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機構改革
各縣存在一定自主空間。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改革經驗,司法局一般保留為正科級單位,信訪局保留為副科級單位。但對A縣而言,信訪工作難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訪局的級別調整成正科,司法局調整成副科。 「這樣一種橫向的合併,沒有解決縱向的問題,上下就不對口了。」 復旦大學教授竺干威認為,「這也是前面幾個地區改革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關注。迄今已有青海、內蒙古、湖南等地派出專人到山西調研,學習小縣的改革經驗。 4年後,山西啟動了第三批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工作。 消息是從大同傳出的。2024年3月23日,大同市「兩會」召開期間,大同市委書記盧東亮在參加左雲縣代表團審議時提到,左雲縣要穩妥有序推進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稍早之前的2024年2月1日,大同市委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人口小縣(左雲縣)機構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年以來,山西先後分兩批推進6個人口小縣的改革試點,包括忻州市河曲縣、臨汾市浮山縣、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信息顯示,包括大同市左雲縣、朔州市右玉縣等在內,山西約有5個「人口小縣」成為第三批改革試點縣。 人口小縣已成地方機構改革中的顯性話題。山西之外,青海、內蒙古、湖南、安徽、甘肅、江西等地,亦有小縣改革的嘗試。 對部分改革親歷者來說,小縣改革剛剛「平穩過渡」不久,新一輪自上而下的機構改革又將帶來新的挑戰。 2024年4月25日,左雲縣委宣傳部一名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人口小縣改革肯定要涉及到機構合併,但是目前我縣還沒有推開。」 1、一定的自主空間 位於山西北部的左雲,是大同市人口最少的縣。左雲縣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年底,該縣常住人口約為11.54萬。 一般來說,常住人口小於20萬的縣級行政區被視為人口小縣。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在山西省117個縣級行政區中,常住人口不足20萬的有47個,不足10萬的有16個。 人口小縣的數量多了,一些共性問題開始顯現。2019年年底,時任山西省委主要領導在基層調研時發現,山西人口小縣存在財政供養入不敷出的現象,財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轉移支付,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維慣性等問題。 山西省委編辦有關負責人在2022年9月接受媒體採訪時亦表示,山西省人口小縣大多存在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失衡、人浮於事等突出問題,省委由此決策部署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工作。 2020年4月,臨汾市浮山縣和忻州市河曲縣成為第一批改革試點縣。 常住人口不足10萬的浮山,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失衡的問題同樣突出。以浮山縣2020年的數據為例,全年全縣GDP完成39.2億元,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1.3億元。在此財政收入水平下,供養公職人員的經費成了一筆龐大的開支。 南方周末記者從浮山縣獲取的數據顯示,機構改革前,該縣有財政供養人員5906人,人員經費支出4.6億元。也就是說,彼時,浮山全縣約每17個人中,就有1人是「吃財政飯」的。而全縣每年給公職人員發放的薪酬,接近其年財政收入的3.5倍。 2020年12月24日,浮山縣召開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動員大會,兩天後,縣領導為新成立的機構揭牌。 浮山縣委負責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表示,該縣的機構改革得到了中編辦和山西省委編辦的指導。改革後,按照「大部制」的原則,浮山縣黨委序列的直屬機關由9個精簡為6個,政府序列由26個精簡為16個,一共精簡到22個。 在縣黨委序列,浮山縣委辦和縣政府辦合為一家,對外的名稱表述為「縣委辦(政府辦)」。縣紀委監委機關和縣委巡察辦合併,縣委組織部和縣委編辦合併,縣文旅局、縣文物局併入縣委宣傳部,民宗局併入統戰部,縣司法局和縣信訪局則劃入縣委政法委。 縣政府部門中,民政局和人社局進行了合併,自然資源局和林業局合併,住建局和交通局合併,發改局、工信局、教科局的科技部分合併成為發改和科技商務局(工信局),農業農村局、水利局、扶貧辦合併為農業農村和水利局。 在設計和執行改革方案之初,浮山本想更「大刀闊斧」一些,但有些部門難以合併。比如浮山最初打算將審計局和其他局合併,但浮山縣一位縣領導介紹,調研中發現審計部門的監督職能很強,和其他局合併後不便於監督,就保持了單設的局面。 同為第一批改革試點的忻州市河曲縣,改革之後,原有的36個黨政機構也整合為22個,事業單位由186個整合為40個。 浮山和河曲的嘗試,為後續的試點提供了經驗。此後,2022年4月,山西省委確定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等4個縣為第二批試點縣。 王偉(化名)是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第二批試點縣中A縣的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在他的印象里,A縣更具體的改革工作是從2022年5月開始推動的,「主要是合併機構、精簡人員,把原來職能相近的部門都合併起來。」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省里給出改革指導意見後,縣裡負責制定具體改革方案,最終再報市裡審批。 在機構改革的執行層面,各縣存在一定自主空間。比如,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改革經驗,司法局一般保留為正科級單位,信訪局保留為副科級單位。王偉說,但對A縣而言,信訪工作難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訪局的級別調整成正科,司法局調整成副科。 第二批的改革方式、方法,在王偉看來,和第一批「是一模一樣的」,只有部分細節調整。 浮山是山西人口小縣改革第一批試點縣,圖為該縣農村旅遊航拍圖。(人民視覺供圖 / 圖) 2、「改革不只是變幾個名字」 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經驗,機構撤併後,縣領導兼任局長,同時每個局設置一名常務副局長,主持日常工作。 浮山明確了14個縣直機關由10名縣委常委或副縣長兼任「一把手」,還有1名副職主持日常工作。縣領導擔任這些局的黨組書記、法定代表人。 A縣延續了縣領導兼任局長的做法。王偉介紹,改革後,有的局長成了常務副局長,繼續主持日常工作;有些局長沒有合適的崗位,就適當晉陞職級,安排其他工作。 「比如說原來你是正科,(現在)給你晉陞成一級主任科員或者四級調研員。」王偉補充,此後,這些人員被安排的工作大都和鄉村振興、主題教育等縣委、縣政府的階段性重點工作有關。 誰能留下?誰會離開?人員安排是否偏向年輕幹部?王偉表示,面臨著緊迫的改革任務,已經「顧不上」考慮那麼多了,「首先是以穩定為主,再根據幹部的個人專長、學歷專業、年齡結構去調整。」他解釋:「當時不敢硬考慮年輕。光考慮年輕,有些事情就沒法操作了。」 王偉的擔心不無道理。實際上,山西的第二批改革也遇到過「阻力」。 據媒體公開報道,繼浮山和河曲之後,山西原本選定了12個小縣作為第二批機構改革試點,但後來減少為8個。最終,僅4個縣接受改革指導意見並願意推進改革。 李軍(化名)曾任山西某人口小縣改革試點縣的主政官員,他能理解地方對改革的某些「不樂意」。 「對體制機制上的改革,大家可能覺得維持現狀是最好的。」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維持現狀,我就可以運轉下去。一旦改革,它不只是變幾個名字、合併幾個局長的問題,涉及的全是個人利益。」 李軍補充:「在小縣城,大家可能辛苦一輩子,天花板就是一個局長,甚至副局長。一旦涉及到機構改革,這裡面肯定涉及機構合併和職務整合,有的正職就成副的了,有的公務員就成事業編了。所以一般對地方政府決策者來說,肯定是能不動就不動。」 具體到山西第二批人口小縣改革試點數量的變化,李軍覺得,這或許也和當時的工作重點的變化有關。 李軍記得,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進入中後期,「我們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抓疫情防控,兩天就要開一次疫情防控會。經濟工作,包括一些深化改革的工作,只要不是強制性必須要交賬的,一般來說,那會兒肯定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3、公用經費下降明顯 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至今,一些效果開始顯現。山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編辦主任張曉峰曾公開撰文表示,對稍早參與改革的6個試點縣而言,「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南方周末記者此前從浮山縣獲取的材料顯示,通過機構精簡和職能融合,該縣獨立核算預算單位由改革前的124個壓減到86個,2021年預算公用經費比2020年壓減了283萬元,降低了10.1%。 以浮山縣民政和人社局為例,改革前民政局的年運行成本為12.8萬元,人社局為33.9萬,合併為一個局後,民政和人社局的運行成本為39.8萬,一年節省6.9萬元經費。 河曲縣委組織部公布的信息顯示,經測算,經過3-5年的過渡期後,河曲縣的行政成本將大幅下降,公用經費支出減少367萬元,下降8.2%;財政供養人員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王偉表示,在A縣,目前的人員經費「暫時省不了」,這和改革後部分部門暫時超編以及因職級調整帶來的工資增長有關。 他解釋,機構改革後,一些因部門合併而成立的新部門,整體而言出現了超編的情況,「比如說原來50個編製,現在只有40個了,目前看,在崗人員是超了的。」 超編人員的消化需要時間,三五年的政策過渡期後,部分人員退休了,整體的編製才能符合改革的要求。「從長遠來看,這筆錢肯定是能省下來的。」王偉補充。 相較於人員工資,在A縣,節省部門經費的效果立竿見影。王偉解釋,過去,農業農村局、水利局、鄉村振興局等3個部門都是獨立核算單位,每個部門都有公用經費。機構改革後,3個部門合併成1個,公用經費自然也只有一份,「錢肯定是省下來了」。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關注。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迄今已有青海、內蒙古、湖南等地派出專人到山西調研,學習小縣改革經驗。 2022年8月2日至5日,青海省委編辦會同果洛州委編辦及瑪多縣有關部門(單位)負責人組成調研組,赴山西省考察學習人口小縣改革經驗。 青海省委編辦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調研報告顯示,結合學習考察情況和山西省涉改市縣相關做法經驗,調研組提出了「考察學習山西省改革經驗做法,進一步修改完善《瑪多縣『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實施方案》」「出台幹部職級晉陞、提前退休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加大柔性用編力度,有效降低改革阻力」等建議。 常住人口不足1.5萬人的瑪多縣是青海省人口總量最少、機構編製規模最小的建制縣。2022年5月,瑪多成為青海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縣,設置黨委機構6個,政府工作部門14個,黨政機構由改革前的25個精簡為20個。 2023年9月15日,瑪多縣正式印發並實施涉改部門「三定」和「九定」之規,瑪多縣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宣告完成。 左雲縣政務服務中心。(南方周末記者李桂 / 圖) 4、「上下不對口」何解? 以「精簡機構和人員」為核心內容的地方改革嘗試,早已有之。 1990年代,財政自給率只有27%、需舉債才能發工資的陝西省黃龍縣率先開始改革,試圖通過精簡機構和人員的方式緩解財政壓力。 黃龍縣將職能相近的局委合併,並對有經濟收入的單位分三年逐年減少財政供給,直至全部脫鉤。最終,該縣撤併了黨政事業單位58個,僅縣直單位就減少了228個吃「財政飯」的人員。不過,幾年後,不少機構又恢復了原樣,財政供給人員甚至比改革前還增加了一千多人。 黃龍縣機構改革的阻力與「條條的壓力」有關。據《新華每日電訊》報道,改革後,有的上級政府部門在黃龍找不到對口單位,有人形象地總結說:「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 繼黃龍之後,湖北省隨州市在2000年開始的改革也遇到了類似困境。機構改革7年之際,有媒體回訪隨州改革現狀,發現反倒增加了9個機構。 2009年9月,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實施黨政聯動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後,順德區委社會工作部與區政府民政宗教和外事僑務局合署辦公,涵蓋了原來統戰、僑務、外事、民族宗教、民政、農村等9個部門的全部或部分職能,工青婦殘聯也歸口到該部。 此後,一個農村工作科就要對應省農業廳、省農辦、省財政廳3個部門。到了寫各類彙報材料和年終總結時,社工部(局)對應著14個省級部門,就要寫14份總結報告。該部(局)秘書科的人手一度增加到9個,而一般部(局)的秘書科只有兩三個人。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竺干威長期關注機構改革,在他看來,黃龍、隨州和山西的改革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差異。黃龍屬於特例,「完全是因財政拮据問題引發的」;而隨州和山西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自上而下的特點,「既有服從上級指示的一面,也有試圖改變現狀的一面。」 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開始的時間更晚,其政策背景,可以追溯到2018年機構改革提出的「允許地方根據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規定限額內因地制宜設置機構和配置職能」。 與黃龍、隨州、順德相比,山西改革的核心內容差異不大,主要就是精簡機構、縮減編製。竺干威認為,這與環境壓力、路徑依賴有關,「一般來說,沿著原有的路徑往前走,要比另闢蹊徑來得容易。」 對人口小縣而言,是否只存在橫向機構合併這一條出路?答案是不盡然。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李冬玉提交了《優化縣級行政區劃,推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提案。她建議,對人口規模低於10萬的小縣試點先行合併,以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李冬玉的這一建議在陝西佛坪縣受到了抵制。佛坪位於秦嶺南麓的深山中,2021年常住人口為26597人,是李冬玉口中人口小縣的代表。李冬玉提交提案的消息從北京傳到佛坪後,當地兩百餘名退休幹部馬上聯名向陝西有關領導寫了一份「不贊成小縣合併的建議」。 在山西,「合併」的動議早已有之,但最終沒有下文。 臨汾下轄的曲沃縣和侯馬市歷史上曾是一家,有著共同的文化底蘊,至今兩地市縣分置也不過五十餘年。侯馬位於山西省西南部,人口不少,但行政區域總面積僅有274平方公里,是山西省面積最小的縣。 2018年11月,曲沃縣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對曲沃縣和侯馬市合併的意見(草案)》,同意曲沃縣、侯馬市合併,合併後稱侯馬市,新的市政府設在曲沃縣城。 但此後,兩地合併的事卻不了了之。社會上對兩地合併爭議的焦點是,合併後地名是叫「曲沃」還是「侯馬」。曲沃縣曾獲得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千年古縣」的稱號,旅遊業發展潛力大,但侯馬市知名度更高,且是縣級市。 人口小縣的問題並非山西獨有。《中國縣域統計年鑒2021(縣市卷)》公開的數據顯示,在納入統計的2075個縣域單位中,戶籍人口在10萬到20萬之間的縣(市)有228個,10萬以下的縣(市)有206個。其中,又有90個袖珍縣(市),常住人口在5萬以下。 竺干威覺得,問題的解決之道,還要從小縣本身的特性下手。「這幺小的縣,看上去有這麼多的官員和機構,這個感覺就非常不好。如果再稍微大一些的話,這個問題相對來說就不會顯得很重要。」 在竺干威看來,改革要跳出政府來解決問題,發展經濟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出路。「這樣一種橫向的合併,沒有解決縱向的問題,上下就不對口了。」他認為,「這也是前面幾個地區改革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對山西的試點縣而言,「上下不對口」問題也已出現。 按照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在人口小縣改革中划到政法委的信訪局,將划到新成立的社會工作部。對王偉等地方黨委核心成員而言,這又是新的挑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方周末
越來越多的小縣城,開始砸「鐵飯碗」。 據澎湃新聞報道,湖南湘西州古丈縣推進機構編製改革,重點「優化政務服務效能,減輕財政供養壓力」。 在古丈之前,就已經有山西婁煩、河曲、榆社等6縣率先進行機構改革,多個行政部門被撤併精簡,部分事業單位編製被縮減,縮編人數超過千人。 湖南古丈之後,安徽、青海等地迅速跟上,紛紛表示:也有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 這些城市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那就是人口較少,普遍低於20萬,而且都存在共同的難題:財政供養入不敷出,財政支出主要依靠轉移支付;財政供養人員比例欠合理,存在人浮於事的現象等等。比如說,個別袖珍縣城,人口區區幾萬人,財政收入只有數千萬元,但行政機構與事業單位卻多達100多個,財政供養人員更是多達6000多人,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巨大負擔。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在全國2000多個縣域單位中,人口在20萬以下的多達400多個。未來,這些人口小縣,除非因為自然條件所限,或者肩負特殊的區域戰略乃至國家安全使命,否則都有可能成為機構改革試點的對象。 這次機構編製改革,絕不是在喊口號,國家已經動真格了。早在今年兩會,就已經通過了「公務員縮編」這項提案,提出中央國家機關人員將被精簡,縮編,比例可達5%,這是歷史上首次提出縮減公務員隊伍,直接導致2類公務員的鐵飯碗不保:首當其衝的就是那些吃空餉的,占著名額卻不承擔任何工作的公務員。第二類,就是一些存在意義不大的編製崗位,或者是各部門的空編。 隨著人口的減少,城市從大擴張模式,轉向「收縮」模式,部分區、縣因為拆分、合併而「消失」,或許並非危言聳聽。 其實,縮減公務員編製已經討論了很多年了,大家有沒有想過為啥在今年開始正式落地? 因為,2023年我們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拐點:中國人口負增長。從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規律看,人口負增長基本不可逆。總人口減少,需要公共服務的人自然就減少,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必然也要減少。當然,最重要的是隨著人口流出,城市收縮,人口與財政供養比例嚴重失衡。 說白了,就是老百姓養不起這麼多公務員了。 我們都知道,今年就業形勢並不樂觀,雖說有些學生是帶著情懷與熱情去考公,但是大多數還是為了那份安穩,而想盡辦法爭取鐵飯碗崗位,想著考上公務員就能「躺平」了。為了上岸更是不在乎崗位,各種冷門,偏門都會搶著去報。從今年開始,旱澇保收的公務員鐵飯碗,或許隨著改革一去不復返。 不僅僅只是公務員的鐵飯碗保不住,最近幾年大家打破腦袋擠進教師崗位的飯碗,也會保不住。 邏輯和公務員相似,但情況還略有不同且更加嚴峻。 教師配置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必須按照社會需求的最大量來配置。 2016年我們全面實行二孩政策,當年出生人口的大幅增長達到1723萬,這些小孩現在都到了讀小學的時候。所以,整體上看全國各地都出現義務教育學位預警的現狀,導致教師需求量大增。 加上教師待遇的穩定性,很多年輕人就開始趨之若鶩地考教師編製。 實際上,從2017年開始生育出生人口持續快速下滑,2022年只有956萬,接近少了一半。 入學的人減少,學校也會相應減少,需要的老師當然也要減少。 出生人口進入負增長後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學前教育,比如最近《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第一輪幼兒園關閉潮已經到來:在一些地方,2021和2022年私立幼兒園將面臨招生困難,少數公立幼兒園也會對招生感到不滿。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北京等一線城市,也發生在山東臨沂等三線城市。 這個影響就像「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樣,接下來受影響的就是義務教育的小學、初中,再到高中和大學。 從現在開始,今明兩年小學老師需求出現峰值後開始下降;6年之後,中學老師需求出現峰值開始下降,10年之後大學老師出現峰值開始下降。 再考慮到人口流出,城市收縮的影響,有些地方教師資源過剩將更加凸顯。隨著這些地方學校的撤併,教了幾年書的你,恐怕只能另謀生路了。 所以,年輕人千萬不要被考公、考教師的潮流給卷了進去。對於絕對多數人來說,你現在有多瘋狂,以後就會有多後悔。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暴財經pro)
2月28日,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在首場聽證會上,將中美競爭定性為 「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鬥爭 」,並宣布美國對中國 「一廂情願」 的時代已經結束。有網友發帖說:反美幾十年,美國終於應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如願稱心了嗎? 同一天,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結束。二中全會公報明顯透露了深陷內憂外患四面楚歌困局的習家王朝的困獸危機感,公報明確表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必須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網友@蔡慎坤發帖說:中共二十大報告17次提到「鬥爭」,73次強調「安全」,並且明確要求全黨「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的考驗,意味著新班子全面掌權後繼續加大對黨政軍和警特的控制力度,這必然會繼續整肅原有的官僚隊伍,使得高官人人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一人之下皆為囚徒,所謂「機構改革」不過是強黨弱政的開始。 網友Lisa Xin 子涵發帖說:習近平要出大招!公安部和國安部將脫離國務院系統,轉為直屬中共中央的”中央內務委員會”,相當於蘇聯斯大林時代政治警察機構「內務人民委員部”,此機構四大事件聞名於世: 1.是1930年代蘇聯實施大清洗的最主要執行者;2.下屬的國家安全總局是克格勃前身;3.建立了古拉格集中營;4.製造了波蘭卡廷大屠殺。 一篇題為<親自把自己逼入死路 習近平在做最壞打算>的網文這樣寫道: 即將召開的中共「兩會」,據說將通過大規模的機構調整方案,縮編一批,合併一批,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成立一個名為內務部的大部門,整合國安、公安、反恐、反間諜、移民、戶籍、交通以至民政等政府功能。如此大動作,可謂中共建政以來僅見。是什麼原因,導致習近平在面臨如此複雜險峻的內政外交形勢之下,動這樣風險很大的大手術?習近平喜歡折騰,以為自己神通廣大,比別人英明,可惜折騰十年,前任留下來的家底都所剩無幾了,他還不死心,還要把剩下來的那一點再折騰乾淨。不過這一次,他的折騰和以前不同,以前是要建百世偉業,留萬世偉名,這一次沒有那麼大的想頭了,這一次是要活命而已,只要能活下去,什麼都可以做。當下外交強敵環伺、內政頭頭碰著黑,習近平再蠢,也預感要面對空前危局。對外大撒幣強出頭,對內基建狂魔大幹快上,都無以為繼,往後是過緊日子,是政權風雨飄搖,民變四起,血雨腥風。 機構改革是自己操刀割自己,裁撤冗員為省錢,合併部門為集權,成立新的內務部是要將暴力鎮壓機器集中調度,更方便掌握動態,統一指揮,及時處理危機。 對外要準備打仗,新的兵役制也公布了,與俄國結盟是遲早會發生的事,台海擦槍走火不可避免,要打仗,就要有戰時體制,指揮作戰的是國防部,對內策應戰爭需要的,就是內務部。內務部統一部署調度,避免不同部門之間互相扯皮,互相推卸責任,一切由內務部拍板,內務部直接向習近平負責,這樣避免了政務怠慢,耽誤戰爭機器的運作。 對外準備打仗的同時,對內也要準備血腥鎮壓。今日中國遍地民怨,城市大量失業年輕人,農村有天文數字的返鄉農民工,這批對未來絕望、對現實不滿、對中共有新仇舊恨的生力軍,隨時都可能起事造反。以先前的國家機器,各省自行鎮壓,處理不當,引起後患,唯有集中使用暴力機器,才能及時處置危機。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習近平的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多年事必躬親,「親自」把自己逼入窮巷,現在他只能拚死守住,後退即無死所。要守險,唯有扎定馬步,政府機構調整的出發點便在這裡。 中共面臨建政以來最危重的局勢。三年大饑荒、文革後經濟崩潰以及八九六四,都還有解救之道,大饑荒用「三自一包」解救,文革以改革開放解救,八九六四以維持中美關係解救。現在所有解救之道,都被習近平自己堵死,唯一可能的辦法,是中共黨內健康力量變天,推翻習近平,重啟政治改革,但這個機會也被習近平削平了。對外準備世界大戰,對內準備血腥鎮壓,這便是今日習近平的思路, 都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思路。折騰到今日,死的心都有了,唯有硬著頭皮走下去。 (全文轉自法廣)
中共當局近期拋出「機構改革」,預計在「兩會」後公布內容。當局強調「改革」是「以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統領」。習近平要集權於黨,並不令人意外。但對於習自認危機深深,必須「自我革命」的黨來說,經得起這番折騰嗎? 「機構改革」黨權無孔不入 剛於二中全會審議的黨國機構改革方案,具體內容沒說明,擬提交人大會議審議的只是「部分內容」。屆時公布的,應該也不會是全部內容。這是政治黑箱操作的慣例。 「統籌黨中央機構、全國人大機構、國務院機構、全國政協機構,統籌中央和地方」,這是官方宣布的一個「改革」原則。按官方已公布的說法,當局預計會在金融體制、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等方面改動,並強調在基層治理,混合所有制企業、非公有制企業和行業協會、學會、商會等方面加強黨建。 其實諸君應該看得明白,整個「改革」,都在加強黨的控制,實際上是開始搞黨控全覆蓋了,包括非公企業,甚至各種學會、商會,黨的干預未來會更加無孔不入,怕了嗎? 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在鄧小平時期開始搞「改革開放」,也只是在毛澤東多年政治運動折騰後的危機中,在經濟體制上鬆鬆綁而已。不再幻想讓中共改良,已是反共人士的共識。如今習近平繼續以「機構改革」方式,加大集權力度,除了政治清洗意圖,其實也是為了救黨。 香港媒體早前報導說機構改革涉及要對國安系統進行重大變革,或設中央內務委員會,納入公安部和國安部,並由習的親信王小洪親自擔任大總管。筆者認為,王小洪還可能在機構改革中有機會控制中央警衛局。習在握緊槍杆子、筆杆子之後,正式一統刀把子。 對於這個黨國「機構改革方案」,外界解讀為中共政權「強黨弱政」時代的來臨,但筆者認為「強黨弱政」本來就存在,中共本身就是以黨領政,總理本身也是黨的二把手,政府也是一個黨的工具而已。 「自我革命」形同自殺 在危機四伏中,中共在2021年終於挨過一百年,這個被稱紅朝、由西方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主宰的外來政權,在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如今它卻已百病纏身、沉痾不愈,從官場政治看,也是越反越腐,無藥可救。打不完的老虎,拍不完的蠅。 習近平近年提出一個聲稱可以避免政權倒台的方法叫「自我革命」「刀刃向內」,要自我解決。且不說無法做到自己為自己做手術,這是一個常理,一個腐朽入骨、病入膏肓的老邁者,做大手術,更如同自殺、自我了斷。 中共「兩會」早被外界形容為「橡皮圖章」或「舉手機器」,3月的兩會上,習近平就要連任國家主席,他打破中共近幾十年慣例,繼毛澤東之後,又一個進入第三任期的黨魁。但這看來是不祥的。 2月28日,中共官媒發布二中全會公報,提到「各種超預期因素隨時可能發生」,必須準備經受「驚濤駭浪」等等。黨刊《求是》雜誌28日當天宣布次日將發表習近平的舊講話,強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些字裡行間,流露出習近平對中共壽命和自己掌權前景有種很重的不安全感。 兩會是中共黑幫新政府成員上路主政之期,習以為透過機構變革,可以轉移民怨視線,再讓修整過的政權機器能夠維持運作,避免紅色江山走向敗亡。但這輛破車一味修修補補,還能走多遠? 同樣,中共末路前想自救,習近平的做法也就是自救的一步。但,在內外交困中,他的折騰做法如同在深水裡越掙扎越會下沉。 習近平保中共一路兇險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但五年後,他並無響應民間和外界抓捕迫害人權的惡首和腐敗總後台江澤民的呼聲,也沒有順應民意拋棄中共,而是在十九大上和江派達成交易,隨後修憲破除連任限制。 在二十大習更把一切權力抓到手中,開啟第三任總書記任期。但他也等於全部背上了中共前黨魁的黑鍋。 習近平越來越左,中共中央2月26日還專門下達文件,要求在法律教育中嚴格遵守習的指令,堅決反對「三權鼎立」「司法獨立」「憲政」等「西方錯誤觀點」,這是給兩會的代表和委員們提前發出警告:你們不能投反對票、棄權票,也不能選別人,習主席務必全票當選。 回頭看,中共病毒大瘟疫2019年底在中國武漢爆起,因中共隱瞞而傳遍全世界,習近平和中共到今天仍拒認帳,不管病毒是否泄漏,一味甩鍋。但冤有頭、債有主,相信未來這是國際上繼續施壓中共的突破口之一。 國內外普遍認為習近平的三年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為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道和經濟的災難,已沒有人相信所謂「人民至上」的說辭。習最後被迫放棄毫無效果且已失控的清零,短短兩個月,染疫暴增,天量死亡人數遭掩蓋。但這無阻當局聲稱抗疫出「人間奇蹟」。 從反封控的「白紙運動」中青年們喊出「打倒習近平、打倒共產黨」,到老人抗議醫保金縮水的「白髮運動」出現「打倒反動政府」口號,中國已出現全民反迫害的端倪。中共的秋後算帳只能壓制和恐嚇一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中共35年的計畫生育政策給中國社會造成無法修補的損害,退休大潮的來臨和中共不良的社會保障制度,更讓普通民眾陷入困境。中國百姓七十多年來一直供養著規模龐大的官僚體系,包括退休官員,主要也是黨員。全民養黨真相一旦全面公開,足以令中共倒台。 中共人權迫害臭名昭著,受到更多的國際制裁和譴責,中共野狼外交引發天下圍共。包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醜聞,近期透過江西中學生胡鑫宇案(被指成為活摘器官受害者),也讓國內更多人相信有這回事了。 俄烏戰爭中,中共站位不良,形同以舉國之力暗助俄羅斯和公開力挺侵略,靠其表面的「和事佬」的表態和假動作,已站不住腳,如今可謂進退維谷。 習近平現在還拚命想恢復經濟來為政權輸血,但是除了外資撤離,民企倒閉,多行業凋零,國人大量用腳投票,連普通農民工中也涌動出國務工潮。中國經濟業績多年來基於假數據,財政虧空,已經無法掩蓋,只能靠在宣傳上封殺一切負面消息,要求官媒唱響「經濟光明論」。 中共內部暗流涌動。去年底疫情大爆發之時,就傳出有老軍頭背後大罵習近平。在俄烏戰爭一周年,也有親近被習抓捕的太子黨劉亞洲兄弟的上海學者胡偉,直指中共挺俄致外部環境將更為兇險。 不止政法系出了個「孫力軍政治團伙」,搜出藏有軍火,且「野心極度膨脹」,連王岐山和趙樂際掌控過的紀檢系統,也有黑龍江官員魏彬膽敢「惡意詆毀黨和國家領導人(習)」。習親信、現任中紀委書記李希在中共二中全會前不得不大喊「堅決清理門戶」,「真正做到讓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放心」。 二十大習近平把一切權力抓到手中,開啟第三任總書記任期,但也等於全部背上了中共前黨魁的黑鍋。 (圖片取自新華網) 權勢洶洶難擋亡黨路 去年的中共二十大閉幕當天,世界媒體透過前黨魁胡錦濤被強行架走一幕,已看破了中共重大會議的假嚴肅與真兒戲。今年的兩會也將一樣兒戲,這場政治秀,沒有了江澤民色眼盯緊女服務員的醜態,高官們大多會戰戰兢兢,只敢背後學張高麗另玩一套,但權力鬥爭是少不了的戲碼。不知道這回的主角是否即將卸任總理的李克強? 中共的民主是假民主,人大代表根本不是人民選出,當然不代表人民利益。過去的兩會代表還有些良心人士,敢於講句真話,這幾年徹底消失了。或許,習近平真的不用擔心這些既得利益者不投他的票,加上投票器上可能也設計了監控。 接任總理的李強只是一名農機專業的中專生,後來在職搞了個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和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歷。不是想貶低他,歷屆總理,李強確實是最弱的,這也表現在他和習的關係上。李強本來是習的大秘,秘書的首責即是服務領導,讓領導歡心,日後李強無法擺脫這個思維定勢和身份。 中共太腐朽,黨性本身就是毒藥,習近平拿大刀自我開刀亂折騰,救不了重病入骨的中共,只會加速中共的死亡。就像搞機構改革再集權,可能令他一時權勢洶洶,但隨著中共之亡,習也就成為了末代黨魁,拭目可待!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