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按照”先党内再党外”的原则，日前已被宣布从央行行长潘功胜手中接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职务的朱鹤新，应该会在下月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例会后被正式宣布为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不过，这对于七年前即已经荣升副省部，在去年二十大上跻身候补中委之后即被盛传为易纲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来说，不过是退而求其次而已！ 北京时间本月24日下午，已经上任中共央行党委书记和行长四个月了的潘功胜，和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王江一起，陪同一位中组部副部长出席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管局”）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欢迎曾经担任过央行副行长职务的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荣归”，以新任央行党委委员的身份接替潘功胜兼任的外管局党组书记职务。 中共外管局这样的单位，从无党政双首长的设置先例，所以按照所谓“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如无意外，这位朱鹤新应该会在今年12月下旬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决定“以新任央行副行长身份兼任潘功胜卸下的外管局局长的行政职务。 自原本是央行第一副行长的潘功胜在今年7月接替了易纲行长职务之后，目前的副行长只剩刘国强、张青松和宜昌能。而如上四人全为“双非”，即非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非中纪委委员。所以在去年10月“当选”了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鹤新一经被宣布为央行副行长，就将会名列第一副行长。 朱鹤新受命接手潘功胜兼任的外管局党组书记消息被宣布后，有媒体在分析文章中以“潘功胜甩锅”形容之，说是“中共当局继续搞击鼓传花，潘功胜把中共外储流失问题的‘烫手山芋’丢给了朱鹤新，可以说在“甩锅”。人民币贬值趋势不可逆转，朱未来的日子会非常不好过”。 相关时评人认为：“中共外储在近几个月不断下降，中共党魁特地选择去央行和外管局考察，说明中共高层感受到了金融方面的压力。在近日人民币稍有升值之际，朱鹤新立刻被任命接手外管局，对朱来说，实际是有苦难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外资、热钱都在从中国大陆撤走，目前虽然人民币汇率稍有升高，但谁都知道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大趋势，资本从中国跑路是一个大趋势。也就是说，朱鹤新作为新任外管局主管，未来日子会非常不好过。” 依笔者之见，朱鹤新未来的日后不好过是毫无疑问。把习近平当局目前面临的金融危局说得多严重都不过分，故中国境内网友在朱鹤新“履新”的新闻报道后面留言说他是“临危受命”，更有评论说他是“临危不惧，勇于献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不过，我们外界甚至可以挖苦这位“临危受命”的朱鹤新实乃“无知无畏”，似也不应把他的“履新”理解成潘功胜的“甩锅”。因为无论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形容是好是坏，升任央行一把手之后还长期兼任副部长级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绝非常态。交出这一兼职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说明一点，中共所谓的国务院“国家局“分为两类，称之为”总局“的与部委平级，其他由部委代管的都是副部级。其一把手是副部，副职自然是正司局。而这类国家局里面也设有业务司，但这类司的司长都是副司局级。 今年7月潘功胜先后接替郭树清央行党委书记职务和易纲只连任了三个月的行长职务之后，笔者即在相关分析文章中介绍了潘功胜升任央行党政一把手后，为什么还继续兼任着外管局党政一把手职务，原因之一可能是易纲的行长接班人很晚才被习近平“比选”出来。 在中共内部，有人将央行与其“代管”的外管局之间的关系，类比为公安部与下属的特勤局的关系。因为习近平亲信中的“至亲”王小洪在先后接替了公安部党委书记和公安部长职务后，甚至是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升任中共书记书记处书记和在今年三月又被安排为国务委员之后，其特勤局党委书记和局长的兼职仍然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年6月，王小洪才总算把这一个外媒称之为“无比重要”的特勤局局长和党委书记的兼职让了出来。 那么相比公安部下属单位之一的特勤局，外管局作为央行代管的“国家局”，其在中共整个金融体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7月“临危受命”为央行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要把这样一个重要兼职交出来，中共当局为他挑选接班人绝对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朱鹤新从潘功胜手中接棒外管局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以“重磅”形容之。 其实，就在中共外管局网站以第一时间公布朱鹤新上任外管局党组书记消息的前两天，即已经有英国路透社抢先一步，“独家”报道了“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是在中国经济和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不利因素之际，中国将任命资深银行家、国有金融集团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为外汇监管机构新任局长。 一时间，多家中国境外的中文媒体，包括几家中共大外宣纷纷转引路透社的消息，有的还把标题做得十分耸动，诸如《中国突传重磅消息！路透：朱鹤新将出任中国外管局局长 任命料最早本周宣布》之类。 这令笔者自然联想起了成蕾。澳大利亚籍的前中共央视财经节目主持人成蕾，是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于2020年8月被中共当局“采取强制措施“的。直到今年10月11日才被中共新华社通报说她在服刑期满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执行驱逐出境。而其所犯“罪行”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说是“2020年5月，成蕾受某境外机构人员攀拉，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款，非法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通过手机提供给该境外机构”。 成蕾获释后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因为她提前几分钟内透露了中国政府的官方信息，违反了对媒体报道的时限，导致她被中国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遭受了3年的牢狱之苦。 如此说来，成蕾女士三年前的那次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与前几天把中共中央决定调朱鹤新接掌外管局的“重磅消息”提前知会给英国路透社的那名“消息人士”的行为，百分之百的一样。只不过因为三年前的成蕾不幸撞到了中共当局正在为报复澳大利亚政府找寻人质的枪口上。 回过头来继续讨论曾经被盛传是易纲的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为什么只是被平级调任为外管局一把手。 故事还要从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27日的一则标题为《中国将调整金融系统高层和机构设置，习近平料安插重要亲信》的报道文章说起。该文章开篇先是说“习近平准备大举调整中国金融系统的领导层，将安排重要亲信掌管央行，并重新恢复一个中共的机构部门，以加强对金融事务的政治控制。这些举措是习近平重塑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努力的延续。近年来，他为加强中共统治，进一步削弱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接下来，文章中便借“知情人士”口，披露了“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是接替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易纲（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主要候选人”。并说“这还不是最终决定，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决定只有在3月初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才会公布。” 这篇当时被众多媒体纷纷转载的报道文章中还说：“知情人士表示，朱鹤新不太可能兼任央行党委书记，这是央行中最有权力的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符合央行现有的领导层安排。央行现任行长易纲是党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央行的二把手。目前无法得知朱鹤新将担任什么党内职务。这些人说，何立峰是习近平的长期助手，将成为主管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的副总理，他可能会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文章中还说：“习近平正在改组政府领导层，那些兼具政治地位和技术职能，以及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公信力的官员们基本上都从中共领导层消失了。其中包括与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的经济顾问刘鹤、资深银行家和金融监管者郭树清，以及现任央行行长易纲等人……。相比之下，朱鹤新在外国商人和投资者中鲜为人知。他缺乏国际地位，而这种地位使前任中央银行高级官员能够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讨论政策、亲密交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及其他全球金融集会上表达见解……。” 华尔街日报如上报道文章一经出台，立刻被广为转载，各类标题诸如《习近平亲信朱鹤新和何立峰有望出任中国央行行长和党委书记，削弱其独立性》、《美媒：朱鹤新与何立峰或主掌中国央行》等等，一时间令朱鹤新甚至比当时的候命副总理何立峰风头更劲。以至朱鹤新在中信集团的一位下属不由得替自己的上司报怨：“这哪里是在捧啊？简直就是把我们的朱老总架在火上烤嘛！” 继而，今年三月中旬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出乎外界预料地宣布了易纲的“原地踏步”，华尔街日报立刻又发表《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留任，正值监管体系重组之际》一文，说是中国全国人大周日投票决定让65岁的易纲继续执掌中国央行，在金融监管体系重组之际推迟了央行行长的交接。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易纲将在央行的领导时间延长几个月，以在过渡期间提供连续性，时间安排可能会根据交接的顺利程度进行调整。知情人士称，金融集团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被认为是接替易纲的主要人选。 而就在华尔街日报二次发文，坚持认为朱鹤新仍是接替易纲的“主要人选”的一个月之后，朱鹤新辞去中信银行董事长的消息，一时间甚至也被中国境内媒体认为是佐证了华尔街日报的“料事如神”。 其实，当时的朱鹤新是以中信集团董事长身份，辞去了他所兼任的中信集团下属的中信银行的董事长职务，但因为众多媒体的报道标题多为《中信银行董事长朱鹤新因工作安排辞任》，内容中引用了中信银行公告的原文“朱鹤新因工作安排需要，辞去该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委员职务……。董事会选举该行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董事方合英为中信银行董事长”，于是便令众多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是朱鹤新因“工作安排需要”，离开了中信的领导岗位。 事实上，朱鹤新自打2020年3月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转轨央企”后，其新职务全称就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中信有限公司董事长。而自2021年6月后，又兼任了中信集团下属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长，直到今年4月又把这一兼职辞去。 不知前面提到的几天前抢先给英国路透社曝料朱鹤新将入主外管局的“消息人士”，与今年2月和3月给华尔街日报透露朱鹤新晋升前途的“消息人士”是否为同一人。也无从判断中共当局在去年把朱鹤新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后，对是否安排他“荣归”央行有过什么样的讨论，但笔者倾向于相信将潘功胜视为易纲的央行一把手接班人，应该是早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即有过的央行“接班梯队”计划的内容之一。 在6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时任央行第一副行长兼中央财办副主任的易纲，和此前已经以副行长职务接替了易纲外管局党政一把手职务的潘功胜，双双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十九大召开的次年三月，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决定接班周小川的央行行长职务。当时即有传闻说易纲是在十九大上落选了中央委员之后，才被委屈安排进候补委员候选名单的，并与此前本来就是被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名单的潘功胜均顺利当选。 而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已经年过64岁的易纲，不被安排进入中委或者候补中委名单应该说不出预料，但至此已经担任央行副行长长达10年之久的潘功胜连个候补中委都未能连任，则令央行内部人士都感觉惊讶。 而正是因为当时的易纲和潘功胜均未进入二十届中委（候补中委），所以才会有二十大上的新任候补中委，曾经担任过金融副省长和央行副行长的朱鹤新一时间被外界看好。而所谓“消息人士”的透露，更可能是“消息人士”的分析和猜测而已。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深入介绍。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10月24日习近平视察了国家外汇管理局，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局势的重要信号。但是，紧跟着，李克强去世的消息吸引了各国媒体的注意力，于是习近平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闻就被盖过去了。然而，回归中国观察的基本面，中国的外汇储备敲响警钟这个事实，值得我们多加注意，当然更让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心生焦虑，也值得上百万中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关心与自己的人生规划直接相关的留学资金问题。 一、习近平为何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 习近平以前去过这个机关，那是他就任大位之前的2010年8月，他到过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大致了解一下什么是外汇管理业务。那时，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副局长照例要到场汇报，但主管外汇管理局的总理温家宝或其他副总理，没一人陪习近平去。这说明，那时习近平的访问，不过是他这个备位角色想要略微了解一点金融圈的大致情形而已。 时隔13年之后，这次习近平突然率副总理何立峰和其他官员，“参观”国家外汇管理局。何立峰是国务院现任总理、副总理当中，主管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人。“参观”这个词，是外媒报道这则消息时的用语。实际上，习近平的这次“参观”，不仅是一次罕见的举动，而且也是一次重要的举措。因为现在的习近平与13年前的身份大不相同了，他在国务院相关主管何立峰的陪同下亲自到场，显然意味着外汇管理局的工作出现了重大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重要功能，是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习近平此刻专程到该机构去，当然不是象上次那样，有闲暇去逛逛，更不是现在对外汇管理业务突然想了解学习了。外汇管理局只有一堆办公室，许多台电脑，以及一批业务官员，他们每天的具体工作内容，习近平根本听不懂。 常规情况下，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是国务院总理分工主管的单位。因为这两个机构功能特殊，专业性很强，外行听不懂，内行好摆谱，因此，历任总理往往倚重央行行长来代替自己作日常的掌控。而总理本人并不会直接过问这两个重要机构的日常运行，因为中共历史上的各任总理，对这两个机构的政策和业务都不甚了了。 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去外汇管理局呢？他唯一的目的，其实就是去视察；而视察背后的真实含义，则是去监督与告诫。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外汇管理局的办公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可以想见，那就是，外汇储备状况不妙，事关中国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全局，习近平很不放心。 习近平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消息，中国的媒体完全没报道，但路透社作了报道，随后香港和新加坡的媒体转报。但境外媒体无法透过打探消息而找到更多的报道点，因此这几个媒体无法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要突访外汇管理局。 二、外汇储备再度告急 事实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的外汇储备出现了迅速缩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过一次大缩水，2014年9月到2016年12月，外汇储备从将近4万亿美元，一步一步地下降到3万亿美元左右。接着，习近平开始全面反腐，同时大力打击官员的境外逃资。 然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一直在3万1千亿美元上下波动，其中有1-2个月下降，然后再度回升，总体上来看，外汇储备基本上是稳定的。从2017年到2023年上半年，长达6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呈小幅度起伏。 因此，国际金融界都不怎么关心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或者说，他们变得对这个数据不敏感了，就象一个人的生命监测仪上每秒钟的读数多少年来基本稳定，医生们会习惯性地认为，他的身体状况不至于突然恶化。 华尔街金融圈的研究者会以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平稳；当他们用时间序列平滑统计软件来分析中国外汇储备动态时，这样一个平稳的印象，似乎是得到数据支撑的。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最近开始滑坡了，但却没引起被平稳印象麻痹了的华尔街之注意。 从今年8月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再度出现缩水征兆，8月减少了443亿美元，9月再次下降450亿美元，而10月显然又是明显缩水。笔者落笔之时已是10月底，等到了11月上旬，10月底的外汇储备数额就要公布了。在那个公布数据的日子，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三连降，非常可能是一个令国际商界非常不安的开端。 这个开端，习近平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证明。假如今年8月和9月之后，10月的外汇储备有所回升，那么，中共高层的外汇储备焦虑就会淡化，习近平也就不再操心外汇储备问题了；他可以象以往6年来一样，安之若素，大可不必专门跑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去，直接过问外汇储备的实际状况。 什么是中共高层的外汇储备焦虑？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150亿美元，10月底可能就接近3万亿出头了；而如果外汇储备滑坡的趋势不变，则11月底是有可能跌破3万亿这个心理关口的，那就跌回到2011年的水平去了。 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不多？ 为什么中共高层那么在意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因为，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的风险指标，而3万亿这个数字，就是风险可控或者风险失控的心理关口。不但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界和商界会关心这个心理关口，中共自己也害怕这个心理关口一旦跌破，就会动摇国人对政权和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 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当中，一直有一种外行的说法，那就是，中国有3万亿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少一点点也没关系。之所以说这是外行的认知，是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只看到财产，看不到负债。就象一个人在银行里有1千万存款，可以自夸是千万富翁；但同时他欠了银行5千万贷款，他还是富翁吗，不是了，他实际上是财产“负翁”。 把这个“负翁”换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那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不多了，原因是，中国欠各国企业和投资者的钱，远远超过3万亿美元。到了还债高峰的年头，这3万亿美元就捉襟见肘了，外汇管理局会“八个坛子四个盖，盖来盖去要穿帮”。所谓的“穿帮”，就是轻则国际信用降级，重则国际信用破产。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2021年年报披露，截至2021年末，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27,466亿美元。到了2023年底，这个数据应该接近甚至超过3万亿美元，正好与外汇储备相当，资产=负债。 这里讲的还只是所欠债务，不包括以投资形式进入中国的几万亿绿地投资和金融投资。因为，虽然外商投资不是中国直接欠下的借债，但外汇管理局却需要用外汇来支付外企撤资或汇出利润所需外汇。 假如外企赚了钱，它们的利润需要汇回母国；如果所有外企都不赚钱，那它们就会设法撤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外汇管理局都另外需要上万亿美元的外汇，来应对这种外企的外汇需要。那现在外企在中国投资的存量一共有多大？到2019年底是1万3千多亿美元，此后几年，还要再加上1万多亿美元，那是最近几年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金融投资和新增绿地投资。 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面对近3万亿外债和1万多亿可能的外企用汇需要，那3万亿外汇储备还多吗？一言以蔽之，还账都不够。 四、外汇储备因何滑坡？ 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或者至少相对稳定，中共高层或许和可以寄望于未来。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外汇储备陷入了滑坡趋势，难怪习近平会紧张起来。那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滑坡？是事发突然吗？当然不是，其实，这次滑坡早有征兆。 一般人观察外汇储备的变化，通常会对比外贸进出口的数据，这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但同时还有另外三个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服务项目的收支、外商的金融投资、以及银行抛外汇挺人民币汇率的支出。下面我来做一些简单分析。 首先讲外贸，中国今年到9月底，出口已经连续五个月下降，这种趋势意味着，出口收汇在下降。中共一直在拼出口，甚至让国有的石化企业用从俄国进口的石油，加工为成品油，再用低于进口成本价的低价卖到西方国家，以赚取外汇。这是出口兴旺的标志吗？ 其次讲服务支出，这主要用在运输、旅行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几个方面。服务支出项目，中国向来是逆差，所以，它会抵消外贸出口的外汇收入。 再次是外商的金融投资，主要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金融账户部分。由于不熟悉会计学概念的读者，不容易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使用的借贷平衡法之相关概念，我在刊登于本台的《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下篇）里，换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中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来说明，由于中国的数个非金融企业所欠大笔外债到期拒绝偿付，国际金融界的对华金融投资已基本上断流。从大量投入到突然断流，这对外汇储备自然构成了巨大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从2021年人民币汇率达到峰顶之后就一路下滑，8月底跌到了7.3(兑换美元的汇率)。这就涉及到了外汇储备的第四个用途，即银行抛外汇挺人民币汇率的支出。中国的各商业银行本来有大约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头寸在手中，但奉命抛外汇挺人民币汇率之后，它们的外汇头寸迅速耗尽，而汇率只支撑了3个月左右，略有回升。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用完之后，人民币汇率重新止升回跌，再度降到了7.3。 这就是习近平在视察外汇管理局的同时，也访问人民银行（央行）的原因。因为，支撑汇率的外汇不多了，归央行管的人民币汇率要进入贬值通道了。此刻习近平不得不去关心，汇率将跌到什么程度，而外汇储备又可能降到什么程度。 五、加紧外汇管控 外汇储备不足，中共自然就只能看紧外汇钱包，限制外汇流出。除了国人出国旅行的限制越来越多以外，个人汇出外汇的额度也会收紧。此外，中共也尽量转移能源进口的来源，增加不用外汇的原油进口，这是节省外汇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出口工业消费品，来换取俄国的石油，从而减少对中东地区原油进口的外汇用量。 最近几年来，很多外企陆续撤离中国，而人民币汇率看跌，官方的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外企就格外紧张。由于中共加强了外汇管控，外企撤资困难重重。比如，台商撤资时，汇出管道经常被官方卡住，结果只能寻求地下金融的管道。过去，走地下金融的途径，所收费用只有3%左右，尚属正常；如今，地下管道汇出资金的成本，已经超过了10%，不但难度越来越大，能撤出的资金越来越小，而且撤资花销迅速爬升。 今年以来，华尔街各投行都改变了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策略，从多出少进，变成了基本上只出不进。但是，撤资并不容易，尤其是金融投资，要撤更难。金融投资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证券投资，一是私募基金。证券投资只能抛盘，但中国股市委靡不振，始终在3千点徘徊，需要撤出的资金数量庞大，若一次性抛盘数量过大，会造成证券市场崩盘，那就无法完成撤资任务了。而私募基金项目，依投资合约，十年内不能退出，所以外商只能在中国国内寻找下家，而中国经济整体疲软，下家难觅，甚至外企贴上知识产权白送，也不容易撤资。 随着外企多年来陆续从中国撤离，中共对自己在国际上的金融信誉也越来越不在乎了。最近恒大和碧桂园陆续有外债到期，却分别赖账不还，其实背后就有这个因素。如果中共还在意中国的金融信誉，仍然指望今后继续获得国外的投资，那它会命令这些赖账的公司马上还债，并且提供必要的外汇。但中共知道，在国际金融圈，自己已经声誉扫地，因此，民营企业赖外债不还，它不但不干预，还乐得省下几千万美元的外汇。今后，这样的事情会陆续曝光。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走入下行通道。普通中国人可能不关心金融圈的动态，但是，外汇收紧的局面，早晚会让中国的中产阶层有越来越明显的感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