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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杀人案

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不妨道破孙立平教授之问

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让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孙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题为《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文章讲了四个故事,其中两个,有关人与人;另外两个,有关人与动物。 故事讲完,答案呼之欲出。孙教授终归没有直说,只是抛给读者一连串问号。 网络图片 年龄大了,见不得杀戮。对于此案中的血腥惨烈细节,几乎没有勇气细读,只是记住了两个案外的情节。 第一个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凶手,翘着二郎腿,脸上充满笑意。 第二个是,一人事发后躺在床上打游戏,第二天还能若无其事地去上学。 这种气定神闲,比杀人埋尸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刺中了孙教授。 案发后,校长说学生遇害纯属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学校没有受到欺凌。 这难免有推卸学校责任之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校长。那么问题来了,或许校长也不明白,抑或没来得及思考,自己的学生何至于残暴至斯。 如果有机会,很想抛开事件本身,跟这位校长聊一聊,在其从教生涯中,有没有向学生施加过“仇恨教育”的东西——倘若有,或也会被其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属于正确的事情。 暂不论家庭教育,无从知道邯郸这三个少年,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学校教育。 决计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虽然未必经历过拿“枪”刺杀安倍、背炸药包之类的游戏——这些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却大抵不是以爱心取代敌意、以悲悯取代强蛮、以宽厚取代偏狭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幽暗、残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压或无序社会中的人,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机缘,人性里的恶就会发芽生长。 好的教育,弘扬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内心变得柔和温淳;坏的教育,诱发人性恶的一面,使人沦为禽兽。 根据孙教授讲述的故事,邯郸三少年的恶,连禽兽都不如的。 从生活经验来说,在许多暴力、戾气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魔影在推动。 仇恨教育、仇恨思维影响之下的孩子,必然从小对周围世界缺乏安全感,对周围人没有真正的信任,长大后与人共事合作也会磕磕绊绊,往往对强者诺诺唯唯,对弱者施予暴戾。 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很多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在起作用。无非认为有些生命是可以轻视乃至消灭的。 其实不止于学校。我们成年人的社会,不也每天都能听到对抗那个、抵制那个、平掉那个的声浪吗?总之都是仇恨的声音,且分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畸形发展。 一个正在办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决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惊悚。 孙立平教授忧心忡忡却欲言又止的,不外乎于此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邯郸初中生杀人案:那些未被说出的

孙立平老师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评论了邯郸初中生杀人案。他讲了几个故事:一战中有士兵要向敌人射击的时候,发现对手在撒尿,他意识到对方和自己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下不去手了;有一只狗在路上,看到同伴死去,久久不愿意离开。 他的意思是,战争这种极端状态下,人都不会这样坏;而有时候,动物甚至也有恻隐之心,那么,那三个小孩是如何下得去了手呢?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这样的人? 很可惜,他只是发问,没有给出答案——可能是出于谨慎担心删帖封号,不想说太多。 对这次杀人案,网上舆论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要求判这三个凶手死刑,虽然他们只有13岁。我不反对这个诉求,尽管在法律上还存在障碍,但是在中国“特别恶劣”“影响极坏”的案子,也是有可能“例外”的。 有人有求惩罚凶手的监护人,我也支持。总之,我对凶手没有任何同情心可言。 但是,我也认为,包括我在内,要求赶紧“杀掉这三个凶手”,除了是“朴素正义”外,也有一个因素:我们无法理解这三个小孩,也不想理解,我们甚至有一点恐惧,赶紧把他们除掉,让这个事情赶紧结束。 说到底,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意外,一个偶然事件,世界上没有他们,就还是一个好世界。 那个初中的校长,也是这样的认知。事件发生后,受害家属找到他,他说,“(杀人)这只是意外”。昨天央广网的记者找到他采访,他说,凶手中有一个成绩其实挺好(前十名),完全没想到他会干这样的事。 校长一定不是在为他们辩护。他可能如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个事,难以理解,也不想理解。这次凶杀案,媒体比较努力跟进,我们也多少获得了一些信息,警方也及时披露了一些内容。 三个小孩是分两次去挖的坑,坑深0.56米,不是传说中的2米;三个13岁小孩,分两次去挖,工作量不是太大——这个细节,其实只是说明,他们是有预谋的,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有预谋的杀人,而且手段凶残;完事后三个人还像没事人一样正常去上课,有一个还是受害人的同桌。至少在案发之前,他们在教室里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模一样。 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就是这种若无其事:剥夺其他人生命,没有对他们的心灵造成冲击。作案手段凶残,受害者的挣扎也对他们没有触动——他们似乎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 孙立平老师讲的故事,也是这个意思。人和动物,会对同伴有恻隐之心,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痛苦,这是一种能力。 但是,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吗?现在看来,至少对人类而言,这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后天也就是早期教育塑造的。 这次很多人都谈到留守儿童和父母分离的问题,这可能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情感反应”。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今留守儿童普遍都有智能手机,游戏和视频代替父母,更多陪伴着他们。 很明显,电子产品带来的冲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手机里的“杀戮”,只会让人痛快,而不会让人感到痛苦。 其实我很想看到媒体报道,这三个小孩平常玩什么游戏,看什么样的视频,他们这个“小组”,是在模仿什么,要“实现”什么?说得残忍点,与其让他们赶紧死掉,还不如进行更充分的调查和研究——他们真的是全国初中生的异类,还是和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 我也像孙立平老师一样,发出了疑问,没有给出答案。这是因为现实中有一个屏障。 我们这个社会对教育和儿童都非常重视,过去几年,每个学期开学,网上都有中小学生自杀的帖子,但是没看到报道,更没看到有质量的统计和研究,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事公开了不好,关于青少年的信息,应该更谨慎地管理。 对此我有相当大的疑惑。过去,我们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认为自杀和犯罪事件可能会引来效仿,从而尽量保密。实际上,初中生人手一部手机,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少年社会”,而成年人却还在“掩耳盗铃”。 或许可以从这三个凶手开始,我们试着多了解一点,多公开一点。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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