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之城，在海港之夜重现
2026 年 6 月 4 日
自从上周说要提振消费之后，银行动作非常迅速，这个周末就把消费贷利率打下来了，他们做了两件事： 先是给没有能力还款的牛马续贷，这是上面说了的。 然后把利率卷到了史上最低，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利率到了3以下，最低卷到了2.5%。 比如据报道招商银行的闪电贷额度50万，最近几天搞活动，利率能低到2.58%，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试一下。 网络图片 应该算是史上最低的消费贷利率，才二点几 ，要不是要还本金，其实和送钱也没太大区别了。 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今年开年以来消费市场确实不太好，大家不要只把目光盯着哪咤破200亿票房这件事上，春节过后上的电影有一点声量吗？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电影。 当然还是得用数据说话，统计部门2月份的价格指数显示，2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7%，环比下降0.2%。 考虑到季节性因素，用同比更有参考价值，但2月份这波降幅远远大于去年同期。2024年的2月份其实同比涨了0.7%。 网络图片 这事儿比想象中要严肃，特别是考虑到搞统计的朋友们都直接给出了降幅，结合统计学艺术定律可知实际情况如何，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今年的16-24岁青年找工作的情况如何。 去年很多店家拍短视频也只是吐槽消费降级，今年我刷到了很多说没人消费的视频。你看，降不降级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都没人出门买东西了？ 很多人闹不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消费品价格降低是好还是不好，为什么价格降低让大伙都挺着急，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取决于你的身份，你究竟是从生产者的角度看，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每个人都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比如粮食降价，你开不开心，如果你是格子间的牛马，当然开心，现在的工资可以买更多粮食了，但如果你是农民呢。 比如外卖配送费降价，你开不开心，作为点外卖的人，当然开心，但如果某天很不幸你失业了跑去送外卖呢。 所谓年轻时扣下扳机，中年子弹射中自己的眉心，这句话有一个非常具象的故事，就是程序员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外卖员管控算法，卷死外卖小哥，然后自己失业后跑去送外卖被算法弄得要死要活。 网络图片 消费品的价格本身就包含了制作运输这个产品的每一个环节里的人工成本，如果某个产品大家觉得不应该这么高价，那么这个制作销售这个产品环节里的人，大家就默认为不值钱。 考虑到一个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会需要很多环节，利润哪边拿大头我记得初中课本上都有讲到过。 当终端门店开始拍视频说寒气逼人的时候，那处于链条最前端的制造商以及原材料供应商（特别是零散个体户）就不知道冷成什么样了，可能已经瑟瑟发抖了。这就是要迫切把消费提起来的原因。 其实办法有很多，比如很多经济体经常用的，就是直接发钱，老美之前在口罩期间发了多少钱，简直就是开着直升机撒钱，确实消费也是长牛了很长一段时间。 又或者是采用非常符合我们国情的一个办法，给农村退休老人涨退休金，他们老有保障之后，他们存的钱，他们孩子寄给他们的钱，都可以掏出来花，还能顺便解决一下不同群体退休金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发钱和涨工资之间，用了一个所有人都没反应到的策略，那就是放贷。 嫌利息太高是吧，降低利率，降到3以下够不够意思？不行就降低到2.5；担心还不上贷款是吧？没关系，后面给你续贷。 有一说一，这一波贷款利率确实是诚意满满，2.5%的消费贷，这什么时候大家从银行拿钱有过这待遇？只能说银行现在也是被卷得没有办法，但放贷给个人去消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要还本金。 然后很多人包括你我都得掂量掂量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去上贷款吧。 加杠杆的前提是，预期要好，如果预期不好，没听说过谁预期很坏然后试图通过加杠杆消费来扭转预期的。 不过，信用货币体系下，如果要想创造新的货币增量流入市场，确实只能放贷，只是看这笔账，记在谁的头上，这一点很重要。 比如很多经济体是发行国债，然后撒钱，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裂开之后，就是这么干的，老美也干过，通俗地说这叫债务置换，通过发钱的方式，把大家的债务置换成全社会的债务。 大家就有动力去消费，去买买买，至于未来，再通过其它工具来还嘛，实在不行就借新还旧。 债务这玩意压在所有人头上和压在个人头上是两个概念，压一个人身上，他就得省吃俭用还钱，压所有人身上，那就压呗。法不责众，债也不压众。 我想，我们没有这么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债务压力已经很大了，这几年化债的新闻也不少见，整个社会能兜住这部分压力，就已经兜得很难受了。 至于个人消费部分，就只能给优惠、给鼓励，充其量给情绪价值了，如果你现在很难的话，谁能兜住你的现在呢？意思很明显，就是未来的你自己，。只能向“他”借一点了。 你说那未来怎么办？蔚来的事儿自有李斌想办法。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挪威TALK
中国政府财政吃紧，南京、天津以及山东等地的政府公务员，继去年被降薪之后，又被拖薪。吉林就连退休金也被停发。甚至有政府向寺院借钱，武汉有慈善机构人员披露，上级叫他们做好自谋出路的准备。 “八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要发工资，我们要生存”。近期，广西桂林市广电局门口，三十多人在拉横幅，讨要工资的一段视频流出。对此，本周四，桂林网信办通过桂林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发出《关于网传桂林广电系统职工限入财务困境，半年未发工资的辟谣》，但是未解释视频中的请愿者是谁，更奇怪的是官方为广电系统职工“财务困境”辟谣，而不提广电系统的财务状况。 自由亚洲电台就此致电桂林市广播电视局，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另外，本周一（4日），吉林省九台市众多退休教师因为领不到每月一日发放的退休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现场视频中，退休教师要求当局立即给一个说法。 刚从山东回到山西的退休公务员周先生，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在山东的同学告诉他，滨州各区政府，部分公务员就连八月的工资都没发放：“滨州公务员，那些在岗在职的体制内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了，上个月开始拖欠工资。原来是某一个区政府拖欠工资，现在大部分区到现在一个多月还没发工资，再加上事业单位。现在政府工具箱（措施）里都没工具了。” 天津市有区政府据称向寺院借钱 天津居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该市河北区等至少4个区政府部门财政吃紧，很多部门的公务员已被拖欠工资达数个月。据网民称，有官员到当地大悲寺院向主持借钱，结果寺院也哭穷，拒绝了借钱的要求。 山东胶州居民张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胶州市多个乡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被停发工资已经数个月：“青岛、潍坊、高密，我们当地好几个乡镇，春节后到乡镇，公务员工资没有发或者发一部分。公务员发不出工资，政府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现在有很多。” 南京市财政吃紧区政府相互借钱 据网民披露，今年8月份开始，南京市高淳区政府大部分公务员未领到工资。最终在南京市政府的协调下，由江宁区政府动用财政，借钱给高淳区政府。此外，溧水区政府也出现财政紧张。南京网民告诉本台，当地许多工程停顿，各行业近乎静默状态。 截止目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并未发现大批公务员因领不到工资，上访维权的现象。对此，张先生解释，许多公务员有灰色收入，加上之前几年，政府通过卖地收入赚了不少。他说：“公务员几个月不发工资，没有人去造反，他们的灰色收入就够生活了。另外，他们有退休和医疗保障，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 武汉慈善机构员工被告知政府“没钱” 武汉市江岸区一慈善机构的前工作人员李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区政府已经停止向慈善机构拨款。她说，区政府要员工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慈善机构他们专门募集资金，然后捐给贫困或者残疾儿童，属于政府机构，叫社区服务中心，他们的工资原来也是政府拨款，现在没有款拨给他们了。区里跟他们讲要他们自己解决。” 李女士说，此前，当地许多社区的募捐，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但现在中美关系恶化，加之外国民间机构的捐助在中国《反间谍法》7月生效后，近乎归零。
当观察家们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预测2023年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时，都把注意力放在俄乌战争，美中对抗，台海失控，朝鲜半岛危机等，绝未料到中国经济。因为在去年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后，人们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但也至少不会很难看；而随着年初经济的复苏，各大经济机构都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上调到5%以上，有些更乐观地认为会达6%甚至更高，3月两会中国政府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5%。 所有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6%，稍逊于预期，这可以解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场经济主体对形势的转变还有一个适应性，人们认为随着政策的明朗化，市场信心会逐步恢复，二季度经济成长会加速。二季度GDP虽达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础上。换言之，由于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至少要达8%市场才认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上半年只有4.4%，确实是改革以来最低的。 另外，从今年上半年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物价涨不起来，这同欧美担心的高物价形成鲜明对比。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一定的物价上涨和通胀，物价起不来，经济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滑，尤其进出口出现剧降，这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中国如此，然而，7月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期。 拜登总统最近在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仅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还伴随巨型房企和信托机构的连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23%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降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之争，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7月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了这点。 “定时炸弹”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担心中国什么？ 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严峻。有经济学家比如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十年，甚至比当年日本还惨。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是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过着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人们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述的危机样式呈现。也就是说，中国不大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是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展开。 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 至于中国式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并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像温水煮青蛙，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可又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型的形式出现。 然而，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一定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是经济、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而言，中国的经济危机还处于发展当中，目前只是危机的一个发酵阶段，距离它的总爆发或许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要看中国政府对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然而，即便如此，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一点。 第一，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政府一直自诩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长期超过40%，或许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失速，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比如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国家自身调节的能力有限，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外界的帮助，它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将自己锁死在从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受益，一旦中国繁荣不再，就不可能继续让它们享受收益。由于这些中小型经济体大都是贫困落后国家，因中国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联动困难，有可能会催生它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效应不会仅仅局限在它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乃至全球扩散。 为转嫁危机，习对外可能更具对抗性 第二，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缓解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具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恒大和碧桂园两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债务危机，不断出现的金融信托机构的爆雷，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套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会联动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触发金融危机，进而引爆地方财政危机，这会是一个过程，不会马上爆发。然而，考虑地方财政的过度负债已存在多年，以前还可以依赖土地收入来缓解，但这些年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减少让过去的循环模式中断，使地方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处于危机状态。地方的财政危机则会导致大众福利（例如养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这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强调促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可以说，如果不能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改善企业尤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会更加令人堪忧。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没有好的办法。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习近平出于稳定自身权力和政局的考量，采取一条更加激进的和美国及西方对抗的路线，在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主动出击，制造障碍，从而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让外界增强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国政府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迹象。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是习近平自己，他是危机之源。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皆源于对习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但从当下中国的政局状况看，未来一段时期是无法解决习的一人统治问题的，故而，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会持续深化。世界对此需要有所准备。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 目前，中国政府投资兴建的又一项超级运河工程正在紧张建设中。该工程总投资额727亿人民币，开挖土石方3.4亿立方米。 当前中国经济萎靡，失业率飙升，出口大幅下滑。国际资本加速撤离，富士康、亚马逊等厂商纷纷搬离中国。国际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的脱钩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也正在逐步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中共当局提出了所谓“内循环”、“双循环”，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所谓扩大内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扩大国内需求，与扩大投资建设重大工程联系起来，这也成为中共媒体和官员们的一个统一叙事。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投入巨量资金建造水利工程，意图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本期视频要说的这项超级超级工程是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已于2022年8月28日正式开始建设。截至目前，平陆运河项目累计完成形象投资超117.3亿元，2023年计划完成工程形象投资180亿元，实现土石方开挖总量1亿立方米以上。 中国官方报道中，平陆运河被称为“新时代重大标志性工程、交通强国建设重大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牵引性龙头工程”。 平陆运河始于广西南宁市西津水库平塘江口，沿钦江向西南方向进入北部湾钦州港，全长约135公里。北部湾是广西省的出海港湾。 据报道，平陆运河航道等级为内河Ⅰ级，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为8900万吨。建设项目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项目估算总投资727.3亿元，建设工期为54个月。 官媒称，建成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支持广西的发展，也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较以往沿珠江从广州港出海缩短航程约560公里。因平陆运河建设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带来的运输费用降低每年可达52亿元以上。 2 平陆运河起点西津库区的水面与入海口的海平面之间有65米左右的落差，在135公里的运河上，需要建设马道、企石和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把运河航道分成三个阶梯，船只才可以通过船闸航行到出海口。在三大枢纽都要建设船闸、大坝和发电站。 2022年06月30日，广西自治区成立了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billion人民币，负责平陆运河项目投资、建设，平陆运河日常维护、运营以及沿线经济带综合开发等。 同年7月20日，广西发展改革委批复了平陆运河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8月28日，运河正式开工建设。 有多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平陆运河的建设，更多的出自于中共保经济、保增长的目的。即使能减少航运时间和距离，只不过多了一个出海口，但并不能必然地增加贸易总量，反而增加庞大的债务，得不偿失。 根据《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广西全年货物运输总量2.1billion tons。钦州、北海和防城三大港口和其他小港口总共完成货物吞吐量568million tons，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169million tons。广西的货物进口量大于出口量。而平陆运河设计年单项通过能力89million tons，估计这个运输能力大幅超出实际的需求。 3 在经济并不发达，出口货物量不大的广西花费72.7billion开凿平陆运河，取代原有的珠江出海口，有无必要以及是否产生经济效益，引发专家们的强烈质疑。 中国问题专家横河表示，运河的优点，是水运成本低，运载量大。缺点是连结的水系多在不同海拔高度，船只需要通过船闸，增加了时间和成本。 “现代有很多运输方法，航运并非总是最有效最经济的，特别是如果投资太大，根本就不值得。如果是完全政府投资，最终还是落到纳税人头上，如果是集资，投资方就很可能收不回成本了。”横河说。 旅美经济学家黄大卫（Davy Jun Huang）表示，中国GDP增长里面，大概有30%到35%左右是来自于基建。基建是分两大块，一块就是民间的房地产建设，另外一部分是大型基建，占整个GDP的15%左右。最近由于疫情防控、中美贸易战、中欧经济紧张，还有欧美市场消费的衰退，引起了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所以它通过加大了投资基建，促进经济增长。 但问题是，现在的高速、高铁、机场差不多都超前建完了，中共又瞄准了水运，准备投资水运拉动经济。除了在建的平陆运河，湘桂运河也在积极推动之中。 中共水利部网站显示，2022年，中国重大水利工程开工数量和投资规模均为历史最多，2022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1trillion 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44%，是水利建设投资完成最多的一年。 黄大卫认为，它有一个短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经济发展中长期来说，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用途。中国的基建在过去二十年已经一一完善，整个公路网、铁道网和高铁已经超前布局，只是短期里面是有个拉动。 官媒说平陆运河开辟了中国西南地区便捷的出海口，但重庆、成都、广西等西部地区，已经存在至北部湾港的三条铁路运输线路，以及现有的长江、珠江出海口。 4 黄大卫认为，它主要是考虑把原来分配到珠海、深圳、广州的，还有福建的一些码头的进出口业务，分配一部分运到北部湾。应该说是一个整体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的重新分配蛋糕而已。 旅德水利专家王维洛说：“中国最近两年水利投资每年都是1兆。要是再没有这点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4-5%根本就实现不了。单纯为了保经济增长百分数，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还是不投好。” 在中共战略文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中，还指出了修建平陆运河的另外一个目的，即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 广西的官员说，今后南宁港将成为中转港，西南货物从南宁组建，通过平陆运河运到钦州港出海，比从广东出海从时间和距离上缩短了近70%。 东盟成员国和中国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2022年1月开始生效。从2019年到2022年，双向贸易将增长52%，超过与欧盟20%的增幅。 批评人士认为，广西与东盟的贸易将会很难突破，因为贸易本质是互通有无，广西似乎除了水果和少量机械及来料加工外，能够自主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跟东南亚又是高度重叠的，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优势。 黄大卫认为，西南地方本来也不是出口大省，他们的工业产品、农产品跟东南亚国家比较重复，更多的可能就是从东南亚进口一些原材料，例如铁矿、镍矿等。 “（当局）一直以来想把广西南宁打造所谓东盟交易中心，但东盟的需求主要是中国的小家电和工业产品，中国需要他们的农产品跟工业原材料、矿山等。这一块目前像通过深圳、广州，已经是能够基本上满足。”黄大卫说。 中共海关总署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5月出口同比下降7.5%，进口下降4.5%。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份额继续呈下滑趋势。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中国占美国商品进口的15.4%，为2006年10月以来的最低份额。 按美元计算，5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同比下降15.9%，这是从2020年5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中国大陆港口的航运明显放缓，空集装箱堆积，深圳福田街道甚至把闲置集装箱改造成志愿者服务站。 经历了三年疫情、房地产行业受打压，以及美中贸易战等影响，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越来越庞大。 5 王维洛评论说，“最关键的是这个平陆运河，它是不会有经济效益的。为了让广西的出口更快一点，它有意义吗？广西本来出口通道是有的，原来走广州、走深圳，那边又不是满了，又不是不给它用，那边现在都空着。把这个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北部湾跟越南、柬埔寨，还有马来西亚，运输距离是比深圳、珠海要近一点。这个距离是不是起决定性作用呢？究竟是不是那720亿成本能够弥补过来呢？这个是没法去估量，但对于从越南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来说，的确会节省部分费用。但是不是说节省了部分费用就引起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大量贸易来往，不是那么大。”黄大卫说。 根据广西财政厅公开的数据，2022年全年广西省生产总值2.6兆人民币，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88亿人民币，而预算支出为5894亿元人民币，赤字为4206 亿人民币。广西多年来一直财政亏空巨大。建设727亿元的运河工程，对于广西来说是一项巨大的开支。 不过，有没有钱是一回事，怎么花钱建设工程是另一回事。简单举两个例子来看广西领导们建设项目的风格。 广西官员对于建设超级工程绝对是很热心的。位于广西桂平市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2015年开工建设，今年即将完工，总造价将超过280亿元，且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船闸闸门。据悉，船闸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半足球场，门体高47.25米、宽20.2米，造价超过1亿元。这也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闸门，被称为“天下第一门”。不论其必要性和效益如何，反正名气是打出来了。 最能体现广西领导们的审美观和投资风格的，是2018年10月竣工的广西新媒体中心项目。项目用地92.21亩，总建筑面积256,000平方米，花费20亿人民币巨资建造。官方称，大楼将“桂林山水”“龙脊梯田”等广西山水元素融入建筑外观设计，是极具广西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是广西的形象代表。2019年12月，该项目被评为“第十届中国十大丑陋建筑”之一，上榜理由为“低劣模仿，形象粗鄙”。 关于中共各级领导们对工程决策的方式，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官员拍板决策了工程项目建设后，知识精英们再去论证项目的必要性和经济、技术的可行性。实际上所谓的项目可行性研究，不是真正去研究项目真正的可行与否，而是变成了为领导的决策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 据官方公布的资料，至2035年，平陆运河的货运量将达到9550万吨，至2050年货运量将达到1.2亿吨，在考虑诱增运量的理想情况下，2050年运量将达到1.5-1.8亿吨。运输费用节约2035年、2050年将分别达到36亿元和52亿元。那么这些数据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以什么为依据呢？所有的运输方式都算上，广西全年的货物运输总量也只有区区21亿吨。 6 中国这些年建设的超级工程全都做过可行性研究，结论都是技术、经济上都可行，而实际结果却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想的差别很大。例如，投资197亿美元建成的港珠澳大桥实际车流和客流量还达不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测量的三分之一，民众称它为“ghost bridge”。其收过桥费的收入，还不够支付其运营成本。投资77 Billion USD的超级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其中东线工程年平均实际调水量还不到设计调水量的10%；其中线工程，年平均调水量为设计调水量的约60%。其卖水的利润还不到投资额的2.5%，贷款利息都不够。雄安火车站，总建筑面积47.52万平方米，线路站场总规模为13台23线，其中铁路站场规模为11台19线，有网民上传的视频显示，车站广场上杂草丛生，不见人影。 这些超级工程，都是领导们为了彰显其政绩而建设的面子工程。这些超级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都通过了专家评审和政府部门审批。 说起大运河，不禁要提到中国历史上的隋朝。它的政权灭亡和当时的隋炀帝杨广修建京杭运河有很大关系。另外，隋朝的情况和当今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隋朝于581年3月建立政权，618年5月被推翻，仅存在了37年。 明末的大学者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鼎盛时期也比不上”。宋朝历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也记载：“自古以来，最富的国家就是隋朝。” 历史学者们总结，隋朝的灭亡，主要有三大原因： 7 1.过度的超级工程建设（可配中国的运河、高速公路、高铁画面）。隋朝修建全长1794公里的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征调的民夫达百万之多。 公元607年隋炀帝下令修筑从陕西榆林到北京的驰道，长达1500公里。为攻打高句丽做准备，高句丽就是古朝鲜。 据史料记载，隋朝修建东都洛阳城。参加洛阳城修建的人工每月都保持在200万人，其间大量民工死亡。 2.穷兵黩武，发动战争（可配中国军舰或军机绕台、演习类画面）。隋炀帝曾三次征伐高句丽。其中前两次征伐每次动用兵力上百万，庞大的兵源背后是运输粮草所需要的民力和消耗的物资。更有数十万士兵葬身于高句丽。 3.炫富和对外赏赐（可配习近平在西安会见中亚五国领导人，举办演出，大撒币等画面）。公元610年，有西域使者商人来到洛阳，隋炀帝为了显示大隋的气度，从正月十五日开始，就在端门外的大街上设盛大的百戏场。奏乐的人多达18000人，声音几十里外都能听见，整个现场布置的灯火如昼，百戏一直演到正月底才结束。 隋炀帝到草原巡行，看看突厥是不是真的臣服，随他出行的队伍不仅有百官，还有10万匹马，50万部队。杨广到达启民可汗的大帐，在帐内设立隋朝仪卫和旌旗，设宴款待启民可汗等突厥重要部族首领三千五百人，并赐予所有人绢帛共计数万匹。耗费巨大。 4.奢侈浪费。隋炀帝还曾三下江南，每次随从少则10万，多则50万。他乘的大船是一条长2百尺的大龙舟，上下共有四层，豪华至极。随行嫔妃、王公大臣、僧尼道士、御医尉师，分乘几千艘华丽的大船，首尾相接，绵延有一百多公里。光动用拉船的纤夫就多达8万余人！ 8 隋炀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建超级工程，穷兵黩武，骄奢淫逸，结果把大隋政权葬送掉。 看看当今中共的花钱模式，修建超级面子工程，花费巨资造航母、造军舰，太空站上天，对外大撒币。而许多民众基本的生活都很难保证，甚至吃不上饭、看不起病。房价过高，民众买不起房，有人甚至住水泥管子或露宿街头。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也没有言论自由，如果说了令中共不高兴的话，动不动就让人消失。中国贫富差距极大，红色权贵家族垄断大量社会财富。普通民众上升进入高阶层的通道被断绝。特权阶层则为所欲为。 一个大国领导人，喜好建设超级工程彰显政绩，不顾国内民众的困苦，对外大撒币，还总想着为世界人民指明方向，做千古一帝，岂不可笑？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共党魁是用这种方式把中共的家底败坏光。如果中共没有了经济能力，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不过，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要经历怎样的痛苦啊。
近日，江西文化厅取消了剧团退休人员的编制和银行账户，取消编制的意思就是取消了公务员的身份和待遇，退休后的养老金较低，而且除养老金之外也不再有公务员享有的其他福利。 江西政府门外聚集了很多抗议的退休人员，有的人手中拿着写有红色字的白纸，上面写着剧团的名称，包括京剧团、杂技团、话剧团和木偶剧团。示威者默默站着或坐着表达抗议，现场没有人发生冲突，但是中共当局派出了执法人员，同时播放广播警告示威人群尽快解散，否则将对其执法，并可能抓捕示威者。 疫情三年经济下滑，财政支出加大，缩编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地方政府没钱了。江西政府停发公务员养老金、缩减编制的举措，凸显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的严重性，而财政危机的爆发预示着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大部分省份目前都是债务累累，财政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全国地方债务余额为35万亿元人民币，约为4.91万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的余额累计为23.3万亿，约3.27万亿美元，所以全国的显性债务余额为58.3万亿元，约为8.18万亿美元。 这里解释一下，债务余额等于总负债减去已偿付部分。中国地方政府借新债还旧债，是种帐面上的数字游戏。这些数字还只是明面债务，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贷的隐性债务。如果包括隐性债务，远高于此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中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黑洞”，它被用来填补地方政府的收入与开支的缺口。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智库荣鼎公司研究了205个中国城市和2892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据后发现，2022年，半数城市的政府偿债成本超过财政总收入的10%或更多，反映地方政府面临偿债困难。对比之下，2021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城市面临此困难。 研究人员认为，偿债义务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如此之高，显然已经跨入难以管控债务偿还的门槛。 投资银行高盛估计，包括政府官方借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政策性银行持有的债务在内，中国地方债总额约为2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26％。 据大陆媒体统计，截至2022年末，中国各省债务率皆是上升状态，其中又以黑龙江、新疆、天津、贵州债务率上升最为明显，均超过400%，负债率越滚越大，导致地方政府无力偿还。 我们之前视频提到过能以人民币数万元的价格购置一套房子的黑龙江省鹤岗，在1年多前成为中国首个财政重整地级市时，其负债高达其财政收入的2倍多。 当地人深刻感受到财政紧缩的冲击，寒冬暖气不足、计程车收到更多交通罚单、公立教师担心被裁员、环卫工人被拖欠2个月工资。 鹤岗只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中国目前财政自给率低于50%的有7个城市，除黑龙江哈尔滨之外，还有青海西宁40.52%、吉林长春40.62%、四川重庆42.81%、广西南宁45.4%、宁夏银川45.45%和内蒙古呼和浩特49.82%。中国35个大城市中，只有浙江杭州财政自给率超过100%。 而财政收支缺口超过千亿元的城市有6个，分别是四川重庆2,799亿元（约402.7亿美元）、北京1,292亿元（约185.9亿美元）、天津1,228亿元（约176.7亿美元）、广州1,192亿元（约171.5亿美元）、湖北武汉1,177亿元（约169.3亿美元），以及上海1,056亿元（约151.9亿美元）。 4月11日，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网站发文称，近期，该研究中心财税金融研究处先后赴贵阳贵安、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发现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受制于“财力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接下来将向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争取“智力支持”，为化解贵州地方债务提出可行建议。此举等同向国务院总理李强喊话，期盼获得中央支持、提供金援。 据贵州省财政厅统计资料，截至2022年底，贵州省债务余额近1.25万亿元人民币，约13.57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隐性债务。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现骨牌效应，继贵州省公开向中共中央政府求援后，云南多个县市也相继发声“喊穷”。 Wind数据显示，2022年云南永平县负债率45.59%，债务率991.01%，财政自给率15.66%。据云南省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永平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4.40亿元，约4.83亿美元，其中一般债余额6.20亿元，约为8700万美元，专项债余额28.20亿元，约3.96亿美元。 最近，云南省昆明市两家城市投资公司债务会议纪要泄露，居然暴露出来昆明之前发行的地方专项债，基本上都被挪用去还债了；不仅如此，昆明政府还在考虑要挪用民众的社保基金和公积金去还债；并且，云南政府的几大城投平台公司，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可见政府的财务状况有多么惊人。 湖北省武汉市同样坠入了债务陷阱，近日，武汉市财政局居然破天荒登报，要求259家企业和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年末尚未偿还的欠款。这种做法让许多观察家颇感意外。 在259家企业和单位中，欠款最低者只欠一万多元人民币（约合1447美元），而欠款最多者为武汉东风轻型汽车公司，欠款本金高达2354万元人民币（约合341万美元）。这些企业和单位合计欠款总额达到三亿元人民币（约合4342万美元）。 特别令人意外的是，除了企业欠债外，武汉财政局辖下的多个区财政局居然也成榜上有名的“老赖”，其中包括武汉市汉南区财政局等五个区财政局单位。其中欠款最多的是江夏区财政局，欠款总额为1252万元人民币（约合181万美元）。 除此之外，中国东北三省的地方政府负债率高，且人口减少，经济发展面临困境。2022年的信息显示，2022年末，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1.9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7168亿元、7291亿元，排在全国第14、24、25名。 由于东北三省GDP规模有限，所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方政府负债率分别达到37.9%、54.8%、45.9%，在全国排名靠前，分别拍第12、第3、第7位。 吉林、黑龙江财政高度依赖中央补助，辽宁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与收到的中央补助基本抵消。 美国智库MacroPolo中国经济专家Houze Song说，许多城市将在几年后变得像黑龙江鹤岗一样，中央政府或许可以透过要求银行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展期，借此在短期内保持稳定。若不提供展期，现实是将近70%的地方政府将无法按时偿债。 过去3年的“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财政，中国地方政府年度预算报告显示，中国各省份2022年仅在疫情防控方面，就至少花费了3520亿元人民币，约合506.9亿美元。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但近几年中共当局遏制房地产发展，资产价格不涨反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导致税收和土地销售收入减少，都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一些城市的偿债成本，如甘肃兰州和广西桂林，超过了当地去年的财政总收入。 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削减开支，或从促进增长的项目中挪用资金，以继续偿还债务。 目前，停车场或停车位特许经营权正成为中国中西部地方政府热卖“产品”。经济观察报近日引述数据报道，去年1至5月，总计11个地方政府主体出让停车位经营权，而今年1至5月，这个数字接近40个。 招标停车位特许经营权的地方政府主要集中在贵州、云南、陕西、湖南、甘肃、四川以及河北等中西部地区，以县区级为主。 从事政府投融资人士指出，地方政府若不转让停车位经营权，只能逐年收停车费，转让之后，即可一次性收取25或30年的经营收入。 据透露，现在很多地方正面临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压力，急需盘活存量资产，减缓财政压力，而停车位资产较易获得，也较易转让。 除了转让停车位经营权之外，中国高校也纷纷调涨学费，有些学校被迫二十年来首次调涨学费，还有些学校的学费调涨幅度甚至超过50%。 中国绝大多数大专院校都是公办，而经费也一直都是以从中央到地方相关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学费收入为辅。但是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无力出资支持高校办学。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将即将入学的理工体科类新生一学年学费调涨54%，达到7700元人民币（约合1082美元），而即将入学的文科新生一年学费则调涨30%。 在中国人口密度相当大的西南四川省和东北的吉林省，不同院校的不同科系也调涨了学费。四川省高校调涨学费的幅度最高为41%。 报道称，很多中国地方政府目前连支付债务利息的能力都没有，给高校的经费支持自然也要缩减。高校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不得不上调学费，增加收入。 时事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在其Youtube节目《杰森视角》中表示，中共通过所谓“转移支付”均衡各地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将富裕省份的收支结余“转移支付”到入不敷出的贫困省份，从而形成中国大部分地区对中共中央财政上的依赖和依附。 杰森表示，维持这种动态平衡的前提是每年要有入大于出的盈余省份。而在过去两年，这个动态平衡状态已经崩溃。全国31个省级地区的债务全面进入不可逆转的深度恶化，而中共却没有办法帮助解决这些地方财政的问题。 杰森指出，中共中央不得不在地方债务问题上彻底“躺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央真的是没钱了；另一个是中央知道，目前这样的地方债务危机遍地都是，一旦在一个地方开了先例，全国各地都会立刻效仿，用爆雷来威胁中央进行财政救助。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当好家、理好财、过好日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户部催缴欠款的剧情非常精彩，现如今这一幕极其罕见地在武汉上演。 5月26日，武汉市财政局、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长江日报》发布一整版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详细列举截至2018年底259家债务单位名称、借款本金余额，这些单位既有下属的区财政局、科研单位，也有国企、上市公司和少数民企，借款数额少则过万，多则过千万，总额超过1亿元。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财政局的钱不还，而且还有下级欠上级的钱不还，实在魔幻，出乎意料。 网络图片 据分析，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近些年武汉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 据武汉市财政局数据，2020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30亿元，同比下降21.3%，2021年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约1579亿元，2022年又降到1505亿元，同比下降4.7%，今年一季度收入为508亿元，同比下降8.5%。 在这个背景下，颗粒归仓，确保国有资产利益不受损失，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数据时代用数据说话，宏观上有两个20%非常值得关注。 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0328.8亿元，同比下降20.6%。 其中，国有企业同比下降17.9%，外资企业下降16.2%，私企下降22.5%。 从行业领域来看，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87.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高达99.4%，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则增长34.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30.1%，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0.7%。 另外，4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失业率数据显示，16-24岁年龄阶段失业率为20.4%。在校学生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一般不纳入失业率计算范畴，待到6月底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后，肯定会对年轻人就业数量和指数带来巨大压力。 工业企业利润降低超过20%，年轻人失业率突破20%，这两个20%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也具有现实警示性。 企业利润上不去，吸纳就业能力降低，新的就业人群接续涌来，“六保”压力仍不轻松。 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六件大事关系国计民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至关重要。 当前，疫情感染“复阳”人数增多，专家继续在提建议，有些地方尤其是高校紧张的不得了，可是总体感到大多数人对疫情普遍呈迟钝麻木状态，并非他们漠视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是疲了、倦了、累了，还有比生病发烧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工作和收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劳拉维尔德坎普教授认为，疫情的影响不会很快过去，就像留在身上的伤疤，会存在很长时间，包括对人心态的影响，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对企业的影响，等等。 以新冠疫情为标志，我们迈进了一个极端不确定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个体在群体、权力、体制和技术面前，显得极其卑微弱小。 5月27日，英伟达（Nvidia）创办人黄仁勋参加台湾大学毕业典礼时说，“2023 年毕业的同学们，你们即将进入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世界，就像我毕业时遇到个人电脑和晶片革命时一样，你们正处于 AI 的起跑线上。每个行业都将被革命、重生，为新思想做好准备。” 其实，不仅新毕业的年轻人将被革命和重生，在疫情疤痕正在结痂，各类不确定性叠加状态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场源内思想深处的革命和重生，都需要认清大的趋势，掌控把握好事业与人生，惊涛骇浪过后，仍然能够充满希望地航行。 经济学家孙立平判断，今后若干年当中，我们会面临着一个时间可能不短的经济收缩期。得出这个结论，主要基于三点理由： 一是国内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结束，二是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环境，三是疫情效应的释放。 经济收缩必然需要过紧日子，而且紧日子不是一天两天，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也是长期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沉淀冷却才能孕育新的涅槃。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牢牢不变的东西需要紧紧抓住。 一是人的主体地位。 人作为世界的主宰，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福祉。以人为本，维护每个人的权利，尊重每个人的价值，绽放每个人的个性，这是整个社会创造力的源头所在。 二是对外开放的自信。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与外人做生意，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消弥价值差异，融入主流文明，让朋友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多。 三是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民营经济是藏富于民的重要形式，共同富裕的基础所在，对民营经济别指责、别争利，少干扰、少打搅，提供一视同仁、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真正以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为自豪。 四是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 公平不绝对，绝对不公平，越是过紧日子越需要把蛋糕分好，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平衡不同群体诉求，向低收入人群补血，提升中等收入人群获得感，畅通阶层上升渠道，让人看到未来和希望。 五是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不干实事正事，半点马列都没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利器，多研究些问题，少争吵些主义，不喊口号，不唱颂歌，不说假话应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操守。 每个人都是时代中的一粒尘埃，尽管渺小却可以赋予无限精彩。 大多数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仅仅这活着就充满了伟大的意义。 风雨过后，并不一定会出现彩虹。 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且努力地活着，如此即是感恩不尽的幸运。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燕梳时评，原文已被删除）
每次谈到转移支付的问题时，很多欠发达地区的读者会有“别动我奶酪”的护食反应。他们认为“这些钱砸到经济欠发达地区，民生水平总是提高了”。其实，彼之奶酪，汝之毒药。砸钱是砸不出民生水平提高的，只会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扭曲，长期贻害耽误民生。 转移支付不能“造富” 提高民生水平，最核心的数据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很多人想象中，通过东部发达地区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欠发达地区“人均吃大户”，真香。按照这一想象，转移支付的增长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应该同步增长。那么，人口少、转移支付高的西部省份，应该最能体现“人均吃大户”的优势。700万人口的青海，人均收入增长和转移支付之间关系如何呢？ 2010年，青海省进账的转移支付为193.31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0.87万元。 2022年进账的转移支付1471.85亿元，是2010年的7.6倍。同年，青海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万元，为2010年的3.1倍。显然，转移支付快速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增长之间是不成比例的。 2010年以来，青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保持每年1500元左右的匀速增长。同一时期，转移支付激增，并没有转化为收入增加的明显推动力。 再和全国做个比较。2010年到2022，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9倍，青海同期的3.1倍，并不亮眼。就这0.2的“优势”，和转移支付也不见得有多少关系。因为2001年到2010年，青海省的GDP增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常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5年后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背离反而更加明显了。青海省的转移支付，从2015年的459.88亿元增长到了2022年1471.85亿元，增长了3倍有余。但是，同期青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从1.58万增长到了2.7万，仅增长了1.8倍，仅高于全国平均值0.13。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转移支付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收入增长贡献并不明显，相关性很弱。和转移支付同步增长的不是收入，而是地方债务。 转移支付推高地方债 2022年青海收到转移支付1471.85亿，人均2万多，要是都分配给青海人，接近收入翻番了。这等好事，纯属臆想。 因为，转移支付并非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按照“人头”发放的直接现金补贴不仅范围小，而且金额也很低。诸如农村医保之类的“补人头”，撑死也就一年几百。大部分转移支付的钱都去搞“项目学”了。 转移支付大幅增长是2008年后多轮大基建的伴生物，资金主要流向了大小项目工程中。很多转移支付都是指定用途的专项拨款，主打“民生项目”牌。民生是前菜，项目才是主菜。 借着民生搞工程的“项目学”，大行其道。比如，三四线城市把货币化棚改完成了房地产。发出去的人头费补靠房地产项目的土地财政收回来。再如，“再穷不能穷教育”，一个个网红“最美学校”拔地而起，几亿十几亿的资金套出来，项目营运成功。 住房、教育、卫生这些“民生牌”打完了，也没关系。脑洞大一点、思维发散一点，啥不是民生呢？发展地方经济、培育重点产业，不是“民生”吗？旅游的故事最好讲，水司楼来一个，女神像也要上，有山山水水的造景区，没山山水水的造山水。 用转移支付资金用搞项目。项目越搞越多、越搞越大，就要配杠杆融资。配上杠杆就成了债务包。转移支付激增的十几年，也是地方债激增的十几年，高度同步。 2011年，审计署公布了首次全国性三级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0年末，地方性政府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2022年，同一口径对应的显性地方债35万亿元。增加了3倍多。同期，转移支付从2.7万亿增长到了10万亿。显性地方债增长和转移支付是同比增加的。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杠杆的威力是惊人。这十几年来，隐形地方债从无到有，膨胀到了65万亿的巨大规模。还有，造“最美学校”也离不开金融杠杆，地方事业行政事业性负债9.9万亿。 转移支付天量资金流进了工程，成了地方财政撬动金融渠道的杠杆。因此，转移支付的结果不是造富，而是生债。十几年大规模转移支付，流入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外财”越多，债务负担就越重。 越给钱越穷，反常识吗？并不是，这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亲戚朋友遭灾，接济一笔钱。希望给他家孩子买点好吃的、振作起来干点买卖，是有效的。可是，长期给，越给越多，钱来得容易，他就捧着钱进赌场了。输钱的速度比给钱的快，就借上高利贷了。 今天中国地方债务滚雪球也是类似的情形。没有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财政想象空间，银行敢借那么多钱给地方政府和大小城投吗？ 债留地方的挤出效应 转移支付的“外财”，“吃大户”的想象是雨露均沾、人人有份的直接分配，真正的“转移支付”是各级政府的项目学“上半身循环”。个人的钱包能不能因此受益，得看圈层位置。 行政主导的资金运用，按照权力中心的圈层等级分配利益。圈里的公家人、国企以及少数关系户，按照吃肉、喝汤、啃骨头的秩序分配利益，圈外的只剩下吃土——债留地方，倒是雨露均沾的。 比债务痛苦更严重的是大量资金强行注入对经济结构的扭曲，大量资金无效占用社会资源造成了挤出效应。应该发展农业的地区，硬搞旅游，挤掉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空间。结果旅游没搞成，农地没了，农民怎么办？应该踏踏实实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强行大建高端产业园区，挤掉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结果产业转移走了，打螺丝的失业了。这些都是资源错配的挤出效应。债务风险的本质就是资源错配，资源无效投入挤掉了经济健康发展的空间。 因此，转移支付是“上半身循环”，造成的后果却会危及“下半身”的民生，公共服务水平下降，产业凋敝、失业风险都是民生毒药。 总之，“民生”不是乱给钱、乱花钱的挡箭牌。转移支付透支经济是双重伤害，是对发达地区竭泽而渔的伤害，对欠发达地区是债留地方、扭曲经济结构的伤害。如何将转移支付控制在适度规模，转移支付资金如何合理应用，是重要的经济议题。除了“项目学”的圈内受益者，大可不必出于“吃大户”想象积极护食——奶酪是他们的，留给普通人的只有债务和失业。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本胖，原文已被删除）
1 经过三年疫情的洗礼，中国经济状况日渐严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疫情解封后，经济状况居然比封控期间还要糟糕。4月27日，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最新经济数据，其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利润同比减少21.4%，仅为15,167亿元。制造业利润更是急剧下滑，同比降幅接近30%。许多行业利润下滑幅度更是惊人，如石化、电子、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同比降幅超过50%，石油行业利润更是接近100%的下降。这无疑是经济的崩溃。 这些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如今经济形势严峻，连他们也难以为继。仔细分析数据，可以看到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扶持的国有控股企业，尽管享有最好的贷款条件，实现利润总额为5,892亿元，但同比竟然也下降了16.9%，这说明了整体性的经济衰退。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1129亿元，同比下降20.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为3,894亿元，同比下降23%。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3300多亿元，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24.9%，且连续多年下降最为严重。这既反映了中国市场内需不振，也说明许多外资企业已经搬离。 然而中国的GDP，在第一季度统计数据依然显示增长4.5%。有人认为企业利润下降，并不意味着营业额在下降。尽管这种情况有一定可能性，但如果只关注营业额而没有盈利的增长，这种增长模式能维持多久呢？ 2 再看各个行业的数据，崩溃的迹象更为明显。采矿业下降5.8%，制造业利润下降接近30%，是下滑最严重的行业。面对数十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作为所谓的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整体利润下降30%，无疑是彻头彻尾的崩溃。 然而，在这个大环境下，居然还有一个行业在增长，那就是水电煤行业。水电煤行业的净利润增长了33%，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水电煤的利润全归国家所有，国家的收入也在增加，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在上升。制造业利润减少30%，而水电煤的利润居然敢涨了33%。 再看行业的细分，就更离谱了。化学原材料化学制品行业下降了54.5%，各种化学化工原材料都不用了，难怪制造业下降这么厉害。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下降57.5%，富士康走了，手机和电脑能不换就不换了，一个破手机用个十几年。有色金属下降57.5%，中国稀土没人用了。最离奇的是，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的加工业的利润下降97.1%，跟归零没有太大区别，这不叫做崩溃，什么才叫做崩溃？再一次提醒，这些都是中国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 外资企业撤离，工业企业利润减少，但负债仍在增加。国内勉强存活的企业负债相当高，负债增长了8.3%。工业企业收不回来的款项增长了11%，卖不出去的存货增长了9.1%。这些数据令人哑然。 3 与此同时，企业成本不断上升，水电煤费用持续攀升。企业产品的存货周转期延长了1.8天，应收账款的平均回收期长达61.8天，账款平均两个月以上才能收回。这些数据仅仅是具有规模的工业企业的情况。这究竟是不是崩溃，那么什么才算崩溃呢？ 中国4月份的PMI制造业经理人指数已经发布，直接跌破了荣枯线。今年第一季度PMI保持扩张，但到了第四个月就开始收缩，只能说一季度是昙花一现。3月份还有51.9%，这个月只剩下49.2%，低于50的荣枯线。这个数据是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制造业萎缩到2022年10月份全国处于封城期间的水平。也就是说，经济的整体情况和疫情风控的绝大部分时期并无太大区别。 大中小型企业的PMI都低于上个月，全部降入收缩区，尤其是大型企业下跌4.3%。PMI的5个分类指数也全部低于上月，跌得最狠的是新订单指数，仅剩48.8%，说明制造业市场需求迅速下滑。新出口订单指数跌至47.6%，在手订单指数进一步下跌至46.8%，说明许多出口商即使接到订单，不久也会取消部分。 4 市场需求萎缩，据统计调查，制造行业中，57%的企业都因市场需求不足而处于半停业状态，这个比例比3月份上升1.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中，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也比上个月增加，超过半数的企业对市场需求恢复并无感觉。 服务业同样惨淡，从业人员指数仅剩48.3%，显示服务业仍在裁员。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例如住宿酒店等，以及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下降1.8和2.6，这些都是关键经济指数。与此同时，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3.9%，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53.5%，显示大基建热度依然不减。但房地产商务活动指数仍在荣枯线以下。 几乎所有企业的利润都在大幅度下滑，许多甚至出现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怎能保证呢？ 继贵州省之后，云南省部分县市也开始喊出无法还债的声音。云南省永平县人民政府官网直言，债务压力非常大，财政仅能勉强保障发工资，为保证政府的公共职能正常运行，不仅无法偿还欠债，还需继续借款。同属云南省的腾冲市也有类似表态，市委书记在2023年财税金融国资监管工作会上表示，本级财政仅能勉强保障工资发放。 5 这两件事情基本反映了云南省整体财政能力只能保证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发放，没有还款能力。但直接公开向外界求救，等同于公之于众中国政府内部的丑事，这也反映出云南地方债务问题已走上绝路，土地财政瓦解，地方政府没有新的税收来源。 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失败，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持续增长。因此，中国政府竭力维持经济增长的虚假形象。一旦中国增长停滞，大陆市场将陷入困境，国际地位也将受到影响。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中国在数据造假，出现了第一季度全国GDP数据比所有省份加起来的GDP多出400亿的荒谬现象。 具体的经济现象中，也能看到转型失败的例子。过去，中国政府宣传经济时，强调的是华为的5G、中国的手机、芯片和物联网。而现在，政府将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事物拿来宣传，如某女孩捡破烂每天收入达9000元、淄博烧烤人头攒动、深圳和沈阳发展地摊经济等。 捡破烂和烧烤都是门槛极低的行业，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旦人们发现这些行业赚钱，利润很快就会被挤压。如果说，中国经济能依靠捡破烂、办烧烤和摆地摊来增长，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本就是在欺骗人们。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各级政府却似乎无动于衷。江苏吴中城投集团更是出奇制胜，这个本应致力于房地产开发的城投公司，居然参与到人民武装部的创建中，，声称要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走向似乎将面临重大转变，更加关注民兵力量的壮大，而经济发展或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