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什么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消费还是不够强劲？

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三是同时提高两者。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澳洲债务增长“滚雪球 ” IMF敦促修复预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是发达国家中预算恶化程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债务增加最多的国家之一。IMF警告说，预算修复必须尽快开始。

IMF董事会力挺格奥尔基耶娃获准留任

据德国之声报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被指控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期间，曾操纵数据偏袒中国。经过一场马拉松式会议后，IMF执行董事会对作出支持其总裁留任的决定。法新社报导称，由24名成员组成的执行董事会在过去一周的马拉松式会议之后，于周一（11日）表决，对格奥尔基耶娃继续当任IMF总裁“充分信任”，并“在研究了所有提交的证据之后，对总裁的领导能力和继续有效履行职责的能力充满信心。” 格奥尔基耶娃是保加利亚籍的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基金负责人。针对董事会的决定，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欣然接受，并称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当天，美国财长耶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加强IMF的数据完整性和可信度，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并称“格奥尔基耶娃和其他基金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再次承诺维护研究、分析和政策的透明度。” 今年9月23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报道，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执行长期间曾施压内部员工，以提高中国在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的排名。当时《经济学人》在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中说，格奥尔基耶娃的行为损害了IMF守护世界经济数据的能力及信用。文章强调，在中美相互对抗的时代，IMF的主席应以中立姿态调停纷争，但如今格奥尔基耶娃的丑闻却成为反对多边主义的人用来说明”国际机构无法抵御中国”的证据。该则社论引用了受世界银行委托、执行调查的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报告，格奥尔基耶娃当时对该行员工施加了 “不当压力”，要求他们修改数据以提高中国在该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而当时世界银行正在寻求中国政府对一项重大增资行动的支持。中国在这份报告中的最终排名为第78位。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调查指出，在营商环境报告草案中，中国的排名原本是第85位。由于2018年和2020年版的《营商环境报告》存在违规行为后，世界银行目前已停止发布该报告，并称未来会致力于采取新的方法，来评估经商与投资环境。

IMF总裁去留达共识不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在被如何处理该组织总裁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娃困扰，后者被指涉嫌施压修改数据提高中国名次一事。是让其离职还是继续留任？国际基金货币组织尚未形成共识。世界银行9月16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认为，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娃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期间，曾向下属施加压力，要求修改数据以对中国有利，从而阻止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降低中国排名。鉴于围绕该排行榜公正性的质疑，世行已宣布停止出版营商环境年度报告。事件披露后，引起很大震动，FMI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日来审查由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Hale）上个月公布的相关调查。星期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发言人称，“很快结束调查”，事实上，该发言人两天前已做了同样的表示。星期一上午，董事会发言人表示，对事件的了解“已取得明显进展”，可能会在周一再次召开会议。董事会共有24名成员，代表190个国家，重大决定一般都是达成共识后形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分别听取了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和格奥尔基耶娃本人的陈述，后者坚决否认对她的指控，也引发该组织内部的分裂。路透社周一引述法国财政部消息说，法国认为对格奥尔基耶娃的指控缺乏明显证据。法国与欧盟其他国家政府周五支持格奥尔基耶娃留任，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要求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日本也对格奥尔基耶娃留任持保留态度。法国财政部官员周一表示，“我们的观点是，目前所有的东西都摆到了桌面上，但是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指控IMF总裁”。“也就是如此，法国支持总干事留任”。欧盟国家支持格奥尔基耶娃留任应该说非常重要，传统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人选由欧洲指定，而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指定。非洲国家也支持格奥尔基耶娃留任。六名世界银行前负责人在格奥尔基耶娃选定的一家公关事务所发表声明为其辩护，认为格奥尔基耶娃是“最正直和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发的总裁”。星期一，格奥尔基耶娃前程未卜。直到上述丑闻传出之前，格奥尔基耶娃一直是一位国际金融领域经验丰富，受到广泛尊重的经济学家。在前任总干事、法国人拉加德被欧盟任命为欧洲央行行长后，现年68岁的格奥尔基耶娃于2019年10月1日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为了使其顺利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改变组织规则，按照规则，总裁任职时最高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此前，格奥尔基耶娃主要在世界银行工作，并于2017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保加利亚人，在本国教授经济长达26年，她通过对可持续发展以及农业问题的广泛研究，成为一位环保领域的杰出专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后，她宣布她的优先使命是：与不平等斗争，让女性融入经济，与气候升温斗争。格奥尔基耶娃担任总裁是在美中贸易对抗国际经济被削弱的背景下就任的，更让她无法预想的是，几个月以后，全球陷入新冠疫情，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这位被她的支持者形容为“最正直的人”也无法想象数月以后被指责涉嫌严重的丑闻。支持她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对金融时报称，格奥尔基耶娃有成为“歇斯底里反北京”受害者的危险。除了在华盛顿国际金融机构任职外，格奥尔基耶娃2010-2014曾担任欧盟人道问题专员，2015-2016曾在容克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担任专事预算和人道的副主席。2016年，这位脸上永远挂着微笑和举止殷勤的外交官令人意想不到的成为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而且进入“决赛”，最终古特雷斯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