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八年執政疲態,以及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不具憾動力的現勢下,這次總統大選原本再次政黨輪替的機會確實不小,加以國民黨、民眾黨總統得票數(率)相加,明顯勝過賴清德,照理應是來到「反綠選民」扳倒民進黨的一刻。如今,賴清德以未過半選票當選,自然代表他接手執政將充滿挑戰,但藍、白的未來,同樣是滿布荊棘。 回到年初藍白兩黨開始為本次大選備戰,很明顯,無論國民黨欲重返執政,或民眾黨要終結藍綠,主要核心戰略,都不脫「仇恨動員」、「仇恨政治」(國民黨應是更早就從2020年大選開始),他們用以召喚支持的手段,無非反覆重述對手施政留有的民怨,並欲圖升高營造民眾對民進黨的道德反感,再把執政和在野劃分成把持特權的少數,和為受到不公平對待多數的代言。進入選舉中後期,則是以「戰爭與和平」為訴求,至於製造恐懼,向來就是許多國家仇恨動員的典型作風。 「仇恨動員」、「仇恨政治」主導的互動主要是辱罵性的,過去以來,證明了在選舉上有其特效,仇恨的力量如此強大,以至政客很難抗拒藉由它去激勵支持者的誘惑,它的成效,絕大多數正是建立在長期栽植醞釀出的結晶──討厭對方政黨。在台灣,「討厭民進黨」於先前多次選舉中,更是效果顯著,也正因為如此,再又鼓舞了藍白兩黨主事者於本次大選中如法炮製。 不過,以美國為鑒,當地「仇恨政治」愈趨普遍,它的後遺症也許有很大機會亦會出現在台灣政壇。包括仇恨政治帶來的政治極端對立。根據美國民調機構FiveThirtyEight的調查統計,40年前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選民,看待對方政黨,曾維持一定的好感度,此後在對立、仇視不斷升級下,厭惡帶動的不信任循環,已造成如今兩黨選民幾乎陷入水火不容,於是再又出現政治學家最不想見到的「消極黨派之爭」,也就是政黨競爭純粹剩下攻擊,一旦出現極端的黨派仇恨,民主崩潰的前奏就響起了。 這是「仇恨政治」最不利一地民主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對發動「仇恨政治」的黨,同樣具有潛在且不小的破壞性,也就是那將促使一個黨愈往「單極」發展。如FiveThirtyEight報告所說,40年前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選民對對方政黨仍維持一定好感度時,在這背景下,無論共和黨、民主黨,內部皆容或同時存在溫和派、自由派和保守派,這讓單一政黨有了不同價值、路線的辯證空間,但當一個黨長期經由全國性選舉反覆操作「仇恨政治」,在與他黨高度對立的同時,也代表自己將愈加容不下同黨異音。 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多有評論提到,共和黨已被「民粹主義」把持,而民主黨已然「左派化」的原因。無論前者、後者,都代表了一個黨的路線走向窄化。 繼續「仇恨動員」、「仇恨政治」下去,國民黨、民眾黨會變得如何,這次選舉其實已見端倪。再者,何以國民黨、民眾黨都以「討厭民進黨」為出發,卻無法共同組成團隊,因為仇恨政治的特色在製造分歧,只有分歧才能藉由仇恨的反饋創造政黨利益。「製造分歧」正是藍白政黨當下的行事特色,無形中,自然無以創造任何和他黨可能合作模式的經驗,且終究會因為缺乏信任而無法走在一起。「仇恨動員」、「仇恨政治」的過患,在對外競爭極化,對內路線窄化,在彼此路線窄化下,藍白兩黨可能有的「共識」又會更小,更不可能合作。而事實證明,藍白矛盾還又勝過「下架民進黨」這一總統選舉中的空洞想望。終究,藍白合作既不可能,棄保也沒有法發生。這是兩黨長期「仇恨動員」、「仇恨政治」的反噬。 選票開出,有國民黨支持者仍在媒體上念念不忘「當初侯友宜被柯文哲糟蹋成這樣」,柯文哲支持者不喜國民黨,也早表露無疑,雙邊政治嫌隙,或許之後也將不下他們和民進黨。從一個角度看,賴清德雖贏,確實一點也不輕鬆,可見「仇恨政治」的確相當程度成功消耗了他的政治動能,從另一個角度看,藍白若繼續沉溺「仇恨政治」的情緒快感,未來的政黨經營,恐怕會再次面臨卡關。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電動車廠比亞迪去年第四季賣出超過52.6萬輛,全球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則交貨近48.5萬輛,比亞迪擠下特斯拉,坐上電動車銷量冠軍寶座。針對超英趕美豐功偉業,中共官方喉舌《環球日報》並沒有額手稱慶,反而發表社評痛批「中國電動車威脅論」,指責西方世界連一個比亞迪都容不下。 宛如一九五七年前蘇聯領先美國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Sputnik-1),吹響太空競賽號角,刺激美國朝野全面支持太空科技研發,最後成功登陸月球扳回一城。比亞迪彎道超車特斯拉,驚醒原本即有戒心的美國與歐盟,不再繼續坐視中國以不公平競爭手段掠奪市場。 高舉凈零碳排環保大旗,歐洲曾經敞開雙臂歡迎價格低於當地平均水準三至四成的中國低價電動車。去年九月中旬,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宣布,對中國電動車展開反補貼調查,她強調不能重蹈歐洲太陽能產業被中國徹底擊垮的慘痛經驗。兩個月後,范德賴恩再次公開抱怨中國官方高額補貼電動車產業,讓大量中國製造廉價電動車泛濫歐洲市場。在此同時,美國拜登政府正考慮提高中國電動車與電動車電池組等進口關稅,扶持美國本土新能源產業,對抗來自中國低價產品。 太陽能板產業是血淋淋的前車之鑒。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統計,全世界每十塊太陽能板有八塊是由中國製造,尤其中國廠商仍然持續盲目競逐太陽能投資泡沫,預計明(2025)年以後,全球太陽能板生產供應將完全由中國壟斷。嚴重供過於求惡性循環衍生價格崩盤,無利可圖讓歐美太陽能板產業失去生存空間,美國與歐盟深陷進退兩難尷尬處境,積極擁抱潔凈再生能源,無異於放任中國製造設施設備侵門踏戶,等到回頭打算培養本土供應鏈,卻已經錯過最佳時機。 中國電動車有意複製太陽能板崛起模式,儘管產能過剩或品質參差等問題一籮筐,挾規模經濟與完整供應鏈等優勢,終究還是有辦法推出世界級產品,就算最後無法主導全球市場,至少攻佔一定市佔率。尤其關鍵電池供應鏈多掌握在中國手中,不想被掐住脖子的美國與歐盟,不得不陸續祭出補貼法案,在新能源車輛研發推廣上奮力急起直追。 被氣候變遷議題綁架的美國與歐盟,徹底覺悟強行推動傳統燃油車淘汰轉型,反而會給中國制電動車迅速茁壯機會,嚴重衝擊歐洲傳統汽車製造業,可能帶來數以萬計工人失業,對整體經濟弊大於利,紛紛面對現實放緩腳步。 歐盟與美國懸崖勒馬,猶未為晚。德國於十二月中旬全面取消購車補貼,法國也同步修訂有利於法國與歐洲製造的購車獎勵規定,美國《降低通膨法案》則自元月一日起,排除含有中國製造或組裝電池組件的電動車免稅優惠。 文章來源:上報
民調封關之後,民進黨的內參民調開始出現變化。柯文哲幾乎以一天1%的數字往上成長,只在民進黨推出「在路上」競選廣告的那兩三天才稍稍遏阻這不正常的漲勢,不過,廣告熱潮過後,又開始起漲,投票倒數3天,甚至出現第二名與第三名黃金交叉的數字。事後證明,這「假性黃金交叉」應該與年輕柯粉積極表態有關;但也因為這樣的漲勢,讓國民黨陣營最後發起的棄保戰始終無法發揮效用,543的三分天下局面就此底定。 柯文哲沒有組織,僅憑空戰,最後竟然能拿下369萬張選票,這已經是台灣總統選舉史上的紀錄,其實打得非常漂亮。這369萬張選票將是他往後縱橫政壇的籌碼,以柯文哲詭辯靈活的個性,他勢必不會安於與一方合作;不管是立法院長或往後行政院的政策,他將論件計酬、待價而沽,牟取他個人與民眾黨最大的政治利益,伺機在4年後捲土重來。 國民黨面對這場大選只有兩個主軸,一個是「下架民進黨」,另外一個是「藍白合」,而「藍白合」的目的,其實也就是為了「下架民進黨」。提名侯友宜的目的原本是打算以候選人的本土色彩打一場不一樣的選戰,但由於侯友宜本職學能不足,讓好牌變包袱,整個黨必須背著候選人走。從洪秀柱(後改提名朱立倫)、韓國瑜到侯友宜,一連三屆總統大選,國民黨總是迷信出奇制勝,卻又所託非人;等到選舉結果揭曉後,竟開始「捉戰犯」,把總統選舉失利的因素歸咎給「民眾黨作假民調」,身為一個在台灣曾經長期執政50年的政黨,實在愧對支持者。 如果說柯文哲的支持者結構是依選民年齡層由下往上的正三角形,那國民黨侯友宜的支持結構就是一個倒三角形。正因為得不到年輕人的支持,所以國民黨支持者才會想方設法與柯文哲大搞藍白合。若說是民進黨「挖掘」柯文哲,真正「養大」柯文哲的,其實是國民黨的這些主事者。如今柯文哲已經站穩腳跟,往後4年他將繼續招降納叛、滲透藍營;只要國民黨自己不解決與年輕人「絕緣」的問題,所謂的「柯文哲難題」將會如鬼魅般與老K黨如影隨形。 賴清德在本次總統大選只拿558萬票,足足比蔡英文在4年前的817萬票少了259萬票,這些流失的年輕選票多數毫無懸念地到了柯P的囊中,佔了柯文哲此次選票三分之二的結構。年輕人為何以前挺蔡英文現在不挺賴清德?這固然可以用「執政疲態」來解釋,但也與主帥賴清德拘謹、無趣、過於保守的從政風格有絕對關係。若非憑空長出的「搶救義川大兵」搶救了基層熱情,加上選戰後期「在路上」宣傳片的成功,民進黨的國會席次與總統選票可能還會再下探。 民進黨從創黨以來都習慣在逆境中打選戰,但賴清德從頭到尾卻都維持著「舒適的領先」,這導致民進黨面對這場選戰只想守成,保守有餘、創意不足,連帶影響了開拓立委席次的空間。說起來令民進黨人扼腕,桃園海線與板橋的立委都僅以1、2千票的差距落敗,若當初能改變氛圍,甚至及時補強,來回就是4席的差距,這區區3千票的差距,可能就此改變了未來4年立法院的生態結構。 這是一場藍綠白都有所得也有所失的選戰,但要論起「凈獲利」,這位只做「無本生意」,卻拿下369萬總統選票,以及用8席立委成為國會關鍵少數的柯文哲,絕對是最大贏家。三黨不過半的國會將一個「大交換」、「大演戲」,甚而「大分贓」的國會,但這是民意的選擇,身在其中的治人物只能努力地迎向它。 (全文轉自上報)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討論國際政治事件的起因時常用三個術語:恐懼、榮譽和利益,相對於榮譽或者利益,恐懼在修氏看來,常常是引發國際爭霸的首因。事實上,對於中國當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懼來解釋,習近平對政權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擔憂和恐懼,驅使他在政治上採取越來越嚴厲的控制措施,打造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極權政權。 習近平從集權到極權 習近平成為中共核心,修改憲法廢除任期制,大搞個人崇拜,並最終在二十大三連任建立習家軍統治團隊,有多種解釋,一種流行的看法就認為,他要干大事,時間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兩屆任期就結束,留下爛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習自己也常常要求領導幹部胸懷「國之大者」,好像的確干大事的樣子。或許不排除他有這種想法,可以部分解釋他的集權。然而,愈到後來,這種解釋的說服力愈弱。如果說,集權是手段,干大事是目的,那麼愈到後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換,手段本身也即集權成了目的。因為集權是個重新洗牌的過程,勢必會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權力結構,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資本家會成為失敗者,在過去,失敗者往往人頭落地,現今畢竟披著一件現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於被處死,但財產沒收,鋃鐺入獄是少不了的。 這些失敗的高官和資本家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會利用各種方式、手段和機會給習近平及其政權挖坑,製造難題,讓習防不勝防。這當然會讓習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懼,恐懼政權不穩,恐懼權力不安,甚至恐懼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險。這種恐懼感越強,就越要強化集權程度,把自己里三層外三層圍起來,確保絕對安全,從而導致集權變極權,手段異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則虛化。 反腐永遠反不完 慣用來確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權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反腐、以等級原則建立的政治規矩,以及對經濟和社會的泛安全化。反腐是習樹立個人政治權威的不二法門。由於中共的腐敗到胡錦濤統治晚期積重難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國,這就給了習反腐極大的正當性,不但會得到大眾力挺,在黨內也會得到黨員乃至一般官員的理解和支持,這可以解釋何以習舉起反腐大旗,腐敗高官一個個毫無還手之力,任憑發落。習借著反腐,大大擴充紀委權力,並在政府層面成立監察機構,將它們牢牢控制在手上,成為打擊政治異己的利器。反腐既然開了頭,就不可能有結尾,所以,習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遠在路上」。 原因在於,以中共幹部隊伍的龐大,在過去幾十年里,積累的腐敗是個天文數字,要在十年內不可能就徹底治癒,現在很多落馬的官員,都是倒查幾年、十幾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況,中共的體制乃是一個製造腐敗的機器,老的腐敗去了,新的腐敗又來,永遠反不完。另外,習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斷敲打官員隊伍,尤其是那些對他心裡不服,暗中有威脅的官員特別是政敵,要他們時刻牢記,他的政治權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戰的,必須服從他的指揮和領導,對他恭順忠誠,否則以腐敗論處。故而,這兩年被查處的高官數量非但未減少,還在增長,這說明,習是有意識地保持一種反腐張力,來震懾官員隊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規矩出自習一人意志 但是僅有反腐還不夠,雖然中共的幹部很難找出沒有腐敗嫌疑的,然而,總不能將所有有腐敗嫌疑的官員都拿下,這是不現實的。如何讓大多數官員都服膺他的領導權威,還得有另外的法子,習想到的是政治建設。本來共產黨的各種建設都帶有政治性,無需在思想、組織、制度、理論等建設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設,並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設的首位。雖然這看似多此一舉,但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習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設在黨內建立一套帶有強烈等級特徵、完全體現其個人意志的政治規矩,以此約束全體黨員和全體官員。中國古人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有人的地方就有規矩,要做事也須有規矩,但是,在一個政治體系中,規矩是集眾意所成,體現的是眾人意志,而非少數人更不是單個人的意志,它約束的對象是體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規矩制定者,才顯公平和公正。 然而,習的政治建設不是這樣,它不是出自眾意,是習一人意志的條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據習的意志搞出的這套政治規矩,也約束上至總理,下至村長的所有大小官員,除習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規矩」監督和約束的。過去的中共政治局,總書記和政治局成員在黨規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總書記只是會議的召集人,好比是一個班幹部集體,總書記只是班長,他和其他班幹部不存在上下級關係,不能指揮指使他們。但習通過政治建設,改寫了這種關係和遊戲規則,他不再是班長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順的權力去領導指揮和調度政治局的那幫班幹部。於是,人們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眾政治局委員要向習交一年的工作總結和學習心得,聽他點評,合格與否。這套政治規矩就變成一套套在官員頭上的政治緊箍咒,每個人都必須服從和遵守,不管願不願意,因為如果不服從,在現行體制下,勢必沒好果子吃,輕得穿小鞋,靠邊站,重則會有某種不可測的後果。在這種威脅面前,官員們當然「自覺」趨利避害,少有敢對習不敬的。 對經濟社會兩手抓 雖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規矩,習仍覺得不夠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員和黨員,對廣大百姓和非黨人士約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個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威通過反腐和立規,是保住了,但還有一個政權安全的問題。政權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權保不住,作為中共政權總代表的習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難保,所以這兩者是聯動的。反腐和立規當然也助於政權安全,然而,要讓政權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權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強各種安全機構的權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採取更多的安全技術手段,來對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別是在重新以發展經濟為黨的工作重心的當下。 習明白,中共政權的根本合法性,取決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過上好日子的前提是發展經濟,過去幾年的折騰和政治挂帥,讓經濟一落千丈,元氣至今未恢復,大大挫傷了民眾和市場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經濟。但是,面對不友好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及人心思變,不能因為要發展經濟就對安全馬虎,放鬆了政權安全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號令大力發展經濟;一方面安全這隻手也閑不住,全民抓間諜,蠢蠢在動。習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就導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領域,對安全的重壓窒息了社會和經濟的活力。外資為什麼撤離中國,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個方面都和習近平對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的恐懼有關,恐懼催生並加劇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規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為其政治權力和中共江山保駕護航,它的後果當然是導致他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階層,包括原本可以作為他統治支柱的紅二代,以及相當多的普羅大眾。和後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資源和手段來表達他們對習的不滿的。習害怕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就更加強化安全保護,而這樣一來讓精英階層也更難受和不滿,又進一步使習恐懼不安,於是雙倍抓緊安全保護不放,以致形成惡性循環。習氏極權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懼中建立起來的。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美國選舉歷史悠久,這讓他們對選民投票行為留下豐富研究,包括在一場又一場非暴力權力過度的自由競爭中,候選人是勝是敗,除了理性面(政策、價值觀、意識形態等等)因素,各自支持者確實也會受到一系列情緒左右,例如誰能營造幸福感,誰刺激了仇恨,以及誰能讓人感到有希望,都足以決定一個人票怎麼投。不容否認的是,「候選人的視覺外觀」(visual appearance),往往也會介入選民的判斷,當社會心理學證明一個人會「根據他人外錶快速評估他人」時,這一效應其實也適用於政治學。 2008年,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有篇期刊便討論到候選人的外貌如何影響選舉。這篇期刊是由多位腦神經、心理學專家所發表,他們主要透過腦部核磁共振造影(fMRI),去測量一個人對不同候選人所出現的腦部活動變化,證明了當選民對候選人並不那麼熟悉時,候選人的「外表負面歸因」對投票的影響會比「正面歸因」更大。 所謂「外表負面歸因」,或是指類似一個人感到疼痛、恐懼和不開心時顯露出來的表情,這樣的表情對民眾的腦部刺激通常比較顯著,而此時他們的腦部神經區域,主要是促使一個人聯想到對方可能更具欺騙性和威脅性。 2020年,科(醫)研期刊《ScienceDirect》也有類似報告(從社會心理學分析),同樣提到了候選人因情緒而來的表情反應,將導致選民對他產生不同的觀感。有別於2008年那篇期刊所強調「候選人外表的負面歸左右選民更多」,《ScienceDirect》這篇報告的重點則說明了「候選人的『微笑』,亦是一種包括領導力在內的有效非語言訊號。」 這篇期刊以2012年美國大選中的歐巴馬為例,研究顯示歐巴馬的微笑,可有效提增支持者的幸福感。也就是說,當候選人發表演說時,支持者除了注意他所釋放的訊息,亦會被他的「正面表情」所吸引。反之,一個「公開的不恰當表情」,往往很容易引起選民對其選舉動機和領導能力的懷疑。期刊內容並引證過往研究,提到了「候選人藉由肌肉組織細微差異產生的『微笑』,可傳達出人與人之間的隸屬關係或主導地位」,雖然「憤怒/威脅」等面部表情經常被用作壓制對手的武器,同時召喚支持者,但歷來更大比例的勝選者,主要仍是透過表現出快樂和放心的樣子獲取支持。由此,一個候選人懂得「表情管理」確實很重要。 至於無論是候選人「外表負面歸因易遭致選民反感」,還是「選民更願意信任面帶微笑的人」,歷來候選人競選文宣(台灣亦然),可以說都是在滿足上述兩個結論。即不管哪位候選人的選舉看板,都會充分表現微笑示人的一面。2019年,《時代雜誌》更曾引述日本學者淺野雅彥(Masahiko Asano)所做研究,內容提到他利用臉部辨識技術,分析1980年到2017年共6000位候選人競選海報,得出「政客的微笑」和其勝率成正比;2020年,四名韓國政治學者的調查統計,也發現「候選人的微笑」的確有助他們在特定選舉背景下多拿到一些票。 不過,儘管今天任何候選人都不會忽略「微笑」的重要性,但現實是,「演講容有劇本,微笑卻不是」。因為「微笑」對一個人來說,往往有其一致性,候選人慣性的笑容,傳遞出的訊息究竟是柔和、快樂,還是做作、輕蔑,很難矇混過人,效果也大不同。為什麼2012年歐巴馬對上羅姆尼,歐巴馬的微笑被形容為克制而有趣,多數民眾卻認為羅姆尼的微笑更像擺姿態和輕視對手,且還透露了個人帶有威脅和缺乏合作意願的訊息,道理就在這。英國心理學家羅森伯格(Rosenberg, EL)曾提到「微笑」有效的溝通力,是一個人經由臉部各種肌肉的細緻展示所產生的,進而,當一個人平常並不習慣「微笑」時,他的笑就很容易流於刻意和不自然,溝通力自然不佳。 台灣這場大選,很明顯藍白候選人對支持者的召喚,正是建立在下架、討厭民進黨的負面情緒上,基於仇恨動員,候選人能創造多少「微笑」比例?至於前段時間民進黨推出的「在路上」競選廣告之所以獲得廣傳,則以美國「候選人微笑的影響力」研究,原因和片中蔡、賴、蕭表現出的「微笑」應是有正相關。 當下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在「選民的決定」有多大程度是出於積極動機(正面情緒)所驅使,又有多大程度是被消極動機(仇恨情緒)所激發,即將而來的投票日,對上述提問將會做出說明。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迄今為止,中國經濟下行並未出現反彈的跡象,然而,中國國安部卻率先將「經濟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層級」。對於在社群媒體平台上散布對中國經濟的悲觀言論,中國當局將其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強調必須以多種手段、全方位、高效率應對經濟領域的國家安全新挑戰。他們認為那些對中國經濟進行悲觀評價的言論屬於「陳腔濫調」,本質上是一種「認知陷阱」,妄評中國經濟衰退的敘事陷阱。 一些知名網紅或財經專家隨即被封殺,例如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因呼籲股民不要入市而遭禁言,甚至被罷免院長職務。多名財經網紅也受到了「禁止發言」和「禁止關注」等手段的打擊,包括自稱著名財經評論家的「水皮more」和深圳東方港灣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但斌的今日頭條帳號,都因違反規則而被禁言。職業投資人洪榕也遭到了言論和關注的禁令,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更早在2023年六月就被禁止。即便是中國經濟學者李迅雷的文章《李迅雷:上山容易下山難?從需求側看經濟》,該文引用北京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2021年的調查數據,指出中國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幣以下的人口約為9.64億。這篇文章曾一度成為微博熱搜第一,但隔日即被下架並刪除。 在台灣總統大選的辯論和政見發表會上,民眾黨的柯文哲指出台灣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國民黨的候選人侯友宜則批評民進黨的經濟成績不及格,同時提出了經濟改革的三大支箭。這些批評和挑戰都是挑戰者常常提出的,但從他們的主張中,都強調了台灣的經濟出路需要與中國經濟緊密結合,以期獲得改善。 回顧蔡英文的執政成績,代表經濟景氣的台股創下歷史新高,突破了17500點。美國全球金融雜誌公布的2023年世界富裕國家排名中,台灣名列第14位,超越中國、日本和韓國。國民所得達到3萬2811美元,以購買力平價(PPP)為基礎計算各國國內生產毛額為7萬3344美元。此外,外匯存底連續兩個月創下新高,截至2023年12月底達到5,705.95億美元。 在台灣,人們可以提出問題,並且並非必須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有些人甚至以低質的手段,如造假或偏離事實,提出批評,卻能吸引大量支持者,甚至可以參選總統或副總統,而不會因國家安全理由而被禁止言論。弔詭的是,一方面享受台灣言論自由,卻主張想與中國結合成「兩岸一家親」或達成「九二共識」下的一個中國。 相較之下,中國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打擊提出問題的人。中國並非致力於解決問題,而是選擇打壓提出問題的人。中國的宣傳更注重盛世的讚美聲,並且中國並不追求法治,而是以壓製為主。儘管台灣相對較小,但它容納不同的聲音,同時也是一個擁有法治的社會。 維護台灣民主選舉是「兩國」最基本的區別之一。然而,深化民主同時需要不斷選擇保留優質並淘汰劣質的政治參與者。若不能實現這點,台灣的民主可能變成負面的範例,最基本使得不適格的人「無法」當選成為我們的總統或國會議員。只有確保我們的民主機制能夠有效篩選和培養出具備品質的領袖。香港2023年區議會選舉已經示範了一次「中國特色的民主」,我們如何才能避免步上香港模式,民主被沒收,只有愛國愛港者才能參選,而只剩下歌頌「祖國」而不能批評的選舉。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黨魁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後,中國政局更加詭異,表現在官場,就是密集的人事變動,以及外事系統和軍方秘而不宣的清洗。在公曆新年前後,一系列與習近平妻子彭麗媛的「山東幫」有關的中共高層人事變動,釋放敏感信號。 彭夫人「山東幫」搶權卡位 2023年12月29日,中共火箭軍等多個軍種的大批將領,還有一批軍工企業高層的落馬傳聞坐實,但僅以被免去人大、政協職務的方式,沒有正式官宣。 李尚福被免後懸空兩個月的國防部長也已到位。12月29日當天,中共官方公布,任命前海軍司令員、上將董軍為國防部長。 董軍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首名出身海軍的防長,1961年生,山東煙台人,二十屆中央委員。之前他歷任海軍司令部軍訓部長、北海艦隊副參謀長、海軍92269部隊司令員、東海艦隊副司令員、海軍副參謀長、南部戰區副司令員,2021年8月升任海軍司令員,次月晉陞上將。 2023年12月31日,在海外X平台上,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姚誠揭出和他相識的董軍的底細。姚誠指董軍其實為一草包,但很會來事。他說董軍三年連升三級,歸根結底還是沾山東人的光(彭麗媛的老鄉)。 中共黨內歷來有不同派系,以仕途經歷地域劃分或以籍貫、校友甚至同事為關係紐帶的幫派,長期存在。習近平雖然禁止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但習家軍自己就拉幫分派,一般分為福建幫、浙江幫、新上海幫、陝西幫、清華幫、軍工幫等等。 本身是山東鄆城人的習妻彭麗媛,也被指有「山東幫」,這一勢力近期扎堆上位。 2023年12月25日接任海軍司令並升上將的胡中明,也是山東(青島)人。他是二十屆中央委員。 在董軍獲任國防部長的同天上任的文旅(文化和旅遊)部長孫業禮,是山東安丘人。卸任文旅部長的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鬍和平是山東臨沂人;現任文旅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是山東威海人,還有一名文旅部副部長杜江,是山東諸城人。文旅部儼然成了「山東幫」窩點。 和董軍同天獲任民政部長的陸治原,也與山東有淵源,他在2021年9月2日至2023年10月間,歷任山東省委常委、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委副書記。 2023年12月29日,上任不足兩年的清華大學校長王希勤,調任副部級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副部長級),實際上是被貶。 得勢上位接捧的李路明,原來只是排名最末的清華大學副校長,他也是山東人,1968年2月出生於山東省淄博市桓台縣。 這波有習近平清華幫內訌意味的人事變動,是山東幫搶權卡位的又一例。 二十大人事或經由彭麗媛幕後運作 彭麗媛是中共軍中女高音歌唱家,文職將軍(少將),總政歌舞團第一批「國家一級演員」,原有總政歌舞團團長、中國歌劇研究會副主席、全國婦聯執委、中音協副主席等一大串頭銜。2012年5月彭麗媛升任軍隊藝術學院院長(後更名為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 美國《富比世》(Forbes)雜誌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百大最有權勢女性」名單中,彭麗媛位列51。六年後,其權勢應屬大漲。 過去十年來,隨著習的固權大戰拉開,一大幫官場中善於攀附和見風使舵者走夫人路線,由彭經手網羅收編。彭麗媛在中共黨內的勢力範圍,在黨政軍中都有。 在山東老鄉當中,最早被認定是彭系人馬的,是祖籍山東鄆城的現任政治局委員、新疆書記馬興瑞。《金融時報》早年曾援引北京知情者透露,馬興瑞和彭麗媛有家庭淵源,他在習上台前就出入習家。 也有消息指,是後來有人以「老鄉」關係為名,通過私人關係將馬興瑞引薦給了習家,準確說是推薦給彭。馬興瑞在中共十八大後主政深圳併兼任廣東省委副書記,直接就和彭有關。 最近突然有網路傳言稱,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將接替蔡奇任中辦主任。筆者認為此消息未必是真,因為手段老辣的蔡奇是不會輕易放權的,現在他和彭麗媛的關係比較微妙。這類換人傳言,很可能是山東幫自己放風,也可能是蔡奇自己放風,不管是誰放的風,背後都是權力鬥爭的需要。 有「變色龍」之稱的現任人大第一副委員長李鴻忠,祖籍山東昌樂,原是江派人馬,許多人認為他是表忠習近平上位,但他其實也走了夫人路線。 2021年10月26日,中美合辦的天津茱莉亞學院和天津音樂學院茱莉亞研究院落成,彭麗媛致賀信。李鴻忠主政的天津,市政府外事辦公室,隔幾天馬上就舉辦了「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討會」和「學習彭麗媛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工作座談會」。天津官方稱,彭麗媛的賀信為「新形勢下」開展對美國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這是首次有官方稱頌「彭麗媛精神」,並將歷來只能用在習身上的「指明了方向」說辭,套用在彭的身上,當然能獲得彭的歡心,並在習面前美言幾句。故此,儘管李鴻忠在天津政績相當差,在GDP增速和財政收入方面,經常全國倒數第一,但他在中共二十大上成功留任政治局委員。 筆者粗略疏理了中共二十屆中央的205名中央委員籍貫,發現山東籍最多,有32人,排第二的江蘇籍有25人,之後才是浙江、福建、陝西。 根據中共官媒說,二十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和中紀委委員,都是習親自把關的,這當中,有多少是彭麗媛吹枕頭風定下的名單呢? 兩屆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比較特殊,王也是山東人,未當常委之前,時常陪習近平夫婦出訪。山東幫當中,有部分人可能其實是王滬寧的人,王和彭麗媛的關係現在也比較微妙。 其他山東籍高層還有政治局委員、北京書記尹力,中央委員中則有西藏書記王君正、江蘇書記信長星、內蒙古書記孫紹騁、寧夏書記梁言順、安徽書記韓俊、河北省長王正譜、浙江省長王浩、湖北省長王忠林、貴州省長李炳軍、寧夏區主席張雨浦、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書記孟凡利等。 軍隊的中央委員中還有一幫山東人,比如新任國防部長董軍、現任火箭軍政委徐西盛、武警司令王春寧、東部戰區政委劉青松、軍科院院長楊學軍等。 其他如最高法院院長張軍、教育部長懷進鵬、國資委主任張玉卓、司法部長賀榮……名單還很長,不再細列。 彭麗媛介入終極內鬥? 最近風傳,由於習近平沒有定接班人,習家軍都在盼習突然身體不行了,然後乘機上位,其中包括預想可以按規矩以第一順位繼承者登頂的總理李強。但屆時可能以強力介入搶權的,則包括掌控中央警衛局的常委蔡奇,還有控有公安私家軍的王小洪。七常委中最年輕的丁薛祥,則想在習「駕崩」前,習能留下遺言讓他接班,丁要當華國鋒第二。 但槍杆子才是最關健的,有軍方背景的彭麗媛,加上是中共國「國母」,是不可忽視的人物,習不能視事,軍方可能聽她。 習近平集權之勢,正比肩建政的毛澤東,但同時因為他背下了中共惡政黑鍋,還要一條路走到黑,結果統治出現巨大危機。目前習疑心增大,抓了秦剛、李尚福、李玉超等大批自己提上來的人,2024年內鬥將加劇,叛亂隨時發生。 習近平近年出訪,數度出現腳步不穩,或是差點摔下台的情況,令人懷疑他的健康不佳。香港命理學家丘智偉曾預測習在73歲之後身體轉壞,但也有人說習近平病死恐是2024年頭號的「黑天鵝」。 獨裁者走到最後,老朽來臨,健康惡化,可能誰都不信,最後只能靠夫人上陣。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逃不過讓妻子江青參與政治的怪圈,習也一樣。 然而,不管中共內部怎麼爭位,對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中共本身氣數已盡。如今在中共黨外,從海外到中國國內,反共義士已做好充分準備,將在習近平無法控制權力、中共在內鬥中垮台時接盤。 文章來源:上報
政治競選廣告對(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曾處於莫衷一是,或是認為當選民對政治癒來愈冷感,它的遊說效果就愈不顯著。不過,根據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行銷學教授戈登和普度大學共組競選媒體分析小組(CMAG)的研究,卻又發現「在一場勢均力敵的選舉中,『廣告語氣』有時可能足以左右選局」。 過去的「競選廣告無效」論,主要基於總統競選期間,選民受到的競選廣告轟炸,內容要不大肆宣傳候選人才華出眾和氣宇非凡的一面,要不就是極盡所能貶抑對手的道德,總的來說,很難讓人看出「政治廣告總量」和「選民投票行為」的關聯性。但迄今無論哪一競選團隊,仍然願意投擲大量經費在競選廣告上,顯然當中還是有值得花心思之處。 在戈登等人研究下(以美國2000年和2004年特定區域的總統競選電視廣告數據為採樣),他們發現,若自整體競選廣告中,進一步細究「正面訴求」和「負面訴求」的效果,確實會有所不同。據其團隊分析,結論之一為「當候選人的正面廣告增加1%,選民投票率就會增加0.03%,如果候選人增加相同數量的負面廣告,選民投票率就會下降0.007%」,換句話說,「正面廣告具有更大、更顯著的投票刺激作用」,因此,若希望愈多人出來投票,以此鞏固民主,當然就愈會傾向製作「正面訴求」廣告。 近期民進黨推出的「《在路上》#交棒篇」總統競選CF,著眼點應該就在此,這支廣告確實得到了不少討論,至於催票效果,則猶待數日後驗證。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倒是另外從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轉貼這支廣告,觀察到「在路上」對中國的潛在刺激。 蔡霞因為批評習近平,遭中共中央黨校開除黨籍,連帶取消她的退休俸為懲罰。日前「在路上」廣告上架後,她隨即在個人社群平台X分享,同時貼文:「相信大選賴蕭組合一定獲勝!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是華人世界的榜樣!」首先,這則廣告雖然支字不帶攻擊,卻又不折不扣傳遞了該黨的政治訴求,尤其台灣總統能和平「交棒」,也直接對照了中國當今領導者對個人永久執政的執念。說這則廣告尤其觸動反習的蔡霞,並不為過,她的貼文,某種程度似也呼應了「正面廣告具投票刺激效果」的研究,儘管她無論在台灣、在中國都沒有投票權。 其次,蔡霞貼文底下留言,一如她對中共(習近平)的批判,總是得到中國網民兩極交鋒,這回也不例外。且有為數不少中國網民刻意將這支廣告轉貼到微博(中國人普遍使用的社群媒體),多數目的,自然是將它做為嘲諷、惡評民進黨的素材。 一支台灣總統競選廣告,它的「對話和字幕本身的性質就是政治宣傳片」,只是,除非刻意扭曲,否則以常人角度,不會看不懂廣告主打純為台灣民主、自由和關於領導者「交棒」的積極面。中國網民將這支廣告貼到微博,並加以羞辱,可以理解背後長期反民進黨的黨國教育情緒,但無論如何,廣告中每一環節的民主國家意象,也都恰恰投射了中國政治、社會當下極度匱乏的一面。它沒有一句反中、反共,卻引起中國網民接龍辱罵,不過,不久後,這支飽受微博網民批判的競選廣告,竟遭到微博刪除,連罵都不給中國網民罵了(中國媒體則持續采以負面報導)。 回到戈登對「正面競選廣告有刺激投票效果」的分析,反映了人們更喜歡體驗正面情緒而不是負面情緒的一面,就過往投票邏輯上來說,選民的確也更有可能投票給那些讓他們感受到正面情緒的領導人,而不是經常散布消極情緒的一方。「人同此心」,短期表徵是中國網民檯面上很不屑「在路上」這支廣告,但以微博隨後的「禁評」,難道不是為了避免有中國網民因此「也想要體驗台灣選舉的正面情緒」,更不可控的是,一旦觸動中國人民起而質問「習近平究竟什麼時候要交棒」,這個國家將會如何? 中國社群媒體「不給人民罵」,當然不是「不準罵」,很簡單的道理,就是他們應該很清楚,中國內部從來不會只有一個「蔡霞」,於是令其擔心的,就是這樣的台灣總統競選廣告持續留在中國社群平台,大家一邊罵的同時,實際上是否正在刺激出其他「潛在的蔡霞」? 文章來源:上報
在所謂五月天的「假唱」風波後,中國娛樂圈對於事件真偽有不少深刻的討論。根據《北京青年報》報導,擁有14年資歷的混音師黃森指出,在體育場的環境之下,內場區跟外場區觀眾所聽到的聲音寬度本來就會有落差,僅憑現場的錄音檔案來辨別假唱,不嚴謹也不充分。他解釋,演唱會裡出現「墊音」是一種常見的演出調音模式,「目前所知的絕對部分演出,多少都會這麼做,可以讓演出便捷又達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演唱會裡的音效科技會讓判斷「真假唱」出現非常為難的處境。 其實,歌迷買票進場追星,想要感受的是這麼多人與心儀歌手聚在一起的臨場感;誰會在乎有沒有使用「墊音」?或其中到底是「真唱」或「假唱」?這種「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市場邏輯,全世界皆然,卻唯獨在中國成為問題。先是知名微博網紅對五月天發動質疑攻勢,接著由官方媒體新華社、央視、人民日報同日發布措辭嚴厲的評論文章,最後,再由中國國台辦更在例行記者會上補刀,要求台灣演藝人員「樹立良好社會形象」。 明眼人都知道,「五月天」被鎖定了,這背後的邏輯是「吃中國的飯,不能砸中國的鍋」,既然五月天在中國這麼紅、賺這麼多錢,就不能不配合共產黨的意旨。外界本來不知道共產黨要這個華人圈最紅的搖滾樂團「回饋」什麼,直到知名的國際通訊社路透社日前披露,中國已向五月天施壓,要求他們在台灣總統大選前發表「親中言論」,表態支持北京的「一個中國」說法,並配合中國的對台宣傳。 消息傳出後,可能在這場表態風波里「獲益」的國民黨陣營如臨大敵,除了譴責共產黨這種施壓表態的方式,還暗中質疑這則引述自「知情人士」和一份「台灣國家安全備忘錄」的路透社的說法可能是一種假訊息。不過,選擇相信中國出手施壓五月天的國際重要媒體顯然更多,CNN、美國之音、華爾街日報,以及日本產經新聞等等都接續報導華人天團被共產黨挾持政治表態。 此事發展至此,有幾點面向值得討論: 一、施壓台灣藝人或企業家對特定政治議題表態是共產黨慣用的說法,最早見於2012年總統大選時,共產黨要求台灣的企業家大老闆排隊力挺九二共識,並獲得不錯的結果,可能也因為這樣,讓中共對台系統食髓知味,一直想如法炮製。 不過,過去10年來,台灣人對共產黨這套介選手段早已知之甚詳。也幸好根據報導五月天沒有答應這樣的「政治服務」,若五月天真的出來挺一個中國或支持侯友宜,由於與這個搖滾天團向來不沾惹政治的風格截然不同,實在「太不自然」,屆時五月天的歌迷反而真的會把一筆惡帳全部算到國民黨頭上,讓侯友宜的年輕選票更雪上加霜。 二、此事有可能是中共對台系統「自作聰明」想挾持五月天表態導致國民黨成為事件「苦主」,但藍營向來欣然接受中共介選的紅利,從未對類似事件公開譴責或表示反對,此刻自然得概括承受事件的后座力。硬要把此事推演成民進黨政府的「出口轉內銷」,除了深藍支持者,相信的人恐怕不會太多。 三、最可議的當屬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他竟然在辯論會上要求五月天說清楚對岸政府有沒有對他施壓?這是在公然檢討受害者,把在此事件中最無辜的一方推向無止盡的政治漩渦里。 民主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民意會在不斷選舉過程中自我調整、修正缺失;所以,共產黨過去對台灣有用的介選手段,現在未必能再讓台灣人買單。從五月天事件可以看得出來,共產黨對民主太陌生,根本無法理解民主社會人心幽微的轉換,這導致它的對台工作陷於做績效、搶功勞,不同單位各行其是,最後越幫越忙,讓國民黨的選舉處境益顯尷尬。 文章來源:上報
2023年底,在中共前任國防部長李尚福失蹤四個月、去職兩個月之後,一拖再拖,習近平終於任命了新的國防部長,董軍,一個外界並不熟悉的名字,剛從中共海軍司令員職位上卸任。資歷不深,稱得上大爆冷門。 有人認為,習近平打破慣例,首次任命出身海軍的董軍出任國防部長,意在應對台海戰爭和南海戰爭。董軍先後擔任北海艦隊副參謀長、東海艦隊副司令員、海軍副參謀長、南部戰區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海軍司令員,看似在海軍方面履歷完整,但他多數擔任副職,最後才攤上一個正職,證明他的軍中生涯並非專長戰爭;長期置身海軍機關而非備戰前線,更可能是軍中監工或特工出身。董軍曾擔任海軍92269部隊司令員,該部隊性質不明,十分神秘,或為海軍中的監軍。 如果意在台海戰爭或南海戰爭,火箭軍(導彈和核彈部隊)和戰略支援部隊(高科技、太空和網路戰部隊)的軍頭豈不更為合適?相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的高層已遭大清洗、大換班。前者已經公開(如李玉超等),後者相信不久也會公開(如巨干生等)。伴隨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出事的,還有空軍出事 — 前任空軍司令丁來杭遭下獄。新任國防部長來自海軍,原因之一,或是只有海軍高層還沒有出大事,並非因應台海戰爭或南海戰爭。 那麼陸軍呢?中共國防部長通常出自陸軍,此次打破慣例,自有來頭。當10月底當局宣布免職李尚福國防部長的時候,呼聲最高的繼任者是劉振立,現任總參謀長(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之前任陸軍司令員。但當時筆者就判斷,習近平信不過劉振立,因為劉振立是張又俠的人。在軍方高層或中央軍委委員中,只有張又俠和劉振立具有實際參戰經驗,即上世紀80年代初的後續中越戰爭中,劉振立是張又俠的部下。兩人既是戰友又是上下級關係,稱得上關係「很鐵」。相信劉振立的升遷過程,很大程度上依靠張又俠的提攜和舉薦。 但李尚福出事後,張又俠卻遭牽連。因張、李先後擔任裝備發展部(總裝備部)部長,習近平下令倒查六年(腐敗問題),故意避開了張又俠的任期,而只查李尚福的任期。但裝備發展部的集體腐敗問題,絕非源自李尚福任內、而肯定源自張又俠任內,甚至更早。除了李尚福是張又俠的繼任者,看看12月底遭人大除名的九名將領中,就有三人屬於裝備發展部:副部長張育林、饒文敏,火箭軍裝備部長呂宏。這些人都與張又俠相關。老張可謂灰頭土臉。 習近平已經不再信任張又俠,但張是政治局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也曾為習近平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習近平不便對他下手,但卻日益提防、排斥,故意用另一位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予以牽制,由何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有意把張邊緣化。劉振立既是張又俠的人,習近平不可能不防。果然,呼聲最高、傳聞甚廣的劉振立出任國防部長之說,最後沒戲,代之的,卻是一匹黑馬出線,即海軍司令員董軍。 習近平信不過劉振立,但他信得過董軍嗎?奧妙正在於此。董軍來自遠離北京的海軍,在北京和高層沒有人脈,與現有的七名中央軍委委員相比,資歷最淺。須知,在七名中央軍委中,國防部長排名僅次于軍委主席和兩名軍委副主席,位居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軍紀委書記之前。董軍突升國防部長,但與其他人相比,他既非中央軍委委員,也非中央委員。習近平任命他,何止打破慣例?實為無視任何規矩,隨心所欲,恣意而為。 於是,如同秦剛一樣,董軍也將在短時間內連升三級:國防部長(已升)、國務委員、中央軍委委員(這兩項職務應在2024年三月召開的人大會上落實)、中央委員(將在一再推遲召開的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上落實)。秦剛連升三級(駐美大使、外交部長、國務委員),在外交系統引發羨慕嫉妒恨,出事後,該系統一片幸災樂禍。董軍連升三級,在軍方高層引發的,也必然是羨慕嫉妒恨;若將來出事,也必然激起一片幸災樂禍。 另外,如同李強一樣,董軍一上任,就面臨被完全架空的尷尬。國防部長已經是虛職,沒有高層人脈和左右手的董軍,更加被虛位化(或僅淪為一個發言人,即與美國對話,代習近平傳話的發言人)。這正是習近平所要的。如果說,習近平擔心軍方高層有人發動政變,相對擁有實力和人脈的劉振立和張又俠可能,但董軍的可能性就相對小得多。 從這一點而言,與其說是習近平信任董軍,不如說是他不在乎董軍。放棄劉振立而提拔董軍,習近平的出發點和苦思極慮,不是軍隊的進取,而是他個人的安危。換言之,習近平選中董軍,並非以事論事,而是以人論事。仍然是權力鬥爭的戲碼。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