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各县存在一定自主空间。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改革经验，司法局一般保留为正科级单位，信访局保留为副科级单位。但对A县而言，信访工作难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访局的级别调整成正科，司法局调整成副科。 “这样一种横向的合并，没有解决纵向的问题，上下就不对口了。” 复旦大学教授竺干威认为，“这也是前面几个地区改革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关注。迄今已有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派出专人到山西调研，学习小县的改革经验。 4年后，山西启动了第三批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 消息是从大同传出的。2024年3月23日，大同市“两会”召开期间，大同市委书记卢东亮在参加左云县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左云县要稳妥有序推进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稍早之前的2024年2月1日，大同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人口小县（左云县）机构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0年以来，山西先后分两批推进6个人口小县的改革试点，包括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包括大同市左云县、朔州市右玉县等在内，山西约有5个“人口小县”成为第三批改革试点县。 人口小县已成地方机构改革中的显性话题。山西之外，青海、内蒙古、湖南、安徽、甘肃、江西等地，亦有小县改革的尝试。 对部分改革亲历者来说，小县改革刚刚“平稳过渡”不久，新一轮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又将带来新的挑战。 2024年4月25日，左云县委宣传部一名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人口小县改革肯定要涉及到机构合并，但是目前我县还没有推开。” 1、一定的自主空间 位于山西北部的左云，是大同市人口最少的县。左云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年底，该县常住人口约为11.54万。 一般来说，常住人口小于20万的县级行政区被视为人口小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山西省117个县级行政区中，常住人口不足20万的有47个，不足10万的有16个。 人口小县的数量多了，一些共性问题开始显现。2019年年底，时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山西人口小县存在财政供养入不敷出的现象，财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转移支付，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维惯性等问题。 山西省委编办有关负责人在2022年9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山西省人口小县大多存在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人浮于事等突出问题，省委由此决策部署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 2020年4月，临汾市浮山县和忻州市河曲县成为第一批改革试点县。 常住人口不足10万的浮山，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的问题同样突出。以浮山县2020年的数据为例，全年全县GDP完成39.2亿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1.3亿元。在此财政收入水平下，供养公职人员的经费成了一笔庞大的开支。 南方周末记者从浮山县获取的数据显示，机构改革前，该县有财政供养人员5906人，人员经费支出4.6亿元。也就是说，彼时，浮山全县约每17个人中，就有1人是“吃财政饭”的。而全县每年给公职人员发放的薪酬，接近其年财政收入的3.5倍。 2020年12月24日，浮山县召开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动员大会，两天后，县领导为新成立的机构揭牌。 浮山县委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县的机构改革得到了中编办和山西省委编办的指导。改革后，按照“大部制”的原则，浮山县党委序列的直属机关由9个精简为6个，政府序列由26个精简为16个，一共精简到22个。 在县党委序列，浮山县委办和县政府办合为一家，对外的名称表述为“县委办（政府办）”。县纪委监委机关和县委巡察办合并，县委组织部和县委编办合并，县文旅局、县文物局并入县委宣传部，民宗局并入统战部，县司法局和县信访局则划入县委政法委。 县政府部门中，民政局和人社局进行了合并，自然资源局和林业局合并，住建局和交通局合并，发改局、工信局、教科局的科技部分合并成为发改和科技商务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扶贫办合并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在设计和执行改革方案之初，浮山本想更“大刀阔斧”一些，但有些部门难以合并。比如浮山最初打算将审计局和其他局合并，但浮山县一位县领导介绍，调研中发现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很强，和其他局合并后不便于监督，就保持了单设的局面。 同为第一批改革试点的忻州市河曲县，改革之后，原有的36个党政机构也整合为22个，事业单位由186个整合为40个。 浮山和河曲的尝试，为后续的试点提供了经验。此后，2022年4月，山西省委确定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等4个县为第二批试点县。 王伟（化名）是山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第二批试点县中A县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在他的印象里，A县更具体的改革工作是从2022年5月开始推动的，“主要是合并机构、精简人员，把原来职能相近的部门都合并起来。”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省里给出改革指导意见后，县里负责制定具体改革方案，最终再报市里审批。 在机构改革的执行层面，各县存在一定自主空间。比如，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改革经验，司法局一般保留为正科级单位，信访局保留为副科级单位。王伟说，但对A县而言，信访工作难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访局的级别调整成正科，司法局调整成副科。 第二批的改革方式、方法，在王伟看来，和第一批“是一模一样的”，只有部分细节调整。 浮山是山西人口小县改革第一批试点县，图为该县农村旅游航拍图。（人民视觉供图 / 图） 2、“改革不只是变几个名字” 按照第一批试点县的经验，机构撤并后，县领导兼任局长，同时每个局设置一名常务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 浮山明确了14个县直机关由10名县委常委或副县长兼任“一把手”，还有1名副职主持日常工作。县领导担任这些局的党组书记、法定代表人。 A县延续了县领导兼任局长的做法。王伟介绍，改革后，有的局长成了常务副局长，继续主持日常工作；有些局长没有合适的岗位，就适当晋升职级，安排其他工作。 “比如说原来你是正科，（现在）给你晋升成一级主任科员或者四级调研员。”王伟补充，此后，这些人员被安排的工作大都和乡村振兴、主题教育等县委、县政府的阶段性重点工作有关。 谁能留下？谁会离开？人员安排是否偏向年轻干部？王伟表示，面临着紧迫的改革任务，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首先是以稳定为主，再根据干部的个人专长、学历专业、年龄结构去调整。”他解释：“当时不敢硬考虑年轻。光考虑年轻，有些事情就没法操作了。” 王伟的担心不无道理。实际上，山西的第二批改革也遇到过“阻力”。 据媒体公开报道，继浮山和河曲之后，山西原本选定了12个小县作为第二批机构改革试点，但后来减少为8个。最终，仅4个县接受改革指导意见并愿意推进改革。 李军（化名）曾任山西某人口小县改革试点县的主政官员，他能理解地方对改革的某些“不乐意”。 “对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大家可能觉得维持现状是最好的。”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维持现状，我就可以运转下去。一旦改革，它不只是变几个名字、合并几个局长的问题，涉及的全是个人利益。” 李军补充：“在小县城，大家可能辛苦一辈子，天花板就是一个局长，甚至副局长。一旦涉及到机构改革，这里面肯定涉及机构合并和职务整合，有的正职就成副的了，有的公务员就成事业编了。所以一般对地方政府决策者来说，肯定是能不动就不动。” 具体到山西第二批人口小县改革试点数量的变化，李军觉得，这或许也和当时的工作重点的变化有关。 李军记得，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进入中后期，“我们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抓疫情防控，两天就要开一次疫情防控会。经济工作，包括一些深化改革的工作，只要不是强制性必须要交账的，一般来说，那会儿肯定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3、公用经费下降明显 山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至今，一些效果开始显现。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张晓峰曾公开撰文表示，对稍早参与改革的6个试点县而言，“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南方周末记者此前从浮山县获取的材料显示，通过机构精简和职能融合，该县独立核算预算单位由改革前的124个压减到86个，2021年预算公用经费比2020年压减了283万元，降低了10.1%。 以浮山县民政和人社局为例，改革前民政局的年运行成本为12.8万元，人社局为33.9万，合并为一个局后，民政和人社局的运行成本为39.8万，一年节省6.9万元经费。 河曲县委组织部公布的信息显示，经测算，经过3-5年的过渡期后，河曲县的行政成本将大幅下降，公用经费支出减少367万元，下降8.2％；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王伟表示，在A县，目前的人员经费“暂时省不了”，这和改革后部分部门暂时超编以及因职级调整带来的工资增长有关。 他解释，机构改革后，一些因部门合并而成立的新部门，整体而言出现了超编的情况，“比如说原来50个编制，现在只有40个了，目前看，在岗人员是超了的。” 超编人员的消化需要时间，三五年的政策过渡期后，部分人员退休了，整体的编制才能符合改革的要求。“从长远来看，这笔钱肯定是能省下来的。”王伟补充。 相较于人员工资，在A县，节省部门经费的效果立竿见影。王伟解释，过去，农业农村局、水利局、乡村振兴局等3个部门都是独立核算单位，每个部门都有公用经费。机构改革后，3个部门合并成1个，公用经费自然也只有一份，“钱肯定是省下来了”。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关注。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派出专人到山西调研，学习小县改革经验。 2022年8月2日至5日，青海省委编办会同果洛州委编办及玛多县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组成调研组，赴山西省考察学习人口小县改革经验。 青海省委编办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调研报告显示，结合学习考察情况和山西省涉改市县相关做法经验，调研组提出了“考察学习山西省改革经验做法，进一步修改完善《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实施方案》”“出台干部职级晋升、提前退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大柔性用编力度，有效降低改革阻力”等建议。 常住人口不足1.5万人的玛多县是青海省人口总量最少、机构编制规模最小的建制县。2022年5月，玛多成为青海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县，设置党委机构6个，政府工作部门14个，党政机构由改革前的25个精简为20个。 2023年9月15日，玛多县正式印发并实施涉改部门“三定”和“九定”之规，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宣告完成。 左云县政务服务中心。（南方周末记者李桂 / 图） 4、“上下不对口”何解？ 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核心内容的地方改革尝试，早已有之。 1990年代，财政自给率只有27%、需举债才能发工资的陕西省黄龙县率先开始改革，试图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方式缓解财政压力。 黄龙县将职能相近的局委合并，并对有经济收入的单位分三年逐年减少财政供给，直至全部脱钩。最终，该县撤并了党政事业单位58个，仅县直单位就减少了228个吃“财政饭”的人员。不过，几年后，不少机构又恢复了原样，财政供给人员甚至比改革前还增加了一千多人。 黄龙县机构改革的阻力与“条条的压力”有关。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改革后，有的上级政府部门在黄龙找不到对口单位，有人形象地总结说：“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 继黄龙之后，湖北省随州市在2000年开始的改革也遇到了类似困境。机构改革7年之际，有媒体回访随州改革现状，发现反倒增加了9个机构。 2009年9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实施党政联动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后，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与区政府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合署办公，涵盖了原来统战、侨务、外事、民族宗教、民政、农村等9个部门的全部或部分职能，工青妇残联也归口到该部。 此后，一个农村工作科就要对应省农业厅、省农办、省财政厅3个部门。到了写各类汇报材料和年终总结时，社工部(局)对应着14个省级部门，就要写14份总结报告。该部（局）秘书科的人手一度增加到9个，而一般部（局）的秘书科只有两三个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竺干威长期关注机构改革，在他看来，黄龙、随州和山西的改革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差异。黄龙属于特例，“完全是因财政拮据问题引发的”；而随州和山西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既有服从上级指示的一面，也有试图改变现状的一面。” 山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开始的时间更晚，其政策背景，可以追溯到2018年机构改革提出的“允许地方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规定限额内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 与黄龙、随州、顺德相比，山西改革的核心内容差异不大，主要就是精简机构、缩减编制。竺干威认为，这与环境压力、路径依赖有关，“一般来说，沿着原有的路径往前走，要比另辟蹊径来得容易。” 对人口小县而言，是否只存在横向机构合并这一条出路？答案是不尽然。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李冬玉提交了《优化县级行政区划，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提案。她建议，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的小县试点先行合并，以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李冬玉的这一建议在陕西佛坪县受到了抵制。佛坪位于秦岭南麓的深山中，2021年常住人口为26597人，是李冬玉口中人口小县的代表。李冬玉提交提案的消息从北京传到佛坪后，当地两百余名退休干部马上联名向陕西有关领导写了一份“不赞成小县合并的建议”。 在山西，“合并”的动议早已有之，但最终没有下文。 临汾下辖的曲沃县和侯马市历史上曾是一家，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至今两地市县分置也不过五十余年。侯马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人口不少，但行政区域总面积仅有274平方公里，是山西省面积最小的县。 2018年11月，曲沃县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对曲沃县和侯马市合并的意见（草案）》，同意曲沃县、侯马市合并，合并后称侯马市，新的市政府设在曲沃县城。 但此后，两地合并的事却不了了之。社会上对两地合并争议的焦点是，合并后地名是叫“曲沃”还是“侯马”。曲沃县曾获得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的称号，旅游业发展潜力大，但侯马市知名度更高，且是县级市。 人口小县的问题并非山西独有。《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县市卷）》公开的数据显示，在纳入统计的2075个县域单位中，户籍人口在10万到20万之间的县（市）有228个，10万以下的县（市）有206个。其中，又有90个袖珍县（市），常住人口在5万以下。 竺干威觉得，问题的解决之道，还要从小县本身的特性下手。“这幺小的县，看上去有这么多的官员和机构，这个感觉就非常不好。如果再稍微大一些的话，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不会显得很重要。” 在竺干威看来，改革要跳出政府来解决问题，发展经济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样一种横向的合并，没有解决纵向的问题，上下就不对口了。”他认为，“这也是前面几个地区改革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山西的试点县而言，“上下不对口”问题也已出现。 按照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人口小县改革中划到政法委的信访局，将划到新成立的社会工作部。对王伟等地方党委核心成员而言，这又是新的挑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越来越多的小县城，开始砸“铁饭碗”。 据澎湃新闻报道，湖南湘西州古丈县推进机构编制改革，重点“优化政务服务效能，减轻财政供养压力”。 在古丈之前，就已经有山西娄烦、河曲、榆社等6县率先进行机构改革，多个行政部门被撤并精简，部分事业单位编制被缩减，缩编人数超过千人。 湖南古丈之后，安徽、青海等地迅速跟上，纷纷表示：也有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 这些城市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人口较少，普遍低于20万，而且都存在共同的难题：财政供养入不敷出，财政支出主要依靠转移支付；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欠合理，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等等。比如说，个别袖珍县城，人口区区几万人，财政收入只有数千万元，但行政机构与事业单位却多达100多个，财政供养人员更是多达6000多人，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全国2000多个县域单位中，人口在20万以下的多达400多个。未来，这些人口小县，除非因为自然条件所限，或者肩负特殊的区域战略乃至国家安全使命，否则都有可能成为机构改革试点的对象。 这次机构编制改革，绝不是在喊口号，国家已经动真格了。早在今年两会，就已经通过了“公务员缩编”这项提案，提出中央国家机关人员将被精简，缩编，比例可达5%，这是历史上首次提出缩减公务员队伍，直接导致2类公务员的铁饭碗不保：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吃空饷的，占着名额却不承担任何工作的公务员。第二类，就是一些存在意义不大的编制岗位，或者是各部门的空编。 随着人口的减少，城市从大扩张模式，转向“收缩”模式，部分区、县因为拆分、合并而“消失”，或许并非危言耸听。 其实，缩减公务员编制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啥在今年开始正式落地？ 因为，2023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中国人口负增长。从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规律看，人口负增长基本不可逆。总人口减少，需要公共服务的人自然就减少，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必然也要减少。当然，最重要的是随着人口流出，城市收缩，人口与财政供养比例严重失衡。 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养不起这么多公务员了。 我们都知道，今年就业形势并不乐观，虽说有些学生是带着情怀与热情去考公，但是大多数还是为了那份安稳，而想尽办法争取铁饭碗岗位，想着考上公务员就能“躺平”了。为了上岸更是不在乎岗位，各种冷门，偏门都会抢着去报。从今年开始，旱涝保收的公务员铁饭碗，或许随着改革一去不复返。 不仅仅只是公务员的铁饭碗保不住，最近几年大家打破脑袋挤进教师岗位的饭碗，也会保不住。 逻辑和公务员相似，但情况还略有不同且更加严峻。 教师配置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必须按照社会需求的最大量来配置。 2016年我们全面实行二孩政策，当年出生人口的大幅增长达到1723万，这些小孩现在都到了读小学的时候。所以，整体上看全国各地都出现义务教育学位预警的现状，导致教师需求量大增。 加上教师待遇的稳定性，很多年轻人就开始趋之若鹜地考教师编制。 实际上，从2017年开始生育出生人口持续快速下滑，2022年只有956万，接近少了一半。 入学的人减少，学校也会相应减少，需要的老师当然也要减少。 出生人口进入负增长后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学前教育，比如最近《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第一轮幼儿园关闭潮已经到来：在一些地方，2021和2022年私立幼儿园将面临招生困难，少数公立幼儿园也会对招生感到不满。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北京等一线城市，也发生在山东临沂等三线城市。 这个影响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接下来受影响的就是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再到高中和大学。 从现在开始，今明两年小学老师需求出现峰值后开始下降；6年之后，中学老师需求出现峰值开始下降，10年之后大学老师出现峰值开始下降。 再考虑到人口流出，城市收缩的影响，有些地方教师资源过剩将更加凸显。随着这些地方学校的撤并，教了几年书的你，恐怕只能另谋生路了。 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被考公、考教师的潮流给卷了进去。对于绝对多数人来说，你现在有多疯狂，以后就会有多后悔。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暴财经pro）
2月28日，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首场听证会上，将中美竞争定性为 “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 ”，并宣布美国对中国 “一厢情愿” 的时代已经结束。有网友发帖说：反美几十年，美国终于应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如愿称心了吗？ 同一天，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二中全会公报明显透露了深陷内忧外患四面楚歌困局的习家王朝的困兽危机感，公报明确表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网友@蔡慎坤发帖说：中共二十大报告17次提到“斗争”，73次强调“安全”，并且明确要求全党“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的考验，意味着新班子全面掌权后继续加大对党政军和警特的控制力度，这必然会继续整肃原有的官僚队伍，使得高官人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一人之下皆为囚徒，所谓“机构改革”不过是强党弱政的开始。 网友Lisa Xin 子涵发帖说：习近平要出大招！公安部和国安部将脱离国务院系统，转为直属中共中央的”中央内务委员会”，相当于苏联斯大林时代政治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此机构四大事件闻名于世: 1.是1930年代苏联实施大清洗的最主要执行者；2.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前身；3.建立了古拉格集中营；4.制造了波兰卡廷大屠杀。 一篇题为<亲自把自己逼入死路 习近平在做最坏打算>的网文这样写道： 即将召开的中共“两会”，据说将通过大规模的机构调整方案，缩编一批，合并一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成立一个名为内务部的大部门，整合国安、公安、反恐、反间谍、移民、户籍、交通以至民政等政府功能。如此大动作，可谓中共建政以来仅见。是什么原因，导致习近平在面临如此复杂险峻的内政外交形势之下，动这样风险很大的大手术？习近平喜欢折腾，以为自己神通广大，比别人英明，可惜折腾十年，前任留下来的家底都所剩无几了，他还不死心，还要把剩下来的那一点再折腾干净。不过这一次，他的折腾和以前不同，以前是要建百世伟业，留万世伟名，这一次没有那么大的想头了，这一次是要活命而已，只要能活下去，什么都可以做。当下外交强敌环伺、内政头头碰著黑，习近平再蠢，也预感要面对空前危局。对外大撒币强出头，对内基建狂魔大干快上，都无以为继，往后是过紧日子，是政权风雨飘摇，民变四起，血雨腥风。 机构改革是自己操刀割自己，裁撤冗员为省钱，合并部门为集权，成立新的内务部是要将暴力镇压机器集中调度，更方便掌握动态，统一指挥，及时处理危机。 对外要准备打仗，新的兵役制也公布了，与俄国结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台海擦枪走火不可避免，要打仗，就要有战时体制，指挥作战的是国防部，对内策应战争需要的，就是内务部。内务部统一部署调度，避免不同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推卸责任，一切由内务部拍板，内务部直接向习近平负责，这样避免了政务怠慢，耽误战争机器的运作。 对外准备打仗的同时，对内也要准备血腥镇压。今日中国遍地民怨，城市大量失业年轻人，农村有天文数字的返乡农民工，这批对未来绝望、对现实不满、对中共有新仇旧恨的生力军，随时都可能起事造反。以先前的国家机器，各省自行镇压，处理不当，引起后患，唯有集中使用暴力机器，才能及时处置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多年事必躬亲，“亲自”把自己逼入穷巷，现在他只能拼死守住，后退即无死所。要守险，唯有扎定马步，政府机构调整的出发点便在这里。 中共面临建政以来最危重的局势。三年大饥荒、文革后经济崩溃以及八九六四，都还有解救之道，大饥荒用“三自一包”解救，文革以改革开放解救，八九六四以维持中美关系解救。现在所有解救之道，都被习近平自己堵死，唯一可能的办法，是中共党内健康力量变天，推翻习近平，重启政治改革，但这个机会也被习近平削平了。对外准备世界大战，对内准备血腥镇压，这便是今日习近平的思路， 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思路。折腾到今日，死的心都有了，唯有硬著头皮走下去。 （全文转自法广）
中共当局近期抛出“机构改革”，预计在“两会”后公布内容。当局强调“改革”是“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习近平要集权于党，并不令人意外。但对于习自认危机深深，必须“自我革命”的党来说，经得起这番折腾吗？ “机构改革”党权无孔不入 刚于二中全会审议的党国机构改革方案，具体内容没说明，拟提交人大会议审议的只是“部分内容”。届时公布的，应该也不会是全部内容。这是政治黑箱操作的惯例。 “统筹党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机构、国务院机构、全国政协机构，统筹中央和地方”，这是官方宣布的一个“改革”原则。按官方已公布的说法，当局预计会在金融体制、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等方面改动，并强调在基层治理，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方面加强党建。 其实诸君应该看得明白，整个“改革”，都在加强党的控制，实际上是开始搞党控全覆盖了，包括非公企业，甚至各种学会、商会，党的干预未来会更加无孔不入，怕了吗？ 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在邓小平时期开始搞“改革开放”，也只是在毛泽东多年政治运动折腾后的危机中，在经济体制上松松绑而已。不再幻想让中共改良，已是反共人士的共识。如今习近平继续以“机构改革”方式，加大集权力度，除了政治清洗意图，其实也是为了救党。 香港媒体早前报导说机构改革涉及要对国安系统进行重大变革，或设中央内务委员会，纳入公安部和国安部，并由习的亲信王小洪亲自担任大总管。笔者认为，王小洪还可能在机构改革中有机会控制中央警卫局。习在握紧枪杆子、笔杆子之后，正式一统刀把子。 对于这个党国“机构改革方案”，外界解读为中共政权“强党弱政”时代的来临，但笔者认为“强党弱政”本来就存在，中共本身就是以党领政，总理本身也是党的二把手，政府也是一个党的工具而已。 “自我革命”形同自杀 在危机四伏中，中共在2021年终于挨过一百年，这个被称红朝、由西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主宰的外来政权，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如今它却已百病缠身、沉疴不愈，从官场政治看，也是越反越腐，无药可救。打不完的老虎，拍不完的蝇。 习近平近年提出一个声称可以避免政权倒台的方法叫“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要自我解决。且不说无法做到自己为自己做手术，这是一个常理，一个腐朽入骨、病入膏肓的老迈者，做大手术，更如同自杀、自我了断。 中共“两会”早被外界形容为“橡皮图章”或“举手机器”，3月的两会上，习近平就要连任国家主席，他打破中共近几十年惯例，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进入第三任期的党魁。但这看来是不祥的。 2月28日，中共官媒发布二中全会公报，提到“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可能发生”，必须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等等。党刊《求是》杂志28日当天宣布次日将发表习近平的旧讲话，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些字里行间，流露出习近平对中共寿命和自己掌权前景有种很重的不安全感。 两会是中共黑帮新政府成员上路主政之期，习以为透过机构变革，可以转移民怨视线，再让修整过的政权机器能够维持运作，避免红色江山走向败亡。但这辆破车一味修修补补，还能走多远？ 同样，中共末路前想自救，习近平的做法也就是自救的一步。但，在内外交困中，他的折腾做法如同在深水里越挣扎越会下沉。 习近平保中共一路凶险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但五年后，他并无响应民间和外界抓捕迫害人权的恶首和腐败总后台江泽民的呼声，也没有顺应民意抛弃中共，而是在十九大上和江派达成交易，随后修宪破除连任限制。 在二十大习更把一切权力抓到手中，开启第三任总书记任期。但他也等于全部背上了中共前党魁的黑锅。 习近平越来越左，中共中央2月26日还专门下达文件，要求在法律教育中严格遵守习的指令，坚决反对“三权鼎立”“司法独立”“宪政”等“西方错误观点”，这是给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提前发出警告：你们不能投反对票、弃权票，也不能选别人，习主席务必全票当选。 回头看，中共病毒大瘟疫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爆起，因中共隐瞒而传遍全世界，习近平和中共到今天仍拒认帐，不管病毒是否泄漏，一味甩锅。但冤有头、债有主，相信未来这是国际上继续施压中共的突破口之一。 国内外普遍认为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为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道和经济的灾难，已没有人相信所谓“人民至上”的说辞。习最后被迫放弃毫无效果且已失控的清零，短短两个月，染疫暴增，天量死亡人数遭掩盖。但这无阻当局声称抗疫出“人间奇迹”。 从反封控的“白纸运动”中青年们喊出“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到老人抗议医保金缩水的“白发运动”出现“打倒反动政府”口号，中国已出现全民反迫害的端倪。中共的秋后算帐只能压制和恐吓一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共35年的计画生育政策给中国社会造成无法修补的损害，退休大潮的来临和中共不良的社会保障制度，更让普通民众陷入困境。中国百姓七十多年来一直供养著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包括退休官员，主要也是党员。全民养党真相一旦全面公开，足以令中共倒台。 中共人权迫害臭名昭著，受到更多的国际制裁和谴责，中共野狼外交引发天下围共。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丑闻，近期透过江西中学生胡鑫宇案（被指成为活摘器官受害者），也让国内更多人相信有这回事了。 俄乌战争中，中共站位不良，形同以举国之力暗助俄罗斯和公开力挺侵略，靠其表面的“和事佬”的表态和假动作，已站不住脚，如今可谓进退维谷。 习近平现在还拼命想恢复经济来为政权输血，但是除了外资撤离，民企倒闭，多行业凋零，国人大量用脚投票，连普通农民工中也涌动出国务工潮。中国经济业绩多年来基于假数据，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掩盖，只能靠在宣传上封杀一切负面消息，要求官媒唱响“经济光明论”。 中共内部暗流涌动。去年底疫情大爆发之时，就传出有老军头背后大骂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也有亲近被习抓捕的太子党刘亚洲兄弟的上海学者胡伟，直指中共挺俄致外部环境将更为凶险。 不止政法系出了个“孙力军政治团伙”，搜出藏有军火，且“野心极度膨胀”，连王岐山和赵乐际掌控过的纪检系统，也有黑龙江官员魏彬胆敢“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习亲信、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在中共二中全会前不得不大喊“坚决清理门户”，“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 二十大习近平把一切权力抓到手中，开启第三任总书记任期，但也等于全部背上了中共前党魁的黑锅。 （图片取自新华网） 权势汹汹难挡亡党路 去年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当天，世界媒体透过前党魁胡锦涛被强行架走一幕，已看破了中共重大会议的假严肃与真儿戏。今年的两会也将一样儿戏，这场政治秀，没有了江泽民色眼盯紧女服务员的丑态，高官们大多会战战兢兢，只敢背后学张高丽另玩一套，但权力斗争是少不了的戏码。不知道这回的主角是否即将卸任总理的李克强？ 中共的民主是假民主，人大代表根本不是人民选出，当然不代表人民利益。过去的两会代表还有些良心人士，敢于讲句真话，这几年彻底消失了。或许，习近平真的不用担心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投他的票，加上投票器上可能也设计了监控。 接任总理的李强只是一名农机专业的中专生，后来在职搞了个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和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不是想贬低他，历届总理，李强确实是最弱的，这也表现在他和习的关系上。李强本来是习的大秘，秘书的首责即是服务领导，让领导欢心，日后李强无法摆脱这个思维定势和身份。 中共太腐朽，党性本身就是毒药，习近平拿大刀自我开刀乱折腾，救不了重病入骨的中共，只会加速中共的死亡。就像搞机构改革再集权，可能令他一时权势汹汹，但随著中共之亡，习也就成为了末代党魁，拭目可待！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