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新规：计程车司机若拒载短程乘客恐面临吊销执照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裁员潮与失业潮等席卷多个行业。“中产返贫”、“消费降级”已成为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名为《不够年轻的我们》的纪录短片，悄然在网络上再度走红，击中了无数中年人的痛点。 这部于2025年底上线、时长仅约10分钟的纪录片，真实跟拍了两对35岁以上的夫妻在短短两年内的生活变化，记录他们在失业、房贷、健康压力与家庭矛盾中的挣扎与无力。 影片虽非新作，但随着2026年初“经济下行”、“就业寒冬”、“35岁裁员”等话题持续发酵，该片在近期引发大量讨论，同时被多次转发，其中包括YouTube、海外华人论坛以及部分国内社交平台。许多观众看完后直言“真实到可怕”、“看哭了”，直呼这部影片把“隐形的中年危机”赤裸裸地拍了出来。 影片记录了两对夫妻，他们分别生活在北京与杭州，两对夫妻虽然背景不同，却在35岁后陷入相似的困境。 其中一对是杭州的莫女士与呼先生。莫女士曾任互联网医疗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呼先生是教培行业的前高管，在事业巅峰时，两人年收入合计超过百万元（人民币，下同）。 另一对是北京的李女士与张先生，两人都在互联网大厂打拚十余年，年收入同样很高，曾是标准的“城市精英家庭”。 但当年龄跨过35岁后，这两对不同地区的夫妻却遭遇相同的挫折。 北京精英夫妇：辞职后，再也找不到工作 李女士，自2011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后与张先生结婚，在北京置业安家。 但在2023年，夫妻二人先后被迫辞职。据悉，夫妻俩婚后育有一名女儿，目前正在读小学。俩人收入不菲，本应家庭和睦，但李女士在生完孩子后却患上了产后抑郁，加上重返职场后工作强度太高，以致于她的心理状态始终未能修复，反而越来越严重。最终，情绪问题转化为身体症状，她一度连鼠标都拿不稳。 张先生在职场上的压力同样很大，他说，“在加班最严重的时候，一周都住在公司。有一天早上起床后，感觉到心脏有些不舒服，急忙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梗的前兆。” 那段时间，夫妻关系急速恶化，争吵成为日常，甚至一度走到离婚边缘。 辞职后的两年里，两人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李女士投出去的简历几乎石沉大海，最终只能靠零散兼职维持生活。2024年好的时候，每月还能有四千多元的收入，但到了2025年，只剩两千左右。她说，“房贷压力太大了，就像背着一座山，而且我们觉得，在北京已经找不到希望了。” 2025年，夫妻俩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举家搬往天津。他们称，这个决定，是俩人反复权衡孩子未来与现实的压力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搬到天津后，李女士转行做房产中介，带她入行的师傅，是一名比她小十来岁的00后。 杭州夫妇：从年入百万到摆摊度日 莫女士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医学部，曾在医院工作，拥有稳定的“铁饭碗”。但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她选择辞职进入互联网医疗公司，成为中层管理者。而呼先生则在一家教培公司担任高管。 两人在杭州打拚多年，在市区附近购置了一套高档住宅，光装修就花了上百万元。虽然很贵，但那时，俩人的年薪超过百万，足以支撑这样的生活。 但在进入35岁后，俩人的生活急转直下。自双减政策开始，呼先生的公司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23年5月，呼先生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莫女士，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身心俱疲，处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莫女士主动辞掉了工作。 夫妻双双失业后，家庭收入骤降，但房贷与日常开支几乎没有减少。相比节流，如何“开源”成为更为迫切的问题。 在多次求职无果后，夫妻俩决定摆摊卖小吃。他们买了一辆三轮车，白天准备食材，晚上到小区门口出摊。 莫女士称，好的时候，一晚也就卖一百多元，一个月加起来两千多；天气冷的时候，卖得就更少了。她说，摆摊的辛苦，不亚于上班。其中，让他们最无奈的是，经常被举报，及被城管与保安驱赶。 为了缓解家庭压力，夫妻俩决定卖掉房子，但他们的房子挂牌出售已近两年，却始终卖不出去。莫女士说，“现在房价比两年前又跌了三成左右，也没办法，只能先挂着。” 2025年12月初，夫妻俩不再摆摊，与他人合作创业，主要做自媒体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莫女士也零星接一些医学顾问、留学指导的工作。虽然俩人十分忙碌，但生活却不宽裕。 莫女士坦言，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不够日常支出，所以卖房仍是第一选择。她说，“我们就是一介蝼蚁，怎么可能去撼动那些不可撼动的东西呢？” 影片引发共鸣 影片播出后，评论区被留言淹没，尤其是35-45岁这批人，更加感同身受。因为他们同样是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车贷、教育贷；身体开始出状况；职场被年轻人取代；还背负“曾经年薪百万”的落差感。甚至有部分人表示“不敢再看第二遍”，因为太真实，会让人质疑自己的人生选择，甚至引发对未来的恐惧。 网友留言 ——–“第一次看到中年失业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人。”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 ——–“看得心脏发紧。” ——–“不敢再看第二遍，太真实了！” 有评论指出，社会对中年失业的支持系统几乎为零，他们不像底层有救助网，也不像年轻人有试错空间，掉下去就很难爬起来。
美国流行乐天后凯蒂·佩里（Katy Perry）宣布，将于2025年4月23日从墨西哥开始，展开她七年来的首次世界巡演——“The Lifetimes Tour”，这是她自2018年Witness巡演以来的首次全球性舞台回归。此次巡演不仅意味着她重返乐坛巅峰，更承载着她音乐旅程的新篇章。 为了记录这场华丽回归，凯蒂·佩里目前正与Prime Video洽谈合作，计划拍摄一部幕后纪录片，呈现巡演台前幕后的精彩瞬间。这部纪录片将类似于她在2012年推出的经典音乐电影《Part of Me》，不仅聚焦舞台表演，还将深入展示她在家庭、创作与成长之间的平衡与蜕变。 佩里表示，这次回归不仅是为音乐和粉丝，更是为自己实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经历了人生许多变化，现在我想把这些故事唱给大家听。”她在采访中说。 粉丝们对她的回归表示高度期待，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业内人士也普遍看好此次巡演及纪录片的热度与影响力，认为这将进一步巩固凯蒂·佩里在全球乐坛的地位。
揭露中共以国家之力强摘人体器官牟利的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10月1日起在台湾上映，但日前陆续传出多家电影院遭到死亡威胁。 恐吓电邮IP在境外 台湾的刑事局10月9日透过新闻稿表示，北中南及东部地区有数家电影院、影城，近期因播放华裔导演拍摄的纪录片《国有器官》，遭不明人士寄送网路恐吓电子邮件，宣称已放置炸弹爆裂物，并以射杀等文字恐吓，企图阻止影片播放，危害社会治安。台北某媒体也收到此类恐吓手法相仿的电子邮件。 刑事局调查了解，犯嫌使用多个不同的电子邮件身分，经调阅电子邮件来源网际网路协定位址（IP）进行分析，初判来自境外，犯嫌使用VPN（虚拟专用网路）跳板程式犯案，将持续追查、厘清。 针对被恐吓放置炸弹的地点，经查都未发现爆裂物及实际危害事件；警方已加强巡守及安全维护，并与业者建立联系管道。 有影城提前结束放映或改为包场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国有器官》的台湾发行商雄狮影视文化公司负责人管先生指出，该片与法轮功、活摘器官议题有关，主角是中国沈阳陆军总医院时任实习医生郑治。 管先生表示：“他（郑治）被迫参与一名未满18岁的军人，强摘他的肾脏跟眼球的医学活动。后来他知道还有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情，举家逃离中国到加拿大。在加拿大，因为他所讲述的事实太震撼了，被暗杀过两次，一次在高速公路遭高速汽车追撞，一次他的饮料被下毒。” 《国有器官》在台湾的上映日为10月1日，即中共建政75周年。管先生说，放映第二天、第三天都收到恐吓信，威胁要制作7颗爆裂物，还附上子弹的照片，扬言引爆、射杀观众，要求撤下影片。10月8、9日两天也有些网路媒体被恐吓不可以报《国有器官》的新闻，不然对他们不利。 管先生说，这些恐吓信署名都是假名，不敢用真名，例如以简体字写“赖清德”、以藏文写“达赖喇嘛”，语句不像台湾人的惯用口吻。 管先生提到，有些影城因无法承受压力，要求不再放映该片，也有的合约影院陆续结束放映，但在网路上还可以看到这部影片。 有北部戏院表示，9日当天播最后一场，其他报案情况不愿再提。另有南部戏院表示，9日当天仍正常播放，但都以包场为主，票已售罄。 还有戏院表示，他们没有接到恐吓，但不想被提起曾播映此片，也不便透露有多少观众，因不希望再扩大恐慌，担心客人害怕遭无差别攻击而不敢到电影院看其他影片，致戏院无法继续营业。 绿委：《国有器官》打到中共痛点 台湾的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沈伯洋指出，《国有器官》打到中共的痛点。 他表示，海外一直都有这类骚扰事件，因中共在海外有很多布建，但在台湾要作出这类骚扰比较不容易。所以，台湾比较容易看到的是，通过网路威胁，以寄邮件骚扰，最后采取实体的恐吓行为。沈伯洋表示，台湾是法治之地，绝对严禁任何类似防碍言论自由的恐吓方式试图洗白中共犯下的罪行。 有高雄市议员表示，通过这部影片可以让更多台湾人知道，想去中国换器官的人要三思，要了解中国很多器官的来源黑幕。 自称法轮功之友的一名志工透露，“很多戏院收到恐吓信后报警，改为包场放映。这部影片挑动了中共的神经，把它最邪恶、丑陋的地方曝露出来，它当然害怕。中方每次都以恐吓来威胁，就像战机绕来绕去。希望台湾的自由民主不要被破坏，刑事局还在调查看台湾有没有内应在乱搞。” 《国有器官》曾获2023年“加拿大电影雄狮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目前正角逐2025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
一、 2014年-2016年，在欧洲驻外的我，经历了彼时ISIS恐怖袭击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 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遭到血洗，世界震惊。 2015年11月13日深夜，巴黎包括音乐厅、体育馆、餐厅等多地再次发生系列恐怖袭击，共造成来自26个国家的12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后来的调查显示，参加袭击的恐怖分子基本上都来自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 2016年3月22日早上，我刚到办公室不久，就发现了不远处欧盟总部的异样，大批警察集结在地铁站附近，封锁了大片街区。 当天早上8:00，在布鲁塞尔机场发生两次爆炸，造成多人伤亡。随后9:11在欧盟总部附近的地铁站发生了第三次爆炸袭击，共造成32名受害者死亡，至少340人受伤。这次连环爆炸案是比利时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那个地铁站是我每次出门坐地铁必经过的车站，那天我正好没有乘坐地铁。看到新闻后我的第一反应是给妻子打电话，就在半个多小时前，她刚刚乘坐地铁经过了事发的地铁站，听到她平安的声音我紧绷的神经才松了下来。 一个月后，从戒严的机场里，我们结束了任期离开了欧洲。 二 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前辈记者独立制作的纪录片《陌生人》。在开头她说西班牙马德里兰布拉大道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她的丈夫正在外面，那种对亲人安危的担心，我深有感触。 袭击发生后，一位三岁的遇难者男孩父亲恳求人们寻找真相，让这位原本已经离开的记者决定重返新闻现场。“我是欧洲的陌生人，但我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20年的职业训练教给我寻找真相。” 9年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当时所在的城市是欧洲的“心脏“，欧盟总部所在地，却也是欧洲本土化恐怖分子比例最高的地方。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来自于这里。我禁不住要问，为什么？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欧洲的陌生人，对于发生这种残酷恐怖的袭击难以理解。我想要努力从一个外来人的视角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动力催使我走向我不熟悉的领域，去试图了解和文化、语言、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一群人的世界。 三、 我花了三个多月在比利时的大街小巷采访，去到了他们的社区、学校、清真寺；去到了法院、政府、和研究机构，写了一篇最终没有能够“被批准”发表的调查报道：《欧洲“穆二代”缘何变成“恐怖分子”？》 我今天重新从电脑存档中找了出来，想看一下当时自己的探索，报道的导语是这么写的：整个欧洲社会陷入惊恐和焦虑之中，一个不愿被各国正视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正刺痛欧洲人的神经。为何这些在欧洲“土生土长”的穆斯林青年会变成冷酷残暴的“圣战斗士”和“恐怖分子”？欧洲社会，亟需一场集体的反思。 我现在还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在一家摩洛哥餐厅里，我们遇到了一位友善却不多话的老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居然是这个区的区长。一天晚上，透过妻子的翻译，我们有了深入的交流，后来成为了报道中的一部分。我把它摘录如下： （小标题）在歧视中奋争的劳工之子 深夜，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家摩洛哥餐厅，54岁的比利时人穆罕默德·杰布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喝着杯中的咖啡。 窗外，不时开过响着刺耳警笛声的警车。餐厅的位置正处于一个摩洛哥与土耳其穆斯林的主要聚集区，几个月来几乎全布鲁塞尔的警察都在这里“蹲守”，原因不言自明。 “你知道为什么布鲁塞尔的穆斯林都聚集在这个区？”杰布突然抬起头问记者。 “很多布鲁塞尔人会认为，穆斯林喜欢抱团群居，将自己与外界隔绝。”杰布摇摇头，“但是，他们不知道，当初最早的穆斯林移民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大多数区政府拒绝给他们居住许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属于这里。所以当这个区愿意接收我们的时候，大量的穆斯林便蜂拥而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穆斯林的聚集区。” 杰布说，穆斯林移民在布鲁塞尔大规模出现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刚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的欧洲百废待兴，对低技术劳工有着大量的需求，因而西欧各国政府接连与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签署了劳工协议，数以万计的劳工从这些国家涌入西欧。 1954年，杰布的父亲就这样跟随者“打工大军”从摩洛哥来到了比利时，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从事最辛苦和低等的劳动。两年后，父亲将家人从摩洛哥接到了比利时，那时杰布只有五岁。 杰布先是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后来又转入一家由政府办的社区学校，他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在班里经常名列前茅。 然而在杰布看来，当地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像他们这样的劳工孩子和当地孩子一起读书。“你知道为什么比利时政府会允许父亲将我们带来这里？因为他们希望在我父亲老了之后，我可以继续接替他去做那些最低等的苦力活。” 杰布告诉记者，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把劳工孩子的家长集中在一起，告诉他们：“你们的孩子又蠢又笨，根本不是读书的料，不可能去念更高的学位。” 如果学生和家长还不死心，政府还有更狠的一招：收取高昂的学费。“政府对本地学生是完全的免费教育，对贫苦劳工移民家庭却要征收天文数字般的学费。” 然而15岁的杰布不愿意放弃。“我想要读书，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在和杰布一届的学生中，包括他在内，只有四个劳工子女继续升入了高中。 高中三年，杰布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步行到市中心的一家百货商店打扫两个小时卫生，然后再去一家银行打扫两个小时，放学后再去打工三个小时，以此挣来自己的学费，并终于读上了大学。 然而毕业后，杰布在找工作时又无数次经历被雇主“莫名其妙”的拒绝。 “有一次，我和一个比利时人一起去应聘一个会计职位。我将两页的考试题答得非常好，他却非常紧张，没有完成。我信心满满地等了两个礼拜却没有任何回音，最后我去询问才被告知，他们录取了那个比利时人。为什么？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有一头‘金发’而我没有吧！” 后来杰布终于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尽管那份工作的工资还没有他做清洁工的收入高，他还是接受了。“因为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做到了我父亲和老师们不相信我可以做到的！”5年后，27岁的杰布成为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管理着500名员工，有了三个秘书。 然而在比利时的外国劳工和他们的子女因为没有国籍，始终无法获得和本地人同等的待遇。对歧视有着切身感受的杰布决定做些什么。1989年，杰布辞去收入丰厚的工作，和朋友联合创办了“更民主协会”，积极呼吁比利时政府平等对待劳工。 经过不懈努力，比利时政府终于改变法律，使所有居住五年以上的外籍劳工获得了拥有比利时国籍的权利。 通过这场活动，杰布开始进入政坛，2000年他当选所在区主管市政建设的部长，成为区政府里第一个穆斯林官员。2012年，他还当选为比利时众议院议员。 然而，在外来劳工和穆斯林群体中，像杰布这样的成功案例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穆斯林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 四、 为何会走上恐怖分子的道路？为何这些“土生土长”的欧洲穆斯林青年会对他们的同胞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恐怖行为必须谴责，但事实的背后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当时通过调查后我得出结论认为：这群成长于充满歧视的环境中的穆斯林二代，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充满困惑，被极端宗教组织洗脑。袭击事件如果导致对欧洲穆斯林群体整体性的敌意，将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 这些年来，恐怖袭击的阴影其实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与那些恐怖分子相比，更可怕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操纵利用这些事件，在不断升温的极端民族主义干柴上浇油，推向更可怕的战争。这可能才是最恐怖的。 在这次袭击发生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获得连任，在他的记者会上他说，“其实我们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步之遥”。回顾历史，让人揪心，然而我真心希望，他是错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小小声说话
倾尽积蓄购买的新房，却烂尾无望，房贷还不得不继续偿还，很多人在无奈之下入住没有水电的烂尾楼，上访讨公道却反被拘留……。大陆纪录片《我家住在烂尾楼》展示中国烂尾楼业主面临的窘境，与极其悲惨的生存状态。该片先被中国当局禁播，后在油管上架，仅仅一天，点击量超过百万，但很快影片发布者将该影片移除，引发外界疑惑。 纪录片通过采访郑州、西安等地的多位烂尾楼业主，展示了他们被迫居住在烂尾楼中的无奈生活状态。这些业主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发搬进了多年来一直没有竣工的烂尾楼，虽然这些地方只是简陋的毛坯房，但至少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不用再另花一笔不小的费用去租房来住。 近300名业主生活在没有水和电的环境中，每天面临诸多困难，但这是他们为了生存所做的努力。 纪录片中称，这些家庭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他们的积蓄都投入到了房屋购买中，但却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居住条件，每月还要偿还银行贷款。接受访问的业主有新婚夫妻，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子，还有独居老人……。 一位女业主称，自己是2013年5月购的房，那时她的孩子还小，全家人看过房子后选择了这里，说是等孩子上学的时候，刚好也就差不多交房子了。不料， 2016年楼盘烂尾了。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房子依然复工无望，为了减轻经济负担，一家人只好搬入位于13层的毛胚房中。在这里生活无电无水，每天出入挑水、拿东西、上厕所，都必须爬13层楼梯。 一个年轻的母亲称自己面对孩子的询问深感无奈，她说，当孩子问她“妈妈，我们的新房子什么时候才能好“？自己没有办法回答孩子。” 一个业主难过表示，买新房子本想让老人安享晚年，但老人直到闭眼，也没等上新房子。 一位父亲带着6岁女儿在烂尾楼里接受采访，他说，孩子天真，什么都不懂，甚至认为房子里到处都是沙“很好玩“。这位父亲说到孩子也忍不住哭泣：“我其实是个很坚强的人，就是说到娃这边，确实是我的软肋。生活再苦，我自己都能坚持，我就想着给娃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们有什么错？” 这部纪录片也引发民众对中国政府应对烂尾楼问题的质疑。自2021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房地产行业的金融管控，这导致了建设商的资金困难，烂尾楼的问题也因此不断增加。在郑州市，就有超过100个问题楼盘，影响了超过60万购房者和居民。尽管政府曾试图推动烂尾楼的复工，但由于各种问题，进展缓慢，导致众多业主入住无望。 纪录片《我家住在烂尾楼》拍摄于2022年，却一直被中共当局禁播。近日，该片在海外平台Youtube上架，短短一天的时间就有近100万人观看，超过5000名网友留言。 还有不少华人网友转发分享了这部影片。他们对业主们的困境表示同情和愤怒，并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我家住在烂尾楼》引发轰动后，发布者却将影片下架，不少网友对此表示疑惑。
要说这两天中国互联网讨论最多的AI软件，那ChatGPT无出其右了。赶个时髦，凹凸镜DOC的编辑们也纷纷把对中国纪独立片的疑问给到了ChatGPT。 ChatGPT的回答，有一部分让人觉得非常无厘头，比如，问它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代表人物是谁，ChatGPT回答为张艺谋，这个还可以理解，但回答是郭敬明，我们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逻辑了（想到2022年有个梗，郭敬明的《小时代》是反映上海生活的纪录片）。但另一些问题，让编辑们觉得，简直就是我们的嘴替，问到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生存困难时，ChatGPT竟然回答：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需要“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审核”，没想到“自我审核”这个词，AI都知道了。 最最让人难忘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问到（挖了一个坑）：如何劝退一个人做纪录片的时，ChatGPT首先说：“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我不会建议任何人放弃自己的梦想。如果一个人对纪录片有兴趣，那么他应该去尝试做。”（眼眶开始湿润），接着ChatGPT又说，“纪录片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领域，如果一个人对纪录片感兴趣，那么他应该去尝试做。”（好，我就去做！！！）。 网络图片 虽然ChatGPT的错误还是很多的，但总的来说，这次和ChatGPT的回答，还是收获了很惊喜。纪录片的未来之路还很长，就像我们问ChatGPT，“2033年中国独立纪录片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ChatGPT说，“独立纪录片的未来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就让我们继续拥抱不确定性吧，毕竟，人活着，总要抓住一些东西，不然，一直很努力的ChatGPT，说不定哪天就把你淘汰了。 最搞笑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问到：凹凸镜DOC对中国纪录片有什么作用? ChatGPT回答竟然是：“凹凸镜DOC是一种技术工具，主要用于对纪录片中的画面进行编辑、调整。”这也算ChatGPT送给我们的彩蛋了。 01 什么是中国独立纪录片? ChatGPT：中国独立纪录片是指由独立制作人或团队制作的纪录片，以自由、独立和非商业为特点。这类纪录片通常不受政治和商业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等问题进行更加独立和深入的探究。中国独立纪录片通常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揭示社会中的问题，并通过镜头语言和音乐等手段表现出制作人的个人态度和观点。总的来说，中国独立纪录片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和价值观的纪录片形式。 02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生存环境如何？ ChatGPT：1.资金：独立纪录片制作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在中国，独立纪录片很难获得资金支持，导演往往需要自己提供资金。 政治审查：独立纪录片的内容往往涉及政治敏感话题，导演往往需要面对严格的政治审查。 分发渠道：独立纪录片很难在中国正式的电影院放映，导演往往需要寻找非正式的分发渠道。 社会关注：独立纪录片往往不受主流社会的重视，导演往往需要努力提高关注度。 尽管如此，独立纪录片导演仍然坚持他们的工作，让自己的声音得以听到，并为中国的社会记录重要的历史时刻。 03 什么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最大的问题? ChatGPT：中国独立纪录片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些最大的问题包括： 制作资金困难：独立纪录片制作人通常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支持他们的作品。因此，他们常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筹集资金。 政治和审查限制：独立纪录片制作人通常需要在制作过程中面对政治和审查的限制。中国政府对纪录片的审查规定非常严格，因此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可能面临限制和打压。 市场困难：独立纪录片往往难以在市场上获得充足的销售收益。这主要是因为独立纪录片的观众群体相对较小，并且很难在传统的渠道上获得充分的宣传和销售机会。 技术和人才困难：独立纪录片制作人通常缺乏先进的技术和人才。这导致他们在制作过程中遇到技术和人才方面的困难，并且很难在市场上与大型制作公司竞争。 总的来说，中国独立纪录片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随着社会对独立纪录片的关注和支持逐渐增加，这些问题也将得到逐渐解决。独立纪录片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和理解世界，探索真相，以及促进社会的进步。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支持和机会，使中国独立纪录片能够在国内外发展壮大。 网络图片 04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生存环境如何? ChatGPT：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生存环境可以说是挑战重重。由于独立纪录片不属于官方媒体，因此他们往往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包括资金、发行和审核等方面的困难。 同时，由于中国政府对独立纪录片的审查比较严格，独立纪录片导演往往需要面对诸多的政治压力，并且需要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审核，以防止触犯政治敏感的问题。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独立纪录片导演也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目前，一些独立纪录片导演已经成功地将他们的作品推向了国内外的广大观众，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认可。 总的来说，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生存环境仍然充满了挑战，但是他们也在努力逐渐改变现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05 如何劝退一个人做纪录片？你会对他说什么? ChatGPT：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我不会建议任何人放弃自己的梦想。如果一个人对纪录片有兴趣，那么他应该去尝试做。纪录片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领域，它不仅能帮助人们了解世界，也能帮助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如果一个人对纪录片不够热爱或者没有充足的知识和技能，那么他可能需要多加学习和练习。可以去参加一些相关的培训课程，读一些有关的书籍，并且多多参考其他的纪录片作品。 如果一个人对纪录片不够热爱，那么他应该考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做纪录片。如果不适合，那么他应该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其他领域。 总的来说，纪录片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领域，如果一个人对纪录片感兴趣，那么他应该去尝试做。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够热爱或者没有充足的知识和技能，那么他可能需要多加学习和练习，或者考虑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其他领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凹凸镜DOC）
香港近日上映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其中一名主角向媒体透露她反对公开放映。事件成为网路热点后，电影公司宣布暂时下架该片。有学者批评，校方没有好好保护学生、不负责任，事件将成人世界的恶劣表露无遗。 综合媒体报导，知名导演张婉婷2011年接受母校、英华女校时任校长李石玉如邀请，贴身拍摄一批中一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想法，记录她们在校舍搬迁过程中成长的故事，剪辑成为这部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 阿聆：始终都不同意公映 《明报周刊》5日刊登纪录片主角之一“阿聆”近1万字的自白文章。阿聆说，她始终反对公映该片，是唯一没有参加电影宣传活动的主角。 阿聆忆述，当年的学生和校友对于拍摄的理解，一直是只供校内放映或作为筹款用途，例如：校友捐款获赠DVD，拍摄团队被校方称为“DVD team”，通讯群组亦以此命名。 得知校方和导演打算公映电影后，阿聆多次向校方代表及导演表达私隐被公开的顾虑。她坦言，在观看该片前，她没有很强硬的反抗公开放映，因被“循循善诱”，同时她也认为应该先看过后才能评估能否接受让校外人观看。 心理医生评估认为不适合公映 2021年12月，纪录片在校内首映，首次观看的阿聆认为，自己有所恐惧，拒绝公开放映，“这个想法亦有充份地反映在我的情绪上。”她当时即时向校方提供的心理医生求助，医生诊断后表示，以她的状态，该电影不适合进行公映。 翌年（2022）1月，校方首次提出私人放映以及参加电影节，片中其他5位主角再签署同意书，但阿聆一直没有签署。她要求导演把其片段全部剪掉，但导演以最终版已通过电检为由拒绝。 另一主角阿佘被偷拍 “好像有狗仔队跟著我” 同日，《明报周刊》还刊登另一主角“阿佘”的专访。她也是在校内首映时首次看到该片。纪录片中有她抽烟的一幕，她说，“我万万没想过被拍下来了……好像有狗仔队跟著我的感觉。我觉得直接剪这个片段进去，而且没有经我同意便拍摄，我觉得有点不受尊重。” 奥运铜牌得主李慧诗同一天也在社交媒体表示，她在片中有一段长10多秒的访问，是其“‘被通知’成为电影的一部份”，对此感到“气在心头”，反问：“没有犯法，是否就不用当事人同意？那怕是事先‘知会’一声以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都省去呢？” 校方道歉、电影暂停公映 提出拍片想法的英华女校前校长李石玉如，5日透过他人在英华校友的Facebook群组发“给校友的信”，对事件表示“深感抱歉”。其后，现任校长关翰章也在该FB群组宣布，经与导演张婉婷及校董会达成共识，6日起暂停公映，让各方有时间厘清问题。 对于阿聆说她不同意公映，张婉婷5日出席谢票场后向传媒表示，她感到惊讶。 她承认阿聆没有签署公映同意书，但称阿聆在开拍前签署了另一份同意书，其意愿是“包场”放映。张又宣称，在中五、中六时，被访者很高兴有发行商去戏院发行，阿聆曾帮手劝另一女生继续拍摄，因此她理解阿聆不介意公开发行；张又称，阿聆的爸爸最近说女儿的情绪平复了很多，一家人出席了誓师大会，阿聆“唔出声”，因此理解阿聆觉得影片可以公映。张并坚称，该电影非商业形式，而是为学校筹款。 锺剑华：校方不负责任、未保护学生 前校长李石玉如回应《明周文化》查询时称，她从2011年底到2015年退休时，完全没有就拍摄收到投诉，现时已错过处理的时机；现任校长关翰章则回应称，后期知道有同学对公映有所保留，或对拍摄手法及导演有不满，但校方须平衡多方面、各方人士，“所谓法理情，我们基督教学校还有灵性的角度，好小心谨慎地衡量”。 学者锺剑华5日在“时代公民教育平台”YouTube频道批评，英华女校没有好好保护学生、不负责任，回应今次事件时将责任推给学生，以“法理情”、宗教等借口作挡箭牌。 他认为，事件将成人世界的恶劣和恶毒表露无遗，显示香港社会卑劣化；要警惕社会意识倒退，有权势者高举“崇高”的旗号，然后为所欲为。
港大“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近日披露，纪录片《春，又见香港》疑为中国试图篡改历史的大外宣。该计画负责研究的学者直言，该片充满骗局，凸显中国搅局下电影产业的乱象。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辖下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以“Telling China’s Story, Poorly”研究文章指出，长约25分钟的纪录片《春，又见香港》（Spring, Seeing Hong Kong Again）将中国描述为帮助香港从政治乱象和新冠疫情中复原的“仁慈统治者”，而非独裁压迫者。 明褒中国、暗贬民主 文章指，该片邀请多名身分不明的民众受访，盛赞中国人才济济、“粤港澳大湾区”计划造就香港繁荣，说的几乎都是明褒中国、暗贬民主的内容，并批评2019年“反送中”运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不便等。 该电影今年6月在《GlobeNewswire》刊登新闻稿称，《春，又见香港》在法国康城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引起热议，在“Prague Film Festival”荣获“最佳纪录片”奖项。 影片未说明制作公司 制作班底也难以查找 香港大学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指，这部电影最有趣的是，其演出和制作人员名单几乎无法办认是否真有其人。该片不仅未说明制作公司，制作班底也是难以查找的“外国姓名”人士，即使确有其人，也被当事人“割席”，否认参与。 例如，电影新闻稿称，电影由生活在中国多年的法国导演李佛瑞（Benoit Lelievre）执导，但对方曾在个人Facebook表示，他虽定居中国多年，但2019年离开后未曾再到中国，后来更暗中删除“领英”（LinkedIn）网站上自己与该片宣传品的合照。被指担任顾问的中国导演金华青，也否认参与制作该片。 付费安排于“康城电影市场展”放映 报导说，《春，又见香港》从未在法国康城电影节放映，而是在付费后就可获得安排放映的“康城电影市场展”（Cannes Marché du Films）出现。 另有中国纪录片导演告诉“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中国独立电影人在制作政治敏感的电影后，有时会转为为国家部门拍摄影片，“有时这是为了钱，有时是因为这些题目有趣。” 法国新闻网站Slate指出，虽然无法完全认定这部纪录片背后有中国政府的运作，但种种疑点足以判定中方为了改善形象，在电影制作上大洒币。“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David Bandurski）直言，《春，又见香港》充满骗局，凸显的是中国搅局下电影产业的乱象。
中共向其党员干部播放一部关于苏联解体的纪录片，这显示北京当局对“外部危险”是非常恐惧的。 法国世界报在北京的通讯员勒梅特周五刊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苏联的垮台继续困扰着中国。 勒梅特指出，在俄罗斯军队开始入侵乌克兰的前两天，中共于2月22日低调地在网上发布了一部长达101分钟的纪录片，讲述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这部名为《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的纪录片在中国各地的党干部培训班上放映了几个月，然后才上线。勒梅特表示，虽然西方国家努力避免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莫斯科-北京轴心，但这部纪录片恰恰证实了习近平和普京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以及中国精英们一直在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外部的危险”。 根据这部纪录片，苏联的不幸是由来已久的。1956年，《纽约时报》于6月份发表了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披露的秘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赫鲁晓夫批判了他的前任斯大林的罪行。 这部纪录片解释说，“赫鲁晓夫这么做点燃了虚无主义之火”，也就是说，助长了对官方历史的质疑。但它却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天赐之物。纪录片表示，诚然，斯大林是犯了错误，但说他与希特勒一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诽谤”。赫鲁晓夫本人手上沾满了俄罗斯人的鲜血，但由于他销毁了自己的罪行记录，这些都不为人们所知。无论如何，这份报告的发表让蠕虫进入到了果实的内部，并在苏共内部引发了一场苏共永远没有从中完全复原的危机。 另外，在北京看来，西方花了很多钱，不缺乏诋毁苏联的中继。一个例子是：1958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因其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部小说直到1985年才在苏联被解禁。几十年后，《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re Soljenitsyne）“在西方势力的指挥下”谴责苏联监狱系统而“歪曲了事实”。不过，这部纪录片声称，苏联的经济表现并不差。1950年至1982年间，俄罗斯工业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1961）对苏联施加了强大的压力。1956年，他特别邀请了1万名苏联青年赴美留学，费用全包。纪录片援引一位俄罗斯研究人员解释说，“除了核武器，美国最重要的武器是意识形态斗争”。这些学生中有一个人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re Iakovlev），他于1958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一年。三十年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1980年代西方眼中真正的自由主义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非常器重的顾问。 但对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来说，正相反，戈尔巴乔夫恰恰是“虚无主义的教父”。他通过开放媒体和质疑斯大林的政策而从内部摧毁了苏联。纪录片解释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是失去对媒体的控制。”这部纪录片还深感遗憾地说，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决定不再干扰西方人发出的电波信号，从而让“美国以和平的方式改变了苏联”。此外，根据这部纪录片，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是腐败的，他通过一个私人账户拿到了数百万美元，他的妻子则通过出版自传收到了300万美元，可这本自传卖的很差的。 另外，这部纪录片对叶利钦时代（1991-1999）一笔带过，但却突出了普京的角色，纪录片展示了年轻人穿着印有普京肖像的T恤或在莫斯科红场庆祝他。纪录片说，早在2002年，普京就说过，妖魔化斯大林的人是俄罗斯的敌人。普京发现过去十年间被摧毁的东西“令人心碎”，他不想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改写历史，而是“与虚无主义作斗争”，这是一场涉及控制俄罗斯文化和“扭曲的历史”的与外国势力的长期斗争”。 法国世界报通讯员指出，这部纪录片的作者从苏联的解体中吸取了五个教训：要时刻保持警惕，要反对企图否定和扰乱党的领导的“虚无主义”；必须认真应对西方的“软实力”（诱惑力和吸引力的力量）和“聪明的力量”（外交影响力和软实力的结合）；要时刻注意思想斗争；要坚持思想引领，忠于马克思主义。最后，要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走在前列，不忘初心。 法国世界报通讯员强调，这部纪录片显示了北京当局对“外部危险”是非常恐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