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新华社称，中共元老，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国务委员宋平于3月4日下午在北京逝世，终年109岁。 宋平生于1917年，山东省莒县人，原名宋延平，北京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1936年加入中共队伍，37年入党。 宋平深谙党内斗争，曾担任周恩来的秘书，与中共三代领导人都有工作交集，被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称为“老伙计”。 宋平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六四”事件后，政治局常委赵紫阳、胡启立被免职。6月，72岁的宋平与江泽民、李瑞环等人一同晋升政治局常委。1992年，他在中共14大上卸任退休。 1970年代末，宋平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赏识当时在甘肃任职的胡锦涛。之后，胡锦涛在他的一路提拔下，步步高升。 有媒体报导，宋平在卸任前向邓小平建议提拔胡锦涛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接受建议，让胡锦涛在未曾担任政治局委员的情况下，越级晋升为常委，成为胡锦涛升任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仕途的起点。
中共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遗体10月14日火化，官媒新华社称，中共前党魁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属于江派的吴邦国10月8日去世。新华社报导，其遗体14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除了出访越南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公墓送别，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则送花圈表示哀悼。 胡锦涛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行架离会场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今年9月末也缺席了中共“十一”音乐会和招待会。 吴邦国早年在上海发迹，是“上海帮”的重要成员，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吴是市委副书记。 胡锦涛2002年掌政后，江泽民安插多名亲信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吴邦国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人还包括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李长春、周永康等。 吴邦国担任“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被指挟人大对抗“胡温”。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政改言论一直深受江系人马忌恨，因此，吴在一系列的重大政策上与温家宝对抗。 2011年，胡锦涛执政末期，吴邦国在中共全国“两会”提出著名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以及不搞私有化。 吴邦国“五不搞” 习近平“七不讲” 法广认为，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七不讲”与吴邦国的“五不搞”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七不讲”是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出台的中央文件，列出必须在高校反对的七种“错误思潮”：谈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 吴邦国提出的“五不搞”使中共的全国人大制度进一步成了名副其实的“表决机器”，也成了他的“政治遗产”。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的专制本质是一贯的，因为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早就讲过，中共不搞议会民主，不搞多党制，不搞新闻自由，不搞三权独立。 吴邦国家族贪腐丑闻不断 吴邦国死后，被中共吹捧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海外社交网路讥讽其富可敌国。多年来，吴邦国家族的贪腐丑闻不断被曝光。 江泽民2000年访问香港时，曾用“闷声发大财”一词训斥记者。其后“闷声发大财”成了江泽民时代官场的真实写照。有消息说，吴邦国家族有上百亿元（人民币，下同）财产。 吴邦国的哥哥吴邦杰和弟弟吴邦胜，从平头百姓变身为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亨；吴邦胜涉足上海房地产和建筑业两大块，身家雄厚。 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担任过美林投资银行中国区主席，也出任过总资产达100亿的国有产业投资基金“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并身兼超级商业航母上海百联集团外部董事。 吴邦国之子吴磊现为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共建政已超过75年，习近平掌权也已近12年。时人多诟病习近平治下中国政治、经济存在多种问题。那么，当年交班给习近平的胡锦涛前有江泽民、后有习近平，他如何衔接了两个时代？又是否有值得今天中国人称道的政治遗产？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几乎崩盘的中国股市陡然暴涨；本周四（10月3日）又出现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学者说，中国有安排十万亿人民币财政投资的空间。这让很多人瞬间回想起十六年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胡锦涛政府祭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以挽救中国经济。 在经济低谷以庞大的财政支出刺激国家经济，不少民众持欢迎态度，又有年轻人排队开账户进军股市，但也有不少观察者对之保持谨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至今没有走出当年四万亿的阴影，“中国股市从2015年开始崩盘，再到如今房地产崩盘，都跟08年金融风暴后，中国的战略失误是分不开的，而今天做的也是同样的战略失误。” 四万亿的阴影 四万亿出台后，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对其经济效果表面上是欣喜的。2009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09年1-3月触底、到4-6月增长率约8%，经济刺激对策出台的时机恰当，效果明显。 但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层也有很多担心。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四万亿后，中国经济面临新的火种，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增长过快、运作不够规范”。 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底一篇文章指出，四万亿最大败笔之一正是鼓励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政府计划中的四万亿，实际撬动了地方政府的几个“四万亿”，而这很可能带来国有银行的大量坏账。除此之外，巨量投资也导致通货膨胀，让私人财产受损严重；同时，政府投资又引发大量“国进民退”，民间资本被大量挤出。 夏明就此分析说，“当时把钱印出来是通过行政管道发给国家的各个部门，这些部门拿到钱当然是要分给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的，因为即使国有企业破产了、垮台了，也不会犯政治错误，所以他是不会去扶持私营企业的。”他认为，这进一步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这至今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十六年后，夏明仍然表示遗憾，“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做法。” 但胡锦涛的十年，中国经济的数据总体上看是好的。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底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保持10年快速增长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官媒《人民日报》9月30日的一篇文章强调，中国由此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 公民社会元年 就在中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的前一年，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表首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称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社会更加开放，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有学者估计，当时有数以百计NGO、约100万名志愿者涌入四川，彰显出公民社会的力量。 同一时期，中国传媒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互联网在胡锦涛的十年间崛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底的数据，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从2005年8.5%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42%。播客来了，然后是微博、微信，普通公民的发言渠道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2003年孙志刚事件通过网络舆论发酵，促成缺少法理依据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中国官媒人民网还因此称2003年为网络舆论年。 也是2003年，胡锦涛在广州视察非典（SARS）疫情的时候对一位医生说，他在网上看到了他的建议。中共的最高统治者似乎要与普通民众在网络上共情了。 但与外界印象不同，有研究表明，胡锦涛时期恰是言论空间在不断收窄。据瑞典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90年至2023年，中国的表达自由指数最高的时期出现在1990年至2005年，此后就一路下降。 一位资深人权活动人士对本台分析说，“其实（媒体管控）胡温时代就是在收，整治《南方都市报》就是个典型例子，……这都是胡温在2005年以后的一些举动。所以胡温时代的媒体是比较活跃，比之后的时代活跃，但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他所提到的整治南方都市报，包括2005年代撤销《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夏逸陶职位，其伙伴媒体《新京报》突遭《光明日报》社接管等一连串事件。为了安全起见，这位人权活动人士以匿名接受采访。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胡锦涛时代虽然有显著增长，但其发展空间也在不断受压。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劳工观察”创办人李强告诉本台，他们从2004年起在中国做劳工权益的培训，但他们这样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不断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到2012年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一年，甚至有国保警察专程到办公室约谈他们的员工。 自相矛盾的年代 但胡锦涛在执政初期，先后在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想、以及2004年“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表明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新的蓝图。 2003年底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底取消农业税，以及大幅减少劳动教养人数等，这些做法都给社会传递了新的希望。也是在2003年，在香港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在当地强烈反弹，中央政府最后让步，中止立法。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凤凰网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总结胡温执政的前期时赞许说，“胡温新政”的立足点是“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 但就在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同一年，中国又出现了“黑监狱”。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11年的报告指出，“自 2003 年以来，大量中国公民被关进秘密的非法拘留设施，不但关押期间无法与外界接触，而且关押时间可长达数天或数月。这些俗称为 ‘黑监狱’或‘黑房屋’的设施，主要由地方和省级官员开设使用。” 前述那位匿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分析说，“其实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控制一直是没有放松的，包括到胡温后期的网格化维稳等等。”他还指出，2012年初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七十三条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度，“对特定群体来说，社会控制始终是在有针对性地加强的。” 也是胡锦涛执政后期，2009年初，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刘晓波十一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新疆地区因民族矛盾出现大规模暴力骚乱，中国政府出动军队予以血腥镇压，引发外界强烈质疑。2011年，中国警方提前出动，镇压了一场并未实际发生的以民主为诉求的社会运动“茉莉花革命”，数百位并未参与其中的民主人士被逮捕、关押。 奥运会是分水岭 胡锦涛时期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出现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有社会松动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并未放松对特定人群的控制。 夏明分析说，胡锦涛政府的一些宽松政策与胡温的出身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真正的平民领导人，他们在党的体系下是靠自己打拼，而中国共产党还是宣称自己是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他们是有民粹主义的倾向的。”夏明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多次亲赴灾区，受到外界广泛认可。 但夏明认为，今天中国严酷的维稳体系很大程度上恰是延续自四川大地震时期。但他说，这背后有北京奥运会的因素，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形成了一套维稳机制，“他们把奥运的这些监控、维稳机制进行了常态化，最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紧急状态的国家。”夏明补充说，这套维稳体系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主管奥运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习、周在这些方面的联手与当时中共高层的权斗有关。 有不少观察家用中共高层权斗来解释胡锦涛执政后期倾向于保守的现象。前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素，“习近平上台（担任常委）以后，他来主管党建、主管意识形态，立即就开始左转。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总书记）就是他了。” 但她也认为，胡锦涛实际上和其前任江泽民相似，都没有勇气去突破中共党国体制的局限性，做不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们是矛盾体。一方面他们有想法给一些开放的空间，这是有可能的，不是没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触到底线，他们就逃回来了。” 前述那位人权活动人士则认为，对胡锦涛时代的这种矛盾性要放在更长时段的周期去看，“它整体上是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8年的一个大周期的产物，也就是说可以把92年到08年看作是一个比较放的阶段，08之后是一个收的阶段，胡温就刚好是卡在了两个阶段之间，所以显示出来就是前半段比较放，后半段比较收。” 他指出，奥运会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分水岭，“就是说在奥运会前，胡温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中国社会开放的迹象，也是为了夯实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际社会经济、社会交往的成果；”他认为，中共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期间出现的宽松氛围本质上是极权体制的自我调适，“极权体制总是要适应市场化的，他要推出一定的形式法治来适应它，这样才能更有效率，才能让他想要的市场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市场化条件下，白领阶层自由流动的需求。 该做的没做 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突然被搀扶离场，引起外界广泛猜疑，甚至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对胡锦涛的羞辱。 就在此前几天，第二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作报告时，论及他在十年前（2013年）接班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指出当时中国存在的多种问题，包括：贪腐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等。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是对胡锦涛的双重羞辱。 身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海外政论刊物《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则认为，这些说法并不是针锋相对，也很难说这是对胡锦涛个人的羞辱，“我认为他是否定以往的自江（泽民）胡（锦涛）以来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这是十年前已经长期积累的问题。”他指出，胡锦涛很难说有属于他个人的独立时代，“他背后一直有太上皇，就跟江一直耗到邓（小平）去世才没有了太上皇一样，胡背后一直是江在左右全局，包括接班人的问题也一样。” 李伟东分析说，胡虽然接了江的班，但江时代经济高速增长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到胡时代末尾的时候，矛盾已经激化了，当时说的都是‘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反腐找死、不反腐等死一类的话了。” 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政府一直在进行反腐行动。中国政府网2010年发布的《反腐白皮书》显示，2003年至2009年，各级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平均每天94件。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官员的贪腐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是愈演愈烈。 李伟东认为，胡锦涛实际没有认真反腐，“他是管不了，管不了江的势力，也无法对抗邓留下来的模式，他是某种管不了，然后变得有点消极对待的态度。”他总结说，胡锦涛是相对软弱、平庸的一届领导人。 走向民主？ 但胡锦涛在执政后期仍试图在中共党内做一些体制性改革。他支持了部分地区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做法从2009年逐渐铺开，在农村地区受到好评，但因为涉及到党章修改，并未在全国铺开，更未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推展到县一级党委书记的直选。 2012年十八大召开，胡锦涛在即将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中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要旨是在党的领导下，各政党、阶层和民众以协商的方式形成决策。 李伟东介绍说，这种协商民主的方式目前在中国各级决策机构正在广泛适用，相比以往政治协商制度是更为实质地采纳不同群体的意见，而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变体。他分析说，这么做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民主、选举民主，而是体现了中共的统治理念，“共产党认为如果让老百姓来决策会变成多数暴政，这也是民主的弱点。”
中共日前举行建政75周年招待会，退休元老温家宝坐在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位置，中共党魁习近平身旁则坐著他昔日的“打虎功臣”王岐山，但王岐山却全程一张扑克脸。 这场招待宴会9月30日晚在北京大会堂举行，以往会入坐首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今年都被退休元老们取代。 视频画面显示，此前缺席中共建政75周年音乐会的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温家宝、吴官正、李岚清，就坐于主桌，且温家宝与李瑞环还坐在习近平的两旁。其他就坐于主桌的前政治局常委还有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以及前几年被曝性侵女网运动员彭帅的张高丽。 最引人注意的是王岐山，全程没有笑脸，且被身后的一名彪形大汉严肃地盯著，看似被全程“监护”。 王岐山除了没有笑脸，另一段视频显示，他在中共高层及元老随习入场时，也没有像其他多数元老那样跟著习鼓掌。 王岐山在习近平的首个任期时，以反腐打“虎”名义，助习清除军界徐才厚、郭伯雄，以及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政敌，但习进入第二个任期后，他被挤出中共权力中心，与其关系密切的多名高官也陆续落马。 此外，中共往昔举办的建政等招待会，皆由国务院总理主持、讲话，但李强担任总理后，就改由习近平主持。 对于中共建政75周年招待会出现的现象，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认为，这些政治老人能够现身，还被党媒逐一唱名，“最大的原因是中共危机空前”，表面是为了显示党的团结，但主要是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中共前官员杜文在X平台发文分析指，习近平煞费苦心的安排，是要向外界传达中共新老领导团结一致的信息。很多重量级人物不出面，实在不给面子。最令人瞩目的是，没有看到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身影。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X平台发文分析指，胡锦涛没有现身，显然是他在二十大被习近平羞辱后，习近平不可能让他在公开场合现身。 对于退休元老温家宝此次入坐主桌，蔡慎坤认为：“温家宝一直是党内保守势力和红二代攻击的对象，常常拿腐败问题大做文章，但是习近平十年反腐对温家宝家族彻查几轮，发现温家宝是正国级领导人中最清廉的一位，再加上温家宝没有栽培自己的势力范围，又有丰富的政治见解和治国理政经验，精力充沛，习近平此时面临党内外巨大压力之下，不排除抬出温家宝来为自己打气撑腰。” 至于李瑞环，蔡慎坤认为，李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耿直爽快，当年敢直接批评江泽民的也只有李瑞环。而李瑞环也跟温家宝一样，对习近平连任并没有任何批评，也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习不构成任何威胁，让李瑞环坐在习身边，还能对外传递党内欢聚一堂的信息。
被外界形容为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嫡系的胡春华，日前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分组会议中，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并排而坐，再度引起各界猜测。 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中共二十大后被贬。中共官媒央视7月18日释出的新闻画面显示，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分组会议中，胡春华与习近平坐在同一排。 对此，流亡海外的前内蒙官员杜文在社群媒体X表示，“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让胡春华坐在自己身边，大有深意！” 杜文是胡春华主政内蒙古时的法律顾问。 胡春华目前是中共全国政协排名第2的副主席，也是二十届中央委员。 中共二十大前几年，外界一直盛传胡春华是团派领头人、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培养的隔代“储君”（接班人）。 胡春华在中共十九大与二十大前，先后两次都是进入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但最终都未能入常。 十九大时，胡春华仅保留住政治局委员，担任主管扶贫的国务院副总理；二十大时，他有望接替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最终仅保留住中央委员。而团派的李克强、汪洋，也都出局，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的亲信全面上位。 此外，二十大闭幕日当天，团派领头人胡锦涛更遭强行架出会场，相关画面引发国际媒体关注。胡锦涛被强行带离二十大会场后，习与二十大代表合照时，胡春华对习拍掌摆笑脸。二十大后，胡春华也曾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向习表忠。 去年3月中共举行两会，胡春华卸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出任全国政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兼任党组副书记。政协历来被视为官场闲职，属于“二线职位”。 去年底，胡春华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身分，应邀前往非洲的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出席马国候任总统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的就职典礼。 不过，胡春华的旧部仍持续被抓，外界猜测其地位仍不稳。 今年6月3日，中共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王波被调查。前中共官员杜文透露，王波是内蒙古前书记胡春华欣赏的旧部亲信，内蒙古近年落马的高官，多与胡春华有关。
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习近平不延续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重建毛泽东式个人独裁地位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习近平是否为独裁者在中国属于特殊禁区，但在国际上一般存在共识。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两次公开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以“独裁者”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点是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毛式的个人独裁将一去不复返了。胡平说：“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毛去世30多年，在邓江胡之后，居然又出了个习近平，居然又重演了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 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仅在晚年的十年文革时期攫取到一人控制全党的绝对专制权力，习近平为何仅用5年一个任期，就废除了邓小平确立的党内集体领导和任期制的政治遗产，修改宪法，定于一尊，完成了从一党专制到一人独裁的过程？ 中共模式无权力制衡 领导人性格决定政党特质 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其基本政治制度，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在中共党内，党章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纵观中共建政70多年的历史，一党专制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 胡平认为，中共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其实就是一种委员会制度，除了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外，其具体运作也没有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规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党内一把手的性格和能力决定了党内和国家制度的特质。 他说：“有的领导人，他压制的很凶，在党内也搞大清洗，这么一来二去，就逐渐建立起个人独裁。有的第一号人物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能力和机会轻易地把党内异己清洗掉，于是就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他的权力也就不是那么大。”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改革信息库在2011年习近平上台之前发表了“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始末”长文，指出“倡导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贡献。” 胡平认为，邓小平所谓政治上的开明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时之间一方面是他们都痛感于毛时代的那种个人独裁，使他们自己都成了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这一批元老们都复出了，他们彼此之间很难彼此完全吃掉对方，所以形成了元老们共同执政这么一种状况，包括由他们来指定最高权力的继承者。” 习近平执政曾被预计开启“常人政治时代” 纵观邓江胡三代，执掌权力十年左右的邓小平1989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在连续任职二届总书记后退了下来，造成中共领袖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限制个人独裁的重大政治共识。 胡平披露，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共甚至出现了民主推荐的制度：“我们看到这十七大之前，中共召集省部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北京开会，让他们推荐下一届政治局人选。据说在那次推荐中习近平的得票超过了李克强，所以就这样确定了习近平成为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说：“如果你让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下去，到头来可能就成为一种制度了。如果最高领导人都是通过高层的民主推荐产生的，那你的权力就肯定受到一种极大的限制。” 2012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就任总书记。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笔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的文章，把中共建政以来分为四个政治时代：伟人时代（毛）、强人时代（邓）、后强人时代（江胡）和常人时代（习）。 周瑞金认为，常人时代将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层并非指定，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其次是推行集体领导、民主工作和依法办事。 中共政治生态的改变为习近平个人独裁埋下伏笔 与这种乐观估计相反，胡平早在2011年就推断习近平的权力将远超江胡，因为当时中共高层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指派接班人的元老势力崩溃。 “胡锦涛在十八大的裸退也使得江泽民原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不得不跟着一并撤销，也就是两派元老同归于尽了。这么一来习近平一上位就没有人能够制约，因为原来能够制约最高领导人的元老，也就是推举你上台的力量相互抵消了。”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无视当时尚有影响力的党政分开原则，建起各种小组并自任组长，以“小组治国“，相当于架空国务院的许多机构。 此外王立军事件和令计划儿子车祸更为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提供契机。胡平说：“有了这两个概率极低却影响极大的事件，就给习近平在高层清除异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和时机。如果没有这两件事，你习近平就是想搞以反腐败为名的清洗运动，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随着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倒台，中央办公厅主持的民主推荐也就不了了之，为习近平扫除了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制度和程序上的障碍。 习近平以胡温时期“九龙治水”弊端要求集中权力 习近平称胡温执政时期的“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等措施为“弊端”，因此要求集权，最后走向个人专制。胡平说，中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存在专制独裁的基因，所以任何分权分治其实有助于遏制其内在的极权冲动和倾向。 他说：“中共体制原本有着多种可能性向不同的方向演变，就像胡温时代的这种‘九龙治水’，固然似乎有效率不彰等方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起飞、发展最快的就是胡温这十年，得益于这个时期的所谓效率不显的不折腾，完全不同与后来习近平时代的运动治国带来的后患无穷。” 正是最高层缺少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才逼出了民主推荐这种方式。胡平指出。如果当时胡锦涛在人事问题上一言九鼎，就断然不会出现民主推荐这种形式。 他说：“民主推荐固然是很有限的一种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假如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未必不可能使得中国高层政治朝向一种、至少更多一些民主色彩的方向演变。但是习近平上台，就把这种可能性完全阻断了。” 毛泽东以声望服众 习近平以威慑吓人 2018年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是习近平改变中共体制的决定性步骤。习近平为何或如何能说服党内高层接受他的决定，让全党接受一个毛式强人政治再度出现？ 当年毛泽东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靠他对中共发展壮大的贡献以及他在打江山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习近平当时执政不过5年，政绩乏善可陈，更无党内和民间的威望。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要建立个人权力，除了靠所谓功绩和深浮人望之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威慑。 他说：“习近平愣是通过反腐的名义，整肃了一些关键性人物，使得在党内上层的不同意见不敢通气，然后通过一种超越程序的方式，愣是以中央的名义，在没有召开全会的情况下提出建议修宪。这么一来，就使得上层没有人敢于反对他了。习近平建立个人独裁主要是靠反腐败，就是靠威慑。” 建立清一色习家军 习想要长期执政还是终身执政？ 仅仅通过两届任期，十年执政，习近平就取得了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奋斗一生所达到的地位。2022年中共20大让习近平登上了专制权力的巅峰，纽约时报为此撰文指出，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并不出人意料，但就连那些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最高层领导班子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 报道援引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杨大力教授的话说，“他原来就占据支配地位，现在更加不可动摇了，统治地位归他独有。” 胡平说，二十大以后，中共高层成立清一色的习家军，其清一色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毛时代。他说：“毛不管怎么说，当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那些人，他不可能都打到。所以在党内上层总还有朱德在，虽然他不起作用，但位置还在那儿。周恩来还有相当大的势力，虽然他不得不样样都顺从你，但是你还是没法把他打下去。到了习近平，你看，这个最高层就完全成了清一色。” 《人民日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后指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似乎有意告诉外界，习近平只是为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统一之大任，要求额外任期，长期执政而已，不会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大权在握，终身执政。 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是没有退路的，他缺乏安全感，永远处心积虑地担心别人觊觎他的权力和地位，担心遭人清算，所以他不愿也不敢交出大权。胡平说：“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无限期执政，也就是终身执政。”
中共外长王毅在给习近平欧洲三国访问的“总结”中，讴歌习近平的继往开来，黄金航道共同体等一大堆定位之后，却将“亮点”给予了彭丽媛，彭丽媛又在境外火了起来，风头似乎盖过了习近平新任秘书孔绍逊。 王毅的总结文章11日发表在中共外交部网站，文中王毅说，“夫人外交是此次访问的亮点”，彭丽媛的“魅力外交”，积极作用于“提升中国软实力”。显然这帽子可够高的。 实际上，在捧习舆论中，中共为习近平个人崇拜加砖，塑造伟人夫人的故事一直不紧不慢，环球网早在2015年9月24日就有谄媚习近平夫人的吹捧言论，称“彭丽媛外交风采引人瞩目端庄典雅气质出众”，大裤衩央视2016年6月22日，肉麻吹捧彭丽媛随习近平出访三国“造型素雅端庄”，几乎要修改了这些词的本意。但总算没有提到“夫人外交”字眼，而“夫人外交”的语境可左可右，可褒可贬。 不要奇怪，在微博搜索就毫无结果，不知是否新浪有意识扫除了“夫人外交”这句话的亮点。 本来也是，彭丽媛在紧随习近平访问中，十分忙活，除了追随习近平出镜与三国首脑见面，很自然的在“习近平偏向自己的雨伞”下躲雨，剩下的时间是在马克龙夫人陪同下“参观法国奥赛博物馆”；“在巴黎应邀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夫人塔玛拉陪同下参观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夫人雷沃伊陪同下，参观位于布达佩斯的匈中双语学校”等等。 其实，八十年代初期彭丽媛在中国歌坛“鹊起”，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上了台，无论掌声是否响起，都能做到“心中万人”而“目中无人”，彭丽媛在无数的歌会晚会历练下，打造的微笑早就熟能生巧了。、 不过彭丽媛困于习近平的独裁樊笼之下，恐怕更多的是孤独，习近平是否担忧妻子私下收受重金或在人事安排中有耳边风，枕头语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人认为彭丽媛“被严管”，而彭丽媛人格另一面是很内敛的。 说白了，彭丽媛在把握尺寸方面，还是颇有成效。也因此，中共媒体对其褒奖，都是离不开“三突出原则”，是给习近平锦上添花所用。也所以，彭丽媛“担任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的消息，乃至考察或国内任何单独活动，党的媒体都保持“缄默”居多，彭丽媛所谓的单独都是习近平在某国某地出现，彭丽媛的按照程序被动而已。 其实，彭丽媛单独到基层的活动屈指可数，习近平上台12年，习近平好像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彭丽媛露脸。而彭丽媛除了挂名的“大使”类别的社会职务，的确没有拿得出手的有实权的要职在身。党媒每次介绍也都只能定语彭丽媛为习近平夫人，虽然这是符合国际惯例。但习近平要启用彭丽媛，绝对不会是这般操作。 所以，当彭丽媛传闻四起的时候，王毅的“颂赞”，背后是给外交部贴金，给习近平个人崇拜加码，在拍马中阿谀奉承的同时，捞点实惠。 王毅该明白，彭丽媛角色不会变，她对习近平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吹捧彭丽媛无伤大雅，再说深一点，王毅是将中共外交手段的寡廉鲜耻拿出来应用到文章中而已。将中共软实力与彭丽媛挂钩，这才是王毅的“创意”，以一人之力，塑泱泱大国风范，用一颦一笑修饰中共的暴力与谎言，不能不说其欺骗力达到了“芬太尼”的级别。 不过，落到底，王毅要证明的是自己能干，远超什么秦刚之流。 也所以，关于彭丽媛夫人外交的“卓绝成就”，并未在高墙之内掀起大波，甚至没有带出涟漪，这对喜欢凑热闹的粉红来说，都是一个意外——微博搜索无结果。 所以，关于彭丽媛“出山辅佐习近平”这回事，可能性还是“戏说”成分最大。说句笑话，彭丽媛的面相决定了其并非奸诈狡黠之人，且对于玩弄权术，颇具心计而言，更是相去甚远——确切的定义应该是：一个深受中共毒害的善良的生灵。 我们转头看也是随习近平访问的孔绍逊。在百度百科上，此人简历说潦草都不过分，时间线的粗线条仅仅显示其人在令计画任中办主任期间调入中办。2022年4月4日中共国务院关于19届亚运会的一个通知中显示，孔绍逊的职位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但似乎没有明确为正部级，虽然这一职位的级别为正部级。孔绍逊先于丁薛祥调入中办，两人之前有工作上的交集。 有一点是肯定的，孔绍逊是在丁薛祥的点头下或者推荐中才能出任中办副主任，所以孔绍逊的“习近平派”标签是该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孔绍逊要能够在秘书局任局长，没有党文化的几把刷子是万万不可的。 所以，孔绍逊作为中共言论的幕后写手，文件起草者，还有一项外界不是很了解的工作，就是给领导撰写讲话稿。 在中办任主任的蔡奇，除了按照中共黑帮条款，不离党化用词用语以及套话，就只能臆造“入脑入心入魂”的惊悚语句，想著整人的点子，虽然曾经在微博写点不入眼的文字，但除了“刺刀见红”，就没有能够出彩的词藻入心。习近平恐怕也不一定看得上蔡奇的“文采”。 所以，习近平要的讲话稿，可能才是孔绍逊要做的事情。不然，何以有习近平低头念稿的镜头？ 出访的跟班中，王毅带著助理华春莹，也是做宣传的策划外交礼仪的“收纳”之类的杂务，蔡奇带著孔绍逊，做的该是实质的，蔡奇要负责安保，也忙不过来。 说来说去，仅凭孔绍逊在20大架离胡锦涛，浓重的表现了自己，习近平就要重用，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一个宁夏人，毫无背景，要深得习近平信赖并非易事。说他只不过是蔡奇的狗腿子而已，也是面相的泄露。 中共是不会轻易让某人出风头的，在习近平斑驳陆离的“光污染”下，所有的官员，都不外乎是闲杂人等，央视的摄影师在严格的训练下，拍摄的每一个镜头停留时间，都有黑帮规定，绝对不会给人遐想，而孔绍逊在习近平访问中，名字在“等陪同人员”中，更不要说孔绍逊在微博中只出现在十四届中共人大副秘书长名单，中国人没有几个人知道孔绍逊。 另外，中共办公厅的“保密”原则，那就是所有人员不得私自写文章发视频，害怕言多必失，无意间泄露党见不得人的秘密，很多这样官员就是在黑暗中为黑帮卖力，直到最后失去生命，而冒头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如自杀的田家英（曾任中办副主任兼秘书局前身秘书室主任）。 还有，中共许多领导人都有公开的秘书，而习近平只留下了对秘书的一句话“好自为之”（党媒曾有文章说，习近平曾多次教训秘书），就只有目前在副总理职位上的丁薛祥，此前墙外舆论都认为他是习近平秘书，是习近平的“幕僚长”。 从这一点说，孔绍逊算是习近平秘书的首次现身，是不是下一个田家英谁也不敢说。 ※本文转载自《看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