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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5 日
中国当局硬清零严封控疫情更加剧，刊登在微信公众号“长安课堂”的文章“十问”，质疑政府防疫不力网路广传，并就国产疫苗有效性及为何迟不解除控管等，点名防疫主责机关卫健委说清楚。长安课堂随后被封号，原文也看不到，但网友在推特等社群网站广泛分享。发文的作者自称是升斗小民，对卫健委有10个疑问盼当局解答。 文章首问卫健委，主要职责是统计染疫数据吗？对于患者的治疗，卫健委做了多少推广工作？Omicron的致死率卫健委公布了吗？基层防疫层层加码，卫健委处理了几个人？今年新疆西藏等地连续数个月的封控，卫健委认为合适吗？ 历史上产生的任何流感病毒有被人类消灭了吗？如果没有，凭什么可以消灭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如果消灭不了，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对一个看不见摸不著的病毒清零？一轮轮核酸检测到底有多大用处？ 绝大多数民众都打了3剂以上的国产疫苗，为什么还是照样不断感染？到底疫苗有没有用？ 和流感病毒相比，Omicron的致死率到底是低还是高？Omicron到底致死了多少人？ 针对COVID-19病毒，当局解除管控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客观科学的标准，难道要一直管控下去吗？ 北京最近的3例死亡病例都是卧床不起的老年病例，请问他们究竟是怎么感染的？流调有结果了吗？是不是只要是流感，核酸检测就有可能显示阳性哪？如果是这样，核酸检测的意义何在？ 中国疫情的防控政策决策依据究竟是什么？是数据，是模型，还是推测？锺南山、张文宏、张伯礼等专家已经说了Omicron的毒性很低，为什么还要管控一个并不致命的疾病？ 因为制度不同，人口稠密程度远高于大陆的香港从来就没有做过全员核酸检测，而且已经放开管控几个月了，香港社会目前一切正常，发生医疗挤兑了吗？为什么香港都没发生医疗挤兑，大陆就要这么担心所谓的医疗挤兑哪？难道香港没有老人和孩子吗？ 世界上120多个国家早都没有管控，这些国家的民众健康受到了什么伤害了吗？他们都生活正常吗？他们凭什么要比中国人生活得更自由？卡达世界杯开幕了，现场球迷没见谁戴口罩，也没听说要看核酸检测证明，难道他们和中国人生活的不是一个星球？难道病毒不伤害他们？ 印度和中国人口差不多，面积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印度的疫情究竟是个什么情况？非洲的尼日利亚防疫工作成效显著，中国不去对标和自己国情差不多的印度，不去学习尼日利亚，整天统计美国的数字，这样对中国防疫有什么实际意义？ 文末，升斗小民说，请卫健委认真回答完以上问题，再就防控作出决策部署，这点要求过分吗？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卫健委仍未说明，升斗小民的要求是否过分，不过多数看过文章的中国网友则认为要求合理，并说：“我觉得说得挺有道理的，难道老百姓没有知情权吗？删帖屏蔽。抗疫三年，老子的青春呢？”
在4月10日成都举办的第二届疫苗与健康大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讲话，提到“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4月11日，高福接受环球时报采访，说有关其承认中国抗新冠病毒疫苗保护率低的炒作，完全是误解。 但事实是，高福确实讲过“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是中国的媒体首先发布出来的，网上现在还可以查到。再有，也是在第二天，4月1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美联社记者提问，提到高福说中国疫苗有效率不高，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回答美联社记者的问题时，对此并没有否认。 其实，中国疫苗保护效率即有效率不高，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正如我在先前的文章《中国疫苗为何还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中所说，中国疫苗早在去年8月就进入三期临床试验，之所以在8个月后的今天还没公布三期试验数据，还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偏低，不大拿得出手。也就是说，中国疫苗的有效率不高。 在4月1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兴中维公司公共关系总监刘沛诚讲到中国疫苗三期试验数据公布的情况，其中提到科兴疫苗的数据已经公开，在著名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以预印版形式公布。所谓预印版（Preprint）也称未定稿版。在学术出版领域，预印版是指尚未在需要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出版的科学文献的草稿。分析显示，科兴疫苗的保护力为50.7%。这只比世卫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设立的50%有效率的门槛高一点点。没有提到国药疫苗和其他中国疫苗。如此说来，中国的几款疫苗，只有科兴疫苗可望得到世卫组织的批准，而科兴疫苗的保护力也不高。这再次证明高福在4月10日讲的是大实话。 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疫苗接种率须达到70%，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王华庆说，中国要接种1亿人，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但问题是，由于中国疫苗的保护力不够高，就算接种率达到了70%，甚至达到100%，也未必能达到群体免疫。 其实，这才是高福4月10讲话的要点。高福的意思是，鉴于中国现有疫苗的保护力不高，要达到群体免疫，必须改进接种的方法。他提出了两种途径：其一是优化接种程序，增加剂次，改变剂量，改变间隔（还应该包括改变接种途径）；第二种方法是考虑不同技术路线疫苗的混合接种，取长补短（术语叫序贯接种）。 方舟子在推特上写道：“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了，由于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力不高，考虑不同疫苗混合接种，术语叫序贯接种。说得这么好听，其实就是我以前说的中西疫苗结合，先打中国疫苗，再打美国疫苗，有效算中国的，副作用算美国的。” 在4月10日的会上，来自上海的疫苗专家陶黎纳把后一种方法解释得更清楚。陶黎纳说，那些接种两剂灭活疫苗的民众或者会被建议接种另外一剂不同款式的新冠疫苗。 这就是说，接种两剂灭活疫苗的人还要再接种别的疫苗。这等于承认，打了中国疫苗（科兴疫苗和国药疫苗都是灭活疫苗）的等于白打。 根据高福4月10讲话，他现在倾向于认为，mRNA疫苗（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就是mRNA疫苗）比灭活疫苗更有效。这是对他过去观点的重大修正。 去年12月29日，高福接受新华网专访，在回答“为什么西方不做灭活疫苗”时，讲到了他对灭活疫苗与mRNA疫苗的看法。高福说，中国在生产灭活疫苗上比西方有优势。西方走的是mRNA疫苗的路线，因为这是第一次把mRNA疫苗用在健康人身上，不能排除有副作用和安全性的问题。高福说，“就目前来讲，灭活疫苗当时布局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也走得很快，在一些地方反馈的消息来看效果也很好”。高福同时也讲到“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国家走不同的路子，最后证明某一条、某两条或某三条最好，这对人类是好事”。 通过这几个月来各种疫苗在各国使用的效果来看，高福在4月10日讲话中承认中国的灭活疫苗有效率不高，并且谈到mRNA疫苗的种种优点，呼吁各界关注mRNA疫苗技术。在第二天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王华庆说，中国研发的mRNA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这就是说，除非像上次萨斯那样，病毒突然自行消失，否则，要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中国将引入外国生产的mRNA疫苗或中国自己研发生产的mRNA疫苗。 高福的出尔反尔，显然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我们切莫被误导，到头来把高福讲话发出的真正重要的信息反而给忽略了。 （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和立场，全文转自光传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罕见承认中国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有缺点，他说中国疫苗效力低，并表示政府正考虑混用疫苗来提升效力。 美联社报导，高福10日在成都一场会议中表示，中国疫苗保护力没有非常高，还说他们现在正式考虑是否该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接种。 高福并未说明策略可能改变的细节，但他在会中提到信使核糖核酸（mRNA）基因技术。西方疫苗研发人员已使用这种实验性技术，中国制药厂使用的则是传统技术。 高福在会中表示，大家都应该思考mRNA疫苗能带给人类的好处并认真关注，不要因为已有多种疫苗就忽略它。 高福过去曾质疑mRNA疫苗的安全性。新华社去年12月曾引述高福的说法指出，由于mRNA疫苗首度用在健康的人身上，他无法排除负面副作用。 之前巴西研究人员已发现，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技术公司（Sinovac Biotech）的冠状病毒疫苗，对预防有症状感染的保护力仅50.4%。相较之下，使用mRNA技术的美国辉瑞大药厂（Pfizer）疫苗保护力则为97%。 北京已配送数以亿计的疫苗给其他国家，并试图宣传西方疫苗效力可议。中国国营媒体、公卫和科学部落格都曾质疑辉瑞疫苗的安全性和效力。 北京至今并未批准任何外国疫苗在中国境内使用。 根据高福的说法，截至4月2日，中国约有3400万人已打完两剂国产疫苗，约6500万人已接种一剂。 专家表示混合使用疫苗可能会提升保护力；全球各地正在试验混用疫苗，或在一段较长时间过后追加剂量的功效。英国则有人正在研究可否混用辉瑞疫苗与英国阿斯特捷利康公司（AstraZeneca）的疫苗（AZ疫苗）。
中国疫苗为何还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的情况。 巴西是最早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巴西的疫情非但没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剧。根据巴西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显示，在截至3月18日的一周里，巴西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都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疫情最严重的圣保罗市把3月26日至4月4日的10天定为非工作日，希望达到强化社交隔离、遏制病毒传播的目的。 巴西使用的疫苗除了中国的科兴疫苗，还有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因此巴西的情况或许不大说明问题，主要使用中国科兴疫苗的智利就很说明问题了。智利也是接种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近来智利疫情反弹严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屡创新高，而且进ICU的比例也很高，现在95%的ICU床位已满。智利政府从3月27日起，实施疫情爆发以来最大范围封城，受影响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80%。 反观另外几个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以色列、美国、英国，疫情曲线明显向下。以色列用的是辉瑞疫苗，美国用的是辉瑞和莫德纳，英国用的是阿斯利康。以色列和美国的情况不必多说，这里尤其要提到英国，因为英国的接种率和智利很接近。两国的比较很说明问题，智利是越接种新发病例越多，英国是越接种新发病例越少。4月6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国将从下周开始放宽更多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且国内经济有望在夏季前全面重新开放。 又据报道，巴基斯坦的总统和总理都是在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后被感染。 固然，造成各国疫情起伏的因素很多；不过以上事实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尤其是有效性的疑虑。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中国疫苗接种绝对数仅次于美国，但要是按百分比数计算，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目前也就4个百分点。钟南山说，中国疫情控制得好就是为了抓紧时间接种疫苗，别等到外国都靠疫苗群体免疫了，中国就危险了。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鼓励民众打疫苗，但很多人却不愿意打。新华社发文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有一些人对疫苗接种不大积极。文章要求基层干部应发挥示范作用，带头接种疫苗。连日来，中国各地出现将疫苗接种率与干部政绩挂钩，打疫苗与升学就业相联系，甚至奖励鸡蛋的现象。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打疫苗呢？中国官媒的解释是，许多民众认为中国疫情控制得好，所以没有必要冒险打疫苗。这固然是实情，但另一方面，那也是因为很多人对国产疫苗不放心。 网易上出现一条跟帖：“前有十大毒疫苗事件，后有长春长生假疫苗案，你告诉我要打没有三期临床数据的疫苗，我不是胆小，我是记性太好。” 没有三期临床数据，是民众对中国疫苗不放心的主要原因。另外就是领导不带头，不少网友质问，这么好的疫苗怎么领导人不带头打呢？新华社文章号召基层干部带头，那中央的干部呢？别的国家都是最高领导人带头打。中共领导人不是不知道最高领导人带头打疫苗的示范作用，比如，他们就叫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带头打。可是习近平自己却不带头打。联想到中国政府早在去年就预定了一亿支辉瑞疫苗，今年1月，货就开始运到。我们有理由推断，党国权贵们早就打了，只不过打的是外国疫苗而不是中国疫苗。但既然中国的领导人自己都不相信中国的疫苗，你怎么能让中国的民众相信中国的疫苗呢？ 记得前年美国一家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发布过一份《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在被调查的2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居榜首。可是从这次接种疫苗的情况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远远没有那么高。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表示，没有疫苗时，全球与新冠肺炎的首轮遭遇战，中国采用围堵策略成为赢家；疫苗出来后，欧美等国家通过“自然感染+疫苗接种”双轮驱动，能较快实现群体免疫；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在全球竞争中没有特别优势，希望中国能尽快提升疫苗接种率。人类战胜新冠，最终还是要依靠疫苗。 尽管中国政府开足马力，动员民众接种中国疫苗，很多地方还推出了五花八门、可气又可笑的奖惩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接种疫苗的进度仍然很缓慢。4月2日，腾讯网发表文章《钟南山张文宏紧急发声：新冠疫苗到底能不能打？一篇文章告诉你所有真相！》文章说，“为什么很多人到现在还对疫苗抱着观望态度，不敢迈出这一步？大部分原因，一是纠结有没有必要打，二是质疑能不能打”。文章引用了钟南山院士和张文宏医生的讲话，竭力说明接种中国疫苗是多么必要、多么安全、多么有效。可是他们都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公布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 这个问题不回答，就无法打消人们的顾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31日，中国政府援助斯里兰卡的国药新冠疫苗运抵科伦坡国际机场，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率领多名部长前往机场迎接。 然而两天后，斯里兰卡药监部门专家委员会却发表声明，以没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国药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为由，不批准其接种。 这无疑是中国推行疫苗外交的一大重挫。 截至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批准中国疫苗紧急使用授权。3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媒体时就此事给出了相应的解释。高福称：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三期临床数据，世卫评估过程可能比较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拿出足够的三期临床数据呢？我们知道，中国的疫苗研发与生产起步很早。去年9月，全世界有8款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其中中国就有4款。只是到今天为止，世卫组织只批准了美、英、德几家公司合作的几款疫苗，包括：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而中国没有一款疫苗得到世卫批准。 去年9月16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产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为什么要在海外做？》按照中国专家的说法，因为三期临床试验需要的样本量远远超过一期二期，而由于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样本，所以三期临床试验需要跨出国门推进，进行更大规模的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 早在8月11日，科兴疫苗的三期临床研究就在巴西启动，计划接种人数在9000至13000人之间。科兴公司董事长兼CEO尹卫东说，“巴西疫情严重，人口众多，未来市场也更大。”尹卫东说，像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在11月或12月上市”。可是，8个月过去了，科兴疫苗的三期数据还没拿出来。 期间，世卫组织几次敦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月11月公开表示，世卫组织的团队正在与中国国药集团和中国科兴公司合作，评估两家企业开发的相关新冠疫苗是否符合国际质量生产规范，以考虑将其列入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1月22号，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西芒（Mariangela Simao）宣布，要从这个星期开始评估中国科兴生物公司和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来决定它们是不是适合列入紧急使用授权的清单。3月12日，世卫组织发言人哈里斯（Margaret Harris）说，对中国新冠疫苗的审查进入了最后阶段，可能很快给予紧急使用授权。 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直到今天，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仍未发布，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 中国自去年8月起就对外输出疫苗，目前已经有超过25个国家正式启动中国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疫苗全球供应也已经突破了1亿剂次。按说，三期临床试验所需要的样本量早就该够了，早就该绰绰有余了，为什么就是不发布三期试验数据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偏低，不大拿得出手。今年1月中旬，巴西公布的数据显示，科兴疫苗的整体有效率为50.4%。这只比世卫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设立的50%有效率的门槛，高一点点。据说，另一款中国疫苗国药疫苗的有效率比科兴疫苗还低得多，连50%的门槛都过不去。对比欧美疫苗，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的整体有效率都在95%左右，阿斯利康和强生的整体有效率则在70%左右。两者有明显的差距。 我们很有理由推测，中国疫苗之所以迟迟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就是因为相关数据有效率偏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