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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政府9月6日表示,将扩大对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ASML)的1970i和1980i 深紫外(DUV)浸没式光刻机的出口限制,使其同去年美国单方面发布的出口限制相一致。中方对此表示“不满”。 据路透社报导,中国商务部9月8日发布声明,针对荷兰政府扩大对光刻机出口管制的决定“表示不满”,指责美国“胁迫个别国家”加严管制。 中共一直批评华盛顿向荷兰和日本等盟国施压,要求它们加入针对中共获取尖端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还说,荷兰方面不应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应避免有关措施阻碍两国半导体行业正常合作和发展,并应切实维护“中荷企业和双方共同利益”。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导,荷兰贸易部长雷内特•克莱弗(Reinette Klever.)表示这是 “为了我们的安全”,“荷兰在这一领域拥有独特的领先地位。这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某些责任。荷兰半导体产业需要知道自己可以期待什么。我们以谨慎和有针对性的方式行事,以尽量减少对全球贸易流和价值链的干扰,”克莱弗说。 阿斯麦已经在官网表示,荷兰政府公布的出口新规9月7日开始生效,根据更新后的许可要求,并据美国出口管理条例,ASML需要向荷兰政府而非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该公司强调这只是”技术上的变化“,“不会对我们2024年的财务前景或长期设想产生影响”。 阿斯麦已警告中国客户,从2024年起不预期再交付这些设备。 路透社报道称,在荷兰宣布新决定的前一天,美国公布更新出口规则,收紧对量子计算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荷兰更新的相关条款中采用了美国的措辞。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具有军事应用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和发展,对其动向进行监管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加,以确保这些品项不被用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老丁。 对于林毅夫教授这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有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说在国际物理学界有一个理论叫“薛丁格的猫”,那在(中国)国内经济学界则有一个“林毅夫的五年”。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根据媒体的报导,林教授曾在不只一个时间点,预言中国会在“五年后”进入、跻身高收入国家。然而,伴随著五年复五年,林教授美好的预言也不断在跳票、逾期。 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相约五年”的预言中,林教授多次用到“可能”“相信将进入”等留有馀地的字眼。您就说,这是否可以理解成某种“严谨”呢?倘若是,下文中您将还会再见到。 除此之外,林教授还曾几十年如一日地掷出豪言,中国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过,老丁今天既不准备论证这个“五年”,也不想深究这个“2030年”,要说近期不少网民最关注的,还属林教授的“光刻机(台湾称曝光机)三年之约”。 网络图片 这话又是怎么说的呢?当把时间拨回到2021年5月29日,观察者网、《环球时报》、财联社等国内媒体,不约而同都报导了这么一则消息: “在2021年中国企业未来发展论坛上,林毅夫表示ASML首席执行官担心不把光刻机卖给中国,大概三年以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中国掌握这个技术,中国的生产成本会比国际上便宜,那时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 资料显示,光刻机是一种利用光学原理将电路图案转移到矽片上的设备,相当于晶片制造的“印表机”,决定著晶片的工艺水准和性能,是晶片制造中的关键核心设备,也是半导体产业核心中的核心。《证券日报》2023年7月的一篇报导指出,彼时最先进的EUV光刻机,有超过45万个零件,零件数量是一辆F1赛车的20倍以上,制造难度超乎想像。“全球光刻机市场几乎被荷兰的阿斯麦(ASML)、日本的佳能和尼康垄断,其中ASML更是独占高端极紫外光刻机(EUV)的市场份额。随著这些国家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获取高端光刻机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也因此,从三年前的那个5月29日起,不少网民就翘首盼望林教授许下的这个“三年之约”能落地成真。如果真的能在那之后的3年里实现光刻机的国产化,那对于中国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可说是有著里程碑式和史诗级的意义啊! 这期间知乎上一些“匿名使用者”的回答,像是“且听龙吟”“2023年底不量产提头来见”等,更是给予了外界对于林教授兑现预言的信心,以及无限憧憬与想像的空间。 盼望著,盼望著,光刻机国产化的脚步真的近了吗?到昨天也就是2024年5月29日,三年已经过去。只不过,大家迎来的却不是“中国已自己掌握这个技术”“ASML退出世界光刻机市场”这些振奋人心的大消息,而是众多大V与网民的追问:“三年过去了,我们的光刻机呢?” 有人斥责这些追问的大V与线民不懂得“审题”——人家林教授三年前是在引用ASML首席执行官的话。对于这一点,头条大V“Jim博士”恰好在前天有一篇题为《深度调查:林毅夫“光刻机三年之约”是谣言吗?》的文章,若有兴趣不妨一读,读罢或许您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 还有人说,人家林教授三年前说的是“大概三年以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那时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换言之“大概三年”也不非得是正好三年,“可能退出”也不就是一定会退出,所以林教授说得也没啥毛病呀。您瞧,这不就和老丁上文所说的那份“严谨”对上了吗? 说到林教授的这个“光刻机三年之约”,或许您还会回想起,2013年9月29日,中国中科院院士黄维亦曾放出豪言,“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在去年9月29日这个“十年之约”到站的时候,不少人也在追问黄院士:说好的“成为常态”、“家常便饭”,都去哪儿了呢? 是啊,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可能在风中飘荡了。 文章来源:上报
华为Mate 60 Pro搭载的麒麟9000S处理器将公众视线聚焦到了国产芯片制造之上。 跑分软件读取的数据、第三方拆解报告等诸多线索交叉显示,麒麟9000S是一颗7nm工艺芯片,它的产地清楚的标注这中国大陆,然而专用于生产7nm芯片的EUV早就于2019年对中国出口管制,中国的芯片代工企业只能获取到193nm光源的DUV光刻机,且这个出口管制的口子仍在不断收紧。日前,荷兰光刻机制造商ASML确认,到2024年将无法向中国客户交付DUV光刻机。 问题来了,这颗7nm芯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7nm工艺麒麟9000S的出现,大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国产EUV光刻机实现突破,另一种是芯片制造商在DUV上,采用了特殊“魔法”,变相生产出了7nm工艺芯片。 从客观情况来看,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前一种,这一点在《中国芯片,只缺光刻机?》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过,我们不单纯是缺光刻机,也包括它的配套,基础研究等突破,且即便EUV光刻机完成研发,到用于商用芯片的大规模量产,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本篇文章,我们将着重聚焦讲解用来生产28nm芯片DUV光刻机,为什么能够生产7nm芯片?以及顺便聊一聊为什么又说7nm,28nm这些工艺节点的命名是一个文字游戏。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先从铺垫一下芯片制造相关的知识点,包括光刻原理、光刻流程。 01 重识光刻 用193nm的DUV(深紫外)光刻机,覆盖的是28nm及以上工艺节点,用DUV制造7nm工艺的芯片,这听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商用的DUV光刻机光源的最短波长为193nm,与7nm有28倍的差距,看似无法突破,但业界确实用DUV制造出了7nm芯片,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光刻的基本原理,红色为光刻胶,黄色为金属层,灰色为晶圆(衬底),图3上方为掩膜版(网络图片)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光刻机的原理和芯片生产的光刻流程。光刻的原理跟传统胶片电影放映有点相似,放映电影是把图案从电影胶片透射到银幕上,而光刻则是将图案从掩膜版透射到晶圆表面,从而在晶圆表面上加工出特定的图案和线条(如上图)。 具体来说,首先是制作光刻所需的掩膜版,这相当于胶片。这需要将芯片版图用金属铬刻蚀到一种特殊的玻璃上,做出掩膜版。然后用紫外光透过掩膜版照射到下方的晶圆上。 掩膜版上的图案(也就是镀铬的部分)遮挡了一部分光线,而没有被遮挡的图案可以将光线透过去,这样电路图案就转移到了晶圆表面。而晶圆表面预先涂覆了光刻胶,被照射到的光刻胶发生化学反应,被化学溶液腐蚀清洗掉,露出了下方的晶圆,能被后续的工序刻蚀掉,从而在晶圆上加工出对应的图案和线条。 这样就可以一层一层加工出晶体管、金属互连线等芯片结构。 为了加工更小尺寸的晶体管,需要缩短紫外光的波长,这样照射在光刻胶上加工出来的线条才会更精细。 早期的紫外光的波长为436nm的g线,能加工工艺尺寸500nm以上的晶体管。随着晶体管尺寸继续缩小,光刻机上的紫外光源的波长缩短到了405nm的g线和365nm的i线。当晶体管工艺尺寸缩小到了250nm以下,对应需要紫外光源的波长缩短到248nm和193nm,也就是深紫外光(DUV)的范围。 02 “7nm”的文字游戏 其次要和大家强调一下,芯片制造商工艺节点的概念,也就是7nm、14nm、28nm等等,是晶圆制造厂为了标识芯片加工技术所起的一个名字或者规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艺节点是芯片厂能实现的晶体管栅极最小长度(线宽),简称栅长。但是现在的7nm工艺节点不真正等于数学上的7nm,在7nm工艺芯片上的每个晶体管尺寸都远大于7nm,“7nm”只是一个“标签”。 7nm之所沦为一个标签,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半导体制造商制定的命名规范。 按照摩尔定律和登纳德缩小规则,每过一代栅长就缩小为上一代的70%,如果上一代晶体管的栅长是1微米,那么下一代是0.7微米,这样每个晶体管的面积刚好减半,或者让元件数量翻倍。 到了2005年,半导体制造厂发现,栅长无法按照每代减小为70%的节奏继续缩短,因为栅长越短,漏电流就越大,芯片过热问题就越严重。可是业界已经习惯了每次升级就乘以0.7的做法,于是半导体制造商不管下一代的栅长是否能缩小为70%,就直接将上一代工艺节点乘以0.7作为新的工艺节点,所以我们有了32nm、22nm、14nm、10nm、7nm等工艺节点名称。 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CPP=57nm,MMP=40nm(网络图片) 既然工艺节点无法真实地反映晶体管尺寸,那么业界用什么尺寸来表示晶体管大小呢?实际上,业界会用工艺栅间距(CPP)和金属间距(MMP)用两个尺寸来共同表示(如上图),它们相当于一个长方形的长和宽,二者的乘积决定了晶体管的面积。例如,台积电的7nm工艺栅间距(CPP)等于57nm,金属间距(MMP)是40nm。三星也差不多,这两个数据分别是54nm和36nm,都远远大于半导体制造厂所标称的7nm。 主要芯片制造商在不同节点上,对应的晶体管密度,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10nm节点,对应每平方毫米上的晶体管数量分别为106万、53万和52万。 过去英特尔比较实在,习惯用沟道长度(比栅长小)来定义节点,有说法是为了紧扣摩尔定律,不论原因如何,命名上总比竞争对手们吃亏。 网络图片 比如,英特尔的10nm,晶体管密度比台积电和三星的7nm还要多(如上图),但从营销的逻辑来说,别人都说7nm,英特尔说自己是10nm,吃了个“没文化”的亏,所以后来英特尔也跟着对手们,改用intel 4、intel 3这样的节点命名方式。 上面阐释的这些,只是想告诉你,节点的命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7nm工艺对应的最小金属间距在36nm-40nm左右。 有了这个认知,我们就可以来讲讲前面提到的193nm DUV光刻机,和要制造的7nm芯片之间的关系。或者这样说,DUV生产7nm芯片,实际上是利用193nm光源的光刻机,生产金属间距36nm-40nm的芯片。 193nm光源,和36nm的金属间距中间,差5倍左右,如何跨越这个差距?这里就不得不提DUV干式光刻机到DUV浸没式光刻机的迭代了。 DUV光刻机的光源波长虽然为193nm,但是光在水中会发生折射,波长则会缩短。193nm的紫外光在水中的折射率为1.44,波长为134nm。根据这一原理,林本坚在1987年提出了浸没式光刻,即在晶圆表面和透镜之间增加一层超纯水,让紫外光折射,从而将波长降低为134nm,2003年荷兰的ASML基于这项研究,第一个实现了浸没式光刻机。 从DUV干式光刻机到DUV浸没式光刻机,从193nm光源波长到134nm波长的紫外光,这与36nm的金属间距的差距再度缩小至4倍。 03 多重曝光搞定“最后一公里” 浸没式光刻机的出现,再次缩小了和“7nm”工艺的差距,但行业仍无法直接用这种光刻机加工出大家口中的“7nm”芯片,如果芯片制造商真要制造传闻的7nm麒麟9000S,双重曝光和多重曝光必不可少。 为了解释双重曝光技术,让我们举一个照相的例子。假设你是一个摄影师,要拍摄一幅运动会队列的照片,这个队列只有20个人,按照2米的间距站开,显得非常稀疏,怎么拍出40个人的感觉?你有一种解决方案,先拍完第一张,然后再让每个人平移1米,拍出另一张,随后通过软件,将两张照片合成在一起。 双重曝光技术也可以如法炮制。使用一组掩膜版,加工出间隔134nm的线条,再使用另外一组掩膜版,平移一段距离加工出另外一组间隔134nm的线条,二者组合起来,就有了间隔67nm的线条,这距离36nm又前进了一步。从22/20nm开始,业界开始导入双重曝光技术。 为了实现双重曝光技术,业界开发出了LELE法(光刻-刻蚀-光刻-刻蚀),它需要涂两次光刻胶,曝光两次,第一次曝光在硬掩膜上复制图形,第二次曝光在光刻胶上复制出最小线宽图案。但是由于使用两次曝光设备,大大推高了制造成本,花费的时间也更久。要知道光刻占整个制造时间的50%左右,增加一倍的曝光会大大延长整个制造时间。 为此,业界又开发出了效率更高的自对准双重图形化法(SAPD),这种方法将两次涂光刻胶减少到了一次,它利用化学气相沉积(CVD)技术将氧化硅沉积在第一次涂的光刻胶周围,自然地形成了对准后的加工位置,从而能实现第二次图形加工。 有了这些技术,双重曝光就能加工出67nm的金属间距,不过这距离36nm还差了两倍,怎么去突破最后的这2倍的差距? 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再做一次双重曝光,总共做四重曝光,就能再一次将67nm减半,加工出最小34nm的线条,刚好符合加工7nm所需的36nm的金属间距。 不过这个方法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曝光时间是单重曝光的4倍,需要制备更多的掩膜版,每次曝光都需要更多的配套工序(光刻胶涂覆、软烘烤、对准、显影、甩干、硬烘烤、图形检测等),所需的全部制造工序从几百道增加到上千道,大大增大了制造的时间成本和物力成本。此外,曝光时间的增加会使镜头发热增大,温度升高又会导致镜头光路变形,套刻精度更难以控制,与之匹配的薄膜和刻蚀工艺难度也大大增加。还有,以上的计算没有考虑数值孔径(NA)对光刻精度的影响(这部分不涉及多重曝光的理解,故本文不对套刻精度、数值孔径详细展开)。为了提高数值孔径,还需要把镜头做得更大。 基于多重曝光技术,台积电于2016年6月开始用DUV生产7nm芯片(N7),三星则于2018年开始用DUV量产7nm芯片(7LPP)。至此,用DUV实现7nm工艺才成为现实。 一句话总结,虽然可以通过多重曝光的手段,利用193nm光源的DUV,生产7nm芯片,但时间、材料、人力成本都会大大增加,且由于工序极大的增加,良率也会受到影响。 作为对比,EUV的波长只有13.5nm,一次曝光就能做出7nm芯片,只不过EUV吊足了晶圆厂的胃口,直到2020年才正式在5nm工艺上使用。在此之前GlobalFoundry失去了耐心,宣布由于高昂的成本停止7nm技术的开发。 04 DUV能突破5nm工艺吗?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除了多重曝光技术,用DUV加工7nm工艺还需要很多技术的配合才能实现,包括相位移模板(PSM)、离轴光照、光学临近校正(OPC)、优化光圈和光刻图形(SMO)等,这几项技术催生了一门新的子学科:计算光刻。它所需的庞大数据使得英伟达的GPU芯片也成为了计算所需的工具,其推出cuLitho软件加速库,宣称可以将计算光刻的用时提速40倍。 之所以需要计算光刻,是因为当掩膜版上的线条变得很小时,紫外光通过掩膜版时会产生偏差,让光刻图形畸变。为此研究人员想到了一个方法,预先计算出掩膜版上可能的畸变,从而逆向地设计光刻所需的掩膜版的最佳形状,提前抵消这些畸变,这叫做逆向光刻计算,而这需要非常庞大的计算量,普通的计算机根本无力承担,研究人员不得不使用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又将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算法应用到计算光刻上来。新一代的卷积人工神经网络被应用于光刻工艺模型、掩模优化、SEM数据处理等方面,而训练数据又需要庞大的GPU芯片组。除了器件层面的优化,研究人员甚至还将电路设计中要考虑的因素也融入到器件制造中来,在电路设计阶段就考虑对制造和光刻的影响,这叫做DTCO(设计与工艺技术协同优化),而这又需要EDA厂商升级算法和软件。 可以说,为了让DUV能制造出7nm工艺芯片,业界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下一步如果继续采用DUV制造5nm工艺芯片,四重曝光也不够了,需要6-8重曝光,以及更多的掩膜版,更长的光刻时间,更高的物力成本,这已成为不堪忍受之重。所以5nm芯片出来时,刚好EUV光刻机也准备好了,才将业界从繁琐的多重曝光下解脱出来,而7nm工艺也成为目前业界使用DUV制造出来的最后一代工艺。 关于作者: 《芯片简史》 作者:汪波 2023出版 ,*作者汪波博士是芯片研究专家,科普作家,在华为公司、法国里昂纳米国家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有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经验,著有《芯片简史》、《时间之问》和《时间之问·少年版》,其中《芯片简史》入选2023年“南国书香节”十大好书榜,探照灯好书、第三期“新发现·科普书单”、百道网2023上半年影响力图书、中国传媒出版商报2023二季度影响力书单。 (全文转自36氪,原文已被删除)
今年的中国两会上,曾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宠儿的互联网行业,多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纷纷落榜两会代表名单。其中包括曾担任了两届、共10年人大代表的腾讯CEO马化腾,百度CEO李彦宏,联想CEO杨元庆、网易CEO丁磊、京东董事会主席刘强东、搜狗CEO王小川以及批评中国金融监管而被软封杀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是来自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电动车领域的执行长及工程师。晶片制造商华虹半导体董事长张素心和电动车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都是首次成为人大代表。在中共官场不成文的规则中,两会代表反应出中共当下对各行业的重视程度,互联网一飞冲天的时代已经过去,电动车看似才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如今中国当局已经宣布停止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另一方面西方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严重依赖芯片的电动车行业仿佛已经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到来。 2022年12月31日,根据中国财政部、工信部等部门2021年底公布的通知,国补政策正式终止,该日之后上牌的车辆不再给予补贴,这标志着“插电混合动力车4800元/辆、纯电动车12600元/辆”、实行13年的国家财政补贴正式退场。 中国从2015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产地和市场,不少崛起的新能源车企,在进军国际化市场时,野心勃勃。 但补贴也伴随着争议,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补贴行为的反对,造成贸易争端;再比如,2016年多家车企陷入“骗补”风波。 往前看,逐步告别“补贴时代”,意味着这个行业将从政策驱动,切换为市场驱动。而中国的新型车企们没钱了,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施加的芯片禁令势必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雪上加霜。被政府大力扶植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在夹缝中求生,破产或是像芯片企业大片烂尾的情况已经不难想象。 2022年7月,曾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明星的长江汽车正式破产,曝光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内幕。在政府巨额补贴的诱惑下,长江汽车等并无相关背景的参与者都涌入该行业,抢资质、炒作圈钱、骗补贴,最后无法持续、债务缠身。 长江汽车的前身是杭州长江客车有限公司,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获得了国家特批客车定点生产企业,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家公司一度濒临破产,直到2013年才被五龙集团注资进行重组,成立了长江汽车,创始人曹忠看重正是这家公司的“双资质”。 所谓“双资质”就是企业同时拥有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资质,连小鹏、蔚来、理想在当时都没能获得“双资质”,可见其稀有程度。因此,华人首富李嘉诚不惜以51亿资金入股五龙集团,为长江汽车站台,就连沃尔沃中国CEO也选择跳槽,加入到了这家新成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声称打造亚洲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工厂,长江汽车一时间风头无量。在两年多时间里,于中国各地开设生产基地,包括杭州、广东佛山、云南昆明、贵州、山东烟台等地,而且在美国也建了生产基地,累计年产能60万辆。其中与佛山市政府的投资协议,涉及金额高达120亿元人民币。 2016年,长江汽车公布了四款车型,包括纯电小型SUV,纯电商务车、大巴和中巴客车。但其SUV乘用车,直到破产都没能批量生产;而花费了九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商务车,在2016年到2018年间上牌量只有三千多辆,与此同时,长江汽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跑马圈地”,大肆修建造车工厂和研发基地。 长江汽车也没有躲过纸上造车的市场质疑。雷声大、雨点小的公司经营方针将这家公司带入了毁灭的深渊,早在2016年,李嘉诚就不断减持自己在五龙集团的股份,并于2019年在香港法院申请曹忠破产,要求他偿还11.9亿港元的借债。 造车不重要 骗钱最重要 曾在中共最高经济管理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工作的曹忠,被外界猜测他凭借关系才能第一个拿到新能源车资质的非传统车企。曹忠自己也称,他在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时,根本不懂汽车。 除了曹忠,当时一窝蜂涌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还有另外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零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他也曾自曝,“2015年我刚想做汽车的时候,真不知道汽车有哪些专业,我去招人,要招哪些人,都是一抹黑。” 在中国,想靠造新能源车来翻身的外行例子,还有欠债数千亿美元的中国房地产巨头中国恒大,也涉入新能源汽车行业,前几天还传出恒大汽车可能要出售的消息;影视视频平台乐视也仍在造车,但缺乏量产需要的资金,乐视自己的运营也正面临困难。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引述一名前员工的话说,“长江汽车,一开始就是奔着政府补贴去的。” 第一财经引述两名长江汽车前员工表示,长江汽车在2016年投产的“年产能10万辆”的生产线,投产以来生产的车辆只有2000~3000辆,其中不少车卖给了其旗下子公司或租赁公司,“左手换右手”,骗取国家巨额补贴。 2016年,中国当局对全行业93家新能源车企补贴情况进行排查,发现其中有多达72家骗取补贴,骗补车辆近8万辆,涉及金额近93亿元,平均每个企业骗补超过1.3亿元,每辆车平均骗补11.6万元。 除了直接补贴,当局还推出税收优惠以推广新能源车。仅仅免征10%的购置税,购买一辆20多万元的电动车,即可节省2~3万元。 网易发文说,仅2015~2017两年间,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总额就超过3000亿元,而其全产业链的累计投资,也已超过2万亿元。 截至2019年3月,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平台上注册的新能源整车企业,多达635家,但至今没有倒下的屈指可数。如今政府取消补贴,新能源汽车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却依然被“卡脖子” 补贴计划不仅带动国内经济发展,更让中国电动汽车走向国际市场。资料显示,在欧洲,每10台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台来自中国;2022年前11个月,中国汽车出口278万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出口59.3万辆,同比增长1倍。 不过对于蔚来等进军欧洲大获成功的车企来说,现在却高兴不起来。美国不断加码的芯片禁令,可能使它们在与西方同行们竞争时处于劣势。 2022年8月,美国对向中国出口的英伟达A100和H100等人工智能芯片出台“限芯令”。这两款芯片虽然不直接用在电动车上,但却对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人工智能(AI)算法的训练至关重要。 蔚来、小鹏(XPeng)、理想(Li Auto)等主要中国电动车厂都在使用上述芯片训练算法。其中蔚来是最早宣布与英伟达A100合作的车企之一。2021年底,蔚来宣布将利用英伟达A100打造的超级计算机训练自动驾驶。 仅两个月后,美国进一步加强对芯片出口的管制,其中禁止向中国销售18纳米及以下的DRAM芯片、28层及以上的NAND闪存芯片、14纳米及以下FinFET工艺的逻辑芯片生产工具。 2023年新年过后,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发起的限制进一步升级。 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日本及荷兰三国高层1月27日在华盛顿就半导体议题达成协议,日本和荷兰将施行美国政府要求并已启动的部分对华出口半导体设备的管制。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ASML)可能已经同意不会向中国出售制造成熟制程晶片的光刻机DUV,预计造成中国自主制造晶片的脚步减速。这也表示将扩大目前已经禁止运往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的范围和类别,从晶片延申到生产晶片的设备。有分析说,此举会深深打击到中国中芯国际及华虹半导体等半导体公司。 作为制造半导体晶片的关键设备,光刻机一般分为三种,即最早的UV(紫外线光刻机),和后来的DUV(深紫外线光刻机)以及EUV(极紫外线光刻机),其中EUV用于7奈米及以下先进晶片制造工艺。BBC援引分析称,之前EUV机的限制卖给中企已影响到中国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发展,DUV设备的禁止将再限制成熟制程的产出。 2023年3月8日,荷兰政府表示,加入美国遏制芯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以保护国家安全。 路透社说,这一宣布标志着半导体行业的创新领导者荷兰人首次采取具体行动,采用华盛顿敦促的规则来阻碍中国的芯片制造行业,以减缓中国的军事发展。 消息一出,引发北京当局的强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这些限制举措违反了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原则。 一方面是未来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随时面临美国的彻底断供,中国车企们纷纷选择自研芯片,蔚来和小鹏都建立了数百人的芯片研发团队。 然而即便有了芯片设计能力,电动车企还是可能受制于中国整体芯片产业的局限性——比如,在设计环节所必备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该领域三家垄断巨头都是美国企业;制造环节的核心光刻机方面,中国也没有独立制造能力,而主要光刻机企业都受美国禁令的钳制。
外媒报道,中国曾多次要求荷兰批准出口生产先进晶片必须的光刻机,不过因为美国政府阻挠,而一直未能成事。 中国一直希望自主研发及生产先进晶片,自给自足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但始终难有突破,主要原因之一,是无法取得制造先进晶片必须的“极紫外光微影系统”光刻机。这种约180吨重,售价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光刻机,是由荷兰阿斯麦公司全球独家生产。 《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一直向荷兰政府施压,要求容许阿斯麦公司向中国出口光刻机设备,中国驻荷兰前大使徐宏更曾公开表示,荷方禁止光刻机出口予中国,会损害中荷贸易关系。 但报道指,因为美国政府的阻挠,荷兰至今未答应中方要求。报道引述美方官员透露,早于2019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方就曾向荷方人员表明,作为盟友的荷兰,不应把光刻机卖给中国,更指出光刻机需要美国的零件才能运作,而美国有权限制相关零件出口到荷兰。 拜登上台后亦延续特朗普的方针,把光刻机视为极具战略价值的设备。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继续要求荷方限制光刻机出口。 科研专家指出,中国的晶片制造技术落后阿斯麦公司至少十年,缺乏这部光刻机,中国不可能在晶片方面达致自给自足。
上月底,1979年从金门马山游泳到对岸发展的中国经济“国师”林毅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荷兰阿斯麦尔(ASML)现在若不卖光刻机(曝光机)给中国,3年之后,中国就可以掌握光刻机技术了,ASML就惨了,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向来有很强的竞争力,又好又便宜。林毅夫说他是转述ASML执行长韦尼克(Wennink)的话。 韦尼克真的这么说了吗? 台湾称ASML为艾司摩尔,它不仅是世界第一,同业的日本尼康 (Nikon)、佳能(Canon)在“深紫外光刻机”(DUV, Deep Ultra-violate)总市占率远远落后它,甚至到了14奈米以下制程,进入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EUV, Extreme Ultra-violate)市场,称ASML为世界唯一也不为过,因为别人都做不出来EUV。 光刻机是晶片(Chip)制程中最重要的制造设备,ASML因而关键。 荷兰政府禁止ASML卖EUV给中国,背后当然是美国,因为美国发起针对中国科技战最强大的武器,非晶片莫属,策略也很简单,就是让你:“自己造不出,向外买不到”。 简单,却很有效,被称为“掐住中国的脖子”了。若不能解决这一“掐”,中国的崛起势头,不但已经减速,未来甚至可能总体国力与美国的差距被拉大,一直拉大到再也威胁不了美国的老大地位,像前苏联变成现在的俄罗斯。这应该也就是美国的战略目标。 向外买不到?手段是把禁止买到的中国公司,都列入黑名单,“敕令”主要晶片生产国的公司,有钱也不准赚,等于斩断中国公司的货源,这招够狠。譬如台积电不准卖给海思-华为旗下的晶片设计公司,于是华为的手机无“芯”可用-中国称晶片为芯片-也就没货可出,从2020第二季世界销量第一的宝座重重摔下来,一路跌到五名外,连副品牌荣耀都卖掉了。 美国的长臂管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主要的晶片生产国-欧、日、韩、台,甚至包括中国自己-的晶片制造公司,都使用美国厂商所制造的晶片生产设备,“你若敢卖给黑名单上的客户,就断供你的设备”-又是斩断货源这一招。 所以,中国向外买不到、自己造不出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晶片的制造设备。 也因此,中国要挣脱被掐的脖子,设法自己造出晶片-而且质与量都要能满足所需,就必需先造出能制造晶片的设备。 晶片制造分为前段的“晶圆制造”与后段的“封装测试”,涉及的设备很多样,中国大陆原先封装测试实力不弱,产能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主要有江苏长电、华天科技等公司。晶圆制造则较弱,主要就是被强力制裁的中芯国际(SMIC)还有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有台湾半导体业界的梁孟松、蒋尚义先后加入,此二人都曾在台积电任职。 蒋尚义将要加入中芯国际担任副董的消息去年底传出后,共同执行长梁孟松自导自演了一出愤而辞职的风波,当时梁孟松公开的辞职信中特别提及“只要光刻机一到…”,按梁孟松的说法,中芯应该是已经订了一座EUV,但一直没到货。梁孟松信中明示,没有EUV,制程就无法向5奈米攻关,虽然就这件事本身,有不同看法,但也算间接证明了光刻机的关键性。某个角度来说,光刻机就是中国在半导体领域被掐住的脖子。 光刻机很重要,所以ASML很重要,重要到林毅夫也以它为题发表言论。 中芯高层当然也知道,延揽蒋尚义的目的,就是舍弃攻关高端制程,改走另一条技术路线,包括先进封装与小晶片技术(Chiplet),来提升总体功效。不过,这有点像制造一辆高级汽车,因为实在买不到最先进的引擎,就想法在传动系统、板金材料、甚至影音内装等方面下手,想办法在整体效能上,接近竞争对手的车型。 换言之,蒋尚义能做的也有限度,中国要发展自给自足、以矽材料为基础、且与世界先进技术平起平坐的晶片制造产业,仍然绕不开自制光刻机这个坎。 要多久才能造出来? ASML的执行长韦尼克(Wennink)四月份接连接受路透社、彭博社、Politico等媒体表达他对于美国禁止他们卖产品给中国的不满,他忧虑:“如果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就会逼他们落实‘科技主权’…被逼急后不出15年光景,他们就能什么都自己做,就不会再依赖欧洲供应商市场”。 中国15年内可以研发出光刻机?是指较成熟的DUV或最先进的 EUV?或二者同时?韦尼克没明说。根据 SIA与BCG的研究报告第30页,EUV有100,000个零件,来自美国、英国、西欧、日本等主要几个区域或国家的 5,000家供应商。换言之,荷兰的AMSL是总其成的最终系统商,这是一项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赖的典范。就这项产品而言,美国确实已经成功揪集了一个“反中联盟”。 反之,就光刻机而言,中国要以一国之力,不只要对抗ASML一家,而是要一一发展出足以取代其背后那5,000家厂商各自拥有的独门绝活-先不谈是否能合法绕开技术专利。 面对此一处境,中国人可能会又有些悲情愁绪-怎么“八国联军”又来了?这回“船坚炮利”在半导体产业。 如此看来,不论DUV或EUV,中国要在15年内独立发展出“国产”光刻机,真不太容易,因为人家也不是站在那儿等你来追。林毅夫说3年,有些夸张。 (※作者为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选人,全文转自上报)
引 “起步很晚”成了最好的理由 中国芯片落后的现状,导致今天只能看人脸色。 每年80%以上的芯片靠进口,2019年超过2万亿。 这么大的进口量,还被人牵着鼻子走。 很多人习惯性叹息:先忍几年吧,谁怪我们一穷二白起步晚呢。 可中国芯片技术发展真的晚吗? 其实中国1956年就开始规划,比日本还要早上两年。 明明是管理水平的问题,也要归结为“起步晚”。 明明是有些人中饱私囊,也要归结为“起步晚”。 明明是体制不顺的问题,也要归结为“起步晚”。 明明是上下其手欺骗国家,也要归结为“起步晚”。 “起步晚”成了很多失败者理直气壮的借口, 同样也成了很多骗子的“挡箭牌”。 是的,我们在很多领域是一穷二白,起步很晚。 但很多领域,我们的起步并不晚。 01 半导体科学 曾经的荣耀和骄傲 半导体起了个大早,今天都没能赶个晚集。 ▲1956年,在我国 “十二年”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半导体科学技术被列为当时国家新技术四大紧急措施之一。 ▲1960年,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开启了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之路。 ▲1958年,即在中科院拉出中国第一根硅单晶——我们今天所说的硅晶圆,就是在硅单晶棒基础上切片得到的。 ▲17年后,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 然而,这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最后的辉煌。 今天的半导体科学技术,中国没有任何话语权。 02 集成电路 本可以领先台积电 就算中间发展停滞,但80年代仍然还有机会。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和台湾有两家跟集成电路相关的企业先后成立。 一家是从中科院计算所起步,成立于1984年的联想,从代理电脑销售开始,最后成长为PC生产商和供应商。 而比联想晚三年成立的台积电,是全球第一家集成电路制造服务企业,目前是市场占有率超过50%,也是全球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晶圆代工企业。 两家公司创始人对比也很有意思。 机械系出身的张忠谋,看准了半导体产业发展壮大并细分的趋势,开创了半导体代工行业,随后在半导体工艺制程方面一直引领着产业发展。 而在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计算机技术研究的机构工作,柳传志本来离芯片更近,但他选择了“贸工技”的发展路线。 本来在集成电路上可以一争雄长,但我们选择了放弃。 今天的台积电,成为全球顶尖级明星企业。 03 光刻机大败局 值得重新思考 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其精度决定了芯片性能的上限。 但中国光刻机的起步晚吗? ▲1965年,中国便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 要知道,后来称霸光刻机界的荷兰ASML公司这时还没有成立。 ▲1977年,GK-3半自动光刻机诞生。 ▲1980年,清华大学研制出第四代分布式投影光刻机,精度高达3微米,已经接近国际主流水平,仅次于美国。 ▲1982年,科学院109厂研制的KHA-75-1光刻机在当时的水平均不低,最保守估计跟当时最先进的canon相比最多也就不到4年,而且从jkg系列至今仍在销售的情况来看,都具有不错的使用价值。 ▲1985年,机电部45所研制出了分步光刻机样机,通过电子部技术鉴定,认为达到美国4800DSW的水平。中国在分步光刻机上与国外的差距不超过7年(美国是1978年)。 但随后中国光刻机技术遭遇“滑铁卢”: 在“十二五”科技成就展览上,中国生产的最好的光刻机,加工精度是90纳米。 这相当于2004年上市的奔腾四CPU的水准,而国外已经做到了十几纳米。 光刻机大败局?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04 航空发动机 至今让人揪心 航天发动机与光刻机一样,都代表了人类科技发展的顶级水平。 它们都属于后工业化时代的综合产物,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中国航空发动机的起步并不比别人晚。 当美国普惠上世纪50年代推出世界上首台涡扇发动机时,中国不甘落后奋起直追。 1963年启动的涡扇5项目以及1964年启动的涡扇6项目,让人为之兴奋。 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十年,这两个项目相继失败,停止研制。 不久后的涡扇9,则是历经30年时间才通过国产化工程技术鉴定,获准投入批量生产。 此后,中国航天发动机与美国的差距,便定格在了30年。 与航空发动机霸主美国相比,F-35采用的普惠F-135系列发动机,其运行寿命便达到8000小时,是我国太行发动机的4倍以上。 而在民用航空发动机领域,中国至今没有一款可以装机的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因为发动机涉及军事战争领域,更加让人揪心。 那航天发动机喷射出来的火焰虽然像极光一样美丽,但对于很多了解真相的人来说却是颤抖的心跳。 05 中国大飞机 航空人永远的痛 空客和波音,现在主宰全世界的航空产业。 中国每年购买大飞机,要么被波音宰,要么被空客宰。 其实,我国在大飞机制造领域的起步并不晚。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一项代号为708的工程——制造大型喷气客机,该型被命名为“运10”,并于80年代初上天。 “运10”飞行最远航程8600公里,最大时速93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高飞行升限超过11000米。 最值得称道的是,该机还在被称为“死亡航线”的西藏连续7次试飞,均获得成功,使“运10”成为中国第一架按英美适航条例设计的国产飞机。 “运10”是国产大飞机之梦的起点,是中国飞机设计首次从10吨级向百吨级冲刺。 “运10″设计的飞行时间大部分在高亚音速区域,而当时只有前苏联的”图104″、欧洲英国的”三叉戟”和美国的波音飞机能达到这个速度。 中国也由此成为继美、苏和欧盟之后第四个能自己造出100吨级飞机的国家。 由于多方面原因,耗资5.377亿人民币的”运10″项目下马,仅比欧洲空客晚两年起步的中国大飞机制造业,自此举步不前。 06 操作系统 我们仍然被人拿住命根 PC端的出现造就了微软的成功,移动互联网则成就了安卓世界和苹果帝国。 它们的成功,离不开各自独特的操作系统生态。 中国想要构建一个操作系统的生态圈,近乎没有任何机会: PC端被Windows牢牢掌控,移动手机端则被安卓和苹果霸占。 而国内的操作系统多为以Linux为基础进行的二次开发,在全球范围内所占份额不足1%。 我们所看到的中国IT行业繁茂景象,并不能就此缩小这种技术差距。 中国手机厂商免费利用安卓的代价,是随时可能被谷歌“断粮”。 如果Windows系统被禁用,国内是否有能作为“备用”的成熟操作系统使用? 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国产操作系统对于国内诸多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惜的是,国产操作系统喊了多年口号,依旧没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态圈。 我们在21世纪初便在研发红旗Linux,可惜直到今天仍然受制于人。 我们缺少操作系统生态的“根”,表面的繁茂随时可能凋零。 07 很多时候 并不是起步晚的问题 从半导体到操作系统,从发动机到大飞机,中国起步都不晚,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起步晚”并非全部真相,更多的真相是: 对原创的不尊重: 借用计算机术语来说,即“别人一开源,我们就自主”。对原创力量不认可,对知识产权不尊重,在乎的永远都是商业变现。 对科研人员的不重视: 科研人员的收入普遍不高,不仅仅是比不上流量明星,很多时候是“造原子弹不如做茶叶蛋”。 我们没有保护好这些人,又谈何科技进步,弯道超车。 市场短视,缺乏长期主义: 大多数高科技研究都不是短期行为,需要强大的心力和时间的沉淀,如果看到的都是短期效益和变现能力,缺少长期主义的心态,买不如借,借不如租。 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管理体制内的职责不清晰、赏罚不分明,在需要有人“背锅”时,没有人敢真正承担责任。 半计划半市场的畸形: 改革不彻底,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导致市场不公的恶性循环。 不合理的补贴制度: 有些事情的确是需要国家层面支持的。 但现在国家对产业的扶持和补贴成为一种人际关系的交易物和公关资源,导致真正做实事的人很难拿到补贴,而钻漏洞者却赚得盆满钵满。 该补贴的不补贴,不该补贴的乱补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