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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 面对繁重的工作,当代打工人习惯于自嘲为“牛马”。牛马的苦,还没吃完,一些年轻人又争相当起了“二牛马”。 “大牛马”们把自己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外包给“二牛马”,用少量的金钱节约时间,缓一口气,还能尝尝逆袭当甲方的滋味。而“二牛马”们,竞争上岗,恨不得比对待本职工作还认真,随叫随到,24小时待命。 “大牛马”和“二牛马”之间,除了工作,很少有其他瓜葛,二者之间互不打探,绝不越界,但在某程度上又在并肩作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文 | 王潇 编辑 | Yang 运营 | 小二郎 随时待命的“二牛马” 周五下午,是李远风一周中效率最低的时刻。尽管领导刚布置了一份策划,但他秉承着“能拖就拖”的原则,在工位上对着还没开头的文档发呆,龟速码字。眼睛还不时瞄着屏幕角落的时间,静静等着下班。 突然,熟悉的头像跳进聊天列表,李远风的眼睛瞪圆,立刻坐直身体,心里想着“来活了”,一边对着一条条消息快速回复“收到”。几乎是收到任务的瞬间,李远风就打开资料开始梳理,“相当高效,我怕晚一点就不找我了”。 给李远风发消息的是他一位长期合作的“大牛马”,在本职工作以外,李远风已经给对方当“二牛马”将近两年的时间。对待本职工作,李远风通常选择能拖就拖,但对待“二牛马”的工作,从来都是及时响应,从不拖延。 所谓“大牛马”,就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包出去的人,就像租房时的二房东,一个房子可以层层转租,一份工作也同样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分享有关“二牛马”的工作经历。有人发帖高薪寻找长期“二牛马”,几乎每条“招聘”的帖子,下面都跟着上百条回复“随时待命”,还有人趁机卷起入行门槛:工作十年+,精通PPT。 网络图片 不止是国内,“二牛马”还有冲出国门,走向国际的趋势,有在国外打工的白领找国内懂英语的“二牛马”,在汇率的加持下,“二牛马”的薪资显得更加划算。 只要花很少的钱,每一个成为“大牛马”的打工人,都能自己做一次甲方或者老板。有时,“二牛马”的勤奋程度甚至会让“大牛马”也感到意外。谢一婷是一名新媒体运营,工作时,偶尔需要剪辑视频,但她的剪辑水平一般,呈现理想的效果往往需要边学边剪,时间花得多还收效甚微。有一次,她决定干脆把剪辑的工作外包出去,就花80元在网上找了一名剪辑师。对方凌晨四点交了初稿,她醒来后提了意见,没想到对方中午又改出一版,谢一婷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甚至没找到对方睡觉的时间,“好像一直在线”。 不过,很多时候,“二牛马”需要花上一段时间,仔细观察,才能确定自己“二牛马”的身份。 李远风的本职工作是营销相关,平时会接一些文案代写的“私活儿”,他能清晰地分辨出,有些工作是品牌直接对接的,收入可观,一份不到1000字的策划就能赚到1000多元。但这类工作并不连贯,写完一篇基本就结束了。 其中,有一个客户有点特别。起先,对方找李远风写了几篇行业相关的短稿。后来,任务来得越来越频繁,一篇短稿500元,一个月下来,李远风平均能赚到两千多元。往上翻过两人所有的聊天记录,清一色的分配任务——收到——交稿,绝不互相打探任何信息,仿佛有了某种默契。有一次,李远风在网上看到了自己代写的文章,再对比社交平台的各种蛛丝马迹,对上了——对方把一部分工作租给了他,“当上了二牛马”。 在长时间的接触中,李远风也渐渐描摹出了对方的画像——媒体从业者,工作特别忙,一个月能发十多篇稿子,还要配合组织各种活动。从工作性质来看,“二牛马”并不是个稳定工种,可李远风每个月都能从“大牛马”那里赚到两千多元,“可能是他不想太累吧,也不敢多问”。 “大牛马”和“二牛马”之间,除了工作,很少有其他瓜葛,两个人之间互不打探,绝不越界,但在某程度上又在并肩作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网络图片 任务频率是“二牛马”们自认身份的重要信号。有人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副业经历,平时会帮别人写文案。但有个客户找她很频繁,一个月下来,就找了七八次,有时是写推文,偶尔还会写写演讲和汇报,每个月赚的钱,零零碎碎加起来,都能超过四位数。偶然一次刷到了她代写的文案,暗自猜测:好像成了别人的“二牛马”,承包了对方整月的文案输出工作。 “大牛马”可能偶尔摸鱼,但“二牛马”是永动机。在“二牛马”的上岗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学生,他们的时间充裕,对工作尚且报有清澈的好奇心和热情。对于打工人来说,大学生似乎也是最优质的“二牛马”人选:廉价,且态度积极。 王雨薇大二时曾当过“二牛马”,她学管理专业,课程里有金融相关的知识,但是很少有机会接触金融行业的工作。有一次,她偶然刷到一篇招线上助手的帖子,对方刚好是金融从业者,王雨薇立刻报名上岗,“没准儿能学到点什么”。 对方工作很忙,一些查资料和整理的机械劳动会分配给王雨薇。工作的那几天,王雨薇几乎随时待命,只要有任务发来,她就会停下手头的安排,立刻开始工作。不光查资料,王雨薇还会加入自己的理解总结整理好,但一小时只收20元——相当于只要一杯奶茶钱,自己就替对方完成了部分工作。 像创业一样做好“二牛马” 要想当好“二牛马”,就要拿出创业的心。对于老板来说,“二牛马”似乎比“大牛马”更加符合期待——拿出创业合伙人的精气神打工。 “二牛马”的前身,或许是打零工,接零活。李远风原本没有做副业的想法,有一次面试没通过,公司向他提出以外包的形式合作。这仿佛给李远风打开了新思路,给不同的品牌写策划相当于接触不同的领域:既能学到新东西,又能赚点外快,“简直双赢”。即便后来入职了新公司,李远风也依然接着各种文案类的零活。 长期做“二牛马”后,李远风仔细对比了自己作为“大牛马”和“二牛马”的不同,发现哪怕工作内容相似,从态度到效率也完全不同。 做本职工作时,面对甲方的各种修改要求,李远风时常抱怨,得经历几番自我说服才能完成。但做“二牛马”时,“大牛马”会把甲方的要求直接一键转发,本质上,李远风也是直面甲方,但这次却没有任何内耗,对待每个要求全部“收到,好滴”。 网络图片 这种差异的背后似乎是安全感。一旦工作确定下来,就具有了稳定性,期间领导布置的任务,即便晚点完成,也不会丢了工作;但“二牛马”不同,做“二牛马”仿佛创业,每一单都要谨慎对待,否则客户随时会换人。 当“二牛马”,似乎真的有种自己当老板的错觉。做本职工作时,领导总是跟员工讲,“拿出合伙人的精气神打工”,每次听到此类论调,李远风都会在心里默默反驳:怎么可能,和合伙人拿的钱都不一样。可细细想来,在做“二牛马”的工作时,李远风仿佛变成了老板口中的“合伙人”,尽管拿的钱并没有变多,却对每一个任务投注了百分百的精力,把“干活儿”变成了自己的“创业”。 为了做好这个“创业项目”,李远风还曾尝试过运营个人IP。他开始全平台开放接单,在各个社交平台都打出代写文案的广告。李远风学习其他人的运营模式,定期发布作品和收款截图,“相当于一种背书,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二牛马”是一种更加纯粹的工作方式,把工作内容和职场环境剥离开来。有些做过“二牛马”的打工人发现,比起工作本身,更让人疲惫的其实是职场的人情世故。那些高喊过“讨厌工作”的人也惊觉:拿掉人际关系和同辈压力后,自己的工作也称得上是“神仙工作”。 去年年中,李浩离职了,开始在家靠利息生活。起先,利息尚且能够覆盖生活的大体开销,可渐渐地,存款利率越来越低,理财利率也降到了2%出头,很难维持生活。他开始在招聘软件中找各种兼职,有一个打工人找到他,让他帮忙做PPT,一次200元,李浩心里暗自盘算:“要是每周都有就好了”。 离职前,做PPT也是李浩的工作内容之一,可那时的他却总是对此感到疲惫。李浩开始拆解工作中真正令他厌烦的部分。他发现,最难的是无法避免的人际交往,尤其是和领导沟通,哪怕是合理的诉求,都很难开口。 李浩记忆最深的一幕发生在生日那天,那天已经过了六点,工作完成,按理来说他可以随时离开,可同事们没有一个下班。李浩深吸了几口气,一鼓作气,起身,他不敢抬头,但能清晰地感受到好几个同事抬头看向了他,挑战还没结束,李浩在几个同事的注视下走向主管办公室,艰难地开口,“不好意思,今天过生日,想请个假”。 网络图片 但做了“二牛马”,这些烦心事都消失了,李浩只需要对接“大牛马”一个人,而且每次的流程非常简单,干活,交付,拿钱,“其他什么都不用想”。 “二牛马”这一工种的出现,感到解放的还有打工人。把一部分工作交给“二牛马”,不光能让打工人从过于繁重的工作中得到解脱,喘一口气。更重要的是,打工人还能暂时感受到身份切换带来的快乐——乙方做得太累,去“二牛马”那里做会儿甲方;领导的要求太多,情绪受挫,就分给“二牛马”,让“二牛马”来替自己痛苦。 谢一婷有时会把一些排版等机械工作外包出去。排版工作繁杂,往往做好第一版后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改,领导的意见又经常前后矛盾,谢一婷干脆一股脑都丢给“二牛马”。一份排版任务单价并不高,至多20元,但修改的次数却是无限的,有时候,谢一婷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甚至心怀愧疚,“在他们眼里,我应该也是个事多的甲方吧”。 几次下来,谢一婷甚至忽然有些共情老板了。她自我安慰:老板给她那么多前后反复的要求,可能因为老板的上面也有个事多的甲方吧。 “二牛马”的工作也难找了 做了一段时间的“二牛马”们渐渐发现,这行的竞争也变得激烈了,工作更卷了。 如果把“二牛马”看作是一种职业,那么它的晋升路径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客户群体,职业天花板就是自由职业者。有一段时间,李远风似乎真的靠给别人当“二牛马”无限接近收入稳定的自由职业者。 2023年底,行业不景气,李远风任职的公司订单不断减少,最后,整个公司都要转型,而且跨度很大,直接从营销行业转做餐饮。李远风只好离职,没多久,他搬回了老家,一边准备公务员考试,一边稳定地给别人做“二牛马”,有时候一个月接的任务多,能赚到六七千元,“比工作时差不了太多”。在老家开销也很小,还不用租房,一个月下来,存下的钱甚至比工作时还要多。 李远风也曾尝试过找工作,可找了半年,发现如今开放的岗位少了很多,“根本找不到”,他索性把“二牛马”进行到底,他注意到上海的零工机会最多,干脆搬了过去,一边给别人做“二牛马”,一边找各种零工和外包工作,“收入似乎也能覆盖支出”。 生活一度很接近李远风理想中的景象。他喜欢尝试各种新领域,到上海后,他穿梭于各种零工之间,有时坐在商场门口数人头,统计进店人数;还偶尔假装展会的观众,帮主办方撑场面。对于李远风来说,这些都是新世界,再算上“二牛马”的收入,既能养活自己,生活还很有趣。 作为一个“二牛马”,原本只需要和人类竞争,如今似乎还要和AI抢饭碗。这几个月,找李远风写文案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如今已经几乎没有了,原本稳定的“大牛马”也不再找他。他按照每个月的订单量一点点往前寻找原因,发现订单量减少的时间段刚好是DeepSeek出现的时候。李远风记得,刚做“二牛马”时,他和“大牛马”打探,发现对方找了很多“二牛马”,李远风凭借着高效优质完成任务才得以长期合作,“没想到如今要被AI取代了”。 很多全职做“二牛马”的人,也都开始挣扎着重回职场。郑海洋离职后也一直在做别人的“二牛马”,他替影视博主写解说,每个月写四篇,到手1200元,但只靠这笔收入,很难维持生活。郑海洋又入职了一家影院,他原本预想的是,影院工作很清闲,平时还能摸鱼写稿,工资再加上做“二牛马”的钱,也刚好够生活。可实际工作才发现,根本很难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赶上夜班,还要等午夜场放映结束后才能回家——很难腾出多余的精力。如今,郑海洋打算再重新找工作,“换个轻松点的工作,也能方便写稿”。 那些抱着学习想法的大学生也发现,做“二牛马”很难学到东西。王雨薇做“二牛马”时,每次接到任务都很好奇她手头的工作最终指向什么结果,她写的总结话语中,有些话为什么会被采用,有些又为什么被舍弃,“赚钱是次要的,主要想学到点真东西”。 网络图片 王雨薇每次都会提问,可问了几次,最终“大牛马”直接回复:不用问这些,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大牛马”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王雨薇也发现对方很难抽空教自己,默默决定,“以后再也不做‘二牛马’了”。 如今,李远风光靠零工的收入,每月只能赚1000多元,很难覆盖在上海的开支,他开始有些焦虑。他从未想过再找那位“大牛马”要点活儿,心里还是默默地坚持两个人互不打扰的默契,“万一对方不用人了呢,还是别打扰了”。 (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文 | 张语墨 姚汶含 编辑 | 元歌 “二牛马”招募手册 按Nico的说法,第一次招募“二牛马”纯属无奈之举。她在金融公司做文书工作,去年年底,繁重积压的任务量搞得她晕头转向,Nico找到领导,要求减少一些任务量,被果断拒绝了。 Nico已经参加工作十几年了,在北方这座运转迅速的大城市辗转过几家公司,仍然只是职场普通螺丝钉的一颗,需要承担大量重复、机械性工作。加班的频次和时间都在增加,通勤一个多小时回到家,还要做家务,照顾孩子。 休息是奢侈的,职场与家庭将她的时间切割成碎片,直到Nico偶然刷到一篇关于“分包思维”的文章,她突然灵感闪现,觉得自己的工作也可以分包。 她在社交软件上发了招募帖子,没想到收到了大量反馈,前前后后找到她的有几十个人。经过简短沟通,Nico筛选出三四个符合要求的应聘者。她目标明确,需要对方时间灵活,可以随时接单。“我这边有(活)立刻找他,他立刻就能处理”。要以自己的时间为主,最重要的是,晚上以及周末可以干活。 Nico介绍,她的工作中有部分是机械性的:要定期收集、汇总一些表格或文档,做格式调整,并从中整理出关键内容。“整个表格样式调整下来挺费时间的”,现在,Nico用平均每小时20元的极低价格外包了出去。 在互联网上,这群廉价的个体外包接单者被称为“二牛马”,是自嘲“牛马”的职场人自掏腰包找到的最佳代工——魔都上海的玻璃隔间里,白领们年终汇报的PPT也许出自正在大理旅居的数字游民之手;体制内会议室,领导慷慨激昂的演讲稿,内容可能来自从没踏进过职场的大学生。 网络图片 Nico前后找过五六次“二牛马”,成功熬过年末大劫。她觉得性价比极高,花远低于自己时薪的钱,就能购买两个小时的自由。作为雇主,她摆脱了工作环境的限制,在上下班的路上把要求提给对方就行,“可能第二天我就有成果了”——她最厌恶的就是占据下班时间的急活。 如果领导不满意,她也可以没有心理损耗地要求“二牛马”返工。她只需要做一个传递信息的中介。 做文案策划的阿青目前对自己的定位也是“中介”。她今年28岁,甚至想做一个“二牛马”分包平台。2024年4月,为了缓解可能降薪裁员的焦虑,她开始接兼职,主要是从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那里接一些排版的活。机械、简单,不用动脑,可以在“摸鱼”的缝隙时间或者周末完成。 后来,朋友那边的需求量扩大,阿青就将承接的活儿再次分包出去,相当于找“三牛马”,她从中适当抽成。 她会提前发一份排版文件给应聘者,算是“笔试”,也能检验对方是否具备使用电脑基础软件的能力,通过后再派发相关任务;此外,还要考察对方是否有基本的责任感,不会半路跑路。给译文排版是个单调重复的活儿,不需要理解文件内容,能大概记下来文字形状就可以,涉及到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原文。如果说有什么能力要求可言,那就是持久忍耐。 招募信息发出后,大量私信涌入后台。根据阿青的观察,来应聘的主要有三种类型:首先是时间充裕的大学生,阿青说,很多人会详细介绍自己的简历,并且会写动人的小作文,解释他们很需要这份工作,希望得到机会;另外是工作量不饱和,或深陷裁员危机的职场人;最后一部分,是全职主妇,困在家庭里的她们,希望能在被孩子、家务占据的日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事情做。 甲方乙方 当身份从职场里的执行者变为“甲方”,看待问题的视角也在悄然变化。Nico确切感受到工作中沟通有多重要。有的“二牛马”并没有完全理解她的要求,但中途也不询问,直到收到结果才发现很多地方不准确,只能返工重做。 另外,即使只是一份单价低廉的二次劳务分配,话语权也牢牢掌握在甲方手里。很多对这份兼职有意愿的人,并不会提前沟通好具体价格,会选择先干活,再要钱。有些人预期很高,结果发现和想象中有差距,也不会多说什么,只是不再合作。她一般会给时薪20-30元,Nico说这是市场行情,更何况,“也有人愿意以更低的价格来做。” 就像公司为了提高效率而设置标准化流程那样,她也尝试为一些日常性工作提供“说明书”,把要求归类,确保不管把活扔给任何一个人,都能被迅速处理。 小雨虽然还没有大学毕业,但已经算得上资深“二牛马”。她的“工龄”从高考结束就开始累积,如果把代写作业也算上的话,大概要追溯到初中,小雨补充说。 她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泛:职场报告、汇报PPT、手抄教案。在跟我们通话的同时,小雨还在做剪纸——她接了一个美术作业的急活儿。甲方是一位同城的妈妈,她孩子的学校要求尽快提交作业。 网络图片 2024年,她合作最多的群体是教师,承包了很多手写教案,“不单是因为字好看,可能还因为我能模仿他们的字体,细节决定成败。”小雨说,她做这个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生长在传统的师范家庭,哥哥姐姐们都做老师或者教培。她能通过亲戚接触到一些“业务”。 她接过最大的单子来自一位休产假的初中历史老师。6000块钱,小雨承包了对方一学年的PPT、教案以及习题输出。对方说,学校请的代课老师是位大学生,不太负责,就把重点的活儿分包给了小雨,代课老师负责上课和批改作业。 小雨学的是环境工程专业,现在在北方一座二线城市租房实习。行业疫情期间变动很大,这份实习开始之前,公司刚刚进行过一轮裁员。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面对什么,只希望“努力搞钱”。 她不怎么挑活儿,最低接过1块钱一份的检讨书。除了干好二牛马的工作,她也乐于提供情绪价值。小雨在线上接单时,遇到许多打工人向她吐槽工作的苦恼,“前脚刚交完,后脚又来一个活,怎么那么烦……”她听完也会和对方分享自己实习时的委屈,表现出理解和共情。 为了维护自己的最低权益,她有时会提前和雇主签合同;如果对方不满意成果要求修改,可以提前约定好;如果最终还是不满意,需要返还报酬的具体比例,以及酬劳的具体支付方式。 小雨说,目前她接的业务大多在舒适区,还没有碰到过很难缠的甲方。最严重的一次,是修改了5次PPT,有时候改配乐,有时候改动画,但最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第一版,“很经典的甲方,很戏剧性。” 同样作为大学生“二牛马”的海星没有那么幸运。她碰到过许多奇葩甲方:有人“白嫖”成果,写完交上去直接没回音了,也没给任何报酬。一个客户花10块钱找她写一份会议纪要,她整理完交过去之后,对方不满意,但不提修改意见,只是一直催促她退钱。还有客户明明只有一个标点符号要改,或者零星几个错别字,也要给她标出来,让她改完再重新发一遍文件。后来,为了预防跑单,海星都会让客户先付一半定金。 讲不清楚需求的甲方同样令人崩溃。海星说,有客户一开始说没有具体要求,等写完,对方才说有注意事项;还有直接把数据统计的对象搞错的,就要整个推翻重来。当然,有些客户的需求过于“猎奇”,她也做不来——曾有人找她代写情节变态的色情小说。 最开始,海星是在写手群里接活,群里有专业的中介,会从她们的报酬里抽成。比如300块单价的活,到她手里就只有100块。她干脆退出自立门户。业务领域不断拓宽,从整理会议记录,整理录音,代写PPT,到代写朋友圈文案,甚至代写获奖感言。 目前,海星已经有了两个持续合作的客户,都是打工人:一个每月会找她写一份心得体会,另一个会不定期把自己写的东西发过来让她润色修改。 和甲方熟了之后,她会和甲方一起吐槽共同的“老板”。甲方苦恼自己明明不擅长文字工作,却总被派到这种活,她也会附和,“快点换个老板吧,这样你也不用每次都花钱请代写了。” 竞争者出现了 对辞职创业的琪琪而言,做“二牛马”更像是夺回工作的主体性。转行开二奢店、做自媒体之前,她在单位为一些活动写宣传稿,也承担策划类的工作。频繁加班的节奏持续了差不多四五年,她感觉非常疲惫,到了忍耐的极限。 现在,她接到的大部分“二牛马”单子也是写通讯稿、或者公众号文案,但和工作时的感受完全不同。琪琪说,在之前的单位写宣传稿时,风格、方向、内容都大差不差,但现在,她会接更有挑战性的稿件,有些发表在中央级的媒体上。 另外,现在她能自由把控自己的时间,可以决定在下午或晚上写稿,也可以自由挑选接什么活。“我是自己的甲方,最近累了就不接稿。” 换做以前,领导安排了就必须要做,稿件也要符合领导的预期。琪琪记得,自己刚入行时还被骂哭过,领导很直白地指责她“辞藻华丽但就是堆积起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看”。现在,在主业开店之外,兼职做“二牛马”,她反而觉得松弛:大家的关系相对平等,如果不满意下次不合作就好了,互相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但过年后,她开始焦虑,潜在的竞争对手出现了,AI软件。“我有试过,真的很厉害。它暂时还不能完全取代我的工作,但是以后,它经过再训练,再优化之后,可能真的会替代掉我。” 起码目前暂时安全。琪琪说,AI目前就像一个积木搭的骷髅架子,只是在模仿人,还无法模拟人类真实的情感和感受。比如,AI可能暂时还读不懂领导对一份行业报告的要求,读不懂那些“言外之意”。有一回,对方并没有传达领导的原话,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向琪琪提了要求,但修改后的稿件还是被领导打了回来。她向客户询问了领导的直接意见才发现,问题出在风格上——那是一篇医疗行业的文章,领导想把更吸引人的、更重要的信息放在开头,而不是概括性的总结。 网络图片 Nico的担心是自己找“二牛马”的事情在现实职场中暴露。她说,这种把工作分包出去的行为,领导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没有哪个单位会同意这种工作方式。她说,领导能接受员工用AI,也不能接受分包给真实的人,因为风险不可控。她很清楚“这只是个人行为,被逼得没办法了”,如果被发现,大概率会受到惩罚。为了避免风险,她会将分发出去的任务做隐私方面的处理。 她承认这种方式应该也会对其他同事产生影响,毕竟看起来自己干的事情比别人更多,但并不会涉及核心利益。“领导不在意这个,他不去真的考虑工作是不是分配得平衡。” 大家就像在进行一场角色扮演游戏,把戏演完就好,至于其中的“毛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Nico说,作为工作已经十几年的职场“老油条”,她早就习惯了把工作只当作维持收入的工具,而不承载任何喜欢、热情。从财经类专业毕业后,她一直在这个算不上喜欢的行业熬着,经验与积累成为某种枷锁,将她绑定在这条固定的轨迹上,“只能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不可能再去换一个全新的行业方向。” 找“二牛马”就像是花钱买下一小段走神儿的时刻,从沉闷的格子间里推开一扇窗,透口气。 不过,农历新年过后,Nico就没再找过“二牛马”了。 她发现了更便捷的方式——AI完全能替代人类完成她需要的这部分重复性工作,并且免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一些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领,为了缓解工作压力或者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将部分工作“外包”给公司之外的自由职业者。外包内容包罗万象,从制作PPT到撰写文案、到项目方案设计和写程序,都可以花更少的钱找人替自己干活,甚至形成多层次的“外包链条”。这种现象引发了关于职场剥削、就业市场、劳动法规等方面的广泛讨论。 白领外包工作 “二牛马”群体悄然崛起 接活的自由职业者可能是尚未找到全职工作的大学生,也可能是失业的前职场人,或者拥有一定空闲时间的全职育儿妈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接活,但是相对来说待遇较低,也没有五险一金,被网民戏称为“二牛马”。有的“二牛马”甚至把接到的活再次外包,分放给“三牛马”甚至“四牛马”。 近日,一篇名为“时薪20元,我把工作报给在校大学生”的文章在网络引起广泛关注和转发。 文章描述了一位名叫Nico的金融公司女白领,在长时间通勤、工作任务重和照顾孩子的压力下,把自己的文书工作通过社交媒体以每小时20元的价格外包给了几个代工者。 认为性价比非常高的Nico前后找了好几次“二牛马”,成功熬过年末大劫。不过,她有些担心暴露,因为她觉得没有哪个公司的领导可以认同这种外包的工作方式。 文章还描写了其他几个角色:从当文案策划“二牛马”开始、如今因为活儿太多把自己发展成了中介、往下找“三牛马”的阿青;从高中结束就开始接活、接过1块钱一份的检讨书也接过整整一年中学历史课教案的小雨;还有遇到过拒不付款和要求写变态色情小说的奇葩甲方的海星。 最初发表于搜狐的这篇文章下面引来了大量身同感受的评论。 一位广东网友回复说:“我们部门就是这样干。大家说好,取消部门活动,每月6个人,每人出500,总监出1000,把所有策划案、设计都私下找学生外包了,天天上班比以前轻松多了,办公室喝喝茶就好。”也有人戏谑的评论:“只要学生够努力,社会就能喘口气。” 还有网友感到忿忿不平。一位湖北的用户说:“说白了就是一级又一级的向下剥削,那这个产品、工作什么的,能做好才怪;”还有一位评价道:“20元一小时是剥削行为,比最低工资标准还低,都是有文化的大学生,别这样好不?”结果,这条贴引来了“比20时薪少的比比皆是”和“20元已经是兼职届的中上水平了”的回复。 史上最有名外包案:美国码农找了中国“二牛马” 史上轰动一时的外包大案发生在2012年的美国。一位名叫Bob的中年美国码农,供职于电信公司威讯(Verizon)多年,多次荣获“最佳程序员”称号,做事靠谱、为人低调。 2012年,威讯公司偶然发现,一个来自于中国沈阳的IP频繁使用Bob的账号登录公司的主服务器,而且虽然每天都登陆,但只是认真地写代码,没有任何攻击行为。 终于,在被公司领导约谈后,Bob交代了事实:年薪25万美元的他,用一年5万美元的价格,把工作统统外包给了位于沈阳的中国码农。Bob从此假装上班,但是其实一天到晚都在刷社交媒体、看猫咪视频、网购,一年还净赚20万。 被公司炒掉的Bob几个月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继续接单以及外包做中间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经济产物” 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位于中国、曾经当过也找过“二牛马”的白领周琦(应本人要求不透露其真实姓名)。周琦首先非常不认可“牛马”这个词,而是觉得“供应商”、“打工人”、或者“甲方”、“乙方”更合适。 “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打工人的市场,其实只要涉及到利润足够进行二次分配的商业交易,都可以进行外包,”周琦说。 周琦总结外包现象的特点时说,只有利润足够高的情况下,外包才有意义。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老板也不会追究。“打工人本身可以拿到比较高额的工资,但又不想花费力气在一些无意义的内耗工作上,就可以把简单重复的工作,外包给外面的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有些是不工作的妈妈,有些是失业人士,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获得一份收入,哪怕是很微薄的收入,对于待业人群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个动态的合作过程,”他举例说:“假如今年接单者接到老板给的项目提成是1000块,他以700的价格分发出去,自己赚到300。他们维持一个稳定合作的关系。当明年提成的价格上涨到1200,甚至1500,接单者仍然可以按照700分发出去,这就是利润的来源。” 不过,周琦接着解释:“如果一单的提成被老板压缩成700快,那接单者往外分发的时候肯定会压价,把价格压到400或者300,看是否有人接单。一旦没人接单,那证明这个价格在市场上行不通了,干脆只能自己干。” 劳动法是否形同虚设,不加班到底有无可能?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创始人李强告诉美国之音,外包和廉价劳动力现象广泛存在,一方面是“民不举官不究”,另一方面也是当今社会白领的工作任务过于繁重。 “主要还是竞争,现在不好找工作。我觉得大部分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打工人做不好这个工作,完不成这个业绩,马上就没有工作了,这个很现实的。” 李强解释说,他接触了不少在中国有过工作经验的白领,其中一些人的工作时长高达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甚至997(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7天)。“外包的活可能都是一些最基础的活,可能技术含量没那么高。工作动辄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外包出去他轻松点,老板也默许。” 周琦不认为外包现象和失业率有什么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这跟内卷不内卷,失业不失业没什么关系。有足够的利润,那些聪明的人就会想办法把一些重复性的、自己不相干的工作,外包给有需要的人。市场也会在几次合作之后,给到一个公正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李强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政府在约谈民营企业,要求控制加班现象。他说:“现在整个就业不好,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因素。为什么现在提倡大家不要再加班了,就是想扩大就业人口。现在竞争非常激烈,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不加班工作就会增加很多。如果一个人一周工作七十个小时,那压缩到四十个或者五十个小时,工作就会多出来,就会增加就业率。现在是在鼓励这些企业自觉行动,下一步政府可能会强行要求把工作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现在没有办法了,因为有太多的失业人口了。” 不过,李强也认为,这个举措“现在就是走走看,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 中国政府“反内卷”政策 试图控制加班文化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说,2月上旬,美的、海尔多家工厂的员工收到“取消常规加班,严控工作时长”的通知。中国《界面新闻》“2025年反内卷第一枪”的报道说,3月上旬,三家中国公司因为员工下班时间在社交平台登上热搜榜引发讨论:大疆“强制员工9点下班”,美的“被曝强制6点20下班”,海尔“加班必须提前一周审批”。 3月12日,联想集团公众号发布文章《这里的夜晚静悄悄》,称“反对996,大部分人都能准时下班“、“不打卡,灵活办公,不会形式主义地要求几点下班”,因为“真正的竞争力来自科技创新,而非无意义的内耗”。 强制下班在各大企业并非新鲜之事,早在2021年,互联网公司就走在大疆、美的这些制造业公司的前面开始鼓励减少加班。字节跳动和快手宣布加班得“按需申请”;腾讯旗下光子工作室要求工作日晚上9点之前必须离开办公区域;美团优选恢复双休,调整工作节奏。 但是,四年之后的今天,“强制下班”被重新提及,恶化的内卷式竞争还惊动了中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7月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2025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当天,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内卷式”竞争。 此外,欧盟于2024年11月19日正式通过的《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也被一些业界人士认为是悬在产品出口欧洲的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该条例禁止在欧盟市场上投放、提供或出口任何使用强迫劳动制成的产品。 《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 11 项指标来定义强迫劳动,包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过度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