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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近日,武汉市玛雅海滩水公园上千人开泳装派对的新闻在各大外媒刷屏。据法新社记者拍摄的照片显示,上千民众穿着泳装在泳池内嬉戏游玩,既没有戴口罩,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这样人挤人的场景也让不少网友表示担忧,毕竟作为COVID-19爆发的最初地,武汉无法再次承受病毒来袭。而纽约邮报更以“Shocking images”来形容这一场面。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据法新社报导,上周末,位于武汉的玛雅海滩水公园人满为患,大量游客参加了当晚的音乐派对,泳池中挤成了沙丁鱼罐头般的人们跟着现场DJ一起随音乐摆动身躯,放眼望去,人群中无论是年轻人、孩子还是老人都没有人戴口罩,也没有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去年12月,COVID-19疫情就在武汉这座城市爆发。今年1月23日,武汉市封城,所有民众被迫禁足在家,而由于当局瞒报疫情,导致包括吹哨人、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内的大批武汉人死亡。今年4月,当局“上修”了武汉死亡数字,把原来的死亡病例2575例,核增1290例,累计死亡数字订正为3869例。而据纽约邮报称,由于中共政权的专制性质,导致外界对官方的数字产生怀疑。 纽约邮报还在文章中援引一个报道,指至少有42000武汉人死于这次疫情。 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武汉得以在今年4月解封。5月中旬以后,官方就没有公布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湖北省政府决定,全省400个旅游景点都给出优惠,刺激消费,鼓励多出门走走。法新社也指出,中国国内疫情基本上已被控制,但零星的病例加上夏天水灾成患,让经济受到影响。 玛雅海滩水公园于6月重新开张。据武汉当地媒体报导,该水上乐园将游客人数限制在原本可容纳人数的50%,女性顾客半价入场。 报导续指,当天的人数接近容纳人数的50%。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法新社的这篇报导在推特热传,引发各国网友热烈讨论,纽约邮报更以“Shocking images”来形容武汉水上乐园一系列的照片。 Wuhan wave. People watch a performance as they cool off in a swimming pool in Wuhan, China pic.twitter.com/sPIdpAmQ6G — AFP news agency (@AFP) August 17, 2020 中国官媒《新华社》在15日下午也刊出游客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游玩的照片,表示在做好COVID-19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许多市民来到市内水上公园,戏水消暑,乐享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