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近日，一张“红二代”大合照及相关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流传。据称，这张合照是在九三阅兵落幕后，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召集组局。虽然很多红二代到场，但部分重量级“太子党”，比如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刘少奇之子刘源、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没有出席，引发外界猜测，认为他们用缺席的举动，来抵制这场活动。 照片显示，习远平站在第二排正中间的位置，第一排坐着年纪较大或地位较高的红二代，在中间，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是毛泽东之女李敏，另一个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陈毅长子陈昊苏等人也在现场。不过，合照人数只有一百多，与2015年“千人红二代团拜会”相比，阵容大幅缩水。 9月7日，上将李天佑之子李亚滨在微信公众号“38军魂”贴出活动照片，称其聚会的地点是在北京贵宾楼饭店。并贴出了多张他与别人的合照，其中包括任弼时之女任远芳、杨成武之子杨东明、宋时轮之女宋百一、徐向前之子徐小岩、粟裕之子粟戎生、陈赓之子陈知庶、乌兰夫之子乌可力等。 9月6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X平台发布合照，并留言称，9.3阅兵活动结束后，习远平大摆宴席，款待赵家核心成员，并在贵宾楼合影留念，八旗子弟围绕在习家兄弟身边，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前提是拥戴习核心支持习家一统天下！ 9.3阅兵活动结束后，习远平大摆宴席，款待赵家核心成员，并在贵宾楼合影留念，八旗子弟围绕在习家兄弟身边，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前提是拥戴习核心支持习家一统天下！ pic.twitter.com/ytv3aXHfgf — 蔡慎坤 (@cskun1989) September 6, 2025 政论人士陈破空在其自媒体节目中称，习远平发布合照的意思是，他把红二代、太子党团结在一起了。但事实却不是这么回事，一些重要的“太子党”缺席，比如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他们很明显是在抵制这场活动，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邓朴方、刘源、胡德平未出席，即便其家族有可能另派代表参加阅兵活动，但他们本人不参加，这就是一种抵制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有网友在X平台发布视频，称“红二代”彻底堕落：陈毅之子陈昊苏为习近平阅兵唱赞歌。视频画面显示，陈昊苏在众人面前念诗赞阅兵，习远平在一边引导大家鼓掌叫好。 “红二代”彻底堕落：陈毅之子陈昊苏为习近平阅兵唱赞歌 pic.twitter.com/LgJSGPPDaX — Gancheng Wang (@GanchengW) September 7, 2025 对此，陈破空指出，陈昊苏的弟弟陈小鲁是被习近平迫害致死的。 2018年2月28日，陈小鲁在海南因突发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去世。有知情人称，他因卷入安邦集团创办人吴小晖案而被调查，更被逼写下检讨书（吴小晖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女婿，吴小晖被捕判刑，被视为习邓两家结怨的表现之一）。 对于陈昊苏的表现，不少网友留言讽刺： ———–它们的父辈阿谀奉承独裁者，他们继续阿谀奉承独裁者，殒落从何谈起。 ———–文革后他们曾经集体反思左倾问题。 ———–盗国贼习家大把钱，不知道送多少钱给出场费？ ———–他们不都是一贯如此吗？这些人不为他们江山及独裁者唱赞歌，难道会为屁民发声吗？ ———–他们内部虽有分歧，但他们把军队看成了他们的看家护院的打手，这个打手归根到底还是保护他们这一个大黑帮。 ———–太过谄媚了，丢人现眼！
川普重返白宫后，美中关系更多的不确定性引中共红二代忧心。中国问题专家袁红冰透露，北京官场近日疯传一封由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写的信，批评王毅领导的外交部违背了邓小平确定的“韬光养晦”方针，实为暗批当今领导人习近平。 中国问题专家、旅澳自由主义学者袁红冰2月26日接受大纪元专访表示，与他有联系的体制内人士向他转述了邓朴方写的那封信的部分内容。 据悉，邓朴方对当前中国国内外的处境十分忧心，因此致信中央。信中点名王毅，但实为直指习近平。邓朴方说，在国际政治出现重大变动的时期，王毅领导的外交部对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全部的判断都是失误的。 邓朴方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毅领导的外交部，长期搞四面出击、八方树敌，被称为战狼外交路线，违背了邓小平确定的“韬光养晦”方针。 体制内人士转述说，按照王毅的说法，中共可以在台海问题与川普交易，且中共认为如此交易的可能性极高。王毅甚至希望能够让美国公开声明“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支持和平统一”。 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后，中共官媒报导称，王毅强调了中共的所谓台湾“红线”，卢比奥说“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等；但美方的对外声明中并未显示卢比奥有说过这句话。 卢比奥日前向媒体重申美方的对台承诺，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他也提到，美国不会放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中共不代表台湾的观点及利益。 目前川普正在全力推动俄罗斯就迅速结束俄乌战进行谈判。很多分析认为，美国想集中精力在印太地区以应对中共的挑战。 袁红冰表示，川普的战略意图已经很明显，就是要从欧洲脱身，拆解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川普要把美国的注意力放在两个方向：一是国内事务的重大变革；二是在国际上把美国的全部国家重心转移到亚太，包括南海和台海，但是战略重点还是放在台海。 袁红冰说，美国还要进一步武装台湾，加强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不仅要帮助台湾稳定现存的邦交国，还可能进一步推动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美台关系将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紧密连结阶段。 袁红冰说，现在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不仅仅是打关税战、经济战，还要彻底打掉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有利于中共的国际经济秩序，即所谓全球化——始于邓小平时期的路线。据称，最近中国国内专家都很关注美国是否会取消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美国国会议员1月23日提出一项两党法案，要求撤销中国在美国的优惠贸易地位，分阶段征收高额关税，同时取消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豁免”条款，此举将对依赖小额包裹取得迅速发展的廉价中国电商平台Temu和Shein等产生影响。 邓朴方疑忧美就新冠疫情追责中共 袁红冰表示，中共体制内人士说，邓朴方在信中还特别提到，美国有可能继续在COVID-19疫情的问题上向中共发起大规模的舆论战和法律战。而这一切将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后发生。 COVID-19疫情在美国夺走了110万条人命。川普政府上台后，美方已释出加强病毒溯源调查以及加大追责的信号。 美国联邦众议院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均认为，引发新冠疫情的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也表示，赞同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 五年前，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因新冠疫情起诉中共政府，上个月再次对北京提出诉讼，要求中共政府支付近250亿美元以赔偿该州居民遭受的损失。 据悉，邓朴方在信中说，这样的压力将使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进一步加剧。同时，随著中俄关系的脆弱化，在能源方面的压力也会加重。 五年前网传邓朴方给“两会”代表的公开信 这封信到底是不是邓朴方所写，抑或别人假借其名所写，袁红冰表示，现在还不能判定，但至少信中的意思能代表一些红二代的意见。 袁红冰再次强调他之前的爆料称，当前红二代并非在为习近平出谋划策，他们核心的想法是，“二十一大”不能再让习连任。如果习再连任，他们担心整个共产党的江山可能就会被习搞垮，那么所有的共产党家族也就全部完蛋了。基于这个共识，他们不能让习连任，所以想方设法“逼宫”。 邓朴方2023年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最高位置卸职，今年已80岁。 五年前（2020年4月），网上也曾传出据称是邓朴方写给中共两会代表的公开信，矛头也是直指习近平。公开信列举习大搞“一尊”、中共“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等十五大质疑。当时曾有收到信的红二代对大纪元表示，无法确认该信件的真实性，但该公开信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中共日前高调纪念邓小平冥诞120周年，以及官媒在三中全会首日发表万字长文，将习捧为“邓小平第二”，但翌日就从官网消失。对此，有评论认为，习不可能重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这不仅牵涉中共高层内斗，还因为习近平父亲习仲勋与邓小平早就结怨。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近日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时任中共党魁毛泽东主政时，刘少奇是其接班人。1952年，毛泽东为削减地方权力，调遣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要员进京。邓小平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习仲勋比邓小平年轻近十岁。 1954年，毛泽东为平衡各派系使自己独大，怂恿高岗反对刘少奇。然而，当高岗想跟邓小平联手对付刘少奇时，邓小平却向毛泽东告密，毛泽东被迫抛弃高岗。 1955年，习仲勋受高岗事件牵连，被要求划清界线作检查，直到第三次才勉强过关，而不让他过关的人正是邓小平。 公开资料显示，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习仲勋只是中央委员。1962年，习仲勋变成“反党集团”首犯，当时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配合康生整肃习仲勋的主力。 文革1976年10月结束后，邓习两人的矛盾并未结束。邓小平起初不同意习仲勋复出，必须让习仲勋保证与邓保持一致才可复出。1978年4月，习仲勋复出了，但不能进京，也没有官复副总理原职，而是离京到广东省任职。 由于邓小平跟陈云不同意为高岗平反，因此中共中央关于“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平反通知，到了1980年才正式下发。 10年后（1990年），习仲勋获“中央批准到南方休养”，实为被贬出京、流放外地。1999年，中共建政50周年，习仲勋才回到北京参加庆典，而此时邓小平已死。 邓小平家族逐步被边缘化 曾有体制内党史专家透露，习近平一直认为邓小平是当年整肃其父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邓小平家族逐步被边缘化，邓小平前外孙女婿、安邦集团创办人吴小晖被重判入狱，并被没收财产，对邓家也有间接影响。 2023年9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换届大会上，邓朴方时任的残联名誉主席一职，由习近平的亲信、国家监察委前主任杨晓渡接替，残联主席张海迪则被原副主席陈凯代替。这意味著掌控残联半辈子的邓朴方彻底退出政治舞台，邓小平最强有力的代言人自此被销声。 对于习近平近日高调纪念邓小平，蔡慎坤并不认为这意味著习要回归邓的路线，相反的，他认为习近平上台12年来，已经完全背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18日发布的三中全会《会议公报》，虽宣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但强调坚持中共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确保习控制权的政治术语“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等。 今届三中全会还出现一件引人关注的事。7月15日，党媒新华社发表长文《改革家习近平》，将习捧为“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但该文在发表翌日被下架。 日经：颂习文引党内元老跟“红二代”反弹 日经亚洲（Nikkei Asia）8月29日刊登署名中泽克二（Katsuji Nakazawa）的文章指，颂习文发表后，立马引来非习阵营的猛烈抨击。党内一些人称，该文奇怪，且与事实及官方党史不符，并质疑由谁批准发表的。据了解，这样的反弹特别来自于退休的党内元老跟“红二代”。 中泽克二指，该文称习仲勋在广东省主政时，在深圳等地设立了经济特区，派遣1978年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习近平前往安徽省调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习近平做了大量笔记，保存至今已有四十多年。 中泽克二认为，新华社的评论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主导中国改革进程的是习父子俩，而非邓小平。但事实上，是当时的万里在安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万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基于习近平当前的经济政策似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显有不同，批评者可能认为，习近平在窃取邓小平取得的改革“成就”的功劳。 中泽克二说，由于反弹的严重性，习近平只能下令相关部门彻底撤回这篇文章。
淡出政界多年的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唯一嫡孙邓卓棣，港媒报导称，他目前担任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监事。 香港《星岛日报》4月18日报导，根据中国企业查询公司“爱企查”资料，邓卓棣目前担任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监事。有传他任职中信法务部，但未能证实。 中信财务成立于2012年，总部设在北京，是央企中信集团子公司。中信集团创办于邓小平掌权时期，一直是中共太子党的集结地。 邓卓棣1985年出生于美国，是邓小平次子邓质方之子，刚出生就被送回中国，没有拿美国护照。邓卓棣7岁时曾随邓小平南巡，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其后取得美国杜克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曾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 2013年5月起，邓卓棣任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兼新安镇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2016年卸任，2017年任北京市桥牌协会理事。之后，他淡出政界。 邓家被边缘化 随著习近平越来越集权，多次传出对习不满的邓小平家族，逐渐被边缘化。 2018年，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和多名红二代都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2019年7月，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已离婚）、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被判刑。 2023年9月，时年79岁的邓朴方卸任残联名誉主席，改由中共中纪委前副书记杨晓渡接任。在此之前，邓朴方掌控残联30多年。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 邓朴方2018年9月在残联的七大闭幕会上称，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应该持续走这条路”，“一百年不变”。他还告诫：“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不妄自尊大······” 对于邓朴方退出残联，时政评论员岳山曾撰文表示，表面上看是因年龄或健康关系，实为习的第三任期不容有危及其权威的因素。 岳山认为，习让杨晓渡担任残联名誉主席，意在提防邓家，防止有人再利用邓朴方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招牌，抬邓压习。习近平此举形同在邓朴方离场后，还加上一把锁。 此前，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专栏高新的文章指，习近平以年龄为由劝邓朴方退隐，最直接的目的是封他的口，因为残联名誉主席虽是毫无实权的虚职，但却是整个邓小平家族过去仅存的一个对外公开发声的合“法”讲台。 旅澳法学家袁红冰今年1月3日在台湾《自由时报》撰文指，中共体制内人士披露，以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达成政治共识，指责习上台十年彻底背叛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倒退回文革时期路线，推动战时体制，以及准备发动台海战争等。 袁红冰列出的参与反习连署的红二代，包括邓朴方。
曾经的中共政权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当年利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机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他政治上的“大度”。但事实上长公子邓朴方文革中被迫害致瘫一事，令他邓小平内心对这个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及其夫人江青的仇恨一直都是刻骨铭心。 上周撰写《历史故事：邓朴方和他曾经的“康华共和国”》和《邓朴方和他的康华是如何涉足“六·四”事件处理》两文时，媒体上炒得最为火爆的以许家印为故事主角的中国房市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曾经读到过的一则四十年前的邓小平“就想买房”的故事。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邓小平看到北京前三门修建很漂亮的马路和宿舍楼，有感而发，对随行人员说：“你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我看将来会作为商品。如果将来买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 相关报道中描述说：邓小平的这番话，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大儿子邓朴方才从别人口中听到，他才深刻了解到，他父亲心中，其实有着极其深重的伤痕。 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邓朴方曾经寄予的厚望可以从一九六二年，，也就是邓朴方十八岁的那年讲起。当时的应该届高中毕业生邓朴方所在学校北京男十三中接到上级通知，分配给该校一部分“保送”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名额。所谓“保送”，就是不经过全国统一的升学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就读。 按照惯例，这种特权名额都是要分配给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高级干部子女的，而男十三中的六二届高中毕业生中，数邓朴方爸爸的官阶最高，所以校方明白这种“保送”名额实际上就是冲着邓朴方来的，立刻心领神会地将邓朴方安排为“保送”候选人里的第一个。没想到自恃才高的邓朴方反而因此感觉伤了自尊心，说自己每门功课的成绩平均90分，为什么还要保送？于是他和同班同学俞敏声等一起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结果邓朴方如 物理系一班团支部书记。从那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的满意度便超过了百分之一百。谁知邓朴方的党员预备期未满，“文革”就开始了。 当时的邓小平很快成为斗争核心，和刘少奇并列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家子女也就此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在中央美院的姐姐邓林和在北大物理系的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江青指使的造反派们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一天，郁闷不已的邓朴方和一位同窗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借酒浇愁。酒后吐真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很快，邓朴方的这番酒后真言被传到已经受到毛泽东和江青力挺的北大造反派总头目聂元梓那里。她先是派人对邓朴方、邓楠进行跟踪调查，接着便将兄妹二人分别关押在物理大楼的两间实验室里，进行背对背的诱供、逼供。邓朴方拒不开口交待，造反派们便对邓朴方施用各种酷刑，让他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站，并要求邓朴方以揭发父亲邓小平、母亲卓琳的“罪行”为获取自由的交换条件，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非人的磨难一直持续了五个月之久，实在不能继续忍受下去的邓朴方选择了“死路一条”。于1968年5月某日写下一份绝命书后从8米高的三层楼的里的一个厕所窗户一跃而下，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背部先落地，导致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 事发后几经辗转，邓朴方才于一九六九年春被送进北京有名的高干医院三零一医院。但很快便有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出了意在谴送大批老干部出京的“一号战备命令”。于是，邓朴方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邓小平去江西之前甚至没有到医院看看自己孩子的权利。而当时的北大“军宣队”仍不肯放过邓朴方，竟然把他从医院里赶出去，送往条件极差的北京郊区清河社会救济院。 日后的邓朴方向手下康华公司的小兄弟们说到他发起成立中国残联的动机时回忆：当我被架进福利院一间小屋时，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屋里住了十一个残废人，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球炉子，烧不多久就灭了……。小屋里仿佛象个冰窟，床上的被褥十分单薄，每天夜里被冻醒。我下肢瘫痪了，但上肢还灵活有力。每天会咬着牙和别人一起用铁丝编织字纸篓，每编出一个篓底可以赚一分钱，编出一个篓帮赚四分钱，一个月拼命干也只能挣到四、五块人民币。 当时这家救济院的生活标准还是五十年代规定的，每人每月七元五角人民币伙食费。每当救济院里开饭的时候，护理员老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递给邓朴方半碗白水熬白菜加一个黑糊糊的馒头。 在清河救济院半年时间后，邓朴方在天津的小姑，当时是现役军人的邓先群终于找到了他。 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发时经邓小平再三要求， ，亲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压的夫人卓琳和继母夏老太太同行。 到江西两年后的邓小平收到邓先群的信，邓小平夫妇这才知道失联已经近四年的长子早已经完全瘫痪了。于是邓小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此生对党别无所求，只希望允许将重残的大儿子接到身边自己护理。 以下是一个采访过邓朴方本人的中国大陆作者曾经的描述：……两名持枪看守押解着自己手摇轮椅的邓朴方到了江西，与分离了四年的父亲重聚。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围在儿子床边，帮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邓朴方比划着告诉父母:“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完全没有知觉。”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邓小平却凝视着儿子的残体，不发一语。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但可以猜测，如果此时他在分析谁是令他的长公子致残的罪魁祸首，绝不会想到林彪头上，而是毛泽东夫妇。 在江西期间的邓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炉，天气十分炎热，邓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换衣服。邓小平的继母夏倍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烧饭菜已经够忙的了:卓琳体质甚差，所以照料邓朴方的任务，每天都由当时已经六十五岁的邓小平承担。每天上午劳动回来，邓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儿子。吃完午饭就要帮助邓朴方擦澡，从木床上搬下，帮他翻身，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儿子擦身，绝不马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与继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邓朴方也有幸被送进三零一医院。 此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马天水时，问起上海骨科方面对治疗截瘫病人有无良方，马氏当面回绝了他。此后，卓琳虽然在上海找到了愿意为邓朴方治疗的名医，整个过程却是背着马天水及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亡后，随着江青等人的倒台，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随者亦很快入狱。在狱中得知邓小平再次复出的消息后，知道邓小平绝不会轻饶他的马天水随即便有了神经错乱的表现，整日狂呼革命口号……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邓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术，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由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批准。这个特鲁多就是曾经被习近平当面狠狠羞辱的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父亲。 回顾一九八零年年末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审判负责人之一黄王昆曾回忆，邓小平对当时的审判录相一次不少地认真观看，正式宣布判处江青“死缓”的那一天，邓小平还与其他中共政要特别赶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处秘密会议室听里收看现场实况。可见，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当年为采访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担任现场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问：“（您被下放江西劳动）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施燕华描述说：当时的法拉奇露出钦佩而又迷惑的神气，当然她是难以理解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的。这是一个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的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说的话。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是从个人恩怨来看这个问题，而是从政治的高度，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考虑问题。我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话都很感动。 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种所谓“以德报怨”仅仅是局限在让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继续悬挂和不同意拆除毛泽东纪念堂两件事上，当年要不是陈云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脑袋早就被邓小平砍了。除了对江青一度想置于死地，对毛泽东的后代他邓小平也曾百般刁难，甚至让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失去自由”长达五年时间。 在中共内部，所谓“陈云同志曾力排众议反对判江青死刑”的故事尽人皆知，主要依据之一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陈东林发表的《陈云为何力排众议反对杀江青？》一文。文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这里所说的“政治局开会讨论”，“主张判江青死刑”的“许多同志”，包括了邓小平，华国锋，王震和韦国清等。笔者也听到过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乌兰夫也都是主杀派。对中共“文革”史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对毛泽东和江青夫妇的仇恨都可以用无以复加来形容。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笔者也就此向几位内部人士，包括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讨论过，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徐帅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小平死刑意见的，陈云接着徐帅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等 “主杀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胆拒看邓小平脸色行事， 一一表态“刀下留人”。 当时一度因为邓小平坚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导致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和陈云第一次摆上台面的分歧就是这次“杀不杀江青” 的党内激辩。当时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中，陈云除了强调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的理由，还因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邓小平长时间里郁闷不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在美国哈佛访问期间，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询问过此事，李锐先生说，自己最寄希望的长子文革跳楼自杀落下高度截瘫，他邓小平当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没把江青立即处死，，邓小平心中的恶气自然没有出尽。终日看着自己儿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付样子，对毛氏夫妇的冤仇肯定还要被时时勾起。没有机会便罢，只要一有机会，他邓小平还是按捺不住他与毛氏夫妇的这段私仇。于是，报复目标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后代李讷身上。具体的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四十年前的邓朴方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他一手成立的残疾人基金会，大批中共太子党成员聚拢于此令人相信他邓朴方是在开办”黄埔”。可惜除了俞正声等少数几个，当年的邓朴方的追随者中的大部分都因为康华公司的声名狼藉而再无政治前途可言。 本专栏上周五播出《让邓朴方销声匿迹，习近平报了五年前的一箭之仇》一文之后，此话题在海外中文网媒上又持续发酵了好几天，除了“去邓抬习”说，还有“剑指太子党”说和“财产清算”说等等，不一而足。比如有政评人士认为“因为习当局现在缺钱，动邓朴方，目的是要动康华公司的钱。一些主要的几个太子党的大公司恐怕都要动。” 习近平废邓朴方的动机肯定不单纯，但肯定不是出于“动康华公司的钱”的目的，因为这个曾经有过多少资产连邓朴方本人也从来没有搞清楚过的“康华公司”，已经关门歇业三十多年了。 不过，正所谓“成也康华，败也康华”，邓朴方和他的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是如何因康华公司而辉煌并很快又因康华公司而声名狼藉的故事，确实也值得重温。 邓朴方小学就读于北京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八一小学(后改名“八一学校”)。比他年轻九岁的习近平进入这所学校时，邓朴方早已离开了这里，已经在北京十三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了。 邓朴方的小学同班同学是百分之百的高干和军干子女，,包括江青的前夫黄敬之子俞敏生、王宏坤(前中共海军副司令员、第二政委,上将)之子王新中、郑位三(曾任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等职)之子郑非迟、王延春(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子王晓光、林接标(曾任中共空军政治部主任)之子林延、刘友光(曾任中共国防科工委政委)之子刘基辅、严俊(曾任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之子严安、李中权(曾任中共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之子李新石、滕代远(曾任中共铁道部长)之子滕小林等。这些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聚集在邓朴方门下,大都在邓朴方的康华公司里担任过重要角色。 一九八三年三月,邓朴方和王树声大将的儿子，因车祸高位截瘫的王鲁光两人一起去拜会了时任中共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和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提出在北京市筹建中国大陆第一个康复中心,两部长当即表示支持。但考虑到经费来源和全国更多的残疾人,他们建议创建一个基金会。 考虑到从事这项事业需要更多的人手,邓朴方自然想到了他中、小学的那帮高干子弟哥们儿。于是,前文提到那批邓朴方八一小学“发小”，以及前国家计委主任贾拓夫之子贾宏生等，都纷纷表示要为邓朴方的事业尽自己所能。另外一些与邓朴方没有同过学，但也曾先后效命邓朴方的基金会和康华公司者，后面还会继续介绍。 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当时设在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一百一十六号大院的解放军总政治部招待所。由于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本人也是个残疾人—-中共著名的几位独臂将军之一,自然对邓朴方的事业大力相助,为他的基金会免费提供了办公场所。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人物，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以及彭真、王震、余秋里、王平、段君毅、胡子昂、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荣毅仁、李鹏、杨静仁、赵朴初等人均有到会。会上宣布由王震担任基金会名誉董事长,邓朴方、王鲁光任副董事长。 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当时的邓朴方从加拿大动手术回国后，他的大学同宿舍同学何维凌曾力劝他以“太子”身份办一所改革人才的“黄埔军校”。邓朴方当时表示对这条思路很赞成,但对能否实现有顾虑。他说,党内高层决策方式一贯是封闭的,党的纪律也不允许搞公开的智囊团。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对能否说服父亲没有信心。不过邓朴方以后的一系列动作,表明他实际上当时确实是有意要把他基金会办成小型“黄埔军校”的。 但是，因为该基金会办了康华公司之后，手下的大多数都财迷心窍，把邓朴方动员他们干一番“事业”的初衷完全抛在脑后，以至当年被陆续网罗到邓朴方麾下的太子党们在政治上最终成“器”的，只有小猫三两只。主要有日后官至正国级的俞正声、日后担任过内蒙古政府副主席和劳动部副部长的林用三(林伯渠之子)、日后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和中共中央601办公室主任的刘京等。 这个刘京在被邓朴方栽培之后的政治经历可是非常特殊，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此人的生父名韩钧， 战争年代是薄一波的老部下，1949年初国民党降将傅作义把北平城拱手让给中共后，这个韩钧出任了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兼解放军北平市军管会秘书长，但任职没几天便“因过度劳累而病‘逝“。死前将儿子托付给了山西同乡刘岱峰的妻子，所以刘京就随养父姓了刘。 刘京的养父刘岱山峰战争年代也是薄一波下属，中共建政之后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后进入国务院担任经委、建委副主任，仍受薄一波领导。 因为生父和养父都是“老革命”，所以以“根红苗正”为傲的刘京在文革之初居然和另外一个太子党成员谭力夫一同发表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 日后在邓朴方的手下，与其他太子党成员相比，刘京的地位并不算高，但离开邓朴方的残疾人基本会后，也是邓朴方“小黄埔”里较早升任副省部级者之一，接替了他养父曾经的职务，云南省副省长。 初到云南时，刘京只是省外贸厅厅长。不过到任不久即在回北京探亲期间赶上了一个能让自己升迁的好机会，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找到他和俞正声两人，希望他们两人帮助江总书记游说邓朴方到“老爷子”那里离间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 一九九二年十月邓小平同意让杨家兄弟在十四大上解除军权之后，刘京在云南的职务很快得到升迁，担任副省长几年后即奉调回京，出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在此职务上过度两年后即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自此开始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自二零零一年九月开始，刘京又被升任610办公室主任和党组书记，然后就连任了两届中央委员，直到六十八岁才退休。 除了如上几位，当年邓朴方的“小黄埔”里还培养出过一个叫唐若昕的重要干部。他是中共文化名人唐弢之子，当年和俞正声一同离开邓朴方的基金会，出任中共秦皇岛市委副书记，后又担任过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副部长级）等职。 这期间，邓朴方圈子里的小兄弟们都相信唐若昕已经是是国务院外经贸部长的接班人选了，没成想他却因受贿罪被判了十四年有期徒刑。虽然在法庭上宣布被落实受贿金额只有区区三百五十五万，但因为使“国家”遭受了三亿多元的重大损失，所以被打成了从重处理贪官典型。 其实，无论是俞正声还是刘京、林用三，当年都是因为只是效力过邓朴方的残疾人基金会，而基本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涉足恶名昭彰的康华公司，这才在日后的中共政坛上混得一席之地。而邓朴方麾下的大部分太子党成员们，都是因为在康华公司鼎盛——甚至已经被形容为“康华共和国”期间胆大包天，为所欲为，被老邓认为是坏了小邓的名声而被过早淘汰了。 查俞正声的官方简历，其中一段是：1984－1985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人、副理事长、党组成员（其间：1984.12明确正司局级，1985.01－1985.03康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1985－1987年 山东省烟台市委副书记。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俞正声当时只代理了两个月时间总经理职务的那个“康华实业公司”，是谓“小康华”，而当年在中国官场和中国商场上搅起惊涛骇浪的是所谓的“大康华“，虽然至今也没有人说得清”大康华“成立后，”小康华“是他的分公司还是独立公司，反正是”大康华”的规模曾经是“小康华”的千倍不止。而俞正声正是因为“大康华”这个怪胎还在被邓朴方孕育阶段即已经及时逃离了邓朴方麾下，所以日后才被江泽民夸了一句“出污泥而不染”。 所谓“大康华”的全称是“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据知情者称,自一九八六年下半年起,邓朴方、王鲁光、贾虹生(基金会秘书长,后任大康华副总经理)和黄大树(小康华总经理)等人分头游说从中顾委到国务院各部委的老头们,希望将“小康华”扩大为“大康华”,即扩张权力和业务范围,组建一家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同级的国营的部级公司。 一九八七年,“大康华”正式注册成立,其宗旨是这样写的:在国务院领导下以民间形式对外,通过经济活动,为残疾人福利事业筹集资金,交由残疾人基金会用于残疾人保障事业。 大康华公司的正副董事长均用政府机关的行政极别,由原石油工作部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原煤炭工作部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总经理韩伯平是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正省部级)。全公司有部长级干部四人,还有司局级干部六十多人,高官之多至今在中共政权所有部级官办公司中仍是独一无二。而如此级别的“大康华”仅仅是邓朴方的残疾人基金会的下属企业,所以当时有人讥讽说“邓朴方这下成了副总理了!” 二零一八年十月，中国内地的民族复兴网曾刊登《康华”：中国官倒与腐败的始作俑者》一文，说是1988年3月正式拿到营业执照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康华”便取得了令人惊叹，也令人愤懑的成就……。 邓朴方曾“欣慰的回顾”“康华”曾经著名于海内外。当时，“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工商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并称中国的五大公司。 当时的“康华”短短几个月内就疯狂扩张：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深圳，处处有“康华”;上海7家、武汉4家、广州7家、南京5家、一个江苏省就有35家“康华”。 当时国务院的多数工业部委都把自己的企业和厂子拉出单子和计划，想在“康华”里搞一块自己的天地。高扬文更是雄心勃勃，与空军谈判，想把“联航”划入“康华”。 一时间，美国来了高级经济代表团，同“康华”谈判，想把C130飞机的全套生产设备迁来中国…… 日本也来了高级代表团，找“康华”谈判，想在中国投资,再建一座规模相当于“宝钢”的大钢厂…… 香港的甘维珍咨询公司也来找“康华”，介绍美国最大的IAB保险公司，想同“康华”合作，打开该保险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日本伊滕忠商社主动来找“康华”，主动表示愿提供10亿美元贷款，年利率4.5%，大大低于当时英国8%左右的莱波尔利率。 美国的最早与苏联做生意的哈默公司也来找“康华”谈生意。据说哈默见过列宁，这次提出想见邓小平。在“康华”公关部副经理杨壮生陪同下，他如愿以偿地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康华”的魄力是如此吸引人。仅打开半扇门，二级公司便从7个一下子猛增到60多个。“康华”的副业是如此兴旺发达：这60多个“鸡娃子”，有“自生”，没“自灭”，反而都在令人惊愕的极短时间里“长大了”，又“下了鸡蛋”，“还能孵出鸡娃子”。以至于“康华”总公司自己也闹不清有多少孙子辈的“康华”?以至于全国上惊呼：“你们这不成了康华共和国了么!” 接下来发生的康华公司遭到清算的经历十分复杂，仅是把所有被清算的康华子公司和孙公司的名字念一遍就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这里只能总结一句，那就是康华的总公司已经不得存在 ，其子公司们则分门别类地被归并于各个国有公司。 而在被关门清算之前，邓朴方和他的康华总公司在“六四”期间的政治表演，将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拿掉邓朴方的全国残联名誉主席职务，不但是报了五年前邓朴方利用这一职务之便在公开讲话中对他习近平大加批判的一箭之仇，而且从此令他们邓家再无合“法”对外发声渠道。 我们本专栏正在陆续播发刊登的关于俞正声及其家族的系列文章的新一篇本应是《俞正声家族与共产党政权的血海深仇》，但因为正好赶上了习近平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换届之机成功将邓朴方“劝退”的大新闻，所以有必要先就为什么说习近平终于完成了对邓朴方的政治复仇进行一番讨论。 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管理着8千5百万中国残疾人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每次换届都会引来当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倾巢出动，全体出席其代表大会开幕式。本月18日开幕的第八次全代会照例如此，习近平及下手文武百官占居主席台第一排的全部，第二排中间位置上并排坐在轮椅上的名誉主席邓朴方和主席张海迪被双双宣布解职。分别接替他们两人职务的前者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才卸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第一副书记，随又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期间卸任国家监察委主任职务的杨晓渡，后者是“自力自强的优秀残疾人代表”程凯。 其实，由这个叫程凯的顶替张海迪是早在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召开之前即已经被习近平当局预定的安排。今年“两会”上出台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名单里，张海迪没有被安排连任，而已经长期在张海迪手下担任残联主席团，于2018年10月被国务院宣布任命为中国残联第七届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的程凯则成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里的新面孔，而且随即又被宣布为十四届全国政协的法制委员会委员。 比较对照半年前才出台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名单中的所有成员，无论连任还是新任，都有与张海迪同龄者。另外，像残联这样的“群团”组织的领导人，也不像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级领导人一样有只能连任两届的相关规定，更没有刚性的年龄规定，比如目前还在担任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长的李斌，还比张海迪年长一岁，那么过去多年已经被中共当局“神化”的张海迪为什么会早早卸任呢？原因应该就如外界媒体报道的标题中所揭示的那样，“去邓抬习”。在能够成功“劝退“邓朴方的前提下，自然也不能让长期以来都被视为”邓朴方代言人”的张海迪继续留在残联主持人的岗位上。 一篇标题为《去邓抬习？邓朴方张海迪卸任残联主席 习旧部接替》的综合报道文章中举例证明：”近年来，中共‘去邓抬习’越演越烈。比如2018年北京的一个画展中，将在深圳“画圈”的老人描绘成习仲勋；而深圳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中撤去了邓小平的浮雕，将“开国领袖”中邓小平的雕像换成了习近平雕像……。 此文所说的故事发生在2018年8月，当时法广刊登了一篇报道文章《北京展出一幅画作篡改历史习仲勋变成深圳特区之父》，说的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国家美术馆正在举办《大潮起珠江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展出的作品总共有256件，但其中一件作品《早春》，却引起中国网民近日来的热议。因为，《早春》里面描绘的人物，明显地少了一个重心人物－－时任党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站在画中央的，却是容貌几乎与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模样的习仲勋，即习近平的父亲……。 文章评论说：《早春》透露的信息，显然与中共过去一贯的说法，即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想法，大相径庭。正等于《春天的故事》对邓小平歌颂的歌词指出：“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但《早春》这幅作品却告诉我们，画了一个圈的老人是习仲勋，党的其他领导人如众星般的围绕着他，向他靠拢……。 此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之后，也就是五年前的9月16日，邓朴方借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之机发表的大胆讲话内容被外界认为是忍无可忍的邓氏家族向习近平发起的反击，同时也被中共党内的习近平班底敏锐地感觉到是“借总结和指导残疾人事业妄图指导全党全国”。 五年前的2018年10月26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邓朴方的代父发言明显是在提醒和警告习近平当局》一文，文中强调了邓朴方此前在残联第七次全代会闭幕式的讲话内容中所强调的“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虽然是十九大上出台的习氏党章中继续保留的，但事实上却是习近平在具体的内政和外交，特别是外交政策上并没有遵循，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邓朴方讲话的这段原文是：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讲几十代？就是要强调这个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其实，如果单就习近平这些年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的具体作为，无论是对非洲穷国的“大撒币”还是对美国和所有发达国家的四处出击、八方得罪，用“妄自尊大”四个字概括确实非常贴切，所以，五年前的邓朴方趁自己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发表公开讲话的合“法”机会代父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很显然是在提醒或者说警告已经没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习近平当局，切莫“妄自尊大”，在内政和外交上，特别是在对外和对美政策上，一定要“坚持立足国情”。 邓朴方五年前这篇讲话的另外一处原文是：“事实证明，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困难矛盾将会更加突显。在国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这个时候，要害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把邓朴方如上这段引文和前面引述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这句话加在一起分析，是谁都会将此与当今圣上习近平饱受党内外诟病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 言下之意,你习近平只不过是第五代而已,有什么资格”妄自尊大”?话里话外，无疑是在暗批习近平在“谋划一切工作”的时候，没有“坚持立足国情”，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更具体地讲，就是在旁敲侧击地指责习近平的对外政策“不切实际”。 邓朴方在五年前的这次公开讲话中还说：“经历了40年风雨兼程， 我们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大时代，它将不仅推动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平等交融，从而对世界有所贡献。后人的责任，就是要延续这个大时代，推进这个大时代，让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很明显，邓朴方这里所说的“大时代”，就是针对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而言。邓朴方所要向世人昭示的观点显然是：中共政权的统治时代从建政直至文革结束是“毛泽东时代”，从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至今再到今后，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所谓“延续这个大时代”，显然是在暗示他们邓小平的后代只会承认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未来中共政权新的领导人，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时代”的继往开来，而不会承认他习近平为了区别于邓小平，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否定邓小平，至少是为了部分否定邓小平而“创立”的所谓的“新时代”说。 邓朴方在他的这篇讲话中还说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化。这是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等深层次的变化。这是根本性、历史性、不可逆的变化……。 请读者和听众用心体会这“不可逆“三个字，邓朴方的意思就是说，邓小平倡导实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全方位变化，无论从哪个方面，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都是不应该再改回去的，都是不能够再复辟回原型的。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倒行逆施几乎也是“全方位”的，在政治角度尤其如此。其在党内大搞个人独裁的行为和方式，也正是当年被邓小平强烈否定的。 中共人民网上的文献内容清楚记载：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党政分开”思想。早在1980年刚刚掀起改革开放大幕之时，邓小平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有心人可以核对一下，习近平从上台至今，不但只字未提过邓小平当年在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而且已经明目张胆地直接在在十九大党章中删除十二大至十八党章中“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句当年邓小平的重要指示， 替换上了”文革“年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王歧山甚至发表公开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倡导的“党政分开”的恶果是“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五年前的邓朴方发表那篇讲话时的身份不但已经不是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且连残联的具体职务也已经因为年龄原因而只剩下一个名誉封号，同时他这次讲话的直接受众也只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七次全代会的代表们，所以他的讲话的主要内容表面上是围绕残联的具体工作内容。但事实上他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既不是残疾人工作的方向和目的，更不是残联的过去工作总结，几乎通篇内容都是在代父发言，提醒或者说警告已经严重背离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习近平当局莫要倒行逆施。 而当时的习近平及其理论爪牙意识到这篇文章的巨大杀伤力之后，无论是残联官网还是转载过邓朴方这篇讲话的部分境内网媒，均在第一时间接到了中宣部的封杀令。但是，因为邓朴方当时是刚刚被宣布了连任第七届残联名誉主席，所以习近平也只能怀恨在心，隐忍五年后，总算等到了残联再次换届“选举”的今天。当然是借机报复他邓朴方没商量！ 其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多年前在张海迪从邓朴方手中接任主席团主席之后，该机构的实权事实上是掌握执行理事会手上，真正的一把手不是主席团主席，反而是在主席团副主席中排名第一的执行理事会理事长。该理事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都是由国务院出面任命，而正常情况下都是由在任理事长兼任的党组书记一职，则是由中组部任命的正部长级干部。先后担任此职的几人中有的是中央委员，有的是中央候补委员。现任理事长兼党组书记周长奎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是2018年7月先被中组部宣布为残联党组书记，而后才出任残联副主席及理事长行政职务的。 既然残联主席都没有实权，那么理论上讲残联的名誉主席也应该是更没有实权。所以，邓朴方如今被迫退位，交出的并不是具体权力，而是他作为邓小平长子和残联创始人的影响力—-无论是对残疾人事业还是整个中国政坛。 这几天，关于邓朴方被习近平“夺权”的评论文章甚多，评论焦点都集中“防止有人再利用邓朴方，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招牌，抬邓压习的角度。 此话当然在理，但更重要的，或者说习近平如今以年龄为由劝邓朴方退隐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的目的是封他的口，因为中国残联名誉主席虽然是一个可以说毫无实权的虚职，但却是整个邓小平家族过去仅存的一个对外公开声的合“法”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