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过去几年，一个久违的名词，“自己人”，经常不经意地出现在中共的内部讲话中，如同一个长久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隐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巨大矛盾和危机。 尤其刻下，譬如从不久前的“217”会议到春季前后各级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会议，在缺乏实质性利好政策的同时，中共官员们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词，用来表明心迹和诚意，以拖待变。 只是，这种近乎党内“黑话”的话术，不仅难以增进企业家们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剧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认同焦虑。以“自己人”为标志，一场围绕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认同冲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统治话语和治术的贫乏，也表明中国的政治衰败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中国企业家的薛定谔状态 与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传统统战的范畴。历史上，在作为中共自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中，“自己人”并不算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话语。通常只有在党内的偶尔场合，处于需要分清敌我和帮派的两种情形，即或者为了拯救可能被枉杀的同志，或者为了拉拢党内团伙和帮派，才由关键人声称、担保某某是自己人。 这是中共内部组织关系的属人化和主体化，包含着承认、利益和组织等多重认同，既有关个人和团伙的组织承认，类似秘密会社成员对上“切口”、手势后的释然，更被引申作为整个统治集团甚或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认同，有着很强的“讲政治”象征。 至于民营企业家，对中共来说其地位和认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间经历了反复变动，从被统战、可团结的民族资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专政对象，从与党政官僚相互依赖、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到“国进民退”的牺牲品、从党内团伙的“金主”到“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等等，可谓大起大落，可谓是见证着中共意识形态不断剧变的一个关键指标群体。这也是直到今天这个群体仍心有余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还是在江泽民时代。他在任的最后几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第一次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将民营企业家群体吸纳为中共的自己人，承认他们具有先进生产力代表特性，承认他们的社会精英地位，也愿意将他们吸收入党。当然，相比此前在统战层面的党外地位，也就是承认其政治协商即中共执政和资政伙伴的有限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动具有质的变化，一度引发中共党内外的巨大争论，被认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会民主或者民主化转型的开端。 然而，2012年以来中共领导人的更迭终结了民营企业家与中共的蜜月，在国进民退的浪潮推动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处境每况愈下，甚至沦为各地官僚“捕捞、渔猎”的目标、也是新一波义和拳民发泄仇恨的对象。直到新冠疫情结束两年后经济下滑、危机临近，以杭州Deep Seek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间的芯片战争和AI竞赛中的突破性表现，代表了所谓新质生产力，突然间拯救了整个私营部门，也促使中国领导人在“2·17”会议上再次向民营企业家喊话，称作“自己人”。 然而，因为其内生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够法律解释、意识形态理论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词的定位是否意味着中共回归了江泽民时代的路线、是否真正承认民营企业家作为统治集团成员都极不确定。仅仅从“自己人”一词，中国民营企业家看不到任何确定的保证或承诺，遑论如何作为中共的“自己人”参与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们今天的处境或如薛定谔的猫一样，无论个体还是集体，不可说，不可看，命运全在一念之间。这或许才是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 供给侧的政治衰败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营企业家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他们也不相信所谓“自己人”的欢迎辞。毕竟，连根正苗红的企业家任志强，都因对“自己人”的大胆批评而入狱，何况从2013到2023年的十年间，中共以反腐名义清洗了四百万干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万，近五百万干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险一点不小。相比之下，还是作为传统的被统战对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纠结困境，凸显“自己人”一词背后的中国政治衰败。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后，政治衰败几乎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福山所说，当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得到满足，政治体制便会因为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而走向政治衰败，这正是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政治展现的衰败趋势，包括高度的政治极化和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 在中国，这种政治衰败也几乎同时发生。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政治转向封闭和集权，中共统治集团对外部和内部的新兴力量均采取拒绝和镇压的敌视态度，踏上了新毛主义的政治衰败进程中。尔后尽管福山到访北京受到王岐山的亲切接见，却未能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太平洋两岸的政治衰败进程几乎同时开始了，后者反而从中得出了“东升西降”的超级自信。 当然，其中一个插曲今天看起来更意味深长：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的一位中产阶级精英住进了隔离集中营还手握福山这本著作，日读不缀，被全国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时间，此书洛阳纸贵，中国社会精英们对政治衰败到何等程度才会出台如动态清零一般的恶劣治理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度认识。或许，这才有2022年底在白纸革命爆发前的中产阶级反抗。 而动态清零猝然结束后至今的政策供给不足，无时不刻印证着中国政治衰败后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会恐慌气氛中，北京当局只剩下“自己人”这样暧昧纠结的文宣安抚，话语能力和意识形态生产极其贫困；另一方面，这种话语贫困和政策供给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来北京供给侧政策的最终失败。这在北京政界和学界几乎成为共识，甚至引发了一家最高级官方经济学智库的大清洗。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中国政治衰败的时候，不仅指福山的理论与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相吻合，即中共对私营经济的打压，其削足适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与中共意识形态基础相冲突，而且，这种衰败具体表现在过去十数年的供给侧路线上。这是迄今为止北京的统治集团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因此难以摆脱错误路线的桎梏从而为民企、为消费侧改革、为提升公众福祉重新寻找到合适的政策路线。 因为理论上，刘鹤主导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危机政策，却与历史上大萧条之后纳粹德国的央行行长、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实现自给自主的“新计划”政策如出一辙，平行于政治上肃清公民社会和社会新兴力量挑战的镇压政策，性质上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共实行的统制经济模式的翻版，在现实中则从宏观和产业政策严格限制私营部门，为国有部门的壮大与控制开辟空间。 而且，表面上作为经济路线的供给侧改革，其后果如同经济领域的清场，或曰动态清零的常态化，事实上加剧了中国政治的全面衰败，激化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封闭集权与社会新兴力量的矛盾和冲突，譬如最近中国航空、航天、军工部门管理层腐败窝案迭出，也将今天的中国私营经济置于无比尴尬的政治夹缝中。如果不对供给侧改革做根本检讨和改变，中国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家们的薛定谔状态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 当然，这一改变势必将动摇刘鹤身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只是，如果仅有“自己人”的修辞，无论怎么巧言令色，恐怕都难以从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难以收拾人心。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在山东的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中关切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锐减的原因。中共官媒并未说明现场是否有人回应习近平，但有网民直言说，答案就是“你习近平本人”。 中共人民网5月28日报导，习近平23日在山东考察期间召开的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会会上质问：“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 独角兽企业是指成立不到10年但估值10亿美元以上，又未在股票市场上市的科技创业公司。胡润研究院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新增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为56间，低于前一年的74间。 报导并未说明座谈现场是否有人回应习近平，仅含糊其词地写道：“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清单’亦是‘改革清单’。” 网民回应习近平 习近平的质问在网路上引发探讨，网民纷纷给予答案，有人说，习近平本人就是问题的答案。 “习近平问中国独角兽企业锐减原因，网民：习近平本人就是问题的答案！习包子亲自加速，亲自指明方向，中国企业哪里还有发展！自己心里没有点数，还在那里恬不知耻地追问。” “主要是没人敢投资了，不敢做大了，做大等著被国有吗？” “线下所有允许民营从事的行业，都已经被线上哗啦（形容倒塌散落）一遍，再哗啦就和体系内抢饭吃了”。 “什么当代贼喊捉贼。” “不是主席您给各行各业指明了方向吗？” “真傻还是装傻？要说根本原因，那是圣上你自己，地球人都知道！” 中国独角兽企业 2018年起锐减 胡润研究院今年4月发布的“2024全球独角兽榜”数据显示，全球有1453间独角兽企业，美国占700多间，中国有340间。去年中国新增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为56间，低于前一年的74间。 2015至2018年，中国曾被视为独角兽的沃土，但2018年后，由于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去风险、脱钩战略、中共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打压等，新增独角兽企业开始锐减。 收缩性政策致企业不敢发展 今年3月5日，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告诉经济观察网，“中国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正在锐减。” 陆铭在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强调独角兽企业代表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当下数字企业创新与投资活动却正在减少，而而其原因包括政策不当，“我们有时会出台一些收缩性政策，导致企业不敢发展”。 当时有不少微博网民留下评论： “这样搞下去，没有独角兽企业了。” “大锅饭共产思路，哪里来独角兽。” “权力无法无天，谁敢投资。” “所有的业务都要备案，小企业和个人开发者难以成长。” 《南华早报》援引美国博钦（Perkins Coie）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合伙人齐默曼（James Zimmerman）的分析指，北京当局近年的政策，将一间间科技公司打压成了国企化的工具，中国的科技环境已不是创新人才的避风港。另外，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必然阻碍未来的跨境合作，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使中国企业持续在国际上被孤立，难以融入全球体系。
在2023年7月的最后一周，中国领导层终于发出了救经济、救私企、促消费的全面动员。只是，中国的广大私营部门和民众并不看好这些信号。在他们看来，这些救市措施不够诚恳、不堪信任、不值激励。一言以蔽之，太过吝啬而不足与谋。 “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 在针对民营经济的“31条”出台后的几天里，中国股市冷淡以对，民间嘲讽不绝。例如，有一条传遍社交媒体的评价，“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颇能代表当下中国社会的普遍反应和共同心声，形容“31条”以及相关促进消费的文件犹如空头支票，全无干货。言下之意，中共的领导层面临严重的经济下行危险，却不肯释出任何有意义的实质性政策，只会一味喊口号，在以一贯充满空话的党内宣传动员手段来提振私营部门及民众消费信心。 特别在7月24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虽然会议文件不再谈及过去多年强调的“房住不炒”，意识到私企和消费信心已经跌穿、内循环近乎破产，但仍然强调以“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动员企业家，如“31条”其中6条之多在坚持党对整个私营部门的领导，而对企业家和民众一如既往的吝啬：既不愿意政治上承认自身错误，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企业家群体平反，也不愿意法律上落实对私有财产和权利的保障，更不愿意在有关医疗、教育、福利等基本重大民生问题上采取切实保障措施。 人们只看到一个执着于安全焦虑、对外慷慨对内吝啬的私利集团，对周边国家肆意挑衅的同时对经济问题却一筹莫展、计无可施，而且不想认真付出哪怕些微成本、做一点儿让步。可是今非昔比，“31条”面对的不是60年前大饥荒后幸存的农民，而是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培养和形成的庞大私营部门和中间收入阶层，不是简单地可以“尾大不掉”来对待然后无奈地放出一些空炮、或者可以所谓“思想工作”的体制话术来哄骗。 10年国进民退的折腾 六十年前，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全国饥荒、公社破产和农业生产问题，中共中央从1961年三月开始酝酿“农业六十条”，包括解散大食堂、放低核算权到生产队、给予农民“三自一包”的有限权利等，几经修改，包括毛的介入，直到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正式道歉后正式颁行，才算是暂时挽救了农业，缓解了中共与农民的矛盾，却也将毛、刘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为四年后文革爆发埋下了伏笔。 然而，在十年“国进民退”的折腾后，中国民营经济一片哀鸿，濒临经济大萧条之际，对中国社会精英来说，他们在三年的“动态清零”中已经看到了未来自循环模式的残酷图景，一种战时经济和特权经济的混合。在了无生趣的后疫情时代，他们当中的主体也就是企业家总体上只是惯性苟延，对“前方”所期待的绝对不是可以所谓“定心丸”这样的童稚之语来表达的终极安慰剂，也不会天真地期冀最高领导人下“罪己诏”或者道歉、承认错误然后修正路线。 因为，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或者任何一位只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中坚，在经历了过去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终结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起落之后，如果对他自身阶级处境有所认识的话，都会在党国所担心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过去三十年逐渐形成但被党国浇灭的宪政改革的当中，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却是无法放弃的最低诉求，件件与身家性命相关、与阶级利益相关、与未来预期相关。 中国企业家的五大需求 其一，他们要求集体平反，得到政治承认。这种政治平反当然不仅包括对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耿潇男等身陷牢狱的企业家的平反，更需要执政党以新的历史决议文件方式承认企业家群体的历史贡献和阶级地位，并且以此重新启动改革开放。 其二，他们要自由，或许不奢求放开党禁、报禁，但是切盼放开网禁，改革对企业家任意采取强制措施的经侦体制和检察制度、限制警权，保障企业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利。 其三，他们需要真正的市场经济，这当然不意味着取消政府监管，但是需要起码的司法独立，一个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司法体制，而不是如今天凌驾在市场经济之上、属于执政党工具的审判体制。他们相信，只有如此，才能具备也是从市场经济中培养出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改善市场环境、培育所谓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经济自由和国民正义的基础，也就是法治，那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国家的核心，这是需要立即马上看到的进步，而不是2035年才建成法治政府的遥远期待。 其四，他们知道自身阶级的存在与否依赖一个广泛、和谐、合作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支持，资产阶级在中国需要起码的自由主义空间，无论结构还是言论。同时，在全球化分裂的时代，他们反对对符合人类普世主义价值的无端拒绝，例如反对以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排外主义来划分资产阶级的政治忠诚，例如要求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尽早批准政府部门已经签署二十余年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作为可信的政治承诺为条件等等。 最后，他们渴望与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有关改革政府、减税放权、调整政企关系的圆桌会议，而不是目前虚假的协商会议，后者往往由党的社工部的企业家协会、司法部的律协等花瓶机构牢牢控制，那里面只有一言堂，充满了权力集团高高在上的傲慢和企业家的诚惶诚恐，如马化腾等人最近的发言。 这五大诉求，相比“31条”只少不多。但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对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对中国民众和经济的预期结构来说，可谓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重建信心和社会，重建执政党与各阶级、与民众的社会契约，才可能总体上趋向合作、产生社会共赢。那或许是当下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不可能、人民的奢望，却是一小部分中国社会精英为国家、为发展、为和平所期望的最低要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技术到了中共手里，就成了统治人民、管控人民的工具！看，南京环卫工人带上了智能“手表”：主管的作用就是一旦环卫工人在一个区域内原地不动，停留超过20分钟手表就会发出加油声，提醒工人要继续扫地。 南京环卫工人带上了智能“手表”：#某些高新技术到了中共手里，就成了统治人民、管控人民的工具！ pic.twitter.com/kbBycdqzPW — Smile小翕 (@Smile54520553) April 25, 2023 这还都是简单的技术，如果稍微复杂一点的，比如说区块链技术，到了中国政府手里，会怎么样？听到下面一条信息，你就会不寒而栗。 中共一贯宣传的数字人民币试点从去年的遮遮掩掩到今年的公开试点，这是准备抢老百姓的钱了！数字人民币对外攻击美元，对内可以抢钱，还有比这更邪恶的政府么？中国人不灭共，永远都是韭菜和人矿！#数字人民币 #徐州 #中共 #freemilesguo #上海农场·福看世界Studio pic.twitter.com/wx7PoXLz6A — Smile小翕 (@Smile54520553) April 25, 2023 中国常熟市将从5月开始对在编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各级国资单位人员实行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其中，常熟市的通告说，这次数字人民币发放的试点，是上级下达的考核任务，也就是说，这次常熟进行的公务员工资数字人民币发放，一旦通过考核，就会从苏州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如果数字人民币全面取代现金，全社会所有现金流都将变得透明。从好的方面看，以后偷税漏税，洗钱诈骗，变得更困难了。中共还说数字人民币能够帮助反贪，其实这个说法就是糊弄百姓的。 中共高官贪污，还需要在国内贪污吗？受贿受的都是在香港或者是境外资产。就拿香港来说，这里已经是中共高层，把中国的财富洗出去的通道，现在这个通道不仅没有被取消，中国政府还要计划把它升级。看看最近的新闻就知道，孙雨晨这样的，被FBI通缉的人，都被允许在香港大举忽悠，要把香港建成国际数字货币交易中心了。 可以说数字人民币对这个国内的贪官污吏没有任何制约作用，但是对中国的百姓来说，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个人的财富将藏无可藏，共产党想要找个借口没收个人财，非常很容易了。 面对这种情况，老百姓自然对数字人民币不感兴趣。有记者下载了数字人民币的APP钱包，注册之后系统就设定了支付限额，单笔的支付上限是2000元，网友吐槽说，现在吃一顿好一点的饭，开一瓶红酒都不止2000块钱。数字人民币APP的钱包，每天只能累计支付5000元。网友指出首饰买一个都不止5000块，看来以后要买结婚戒指都要提前向银行申请支付额度。 虽然百姓不愿意中国政府的数字人民币发放还是势在必行，因为共产党太需要它了。 最近几年，央行需要印钱数量非常大，印钞厂已经来不及印了，这是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在印钞的过程中，最近几年出现过几次重复印钞这样的重要案件，两张号码一模一样的纸币都都成批印出来了，并且进入了流通。但是中国的市场太庞大了，要把这些两张一模一样的纸币找出来，非常困难，因此中共现在感觉印钞厂的控制都成了问题。 如果使用数字人民币，钞票无需印刷、发行和运输，降低了成本。缺点是，如果过度印发数字人民币，可能会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大，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 2014年中国中央银行让支付宝团队把这支付宝的代码技术拿出来，其实这个代码技术就和电子游戏中的一些游戏币的技术非常类似。这次的数字人民币在代码部分使用的就是游戏币的技术，在控制部分用的是区块链的技术，而且还开了后门，中央银行可以掌控。 最后形成了中国中央银行管控的中心化的货币，所有的交易都在央行追踪和记载藏在手机里，或者藏在电子设备终端的数字人民币，只是一堆数据和代码。数字人民币不具有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特点。 理论上中国人民银行使用大数据算法，每天都能对当天所有的交易进行扫描，异常交易，很快就能识别出来。 但是老百姓就惨了，有的民众本来想存钱，让孩子出国留学，结果央行一看，你家的数字人民币钱包里的钱都足够交购房的首付了，你为什么不去买房子？据了解，支付宝团队，正在研究如何用数字人民币扣房贷车贷，还打个95折。中国政府还可以发行房地产专项数字人民币，收到这些款项的居民就不得不去购买房地产，否则这些专项人民币就永远不能使用。 民众购买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能被数字人民币限制。在特殊的时期，中国政府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保证某些物资只会被某些特定群体购买。假如今后出现粮食短缺，中国政府可能就会下一个通知，规定一个家庭三天只能购买5斤大米。如果你想多买，对不起，您的数字钱包显示配额已经用完。数字钱包里即便再有更多的钱，也买不了任何大米。 用数字人民币还能帮助中国政府，控制民众的人身自由。如果只有数字人民币可以使用，那么政府不喜欢的人，很可能就无法在外就餐，住宿和旅行。 以上的场景已经是相当的恐怖了，却还有专家在推波助澜说，数字人民币能打击非法出版物买卖链条。什么叫非法出版物呢？就是所有非官方渠道的出版物。这样算下来，中国境内所有的日本动漫几乎都是非法的，连奥特曼都是非法的，民众上网看的香港电视剧，绝大部分游戏，PS5游戏机，还有任天堂游戏机，都属于非法。 有迹象表明，民众的生活方式也会被中国政府通过数字人民币进行干预。金融专家表示，摆烂和躺平风潮，都能用金融力量进行打击，除了纯粹的劳动，民众想要买个鱼竿钓鱼，或者是买些户外装备，出去游玩登山，都成了奢望。国内的专家在国内的平台已经公然在说，这种举措会在全国大面积推开。 这么不得人心的数字货币，背后还有怎样的因素，让共产党这么热衷呢？ 除了监管国内经济的作用之外，数字人民币还能帮助共产党控制资本外逃，保住中国政府的生命线。大家知道，一旦资本大举外逃，楼市股市债市的资产价格暴跌，最终会冲击中国的金融系统，引发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结果是中国政府的政权可能都不能保住。 目前是纸币流通，中国政府无论怎么加强外汇的管控，都没有办法堵上资本外流的漏洞。然而数字人民币一旦使用，换资产出海的所有行为都会在央行的记账本上看到，理论上资本外逃的漏洞就补上了。 中国政府发行数字人民币，还有更大的目的，那就是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几年中国的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举步维艰，处处受限，如果中国政府再继续和西方抗衡下去，很有可能被踢出Swift。那个时候中国公司就不能从海外融资了，稍大一点的中国公司和银行就会面临生存困境。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因。 然而让中国政府头疼的是，到目前为止，人民币的国际化方面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现在中国政府希望，这次能把数字人民币的支付终端部署到海外，让海外的商家也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逐渐在海外推开人民币。不过问题来了，这样做就等于在外国境内的支付被中国的央行管理了，有哪个国家能傻到这种程度，做出这样的让步呢？ 去年12月16号，中国全国共有17个省份在部分区域开展了人民币数字试点。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省市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广东，江苏，河北，四川四个省份带头，山东，广西，云南，天津，重庆，浙江省都要跟上。这看起来这推进的速度是挺快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捞百姓只能是想办法往国外跑了，不能出国的，也是在纸币失效之前，把自己的财富全部转化成实物换成珠宝，钻石，古董，字画，黄金，白银，美元外币大米猪肉，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即将袭来。 虽然中国政府想的挺美的，但是呢，这个数字人民币啊，在使用的过程中啊，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了。 根据内部消息，2019年中国政府把公务员的奖金福利做成了数字人民币发放，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这4个副省级城市进行了测试，允许在政府机关办公楼里面的商店中消费。在测试过程中，雄安和苏州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深圳和成都这两个城市出问题了。数字人民币钱包里的钱越用越多，有些数字人民币的来源还无法控制。 内部人士披露说，马云这次回国，任务之一，就是让支付宝团队对数字人民币进行技术支持，看来数字人民币在技术上，还有不成熟的方面。 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中国的央行每天都要分析海量的数据，需要的算力无疑是巨大的，但是现在中国AI的计算能力远远赶不上美国，同时中国还面临着高端芯片的严重短缺，那么中国政府在搭建的数字人民币系统是否能正常运转，疑点还真的不少。数字人民币会不会成为中国政府又一个巨大的烂尾项目，也未尝可知。
中国河北衡水桃城中学传出要求学生家长“捐款”一两万，以便付薪水给老师，维持学校的运作。 综合广东“时代财经”等陆媒16日报导，有河北衡水桃城中学家长反映，学校让家长捐款以维持学校的运营，要求初三的学生家长捐2万，初二学生家长捐1万，称为了“给老师发放工资，维持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 爆料家长说，家长群15日晚收到学校班主任要求捐款后，立马炸锅。半个小时后，各班班主任紧急叫停。校方威胁说，家长不捐款，学校就取消晚自习，且每周放假。 桃城中学属私立的寄宿学校，有许多外地学生。若从每两三周放一次假，改成每周放假，将徒增学生通勤和家长照料的负担，若在学校附近租房或住旅馆，虽可省却通勤的劳顿，却也是一笔额外的花费而吃不消。 家长说，校方要求将捐款存入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的帐号，还得出示捐款凭据。班主任宣称，家长捐款后可获慈善机构发放的慈善证书，有利于孩子以后的考学、考研、考公。若家长通过企业帐户捐款，还可以帮助企业抵税。 对此，中华慈善总会回应称，校方提供的帐号确实是该机构的，但否认其与桃城中学存在相关合作。衡水市桃城区教育局回应称，“已责令学校叫停捐款”，“正在调查核实”。 报导说，桃城中学接听电话的不具名员工起初否认强制捐款，称“不清楚此事”。但时代财经记者抱怨“上万的捐款太多”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学校经营困难，不这样做，“老师们的工资也发不出来”。 该工作人员说，学费从3.2万降到4020元，一个班50个学生，合计20万，还不够老师一年的薪水。 根据此前的公开报导，今年1月，桃城中学一学期的学费从1.6万突降至2010元，即全年的学费从3.2万暴降到4020元。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义务教育也掀起“国进民退”风潮，以致私校经营越来越困难，还有的私立学校校长直接宣布将学校“无偿捐赠给政府”。
近期，习当局轮番猛打民营企业。监管机构立案调查，党媒党报口诛笔伐，双管齐下，几乎天天制造大新闻，天天引发股市暴跌。阿里巴巴、滴滴公司、腾讯、Soho中国……先后中招；教育业，游戏业、酿酒业，奶粉业，医疗美容业，芯片业……纷纷暴跌，风声鹤唳。 这难道是习近平的“七伤拳”？让中国经济“自残”？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如堕五里云。细究习近平的用意和动机，至少有如下若干条： 动机之一：继续推进经济上的极左路线，国进民退。所谓做大做强国营企业，就是压小搞弱民营企业。 动机之二：再次打击资本家，没收资本，收归国有、党有、习政权所有，顺带充实党库，弥补当局的财政虚空。也就是，把毛泽东的土改、公社化、公私合营三部曲，再上演一遍，这是新世纪的打土豪、分田地、改造资本家模式。与此同时，习当局停发护照，借疫情复发为由关闭国门，让中国民营企业家或富豪们，一个都跑不了。 动机之三：借机打击党内政敌，为习近平连任造势。如果这些企业的背后，刚好有反习势力家族、而非习家军家族的参与，那么，习近平必用来震慑反习阵营。毕竟，几乎所有民间大公司的背后，都少不了权贵介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最近一波针对民营企业的攻势，几乎与北戴河会议同期发生，或并非巧合。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动机之四：显示习近平、习家军、极左派的政治实力。其潜台词：我们有能力搞垮中国经济，我们不在乎搞垮中国经济，由此宣示改革开放的彻底终结，而无论习近平是否连任，他都要让极左路线不再有回头的余地。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革复辟，经济文革。 在这里，习近平盘算的是，中国经得起折腾。当年毛泽东搞大跃进、制造大饥荒、掀起砸烂一切的文革，都并没有垮台；非但没有垮台，还奇迹般地呈现相反趋势：经济越是崩溃，一党专政越是稳固；人民越是饥寒交迫，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越是固若金汤，并达至顶峰，不可一世。极左路线浓缩于经济上的口号，那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就是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形势大好。人民遭殃，独裁者获利。 这也犹如阿富汗的塔利班，越是极端主义，越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富汗那样长期落后、长期野蛮的土壤里，越是有燎原的市场。美军一撤离，阿富汗世俗的民选政府似乎反而站不稳脚跟；塔利班卷土重来，到处攻城掠地，大有气吞山河、一统阿富汗全土、重新奴役阿富汗人民之势。 动机之五：转移话题、转移视线、转移焦点，让大众不至于聚焦大洪水、大瘟疫、中美对抗，以及中共高层围绕明年二十大权力重组而提前打响的卡位战，比如内斗激烈、各派讨价还价的北戴河会议。 在这里，党媒党报发挥了呼风唤雨的巨大作用。不仅炒作这些民营企业的经济原罪：剥削；而且炒作这些民营企业的花边新闻：性丑闻。中宣部深知，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企业会缺了性丑闻？正如，哪一个党政部门、哪一群官员，会缺了性丑闻？利用大众的仇富心态、看热闹心态、性诱惑心态，猎奇心态，不信不能转移话题、转移视线、转移焦点。 动机之六：诱发金融风暴，并传向美国，进而再次破坏美国经济。坊间盛传：一旦美国查实大瘟疫来自武汉病毒所，那么，美国和各国必然启动对中国的追责、以至于索赔，而中共的应对手段之一，就是超限战：经济超限战或金融超限战，用制造金融海啸的手段，图谋再次重创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换言之，中共要把上世纪国共内战时、共军所使用的各种超限战，统统派上今日中共与美国对决的用场。 去年，源自中国的大瘟疫，无论是否有意释放，但借由大瘟疫，中共至少达到了两重目的：其一，正值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大瘟疫骤然爆发，重创了美国经济；其二，正值港人大抗争经久不息，大瘟疫突然爆发，意外禁足了港人，减弱了香港抗争。当下，正值美中严重对立和党内权斗激化，习家军又在打什么算盘？习近平又在打什么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