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黄意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参与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的“白纸抗议”。在撤退过程中，被员警暴力殴打并抓到一辆大巴上，后侥幸逃脱。四个月后，经由香港逃离中国，赴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以实名接受多家国际媒体采访，说出“白纸运动”真相，痛斥习近平及中共之暴政。 黄意诚，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福州，童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小学、中学教育都在上海完成，自认为是上海人。母亲为药剂师、父亲为工程师。其长辈中多人因历史问题被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波及，受到残酷迫害。他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反复告诫他不可关心政治，这是一般上海人乃至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北大中文系令人大失所望 黄意诚上高中期间，学校气氛很开明，读了很多禁书，很多是同学从香港买回的，如高行健的《灵山》、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上海人不是很喜欢去北京读大学，分数最高的人都选择出国或者进复旦大学，但他读了馀杰的书，对北大中文系有一种憧憬，就报考了北大中文系计算语言学专业。 然而，北大中文系令黄意诚大失所望，其文化氛围还不如上海的高中好。入学时，他听闻北大女生高岩被青年教师沈阳诱奸而自杀的丑闻，加害者却被资深教授和校方保下。高岩的闺蜜岳昕揭露此事，被家长和老师非法软禁。二零一零年代的北大，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已被雨打风吹去，一九八零年代的自由化思想也荡然无存。少数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如同“五四”时代的前辈一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寻找思想资源。黄意诚本人学德文，也是源于研读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想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号称以马列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青年学生组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却被迫以半地下状态存在，是唯一未向校团委注册的学生社团。他参与该学会活动，与会友一起探访生活条件恶劣的北大工友及北京城中村居民。随后，因学会声援深圳佳士工人罢工而被校方强行取缔，岳昕、邱占萱等人被捕并受酷刑折磨，若干普通会员遭开除。 后来，黄意诚渐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学会。这让他逃过了校方对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整肃。那段时间，他参加过北京家庭教会的活动，对基督教颇感兴趣。后来，他转向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高中时读《灵山》，让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在北大时，他学过梵文。二零一九年年底，曾去印度Madras University研读梵文，三个月后暴发疫情，只能回国。回国后，他在西藏旅行很长时间，学习藏语。他对藏人非常同情，朋友遍布整个西藏。他因此决定到德国从事“印藏学”研究。他认为，西藏会在中国民主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因为楚是代表一个独立的百越文明，是不同文明的差异。西藏也是如此，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西藏仍然保留了很大的反抗力量与可能性。如果不是“白纸运动”突如其来地爆发，自认为性格内向、“守拙”的黄意诚或许会成为一位梵文、西藏、佛教领域的专业研究者。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黄意诚带著花和蜡烛前往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罹难者，并声援前一晚被捕的抗议青年。他没有举白纸、没有喊反共口号，只有喊“放人”，而且站在后排。当时，他脑子里是香港抗争的场景：香港的示威，勇武派站在前面，“和理非”站在后面。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和理非”，只是想让当局把之前抓的人放出来。现场有五百多人，他发现站在前排的有认识的、并无街头抗争经验的友人，他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站在最前面，尽量往后站，要保护自己。 乌鲁木齐被烧死的维吾尔人家庭有个小女孩 随后，员警开始抓人，黄意诚发现，站在前面的全都是女性。女性拿著白纸站在第一排与员警对峙。从下午五点半开始，大概平均每十分钟，员警就抓走一名女性。他看到有三个女性在乌鲁木齐中路靠东的人行道上抱头痛哭。他问她们，你们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因为昨天有朋友被抓走了？但她们说：“没有，我们没有朋友被抓走，我们看到微博上，新疆乌鲁木齐被烧死的维吾尔人的家庭有非常小的女孩。”他由此发现，女性特别有一种共情的能力，这是女性的一种力量。为何女性参与“白纸运动”比例很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带有父权制属性，女性的抗议不仅仅是对清零政策，还是对政府和父权制的挑战。 黄意诚看到，海友酒店前排有一名便衣，是没有穿警服的高个男子，此人就是推特上被曝光的那个说“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民群众”的人。他一直拿著对讲机在指挥，时不时突然指著抗议者队伍中的某一人，戴著耳机的打手就会冲上去抓住那个人，真是“如臂使指”。黄意诚目击到，员警将数十位女性示威者抓到后，肆意殴打，倒吊著拖走。他在现场用手机拍摄照片，并通过推特传给身在义大利的自媒体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后者将照片发出后，成为世界媒体了解抗议现场的一手资料。 黄意诚正在拍摄现场的情形，突然被一群员警扑倒在地并遭暴打，六百度的眼镜和鞋子在遭殴打中遗失，然后被“头下脚上”地拖著走，下巴在水泥路上摩擦，血肉模糊。他不停地喊“救命！救命！救命！”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恐惧的几十秒。”他被带上一辆位于乌鲁木齐中路和五元路交叉路口南侧西边的大巴，被安置在靠车门的第二排位置。他被抓上大巴后，员警又下车去抓其他示威者。他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机会，跳下大巴，看到一名他先前遇到的外国人，向其求援。对方将口罩摘下来给他，掩护他混入人群中逃走。“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或者说像在做梦一样。……这所有每一步当中，差一步的话，我都逃不出来。” 早在二零二二年上海封城前，黄意诚就开始申请到德国留学的签证。在“白纸运动”中浴血逃脱后，他东躲西藏，也很担心无法出国留学。经历四个月的等待，终于拿到签证，飞抵德国汉堡。虽然来到自由世界，“白纸运动”当晚的恐惧始终伴随著他，手脚上的伤疤也还没消散，有时躺在床上或早上醒来时，还会觉得身在那辆大巴上。一开始，他出门都不敢去人少的地方，都在人多的地方行动，觉得即便被人捅死了，也有人来收尸。 “白纸运动”以后两个礼拜，中国的清零政策彻底结束。但让黄意诚心寒、心痛的事实是：在中国，永远都是这个逻辑——党权者让人们的诉求得到满足，但一定会惩罚带头抗议的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逻辑。这导致中国始终是逆淘汰过程，所有有勇气的人、愿意为民请命的人、愿意追求自由的人、勇敢的人，都被筛掉。如果人们忘记“白纸运动”中坐牢的人，下一次中国再遇到这样疯狂的政策，谁来替大家说话呢？ 决心不能再沉默 在德国，黄意诚本可安心开始新一阶段的学业和人生，但他看到几个月来许多青年无辜被捕，下落不明，尤其看到同为一九九六年出生的曹芷馨在被捕前录下的视频，心如刀割，决心不能沉默。他说：“我觉得曹芷馨的那种痛苦好像都在我的身上一样，所以我要站出来发声说话。”他主动联系七个国家十一家媒体，真人出镜，说出真相：“我的面貌、真名和学历背景，全部都公布了。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所有同龄人一个鼓励。在现在的互联网的环境当中，要想完全保持匿名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与其这么担惊受怕，不如直面风险和恐惧。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能够活在一个不需要恐怖的社会，可以自由地、免于恐惧地去表达我们的思想。”他更指出，在中国，要讲一句真话，是多么困难的事，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现在既然这条命是老天爷给的，要奉献出来说真话。他不是“逃兵”，他一定要“继续作战、继续抗争”，就算让他再做一次选择，他还是会参加白纸运动。 到德国后，黄意诚接受的第一个当面采访是路透社访问。采访地方选在汉堡大学图书馆大堂。这个图书馆以反抗纳粹的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的名字命名。黄意诚在受访时提及，所谓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是指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强力的民族主义，而社会结构上采取社会主义，如今习近平所统治的中国，采取强力的中华民族主义对人民进行洗脑，社会的一切组织资源都掌握在习近平和共产党手里，这已经符合原始定义的“纳粹”了。因为民族主义强调同质化，社会主义强调组织上一元化的统制。当一元化的社会统制与同质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去消灭社会上的异质团体，因此中国出现了和犹太人大灭绝一模一样的维吾尔人种族灭绝，还有对香港人的镇压。 再下一步，假如世界再不大力支持中国人为自由的抗争，中国必将走向战争。只有战争才能宣泄独裁政权内部的社会压力。习近平能够不受任何约束，一句批文就把两千七百万上海人关近三个月，那么他也可以只用一句话，就对台湾发动战争，向台北、东京投掷核武器。一个如此愚蠢的人，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权力，这是多么危险！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大腹便便、又卑又亢的习近平，连最基本的汉字都认不清楚，竟然可以声称他代表中国人，和外国领袖来往。一九三一年，奥西茨基发表文章抨击希特勒，其中提到：“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这句话，今天的中国人听来，是否有振聋发聩的感觉？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重演？ 习近平没有资格代表中国 在接受台湾“央广”采访时，记者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习近平在听这个节目，你想对他说什么？”黄意诚回答说：“我说，习近平，你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国是一种古老、复杂的文化体系，但你没有文化。我不歧视没受过教育的人。但习近平你那种明明没文化又要装模做样的样子真的让我恶心。习近平，你真正需要面对的，不是你幻想中的‘境外敌对势力’，而是你自己的童年阴影，你自己内心的恐惧。你因为心里根深蒂固的恐惧，消灭了一切有形的反对力量，这时，你浸透在无限无形的恐惧中，你变得更加神经质。是你的神经质和控制欲，毁掉了十三亿人的生活，还想要毁掉台湾。只有等你下台的那一天，习近平，才是你从无边的恐惧中解脱的日子。习近平，你会被载入史册的，你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劫难，你会留下千载骂名、遗臭万年的。” 黄意诚做过北京大学书法协会会长，精通书法和古典诗词，但绝非文化民族主义者，他非常警惕陷入古代遗民式的自恋情绪中。在日本记者联系访问他时，他特别请对方从东京带一些纸和笔到德国来，他想写几幅书法送对方。他看重的是要写的内容而非书法技巧：他想写香港国歌中的“民主自由，万世不朽”八个字，也想写友人送他的五律<赠黄意诚>“共工乱天纪，白纸敢行危。世道几行泪，人生一首诗。丹心去中国，墨宝遍天涯。反鲁长竿上，飘风非赤旗。”以及他自己写的和诗：“腥风侵迪化，一线系身危。海陷安能避，天倾庶有诗。魈魑据东国，鹰犬伏西涯。劫火经年后，销馀偃血旗。”他还告诉对方：“我们要守护我们的语言与文字，不能让他被独裁者夺走，变成‘封城’的一百种别称，变成‘大白’、‘合围’与‘社会面清零’。上海人在乌鲁木齐中路的夜里喊出口号，也是为了把我们的母语，从独裁者那里抢回来。” 黄意诚知道选择站出来说真话必然会付出代价，“因为良心的逼迫，而自愿将自己的生命逼入绝境，这时候，许多的意义开始爆裂”。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在上海的家人遭到员警上门威胁。但他毫不退缩，在脸书公开发文：“当我决定站出来说这些习近平、共产党不想听的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牺牲了我的父母和我的家族，我牺牲了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我当然清楚，当所有这些采访都放出来的时候，我会被中国政府株连十族，不光是我在上海的家族，连过去和我交心的好友，也有可能会跟著遭到迫害。中共会把我的所有隐私资料都交给微博上的粉红大V，让他们对我泼脏水，骂我是‘勾结境外势力’的‘叛国汉奸卖国贼’。但我们怎么能不爱中国呢？如果不爱中国，为什么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出来说这些话？就是因为我们爱中国，所以誓要与独裁者斗争到底。因此，我真的不怕，无论如何我都要写文章，都要说话，说那些习近平不想听的真话。”他还说：“今天，我在上海的父母被员警威胁了。虽然这是我早就预料的事情，但真的发生时仍然觉得愤怒。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鄙视。这样一个垃圾的政权，把所有人都当成人质，利用亲人之间的羁绊来逼人放弃独立的人格，真的很恶心。我想告诉所有正在监视我的中共特务，我绝不会怕你们，我也不会闭嘴的。我已将你们威胁我母亲的丑恶行径通知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个媒体……如果你们进一步升级对我母亲的威胁，我也会跟你们对抗到底。” 如今，“白纸运动”似乎与香港“反送中”运动一样，在暴力打压下偃旗息鼓了。但黄意诚认为，“白纸运动”留下了很宝贵的遗产和记忆。“对于很多人来说，‘白纸运动’是一种启蒙，很多人从中看到希望。……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人与全世界华人团结在一起，自发性地组织起来，这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我觉得可以把九零-零五这一代人叫做‘白纸一代’。我希望能在海外把这份记忆留下来，虽然没有‘六四’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是很了不起的。至少让全世界看到，不仅仅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人在反抗，传统所定义的‘汉族地区’也在反抗，这是很珍贵的符号资产，需要运用好，对未来东亚的政治发展绝对会有好处。” 他记得香港人说过的一句话“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抗争，而是因为抗争了才会有希望”，他强调说：“我们要站出来，勇敢地站出来，去表达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全世界的人才会尊重我们。而如果我们都是跟著他们这样的谎言，继续这样说下去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民族。”他在海外试图将“白纸运动”国际化，让更多外国人来关注被捕者，这也是把火种传下去的一种方法。而未来中国经济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必定会有类似于“白纸运动”这样自发性的大规模抗争活动再次出现。他也拥有清晰的历史使命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是在于……等到我们的青年时代，中国开始步入独裁、封闭，未来即将开始动荡。幸运的地方在于，中共这种高压维稳加高速发展的模式即将难以为继，而外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反思过去的对华政策，都在期待中国发生变革。只要我们勇敢一致地争取自由，团结香港、西藏、东突的力量，再尽力游说日本、台湾、美国、欧洲的媒体与政治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绝对是有希望做到一些太平年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做这么大的事业。”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