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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政府9月6日表示,將擴大對荷蘭晶元設備製造商阿斯麥(ASML)的1970i和1980i 深紫外(DUV)浸沒式光刻機的出口限制,使其同去年美國單方面發布的出口限制相一致。中方對此表示「不滿」。 據路透社報導,中國商務部9月8日發布聲明,針對荷蘭政府擴大對光刻機出口管制的決定「表示不滿」,指責美國「脅迫個別國家」加嚴管制。 中共一直批評華盛頓向荷蘭和日本等盟國施壓,要求它們加入針對中共獲取尖端晶元及晶元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還說,荷蘭方面不應濫用出口管制措施,應避免有關措施阻礙兩國半導體行業正常合作和發展,並應切實維護「中荷企業和雙方共同利益」。 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導,荷蘭貿易部長雷內特•克萊弗(Reinette Klever.)表示這是 「為了我們的安全」,「荷蘭在這一領域擁有獨特的領先地位。這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某些責任。荷蘭半導體產業需要知道自己可以期待什麼。我們以謹慎和有針對性的方式行事,以盡量減少對全球貿易流和價值鏈的干擾,」克萊弗說。 阿斯麥已經在官網表示,荷蘭政府公布的出口新規9月7日開始生效,根據更新後的許可要求,並據美國出口管理條例,ASML需要向荷蘭政府而非美國政府申請出口許可。該公司強調這只是」技術上的變化「,「不會對我們2024年的財務前景或長期設想產生影響」。 阿斯麥已警告中國客戶,從2024年起不預期再交付這些設備。 路透社報道稱,在荷蘭宣布新決定的前一天,美國公布更新出口規則,收緊對量子計算和半導體製造設備等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荷蘭更新的相關條款中採用了美國的措辭。 美國商務部在一份聲明中說:「隨著具有軍事應用的關鍵技術不斷湧現和發展,對其動向進行監管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加,以確保這些品項不被用於違反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老丁。 對於林毅夫教授這位國內知名的經濟學者,有人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如果說在國際物理學界有一個理論叫「薛丁格的貓」,那在(中國)國內經濟學界則有一個「林毅夫的五年」。 這話是怎麼說的呢?根據媒體的報導,林教授曾在不只一個時間點,預言中國會在「五年後」進入、躋身高收入國家。然而,伴隨著五年復五年,林教授美好的預言也不斷在跳票、逾期。 網路圖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相約五年」的預言中,林教授多次用到「可能」「相信將進入」等留有餘地的字眼。您就說,這是否可以理解成某種「嚴謹」呢?倘若是,下文中您將還會再見到。 除此之外,林教授還曾幾十年如一日地擲出豪言,中國會在2030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不過,老丁今天既不準備論證這個「五年」,也不想深究這個「2030年」,要說近期不少網民最關注的,還屬林教授的「光刻機(台灣稱曝光機)三年之約」。 網路圖片 這話又是怎麼說的呢?當把時間撥回到2021年5月29日,觀察者網、《環球時報》、財聯社等國內媒體,不約而同都報導了這麼一則消息: 「在2021年中國企業未來發展論壇上,林毅夫表示ASML首席執行官擔心不把光刻機賣給中國,大概三年以後中國就會自己掌握這個技術。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只要中國掌握這個技術,中國的生產成本會比國際上便宜,那時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機市場。」 資料顯示,光刻機是一種利用光學原理將電路圖案轉移到矽片上的設備,相當於晶片製造的「印表機」,決定著晶片的工藝水準和性能,是晶片製造中的關鍵核心設備,也是半導體產業核心中的核心。《證券日報》2023年7月的一篇報導指出,彼時最先進的EUV光刻機,有超過45萬個零件,零件數量是一輛F1賽車的20倍以上,製造難度超乎想像。「全球光刻機市場幾乎被荷蘭的阿斯麥(ASML)、日本的佳能和尼康壟斷,其中ASML更是獨佔高端極紫外光刻機(EUV)的市場份額。隨著這些國家對中國半導體製造設備實施出口限制,中國獲取高端光刻機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也因此,從三年前的那個5月29日起,不少網民就翹首盼望林教授許下的這個「三年之約」能落地成真。如果真的能在那之後的3年里實現光刻機的國產化,那對於中國解決關鍵技術「卡脖子」的問題,可說是有著里程碑式和史詩級的意義啊! 這期間知乎上一些「匿名使用者」的回答,像是「且聽龍吟」「2023年底不量產提頭來見」等,更是給予了外界對於林教授兌現預言的信心,以及無限憧憬與想像的空間。 盼望著,盼望著,光刻機國產化的腳步真的近了嗎?到昨天也就是2024年5月29日,三年已經過去。只不過,大家迎來的卻不是「中國已自己掌握這個技術」「ASML退出世界光刻機市場」這些振奮人心的大消息,而是眾多大V與網民的追問:「三年過去了,我們的光刻機呢?」 有人斥責這些追問的大V與線民不懂得「審題」——人家林教授三年前是在引用ASML首席執行官的話。對於這一點,頭條大V「Jim博士」恰好在前天有一篇題為《深度調查:林毅夫「光刻機三年之約」是謠言嗎?》的文章,若有興趣不妨一讀,讀罷或許您會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收穫。 還有人說,人家林教授三年前說的是「大概三年以後中國就會自己掌握這個技術」「那時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機市場」,換言之「大概三年」也不非得是正好三年,「可能退出」也不就是一定會退出,所以林教授說得也沒啥毛病呀。您瞧,這不就和老丁上文所說的那份「嚴謹」對上了嗎? 說到林教授的這個「光刻機三年之約」,或許您還會回想起,2013年9月29日,中國中科院院士黃維亦曾放出豪言,「十年之後的中國,像諾貝爾獎這樣的國際性重要指標,在中國大地出現應該將會成為常態,而不是個案。在文學獎之後,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方面的獎項將陸續被中國人斬獲,沒有任何懸念……」在去年9月29日這個「十年之約」到站的時候,不少人也在追問黃院士:說好的「成為常態」、「家常便飯」,都去哪兒了呢? 是啊,都去哪兒了呢?答案,可能在風中飄蕩了。 文章來源:上報
華為Mate 60 Pro搭載的麒麟9000S處理器將公眾視線聚焦到了國產晶元製造之上。 跑分軟體讀取的數據、第三方拆解報告等諸多線索交叉顯示,麒麟9000S是一顆7nm工藝晶元,它的產地清楚的標註這中國大陸,然而專用於生產7nm晶元的EUV早就於2019年對中國出口管制,中國的晶元代工企業只能獲取到193nm光源的DUV光刻機,且這個出口管制的口子仍在不斷收緊。日前,荷蘭光刻機製造商ASML確認,到2024年將無法向中國客戶交付DUV光刻機。 問題來了,這顆7nm晶元是如何生產出來的? 7nm工藝麒麟9000S的出現,大致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國產EUV光刻機實現突破,另一種是晶元製造商在DUV上,採用了特殊「魔法」,變相生產出了7nm工藝晶元。 從客觀情況來看,後一種推測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前一種,這一點在《中國晶元,只缺光刻機?》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過,我們不單純是缺光刻機,也包括它的配套,基礎研究等突破,且即便EUV光刻機完成研發,到用於商用晶元的大規模量產,這個過程也不是一兩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本篇文章,我們將著重聚焦講解用來生產28nm晶元DUV光刻機,為什麼能夠生產7nm晶元?以及順便聊一聊為什麼又說7nm,28nm這些工藝節點的命名是一個文字遊戲。為了幫助大家理解,我們先從鋪墊一下晶元製造相關的知識點,包括光刻原理、光刻流程。 01 重識光刻 用193nm的DUV(深紫外)光刻機,覆蓋的是28nm及以上工藝節點,用DUV製造7nm工藝的晶元,這聽起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商用的DUV光刻機光源的最短波長為193nm,與7nm有28倍的差距,看似無法突破,但業界確實用DUV製造出了7nm晶元,這是怎麼實現的呢? 光刻的基本原理,紅色為光刻膠,黃色為金屬層,灰色為晶圓(襯底),圖3上方為掩膜版(網路圖片)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光刻機的原理和晶元生產的光刻流程。光刻的原理跟傳統膠片電影放映有點相似,放映電影是把圖案從電影膠片透射到銀幕上,而光刻則是將圖案從掩膜版透射到晶圓表面,從而在晶圓表面上加工出特定的圖案和線條(如上圖)。 具體來說,首先是製作光刻所需的掩膜版,這相當於膠片。這需要將晶元版圖用金屬鉻刻蝕到一種特殊的玻璃上,做出掩膜版。然後用紫外光透過掩膜版照射到下方的晶圓上。 掩膜版上的圖案(也就是鍍鉻的部分)遮擋了一部分光線,而沒有被遮擋的圖案可以將光線透過去,這樣電路圖案就轉移到了晶圓表面。而晶圓表面預先塗覆了光刻膠,被照射到的光刻膠發生化學反應,被化學溶液腐蝕清洗掉,露出了下方的晶圓,能被後續的工序刻蝕掉,從而在晶圓上加工出對應的圖案和線條。 這樣就可以一層一層加工出晶體管、金屬互連線等晶元結構。 為了加工更小尺寸的晶體管,需要縮短紫外光的波長,這樣照射在光刻膠上加工出來的線條才會更精細。 早期的紫外光的波長為436nm的g線,能加工工藝尺寸500nm以上的晶體管。隨著晶體管尺寸繼續縮小,光刻機上的紫外光源的波長縮短到了405nm的g線和365nm的i線。當晶體管工藝尺寸縮小到了250nm以下,對應需要紫外光源的波長縮短到248nm和193nm,也就是深紫外光(DUV)的範圍。 02 「7nm」的文字遊戲 其次要和大家強調一下,晶元製造商工藝節點的概念,也就是7nm、14nm、28nm等等,是晶圓製造廠為了標識晶元加工技術所起的一個名字或者規格。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工藝節點是晶元廠能實現的晶體管柵極最小長度(線寬),簡稱柵長。但是現在的7nm工藝節點不真正等於數學上的7nm,在7nm工藝晶元上的每個晶體管尺寸都遠大於7nm,「7nm」只是一個「標籤」。 7nm之所淪為一個標籤,離不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半導體製造商制定的命名規範。 按照摩爾定律和登納德縮小規則,每過一代柵長就縮小為上一代的70%,如果上一代晶體管的柵長是1微米,那麼下一代是0.7微米,這樣每個晶體管的面積剛好減半,或者讓元件數量翻倍。 到了2005年,半導體製造廠發現,柵長無法按照每代減小為70%的節奏繼續縮短,因為柵長越短,漏電流就越大,晶元過熱問題就越嚴重。可是業界已經習慣了每次升級就乘以0.7的做法,於是半導體製造商不管下一代的柵長是否能縮小為70%,就直接將上一代工藝節點乘以0.7作為新的工藝節點,所以我們有了32nm、22nm、14nm、10nm、7nm等工藝節點名稱。 台積電的7納米工藝:CPP=57nm,MMP=40nm(網路圖片) 既然工藝節點無法真實地反映晶體管尺寸,那麼業界用什麼尺寸來表示晶體管大小呢?實際上,業界會用工藝柵間距(CPP)和金屬間距(MMP)用兩個尺寸來共同表示(如上圖),它們相當於一個長方形的長和寬,二者的乘積決定了晶體管的面積。例如,台積電的7nm工藝柵間距(CPP)等於57nm,金屬間距(MMP)是40nm。三星也差不多,這兩個數據分別是54nm和36nm,都遠遠大於半導體製造廠所標稱的7nm。 主要晶元製造商在不同節點上,對應的晶體管密度,英特爾、台積電和三星10nm節點,對應每平方毫米上的晶體管數量分別為106萬、53萬和52萬。 過去英特爾比較實在,習慣用溝道長度(比柵長小)來定義節點,有說法是為了緊扣摩爾定律,不論原因如何,命名上總比競爭對手們吃虧。 網路圖片 比如,英特爾的10nm,晶體管密度比台積電和三星的7nm還要多(如上圖),但從營銷的邏輯來說,別人都說7nm,英特爾說自己是10nm,吃了個「沒文化」的虧,所以後來英特爾也跟著對手們,改用intel 4、intel 3這樣的節點命名方式。 上面闡釋的這些,只是想告訴你,節點的命名,就是一個文字遊戲,7nm工藝對應的最小金屬間距在36nm-40nm左右。 有了這個認知,我們就可以來講講前面提到的193nm DUV光刻機,和要製造的7nm晶元之間的關係。或者這樣說,DUV生產7nm晶元,實際上是利用193nm光源的光刻機,生產金屬間距36nm-40nm的晶元。 193nm光源,和36nm的金屬間距中間,差5倍左右,如何跨越這個差距?這裡就不得不提DUV乾式光刻機到DUV浸沒式光刻機的迭代了。 DUV光刻機的光源波長雖然為193nm,但是光在水中會發生折射,波長則會縮短。193nm的紫外光在水中的折射率為1.44,波長為134nm。根據這一原理,林本堅在1987年提出了浸沒式光刻,即在晶圓表面和透鏡之間增加一層超純水,讓紫外光折射,從而將波長降低為134nm,2003年荷蘭的ASML基於這項研究,第一個實現了浸沒式光刻機。 從DUV乾式光刻機到DUV浸沒式光刻機,從193nm光源波長到134nm波長的紫外光,這與36nm的金屬間距的差距再度縮小至4倍。 03 多重曝光搞定「最後一公里」 浸沒式光刻機的出現,再次縮小了和「7nm」工藝的差距,但行業仍無法直接用這種光刻機加工出大家口中的「7nm」晶元,如果晶元製造商真要製造傳聞的7nm麒麟9000S,雙重曝光和多重曝光必不可少。 為了解釋雙重曝光技術,讓我們舉一個照相的例子。假設你是一個攝影師,要拍攝一幅運動會隊列的照片,這個隊列只有20個人,按照2米的間距站開,顯得非常稀疏,怎麼拍出40個人的感覺?你有一種解決方案,先拍完第一張,然後再讓每個人平移1米,拍出另一張,隨後通過軟體,將兩張照片合成在一起。 雙重曝光技術也可以如法炮製。使用一組掩膜版,加工出間隔134nm的線條,再使用另外一組掩膜版,平移一段距離加工出另外一組間隔134nm的線條,二者組合起來,就有了間隔67nm的線條,這距離36nm又前進了一步。從22/20nm開始,業界開始導入雙重曝光技術。 為了實現雙重曝光技術,業界開發出了LELE法(光刻-刻蝕-光刻-刻蝕),它需要塗兩次光刻膠,曝光兩次,第一次曝光在硬掩膜上複製圖形,第二次曝光在光刻膠上複製出最小線寬圖案。但是由於使用兩次曝光設備,大大推高了製造成本,花費的時間也更久。要知道光刻占整個製造時間的50%左右,增加一倍的曝光會大大延長整個製造時間。 為此,業界又開發出了效率更高的自對準雙重圖形化法(SAPD),這種方法將兩次塗光刻膠減少到了一次,它利用化學氣相沉積(CVD)技術將氧化硅沉積在第一次塗的光刻膠周圍,自然地形成了對準後的加工位置,從而能實現第二次圖形加工。 有了這些技術,雙重曝光就能加工出67nm的金屬間距,不過這距離36nm還差了兩倍,怎麼去突破最後的這2倍的差距? 有一個簡單粗暴的方法,就是再做一次雙重曝光,總共做四重曝光,就能再一次將67nm減半,加工出最小34nm的線條,剛好符合加工7nm所需的36nm的金屬間距。 不過這個方法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曝光時間是單重曝光的4倍,需要製備更多的掩膜版,每次曝光都需要更多的配套工序(光刻膠塗覆、軟烘烤、對準、顯影、甩干、硬烘烤、圖形檢測等),所需的全部製造工序從幾百道增加到上千道,大大增大了製造的時間成本和物力成本。此外,曝光時間的增加會使鏡頭髮熱增大,溫度升高又會導致鏡頭光路變形,套刻精度更難以控制,與之匹配的薄膜和刻蝕工藝難度也大大增加。還有,以上的計算沒有考慮數值孔徑(NA)對光刻精度的影響(這部分不涉及多重曝光的理解,故本文不對套刻精度、數值孔徑詳細展開)。為了提高數值孔徑,還需要把鏡頭做得更大。 基於多重曝光技術,台積電於2016年6月開始用DUV生產7nm晶元(N7),三星則於2018年開始用DUV量產7nm晶元(7LPP)。至此,用DUV實現7nm工藝才成為現實。 一句話總結,雖然可以通過多重曝光的手段,利用193nm光源的DUV,生產7nm晶元,但時間、材料、人力成本都會大大增加,且由於工序極大的增加,良率也會受到影響。 作為對比,EUV的波長只有13.5nm,一次曝光就能做出7nm晶元,只不過EUV吊足了晶圓廠的胃口,直到2020年才正式在5nm工藝上使用。在此之前GlobalFoundry失去了耐心,宣布由於高昂的成本停止7nm技術的開發。 04 DUV能突破5nm工藝嗎? 不過,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 除了多重曝光技術,用DUV加工7nm工藝還需要很多技術的配合才能實現,包括相位移模板(PSM)、離軸光照、光學臨近校正(OPC)、優化光圈和光刻圖形(SMO)等,這幾項技術催生了一門新的子學科:計算光刻。它所需的龐大數據使得英偉達的GPU晶元也成為了計算所需的工具,其推出cuLitho軟體加速庫,宣稱可以將計算光刻的用時提速40倍。 之所以需要計算光刻,是因為當掩膜版上的線條變得很小時,紫外光通過掩膜版時會產生偏差,讓光刻圖形畸變。為此研究人員想到了一個方法,預先計算出掩膜版上可能的畸變,從而逆向地設計光刻所需的掩膜版的最佳形狀,提前抵消這些畸變,這叫做逆向光刻計算,而這需要非常龐大的計算量,普通的計算機根本無力承擔,研究人員不得不使用超級計算機和雲計算。 與此同時,研究人員又將人工智慧的機器學習演算法應用到計算光刻上來。新一代的卷積人工神經網路被應用於光刻工藝模型、掩模優化、SEM數據處理等方面,而訓練數據又需要龐大的GPU晶元組。除了器件層面的優化,研究人員甚至還將電路設計中要考慮的因素也融入到器件製造中來,在電路設計階段就考慮對製造和光刻的影響,這叫做DTCO(設計與工藝技術協同優化),而這又需要EDA廠商升級演算法和軟體。 可以說,為了讓DUV能製造出7nm工藝晶元,業界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下一步如果繼續採用DUV製造5nm工藝晶元,四重曝光也不夠了,需要6-8重曝光,以及更多的掩膜版,更長的光刻時間,更高的物力成本,這已成為不堪忍受之重。所以5nm晶元出來時,剛好EUV光刻機也準備好了,才將業界從繁瑣的多重曝光下解脫出來,而7nm工藝也成為目前業界使用DUV製造出來的最後一代工藝。 關於作者: 《晶元簡史》 作者:汪波 2023出版 ,*作者汪波博士是晶元研究專家,科普作家,在華為公司、法國里昂納米國家實驗室和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有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學經驗,著有《晶元簡史》、《時間之問》和《時間之問·少年版》,其中《晶元簡史》入選2023年「南國書香節」十大好書榜,探照燈好書、第三期「新發現·科普書單」、百道網2023上半年影響力圖書、中國傳媒出版商報2023二季度影響力書單。 (全文轉自36氪,原文已被刪除)
今年的中國兩會上,曾被視為中國經濟發展寵兒的互聯網行業,多位頗具代表性的人物紛紛落榜兩會代表名單。其中包括曾擔任了兩屆、共10年人大代表的騰訊CEO馬化騰,百度CEO李彥宏,聯想CEO楊元慶、網易CEO丁磊、京東董事會主席劉強東、搜狗CEO王小川以及批評中國金融監管而被軟封殺的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取而代之的是許多是來自半導體、人工智慧和電動車領域的執行長及工程師。晶片製造商華虹半導體董事長張素心和電動車小鵬汽車董事長何小鵬,都是首次成為人大代表。在中共官場不成文的規則中,兩會代表反應出中共當下對各行業的重視程度,互聯網一飛衝天的時代已經過去,電動車看似才是一本萬利的生意。但如今中國當局已經宣布停止對新能源汽車進行補貼,另一方面西方收緊對中國的晶元出口,嚴重依賴晶元的電動車行業彷彿已經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到來。 2022年12月31日,根據中國財政部、工信部等部門2021年底公布的通知,國補政策正式終止,該日之後上牌的車輛不再給予補貼,這標誌著「插電混合動力車4800元/輛、純電動車12600元/輛」、實行13年的國家財政補貼正式退場。 中國從2015年開始成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車產地和市場,不少崛起的新能源車企,在進軍國際化市場時,野心勃勃。 但補貼也伴隨著爭議,比如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補貼行為的反對,造成貿易爭端;再比如,2016年多家車企陷入「騙補」風波。 往前看,逐步告別「補貼時代」,意味著這個行業將從政策驅動,切換為市場驅動。而中國的新型車企們沒錢了,與此同時美國對華施加的晶元禁令勢必對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雪上加霜。被政府大力扶植的新能源汽車行業將在夾縫中求生,破產或是像晶元企業大片爛尾的情況已經不難想像。 2022年7月,曾是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明星的長江汽車正式破產,曝光了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發展的內幕。在政府巨額補貼的誘惑下,長江汽車等並無相關背景的參與者都湧入該行業,搶資質、炒作圈錢、騙補貼,最後無法持續、債務纏身。 長江汽車的前身是杭州長江客車有限公司,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獲得了國家特批客車定點生產企業,到了90年代中後期,這家公司一度瀕臨破產,直到2013年才被五龍集團注資進行重組,成立了長江汽車,創始人曹忠看重正是這家公司的「雙資質」。 所謂「雙資質」就是企業同時擁有燃油汽車和新能源汽車製造資質,連小鵬、蔚來、理想在當時都沒能獲得「雙資質」,可見其稀有程度。因此,華人首富李嘉誠不惜以51億資金入股五龍集團,為長江汽車站台,就連沃爾沃中國CEO也選擇跳槽,加入到了這家新成立的新能源汽車企業。 聲稱打造亞洲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工廠,長江汽車一時間風頭無量。在兩年多時間裡,於中國各地開設生產基地,包括杭州、廣東佛山、雲南昆明、貴州、山東煙台等地,而且在美國也建了生產基地,累計年產能60萬輛。其中與佛山市政府的投資協議,涉及金額高達120億元人民幣。 2016年,長江汽車公布了四款車型,包括純電小型SUV,純電商務車、大巴和中巴客車。但其SUV乘用車,直到破產都沒能批量生產;而花費了九成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商務車,在2016年到2018年間上牌量只有三千多輛,與此同時,長江汽車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跑馬圈地」,大肆修建造車工廠和研發基地。 長江汽車也沒有躲過紙上造車的市場質疑。雷聲大、雨點小的公司經營方針將這家公司帶入了毀滅的深淵,早在2016年,李嘉誠就不斷減持自己在五龍集團的股份,並於2019年在香港法院申請曹忠破產,要求他償還11.9億港元的借債。 造車不重要 騙錢最重要 曾在中共最高經濟管理部門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發改委的前身)工作的曹忠,被外界猜測他憑藉關係才能第一個拿到新能源車資質的非傳統車企。曹忠自己也稱,他在進入新能源汽車行業時,根本不懂汽車。 除了曹忠,當時一窩蜂湧進新能源汽車領域的,還有另外一個曾經紅極一時的「零跑汽車」創始人朱江明。他也曾自曝,「2015年我剛想做汽車的時候,真不知道汽車有哪些專業,我去招人,要招哪些人,都是一抹黑。」 在中國,想靠造新能源車來翻身的外行例子,還有欠債數千億美元的中國房地產巨頭中國恆大,也涉入新能源汽車行業,前幾天還傳出恆大汽車可能要出售的消息;影視視頻平台樂視也仍在造車,但缺乏量產需要的資金,樂視自己的運營也正面臨困難。 中國門戶網站網易引述一名前員工的話說,「長江汽車,一開始就是奔著政府補貼去的。」 第一財經引述兩名長江汽車前員工表示,長江汽車在2016年投產的「年產能10萬輛」的生產線,投產以來生產的車輛只有2000~3000輛,其中不少車賣給了其旗下子公司或租賃公司,「左手換右手」,騙取國家巨額補貼。 2016年,中國當局對全行業93家新能源車企補貼情況進行排查,發現其中有多達72家騙取補貼,騙補車輛近8萬輛,涉及金額近93億元,平均每個企業騙補超過1.3億元,每輛車平均騙補11.6萬元。 除了直接補貼,當局還推出稅收優惠以推廣新能源車。僅僅免徵10%的購置稅,購買一輛20多萬元的電動車,即可節省2~3萬元。 網易發文說,僅2015~2017兩年間,整個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補貼總額就超過3000億元,而其全產業鏈的累計投資,也已超過2萬億元。 截至2019年3月,在中國新能源汽車國家監測平台上註冊的新能源整車企業,多達635家,但至今沒有倒下的屈指可數。如今政府取消補貼,新能源汽車的日子更加不好過。 迅速佔領國際市場 卻依然被「卡脖子」 補貼計劃不僅帶動國內經濟發展,更讓中國電動汽車走向國際市場。資料顯示,在歐洲,每10台新能源汽車中,就有1台來自中國;2022年前11個月,中國汽車出口278萬輛,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汽車出口國,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出口59.3萬輛,同比增長1倍。 不過對於蔚來等進軍歐洲大獲成功的車企來說,現在卻高興不起來。美國不斷加碼的晶元禁令,可能使它們在與西方同行們競爭時處於劣勢。 2022年8月,美國對向中國出口的英偉達A100和H100等人工智慧晶元出台「限芯令」。這兩款晶元雖然不直接用在電動車上,但卻對包括自動駕駛在內的人工智慧(AI)演算法的訓練至關重要。 蔚來、小鵬(XPeng)、理想(Li Auto)等主要中國電動車廠都在使用上述晶元訓練演算法。其中蔚來是最早宣布與英偉達A100合作的車企之一。2021年底,蔚來宣布將利用英偉達A100打造的超級計算機訓練自動駕駛。 僅兩個月後,美國進一步加強對晶元出口的管制,其中禁止向中國銷售18納米及以下的DRAM晶元、28層及以上的NAND快閃記憶體晶元、14納米及以下FinFET工藝的邏輯晶元生產工具。 2023年新年過後,美國在晶元領域對中國發起的限制進一步升級。 根據彭博社報道,美國、日本及荷蘭三國高層1月27日在華盛頓就半導體議題達成協議,日本和荷蘭將施行美國政府要求並已啟動的部分對華出口半導體設備的管制。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荷蘭光刻機巨頭艾斯摩爾(ASML)可能已經同意不會向中國出售製造成熟製程晶片的光刻機DUV,預計造成中國自主製造晶片的腳步減速。這也表示將擴大目前已經禁止運往中國的晶元製造設備的範圍和類別,從晶片延申到生產晶片的設備。有分析說,此舉會深深打擊到中國中芯國際及華虹半導體等半導體公司。 作為製造半導體晶片的關鍵設備,光刻機一般分為三種,即最早的UV(紫外線光刻機),和後來的DUV(深紫外線光刻機)以及EUV(極紫外線光刻機),其中EUV用於7奈米及以下先進晶片製造工藝。BBC援引分析稱,之前EUV機的限制賣給中企已影響到中國半導體先進位程的發展,DUV設備的禁止將再限制成熟製程的產出。 2023年3月8日,荷蘭政府表示,加入美國遏制晶元出口到中國的努力,計劃對半導體技術出口實施新的限制,以保護國家安全。 路透社說,這一宣布標誌著半導體行業的創新領導者荷蘭人首次採取具體行動,採用華盛頓敦促的規則來阻礙中國的晶元製造行業,以減緩中國的軍事發展。 消息一出,引發北京當局的強烈批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稱,這些限制舉措違反了國際貿易中的市場原則。 一方面是未來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隨時面臨美國的徹底斷供,中國車企們紛紛選擇自研晶元,蔚來和小鵬都建立了數百人的晶元研發團隊。 然而即便有了晶元設計能力,電動車企還是可能受制於中國整體晶元產業的局限性——比如,在設計環節所必備軟體——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EDA,該領域三家壟斷巨頭都是美國企業;製造環節的核心光刻機方面,中國也沒有獨立製造能力,而主要光刻機企業都受美國禁令的鉗制。
外媒報道,中國曾多次要求荷蘭批准出口生產先進晶片必須的光刻機,不過因為美國政府阻撓,而一直未能成事。 中國一直希望自主研發及生產先進晶片,自給自足以減少對外國的依賴,但始終難有突破,主要原因之一,是無法取得製造先進晶片必須的「極紫外光微影系統」光刻機。這種約180噸重,售價一億五千萬美元的光刻機,是由荷蘭阿斯麥公司全球獨家生產。 《華爾街日報》報道,北京一直向荷蘭政府施壓,要求容許阿斯麥公司向中國出口光刻機設備,中國駐荷蘭前大使徐宏更曾公開表示,荷方禁止光刻機出口予中國,會損害中荷貿易關係。 但報道指,因為美國政府的阻撓,荷蘭至今未答應中方要求。報道引述美方官員透露,早於2019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時期,美方就曾向荷方人員表明,作為盟友的荷蘭,不應把光刻機賣給中國,更指出光刻機需要美國的零件才能運作,而美國有許可權制相關零件出口到荷蘭。 拜登上台後亦延續特朗普的方針,把光刻機視為極具戰略價值的設備。並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繼續要求荷方限制光刻機出口。 科研專家指出,中國的晶片製造技術落後阿斯麥公司至少十年,缺乏這部光刻機,中國不可能在晶片方面達致自給自足。
上月底,1979年從金門馬山游泳到對岸發展的中國經濟「國師」林毅夫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荷蘭阿斯麥爾(ASML)現在若不賣光刻機(曝光機)給中國,3年之後,中國就可以掌握光刻機技術了,ASML就慘了,因為中國製造的產品向來有很強的競爭力,又好又便宜。林毅夫說他是轉述ASML執行長韋尼克(Wennink)的話。 韋尼克真的這麼說了嗎? 台灣稱ASML為艾司摩爾,它不僅是世界第一,同業的日本尼康 (Nikon)、佳能(Canon)在「深紫外光刻機」(DUV, Deep Ultra-violate)總市佔率遠遠落後它,甚至到了14奈米以下製程,進入最先進的「極紫外光刻機」(EUV, Extreme Ultra-violate)市場,稱ASML為世界唯一也不為過,因為別人都做不出來EUV。 光刻機是晶片(Chip)製程中最重要的製造設備,ASML因而關鍵。 荷蘭政府禁止ASML賣EUV給中國,背後當然是美國,因為美國發起針對中國科技戰最強大的武器,非晶片莫屬,策略也很簡單,就是讓你:「自己造不出,向外買不到」。 簡單,卻很有效,被稱為「掐住中國的脖子」了。若不能解決這一「掐」,中國的崛起勢頭,不但已經減速,未來甚至可能總體國力與美國的差距被拉大,一直拉大到再也威脅不了美國的老大地位,像前蘇聯變成現在的俄羅斯。這應該也就是美國的戰略目標。 向外買不到?手段是把禁止買到的中國公司,都列入黑名單,「敕令」主要晶片生產國的公司,有錢也不準賺,等於斬斷中國公司的貨源,這招夠狠。譬如台積電不準賣給海思-華為旗下的晶片設計公司,於是華為的手機無「芯」可用-中國稱晶片為晶元-也就沒貨可出,從2020第二季世界銷量第一的寶座重重摔下來,一路跌到五名外,連副品牌榮耀都賣掉了。 美國的長臂管轄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主要的晶片生產國-歐、日、韓、台,甚至包括中國自己-的晶片製造公司,都使用美國廠商所製造的晶片生產設備,「你若敢賣給黑名單上的客戶,就斷供你的設備」-又是斬斷貨源這一招。 所以,中國向外買不到、自己造不出的關鍵,其實都在於晶片的製造設備。 也因此,中國要掙脫被掐的脖子,設法自己造出晶片-而且質與量都要能滿足所需,就必需先造出能製造晶片的設備。 晶片製造分為前段的「晶圓製造」與後段的「封裝測試」,涉及的設備很多樣,中國大陸原先封裝測試實力不弱,產能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主要有江蘇長電、華天科技等公司。晶圓製造則較弱,主要就是被強力制裁的中芯國際(SMIC)還有華虹半導體。中芯國際有台灣半導體業界的梁孟松、蔣尚義先後加入,此二人都曾在台積電任職。 蔣尚義將要加入中芯國際擔任副董的消息去年底傳出後,共同執行長梁孟松自導自演了一出憤而辭職的風波,當時梁孟松公開的辭職信中特別提及「只要光刻機一到…」,按梁孟松的說法,中芯應該是已經訂了一座EUV,但一直沒到貨。梁孟松信中明示,沒有EUV,製程就無法向5奈米攻關,雖然就這件事本身,有不同看法,但也算間接證明了光刻機的關鍵性。某個角度來說,光刻機就是中國在半導體領域被掐住的脖子。 光刻機很重要,所以ASML很重要,重要到林毅夫也以它為題發表言論。 中芯高層當然也知道,延攬蔣尚義的目的,就是捨棄攻關高端製程,改走另一條技術路線,包括先進封裝與小晶片技術(Chiplet),來提升總體功效。不過,這有點像製造一輛高級汽車,因為實在買不到最先進的引擎,就想法在傳動系統、板金材料、甚至影音內裝等方面下手,想辦法在整體效能上,接近競爭對手的車型。 換言之,蔣尚義能做的也有限度,中國要發展自給自足、以矽材料為基礎、且與世界先進技術平起平坐的晶片製造產業,仍然繞不開自製光刻機這個坎。 要多久才能造出來? ASML的執行長韋尼克(Wennink)四月份接連接受路透社、彭博社、Politico等媒體表達他對於美國禁止他們賣產品給中國的不滿,他憂慮:「如果對中國實施出口管制,就會逼他們落實『科技主權』…被逼急後不出15年光景,他們就能什麼都自己做,就不會再依賴歐洲供應商市場」。 中國15年內可以研發出光刻機?是指較成熟的DUV或最先進的 EUV?或二者同時?韋尼克沒明說。根據 SIA與BCG的研究報告第30頁,EUV有100,000個零件,來自美國、英國、西歐、日本等主要幾個區域或國家的 5,000家供應商。換言之,荷蘭的AMSL是總其成的最終系統商,這是一項經濟全球化、各國相互依賴的典範。就這項產品而言,美國確實已經成功揪集了一個「反中聯盟」。 反之,就光刻機而言,中國要以一國之力,不只要對抗ASML一家,而是要一一發展出足以取代其背後那5,000家廠商各自擁有的獨門絕活-先不談是否能合法繞開技術專利。 面對此一處境,中國人可能會又有些悲情愁緒-怎麼「八國聯軍」又來了?這回「船堅炮利」在半導體產業。 如此看來,不論DUV或EUV,中國要在15年內獨立發展出「國產」光刻機,真不太容易,因為人家也不是站在那兒等你來追。林毅夫說3年,有些誇張。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全文轉自上報)
引 「起步很晚」成了最好的理由 中國晶元落後的現狀,導致今天只能看人臉色。 每年80%以上的晶元靠進口,2019年超過2萬億。 這麼大的進口量,還被人牽著鼻子走。 很多人習慣性嘆息:先忍幾年吧,誰怪我們一窮二白起步晚呢。 可中國晶元技術發展真的晚嗎? 其實中國1956年就開始規劃,比日本還要早上兩年。 明明是管理水平的問題,也要歸結為「起步晚」。 明明是有些人中飽私囊,也要歸結為「起步晚」。 明明是體制不順的問題,也要歸結為「起步晚」。 明明是上下其手欺騙國家,也要歸結為「起步晚」。 「起步晚」成了很多失敗者理直氣壯的借口, 同樣也成了很多騙子的「擋箭牌」。 是的,我們在很多領域是一窮二白,起步很晚。 但很多領域,我們的起步並不晚。 01 半導體科學 曾經的榮耀和驕傲 半導體起了個大早,今天都沒能趕個晚集。 ▲1956年,在我國 「十二年」 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中,半導體科學技術被列為當時國家新技術四大緊急措施之一。 ▲1960年,北京成立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開啟了中國半導體科學技術的發展之路。 ▲1958年,即在中科院拉出中國第一根硅單晶——我們今天所說的硅晶圓,就是在硅單晶棒基礎上切片得到的。 ▲17年後,北京大學物理系半導體研究小組,設計出我國第一批三種類型的(硅柵NMOS、硅柵PMOS、鋁柵NMOS)1K DRAM動態隨機存儲器,它比美國英特爾公司研製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韓國、台灣要早四五年。 然而,這是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最後的輝煌。 今天的半導體科學技術,中國沒有任何話語權。 02 集成電路 本可以領先台積電 就算中間發展停滯,但80年代仍然還有機會。 上世紀80年代初,大陸和台灣有兩家跟集成電路相關的企業先後成立。 一家是從中科院計算所起步,成立於1984年的聯想,從代理電腦銷售開始,最後成長為PC生產商和供應商。 而比聯想晚三年成立的台積電,是全球第一家集成電路製造服務企業,目前是市場佔有率超過50%,也是全球最大、技術最先進的晶圓代工企業。 兩家公司創始人對比也很有意思。 機械系出身的張忠謀,看準了半導體產業發展壯大並細分的趨勢,開創了半導體代工行業,隨後在半導體工藝製程方面一直引領著產業發展。 而在中國第一家專門從事計算機技術研究的機構工作,柳傳志本來離晶元更近,但他選擇了「貿工技」的發展路線。 本來在集成電路上可以一爭雄長,但我們選擇了放棄。 今天的台積電,成為全球頂尖級明星企業。 03 光刻機大敗局 值得重新思考 光刻機是製造晶元的核心裝備,其精度決定了晶元性能的上限。 但中國光刻機的起步晚嗎? ▲1965年,中國便研製出65型接觸式光刻機。 要知道,後來稱霸光刻機界的荷蘭ASML公司這時還沒有成立。 ▲1977年,GK-3半自動光刻機誕生。 ▲1980年,清華大學研製出第四代分散式投影光刻機,精度高達3微米,已經接近國際主流水平,僅次於美國。 ▲1982年,科學院109廠研製的KHA-75-1光刻機在當時的水平均不低,最保守估計跟當時最先進的canon相比最多也就不到4年,而且從jkg系列至今仍在銷售的情況來看,都具有不錯的使用價值。 ▲1985年,機電部45所研製出了分步光刻機樣機,通過電子部技術鑒定,認為達到美國4800DSW的水平。中國在分步光刻機上與國外的差距不超過7年(美國是1978年)。 但隨後中國光刻機技術遭遇「滑鐵盧」: 在「十二五」科技成就展覽上,中國生產的最好的光刻機,加工精度是90納米。 這相當於2004年上市的奔騰四CPU的水準,而國外已經做到了十幾納米。 光刻機大敗局?背後到底是什麼原因? 04 航空發動機 至今讓人揪心 航天發動機與光刻機一樣,都代表了人類科技發展的頂級水平。 它們都屬於後工業化時代的綜合產物,是現代工業皇冠上的明珠。 中國航空發動機的起步並不比別人晚。 當美國普惠上世紀50年代推出世界上首台渦扇發動機時,中國不甘落後奮起直追。 1963年啟動的渦扇5項目以及1964年啟動的渦扇6項目,讓人為之興奮。 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十年,這兩個項目相繼失敗,停止研製。 不久後的渦扇9,則是歷經30年時間才通過國產化工程技術鑒定,獲准投入批量生產。 此後,中國航天發動機與美國的差距,便定格在了30年。 與航空發動機霸主美國相比,F-35採用的普惠F-135系列發動機,其運行壽命便達到8000小時,是我國太行發動機的4倍以上。 而在民用航空發動機領域,中國至今沒有一款可以裝機的高涵道比渦扇發動機。 因為發動機涉及軍事戰爭領域,更加讓人揪心。 那航天發動機噴射出來的火焰雖然像極光一樣美麗,但對於很多了解真相的人來說卻是顫抖的心跳。 05 中國大飛機 航空人永遠的痛 空客和波音,現在主宰全世界的航空產業。 中國每年購買大飛機,要麼被波音宰,要麼被空客宰。 其實,我國在大飛機製造領域的起步並不晚。 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開始了一項代號為708的工程——製造大型噴氣客機,該型被命名為「運10」,並於80年代初上天。 「運10」飛行最遠航程8600公里,最大時速930公里,最大起飛重量110噸,最高飛行升限超過11000米。 最值得稱道的是,該機還在被稱為「死亡航線」的西藏連續7次試飛,均獲得成功,使「運10」成為中國第一架按英美適航條例設計的國產飛機。 「運10」是國產大飛機之夢的起點,是中國飛機設計首次從10噸級向百噸級衝刺。 「運10″設計的飛行時間大部分在高亞音速區域,而當時只有前蘇聯的」圖104″、歐洲英國的」三叉戟」和美國的波音飛機能達到這個速度。 中國也由此成為繼美、蘇和歐盟之後第四個能自己造出100噸級飛機的國家。 由於多方面原因,耗資5.377億人民幣的」運10″項目下馬,僅比歐洲空客晚兩年起步的中國大飛機製造業,自此舉步不前。 06 操作系統 我們仍然被人拿住命根 PC端的出現造就了微軟的成功,移動互聯網則成就了安卓世界和蘋果帝國。 它們的成功,離不開各自獨特的操作系統生態。 中國想要構建一個操作系統的生態圈,近乎沒有任何機會: PC端被Windows牢牢掌控,移動手機端則被安卓和蘋果霸佔。 而國內的操作系統多為以Linux為基礎進行的二次開發,在全球範圍內所佔份額不足1%。 我們所看到的中國IT行業繁茂景象,並不能就此縮小這種技術差距。 中國手機廠商免費利用安卓的代價,是隨時可能被谷歌「斷糧」。 如果Windows系統被禁用,國內是否有能作為「備用」的成熟操作系統使用? 一個完全自主可控的國產操作系統對於國內諸多領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惜的是,國產操作系統喊了多年口號,依舊沒能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生態圈。 我們在21世紀初便在研發紅旗Linux,可惜直到今天仍然受制於人。 我們缺少操作系統生態的「根」,表面的繁茂隨時可能凋零。 07 很多時候 並不是起步晚的問題 從半導體到操作系統,從發動機到大飛機,中國起步都不晚,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起步晚」並非全部真相,更多的真相是: 對原創的不尊重: 借用計算機術語來說,即「別人一開源,我們就自主」。對原創力量不認可,對知識產權不尊重,在乎的永遠都是商業變現。 對科研人員的不重視: 科研人員的收入普遍不高,不僅僅是比不上流量明星,很多時候是「造原子彈不如做茶葉蛋」。 我們沒有保護好這些人,又談何科技進步,彎道超車。 市場短視,缺乏長期主義: 大多數高科技研究都不是短期行為,需要強大的心力和時間的沉澱,如果看到的都是短期效益和變現能力,缺少長期主義的心態,買不如借,借不如租。 管理體制存在問題: 管理體制內的職責不清晰、賞罰不分明,在需要有人「背鍋」時,沒有人敢真正承擔責任。 半計劃半市場的畸形: 改革不徹底,權力尋租和官商勾結導致市場不公的惡性循環。 不合理的補貼制度: 有些事情的確是需要國家層面支持的。 但現在國家對產業的扶持和補貼成為一種人際關係的交易物和公關資源,導致真正做實事的人很難拿到補貼,而鑽漏洞者卻賺得盆滿缽滿。 該補貼的不補貼,不該補貼的亂補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