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报告重创维州工党 反对党：“腐败已写进工党DNA”
2026 年 8 月 6 日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岁冥诞。中共当局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上午，习近平率一众高官朝拜毛泽东纪念堂。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查阅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提到江泽民，一次提到胡锦涛，三次提到邓小平。可是在这次讲话中，邓、江、胡都一字不提。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我当时就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拉抬毛、贬低邓，是要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就在毛诞的前一天，被誉为改革派最后阵地的《财新周刊》发表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声疾呼邓小平主张的”实事求是”，并指出”经济不振金融风险显露”等。这篇社论在发出数小时后被下架。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倒退有多远。 官媒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民众纪念毛诞的活动。但引起广泛关注的，不是官媒的报道，而是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出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另类的纪念毛诞的活动：从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众，主要是年轻人，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现场，手举毛泽东相片和红旗高喊：“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资本主义复辟，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要毛泽东思想。”当局在现场派出大量武装警力监控，有警察收缴了一些集会者打出的标语，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和“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哀”。另外，毛粉的《乌有之乡》也发文声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毛的旗号，但同时阉割其革命内容与锋芒，愚弄劳动人民，等等。据说当局内部有指示，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泽东反对现在的党中央。 在这次官办的纪念毛诞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当天晚间，央视的《新闻30分节目》在报道了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推出的纪念邮票后，紧接着就播放了一条北川羌妹子唐丹在年末忙着杀猪做腊肉的新闻。按说，这位北川羌妹子唐丹做腊肉的事情，从前年起就有过几次报道，算不上新闻了，为何却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上央视的新闻节目？因为民间早就有用“腊肉”来指代毛泽东的习惯，无怪乎引起网民热讽热议。稍后，这段视频被删除。但由此引起的这段议论却并没有平息。 从这次纪念毛诞所呈现出的种种荒诞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之荒诞。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从土改到镇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浩劫，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中国人至少有六千万。在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不但在民间，包括在中共内部，在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都越来越强。虽然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毛做了“功大于过”的正面评价，但不少与会的中共高官告诉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官员们都主张对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接受毛“功大于过”的结论，只不过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是权宜之计，再过些年会重新评价，会更多否定更多批判的。殊不料后来发生了“六四”屠杀，原本在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终止，以后就是持续的倒退，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但历史真相终究不可掩盖。我们坚信，历史罪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大选只隔十来天就尘埃落定，令台湾35岁以上选民比较焦虑的是目前还不敢说绿蓝谁擅胜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尽管柯文哲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说话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政治主张变幻无常，毫无逻辑可言，却仍然受年轻世代追捧。据VOA驻台记者在《TikTok上的台湾政治风向：民进党一面倒挨打，柯文哲声量高》，柯粉们的票将投给谁，台湾人心里没底。在我看来，这只是台湾未来四年面临谁统治的大事，就算绿营这次获胜，这些长期依赖TikTok获取资讯的台湾年轻世代仍然会继续寻找符合他们想像的政治代理人，四年之后的台湾将不复今天这般光景。 北京对台湾的未来盘算放在年轻世代身上 对2024年的台湾大选，中国现在是竭尽全力从各方面做工作，抱持“干预到最后，能赢就赢，不行就等四年”的态度，“武统”仍然是一张恐吓牌，北京当局已经将希望放在未来的台湾年轻世代身上。 台湾年轻世代备受失业、20年低薪的折磨，对蓝绿两派势力深感厌恶，加上他们出生之后就逢台湾民主化进程完成，对中共专制下的人民生存状态根本不了解，对所谓“统一”将带来的政治后果也不甚了然，关心低薪议题远甚于两岸主权。不久前台湾媒体NOWnews不久前发布《2023青年政策白皮书》，委托民调公司对全台20到39岁民众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有27.6%受访者认为“青年低薪”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多个民调显示这次选举前年轻人“下架民进党”的声量很明显，原因是该党走“抗中保台”路线打“两岸牌”，相对忽略了青年议题。 柯文哲9年前借著台湾年轻人主导的“太阳花运动”一战成名，在蓝绿“被讨厌值”高的情况下，他领导的第三势力——民众党以“打破蓝绿垄断”，“打破意识形态挂帅”为口号，加上柯文哲多年历练，熟知与年轻人沟通的技巧，在年轻族群（20-29、30-39两年龄层）当中的支持度的支持度远胜赖清德和侯友宜。不少年轻世代现在的想法是：“换了谁，感受度都差不多，问题永远也存在。与当年太阳花运动的天然独一代，想法已经完全不同。 台湾年轻世代的思想转换，与近些年他们痴迷于TikTok（中国抖音的海牙版）有很大关系。 台湾年轻世代对大陆看法的形塑与TikTok 从两年前开始，中国方面就开始宣传，台湾年轻世代对“统独”观念已经转变，太阳花一代的“天然独”已经崩解。这当然有夸大的成分，但由于中国短影音平台TikTok与“小红书”对台湾年轻世代的持续定向投喂，在台湾越来越风行，自然成为台湾政治人物宣传理念的新管道及中共对台发动认知作战的新战场。 台湾蔡政府多年来就强调打认知战，为此也投入不少人力物力，但在TikTok上却败下阵来。早在今年7月，台湾有媒体做过一个小范围调查，写了一篇《TikTok 上的政治版图——蓝营抢滩、绿营弃守 年轻人只认识柯文哲？》，文章提到， 相比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更具优势的是演算法。Facebook、Instagram 显示给使用者的动态大多局限在个别追踪的好友、粉专，即使近年有了推荐机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使用者平时流览的主题影响，“比如朋友圈喜欢看空姐的照片，那他所有的IG 推荐都是空姐，就不会跳一个政治题材的影片出来”，相比之下，TikTok 的推荐系统不同，它将受众分成不同的流量池，第一时间将创作者的新影片投放给一千或一万个人，再透过转发率、完播率等指标，扩散到下一个流量池里。文章提到，“像之前（中国）大陆一个幼稚园老师唱‘挖呀挖呀挖’，可能真的是被丢到一个流量池里面，表现很好，然后就会一直往上推，才一夕爆红”。 文章还提到，与其他社交媒体相比较起来，TikTok 不受帐号既有追踪的影响，等于赋予每个视频都有被陌生人看见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对政治议题的宣传十分重要。民进党主张抗中，对TikTok不感兴趣，蓝营看准了机会进入，11 月发文量成长到单月 442 篇，来自国民党相关帐号的 TikTok 短影音就多达近四分之三。前五名热门贴文中，除了一则黄珊珊的台北市长辩论会结辩感言，大多数的内容是在批评民进党政府。 蔡政府就算认识到这点，目前采取措施也为时已晚。最近虽然抓了一个台湾台中地检证实逮捕一名网路媒体经营者兼记者林献元，指控他接受中共“福建省委员会”指示，和退休教授苏云华共同制作假民调，并且利用媒体散发，但只算是伤其一指，整体无伤。 TikTok发送的指挥中心是311基地 台中地检提到的“福建省委员会”疑指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但实际上，指控TikTok定向对台湾年轻世代发送资讯的应该是中共福州311基地。早在2021年7月20日，总部位于巴黎的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IRSEM）曾发表一份长达646页的报告，罗列中共对外统战和发挥影响力的具体战略。报告指出，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有一个311基地，该基地是中共进行“三战”的总部，负责指挥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报告作者查龙（Paul CHARON）及维尔默（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指出，中国的党、政、解放军和企业的工作，都围绕这三个目标进行，几十万中国公民或外国同情者将被长期动员起来，参与北京指挥的“三战”，其目的有三：一是为了塑造和强加一种符合国家利益的说法，即舆论战；二是劝阻甚至恐吓敌人，即心理战，最后将司法作为一种“战争武器”，用法律的战争来打击攻击或制裁被视为敌对的个人或国家。 报告称，“311基地”对外是商业公司，包括中国华谊广播公司（CHBC）、海峡之声（VTS）、海丰出版社等。报告又指这些“内容工厂”在2019年的资金投入达到6100万欧元。运用TikTok发送资讯对台湾年轻世代定向洗脑，应该就是舆论战的一部分。 报告估算，311指挥的“五毛大军”之中，有200万是全职，2000万是兼职工作。他们的工作包括“出征”网路，用亲北京的资讯淹没社交平台，同时给人一种自发支持或真正的民众谴责的假像，以谴责敌视政权的言论。 TikTok对年轻世代的影响与控制力，头痛的不仅是台湾，还有美国。从2022年开始，美国国会议员以担心中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多次提出禁止TikTok。2023年1月，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Sen. Josh Hawley）提出《美国设备禁用TikTok法》（No TikTok on United States Devices Act），目标在于全面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并禁止与TiKTok的中国母公司位元组跳动的商业活动；3月29日，霍利和民主党参议员兰德·保罗（Sen. Rand Paul）围绕是否该全面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TikTok激烈争辩，尽管大多数两党议员都认同TikTok所构成的安全威胁，但在如何处置的问题上还未取得共识，少数分属左翼进步派和右翼保守派的两党议员已公开表示反对全面封禁。 任何国家的未来都在年轻一代身上，对于台湾来说，与中国大陆争夺年轻世代的思想战，不仅成了今年大选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更是关系到台湾未来命运的大事。 文章来源：上报
北爱荷华大学行销学荣誉教授柯宾曾以行销角度撰文警示，在美国极化政治下，政客愈来愈倾向依赖激进、耸动的语言吸引民众目光，但经由不断地短效语言操作，已使得政治愈加失去系统逻辑和破碎化，且政客说的愈多，就愈容易出现个人行为和其所宣称的价值观矛盾，简单讲就是虚伪。 他举例：当共和党人一方面呼吁支持公开持枪权，过去在一场步枪协会举办的游说活动上，共和党政府却以保护总统（川普）安全为由，禁止与会者携带枪支。那么，共和党究竟认为公开持枪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另外，共和党人在野时曾大声疾呼废除并取代《平价医疗法案》，执政后就好像忘了这件事；至于对生命权的捍卫，共和党人虽反对堕胎，却支持死刑（也是在剥夺生命）；再者，共和党虽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生活，疫情期间，许多共和党执政的州，则是直接严禁社区、学校和企业要求大家戴口罩或施打疫苗，和他们的不干预纲领自相矛盾。 民主党方面亦然，例如，民主党声称他们最厌恶不受监管的竞选经费，但根据《纽约时报》报导，有15个政治上最活跃的非营利组织，曾在2020年向民主党提供了15亿美元，大约是他们向共和党提供资金的两倍。若非《纽时》揭露，这些捐款亦将成功回避监督；以及，民主党自称是工人阶级的靠山，但媒体报导，民主党主导下的众议院，曾对亿万富翁大幅减税，且明显有利全美收入最高的前20%，尤其是收入最高的那0.1%富豪。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科布也曾以虚伪形容民主、共和两党，因为“两党当下所自称代表的（政策、价值），都是他们曾经谩骂的。”进而呼吁选民应该要求政客停止再用“分岔的舌头”说话。 过去，“政治的一致性”被视为是政治人物推动公众舆论的关键，时至今日，在令人目不暇给的政治花招中，“说一套做一套”已大举取代成为政客日常的行事风格，选民愈是不察，民主就愈危险。如同柯宾以行销法则──“买者自负”（caveat emptor／拉丁语里的买卖法则）提醒选民，不要因为“偏爱”就无条件听信政客讲的话（盲目消费），否则很容易发现自己又被骗了（买到瑕疵品）。 虽然这次台湾大选被指国政议题太薄弱，选举主轴模糊，不过，在“人格之战”上，倒是为选民提供了不少参考线索。而侯友宜和柯文哲始终被困在民调二、三名徘徊，恐怕和各自一再被发现“说一套做一套”，仿佛也是用“分岔的舌头”说话有关。 柯文哲部分，最明显就是他才喊出“积极保护农地、回归国土整体规划，依法纳管，以维持食安”，下一刻就被揭发长年违规使用一块新竹特定农地。还有，他前一刻才大谈贫富世袭，批评在国民党和民进党执政下，台湾社会已演变成“你会不会成功，和你爸爸是谁比较有关系”，旋即就被周刊披露，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能“买下”柯文哲名下位在北市精华地段的住宅，他自己不折不扣就是贫富世袭的实践者。 侯友宜亦然，他前一刻才声称要落实居住正义，要遏止炒房，还推出青年购屋免头期款政策，却反被忆及他家族位于阳明山的“昂贵学生宿舍”，不只平均单坪租金远高于市场行情，他家族整栋宿舍更以切割门牌“合法避税”，加上被爆疑似在他市政管辖下的新庄“计画性购地”，再再成了自己口中居住正义的最大讽刺。 柯文哲近期还说“选国民党（台湾）就会直接被中国买掉”，赵少康则质疑柯文哲“一个台北市都弄不好，国家可能弄得好吗？”尽管选举攻防难免，但他们难道忘了过去数月以来，蓝白两党险些促成侯、柯搭档竞选。 侯、柯在这场选战中，无论谈及理念、政策，还是彼此终究反唇相讥，确实有太多的言行不一，且很多是在“言”才出口，就直接被自己的“行”给倒打一耙，就如同《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年初一篇文章论及民主政治为什么保证机制不彰，正在于“空谈可能很廉价，但行动很少骗人”（Talk May Be Cheap, but Deeds Seldom Cheat）。本次大选，侯、柯同时陷入的最大问题，不正是他们经常以“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在“空谈”，进而使得自己华丽的言说，因个人实际上的作为而显得非常廉价。 文章来源：上报
最近，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为”负面”，理由是房地产危机加深和经济增长长期放缓带来的风险。穆迪预测，由于“人口结构疲软”，2024-2025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将降至4%，2030年将只有3.5%。 中国政府对穆迪的判断表示不满。财政部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国安部更是连续三天发文，将唱衰经济上升到“威胁国家安全”的高度。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驱动，近年改由“统计局、中宣部、网信办”新三驾马车驱动，现在换用国家安全部这一“内燃机”了，今后是不是要启用军队这一“核动力”？ 夸张的经济预测导致的地缘政治危机 中国官方之所以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是受林毅夫等人错误预测所误导。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领域专家座谈会，就“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征求林毅夫、蔡昉、樊纲、江小涓、王昌林、朱民、陆铭、张宇燕、郑永年等9位专家的意见。根据这些专家的建议，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林毅夫解释他们预测的依据：201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购买力平价）只相当于美国的22.6%，德国、日本、韩国则分别在1946年、1956年、1985年达到此水平；这三个经济体在相应时点之后的16年，平均经济增速分别为9.4%、9.6%、9.0%。即便考虑到人口停滞、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中国从2019-2035年在8%的增长潜力下实现6%左右的年均增长，从2036-2050年在6%的增长潜力下实现4%左右的增长，也都游刃有余。”他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将超过美国，到2049年将是美国的2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国也会心悦诚服。2023年他依然坚持这些预测，认为“卡脖子”的问题可以利用举国优势来克服。 其实，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比如在2005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分别预测2030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1.5-2倍、2.5倍、2倍、1.5-2倍），与蔡昉对人口的预测（比如预测全面二孩后每年将出生4700多万）一样，每次都夸张得离谱，无一例外。 中国的决策体系，像一张滤膜，任何客观的观点和预警都被视为“唱衰中国”而被过滤掉、甚至被封杀，只有林毅夫等人“唱好”的观点能够进入决策视野。 端着“世界第二经济体”的碗，看着“经济是美国的两倍”的锅，中国领导人豪情万丈，做出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误判，认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外交官被要求“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构建“国际新秩序”。林毅夫等人的夸张预测以及中国的战狼外交，让美国政要陷入战略焦虑，将中国视为试图颠覆二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对手。两国关系陷入螺旋式下滑。 基于错误人口数据的经济预测 老龄化是经济的阻力。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时，中位年龄分别只有34岁、24岁、24岁，64岁以上老人占比分别为8%、5%、4%；在之后的第16年中位年龄分别为35岁、30岁、32岁，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分别为12%、7%、7%。而2019年、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41岁、49岁，老人占比分别为13%、25%。可见，中国的年龄结构与当年德、日、韩截然不同。 德国、日本的中位年龄分别在2002年、1997年达到中国2019年的水平，此后16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4%、0.7%。德国、日本的64岁以上老人占比分别在1966年、1991年达到中国2019年的水平，此后16年的平均经济年增长率仅为2.9%、1.1%。 林毅夫只看到德、日、韩经济的上半场，没有看到下半场。劳动力是经济的动力，德国的15-59岁劳动力在1994年达到历史峰值，在1995年开始负增长；其人均GDP在1995年达到美国的110%的峰值，然后降至2022年的64%。日本的劳动力在1994年开始负增长，人均GDP在1995年达到美国的154%的峰值，然后降至2023年的42%。韩国的劳动力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人均GDP在2018年达到美国的53%的峰值，然后降至2023年的41%。 如果把中国的经济比喻为一架飞机，1978年改革开放点燃了燃料（年轻劳动力），让经济高速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劳动力在2012年开始负增长，经济燃料不足，经济也开始减速。但是林毅夫等人忽悠说经济还有8%的增长潜力，建议继续踩油门（疯狂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导致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是说，2012-2022年6.4%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很大程度是由于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已经高于真实的潜在增长率了，属于透支未来的增长。本来那段时间，是让中国经济平稳着陆、优化结构的最后时机，但是却被白白浪费，后患无穷！ 高空飞行的飞机，燃料不足，但是林毅夫现在还在建议踩油门，继续高速飞行，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度危险的。中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果中国经济机毁人亡，将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因此现在很多国家在纷纷“去风险”。 西方观察家往往专注于批评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和决策。其实指出林毅夫、蔡昉等“智囊”（实为“肾囊”）的预测的荒谬性，可能更具建设性，因为他们的预测是中国各项荒唐决策的依据。中国当局不能装鸵鸟了，应该正视人口危机，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经济决策应该基于现实而不是天上掉馅饼的预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本学者小笠原欣幸在他极为著名的《台湾总统大选－台湾认同的成长与争夺》一书里，仔细地耙梳台湾过去7次总统大选的胜负结果。他将台湾的选民结构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另一块是所谓的“台湾民族主义”，第三块是所谓的“台湾认同”。“台湾认同”虽然它重视台湾的主体性，但在国家的选择上却不同于前两者，它包含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以及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族群，更倾向“维持现状”，支持的是一种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及对台湾的强烈归属意识。 根据小笠原的理论，不管蓝绿任何一方，只要是在总统大选里采取强烈的“台湾民族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最后都将导致失败；而过去30年总统大选，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的“台湾认同”的争夺战，能赢得绝大多数“台湾认同”者的支持，才能赢得最后的执政权。 从小笠原的理论出发，李登辉之所以在96年胜选，是因为在台海危机下，他极大化了“台湾认同”的这群人，并分别以“台湾民族主义”及“中国民族主义”边缘化彭明敏与林洋港。2000年后陈水扁的胜选与连任，靠的是他的“新中间路线”，以及民进党用“台湾前途决议文”搁置“台独党纲”。马英九在08年胜选时，强调的是2300万台湾人决定自己的前途；12年胜选的关键是“九二共识”，但那时候的“九二共识”代表的是“一中各表”。 至于蔡英文两次胜选都与她争取“台湾认同”支持者高度相关。16年前夕有太阳花学运，蔡英文对抗的是支持服贸、急速倾中的国民党；20年有香港大动乱，以及对手韩国瑜寓意的“亡国感”，这都让诉求“维持现状”的蔡英文得以胜出。 2024年大选将在18天后投票，但这场选举迄今没有“台湾人出头天”，也没有“亡国感”，甚至几乎不太谈服贸协议与一中市场。取而代之的是3位候选人的私产争议－赖清德有万里老家是否为幽灵房屋的迷团，侯友宜有阳明山凯旋苑高价租金争议，柯文哲更有新竹炒地皮风波。这是台湾8次总统大选以来最不聚焦在两岸政策的大选，连小笠原都说道： “3位候选人均为本省人出身，他们都明确反对‘一国两制’，并主张维持中华民国现状，因此台湾认同并未成为主要的选战议题。对于过去搭上台湾认同顺风车来扩大声势的民进党来说，等于‘无从借力’的情况。无论是赖清德、柯文哲或侯友宜，都有可能获得来自抱持著宽松温和的台湾认同人们的支持。因此，这次选举中的选票流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 两岸政策未成为选战焦点，应该与在野党避实击虚，刻意以内政及候选人特质为议题设定的选战策略有关；不过，在野党诱敌深入，也得注意到自己是否后防空虚；否则，当候选人个人条件完整摊开在选民面前，发动攻击者未必能在这场“人格之战”里讨到便宜。 赖清德是民进党新潮流系长期重点栽培的明日之星，从政近30年的他律己甚严，不收礼、不送礼，不参加无谓的应酬，甚至也没有任何班底，争议不近身，各方人马很难从他的亲朋故旧部属去推敲他的喜爱与软肋。这是为什么这场总统大选打了一整年，最后对手只能从他一栋位于万里山脚下的老宅下手的原因。 只是，整栋赖清德老宅价值不到80万，还不及台北新成屋一坪的价格，根本无利可图；加上过世多年的老妈妈的确曾住过现址，超过半世纪的老邻居、老邮差以及户籍资料都出面佐证房子的确存在，这使得新北市府定位的“幽灵房屋”违建说左支右绌。尤有甚者，侯友宜自己从未清理5年前的文大大群馆争议，包租公的印记使他极力想营造的正义警察形象荡然无存，加上柯文哲又闹出新竹炒地风波，反而导致在野候选人选情急转直下。 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这场总统大选，认为选举结果将决定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也将对国际社会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来台观选的外籍记者无法理解：为何这场大选会聚焦在一栋价值不到80万的偏远小屋是否是违建的问题上？其实与两岸议题疲乏，以及候选人的议题设定高度相关。这是台湾选举史上首见、两岸关系未成为焦点议题的总统大选，反而是候选人的“房事”争议，以及其背后映照出的人格特质，竟可能决定谁是总统的一场选战。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中央自1994年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为每年最重要经济政策会议，都是由总书记亲自召开，所以中国官场就开玩笑说：“简单人不看、看的人不简单”，今年特殊的是习近平开到一半就急著出访越南，可见匆促与主导权在越南这一边，因此习近平回程就顺便到广西调研，让缺席经济工作会议有更丰富的行程。 在广西视察时，在糖料蔗基地，走过甘蔗园，突然停下来，在甘蔗上摸了一下。离开之后，这几颗甘蔗树就围起红龙柱，开始收费，一人20元人民币，供大家拍照，网上社交平台民众开始流传“习大大摸过的甘蔗”旁照片。学习习近平的姿势，左手碰著甘蔗，宛如与习近平握到手一样露出兴奋神情的珍贵照。因为人数太多，甘蔗已经被摸到发亮，更出动保安戒备。 场景与文化大革命时的芒果崇拜一样，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当时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Mian Arshad Hussain访问中国（一说芒果出身地是印度），赠送一篮当地的芒果特产给毛泽东。同时工人宣传队镇压清华大学红卫兵，因此毛泽东为了奖励这工人胜利，就把芒果送给他们。工厂工人还举行一个盛大芒果欢迎仪式，唱诵著毛语录，每个工人摸一下就很兴奋，最后芒果摸到烂，只好切丁煮汤，每个人喝一口还是很兴奋，最后用蜡包著芒果，还有用金子打造芒果供奉著，写著毛主席万寿无疆。 独裁者个人崇拜，透过毛泽东加持的芒果，芒果代表毛泽东对工人的支持，芒果是毛泽东直接下令送来的。对工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收到看得见摸得著的来自毛主席的物品，十分难得可贵。毛泽东透过个人崇拜，让人民爱毛泽东远远超过爱中国。 独裁的个人崇拜与马屁文化是息息相关，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都是历史的文物，但其中有一件展物，是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也被公开展示，介绍该展品为“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端详过的茶杯”。中宣部不断展示习近平年轻时向农民学习，在下乡插队住过窑洞放过羊，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等造神运动。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有其天生的领袖魅力，但习近平缺乏魅力的领导人，除了强调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等口号以外，需要透过操作才能达到个人崇拜，因此借由外物，搭配马屁文化，营造习近平是受人民爱戴，形塑是人民自发与发自内心的。毕竟习近平离中国人民很远，人民只能借由习近平摸过个甘蔗，感受与习近平近距离接触，这些操作与独裁国家或毛泽东时代没有不同。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岁冥诞。中共当局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上午，习近平率一众高官朝拜毛泽东纪念堂。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查阅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提到江泽民，一次提到胡锦涛，三次提到邓小平。可是在这次讲话中，邓、江、胡都一字不提。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我当时就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拉抬毛、贬低邓，是要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就在毛诞的前一天，被誉为改革派最后阵地的《财新周刊》发表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声疾呼邓小平主张的”实事求是”，并指出”经济不振金融风险显露”等。这篇社论在发出数小时后被下架。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倒退有多远。 官媒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民众纪念毛诞的活动。但引起广泛关注的，不是官媒的报道，而是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出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另类的纪念毛诞的活动：从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众，主要是年轻人，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现场，手举毛泽东相片和红旗高喊：“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资本主义复辟，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要毛泽东思想。”当局在现场派出大量武装警力监控，有警察收缴了一些集会者打出的标语，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和“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哀”。另外，毛粉的《乌有之乡》也发文声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毛的旗号，但同时阉割其革命内容与锋芒，愚弄劳动人民，等等。据说当局内部有指示，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泽东反对现在的党中央。 在这次官办的纪念毛诞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当天晚间，央视的《新闻30分节目》在报道了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推出的纪念邮票后，紧接着就播放了一条北川羌妹子唐丹在年末忙着杀猪做腊肉的新闻。按说，这位北川羌妹子唐丹做腊肉的事情，从前年起就有过几次报道，算不上新闻了，为何却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上央视的新闻节目？因为民间早就有用“腊肉”来指代毛泽东的习惯，无怪乎引起网民热讽热议。稍后，这段视频被删除。但由此引起的这段议论却并没有平息。 从这次纪念毛诞所呈现出的种种荒诞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之荒诞。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从土改到镇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浩劫，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中国人至少有六千万。在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不但在民间，包括在中共内部，在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都越来越强。虽然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毛做了“功大于过”的正面评价，但不少与会的中共高官告诉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官员们都主张对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接受毛“功大于过”的结论，只不过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是权宜之计，再过些年会重新评价，会更多否定更多批判的。殊不料后来发生了“六四”屠杀，原本在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终止，以后就是持续的倒退，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但历史真相终究不可掩盖。我们坚信，历史罪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2023年末的中国，在北方冰封、甘肃地震的同时，南方经济再次受到来自北京意识形态官僚的政策冲击，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经济萧条的气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患上了严重的冬季抑郁。他们发现，中国政治正在陷入197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甚至超过1989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 政治分化与复辟 正因为如此，中国最后一家自由派媒体《财新》周刊发表年终社论，以空前严厉的语气重温45年前中共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将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国际孤立和自我粉饰与文革后期相提并论。这篇社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但很快被中共自己的网管部门封杀。 只要身处中国就能感受到这篇社论的非同寻常，它沿袭着中共传统的借钟馗打鬼进行动员，反制毛主义的汹涌复辟，不啻为打破冰封政治中的号角。换言之，如果对比45年前中共政治伴随真理大讨论开始分化为拥戴改革开放的改革派和坚持两个凡事的凡事派，前者衍生的团派对之江系的节节抵抗直到最近随着前总理李克强的卸任和离世才告最终瓦解，那么素有改革派最后阵地之称的《财新》及其背后残余的改革派力量在今天发出如此信号，固然有天鹅绝唱的悲凉，却可能开启中共内部新的分化，即求是派和复辟派的对立。 所谓复辟派，也随着毛泽东130周年冥诞的纪念日讲话正式形成。中共领导人在这次罕见的纪念毛的长篇讲话中借招魂毛泽东来巩固自身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方面重提久违的民主集中制，似有让步、分责姿态，另一方面又强调统一思想，俨然以教主身份要求中共最高层做到从身体到灵魂向领袖的绝对效忠，如同毛的重生。此举，固然有意正式确立新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也因此暴露出中共领导人面对变局计无所出的权威削弱和窘迫混乱。 社会分裂与极冷 如果再看圣诞节前后中国社会的分裂，更足证过去一年北京当局对于疫后如何收拾人心、重整山河几乎毫无建树。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各地方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企事业单位不搞圣诞促销，大学严控学生参加平安夜弥撒、聚会，官方教会领导人也被统战领袖召见要求“从严治教”，各地教堂被严防死守，街市毫无圣诞气氛。在冷清之中，人民看到中国的执政党并没有汲取动态清零的教训，不在乎商业利益和宗教自由，不想修正反而强化了反西方、反国际社会的立场。在北京看来，圣诞节俨然成为又一个意识形态上甘岭。 然而，经受了去年三个月封城之苦的上海市民毫不理会这些明暗限制，商家继续圣诞促销，市民们也穿上圣诞装扮走上街头，继续着两个月前万圣节的人民狂欢。与此对照的，是南有长沙、北有丹东，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毛诞”纪念，呼应着中共的新毛主义回魂，为复辟造势，让几乎所有人在这个冬季都感受到了新文革到来前的严寒。 事实上，政治气候的极冷并非骤然而至，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过去一年里，政治混乱愈演愈重，也为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浪潮营造了最后的现实主义气氛。这些混乱，既是领导层路线摇摆带来的，也有路线失败后的党内清洗，都为年末意想不到的党内分化营造了气氛。 其中，最具指标意义的，自然是北京高层官员的接连落马和某些部委机关的全盘清洗，例如外长秦刚和防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踪，无论坊间传闻几何，均与中国对美外交失败有关，而且大大削弱了中国对美的对抗意志，才有今年旧金山峰会上美中之间的缓和。 然而，对僵硬的中共体制而言，哪怕此种最低限度的缓和都需以清洗两位最为“战狼”的鹰派高官为代价才可能取得，尽管无损意识形态部门的极端反美，姗姗来迟且有限的缓和无助于减轻国内外资本和中产阶级的疑虑，无助于减缓欧美对中国的去风险化进程，反倒驱使官僚部门以朝三暮四的机会主义加速摧毁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信心，造成过去一年北京先后释放出近一百条复苏政策仍无效果。 其结果，围绕民营经济和威权政治之间的内部脱钩进程已经开始，也就是国内广义中产阶级选择的去风险化道路。这是《财新》周刊背后党内求是派最为焦虑的，却是北京主政者不以为然的。后者从今年底以来试图以“经济宣传”代替经济政策，以为封闭了所有经济统计和评论就等于将经济送进了无菌病房那样安全，却不知如何急救。 “中国式现代化”？ 一场被动革命 只是，在这个闭关锁国的巨型ICU病房里，当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几乎同时间患上了严重的政治抑郁，那也意味着大萧条来临了，尽管股市和消费都以更为类似抑郁的缓慢而非1929年股灾突现的模式再现。这就是2023年的混乱结果。 然而，人们不知道这一场混乱的根源究竟来自何处。或许可以简单地将一切混乱和无能归咎到某个领袖，甚至新冠疫情本身，这样就忽略了中共党内在过去一年的政治分化其真正根源，也就是当下毛派复辟的现实基础。 理论上，如同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历史启示，不同于马克思，意大利的葛兰西曾经在狱中给予了消极革命的解释，类似过去4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都是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或者毛主义革命的积极革命而言的一种消极革命，对后者，尤其是过去十余年在中国发生的“继续革命”，都是无力消灭潜在领导阶级也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背景下所做的边缘化和吸纳式努力，并且以选择性现代化的方式进行，选择特定的行业和阶级予以现代化的激励，然其根本都是既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存续，也是为了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后者正是美中之间能够实现最低限度的缓和、继续保持至少名义上的开放和名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 然而，这种消极革命的本质终究是反动的，最终不可避免地因为官僚国家的任意性而得罪了几乎所有阶级，也在现代化的光鲜外表下掩盖了所有丑陋保守的沉渣，造成葛兰西所说的“一切都改变了，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也就是无论19世纪的法国还是当下的中国其政治混乱的根源——一个空有雄心却无能的专制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能造成的一切混乱和退步。 在这个意义上，曾经被讽刺为“没有一人是男儿”的中共党内自由派和改革派们，或许正是中国目前最爱党、最担心党国命运的一小群人，如同1976年的密谋者。只不过，今天他们所利用和拥有的只是残存的一点公共声音，试图唤醒党内外人民的历史记忆，而不是禁卫军。而人民，即使包括那些患上政治抑郁的精英，如何可能从清醒认知的抑郁状态中找到出路呢？他们面临的是新冠疫情后的无尽黑暗。 在大萧条的中国未来，在求是派与复辟派的斗争中，或许只有狂热的复辟主义者才能生存。对这个世界而言，那意味着真正混乱的开始。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西方的经济理论五花八门，其中一派叫做自由贸易。其理论是在国际贸易的市场经济中只要自由贸易，就是各方面都合理，最佳状态。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就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纷繁复杂，很少有最佳状态 — 既没有标准的市场，也没有亿万人一致的标准的人。所以实际操作中的经济政策必须按照实际来，也就是符合实际。 但是前些年自由贸易的说法突然甚嚣尘上。什么原因呢？就是发达国家的工资越来越高，资本的利润遭到了压缩，希望寻找增加利润的方法。于是大家发现某些利用穷国的低工资，在发达国家市场上赚取超额利润是一个好办法。如何扩大这种生意的规模，使之合理合法呢？自由贸易的理论很符合这个希望，可以使资本高速扩张。于是就被吹捧得天花乱坠了。 邓小平和江泽民那两代领导抓住了这个机会，联合西方大资本来了个大忽悠。因此得到了美国的永久自由贸易协议（最惠国待遇），还加入了那个世界自由贸易的组织。在允许大资本自由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换取了西方对中国的经济输血。 资本和技术大量流入中共不自由的市场的同时，超额的利润对半分。大资本们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钱袋子们也赚得东升西降，厉害了我的国。其中中共军力的超速发展和战狼外交，首先让西方各国的有识之士们不满，进而让西方的选民们开始怀疑：正是这个自由贸易，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化和不安全，导致了全球民主的衰落。 最近美国总统公开谈论民主的衰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女士也谈到了贸易政策要现实，关税保护是必要的。美国舆论终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难再回头了。所以习近平集团希望重新依靠西方输血，来挽救中国经济，这条路肯定不通。不改革政治，不保障国内经济正常运行，不可能救得了经济。 最近的一些现象也足以说明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资本外逃的速度和额度都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不仅外国资本出走，中国的资本也在出走，中国的经济正在逐渐被抽空。而出走的原因，主要就是政治压迫的加重。例如间谍法和企业党支部等等政治操作，加大了政治干扰经济的力度。 资本除了马克思说的追逐利润之外，同样也注重安全的经营环境。江泽民时代外国资本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安全也享受超国民待遇。所以资本家们追逐利润的本性得以发挥，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经过了江胡时代相对宽松的环境之后，现在的环境就使得一些人忍受不了了。外逃在一些聪明人的带动下，逐渐呈现加速的趋势。 国内的企业经营也很不乐观。整体呈现收缩的趋势，不仅生产收缩，消费也在收缩。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通缩，不仅是通货紧缩，而是统统收缩。下一步应该就是整个经济加速下滑。这真的应了习近平同志的号召，大家都要过紧日子了。 公平地说，自由贸易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必须的，主要有的是积极的意义。这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必须政策。但在政治体制不同，经济水平千差万别的国际之间，其所导致的结果就太复杂了。不可以用理想化的政策来概括，否则后果难料。 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理论的不现实。再想依靠大忽悠获得额外的输血，肯定不可能了。还是老老实实改革政治体制，才是救中国的必经之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由新疆伊犁自治州人大颁布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把习近平早在2014年的治疆讲话中首次提出的“民族互嵌”的少数民族治理手段“法制化”的开端。而这个“民族互嵌”的要害是“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说白了就是要把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变成多民族的混居、杂居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新被美国制裁的涉疆中共官员之一：伊犁恶警高琪》中已经介绍了中共前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在位时下达对所有“不放心人员”的所谓“应收尽收”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象主要是维吾尔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进了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把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地方法规”形式强制推行“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首选样板区。 就在高琪和胡联合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两天后，本月14日，《新疆日报》刊登新闻报道说：12月13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全文共19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立法目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措施，逐步推动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此消息公布后，似乎并未引起广大外界媒体的特别关注，如果上网查找“民族互嵌”一词的话，只能找到一篇《大纪元》发表于本月17的揭露和批判文章 《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文章直指中共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颁布的所谓的民族交融促进条例，旨在为中共宣扬的少数民族政策确立“行为规范”，以建设所谓的“民族互嵌式社会”。法学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新思想阴谋。 的确，强推所谓的“民族互嵌”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就是“种族灭绝”，只不过这一阴谋早已经不新，被胡联合等“体制内学者”先以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形式引发当权者注意可以追索到十五、六年前，而开始成为实施习近平新时期民族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也已经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 据一个叫郝亚明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教授撰文介绍：“深刻认识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言，这一指导性原则在2010年被提出后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阶段，而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提出使其具备了可操作性的实践抓手”。 这个所谓“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成为中共治疆政策内容的首次对外公布，是新华社2014年05月26日播发的新闻稿，标题就是《政治局: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该新闻稿的副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其中提道：“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紧接着，4天之后由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两次将此“最新提法”对外宣讲。 中共“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是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习近平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敬请注意，到此为止，这个“民族互嵌”还只是局限在中共治疆新理念范围。习近平当时的设计是把“互嵌”解释成双向，即在新疆当地推动建立“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同时，还要把新疆的少数民族移民到内地居住、就业并接受（汉化）教育。 紧接着，就是在几个月之后，“民族互嵌”就被当成中共整个民族政策的新内容了。 还是发生在2014年年内的事情，当年9月28至29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开了两天，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2014年年底，习近平当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形式，将这个“民族互嵌”正式官宣为其整个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意见”中具体要求说：“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媒体要持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推广经验，树立典型，营造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该政策文件下达次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了评论员文章《为民族工作注入新动力》，说是“ 新形势下，我们既要创新载体和方法，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也要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致此，习近平当局的对“民族互嵌”政策的宣传造势达到了最高潮，而且是明白说明要将其由单一的治疆手段扩展成对所有少数民族的治理手段。但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一政策曾一度给外界以“雷声大，雨点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感觉，而“理论界”时有讨论文章的零星发布，反而给人政策不成熟，还在进行理论评估的感觉。直到习近平突然下令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学校强推汉语教学事件的发生。 当时，内蒙古教育厅印发的《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中所体现中的“党和国家意志”，成为整个内蒙古地区一浪高过一浪的保护母语运动的导火索。 自2020年8月底开始，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民众为抗议当局强推汉语教学，各地暴发学生、家长与老师上街抗议运动。蒙古族家长和学生在学校外唱歌、喊口号的照片与影片在社群媒体疯传，内蒙古电视台的300位工作人员公开按手印签名呼吁保护蒙语、师范学院老师集体签名抵制新政策，十几岁的学生、家长、知识分子、公职人员联合起来抵抗这个政策。 当时的习近平当局立刻将此次抗议定为“受境外势力煽动”，在内蒙古切断通讯软件微信、解散微信群组，派警察和政府公职人员挨家挨户要求蒙古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否则要开除公职，公安、武警及各级公职人员抓捕参与抗议民众，甚至出现内蒙古女官员反中共暴政而坠楼身亡的惨剧……。 对于该事件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详见笔者在2020年9月7日发表的《原来内蒙强推汉语教学是习皇诏令》及此前此后的系列文章内容，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在内蒙古自治区强推汉语教学引发的强烈反弹虽然被习近平当局镇压下去了，但习近平当局由此对所谓的“民族问题”有了更强的危机感。于是，于2021年8月27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民族互嵌”的必要性和强制推行的紧迫性。 习近平的这份讲话已经收录于《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取标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当局的宣传文章说它是“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学习时报》上刊登的相关文章称习近平的这份讲话“科学部署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任务”，“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划定‘路线图’”。 文中具体解释说：要坚定不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夯实交往交流交融基础。加强空间嵌入，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加强文化嵌入，促进相互理解、相互欣赏， 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互鉴；加强经济嵌入，让各族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照顾，在产业链上相互关联，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加强社会嵌入，营造各族群众日常接触、共同居住的社区环境，让各族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乐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加强心理嵌入，促进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 读罢如上内容，就不难明白所谓的“民族互嵌”，首先是“空间嵌入”，把“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这句官话翻译成老百姓一听就懂的人话，就是实行所谓的“掺砂子”， 让各民族混居、杂居！ 本文前面已经提及的《大纪元》上星期刊登的《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一文中引述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蓝述的话说：所谓的“互嵌”实际上是让汉族和维吾尔族全面杂居，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的控制。 蓝述说，维吾尔族人居住在一起，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将形成凝聚力。毫无疑问，这种凝聚力不利于中共掌控，因此中共采取了杂居的方式。在杂居状态下，由于汉族人接受的是中共的党文化，这种党文化便会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从而降低维族人的宗教和文化凝聚力。 此外，蓝述还表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居住在一起往往会引发矛盾。他说，这种矛盾有助于中共挑动群众斗群众，特别是挑起汉族与维族之间的斗争，从而方便中共实施控制，这是中共最擅长的手段。这种杂居的方式也使中共能够更便捷地组织特工，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 这位时评人士分析的没有错，只不过把习近平当局的“民族互嵌”简单理解成了对付和“瓦解”新疆维族人的手段，其实不然。所谓的“民族互嵌”被深入推广肯定是要假以时日，但习近平当局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区域逐步扩展和深入。而且，别忘了这“民族互嵌”说的是“各民族互嵌”，也就是说，不但是人让汉族与维族，或者让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嵌”—以汉制“夷”，也还要让不同少数民族“互嵌”—“以夷制夷”。比如让信奉不同宗教和哈萨克族与蒙古族“互嵌”。 日前刚刚通过的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中明白强调的就是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本文前面已经强调过，这个新疆伊犁州，说是“哈萨克自治州”，是因为哈族人口居多，但该州境内也还有包括汉族、维族、蒙族、回族等在内的40多个大小民族的人群。而中共当地政权用“地方法规”要求县以政府以“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手段强推的“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无疑是包括了让汉族人“嵌入”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人为打乱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形成的的单一族群聚居状态。用中共当局御用文人的话说就是“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新时期我党增强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推进族际和谐的新举措”，此举“并非单纯强调少数民族嵌入到多数民族之中，也包括多数民族嵌入到少数民族之中，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 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本专栏日后还会有文章跟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