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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火灾豪宅过渡安置方案:财政补贴每户每月5万元租房。 深圳财政对富人真的是相当慷慨,慷慨到我揉眼睛看好几遍都不敢相信的程度。 前阵子,深圳湾悦府的超级豪宅发生火灾事故的新闻想必大家都还记得,一名女住户不幸遇难, 很多人通过视频目睹了事故现场,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 受影响更大的是同一栋楼的其他住户,发生爆炸以及被火灾波及的27楼和28楼几乎烧成废墟, 整栋楼的幕墙、电梯等都需要重新修复,甚至主体结构也需要评估损害之后才能确定能否继续住人。 花大价钱买的房子不能住了,那怎么办呢?去投靠亲友吗?去租房住吗?去住酒店吗?难不成要露宿街头?…… 顺着我们“普通人”的思路想问题,写着写着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人家买得起超过20多万一平, 总价超5000万的顶级豪宅,你觉得人家会只有这一套房子?是这套房不能住就无家可归了,还是租不起房了,还是住不起酒店了? 我想,稍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担心深圳湾悦府的业主没地方住对不对? 但是!深圳市南山区政府真的在担心,看起来他们真的在为这些有家不能回的豪宅业主着急,怕他们租不起房住不起酒店。 根据方案,这栋楼的业主可以选择两种过渡安置方式:第一种是住每晚约800元的五星酒店(后海木棉花酒店),每家给安排2到3个房间,一直住到能搬回去为止。 第二种是接受现金安置,按照房屋建筑面积(包括公摊部分)每平米每月补贴225元,折合大户型每月补贴50400元。 一言以蔽之,大佬们生活品质不能有一丁点的下滑。 咱们公允地说,这些业主遭受了无妄之灾,拿到补偿接受补贴是合情合理的事,不能因为他们有钱就忽视他们的合法权益。仇富是不对的。 关键在于,这赔偿和补贴的钱由谁来出呢? 我看到有文章分析说,因为发生燃气爆炸的房屋是法拍房,所以责任归属出现了真空地带,原业主失联很久了,物业没责任,天然气公司没责任,抵押的银行也没责任,所以不知道向谁索赔…… 这些法律责任方面的事情我们非专业人士可能搞不明白,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而且绝对不会错的: 这栋楼发生火灾,我没有一丁点责任吧?不该我出钱赔偿和安置业主吧?既然我没有一丁点的责任,为什么深圳南山区要拿着财政的钱去补贴这些业主每月5万元呢? 作为深圳纳税人,这些补贴给亿万富豪的钱里面,大概率也包含了我的一两元吧?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白领何德何能可以出钱补贴这些住在千万豪宅里的亿万富豪呢?我自己租着每月不到 5000元的房子,你再拿我交的税去补贴人家每月5万元的租金,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可能有人要说了,财政资金说是先行垫付,后面业主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拿到赔偿之后会还回去的。 那么问题来了,业主们找谁索赔去呢?如果知道索赔的对象,为什么不让责任方来垫付呢?如果不知道索赔对象,那这垫付还能有收回来的一天吗? 作为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安置受灾群众是非常合理的,如果真是受灾群众有困难,拿财政资金去垫付也好,赈灾也好,谁都没有二话。 深圳湾悦府二期A栋的业主们的确是受灾了,可他们是困难群众吗?你在整个太阳系打听打听, 有见过非要住五星酒店或者花5万元租房的困难群众吗? 请制定补贴方案的领导们搞搞清楚,我们这些勤勤恳恳打工纳税的人才是困难群众啊。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深圳火灾豪宅过渡安置方案:财政补贴每户每月5万元租房。 深圳财政对富人真的是相当慷慨,慷慨到我揉眼睛看好几遍都不敢相信的程度。 前阵子,深圳湾悦府的超级豪宅发生火灾事故的新闻想必大家都还记得,一名女住户不幸遇难, 很多人通过视频目睹了事故现场,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 受影响更大的是同一栋楼的其他住户,发生爆炸以及被火灾波及的27楼和28楼几乎烧成废墟, 整栋楼的幕墙、电梯等都需要重新修复,甚至主体结构也需要评估损害之后才能确定能否继续住人。 花大价钱买的房子不能住了,那怎么办呢?去投靠亲友吗?去租房住吗?去住酒店吗?难不成要露宿街头?…… 顺着我们“普通人”的思路想问题,写着写着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人家买得起超过20多万一平, 总价超5000万的顶级豪宅,你觉得人家会只有这一套房子?是这套房不能住就无家可归了,还是租不起房了,还是住不起酒店了? 我想,稍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担心深圳湾悦府的业主没地方住对不对? 但是!深圳市南山区政府真的在担心,看起来他们真的在为这些有家不能回的豪宅业主着急,怕他们租不起房住不起酒店。 根据方案,这栋楼的业主可以选择两种过渡安置方式:第一种是住每晚约800元的五星酒店(后海木棉花酒店),每家给安排2到3个房间,一直住到能搬回去为止。 第二种是接受现金安置,按照房屋建筑面积(包括公摊部分)每平米每月补贴225元,折合大户型每月补贴50400元。 一言以蔽之,大佬们生活品质不能有一丁点的下滑。 咱们公允地说,这些业主遭受了无妄之灾,拿到补偿接受补贴是合情合理的事,不能因为他们有钱就忽视他们的合法权益。仇富是不对的。 关键在于,这赔偿和补贴的钱由谁来出呢? 我看到有文章分析说,因为发生燃气爆炸的房屋是法拍房,所以责任归属出现了真空地带,原业主失联很久了,物业没责任,天然气公司没责任,抵押的银行也没责任,所以不知道向谁索赔…… 这些法律责任方面的事情我们非专业人士可能搞不明白,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而且绝对不会错的: 这栋楼发生火灾,我没有一丁点责任吧?不该我出钱赔偿和安置业主吧?既然我没有一丁点的责任,为什么深圳南山区要拿着财政的钱去补贴这些业主每月5万元呢? 作为深圳纳税人,这些补贴给亿万富豪的钱里面,大概率也包含了我的一两元吧?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白领何德何能可以出钱补贴这些住在千万豪宅里的亿万富豪呢?我自己租着每月不到 5000元的房子,你再拿我交的税去补贴人家每月5万元的租金,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可能有人要说了,财政资金说是先行垫付,后面业主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拿到赔偿之后会还回去的。 那么问题来了,业主们找谁索赔去呢?如果知道索赔的对象,为什么不让责任方来垫付呢?如果不知道索赔对象,那这垫付还能有收回来的一天吗? 作为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安置受灾群众是非常合理的,如果真是受灾群众有困难,拿财政资金去垫付也好,赈灾也好,谁都没有二话。 深圳湾悦府二期A栋的业主们的确是受灾了,可他们是困难群众吗?你在整个太阳系打听打听, 有见过非要住五星酒店或者花5万元租房的困难群众吗? 请制定补贴方案的领导们搞搞清楚,我们这些勤勤恳恳打工纳税的人才是困难群众啊。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轨道交通之类的大型基建项目,需要持续的烧钱,前期必须科学规划、严格论证,慎之又慎。 在政绩冲动驱使下盲目上马,非但不能创造社会效益,反而还会成为地方的沉重负担。 国内首条投入商业运营的氢能源有轨电车停运,引发关注。界面新闻报道,根据“高明有轨电车”公众号消息,8月6日起,佛山市的高明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暂停运营,设备设施需安排检修。 公开资料显示,这条线路2019年12月开通运营,总投资8.38亿元,全长约6.5公里。当年顶着“中国首条氢能源”有轨电车线路的光环落地,没曾想运营了短短五年,就陷入停运的局面,着实令人叹息。 对于突然停运,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而一个事实是,自开通运营以来,该线路客流量连年下降,有媒体记者去年实测,“满载可达285人的有轨电车,全程客流量总计最多仅16名”。 由于坐的人少,有轨电车被当地居民戏称“有鬼电车”。它不仅建设成本高,日常的运营成本也高。该线路一年票价收入不到40万元,巨大的成本窟窿,只能靠财政补贴维系。运营不到五年,财政支出近3.5亿,俨然成了一个无底洞式的“吞金兽”,停止运营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为何投入高昂,却客流稀少?“线路短、站点少、不接驳其他交通枢纽”,是直接原因。高明现代轨道公司人士对媒体说,“这条线路不属于通勤线,而是示范线”。可见,该项目在初始定位上,就偏离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初衷,而更多地被视为展示政绩的示范工程。 在规划建设的过程中,它未能充分遵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与科学规律,也没有充分考虑投入与产出之比,导致最终效果未达预期。所以,这与其说是规划的失误,倒不如说,是政绩冲动驱使下任性“硬上”的结果。 上述高明现代轨道公司人士解释称,该线路也是为氢燃料电池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探路,说“这种展示,也算一种成果”。这样的说辞显然难让人信服。 一条投资数亿的轨道交通线路,不是一笔小打小闹的工程,在上马之前,理应有科学、严谨的可行性论证。如果认为是试验性的项目,就可以无节制地往里面砸钱,那不啻于对公共财政的极不负责。 轨道交通建设有一定的门槛,因此被不少地方当成是城市发展“硬实力”的象征。在前些年的基建浪潮之下,一些中小城市纷纷跟风,举债上马,达不到地铁建设门槛的,就以有轨电车当成“平替版”,变相搞地铁建设。 但一旦缺少科学的规划论证,脱离地方发展的实际,表面光鲜的轨道交通项目,在巨大的运营成本压力下,很容易变成烂尾工程。 事实上,包括已经停运的珠海有轨电车在内,已经有好几个城市的有轨电车,陷入亏空停运的死局。 图片资料图,图文无关 为了避免盲目上马导致资金浪费,加重地方的债务负担,201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发布,对审批门槛进行了大幅提升,为轨道交通建设大跃进踩下急刹车,不少城市的地铁梦彻底破碎。 202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再次强调,“严禁以新建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名义违规变相建设地铁、轻轨”,轨道交通建设迎来全面降温。 佛山的这条线路,在2017年启动建设,上报审批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它是审批全面收紧之前,地方轨道交通建设冲动上头的一个缩影。 轨道交通建设作为一项长周期的重大项目,规划建设当然得保持适度超前的原则,但适度超前不是无度超前,脱离实际。地方要申报建设,必须依据发展水平、人口、财力等指标,进行科学地论证。 如今,在审批收紧的背景下,仍然有不少城市,在想方设法投资建设地铁、有轨电车等轨道交通项目,它折射出地方对公共交通发展的迫切追求,却也埋下了财政负担、债务风险的种种隐患。有轨电车变“有鬼电车”,示范项目变停摆工程,如果没有人为之负责,人们会担心,在一些地方,这类政绩工程还会换个名义卷土重来,造成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要所有人为之买单。 不管怎么说,佛山氢能源有轨电车停运的教训,是一个沉重的提醒。轨道交通之类的大型基建项目,需要持续的烧钱,前期必须科学规划、严格论证,慎之又慎。在政绩冲动驱使下盲目上马,非但不能创造社会效益,反而还会成为地方的沉重负担。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阳春三月,河南、湖北多地飘起桃花雪,春寒料峭,一如这2023年开春的汽车市场。 从3月1日至3月31日,湖北省政府联合东风本田、东风风神等七个汽车品牌、56款燃油及新能源车型,共同推出让利补贴,优惠高达4000元至90000元不等。吉林、广东等地政府和车企迅速跟进,一时间,“价格战”的气氛被炒得火热,然而,少量特价车被抢购一空之后,市场观望气氛却变得更加浓烈。 “这是清库存的时候才会用的招数”,在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汽车生产基地负责人看来,这样的补贴促销举措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本来18万的车,现在12万就能买走,那还能再回到18万吗?连13万都卖不动了”,这位在汽车行业打拼了30多年的老兵说道,“只有不打算继续生产,只求快速卖掉存货回笼资金的企业会这么干”。 但另一方面,这本是威马在创业之初就算准必将到来的时刻,也是多年来投入大量心血和资源为之准备的时刻。但它真正来临时,威马自己却只好趴窝不动,未免让人感慨世事难料。 “按照我们多年前的测算,新能源车需求的大幅爆发应该在2023年,我们的工厂和产能爬坡本来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规划的,现在来看,这个时间点提前了一些,但大致差不多”,他表示,“本来如果顺利的话,在市场变好的时候,我们的车型、产能都逐步提升,就会逐步走上正轨。” 他感叹着:“没想到,威马这三年,真是什么都赶上了。马斯克当时有‘产能地狱’,李斌曾经被称为‘最难的人’,可能真的都必须过这一关。现在,轮到老沈了。” “新势力”8岁,疫情占3年 成立于2015年的威马,一度是一众新势力中的“老大哥”,也是当时大批被质疑“PPT造车”的玩家中,最老实本分建厂造车的。 也正因此,三年疫情是更加“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遭受了比其他新势力更大的打击”,威马创始人沈晖对媒体表示,“2020年第一波疫情时,我们在温州刚刚投产一年多,黄冈还在建设中。那年,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两个疫情严重城市的市长,恰恰就是黄冈和温州。 去年第二波疫情时,上海封闭,成都拉闸,我们在上海的总部和成都的研究院又被前后关停了。我们黄冈工厂是在疫情期间坎坎坷坷投产的,投产时规划的就是15万产能,我们只做了一年,基本只有2022年是全年生产的,也只生产了1万多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闭环生产,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不造个几万辆车不值得这么做。 沈晖表示,从疫情对我们汽车供应链整个影响看,我们做了几十年的“零库存”,也就是日本精益管理的一种。结果在这次疫情中,库存越低死的越惨,而管理得越不好、累积一堆库存的反而活得很好。除此之外,另一个我们行业的说法是,很多核心的零部件体系一定是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才能做得更好更专业,同时成本也能通过供给多家车企而相对摊薄。但这种做法在这次疫情中也是死得很惨。 来自融资层面的困难,让事情雪上加霜。 整个2020年度,威马都在准备冲刺科创板。当时正值疫情后的全球“大放水”,市场行情非常好,无论是2019年上市的蔚来还是2020年上市的理想、小鹏都以高估值融到了大量资金。 但由于各种不受控的因素的干扰,威马在2020年年底才完成辅导验收。在2020年11月份,科创板的不确定性变强。后期威马只得调整方向,准备向香港冲刺,这时已是2022年初,上海又发生了疫情,甚至连上市时需要放询证函、审计到现场检查都被停掉了。 对于处于创业初期阶段的造车企业来说,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投入各个环节,威马方面对观察者网表示,“第一步没有踩得上,后面又是全球供应链混乱、芯片荒;俄乌冲突导致碳酸锂、镍等原材料价格波动,动力电池价格暴涨;美国加息资本回流,整个资本市场流动性收紧;再加上在市场层面,新势力要打开一片天,就要大家一起卷,蔚来和理想的财报大家都看到亏损很厉害,整个局面就变得特别残酷”。 实体工厂变成“包袱”? 当然,如果单纯强调疫情导致的融资困难,是没有说服力的,威马汽车全部的募资总额达230亿元,其中股权融资180亿元,债券融资50亿元。2020年9月初,威马更是拿到了D轮100亿的巨额融资,创造了中国汽车有史以来最大单笔融资额,估值一度高达70亿美金。 然而,威马相较其他“新势力”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决定先造两座自建工厂,这消耗了他们大量的融资资金,也势必会挤占品牌和渠道的投入。 按照此前规划,威马汽车第一基地(温州)一期工程规划总投资67亿元,规划年产能10万台;威马汽车第二基地(黄冈)工厂总投资202亿元,一期建设完成实现年产15万台新能源整车制造,到2025年整体实现年产30万台整车。 威马方面对观察者网表示,从资金角度,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使威马承受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一方面,资金投入工厂之后,就成为沉没成本,每年工厂的折旧成本需要摊销至每辆车的成本,在销量未大幅提升前,加大了账面亏损。 目前,威马共交付超过12万辆车,每一辆车从非摊销现金消耗来算大概在6万,这跟其他新势力都差不多。 “蔚来虽然也是卖一辆亏一辆,但蔚来是生产多少辆,给代工厂江淮汽车多少亏损的补贴,但威马是一次性投入了工厂。”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汽车生产基地负责人告诉观察者网,其实特斯拉和比亚迪前期也是这么做的,通过投入大量资本的垂直整合,在这个新兴产业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求得自身供应链的稳定,从而使规模效应得以发挥,获得稳定的资金流,形成正向循环。 但特斯拉与威马的区别可能在于,马斯克是一个太会讲故事的人,虽然他手上干着是最传统的事,讲给资本市场听的,却是一个性感的“科技”故事。 2020年1月8日,特斯拉市值创下890亿美元的新高,超过通用汽车(500亿美元)和福特汽车(370亿美元)的市值总和,创造历史。 彼时,特斯拉全年(2019年)的全球发货量仅36.75万辆,而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同期在美国的发货量均超过200万辆。 然而,对资本市场来说,特斯拉的估值逻辑在于“想象空间”,它并非作为一家“汽车企业”,而是作为一家“科技企业”而获得高估值,而老掉牙的汽车企业,按部就班的流水线生产,产量数据*单车利润的逻辑,载不动资本的想象。 但自建工厂模式真的是一个错误吗?真的未必。 “有哪个最好的工厂会帮你代工产品?”威马创始人沈晖曾经如是说,“如果选择代工生产,我会天天睡不着觉”。 在威马方面看来,即使到今天,威马手握的两个工厂还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许多人从感性认识上觉得,大城市的堵车好像更严重了,汽车产能是不是过剩了?去年,中国生产汽车约2600-2800万辆,但真正的需求可能不到2000万辆,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中国产能可能已经是供大于求了,”有资深业内人士分析,“但是从整个市场结构来看,到今天还有一大部分存量产能是比较落后的,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产能。” 经历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快速增长,新能源对燃油车的替代正来到一个临界点。 乘联会公布的零售数据(狭义)来看,上汽通用今年1-2月销量约11万辆,去年同期约19万辆,同比下跌44%;东风日产今年1-2月销量约10.5万辆,去年同期约17万辆,同比下跌41%;上汽大众今年1-2月销量为15万辆,去年同期为22万辆,同比下滑约32%;此外,包括通用、日产、丰田等车企的销量在1-2月都有30%以上的巨幅萎缩。 另一方面,在比亚迪的大力加持下,西安去年汽车产能突破百万辆,一举超越上海,成为中国新的“汽车城”,而一度有中国“底特律”之称的武汉,因为转型节奏的问题,已经跌到第六,带来一系列地方财政和就业问题。 “市场正在激烈变化,一些合资工厂和国有工厂,既有资质也有大量产能,但这部分产能是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些产能既不可能立刻淘汰,也不可能马上转变为新能源产能”,相关业内人士接着表示,“所以我们看到,新势力还在寻求新建的工厂,因为他们手上没有足够的产能。如果要建设工厂的话,还是需要投入庞大的资金,同时还有建设和产能爬坡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所谓研发,不是简单写个代码,也不是简单做一个样车出来测试就行的,很多投产前、投产后的研发和迭代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在工厂里发生的。所以,威马的两座工厂,仍然是非常优质的资产”。 “问题在于,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盘活它”,他说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观网财经,原文已被删除)
近日,被称作头部造车新势力的威马汽车裁员、关店,甚至频临倒闭的新闻,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曾经有著光鲜历史的威马汽车,是中国最早一批打造电动汽车的新势力,与蔚来、小鹏、理想一起被网友并称为“新势力四小龙”,还曾在2019年取得新势力单车型销量第一名的业绩。如今却是销量低迷、债务缠身。位于上海的总部也是人去楼空,一片破败的景象。 根据威马提交给港交所的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1年,威马累计亏损136.32亿元;毛利率始终在-40%以下,相当于每卖一辆车亏损10万元,2022年净亏损大概率会更高。 威马汽车自2015年开始运营,从2017年2月至2022年3月,威马共进行了12轮股权融资,总融资额超过315亿元。从威马汽车的股权架构中可知,除了创始人沈晖夫妇共计持股3 0.82%以外,投资人还包括了百度资本、雅居乐、腾讯、上汽等行业巨头,更有李嘉诚、何鸿燊家族旗下的资本,以及来自上海、广州、湖北、合肥等地方国资平台的注资。 融资多,但“烧钱”也快。威马先后在浙江温州及湖北黄冈建立了两家生产工厂,合计产能达25万辆,并在全国拥有621家经销门店。和其他几个头部造车新势力相比,威马还拥有沈晖这一位有著丰厚汽车从业经历的掌舵手,他曾是吉利集团副总裁,并负责了吉利收购沃尔沃这一中国汽车工业史上最大的海外收购案。威马联合创始人侯海靖同样来自吉利汽车,也是威马第一个平台研发负责人。 但是,这也为威马汽车埋下隐患。由于其研发团队中很多人来自吉利,其生产平台被认为是从吉利的燃油车型改装而来。2019年威马汽车被吉利集团以侵犯了商业秘密为由告上法庭,要求索赔21亿元。这场官司至今都没有完结。 其实,威马一直没有研发出一个电动汽车专用平台.另外,也许是油改电平台的先天缺陷,很多车主吐槽威马EX5车型存在底盘漏风问题。威马近些年还多次曝出“锁电”和“自燃”的维权事件,为品牌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 2020年,威马汽车曾在35天内发生了四起自燃事故,2021年和2022年,威马又发生其他起火事故。2022年4月18日,海口市某充电站内一辆威马EX5在断电几分钟后突然著火,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因拖欠货款,威马汽车的零部件从生产到运输,都面临断供风险,造车其售后服务也饱受诟病。 今年以来,威马先后经历员工降薪潮、经销商关店潮、零部件断供潮、供应商起诉潮,每一次浪潮拍打在威马身上,产生的连锁反应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面对竞争日渐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威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威马的状况还是中国众多新能源车企中表现较好的,虽然烧光了300多亿,但毕竟还造出了车,更多的新能源车企是烧光了所有的融资,最终还是没造出一辆车。 如烧光84亿未造出一台量产车的拜腾汽车;融资超过百亿,曾经被认为是新能源最稳车企的——绿驰汽车,直至倒闭也没有量产一台车;此外还有融资达170亿元的奇点汽车,运行了8年后,量产车还是停在“PPT”阶段;不得不说的还有恒大汽车,据其管理层透露,恒大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累计总投入高达474亿元,但直到2022年12月30日,恒大汽车仅交付了324辆车给客户。如今更是官司缠身,不断被债权人告上法庭。 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纯粹为骗取国家补贴而成立的新能源车企,倒闭的更是不计其数。 为扶持电动车行业的的发展,2009年中国开始实施电动车相关的补贴政策,之后经过多次调整,直至在2022年12月31日这一政策正式终止前,达到“插电混合动力车4800元/辆、纯电动车12600元/辆”的幅度。 除了直接补贴,当局还推出税收优惠以推广新能源车。仅仅免征10%的购置税,购买一辆20多万元的电动车,即可节省2∼3万元。 网易发文说,仅2015∼2017两年间,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总额就超过3000亿元,而其全产业链的累计投资,也已超过2万亿元。 补贴政策使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企业查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年注册量从约5100家跃升至23.94万家,增长47倍。截至2023年初,中国现存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数量达60.58万家。 中国从2015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产地和市场,不少崛起的新能源车企,在进军国际化市场时,野心勃勃。但补贴也伴随著争议,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补贴行为的反对,造成贸易争端;再比如,2016年多家车企陷入“骗补”风波。 2022年7月,曾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明星的长江汽车正式破产,曝光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内幕。在政府巨额补贴的诱惑下,长江汽车等并无相关背景的参与者都涌入该行业,抢资质、炒作圈钱、骗补贴,最后无法持续、债务缠身。 长江汽车的前身是杭州长江客车有限公司,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获得了国家特批客车定点生产企业,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家公司一度濒临破产,直到2013年才被五龙集团注资进行重组,成立了长江汽车,创始人曹忠看重正是这家公司的“双资质”。 所谓“双资质”就是企业同时拥有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资质,连小鹏、蔚来、理想在当时都没能获得“双资质”,可见其稀有程度。因此,华人首富李嘉诚不惜以51亿资金入股五龙集团,为长江汽车站台,就连沃尔沃中国CEO也选择跳槽,加入到了这家新成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声称打造亚洲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工厂,长江汽车一时间风头无俩。2016年,长江汽车公布了四款车型,包括纯电小型SUV,纯电商务车、大巴和中巴客车。但其SUV乘用车,直到破产都没能批量生产;而花费了九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商务车,在2016年到2018年间上牌量只有三千多辆。与此同时,长江汽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跑马圈地”,大肆修建造车工厂和研发基地。 在两年多时间里,不仅在杭州、广东佛山、云南昆明、贵州、山东烟台等地开设了生产基地,还在美国也建了生产基地,累计年产能达60万辆。其中与佛山市政府的投资协议,涉及金额高达120亿元人民币。 长江汽车也没有躲过纸上造车的市场质疑。雷声大、雨点小的公司经营方针将这家公司带入了毁灭的深渊,早在2016年,李嘉诚就不断减持自己在五龙集团的股份,并于2019年在香港法院申请曹忠破产,要求他偿还11.9亿港元的借债。 曾在中共最高经济管理部门国家计画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工作的曹忠,被外界猜测他凭借关系才能第一个拿到新能源车资质的非传统车企。曹忠自己也称,他在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时,根本不懂汽车。 除了曹忠,当时一窝蜂涌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还有另外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零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他也曾自曝,“2015年我刚想做汽车的时候,真不知道汽车有哪些专业,我去招人,要招哪些人,都是一抹黑。”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引述一名前员工的话说,“长江汽车,一开始就是奔著政府补贴去的。” 第一财经引述两名长江汽车前员工表示,长江汽车在2016年投产的“年产能10万辆”的生产线,投产以来生产的车辆只有2000∼3000辆,其中不少车卖给了其旗下子公司或租赁公司,“左手换右手”,骗取国家巨额补贴。 2016年,中国当局对全行业93家新能源车企补贴情况进行排查,发现其中有多达72家骗取补贴,骗补车辆近8万辆,涉及金额近93亿元,平均每个企业骗补超过1.3亿元,每辆车平均骗补11.6万元。 补贴计画不仅带动国内经济发展,更让中国电动汽车走向国际市场。资料显示,在欧洲,每10台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台来自中国;2022年前11个月,中国汽车出口278万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出口59.3万辆,同比增长1倍。 不过对于蔚来等进军欧洲大获成功的车企来说,现在却高兴不起来。美国不断加码的晶元禁令,可能使它们在与西方同行们竞争时处于劣势。 2022年8月,美国对向中国出口的英伟达A100和H100等人工智慧晶元出台“限芯令”。这两款晶元虽然不直接用在电动车上,但却对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人工智慧(AI)演算法的训练至关重要。 蔚来、小鹏(XPeng)、理想(Li Auto)等主要中国电动车厂都在使用上述晶元训练演算法。其中蔚来是最早宣布与英伟达A100合作的车企之一。2021年底,蔚来宣布将利用英伟达A100打造的超级计算机训练自动驾驶。 仅两个月后,美国进一步加强对晶元出口的管制,其中禁止向中国销售18纳米及以下的DRAM晶元、28层及以上的NAND快闪记忆体晶元、14纳米及以下FinFET工艺的逻辑晶元生产工具。 2023年新年过后,美国在晶元领域对中国发起的限制进一步升级。 告别“补贴时代”的,意味著电动车行业将从政策驱动,切换为市场驱动,再加上美国对华施加的晶元禁令,势必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雪上加霜。被政府大力扶植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在夹缝中求生,破产或是像芯片企业大片烂尾的情况已经不难想像。
今年的中国两会上,曾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宠儿的互联网行业,多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纷纷落榜两会代表名单。其中包括曾担任了两届、共10年人大代表的腾讯CEO马化腾,百度CEO李彦宏,联想CEO杨元庆、网易CEO丁磊、京东董事会主席刘强东、搜狗CEO王小川以及批评中国金融监管而被软封杀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是来自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电动车领域的执行长及工程师。晶片制造商华虹半导体董事长张素心和电动车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都是首次成为人大代表。在中共官场不成文的规则中,两会代表反应出中共当下对各行业的重视程度,互联网一飞冲天的时代已经过去,电动车看似才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如今中国当局已经宣布停止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另一方面西方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严重依赖芯片的电动车行业仿佛已经提前感受到冬天的到来。 2022年12月31日,根据中国财政部、工信部等部门2021年底公布的通知,国补政策正式终止,该日之后上牌的车辆不再给予补贴,这标志着“插电混合动力车4800元/辆、纯电动车12600元/辆”、实行13年的国家财政补贴正式退场。 中国从2015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产地和市场,不少崛起的新能源车企,在进军国际化市场时,野心勃勃。 但补贴也伴随着争议,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补贴行为的反对,造成贸易争端;再比如,2016年多家车企陷入“骗补”风波。 往前看,逐步告别“补贴时代”,意味着这个行业将从政策驱动,切换为市场驱动。而中国的新型车企们没钱了,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施加的芯片禁令势必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雪上加霜。被政府大力扶植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在夹缝中求生,破产或是像芯片企业大片烂尾的情况已经不难想象。 2022年7月,曾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明星的长江汽车正式破产,曝光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内幕。在政府巨额补贴的诱惑下,长江汽车等并无相关背景的参与者都涌入该行业,抢资质、炒作圈钱、骗补贴,最后无法持续、债务缠身。 长江汽车的前身是杭州长江客车有限公司,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获得了国家特批客车定点生产企业,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家公司一度濒临破产,直到2013年才被五龙集团注资进行重组,成立了长江汽车,创始人曹忠看重正是这家公司的“双资质”。 所谓“双资质”就是企业同时拥有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资质,连小鹏、蔚来、理想在当时都没能获得“双资质”,可见其稀有程度。因此,华人首富李嘉诚不惜以51亿资金入股五龙集团,为长江汽车站台,就连沃尔沃中国CEO也选择跳槽,加入到了这家新成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声称打造亚洲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工厂,长江汽车一时间风头无量。在两年多时间里,于中国各地开设生产基地,包括杭州、广东佛山、云南昆明、贵州、山东烟台等地,而且在美国也建了生产基地,累计年产能60万辆。其中与佛山市政府的投资协议,涉及金额高达120亿元人民币。 2016年,长江汽车公布了四款车型,包括纯电小型SUV,纯电商务车、大巴和中巴客车。但其SUV乘用车,直到破产都没能批量生产;而花费了九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商务车,在2016年到2018年间上牌量只有三千多辆,与此同时,长江汽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跑马圈地”,大肆修建造车工厂和研发基地。 长江汽车也没有躲过纸上造车的市场质疑。雷声大、雨点小的公司经营方针将这家公司带入了毁灭的深渊,早在2016年,李嘉诚就不断减持自己在五龙集团的股份,并于2019年在香港法院申请曹忠破产,要求他偿还11.9亿港元的借债。 造车不重要 骗钱最重要 曾在中共最高经济管理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工作的曹忠,被外界猜测他凭借关系才能第一个拿到新能源车资质的非传统车企。曹忠自己也称,他在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时,根本不懂汽车。 除了曹忠,当时一窝蜂涌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还有另外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零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他也曾自曝,“2015年我刚想做汽车的时候,真不知道汽车有哪些专业,我去招人,要招哪些人,都是一抹黑。” 在中国,想靠造新能源车来翻身的外行例子,还有欠债数千亿美元的中国房地产巨头中国恒大,也涉入新能源汽车行业,前几天还传出恒大汽车可能要出售的消息;影视视频平台乐视也仍在造车,但缺乏量产需要的资金,乐视自己的运营也正面临困难。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引述一名前员工的话说,“长江汽车,一开始就是奔着政府补贴去的。” 第一财经引述两名长江汽车前员工表示,长江汽车在2016年投产的“年产能10万辆”的生产线,投产以来生产的车辆只有2000~3000辆,其中不少车卖给了其旗下子公司或租赁公司,“左手换右手”,骗取国家巨额补贴。 2016年,中国当局对全行业93家新能源车企补贴情况进行排查,发现其中有多达72家骗取补贴,骗补车辆近8万辆,涉及金额近93亿元,平均每个企业骗补超过1.3亿元,每辆车平均骗补11.6万元。 除了直接补贴,当局还推出税收优惠以推广新能源车。仅仅免征10%的购置税,购买一辆20多万元的电动车,即可节省2~3万元。 网易发文说,仅2015~2017两年间,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总额就超过3000亿元,而其全产业链的累计投资,也已超过2万亿元。 截至2019年3月,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平台上注册的新能源整车企业,多达635家,但至今没有倒下的屈指可数。如今政府取消补贴,新能源汽车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却依然被“卡脖子” 补贴计划不仅带动国内经济发展,更让中国电动汽车走向国际市场。资料显示,在欧洲,每10台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台来自中国;2022年前11个月,中国汽车出口278万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出口59.3万辆,同比增长1倍。 不过对于蔚来等进军欧洲大获成功的车企来说,现在却高兴不起来。美国不断加码的芯片禁令,可能使它们在与西方同行们竞争时处于劣势。 2022年8月,美国对向中国出口的英伟达A100和H100等人工智能芯片出台“限芯令”。这两款芯片虽然不直接用在电动车上,但却对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人工智能(AI)算法的训练至关重要。 蔚来、小鹏(XPeng)、理想(Li Auto)等主要中国电动车厂都在使用上述芯片训练算法。其中蔚来是最早宣布与英伟达A100合作的车企之一。2021年底,蔚来宣布将利用英伟达A100打造的超级计算机训练自动驾驶。 仅两个月后,美国进一步加强对芯片出口的管制,其中禁止向中国销售18纳米及以下的DRAM芯片、28层及以上的NAND闪存芯片、14纳米及以下FinFET工艺的逻辑芯片生产工具。 2023年新年过后,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发起的限制进一步升级。 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日本及荷兰三国高层1月27日在华盛顿就半导体议题达成协议,日本和荷兰将施行美国政府要求并已启动的部分对华出口半导体设备的管制。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ASML)可能已经同意不会向中国出售制造成熟制程晶片的光刻机DUV,预计造成中国自主制造晶片的脚步减速。这也表示将扩大目前已经禁止运往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的范围和类别,从晶片延申到生产晶片的设备。有分析说,此举会深深打击到中国中芯国际及华虹半导体等半导体公司。 作为制造半导体晶片的关键设备,光刻机一般分为三种,即最早的UV(紫外线光刻机),和后来的DUV(深紫外线光刻机)以及EUV(极紫外线光刻机),其中EUV用于7奈米及以下先进晶片制造工艺。BBC援引分析称,之前EUV机的限制卖给中企已影响到中国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发展,DUV设备的禁止将再限制成熟制程的产出。 2023年3月8日,荷兰政府表示,加入美国遏制芯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以保护国家安全。 路透社说,这一宣布标志着半导体行业的创新领导者荷兰人首次采取具体行动,采用华盛顿敦促的规则来阻碍中国的芯片制造行业,以减缓中国的军事发展。 消息一出,引发北京当局的强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这些限制举措违反了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原则。 一方面是未来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随时面临美国的彻底断供,中国车企们纷纷选择自研芯片,蔚来和小鹏都建立了数百人的芯片研发团队。 然而即便有了芯片设计能力,电动车企还是可能受制于中国整体芯片产业的局限性——比如,在设计环节所必备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该领域三家垄断巨头都是美国企业;制造环节的核心光刻机方面,中国也没有独立制造能力,而主要光刻机企业都受美国禁令的钳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