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牌查册

香港电台《铿锵集》前编导蔡玉玲不服向运输署查车牌被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法官周一（7日）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蔡玉玲对此表示失望，认为败诉会直接影响到行之有效的查册制度。 蔡玉玲2020年为制作“7.21元朗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7-21谁主真相》，两度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时疑似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让观众了解事发时的更多细节，节目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但同时也被警方控告她查册时做出两项虚假陈述。 去年4月，她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判罚港币6,000元，成为首位因查车牌被定罪的新闻工作者。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蔡玉玲提出上诉的理由包括：申报车牌查册的用途为“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是否属于做出“虚假陈述”；该陈述是“要项”上的陈述；以及是否“明知”该陈述是要项上虚假的陈述。惟这些理由都被法官驳回。 忧新闻界日后如何监察有权力人士 蔡玉玲周一在法院外向媒体表示，高院的判决让她感到失望，她也相信新闻界同样会感到失望，认为今次败诉会直接影响行之有效的查册制度。“对于新闻业界日后怎样监察社会上有权力的人士，可能会带来一个颇大的障碍。但我可以大声地说，我无悔无愧、我问心无愧，如果今日要我再作选择的话，我相信我都会毫不犹疑地做当初所做的事。”蔡玉玲说。 报导说，法官的判词肯定了蔡玉玲作为记者调查资料的良好动机，认同新闻界应获取更多资讯。蔡玉玲说，2019年10月之后，法庭的裁决把查册用途范围“收得好窄”，查册活动包括商业投资者进行的查册，也容易堕入法网，强调案件不单涉及新闻界，亦涉及整个社会就资讯是否流通的公众利益。 蔡玉玲说，2019年10月之前，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可以在查册过程中，很清楚地列明自己是因为新闻活动而进行查册，根本就不会落入“作出虚假陈述声明”的陷阱。 至于是否会提出上诉，蔡玉玲表示，需先跟法律团队商讨，包括需要考虑有多大的抗辩空间，以及资源与时间运用等，她会在28天限期内作出决定及对外交代。

香港首位因查车牌被定罪的新闻工作者、香港电台前外判（外包）编导蔡玉玲，因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以厘清涉及公众知情权及新闻自由的查册工具，是否符合香港法律精神。案件周一（29日）审理，法官听取双方陈词后，押后于3个月内颁下书面判词。 蔡玉玲2020年为制作7.21元朗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7-21谁主真相》，两度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时疑似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让观众了解事发时的更多细节，节目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但同时也被警方控告她查册时做出两项虚假陈述。 去年4月，她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判罚港币6,000元，成为首位因查车牌被定罪的新闻工作者。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案件周一进行聆讯。 过去数十年新闻界都有车牌查册 美国之音报导，代表律政司的署理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刘德伟表示，车牌查册网上申请表，清楚列明3个查册资料用途选项：“进行与运输相关的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和“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申请表必须勾选“声明属实”字句，没有含糊的地方，认为上诉人填表时勾选“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但车牌查册资料用于新闻报导，明显不属于“交通与运输有关的事宜”。 代表蔡玉玲的资深大律师陈政龙则提出多项争议，包括：本案中申报车牌查册用途为“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是否属于“虚假陈述”；以及必须考虑被告是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 陈政龙指出，政府2011年向立法会提及，2010年度近半的车牌查册申请中，约2万多宗未订明用途，当中有数千宗申请是由传媒提出，过去数十年都是这样运作。 陈政龙表示，本案作出车牌查册背景，是蔡玉玲发现7.21元朗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当日疑有人使用涉案车辆运送武器，车辆有可能被用作犯罪工具，由于涉及车辆在道路上行驶的用途，所以本案车牌查册与交通及运输有关，亦有合理原因确认车主身分。 陈政龙表示，法庭不应太狭隘地定义“交通及运输有关”的定义，因此本案并非“虚假陈述”。但原审裁判官当时一刀切地认为任何传媒车牌查册，都不包括在“交通及运输”相关事宜。 陈政龙补充，蔡玉玲作为记者，希望报导有关车辆在路上的用途，她是否能够肯定相关目的“与交通及运输”无关？他又质疑律政司的逻辑有误，如果查册的目的只能用于“交通与运输相关”，而律政司为本案进行查册取得的证书作为呈堂证物，也应该属于违法行为。 蔡玉玲冀上诉为新闻自由尽一点力 盼新闻界不失去查册的资料来源 上诉聆讯结束后，蔡玉玲在高等法院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案件已进入上诉及司法程序，她不会评论胜算如何，留待法官裁决。她又表示，自己以平常心面对这次上诉，坚持做自己认为应该做及可以做的事情。 蔡玉玲表示，提出上诉并不是为她自己被定罪，主要是为整件事情的性质，希望透过这次上诉，为香港的新闻业界及新闻自由尽一点力。 蔡玉玲表示，各类的查册都是新闻报导相当重要的资料来源，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的新闻记者使用车牌查册做了很多有价值，以及有关公众知情权的报导，包括“高官偷步买车”，以及一些不当使用车辆作非法行为的报导，她不希望新闻界失去查册的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