁。 “长远来看，当然也会担心医疗的品质，病人的安全以及医疗照顾的质量跟数量，是不是会不充足。总体来看，也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医疗卫生的指标，像是平均余命、新生儿死亡率，以及可避免死亡率跟癌症的五年存活率。”他说。 洪子仁认为，解决医生减薪问题需要从薪资制度改革和财政支持入手。他建议优化薪资架构，将医生收入与诊断、技术能力挂钩，同时增加地方政府对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以减轻医院的财务压力。“毕竟医护人员有适当的薪资待遇，才能够让更多人愿意投入到医疗的行业，提供给全国的民众更好的医疗照顾跟健康。”他说。 医改压力与经济困境的双重影响 位于中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公立医院面临薪资下降的问题，不仅与医疗改革政策有关，也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有密切关联。 他指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正在急剧缩减，且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自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减少非必要支出，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逐步减少，医院运营愈发依赖自有收入。他表示，这样的经济背景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医师减薪，并非仅限于广州、深圳等地。 他还表示，尽管中共中央提出“医疗公益性”改革，但地方债务压力严重限制了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支持。“目前我们看来，中共对于所谓的医疗公益性导向的改革，和医疗品质的持续性之间，似乎没有取得平衡，未来如何取得平衡可能还是必须要长期计议。” 医改如何走向平衡？ 尽管中国政府强调医疗系统“公益性”的改革目标值得肯定，但如何平衡医生待遇、患者利益与医疗质量，是需要长期解决的课题。 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学者虞平告诉美国之音，在探讨中国医改制度对医生薪资的影响时，还需关注经济下行可能导致医院收入下降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压力使民众可支配收入下降，部分患者可能选择不再前往大城市就医，而是改为在当地接受简单治疗或放弃治疗。这一变化如果影响到患者的治疗选择，政府就需及时介入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虞平说：“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导致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如果可支配性收入的下降，导致人们有大病不再向医院求医，或者不再向中心医院去求医的话，当然政府就应该要花一些财政的收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是人间的惨剧了。”
中国经济差也波及医师的收入，广州与深圳医师近期普遍反应薪资减少30%至50%之间。分析指，降薪与地方财政投入医院减少、医护人员薪酬改革等有关。 中央社综合网路资讯报导，广东一名内科主治医师日前贴出自己2023年、2024年的收入明细，分别为人民币（下同）46万585元和26万2312元，相差了20万元。 该贴文引来职级不同的医师留言反映各自遇到的降薪情况，绩效奖金普遍降低30%至50%不等，北京同仁医院每月绩效奖金被爆从1.5万元腰斩至约7000元。 事实上，大陆某些地区的医师早就开始降薪了。 医学讯息平台康迅网11月底的文章指，该网站2023年6月发起的一轮投票显示，65%的医务人员所在的医院已经开始做薪资调整。有网民说，不仅绩效奖金下降，连基本薪资也下调。2024年初的投票结果则显示，88%的医护人员的所在医院都在降薪。 最新一期《财新周刊》指出，中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津贴补贴构成。基本工资与绩效奖金占比大致“三七开”或“四六开”。有深圳医师说，“主要就是靠绩效，基本工资每个月扣五险一金（社保）都被扣完了”。 今年9月1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强调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对此，一些医学行业媒体指出，这是医院“降薪潮”越来越烈的原因。 《财新周刊》报导，近年中国各地公立医院欠薪、降薪、停诊的消息屡见不鲜，背后原因错综复杂，既有药品、耗材“零加成”后，未能对医院合理补偿的历史背景，也有经济增速下滑，地方财政投入缩水的因素，医保控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影响医院收入。种种因素共同导向医院营收承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