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最近美国、欧盟都在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1%，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20%。那么中国的制造业是否能“永葆青春”？产能过剩能持续多久？ 日本制造业的兴衰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案例。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快速崛起，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2.8%提高到1986年的15.7%，很大程度依赖美国的产业转移和市场。日美安保体制让日本没有军费支出负担而可以专注发展民用产品，1950年代朝鲜战争、1960年代越南战争带来的特别需求，政治互信使得美国的产业大量转移到日本。以汽车为例，日本战后经济凋敝，本国市场不足以发展出汽车产业，但丰田等企业借助美国市场（先是生产军用卡车，后大量向美出口）而发展成为了世界顶尖汽车制造商。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变成了最大的逆差国，主要逆差给了日本。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占美国总逆差的49%。廉价的日本产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日美贸易摩擦从纺织、钢铁这些传统产业，升级到家电、半导体、通信设备、汽车等技术及知识密集型产业。 1985年的广场协议并没有导致日本经济衰退，此后日本依然经历了7年的“平成景气”。但是广场协议却将日本产品挤出美国市场，导致日本制造业衰落。日本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1986年的22.4%降至2022年的4.6%，同期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15.7%降至3.6%。 中国制造业崛起依赖美国市场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模式与日本类似，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比日本更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年轻消费群体，使得中国“额外过剩”了上亿劳动力，导致经济和就业高度依赖出口。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进口是向美出口的51%，而2001-2018年中国只有 23%。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国际社会占60-70%），也导致了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低人权优势”，但是也使得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1980年代日本占52%，美国占62%）。比如，正常工资应为60-70元，而中国只给44元，让企业更具竞争力，政府有财力提供产业补贴，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创新，国际资本也因为高回报率而愿意投资中国。如果工资60-70元，那么生产和消费平衡；但是44元的工资却导致只有38元的消费力，人为造成“产能过剩”，只好大量出口。 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从198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8.2%，同期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0.65%上升到4.7%。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商品长驱直入美国市场，占美国市场份额提升到2017年的21.6%，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上升到2021年的20.5%。 美中贸易战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的时代，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日本在1960年代就意识到“顾客就是上帝”。美中贸易比当年的美日贸易更加不平衡，加上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比日本大，因此，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远比当年日本要大。而中国在意识形态又与美国不同，因此需要格外珍惜美中关系，才能留住美国市场这一最大的顾客。 但是中国决策层却在林毅夫、李稻葵、张维为、金灿荣等人的忽悠下，真以为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三倍，要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新秩序。这就引发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导致美中贸易战在2018年全面爆发，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2024年一季度的12.9%。 2024年2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外交关系协会与奥巴马总统任内的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Michael Froman）举行对话。 美中贸易战最大的受益者是墨西哥和东盟（尤其是越南），其次是印度。墨、越、印的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8年的13.6%、1.9%、2.1%提高到2024年一季度的15.9%、3.9%、2.8%。预计美国不会扶持越南的制造业，而会增加从墨西哥的进口，因为美越贸易极不平衡，过去十年越南从美进口只是向美出口的13%，而墨西哥是74%。 有人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不到20%，不足为虑。但是美国的市场是不可替代的，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只有美国可以允许贸易逆差，成为其他国家的顺差池，日本、台湾、韩国、越南的制造业崛起都是依赖这个顺差池。比如2018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19%，但是却占中国总顺差的92%。2009-2018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20%，但是中国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却占美国的总逆差的45%，每年给中国提供了数千万的就业。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市场，就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经济的腾飞。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4月访问哈佛大学时说，“优质产能不仅不过剩，还能带动更多有效需求。”但是光有需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购买力。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需要贸易平衡，即便欧盟也如此。如果中国长期向这些国家大量出口，而这些国家未能大致等量出口（到中国或其他国家），会陷这些国家入债务危机、甚至政治危机，最后导致对华关系恶化。 以前凭借来自美国的巨额顺差，中国可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购买石油等原材料，对法国等国的贸易维持相对平衡，对德国等国甚至存在逆差。因此，法、德等国对华比较友好。但是现在来自美国的顺差减少，中国不得不减少从欧盟的进口，对法国的顺差在扩大，对德国从逆差转为顺差，如果此趋势继续，那么欧盟对华关系也将恶化。 何去何从？ 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暂时还不大，因为一些企业借道第三国出口美国。但是长此以往，中国的产业链会像当年日本那样从低端向高端不断向境外转移，从而导致本国制造业衰退。 日本制造业的衰退，还因为人口因素。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现在的62%，大学生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从业工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91年的35%降至现在的23%，并且年龄在老化。 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其实是农民工，但是农民工的数量已达顶峰，平均年龄从2008年的34岁提高到2023年的43岁，同期50岁以上者占比从11%提高到31%。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与日本相当，还在攀升，意味着制造业从业人员将快速减少，很多产业将后继乏人。中国制造业的衰落可能不会像日本那么快，因为中国拥有更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但衰退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 2023年中国的总顺差中仍然有41%来自美国，美国的总逆差中的26%给了中国。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美中关系，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将继续下降，如果低于8%，对中国的经济、制造业、就业以及国际地缘政治都将是灾难性的。 美中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两国和世界利益考虑，经贸纽带不应该继续削弱。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向美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10%以上，从美进口也占美国总出口的10%以上（2023年只占7.3%）；从美进口不应低于向美出口的50%（已经从2018年的22%提高到2023年的35%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应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正常水平，一方面可以靠内需消化产能而避免因产业链转移导致制造业过快衰落，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中国从资源输出国进口石油等资源，对这些国家存在逆差，中国应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从这些国家进口非资源产品，从而腾出市场份额给美国相关产品。这样才能让美中两国建立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尽管从美国到德国的一众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声言与中国实行经贸脱钩不现实也不明智，尽管中国共产党当局也誓言中国坚决反对脱钩，不会让与中国脱钩的诡计或短视近视得逞，但与中国脱钩的大趋势似乎仍在不可逆转地进行。这一大趋势的最新征兆是苹果公司和特斯拉公司在中国遇到的麻烦。 苹果和特斯拉在中国的意义（好的与坏的） 说到中国的对外开放，说到中国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喜欢说并表示坚决支持的经济全球化，当今世界市值最大并因此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大公司苹果公司和特斯拉公司可谓长期以来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英语世界所谓的招贴宣传画中的金童玉女。 然而，被众多人认为是坚持实行一党专制的中共当局眼中的金童玉女，必然会招致许多人批评、抨击。就苹果公司而言，批评者批评它在中国对中共舆论管制当局的指令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当局让它从苹果手机应用店拿下什么内容（如《纽约时报》），拿下什么软件（如可以规避中共网络信息封锁的所谓翻墙软件），它就顺从地拿下什么。 就特斯拉而言，批评者则说，特斯拉的老总埃隆·马斯克在美国一直大声坚称他是一个所谓的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但面对中共当局赤裸裸的言论自由打压和消灭，马克可好像是聋了、瞎了，好像是完全没看见而且也没听说过，因此对这种打压和消灭不管不问。 批评者还说，正是因为苹果的特斯拉在中共当局面前展示了这种持之以恒、不越过雷池一步或半步的这种乖乖儿表现，才使它们一度在中国把买卖做得顺风顺水，风生水起。 “它们一度,…”这样的关键词明显的弦外之音或言外之意是落花流水，明日黄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随着中国与世界、至少是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经贸脱钩的进行，苹果和特斯拉在中国的好景也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云，并成为近几天来西方媒体和东方媒体不约而同地报道的一个主题。 苹果和特斯拉在中国感受到痛苦 3月11日，英语世界技术新闻资讯网站《技术艺术》（ars TECHNICA）发表报道，标题是《苹果和特斯拉感受到中国选择本土产品的痛苦》。报道说： “苹果和特斯拉攻克了中国市场，但现在，随着国内竞争对手占据一席之地，而爱国主义购买往往胜过它们的吸引力，这两家美国最大的消费品公司在中国的战略也出现了裂痕。 “本月报告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数据下降表明，这两家集团公司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两家公司都转向打折以维持其吸引力。… “在美国之外，中国是苹果和特斯拉的最大单一市场，在最近几个财年中分别贡献了其总收入的 19% 和 22%。它们在中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引起了华尔街的关注，导致苹果今年股价下跌 9%，特斯拉股价下跌28%，使它们成为所谓的七大科技股中表现最差的股票。” 苹果与特斯拉的中国之恋正在结束 苹果公司与特斯拉公司的老总对中国的重视、对中国当局的谦抑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在中国的业绩一度的成就辉煌也是有目共睹的。 它们的这种所谓的双赢在英语世界被称作“中国之恋”（love affair with China）。这两家在全世界属于最大、最著名的公司在中国的营业如今遭遇逆风，不仅得到西方国家英语媒体的关注，也得到东方国家英语媒体的关注。 同在3月11日，印度的英文报纸《印度斯坦时报》发表报道，标题是《因用其户被当局告知避开西方产品而销量下降，苹果和特斯拉与中国的恋情正在结束》。 报道说：“由于中国当局敦促人们选择国产产品而不是西方技术产品，特斯拉和苹果可能会失去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客户。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对其许多产品售价打折，以与中国竞争对手竞争，因为许多公司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们正在使用中国公司的设备。 “在今年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身为核物理学家和中共党员的代表詹文龙对媒体说：‘对于来这里的人来说，他们鼓励我们使用国产手机，因为像苹果这样的手机不安全。苹果手机虽然是中国制造的，但我们不知道芯片是否有后门。’” 苹果和特斯拉缘何在中国节节失利 ”失利”在当代汉语中的意思就是失去有利的地位或势头。眼下苹果与特斯拉在中国面临的形势用“失利”一词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但就这两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美国大公司而言，在中国“失利”也可以另有一个同样恰如其分的所指，这就是“丧失利润”。 3月14日星期四，美国非盈利的新闻报道机构和报道网站Rest of World发表署名分析报道，标题是《为什么苹果和特斯拉在中国节节失利？》。报道说：“苹果和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多年来一直保持高位，但现在在中国却陷入了低迷。与任何财务数据一样，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其结果不容忽视：中国消费者对美国最大的两个科技品牌越来越不感兴趣。 “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收入本季度首次出现下降，从 2022 年的略低于 240 亿美元下降到 2023 年的略低于 210 亿美元，降幅超过10%。30亿美元本身并没有对该公司的盈利造成太大影响，但看到这一数字首次下降（尤其是在中国，它一直是苹果公司的巨大增长源），足以让投资者感到惊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该公司的股价暴跌。 “特斯拉也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中国乘联会（全称”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斯拉2月份销量同比下降19%。 特斯拉销量下降的原因有很多，甚至超出了埃隆·马斯克个人的困境。目前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供应过剩，这对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打击甚至比特斯拉还要严重。中国也正处于经济衰退之中，这使得它成为销售高端汽车特别困难的地方。” 中国、苹果和特斯拉向何处去 苹果和特斯拉这两个一度在中国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大公司如今遇到逆风，这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话题。3月6日，法国财经新闻频道BFM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是今年苹果和特斯拉的致命弱点》。 报道说：“这两家公司周三均大幅下跌，市值蒸发数十亿美元。苹果集团在中国的销售非常疲软，而特斯拉则受到中国工厂出货量低以及德国生产停产的拖累。 “在约翰·斯特奇斯的电影《七名雇佣兵》的结尾，只剩下三个兵。今年，华尔街的七大兵，即 Alphabet、微软、Meta、苹果、英伟达、特斯拉和亚马逊，是否会出现同样的屠杀？ “目前，苹果公司尤其是特斯拉在这组超级科技股中明显走弱，这些股票几乎在 2023 年独自支撑了标准普尔 500 指数。苹果集团自今年年初以来已下跌 11.6%，而特斯拉这家电动汽车公司股价则下跌了 27.3% 。华尔街“七大兵”的其他成员做得好上加好：微软股价升值 7%，亚马逊 14.6%，Meta 38.5%，英伟达 73.6%。 只有 Alphabet也受到挫折，但其程度比苹果和特斯拉要小得多，其股价自 2024 年开始以来下降了5%。” 股票市场变动不居，个别公司的股价升降或大起大落常常跟天有不测风云一样原因众多，难以一概而论。但苹果与特斯拉在中国眼下遭遇逆境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意与西方国家脱钩则是获得广泛认可的一种观点。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文贯中博士， 三一学院荣休教授 一、北京御用学者惊呼“四十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 最近，中国内内外外，经济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在谈论中国目前经济的大幅下滑以及外交遭遇围困的处境，中国内部的学者及各方人士纷纷上书献策，有故作镇定掩盖真相者，也有惊恐失态，声言中共面临40多年未有的恶劣形势者，诸相纷呈，构成皇城危局下的人间百态。 有一篇发表于《香港01》上的文章，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相当典型，其献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京高层的焦虑心态和应对策略，据说是属于最近中国内部涌现的一批上书当局的“策论”之一，值得略瞥一眼。 该文指出：2022年以来，受新冠病毒、俄乌冲突、美西方围堵等多方影响，国内外局势出现了多个层面“数十年未有”的复杂状况与艰难困境。一些西方媒体与智库近年来频繁揣测甚至妄言，中国崛起进程可能被停止、中国崛起已到顶峰等。外部舆情的干扰与国内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部分经济数据下行形成共振，使得不少人士的预期受到冲击。 它历数了中共40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我们择其要者简列于下： 他说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包括经济增速、西方围剿、供应链外迁和社会预期 等四个方面的变化，是三、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需要保持高度战略警觉。 1）经济增速问题 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中国年度、季度经济增量低于美国的现象已经出现。近年来中美差距在GDP全球占比上不断拉大。数据显示，2021年，中美GDP差距为5.2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7%，达到历史高点；2022年，中美GDP差距将扩大至7.47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0%。2023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美差距继续拉大，仅占美国GDP约63%。这是自1976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年度增速高于中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美国总统拜登自2022年底首访亚洲后就不断大谈这个预期。近月来，笔者见过几批疫情放开后访华的美国学者，对方对美国经济的自信明显在上扬。 2）供应链外迁 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产链和供应链向海外转移的苗头已出现。以往总体趋势是外国向中国转移、中国东部向西部转移。近年来，总体趋势却变成中国向印度、越南甚至美国转移。2015-202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保持了上涨的势头，但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FDI）总额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14.5%降至2021年的10.5%，中国新增外国投资的增速相比世界总额有相当大的减缓。2022年中国吸引外资一度回升，但2023年上半年随之骤降，甚至低于巴西。不断有西方媒体、智库、商会发声，威胁外国投资撤出，制造中国经济恐慌；中国产业链外迁的事例越来越多，例如耐克产线迁至越南，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厂并称随时随地转移生产基地，戴尔不再使用中国造芯片并扬言外迁。汽车行业中，有菲亚特、Jeep、讴歌相继退出中国，斯柯达正在考虑退出等等。尽管中国仍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备的国家，但大量产业链外迁的新闻出现是40多年来未见的。 3） 西方围剿 四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美国统合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政治共识并全面行动的架势已出现。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从“脑死亡”中复活，并呈现出“亚洲化”的趋势，且多次在政治声明中提及中国。俄乌冲突仅36小时内，美国动员西方30多国统一发表声明、制裁俄罗斯，并责怪中国不配合对俄制裁。近年来，五眼联盟、四国机制、AUKUS、第一岛链军事联盟、IPEF等。近期美国首次撮合日本、韩国在戴维营会晤，甚至多次公开声明“协防台湾”等，全面布局围堵、遏制中国的完整架势已呈现。澳洲、日本等不少国家不再“两边下注”，摆着一副不惜牺牲经济利益、全面站在美国一边的姿态。这些都是自改革开放尤其是1989年中国受西方集体制裁以来首次出现的。 4） 社会预期 必须承认，在地缘冲突、贸易摩擦、疫情反复的大背景下，“东升西降”的趋势在减缓，一些欧美智库与媒体为“西方重新崛起”造势，渲染“中国崛起终结”等氛围，而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些侧面又被其捕捉并形成“舆情共振”，值得高度警惕与应对。 简评 应当说，王文所列的上述40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大体上没有讳疾忌医，算是务实的。然而没有涉及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他所罗列的四方面问题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例如习近平执意要武统台湾而造成的天地翻覆的崩塌式后果？例如巨型房地产泡沫爆雷后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例如超高的青年失业率将可能引爆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例如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减少的历史后果…..等等？ 显然，这些问题业已超出了他的奏折献计言事的底线边界了。 二、北京应对危机的药方 文中称“多年未有的危机需要祭出真招实策“，他开出的药方如下： 1）新的战略自省：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一些舆论仍然对大国崛起的艰难程度和超长用时考虑不够充分。前些年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过于夸大“西方已完全衰弱、中国已完全崛起”的事实。面对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社会需要有一轮新的战略自省。直面并客观剖析中国当前逆风逆水的内外艰难形势，全面扫描当前中西国力消长的真实结构，高度自省大国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以西方崛起为例，美国逐渐成为全球大国的崛起时间超过百年。从1823年发布门罗主义到1894年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再到1922年一战后《五国海军条约》跃升军费全球第一，直到1944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可以说，美国经历至少121年才真正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类似地，英国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历经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对外殖民美亚非洲等，直到19世纪真正崛起成为所谓“日不落帝国”，前后用时200多年。可见，大国崛起绝非一帆风顺，更非一蹴而就。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共产党国家的兴亡与西方国家的崛起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冷战，它是人类历史上史诗式的重大事件。它几乎是通过和平的非流血的历史进程，就使一个庞大的高度压迫性的大帝国轰然倒台了，是世界史上的奇迹。历史判决是简单清晰的，共产国家是一次性的，衰落了就死亡了。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怪胎，是一段插曲，如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不可能再生崛起。所以共产国家不可能同历史上的那些大国兴替一样，它只能是过眼烟云。 2）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 中国社会需要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的基本事实。西方崛起须耗时百年以上，西方衰落也绝非数年之功。尽管中国高速崛起使得中美差距大幅缩小，许多经济分指标（如制造业总量、货物贸易总量等)已超过美国，且美国相对地位的确在下降，但不得不承认，在增量方面，中国仍然占据优势，而在存量方面，西方的优势仍然明显。经过数百年的殖民掠夺、上百年的科技革命、数十年的国际不平等经贸体系的铺垫，美国金融、科技、军事、教育仍保持着绝对领先的位置，且在未来一二十年仍保持相对领先的位置，如美国科研投入2022年科研总费用（6794亿美元）是中国（5511亿美元）的1.2倍；人均科研费用更是约5倍。2021年美国军费支出（7500亿美元）约中国（2370亿美元）3倍。美元国际化指数是人民币的约20倍。从种族、社会等诸多方面看，美国衰落是必然趋势，但仍需要许多年。借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说法，我们现在要战略上“平视”美国，但战术上依然要“重视”美国。——这是拉长了时限的“东升西降“，已经被中美差距之日益扩大所嘲笑。究竟是美国衰落，还是中共政权消失，让我们等待历史判决。 3）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 中国社会需要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的基本现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盛况有目共睹，世所公认，然而更进一步的关键“瓶颈”并未得到真正突破。高新科技发展被“卡脖子”、思想观念冲突被“卡脑子”、国际话语权被“卡嗓子”的现象，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解决。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7.64万美元的16.6%，仍处于美国1980年前后水平（1.25万美元）。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拥有14亿人的中国GDP总量肯定能超过美国，但那需要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而人均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可能需要更漫长、更艰难的征程。——无需等待“更漫长“，因为不会有那一天。 4）底线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可能发生 中国社会需要有底线地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发生的心理准备。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基本没有经历金融风暴、没有遭遇战争洗礼、没有蒙受巨灾冲击，对未来充满着乐观情绪，对西方文明充满着“友善的想像”。只是中国崛起遏制了其“野蛮在中国暴露”的可能性。西方对2022年俄罗斯的全面绞杀，？充分说明了大国争斗的残酷与无情。近年来，为捍卫西方优势与美国霸权，不少西方右翼学者与媒体的声明更是非常极端，如对华实现“焦土战略”“中国人不配享受优质生活”等。可以想像，一旦中国与美西方最后摊牌，一定会比制裁俄罗斯更狠的招数，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想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最良好的心愿，但一旦和平前景无望，中国社会要防范与加紧准备预案。——歪曲俄乌战争等各类冲突的真相，露出狼牙。 5）全力做大“蛋糕” 建议各项大政方针仍然要聚焦在如何全力做大经济“蛋糕”上来。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6，说明中国经济体量仍然远远不够，底层民众仍然较多、中产阶级不够强，“富起来”的人还远远不足。没有更大的经济“蛋糕”，不仅不足以阻挡西方的外部遏制，也不足以支撑更大的民族复兴伟业。——委婉批评“共同富裕”。 6）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建议检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的激励与优惠措施的落实情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前仆后继的代代新人。老一辈革命者充满理想，值得敬佩，新中国成立后，授衔授勋。改革开放需要先行先试，鼓励一部分人先致富带后富。可见，解决“挨打”“挨饿”既需要精神激励，也需要物质激励，解决“挨骂”、实现民族复兴，同样也需要精神与物质相结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年来中央召开人才、科技、教育、外事等多轮工作会议，但如何让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激励普及更多贡献者，直接关切到党的声誉与政府权威。建议就此可从退税、优惠贷款、个人升迁、奖励、荣誉、子女待遇等各个方面推出各项奖励措施，尽可能地激励真正为民族复兴做出真正贡献的人。——重赏？不如平反？释放孙大午，退还其财产；释放任志强，释放良心犯, 敢吗？ 7）政策向中产倾斜 建议切实推出各类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持和推动中国中产阶层。近年来中国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有目共睹。如果说低收入人群是民族复兴大厦的底座的话，那么，中产阶层是大厦的腰身。没有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扶持，复兴大厦的高度必然受限。当前中国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恶化，社会治理乏力，关键在于大中城市的生活与运行成本过高，税费偏高、房租房价高企、育儿教育成本畸高，这些成本多数由中产阶层来承担，导致结婚率和生子率偏低，民族复兴的预期下行。一个成熟的全球大国，一定是中产阶层居多的国家，推出更多对中产阶层的友好政策，是当前的迫切之需。——政策者，必多变也，关键是制度，关键是法治。制度上必须（通过选举）使中产有其政治代表。 8）大国博弈需妥协 建议对美西方的斗争须保持求稳求准、灵巧务实的态势。保持相对稳定的对美、对西方关系，仍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外部环境。对此，要敢于对外斗争的同时，也不能因斗争而颠覆当前与西方的基本态势。毕竟大国博弈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直面美西方将衰未衰、中国将超未超的现实，寻找既要合理斗争、又要斗中求稳的长期策略，既不逞强也不示弱。如同两位高手下棋，不能一“棋”不合就直接拳打脚踢，也不必一“棋”失误就自暴自弃。相信中国智慧，智斗、缠斗远胜蛮斗、乱斗。目前中国与西方的相处方式，最应该使用的姿态是，政治上保持战略定力、经济上保持正常贸易、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社会上保持正常交往、文化上保持开放自信、生活上保持宽松平和。 ——总之，作者最后认为中共需要关注如何做好自己、发展自己、和解自己，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他这里所谓“和解自己“，大概指毛邓两共路线的和解。这正是中南海内部企图力撑中共这一危厦不倒的少数”补天派“的幻想。但幻想就是幻想，他们已无力回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