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過去幾年，一個久違的名詞，「自己人」，經常不經意地出現在中共的內部講話中，如同一個長久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政治的一個隱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國政治的一個巨大矛盾和危機。 尤其刻下，譬如從不久前的「217」會議到春季前後各級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會議，在缺乏實質性利好政策的同時，中共官員們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詞，用來表明心跡和誠意，以拖待變。 只是，這種近乎黨內「黑話」的話術，不僅難以增進企業家們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劇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們的認同焦慮。以「自己人」為標誌，一場圍繞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認同衝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統治話語和治術的貧乏，也表明中國的政治衰敗進入到了新的階段。 中國企業家的薛定諤狀態 與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傳統統戰的範疇。歷史上，在作為中共自詡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戰中，「自己人」並不算是其中一個常見的話語。通常只有在黨內的偶爾場合，處於需要分清敵我和幫派的兩種情形，即或者為了拯救可能被枉殺的同志，或者為了拉攏黨內團伙和幫派，才由關鍵人聲稱、擔保某某是自己人。 這是中共內部組織關係的屬人化和主體化，包含著承認、利益和組織等多重認同，既有關個人和團伙的組織承認，類似秘密會社成員對上「切口」、手勢後的釋然，更被引申作為整個統治集團甚或統治階級內部的相互認同，有著很強的「講政治」象徵。 至於民營企業家，對中共來說其地位和認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間經歷了反覆變動，從被統戰、可團結的民族資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專政對象，從與黨政官僚相互依賴、勾結的利益共同體到「國進民退」的犧牲品、從黨內團伙的「金主」到「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等等，可謂大起大落，可謂是見證著中共意識形態不斷劇變的一個關鍵指標群體。這也是直到今天這個群體仍心有餘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還是在江澤民時代。他在任的最後幾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第一次在意識形態的理論層面將民營企業家群體吸納為中共的自己人，承認他們具有先進生產力代表特性，承認他們的社會精英地位，也願意將他們吸收入黨。當然，相比此前在統戰層面的黨外地位，也就是承認其政治協商即中共執政和資政夥伴的有限性，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變動具有質的變化，一度引發中共黨內外的巨大爭論，被認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會民主或者民主化轉型的開端。 然而，2012年以來中共領導人的更迭終結了民營企業家與中共的蜜月，在國進民退的浪潮推動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處境每況愈下，甚至淪為各地官僚「捕撈、漁獵」的目標、也是新一波義和拳民發泄仇恨的對象。直到新冠疫情結束兩年後經濟下滑、危機臨近，以杭州Deep Seek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間的晶元戰爭和AI競賽中的突破性表現，代表了所謂新質生產力，突然間拯救了整個私營部門，也促使中國領導人在「2·17」會議上再次向民營企業家喊話，稱作「自己人」。 然而，因為其內生的隨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夠法律解釋、意識形態理論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詞的定位是否意味著中共回歸了江澤民時代的路線、是否真正承認民營企業家作為統治集團成員都極不確定。僅僅從「自己人」一詞，中國民營企業家看不到任何確定的保證或承諾，遑論如何作為中共的「自己人」參與權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們今天的處境或如薛定諤的貓一樣，無論個體還是集體，不可說，不可看，命運全在一念之間。這或許才是中國資本市場充滿不確定性的根源。 供給側的政治衰敗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營企業家已經是中共黨員身份，他們也不相信所謂「自己人」的歡迎辭。畢竟，連根正苗紅的企業家任志強，都因對「自己人」的大膽批評而入獄，何況從2013到2023年的十年間，中共以反腐名義清洗了四百萬幹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萬，近五百萬幹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險一點不小。相比之下，還是作為傳統的被統戰對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糾結困境，凸顯「自己人」一詞背後的中國政治衰敗。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後，政治衰敗幾乎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如福山所說，當新興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在現行體制下無法得到滿足，政治體制便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化而走向政治衰敗，這正是21世紀初以來特別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後美國政治展現的衰敗趨勢，包括高度的政治極化和極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的出現。 在中國，這種政治衰敗也幾乎同時發生。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中國政治轉向封閉和集權，中共統治集團對外部和內部的新興力量均採取拒絕和鎮壓的敵視態度，踏上了新毛主義的政治衰敗進程中。爾後儘管福山到訪北京受到王岐山的親切接見，卻未能讓中國領導人相信太平洋兩岸的政治衰敗進程幾乎同時開始了，後者反而從中得出了「東升西降」的超級自信。 當然，其中一個插曲今天看起來更意味深長：新冠疫情期間，武漢的一位中產階級精英住進了隔離集中營還手握福山這本著作，日讀不綴，被全國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時間，此書洛陽紙貴，中國社會精英們對政治衰敗到何等程度才會出台如動態清零一般的惡劣治理有了從未有過的深度認識。或許，這才有2022年底在白紙革命爆發前的中產階級反抗。 而動態清零猝然結束後至今的政策供給不足，無時不刻印證著中國政治衰敗後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會恐慌氣氛中，北京當局只剩下「自己人」這樣曖昧糾結的文宣安撫，話語能力和意識形態生產極其貧困；另一方面，這種話語貧困和政策供給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來北京供給側政策的最終失敗。這在北京政界和學界幾乎成為共識，甚至引發了一家最高級官方經濟學智庫的大清洗。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談中國政治衰敗的時候，不僅指福山的理論與中共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上層建築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相吻合，即中共對私營經濟的打壓，其削足適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與中共意識形態基礎相衝突，而且，這種衰敗具體表現在過去十數年的供給側路線上。這是迄今為止北京的統治集團們不願意正視的一個基本問題，也因此難以擺脫錯誤路線的桎梏從而為民企、為消費側改革、為提升公眾福祉重新尋找到合適的政策路線。 因為理論上，劉鶴主導的所謂供給側改革，是一種預防性的反危機政策，卻與歷史上大蕭條之後納粹德國的央行行長、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實現自給自主的「新計劃」政策如出一轍，平行於政治上肅清公民社會和社會新興力量挑戰的鎮壓政策，性質上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中共實行的統制經濟模式的翻版，在現實中則從宏觀和產業政策嚴格限制私營部門，為國有部門的壯大與控制開闢空間。 而且，表面上作為經濟路線的供給側改革，其後果如同經濟領域的清場，或曰動態清零的常態化，事實上加劇了中國政治的全面衰敗，激化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封閉集權與社會新興力量的矛盾和衝突，譬如最近中國航空、航天、軍工部門管理層腐敗窩案迭出，也將今天的中國私營經濟置於無比尷尬的政治夾縫中。如果不對供給側改革做根本檢討和改變，中國私營部門和私營企業家們的薛定諤狀態也不會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當然，這一改變勢必將動搖劉鶴身後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只是，如果僅有「自己人」的修辭，無論怎麼巧言令色，恐怕都難以從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難以收拾人心。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共黨魁習近平近日在山東的一次企業家座談會中關切中國「獨角獸」企業數量銳減的原因。中共官媒並未說明現場是否有人回應習近平，但有網民直言說，答案就是「你習近平本人」。 中共人民網5月28日報導，習近平23日在山東考察期間召開的企業家和專家座談會會上質問：「我們的獨角獸企業新增數下降的主因是什麼？」 獨角獸企業是指成立不到10年但估值10億美元以上，又未在股票市場上市的科技創業公司。胡潤研究院今年4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新增獨角獸企業的數量為56間，低於前一年的74間。 報導並未說明座談現場是否有人回應習近平，僅含糊其詞地寫道：「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問題清單』亦是『改革清單』。」 網民回應習近平 習近平的質問在網路上引發探討，網民紛紛給予答案，有人說，習近平本人就是問題的答案。 「習近平問中國獨角獸企業銳減原因，網民：習近平本人就是問題的答案！習包子親自加速，親自指明方向，中國企業哪裡還有發展！自己心裡沒有點數，還在那裡恬不知恥地追問。」 「主要是沒人敢投資了，不敢做大了，做大等著被國有嗎？」 「線下所有允許民營從事的行業，都已經被線上嘩啦（形容倒塌散落）一遍，再嘩啦就和體系內搶飯吃了」。 「什麼當代賊喊捉賊。」 「不是主席您給各行各業指明了方向嗎？」 「真傻還是裝傻？要說根本原因，那是聖上你自己，地球人都知道！」 中國獨角獸企業 2018年起銳減 胡潤研究院今年4月發布的「2024全球獨角獸榜」數據顯示，全球有1453間獨角獸企業，美國佔700多間，中國有340間。去年中國新增獨角獸企業的數量為56間，低於前一年的74間。 2015至2018年，中國曾被視為獨角獸的沃土，但2018年後，由於中美貿易戰、科技戰，以及地緣政治競爭加劇、去風險、脫鉤戰略、中共對民營科技企業的打壓等，新增獨角獸企業開始銳減。 收縮性政策致企業不敢發展 今年3月5日，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告訴經濟觀察網，「中國新增獨角獸企業數量正在銳減。」 陸銘在兩會上提交了一份建議書，強調獨角獸企業代表數字經濟創新能力和未來發展的方向，但當下數字企業創新與投資活動卻正在減少，而而其原因包括政策不當，「我們有時會出台一些收縮性政策，導致企業不敢發展」。 當時有不少微博網民留下評論： 「這樣搞下去，沒有獨角獸企業了。」 「大鍋飯共產思路，哪裡來獨角獸。」 「權力無法無天，誰敢投資。」 「所有的業務都要備案，小企業和個人開發者難以成長。」 《南華早報》援引美國博欽（Perkins Coie）律師事務所北京辦事處合伙人齊默曼（James Zimmerman）的分析指，北京當局近年的政策，將一間間科技公司打壓成了國企化的工具，中國的科技環境已不是創新人才的避風港。另外，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化，必然阻礙未來的跨境合作，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使中國企業持續在國際上被孤立，難以融入全球體系。
在2023年7月的最後一周，中國領導層終於發出了救經濟、救私企、促消費的全面動員。只是，中國的廣大私營部門和民眾並不看好這些信號。在他們看來，這些救市措施不夠誠懇、不堪信任、不值激勵。一言以蔽之，太過吝嗇而不足與謀。 「不發錢、不發券，就會發文件」 在針對民營經濟的「31條」出台後的幾天里，中國股市冷淡以對，民間嘲諷不絕。例如，有一條傳遍社交媒體的評價，「不發錢、不發券，就會發文件」，頗能代表當下中國社會的普遍反應和共同心聲，形容「31條」以及相關促進消費的文件猶如空頭支票，全無乾貨。言下之意，中共的領導層面臨嚴重的經濟下行危險，卻不肯釋出任何有意義的實質性政策，只會一味喊口號，在以一貫充滿空話的黨內宣傳動員手段來提振私營部門及民眾消費信心。 特別在7月24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黨外人士座談會上，雖然會議文件不再談及過去多年強調的「房住不炒」，意識到私企和消費信心已經跌穿、內循環近乎破產，但仍然強調以「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動員企業家，如「31條」其中6條之多在堅持黨對整個私營部門的領導，而對企業家和民眾一如既往的吝嗇：既不願意政治上承認自身錯誤，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企業家群體平反，也不願意法律上落實對私有財產和權利的保障，更不願意在有關醫療、教育、福利等基本重大民生問題上採取切實保障措施。 人們只看到一個執著於安全焦慮、對外慷慨對內吝嗇的私利集團，對周邊國家肆意挑釁的同時對經濟問題卻一籌莫展、計無可施，而且不想認真付出哪怕些微成本、做一點兒讓步。可是今非昔比，「31條」面對的不是60年前大饑荒後倖存的農民，而是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培養和形成的龐大私營部門和中間收入階層，不是簡單地可以「尾大不掉」來對待然後無奈地放出一些空炮、或者可以所謂「思想工作」的體制話術來哄騙。 10年國進民退的折騰 六十年前，面對「大躍進」造成的全國饑荒、公社破產和農業生產問題，中共中央從1961年三月開始醞釀「農業六十條」，包括解散大食堂、放低核算權到生產隊、給予農民「三自一包」的有限權利等，幾經修改，包括毛的介入，直到翌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正式道歉後正式頒行，才算是暫時挽救了農業，緩解了中共與農民的矛盾，卻也將毛、劉之間的矛盾公開化，為四年後文革爆發埋下了伏筆。 然而，在十年「國進民退」的折騰後，中國民營經濟一片哀鴻，瀕臨經濟大蕭條之際，對中國社會精英來說，他們在三年的「動態清零」中已經看到了未來自循環模式的殘酷圖景，一種戰時經濟和特權經濟的混合。在了無生趣的後疫情時代，他們當中的主體也就是企業家總體上只是慣性苟延，對「前方」所期待的絕對不是可以所謂「定心丸」這樣的童稚之語來表達的終極安慰劑，也不會天真地期冀最高領導人下「罪己詔」或者道歉、承認錯誤然後修正路線。 因為，任何一個中國企業家，或者任何一位只要有企業家精神的社會中堅，在經歷了過去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終結和新興資產階級的起落之後，如果對他自身階級處境有所認識的話，都會在黨國所擔心的資產階級革命和過去三十年逐漸形成但被黨國澆滅的憲政改革的當中，選擇一條中間道路，卻是無法放棄的最低訴求，件件與身家性命相關、與階級利益相關、與未來預期相關。 中國企業家的五大需求 其一，他們要求集體平反，得到政治承認。這種政治平反當然不僅包括對任志強、孫大午、李懷慶、耿瀟男等身陷牢獄的企業家的平反，更需要執政黨以新的歷史決議文件方式承認企業家群體的歷史貢獻和階級地位，並且以此重新啟動改革開放。 其二，他們要自由，或許不奢求放開黨禁、報禁，但是切盼放開網禁，改革對企業家任意採取強制措施的經偵體制和檢察制度、限制警權，保障企業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和財產權利。 其三，他們需要真正的市場經濟，這當然不意味著取消政府監管，但是需要起碼的司法獨立，一個內在於市場經濟的司法體制，而不是如今天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屬於執政黨工具的審判體制。他們相信，只有如此，才能具備也是從市場經濟中培養出基本的社會公平和正義，既是改善市場環境、培育所謂統一大市場的必要條件，也是保障經濟自由和國民正義的基礎，也就是法治，那是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國家的核心，這是需要立即馬上看到的進步，而不是2035年才建成法治政府的遙遠期待。 其四，他們知道自身階級的存在與否依賴一個廣泛、和諧、合作的階級關係，特別是公民社會和國際社會的聯繫與支持，資產階級在中國需要起碼的自由主義空間，無論結構還是言論。同時，在全球化分裂的時代，他們反對對符合人類普世主義價值的無端拒絕，例如反對以極端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排外主義來劃分資產階級的政治忠誠，例如要求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儘早批准政府部門已經簽署二十餘年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作為可信的政治承諾為條件等等。 最後，他們渴望與政府和執政党進行有關改革政府、減稅放權、調整政企關係的圓桌會議，而不是目前虛假的協商會議，後者往往由黨的社工部的企業家協會、司法部的律協等花瓶機構牢牢控制，那裡面只有一言堂，充滿了權力集團高高在上的傲慢和企業家的誠惶誠恐，如馬化騰等人最近的發言。 這五大訴求，相比「31條」只少不多。但對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對中國的新興社會階層、對中國民眾和經濟的預期結構來說，可謂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重建信心和社會，重建執政黨與各階級、與民眾的社會契約，才可能總體上趨向合作、產生社會共贏。那或許是當下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不可能、人民的奢望，卻是一小部分中國社會精英為國家、為發展、為和平所期望的最低要求。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技術到了中共手裡，就成了統治人民、管控人民的工具！看，南京環衛工人帶上了智能「手錶」：主管的作用就是一旦環衛工人在一個區域內原地不動，停留超過20分鐘手錶就會發出加油聲，提醒工人要繼續掃地。 南京環衛工人帶上了智能「手錶」：#某些高新技術到了中共手裡，就成了統治人民、管控人民的工具！ pic.twitter.com/kbBycdqzPW — Smile小翕 (@Smile54520553) April 25, 2023 這還都是簡單的技術，如果稍微複雜一點的，比如說區塊鏈技術，到了中國政府手裡，會怎麼樣？聽到下面一條信息，你就會不寒而慄。 中共一貫宣傳的數字人民幣試點從去年的遮遮掩掩到今年的公開試點，這是準備搶老百姓的錢了！數字人民幣對外攻擊美元，對內可以搶錢，還有比這更邪惡的政府么？中國人不滅共，永遠都是韭菜和人礦！#數字人民幣 #徐州 #中共 #freemilesguo #上海農場·福看世界Studio pic.twitter.com/wx7PoXLz6A — Smile小翕 (@Smile54520553) April 25, 2023 中國常熟市將從5月開始對在編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和各級國資單位人員實行工資全額數字人民幣發放。其中，常熟市的通告說，這次數字人民幣發放的試點，是上級下達的考核任務，也就是說，這次常熟進行的公務員工資數字人民幣發放，一旦通過考核，就會從蘇州推廣到更多的地方。 如果數字人民幣全面取代現金，全社會所有現金流都將變得透明。從好的方面看，以後偷稅漏稅，洗錢詐騙，變得更困難了。中共還說數字人民幣能夠幫助反貪，其實這個說法就是糊弄百姓的。 中共高官貪污，還需要在國內貪污嗎？受賄受的都是在香港或者是境外資產。就拿香港來說，這裡已經是中共高層，把中國的財富洗出去的通道，現在這個通道不僅沒有被取消，中國政府還要計劃把它升級。看看最近的新聞就知道，孫雨晨這樣的，被FBI通緝的人，都被允許在香港大舉忽悠，要把香港建成國際數字貨幣交易中心了。 可以說數字人民幣對這個國內的貪官污吏沒有任何制約作用，但是對中國的百姓來說，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個人的財富將藏無可藏，共產黨想要找個借口沒收個人財，非常很容易了。 面對這種情況，老百姓自然對數字人民幣不感興趣。有記者下載了數字人民幣的APP錢包，註冊之後系統就設定了支付限額，單筆的支付上限是2000元，網友吐槽說，現在吃一頓好一點的飯，開一瓶紅酒都不止2000塊錢。數字人民幣APP的錢包，每天只能累計支付5000元。網友指出首飾買一個都不止5000塊，看來以後要買結婚戒指都要提前向銀行申請支付額度。 雖然百姓不願意中國政府的數字人民幣發放還是勢在必行，因為共產黨太需要它了。 最近幾年，央行需要印錢數量非常大，印鈔廠已經來不及印了，這是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在印鈔的過程中，最近幾年出現過幾次重複印鈔這樣的重要案件，兩張號碼一模一樣的紙幣都都成批印出來了，並且進入了流通。但是中國的市場太龐大了，要把這些兩張一模一樣的紙幣找出來，非常困難，因此中共現在感覺印鈔廠的控制都成了問題。 如果使用數字人民幣，鈔票無需印刷、發行和運輸，降低了成本。缺點是，如果過度印發數字人民幣，可能會導致貨幣供應量過大，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和經濟不穩定。 2014年中國中央銀行讓支付寶團隊把這支付寶的代碼技術拿出來，其實這個代碼技術就和電子遊戲中的一些遊戲幣的技術非常類似。這次的數字人民幣在代碼部分使用的就是遊戲幣的技術，在控制部分用的是區塊鏈的技術，而且還開了後門，中央銀行可以掌控。 最後形成了中國中央銀行管控的中心化的貨幣，所有的交易都在央行追蹤和記載藏在手機里，或者藏在電子設備終端的數字人民幣，只是一堆數據和代碼。數字人民幣不具有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的特點。 理論上中國人民銀行使用大數據演算法，每天都能對當天所有的交易進行掃描，異常交易，很快就能識別出來。 但是老百姓就慘了，有的民眾本來想存錢，讓孩子出國留學，結果央行一看，你家的數字人民幣錢包里的錢都足夠交購房的首付了，你為什麼不去買房子？據了解，支付寶團隊，正在研究如何用數字人民幣扣房貸車貸，還打個95折。中國政府還可以發行房地產專項數字人民幣，收到這些款項的居民就不得不去購買房地產，否則這些專項人民幣就永遠不能使用。 民眾購買產品的種類和數量也能被數字人民幣限制。在特殊的時期，中國政府可以使用數字人民幣，保證某些物資只會被某些特定群體購買。假如今後出現糧食短缺，中國政府可能就會下一個通知，規定一個家庭三天只能購買5斤大米。如果你想多買，對不起，您的數字錢包顯示配額已經用完。數字錢包里即便再有更多的錢，也買不了任何大米。 用數字人民幣還能幫助中國政府，控制民眾的人身自由。如果只有數字人民幣可以使用，那麼政府不喜歡的人，很可能就無法在外就餐，住宿和旅行。 以上的場景已經是相當的恐怖了，卻還有專家在推波助瀾說，數字人民幣能打擊非法出版物買賣鏈條。什麼叫非法出版物呢？就是所有非官方渠道的出版物。這樣算下來，中國境內所有的日本動漫幾乎都是非法的，連奧特曼都是非法的，民眾上網看的香港電視劇，絕大部分遊戲，PS5遊戲機，還有任天堂遊戲機，都屬於非法。 有跡象表明，民眾的生活方式也會被中國政府通過數字人民幣進行干預。金融專家表示，擺爛和躺平風潮，都能用金融力量進行打擊，除了純粹的勞動，民眾想要買個魚竿釣魚，或者是買些戶外裝備，出去遊玩登山，都成了奢望。國內的專家在國內的平台已經公然在說，這種舉措會在全國大面積推開。 這麼不得人心的數字貨幣，背後還有怎樣的因素，讓共產黨這麼熱衷呢？ 除了監管國內經濟的作用之外，數字人民幣還能幫助共產黨控制資本外逃，保住中國政府的生命線。大家知道，一旦資本大舉外逃，樓市股市債市的資產價格暴跌，最終會衝擊中國的金融系統，引發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結果是中國政府的政權可能都不能保住。 目前是紙幣流通，中國政府無論怎麼加強外匯的管控，都沒有辦法堵上資本外流的漏洞。然而數字人民幣一旦使用，換資產出海的所有行為都會在央行的記賬本上看到，理論上資本外逃的漏洞就補上了。 中國政府發行數字人民幣，還有更大的目的，那就是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這幾年中國的公司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舉步維艱，處處受限，如果中國政府再繼續和西方抗衡下去，很有可能被踢出Swift。那個時候中國公司就不能從海外融資了，稍大一點的中國公司和銀行就會面臨生存困境。這就是最近幾年中國政府一直在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原因。 然而讓中國政府頭疼的是，到目前為止，人民幣的國際化方面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因此現在中國政府希望，這次能把數字人民幣的支付終端部署到海外，讓海外的商家也使用數字人民幣支付，逐漸在海外推開人民幣。不過問題來了，這樣做就等於在外國境內的支付被中國的央行管理了，有哪個國家能傻到這種程度，做出這樣的讓步呢？ 去年12月16號，中國全國共有17個省份在部分區域開展了人民幣數字試點。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多的省市進入實際的操作階段。廣東，江蘇，河北，四川四個省份帶頭，山東，廣西，雲南，天津，重慶，浙江省都要跟上。這看起來這推進的速度是挺快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撈百姓只能是想辦法往國外跑了，不能出國的，也是在紙幣失效之前，把自己的財富全部轉化成實物換成珠寶，鑽石，古董，字畫，黃金，白銀，美元外幣大米豬肉，新一輪的通貨膨脹，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即將襲來。 雖然中國政府想的挺美的，但是呢，這個數字人民幣啊，在使用的過程中啊，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了。 根據內部消息，2019年中國政府把公務員的獎金福利做成了數字人民幣發放，在深圳，蘇州，雄安成都這4個副省級城市進行了測試，允許在政府機關辦公樓裡面的商店中消費。在測試過程中，雄安和蘇州都沒有出現問題，但是深圳和成都這兩個城市出問題了。數字人民幣錢包里的錢越用越多，有些數字人民幣的來源還無法控制。 內部人士披露說，馬雲這次回國，任務之一，就是讓支付寶團隊對數字人民幣進行技術支持，看來數字人民幣在技術上，還有不成熟的方面。 從另一個方面看，如果中國的央行每天都要分析海量的數據，需要的算力無疑是巨大的，但是現在中國AI的計算能力遠遠趕不上美國，同時中國還面臨著高端晶元的嚴重短缺，那麼中國政府在搭建的數字人民幣系統是否能正常運轉，疑點還真的不少。數字人民幣會不會成為中國政府又一個巨大的爛尾項目，也未嘗可知。
中國河北衡水桃城中學傳出要求學生家長「捐款」一兩萬，以便付薪水給老師，維持學校的運作。 綜合廣東「時代財經」等陸媒16日報導，有河北衡水桃城中學家長反映，學校讓家長捐款以維持學校的運營，要求初三的學生家長捐2萬，初二學生家長捐1萬，稱為了「給老師發放工資，維持學校正常的學習生活」。 爆料家長說，家長群15日晚收到學校班主任要求捐款後，立馬炸鍋。半個小時後，各班班主任緊急叫停。校方威脅說，家長不捐款，學校就取消晚自習，且每周放假。 桃城中學屬私立的寄宿學校，有許多外地學生。若從每兩三周放一次假，改成每周放假，將徒增學生通勤和家長照料的負擔，若在學校附近租房或住旅館，雖可省卻通勤的勞頓，卻也是一筆額外的花費而吃不消。 家長說，校方要求將捐款存入慈善機構「中華慈善總會」的帳號，還得出示捐款憑據。班主任宣稱，家長捐款後可獲慈善機構發放的慈善證書，有利於孩子以後的考學、考研、考公。若家長通過企業帳戶捐款，還可以幫助企業抵稅。 對此，中華慈善總會回應稱，校方提供的帳號確實是該機構的，但否認其與桃城中學存在相關合作。衡水市桃城區教育局回應稱，「已責令學校叫停捐款」，「正在調查核實」。 報導說，桃城中學接聽電話的不具名員工起初否認強制捐款，稱「不清楚此事」。但時代財經記者抱怨「上萬的捐款太多」時，該工作人員表示學校經營困難，不這樣做，「老師們的工資也發不出來」。 該工作人員說，學費從3.2萬降到4020元，一個班50個學生，合計20萬，還不夠老師一年的薪水。 根據此前的公開報導，今年1月，桃城中學一學期的學費從1.6萬突降至2010元，即全年的學費從3.2萬暴降到4020元。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義務教育也掀起「國進民退」風潮，以致私校經營越來越困難，還有的私立學校校長直接宣布將學校「無償捐贈給政府」。
近期，習當局輪番猛打民營企業。監管機構立案調查，黨媒黨報口誅筆伐，雙管齊下，幾乎天天製造大新聞，天天引發股市暴跌。阿里巴巴、滴滴公司、騰訊、Soho中國……先後中招；教育業，遊戲業、釀酒業，奶粉業，醫療美容業，晶元業……紛紛暴跌，風聲鶴唳。 這難道是習近平的「七傷拳」？讓中國經濟「自殘」？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如墮五里雲。細究習近平的用意和動機，至少有如下若干條： 動機之一：繼續推進經濟上的極左路線，國進民退。所謂做大做強國營企業，就是壓小搞弱民營企業。 動機之二：再次打擊資本家，沒收資本，收歸國有、黨有、習政權所有，順帶充實黨庫，彌補當局的財政虛空。也就是，把毛澤東的土改、公社化、公私合營三部曲，再上演一遍，這是新世紀的打土豪、分田地、改造資本家模式。與此同時，習當局停發護照，借疫情複發為由關閉國門，讓中國民營企業家或富豪們，一個都跑不了。 動機之三：藉機打擊黨內政敵，為習近平連任造勢。如果這些企業的背後，剛好有反習勢力家族、而非習家軍家族的參與，那麼，習近平必用來震懾反習陣營。畢竟，幾乎所有民間大公司的背後，都少不了權貴介入、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最近一波針對民營企業的攻勢，幾乎與北戴河會議同期發生，或並非巧合。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 動機之四：顯示習近平、習家軍、極左派的政治實力。其潛台詞：我們有能力搞垮中國經濟，我們不在乎搞垮中國經濟，由此宣示改革開放的徹底終結，而無論習近平是否連任，他都要讓極左路線不再有回頭的餘地。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文革復辟，經濟文革。 在這裡，習近平盤算的是，中國經得起折騰。當年毛澤東搞大躍進、製造大饑荒、掀起砸爛一切的文革，都並沒有垮台；非但沒有垮台，還奇蹟般地呈現相反趨勢：經濟越是崩潰，一黨專政越是穩固；人民越是饑寒交迫，毛澤東的個人權力越是固若金湯，並達至頂峰，不可一世。極左路線濃縮於經濟上的口號，那就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就是一黨專政和一人獨裁的形勢大好。人民遭殃，獨裁者獲利。 這也猶如阿富汗的塔利班，越是極端主義，越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阿富汗那樣長期落後、長期野蠻的土壤里，越是有燎原的市場。美軍一撤離，阿富汗世俗的民選政府似乎反而站不穩腳跟；塔利班捲土重來，到處攻城掠地，大有氣吞山河、一統阿富汗全土、重新奴役阿富汗人民之勢。 動機之五：轉移話題、轉移視線、轉移焦點，讓大眾不至於聚焦大洪水、大瘟疫、中美對抗，以及中共高層圍繞明年二十大權力重組而提前打響的卡位戰，比如內鬥激烈、各派討價還價的北戴河會議。 在這裡，黨媒黨報發揮了呼風喚雨的巨大作用。不僅炒作這些民營企業的經濟原罪：剝削；而且炒作這些民營企業的花邊新聞：性醜聞。中宣部深知，哪一個行業、哪一個企業會缺了性醜聞？正如，哪一個黨政部門、哪一群官員，會缺了性醜聞？利用大眾的仇富心態、看熱鬧心態、性誘惑心態，獵奇心態，不信不能轉移話題、轉移視線、轉移焦點。 動機之六：誘發金融風暴，並傳向美國，進而再次破壞美國經濟。坊間盛傳：一旦美國查實大瘟疫來自武漢病毒所，那麼，美國和各國必然啟動對中國的追責、以至於索賠，而中共的應對手段之一，就是超限戰：經濟超限戰或金融超限戰，用製造金融海嘯的手段，圖謀再次重創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換言之，中共要把上世紀國共內戰時、共軍所使用的各種超限戰，統統派上今日中共與美國對決的用場。 去年，源自中國的大瘟疫，無論是否有意釋放，但藉由大瘟疫，中共至少達到了兩重目的：其一，正值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大瘟疫驟然爆發，重創了美國經濟；其二，正值港人大抗爭經久不息，大瘟疫突然爆發，意外禁足了港人，減弱了香港抗爭。當下，正值美中嚴重對立和黨內權斗激化，習家軍又在打什麼算盤？習近平又在打什麼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