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整理一下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和思考。很多在北大待过的人，都有一种“北大情结”。我的这种“北大情结”，也许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从没有进北大的时候，我就已经沾染了这种情结。我在高考之前的一年里，一直把《精神的魅力》放在桌上。在到了北大之后，更是在这种情结中越陷越深，以致在美国的六年中，都要想尽办法重新回到北大。今天，如果谁在我面前说哈佛有什么不好，我会心安理得地接受；但如果谁在我面前攻击北大，我一定会和他翻脸。 但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却发现，北大变得太多，变得我不大认得了。当然，这些变化也许是因为，我从北大的学生变成了北大的老师，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但我知道这绝不是全部的答案。真正的变化，是在于现在的中国，和我上学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和北大曾经经历过的中国社会都不一样。在我成为北大老师，各位成为北大学生的当前中国，既不是处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寻求光明的时代，也不是在黑暗的摸索中等待启蒙的时代，既不是革命激情熊熊燃烧的时代，也不是文化争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北大人，已经不必再以文化巨人的振臂高呼唤醒愚弱的国民，也无法以崭新的口号塑造民族的未来命运；似乎再没有醍醐灌顶般的新思潮洗礼时代的精神，也找不到昂扬的青年斗志去对抗腐朽的社会现实。 北大，没有了激情，没有了狂妄，精神的魅力也在歌舞升平的现实中渐渐消褪，甚至连一个三角地都无法保住”。我们满眼看到的，是一个个拔地而起的古怪建筑，不知所云的雕像，和花枝招展的公司名号；满耳听到的，是娱乐社团拉人招新的锣鼓喧天，和震耳欲聋的叫卖与广告。老师们，在花样翻新而又许以重金的课题压迫下，制造着成堆的学术垃圾；学生们，在层出不穷的教学改革的驱赶下疲于奔命，浪费着青春；北大，则在专业化的迷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呓中阉割着自己。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北大吗？这是曾经高高举起五四旗帜的北大吗？这是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吗？这是八十年代引领中国文化反思潮流的北大吗？从这样的北大校园走出去，你凭什么让人辨认出你是一个北大人？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生活，你靠什么让几十年后的人们记得你是一个北大人，就像我们记得几十年前的北大人一样？在今天的中国，怎样做一个北大人？ 北大情结，使我们觉得自己和其他学校的人不一样，甚至和整个中国的其他人都不大一样。当你第一次走进北大校门的时候，就应该觉得肩膀上沉甸甸的，似乎已经担上了中国的命运，这是使北大人骄傲和沉重的使命感，是我们很多来到北大的人都曾经感到过的。但是在现在的北大待上几年，无论是当上几年老师，还是做上几年学生，在校园里的喧嚣声中，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就不复存在，或者你想甩掉它了？我记得我的一位学生，在北大待了几个月之后， 她对北大的界定是“北大这样一个休闲的地方”。这句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但事后想想，真的不能怪这位同学。试问在座诸位，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说出你所感受到的，而不是你所读到的北大的精神，你能说得比她更好吗？或者，如果让你描述一下，你理想中的，并且也是你正在做的那种北大人，你能说得比她更好吗？ 在北大的历史上，曾经有无数对北大精神的描述，在我们的头脑中，也会有无数种北大人的形象；但是，这些描述和这些形象，究竟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正在塑造的自我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群体有什么关系？也许，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和我们每个北大人都最切身的问题。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北大在世人面前表现得最辉煌的时代，也就是它能引领中国思想的时代，在我看来只有两个（或者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一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第二个，应该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是文革之后的文化讨论时期；还有一个不好界定的时期，就是六十年代，也就是WG时期，虽然北大未必起了正面的作用，但毕竟，文革也是在北大率先发动的。不管我们把它算作北大的耻辱还是光荣，北大也是和在一十年代、八十年代一样，在六十年代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因为文革当然也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文化运动。 在这几个时期，影响整个中国的文化运动，都是在北大发端，并在相当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在这几场运动中，北大人都充分展示了他们对中国命运的担当。我们生活在平凡时代的北大人，都非常羡慕那些生活在风起云涌的时代的北大人，能够有机会看到自己和中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而我们现在的北大人，也许只能用找工作的疲于奔命，来模仿当年的奔走呼号；用自己都不愿读第二遍的杂志文章，来模仿前人的惊世之作；用网络上的轰动新闻和四面八方的攻击，来模仿引领中国文化精神的风采；以对国际时尚的低贱谄媚，来模仿兼容并包的气魄。这就是今天可怜的北大人。在今天，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做一次真正的北大人？ 当我们回忆几十年前的北大的时候，绝不是怨天尤人，更不是在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在现代中国几个最关键的文化转折期，都是北大带动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潮流；北大在中国的这个地位，并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沉寂而丧失。我相信，如果若干年后中国的文化再次进入一个辉煌的巅峰，我们还会看到峰顶上的北大人。不过，这似乎不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和我们自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这里关心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平凡的时代，一个处处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时代，究竟怎样做一个北大人，一个有尊严、有力量，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担当起中国文化的命运的北大人。而这背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一百多年来到底在形成怎样的精神气质，北大在其中到底在起到怎样的作用，她以前、现在，和将来，都在怎样塑造中国的精神？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和北大有关的第一个著名口号，为北大精神涂上了第一层底色。从此之后，尖锐的思想交锋、广博的学术胸怀、真诚的批判精神、倔强的独立意志，就成为北大的最根本特征，同时也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与教育的一个基本标准。“科学与民主”，这是北大为现代中国贡献出的又一个响亮口号；不论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口号中存在怎样的问题，就是靠着这几个字，北大的知识分子率先使自己变成了世界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在精神上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凭借这最初的两个口号，北大已经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现代中国的希望和困惑。正是靠了这样的精神，北大崇尚独立自由的学术思考，张扬积极向上的现代文明，拒绝文化专制、学术霸权，和任何腐朽落后的东西。这就是北大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 靠着这简洁而有力的口号，北大已经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个粗略的精神气质。不过，还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并没有被这两个口号说尽。后来的北大人通过自己的诠释，逐渐为北大，也为现代中国，添加更多的色彩。 比如，鲁迅先生用他设计的著名校徽，将北大精神诠释为：“北大是常为新的”；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为新时代的中国贡献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八十年代以甘阳老师为首的北大青年学者，用“文化：中国与世界”这简洁但宏大的气魄，再次诠释了现代中国人应有的文化胸襟；而谢冕先生，更以“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界定了北大“精神的魅力”。每一代，乃至每一个真正的北大人，在秉承了五四以来的北大精神的前提下，都在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重新诠释着北大的精神，既为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勾画出更丰富的色彩，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北大气质。承担起塑造现代中国的精神气质，这是每个北大人的责任和使命，是无可推诿的；无论是在文化剧烈变革的时期，还是在我们这样平凡的年代，只要是认同北大精神的北大人，都需要以自己的诠释，来承担他的这个历史使命，塑造自己作为北大人的人生境界，这样，他就没有白白地在北大待过几年。 诠释北大精神，其实就是诠释现代中国的精神气质；丰富和建构北大精神，就是以北大的方式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与希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北大人，就是成就一个有尊严、有担当、迈上现代中国的文化制高点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几次伟大的文化运动当中，北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每次都倾其全力，为现代中国奉献出一张文化蓝图。如果说北大也曾经参与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那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形态，以另外一种方式，揭示了中国现代精神的一种可能走向。而作为北大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则以自己的人生轨迹实践着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体会着其中的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此中的成功与失败、光荣与耻辱，都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历史财富。 若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北大的精神，我们就能明白，既然现代中国的文化气质还远未成熟，北大的风格也还远未得到圆满的阐释。 比起北大的前辈，我们有着更大、更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而根本不该进入无事可做、随波逐流的虚无时代，也更不应该在专业化、技术化和国际化的幻影当中，炮制那些没有意义的学术产品。 商业的喧嚣当然是现代文明必然经常听到的声音，也是繁荣昌盛的标志，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这种喧嚣当作阳春白雪来听吗？ 专业化和规范化也是文化科学的基本要求，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这最基本要求当作自己的事业吗？ 不断地改革与更新，是吐故纳新的必由之路，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走马灯般的变革当作中国最高的文化理想吗？ 国际眼光也是融入现代文明和世界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国际交流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吗？ 北大人之所以能担当起现代中国的文化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陶醉在现代文明的歌舞升平中，更不是因为他们追求着高楼大厦、国际化、专业化的梦幻泡影。现代中国之所以还需要北大精神的滋养和升华，是因为她不能靠这些喧嚣和梦幻实现自己的现代转换。 五四时期的北大，为现代中国打造了自由、宽容、科学、民主的基本色调；文革时期的北大，用自己的教训警醒中国，现代性的反叛狂热可能带来怎样的危险；八十年代的北大，在新的文化讨论中，为中国重新唤回了世界眼光和进入现代的勇气。而今，中国已经在八十年代的精神驱使下，飞速加入了现代世界的角逐，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赢得了真诚的赞誉的同时，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把北大也卷入这漩涡当中。在这种时候，如果北大不能抽身而出，以更深厚的现代文明来抗拒这种浮躁的现代梦幻，是不是要再次以自己的教训来警告中国呢？ 现在的北大人根本就不是没有机会再次承担起中国的命运，而是面临着从所未有的新使命：要为一百年以来艰难塑造起来的现代框架填充更实质性的文明内涵，否则，这个框架就是空洞、单薄、脆弱的。就像一条大河，涓涓泉水的奔涌使它劈山开路，冲出一条河道；而今，我们需要为它提供汪洋丰沛的河水，如果仅靠起初的那股泉水，它很快就会干涸枯竭。北大人既然曾经帮助开辟出这股泉水，而今就有义务提供丰沛的河水。 之所以说这个任务比一百年前的任务更加艰难，是因为，它是不能靠振臂一呼完成的，也不能靠不断变革实现的，更不能靠什么工程的突击做到的。用北大以前贡献给现代中国的方式，我们已经无法担当起落在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甚至还会毁掉中国和自己的未来。要完成这个使命，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地去思考和实践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逐渐体会出，身处现代世界，中国人如何能过一种真正有尊严、有快乐、有境界的生活。这是中国文明的现代提炼，要在文化与生活的深厚涵养中细细体验，在与世界文明的撞击中慢慢摸索，在对往圣绝学的继承中诠释出来。 要做到这一点，北大必须贡献出高深严谨的学问，但仅有学问并不够；要做到这一点，北大人必须关注现实中国的喜怒哀乐，但仅有对现实的敏感也不够。要以学问为天下之公器，承担起思考、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精神的使命，无论是盲目地批量制造学术产品，还是盲目地在繁荣的社会现实中随波逐流，其实是犯了同一种错误。北大并不只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她始终与中国的历史命脉息息相关；但学问是每个北大人的立身之本，因为他要把握的，是现实与历史最深层的律动。 今天的北大应该为中国贡献的，既包括高深的学问，在学问中提炼出的精神境界与文化理想，更包括大批经过高深学问的洗礼，曾经浸淫于中西经典，能够理性地思考现实与未来，能够为自己和他人塑造高贵生活的年轻人才。由于对西方经典的阅读，他们对现实敏锐的观察力，建基于对现代性深层价值和可能的局限的理解；由于对中国思想的熟悉，他们对未来的长远把握，来自于古圣先贤的生活境界。这些北大人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不再只是通过席卷中国、暴起暴落的文化运动，而是通过自己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北大对中国的意义，也就不只在于几个文化精英和几句文化口号，而是一种更加深远的文化传承与创造。 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座诸位要想认真做一个北大人，并没有失去机会。只要北大尚在，中国尚在，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就都在。无论你将来留在学术界，为未来的中国贡献出你的著作和思想，还是将来离开学校，为未来的中国贡献出你的奋斗与事业，你都可以证明自己作为北大人的价值与意义，都可以向世界展示你作为北大人的骄傲与担当。能否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并不在于你选择什么职业，更不在于你生活在什么时代，而是在于，你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你在北大的意义，在于你是否谦恭地认同并吸纳她的深厚传统，是否认真接受并体验她教给你的中西思想与经典，是否愿意在她的怀抱中变成一个会独立思考、能担当起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的成熟的人，是否能在古怪迷离的国际化潮流中保持自己的尊严。 任何喧嚣终将沉寂，任何梦幻终将消散，你能带走和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人格和胸中的气象。在我进入北大的第一天，我的班主任老师一句朴素的赠言使我至今不忘，我也不断把它送给我的学生们，今天，我还是希望与各位用这句话共勉：“ 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读书。” 谢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岛，原文已被删除
中国政府放宽防疫管制导致疫情大爆发，诸多相挺政府防疫政策的专家屡遭抨击。微博近日公告，针对1120个发布攻击专家学者言论的帐号给予禁言处置，包括被网友称为“毛左”的北大学者孔庆东。 微博管理员指出，依“微博社区公约”等规定，经审查1万2854则攻击专家学者等违规贴文，决定对@刘春、@孔庆东、@IN刚刚好、@海浪清洗痕迹、@Halospecial 等1120个帐号，视程度予以阶段性至永久禁言处置。 公告指出，疫情当前，众多专家学者及热心网友积极用专业知识、权威例证助力防疫，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不可因观点不同而恶语相向，甚至发布人身攻击、引战对立等违规言论。 孔庆东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追踪他帐号的粉丝数逾416万7000，去年8月20日也曾被微博禁言，当时另一名左派网红司马南因卷入美国购置房地产被微博禁言，随后孔庆东即被封锁。 孔庆东因不时发表吹捧毛泽东及抨击“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的论调而被网民称为“毛左”，至于当时为何处置司马南却波及孔庆东微博并未说明，不过网传“据了解，孔庆东此前曾在微博发表反疫苗、反核酸言论”。 以往孔庆东曾发表不少具争议性的言论，如他曾批评香港人是狗，指很多香港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种人给人家英国殖民者当走狗当惯了，香港人有很多是好人，但是有很多香港人至今还是狗。” 刘春则是资深媒体人，曾经担任搜狐视频首席运营官兼搜狐网总编辑等要职，追踪他微博帐号的粉丝数超过1200万。 微博帐号“拆台CT”的网友发文说，刘春被禁言可能跟他不久前抨击防疫专家吴尊友有关。 据拆台CT的截图，新浪网新闻中心前主编卢旭宁转发吴尊友分析今冬疫情的影音，当中吴尊友指出，争取3年的宝贵时间，迎来病毒致病性减弱、疫苗接种率提高，为优化防控措施创造机会，规避了数百万人死亡。 刘春则留言：“我要说声谢谢你，X你大爷！”
中国学术界再传重大丑闻，北京大学知名女教授陈春花近日遭通讯巨头华为公司高调撇清关系后，她的博士学历被爆来自爱尔兰一所野鸡大学。对此，北大校方称尚在调查。 陈春花现任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曾数度获评“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等，出版著作近30本。 综合陆媒报导，华为7月6日发表声明称，近期网路上有一万多篇夸大、演绎陈春花教授对华为的解读、评论，基本为不实讯息。声明强调，华为与陈春花无任何关系，“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华为”。 早从2017年开始，陈春花就在自己的公众号“春暖花开”多次解读华为，或者谈及华为邀请自己做军师，相关蹭华为文章多达40篇。 其中一篇“与任正非先生：围炉日话”流传最广，文中称华为总裁任正非亲自当司机，把陈春花引到会议室交谈等等。这也是后来网路上出现一万多篇“陈春花做华为军师”文章的由来。 华为高调撇清引发舆论风暴后，陈春花出来说“文章不是自己写的”。但打脸的是，其中一些文章附上陈春花的课程宣传，背后牵扯的上海知到知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陈春花持股33%。很明显，这些蹭华为的网路文章不排除团队操作的可能。 如今，陈春花又被扒出疑似博士学历造假。她被爆学历之一的爱尔兰欧洲大学（European University Ireland）工商管理博士，是一所查询不到的野鸡大学。 2000年2月25日，以大学排名而闻名的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就曾报导，爱尔兰教育部门正在调查一个未经官方批准就自称为“爱尔兰欧洲大学”机构的营运，这个机构地址为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宿舍。这所大学在国际做广告，招收研究生学历以上的学生，但从未向爱尔兰官方申请大学许可。 华南理工大学官网此前简介显示，陈春花2000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工商管理硕士，2001年获爱尔兰欧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这也意味，她的博士学位一年就到手。 北大国发院网站显示，陈春花为全职教授，但并没有列出其教育背景。但在2022年7月18日的百度快照中，北大国发院网站曾列出陈春花一则教育背景“南京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后（2005年）”，说明这则教育背景近期被删除。 另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网站的教师介绍中，陈春花的教育背景也已被删除。
1 张维为，复旦教授、网红学者，振臂一呼“中国震撼着世界，并触动着全球”，“中国人没有理由不自信”。 张维为霸气称：我们是要给美国人“立规矩”，让他们习惯我们的强大。张维为还说过，我们要给西方启蒙，而不是我们的公知要给中国启蒙。 和张维为的观点正好相反，北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到现在中国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自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 张维为最喜欢讲中国模式，明确提出“崛起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含义”，这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迭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张维为着重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张维迎却认为，不应该迷信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张维迎在北大2017年毕业演讲中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中国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 张维为还是张维迎，你相信谁？这是一个问题。 张维迎教授长期坚持自由市场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目共睹，他的许多观点和预言已被事实所证明。他敢说真话，带着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忧心中国向何处去。 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说实话的教育家，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他相信，“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张维迎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始终认为征服世界时思想的力量比利剑更强大。他坚持认为启蒙还没有结束，强调理念的力量。 2 张维迎如是说 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她自己的统治。还有历史上那么多的浮夸、虚报，惊人的亩产数，那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的。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集中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明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是来自于经济学家， 我们仔细想一想，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iPad没生产出来时，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 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比如，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居然就是科学家提的荒谬建议。 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 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的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产业、主导的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 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以为我们知道，按老子的话，这是有病。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 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 市场经济其实可以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行为不变成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在市场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怎么保证我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需要竞争，需要思想的自由。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有自由，如果我们能有竞争，我们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学者荟）
3月30日，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财新网发表了批评历史领袖人物的文章，外界普遍认为是在暗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大陆财新网3月30日刊登张维迎题为“自负陷阱”的文章，内容指在无知的情况下，决策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判断；即使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于想象力和判断力不同，他们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 张维迎强调，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烦是，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已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讲的 “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负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决策。 张维迎特别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特勒和前苏联的斯大林作为例子，前者被张维迎描绘为：“出身于下层，一个体制外的无业游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举止粗鲁，毫无政府工作的经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当总理的料。当时德国精英阶层以为，让希特勒进入政府，他很快就会令他出丑，但最终证明，德国政界是‘引狼入室’”。 至于斯大林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张维迎认为，这两名历史人物，就是堕入了“自负的陷阱”。 虽然此文章并未直接点名习近平，但有分析认为，文章提及当时德国精英阶层认为让希特勒进入政府无所谓，暗指当年江泽民和曾庆红让习近平进入中共高层，以为可以控制习近平，但没想到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还要连任终身执政。 张维迎，1959年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1978至1982年在西北大学读书，1984至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8至1994年公派在牛津大学读书，但因与领导性格不合而被刁难，后成功调任国务院发展中心下辖的《管理世界》杂志，终获批出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1997年升职为教授。1999年，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2006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2010年卸职。2014年7月7日调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维迎对“反腐败”问题亦有见地，2012年12月19日，他在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上发表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演讲，指出腐败可能亡党不可能亡国，对于中共十八大后中共反腐，他建议“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财新网》有关涉贪高官的内幕报道曾引起相当轰动，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后，财新网有关疫情的深度挖掘也引起海内外广泛重视。该网站创办人是胡舒立，她被美国《商业周刊》形容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21年10月，胡舒立突然在微博发布一条配有猪头照片的帖子，配文：“猪头如果做得好，还是相当可吃的。猪头不受待见，与人们的观念很有关系。背负着这等恶名，一般人谁还愿意在餐桌上与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被舆论解读为影射、暗讽习近平。 10月20日，财新网被移出中国国家网信办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这意味着中国所有网络新闻平台及媒体，将不被允许引用或转载财新网的任何新闻。 彭博社援引分析指出，北京当局将财新网从稿源名单移除，表明“新闻媒体无论声誉多么好，都必须与政府保持一致才能继续享有权益”。“任何媒体都不能在党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