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送漢森玩具推土機：「你給了我們國家希望」
2026 年 6 月 23 日
「全面脫貧」、「信仰自由」和「民族和諧」──八成人月收入不足3000台幣 在2023年的冬至來臨的前三個深夜，中國最窮（人均GDP最低）的省份甘肅省，其中最窮的地區臨夏州，轄下的積石山縣發生6.2級地震，至今已知奪走131條人命，成為中國近10年來最嚴重的震災之一。 我想不只我一個人很奇怪，為什麼6.2級會死亡這麼多人，因為去年花蓮玉里6.8級地震，死傷個位數。 為什麼積石山縣會這麼嚴重？中國媒體和海外媒體給了很多原因。但是我注意到兩個重點：房屋為什麼會損毀這麼嚴重？不是全面脫貧了嗎？第二，為什麼中共中央統戰部會第一時間介入救災？為什麼臨夏州積石山縣是中央統戰部的定點幫扶縣？積石山到底是怎樣的地方？為什麼這麼特殊？這種特殊地位和它的貧窮之間，有什麼聯繫？ 首先，關於為什麼傷亡這麼嚴重。根據媒體說法，搜救主要困難主要是溫度、天氣惡劣，零下15度，其次是海拔高，這裡屬於甘肅向青藏高原過度的山區。另一方面，農村大多數以留守老人為主，很多沒有智能手機，地震又發生在半夜，來不及反應造成傷亡過高。而且震中柳溝鄉是居民聚居的地方，人口相對稠密。 為什麼房屋損毀這麼嚴重：因為震中是貧困地區，一方面農村大多是自建磚房，誰便宜請誰建，其次甘肅地震的震源深度較淺，僅10公里。 但是，問題又來了。 2008年汶川地震後中國建築抗震設計就有了強制性規範要求。要求是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而6.2級地震，只算中震吧，為什麼積石山縣的房子這麼弱不禁震？這就要聊到積石山這個地方的真相了。這是中國扶貧的真相。 積石山縣全稱叫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中國名字最長的縣。在地圖上，積石山縣不是很偏，離蘭州並不遠，但是打開衛星圖，會發現，它逼仄地鑲嵌在高原山區。 這個地方有多窮呢？先從地圖上看，沒有高樓大廈，也沒有工廠。從統計數據來看，2021年，積石山縣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5.7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33.7元。其中城鎮人口佔全縣常住人口的比重為22.54%。也就是說，積石山這個地方，這裡8成的人，每個月可支配收入只有人民幣600多元——是的，八成人月收入不足3000台幣。 中國不是全面脫貧了嗎？ 沒錯，他們的媒體是這樣報導的。我們可以在甘肅政府網站上看到，這裡常年自然條件差、可利用資源少、工業基礎薄弱、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直到2020年2月，甘肅省人民政府才批准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退出貧困縣，這裡可能是中國最後脫貧的縣。 積石山的人，主要是60年代初中國大饑荒的時候，從青海循化逃荒來到積石山的，然而這裡依然經年貧窮。在當地2017年的報告文學裡，積石山的人生活是這樣的，大部分人只靠耕地和養羊勉強糊口，貧病交加。農村小孩子上學的午飯普遍就是又干又硬難以下咽的饃。2017年，汪洋來積石山考察，當地還大書特書。隨後，經過幾年的輸血，2020年，這裡宣布脫貧了。甘肅的黨報甘肅日報寫道：《臨夏州歷史性擺脫絕對貧困》：2009年以來落實補助資金29.38億元，累計改造危房22.58萬戶，2020年，農村C、D級危房全面清零。 什麼叫cd級呢？根據中國的《2023年農村住房安全性鑒定技術導則》，c級：局部危險，d級：整體危險。A級：結構能滿足安全使用要求，承重構件未發現危險點，房屋結構安全。B級：結構基本滿足安全使用要求，個別承重構件處於危險狀態，但不影響主體結構安全。也就是說，2020年，積石山農村的房子，都達到了ab級。 而這是誰的功勞呢？ 2020年，甘肅省政府的一個新聞揭示了一切：【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 新時代 新作為 新篇章】——全省近175萬農戶通過危房改造住上安全房： 原來，是習博士為甘肅省的農村危房改造指明了方向。 文章煽情地說「擦拭桌椅、打掃院子……搬進新居有一段時間了，積石山縣癿藏鎮學文村村民馬尕布一家依然沈浸在幸福之中。馬尕布說：「住上新房子，感覺生活都有希望了！」馬尕布家是我省最後一批危房改造的農戶，隨著馬尕布家新房落成，我省危房改造工作衝刺清零任務完成。據統計，通過危房改造，全省174.9萬戶農戶住上了安全房⋯⋯確保危房改造不落一戶、不漏一人，為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結果，這方向明顯沒指點好啊，答卷交得經不起考驗，一場6.2級的地震，就把這場危房改造的成果震得粉碎。 說是全面脫貧，但是8成人的月收入700元，說是危房全面改造了，結果遍地塌房。 那麼，第二個疑惑又來了。為什麼統戰部會介入救災，為什麼臨夏州積石山縣是中央統戰部的定點幫扶縣？積石山到底是怎樣的地方？ 其實聽名字就知道，這個縣是少數民族混居，而且是中共最忌憚的一個信仰族群——穆斯林的聚居地。而臨夏州雖然窮，但是他卻被稱為陝甘穆斯林的「小麥加」。這裡很多清真寺，中國不少回商皆出自臨夏。他們不僅廣泛地涉足國內的清真食品、民族用品貿易以及民族餐飲，還在皮毛、地毯、茶葉、蟲草、百貨貿易等領域形成抱團效應，一種印著「臨夏」標誌的棕色塑料湯瓶就產自臨夏，如今甚至反銷到了中亞。 可是，中國政府打壓的不僅是新疆維吾爾人，而是整個中國穆斯林群體。集中營里不只維吾爾人，清真寺被摧毀的地方也不止新疆。 對於一位積石山穆斯林而言，新的一天是在清真寺宣禮塔上傳來的喚禮聲中開始的，也在喚禮聲中結束。但是就在今年11月的BBC就報導：人權觀察報告稱，中國政府在寧夏、甘肅大量關閉及改造清真寺。人權觀察取得衛星影像，證實寧夏回族自治區兩個村落共有7座清真寺，全都被拆除圓頂和宣禮塔，其中4座更遭顯著損壞——3座主樓被推平，1座祈禱室內部受損。2018年，甘肅政府禁止16歲以下人士在有「中國的小麥加」之稱的臨夏市參加宗教活動。2019年臨夏電視台報道稱，當局經過「艱苦細緻開展了思想教育引導工作」，將其中一座清真寺改造成「扶貧」用途的「加工車間」和「文化活動室」。 很多人說，中國政府對穆斯林的管制來自2009年的新疆七五事件，言下之意是由維吾爾人自己引起的。但是這種推測其實顛倒了因果。 在積石山的政府網站上，我看到，在2007年，當地政府就這樣總結扶貧成果：「積極引導各清真寺，宗教界人士嚴格遵守《義務教育法》，不招收16歲以下未成年人入寺念經，並通過宗教界宣傳、教育，動員失輟學學生重返校園。⋯⋯充分發揮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召開不同層次的會議，對信教群眾進行宣傳教育，使群眾明白不接受義務教育是一種違法行為，未成年人入寺學經不僅是違法的，而且是違背伊斯蘭教義的道理。」原來對當地穆斯林信仰的管制，從本世紀初就開始了。 中共的這種宗教管制，表面看是為了經濟，但另一方面，何嘗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穆斯林的信仰阻礙的經濟發展？何嘗不是因為他們忌憚宗教信仰的力量？何嘗不是因為他們長期以來的維穩心態？何嘗不是因為他們對少數族群的偏見和戒備，以及管製為主的極權統治慣性？這種思維，怎麼不可能掀起族群衝突，怎麼能不引起穆斯林反抗？ 所以，為什麼中共的扶貧成果，被一場地震扒開了真面目？因為，他們發展經濟的努力，首先是為了政治目的服務，他們在少數民族地區扶貧，要當地付出的是文化傳統和信仰自由被剝奪的代價，扶貧，是為了鞏固統治。而且，還沒有真正沒扶到貧，一個地震就可以功虧一簣。積石山的民眾，正是中國當下的寫照。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一年多前，北京曾發生義士彭載舟（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掛罷習反共橫幅的抗議事件。一年多後，一群文人以筆為刀，在國內嚴厲的環境下，勇猛地以自己的方式反習，效果同樣震憾。 雜誌封面漫畫諷習「指明方向」停刊 疑因最近一期（也是最後一期）雜誌封面漫畫諷習「指明方向」觸怒當局，以針砭時弊著稱的大陸雜誌《雜文選刊》12月4日發布遭停刊（休刊）。 據《雜文選刊》編輯部發布的「休刊啟事」，該刊自2024年1月1日起休刊」，並稱「休刊期間，我們將認真做好各項有關工作。」 《雜文選刊》12月號的封面漫畫內容，是一隻大手在指向前方，在手上順著指明的方向跑的人，卻紛紛掉下深淵……。網友介紹，漫畫名為「指明方向」，疑涉嘲諷習近平。 因反共反習被開除黨籍的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12月17日在X（前推特）發出《雜文選刊》最後一期封面表示： 「轉牆裡網友的話：這本雜誌今年最後一期，也是終期，明年就停刊了。編輯部豁出去了，大膽封面配圖引起世人關注。一隻偉大的手指引著方向，卻是萬丈深淵，眾人前仆後繼，奔向深淵。這是當前形勢最形象的表達。目前在緊急回收銷毀已售雜誌，根本買不到了。」 不少海外網友跟帖： Ying：「向編輯們致敬！幸好網際網路有記憶這張圖不會被消失。」 喬志飛：「喜歡這張圖很久了，如果真的在那裡有雜誌敢封面，可能是我在這歲末的時候，最欣慰的一件事兒了……」 Jude：「挺好看的雜誌，高中的時候就挺喜歡看，沒想到停刊了，我們八零後在國家重新強大時長大，又經歷了繁榮，以為會越來越好，結果等來了這個大魔王，未來的幾十年還要生活在他的陰影下，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終結這個邪惡的政權，為我們的下一代迎來真正的希望和光明。」 總有刁朕想害民：「一本令人肅然起敬的雜誌！一群令人敬佩無已的文人！那些離我們而去的，有不少值得懷念的。這種風格的雜誌，我讀過不少，也間接塑造了我的文風。好在，離天亮也不遠了。過個一兩年，估計就可以復刊了。」 實相的自然：「唉，嘆息之餘，從中看到了中國還是有希望、有未來的！總有一群人，心中有火、眼裡有光，他們才是支撐起一個民族的脊樑！」 呂文海：「創作者楊樹山，開通了抖音號，有興趣的去逛一逛他的其他作品。」 中森女士等等我：「這個編輯是做好殺身成仁的準備了。」 Stevenchin0512:「雜誌社從老闆到員工全TMD都是爺們兒，純爺們兒。」 David W.：「這本雜誌多買，保存起來，以後價值千金。」 牆內微博也有不少網友留言，話裡有話，對雜誌和漫畫多有褒讚之意，僅摘一句：「雜文選刊最後一期，勇敢的人們！」 《雜文選刊》原名《雜文家》，創刊於1988年，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吉林省雜文選刊雜誌社有限責任公司主辦的學術性刊物，最初由主編劉成信先生創辦了內部刊物。1991年，更名為《雜文家選刊》；1993年，更名為《雜文選刊》。 劉成信曾把雜文的社會功能比喻為「社會醫生」，說雜文就是批判的、揭露的，其本質恰恰是「說真話、講真理、抒真情」。 目前未知雜誌的編輯們的處境，但到北京時間12月19日晚間，微博還沒有封殺《雜文選刊》12月一期封面，不少網友轉發。去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這期的信息，一些電子版還能閱讀。筆者寧願相信，這是一些網管良心發現，躺平不管。 「指路帝」對號入座 眾所周知，中共黨魁習近平時常喜歡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各國「指明方向」，網民封號為「指路帝」。 自2017年中共十九大起，中共宣傳喉舌把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再推上一個新台階，稱習為「人民的領路人」。自2020年起，官媒更開始頻繁報導習近平為全世界、全人類「指明方向」。 據媒體統計，僅僅在中共病毒從中國武漢傳出，世界深受疫情重創的2020年，官媒以「習近平為世界指明方向」作為標題報導就至少有12次。其中，這年9月21日，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當天舉行的聯合國成立75周年紀念峰會上發表的講話為「聯合國的未來指明了方向」，而世界衛生組織（WHO）確實被指是聽命於中共。 近幾年紛紛獲習「指明方向」的，還有中國的製造業、國足、「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一帶一路」、「復工復產」，等等，大多爛尾。 獨裁者和他的走卒，除了對號入座，關停《雜文選刊》，別無它策。但同時也成全了這本版物，以及這群知識份子的歷史一刻。故此，這次《雜文選刊》最後以漫畫「投槍」，令人網友均有同樣的感受：原來中國還有這樣勇的一批知識份子。 中國醞釀黑天鵝 去年中共二十大前，10月13日曾發生義士彭載舟（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掛罷習反共橫幅的抗議事件。四通橋事件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因為中國終於有人帶頭公開喊出了打倒獨裁者的口號。彭載舟的口號，也因此成為一個月之後的白紙運動的先聲。 相對於過去南方報系被指敢言，或者財新網號稱敢言，在《雜文選刊》以停刊為代價的抗議面前，都顯得失色了。這次《雜文選刊》最末一期封面，以漫畫無聲表達譏諷，讓人會心一笑。這是中國文人造反的先聲。 我的大學同學，一位剛潤到海外的前大陸文化人，最近參與了海外反共檄文的徵稿。筆者和他談起《雜文選刊》一事，他透露，他們在國內就有一個圈子，生意人兼文化人，在國內努力做著對中國人思想啟蒙的工作，想讓中國人知道，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絕不是共產黨這種要以馬克思主義為魂的邪路；我們也要讓中國人知道，中國人有權擁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思想文化自由，言論自由和各種人之權利。 但這位同學，在國內難以施展，終於出來了。 我還有一位在國內的朋友，中國作家協會成員，他是我所知道的國內的精英、頗有思想的人之一，能看穿中共的假惡暴，也曾為鐵鏈女發聲。但他說現在他選擇沉默等待天亮，應時而變。 我知道，在中國，許多人在等待，鮮有行動者。但看到《雜文選刊》這期，深深感到，他們是行動者，儘管在中共的管制環境下，效果難彰，但已難能可貴。儘管中共打壓了一批又一批，但真的勇士仍會不斷湧現，最終中國會飛出觸發中共倒台的黑天鵝。 那隻假稱「偉大」的手正在指引萬民墜深淵，那幅漫畫卻彰顯中國正涌動反習、反共浪潮！2024，中國將變！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在獨裁體制下，特別像中國這種獨裁體制，要對領導人的權威進行準確的、定量的度量，幾無可能。即使在威權國家，也有直接針對領導人的民意調查，然而在中國，最多能夠做到的是對政府滿意度的調查，雖然政府滿意度也間接反映了對領導人的信任程度，可兩者畢竟不能直接劃等號。再考慮在中國涉及政治的民意調查的可信度，即被調查對象未必會說真話，很難從中去評估領導人的權威程度。然而，這並非表明對習近平權威的衡量就束手無策，我們可以從中共重要會議的語言表述分析評估習近平權威消長的趨勢，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黨國體制對領導人有不同於一般獨裁體制的獨有的語言表述方式，在習近平時代，最明顯的是諸如核心、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等語詞，以及固定的、程式化的表達。這些辭彙和表達方式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也一般都會出現。 相對政治局會議、中央全會和黨代會以及其他的政治類重要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顯示習近平的權威性這一點上，有著優勢：首先，它是對當年經濟工作的總結和次年經濟工作的部署，經濟工作會議雖然也有著很強的政治性，但是在會議的性質上畢竟不像前三者一樣屬於政治會議。因此，在測試和反映領導人權威的政治靈敏度上，反而比政治會議要強。原因在於，因為是政治會議，即使是習近平的權威有所下降，但在表述上當局會讓它不明顯體現出來，換言之，無論習近平真實的政治權威程度如何，在政治類會議上，體現權威的一些固有語言和表述一般都會有，外界很難看出其中的些微差異，但是對經濟工作會議，如果習近平的權威在這一時期有所下降，在表述上就會有反映。大概在當局看來，沒有寫上習近平專用的辭彙，人們一般都不會注意。 其次，經濟工作會議一年一次，而且是在年末舉行，能更好反映和檢驗習近平一年來特別是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力。政治局會議一般一個月開一次，雖然習在某個月權威有所下降也許會在會議的表述中體現，但第二個月或第三個月其權威又會恢復，所以它的波動性有點大。黨代會五年一次時間又太長，如果在會議的公報中出現了明顯不同於上次黨代會的表述，當然是重大的情況變化，能夠直接反映習的權威的變動，但這隻能等到5年後。中央全會雖然也是一年一次，其會議的政治性僅次於黨代會，但如前所述，它的政治靈敏度比起經濟工作會議要弱，不能很好地反映習的政治領導力。另外，中央全會在當年10月舉行的時候更多，不像經濟工作會議12月舉行反映全年情況。 再者，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連續性。某次經濟工作會議無法驗證習的權威的消長，必須把時間拉長，再對照當年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以及社會情緒，就可以從會議的文字表述中看出習的權威消長的細微變化。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幾天舉行，在幾千字的新聞報道中，提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兩次，分別是第三段和倒數第三段；在第六段還提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此外，再無其他只屬於習專有的政治辭彙。 將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和過去10年尤其過去五年的經濟工作會議拿來逐一對比，會發現習的政治權威是有衰減的。 同中共其他的重要會議尤其前述的幾個政治類會議一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形成了一種程式化的報道方式，這就是毛曾經嚴厲評判的黨八股，只不過，在江胡時代，包括習的第一任期，這種黨八股文風還不是十分嚴重。習上台的前四年，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雖然有「會議要求、會議強調、會議號召」之類表述，有著當時的政治術語，但是習近平的名字不是每年都出現。比如2012年和2013年在會議報道的倒數第三段，有「會議要求，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的表述，2014年和2015年的倒數第三段，將「會議要求」改成「會議號召」，沒有出現「以習為總書記」這個表述。2016年的倒數第三段不是「會議號召」，而改成「會議強調」，依然沒有習的名字。 但從2017年開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有兩個明顯改變，一是談到做好明年的經濟工作，統一用「會議強調（2017年用的還是會議指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二是倒數第三段，統一用「會議號召，全黨全國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另外，體現習的政治權威的「四個自信」、「四個意識」、「兩個維護」等政治標語也開始出現在報道中。比如，2017年就有「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四個意識』，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之類話。原因就在於，習近平在2016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首次自我加冕成為中共「核心」，2017年習在中共十九大連任並且提出了「習近平思想」，進一步確立了核心地位，所以才有突出其在黨內政治權威的表述變化。 綜觀十九大以來的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道，在顯示習的政治權威的表述上，共同點是以習思想為指導，團結在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同點是，2019、2021、2022這三年都有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表述，只是2019年放在「會議強調」那段，2021、2022年放在「會議號召」那段，但2018、2020年以及今年則沒有出現這四個政治辭彙。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就需聯繫這三年的具體情況來分析。 2018年，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由於中國還沒摸准特朗普的談判風格和施政特點，在和美國的對抗中不能揚長避短，而是被動的一味對抗，造成社會的悲觀情緒以及經濟發展的困難。2020年是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年，習近平採取封城的應對方式，更是挑戰了社會的忍耐極限。因此在這兩年，習的領導能力大受損害，在黨內和社會的權威都受到嚴重影響和衝擊，經濟工作會議於是沒有提「四個自信」、「四個意識」、「兩個維護」。 如果說，十九屆的5年，黨內最高層還有李克強和汪洋這兩個團派在，他們雖受習的壓制，但是當經濟和社會形勢不好時，他們在黨內的話語權也會相應提高，對習的權威有進行軟抵制；20大後，不但黨內最高層全部是支持習的力量，政治局這個中共的政治中樞也幾乎全是習的人馬，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習的權威在黨內和社會受損，按理他們也會全力去維護，然而，今年經濟工作會議沒有把「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寫進去，說明習三年新冠處理的失敗以及在放棄清零後經濟沒有像樣反彈，即使他的親信也看不過去，在他們那兒，習的權威也受到折損，即便他們還對習唯唯諾諾，但在私下裡，不會再把他看作不可冒犯的神聖存在。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習在黨內高層的政治權威雖然已經衰減，但程度還是沒法具體量化，是否嚴重不好評估。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習再走錯一步，比如明年的經濟形勢繼續糟糕，或者在外交、兩岸、社會領域出現某種不可測的事件或危機，他的權威會進一步衰落，黨內乃至他的親信隊伍內部會不會醞釀某種躁動，值得我們觀察。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賴清德萬里老家的「爭議」發生後，有民進黨人士提出解套方案，其中包括建議賴清德拉高「道德標準」，把自己的老家捐出來作為礦工博物館，以徹底地切割這項爭議，從這議題里「脫困」。 這個建議是希望選舉議題不要被干擾，儘快回到正軌，出發點良善。不過，良善的出發點背後其實是預設賴清德老家的爭議已經說不清楚，會衍生成為選戰風險，所以應該儘快切割。某個程度上，這樣的風險意識部分是來自於綠營去年選舉不愉快的的論文門爭議，部分則來自於綠營面對這場選舉時難以掌握議題的焦慮。只是，未戰先撤兵，凸顯的是綠營支持者的信心危機。 賴清德老家位於新北萬里六坑煤礦旁，其實是礦工工寮，也是他出生長大的地方。房子在民國60年左右拿到門牌號碼，但北部區域計畫施行對建築管制日期卻是在民國70年2月，房屋存在於法律規範之前，這房子其實不涉及現在定義的「違建」。問題在於，當地的礦權在民國77年被廢止之後，中央與地方政府因為行政怠惰並未重新編定地目，導致礦工用地住宅地目不明，礦工及其後代居住權受損，卻被視之為「既存違建」，這對全國現在還居住在礦工用地的幾千甚至上萬住戶其實並不公允。 關於這一點，新北市府的說明早已相當清楚。新北市府最早聲稱查不到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認定老屋應該是「違建」。未久，又透過工務局現場勘查並比對空照圖，認為應屬98年6月25日前的「既存違建」，「要依序排拆，不會裁罰。」接著，在今年9月6日又提出正式聲明指出，由於建物所在地區是民國70年2月15日才發布實施北部區域計畫，才開始實施建築管理，如果建物所有人能提出相關佐證資料，證明建物是在70年2月前已經存在的事實，就可以依「新北市政府核發合法房屋證明處理要點」提出申請，認定為合法房屋。 所謂的「違建」是指沒有經過主管機關發照卻擅自建造的建物，賴清德的老家自始都是合法的職工宿舍，是合法的老舊房屋（只是政府未配合變更地目）。如果這是柯文哲黃國昌所說的必須全棟拆除的違建，那賴清德老家萬里中幅里九成同樣狀況的房子該不該拆？全國數千棟同樣狀況的礦工宿舍該不該拆？更不用說，那棟房子是全家人的共同記憶，同為人子，賴清德如何能剝奪其他5個兄弟姊妹的權力？ 身為新北市長的侯友宜自始都清楚問題根源，所以他本人始終不願對此議題多表示意見，除了擔心遭回擊地方政府行政怠惰外，也怕自己拿賴清德這根本不值錢的偏僻小屋做文章，一把火會燒到他當寓公的陽明山學生宿舍。至於柯文哲因為先前新竹違建被拆心有不甘，但昨天他接著被爆出疑似炒作持有農牧用地，還租給遊覽車公司違規使用，他又有什麼臉面嘲諷賴清德合法存在的老家是「違建」？ 從選戰的角度，賴清德的老家爭議不但可與侯友宜年收數千萬的陽明山學生宿舍相比較，也可以與柯文哲疑似炒地風波相對比，剛好凸顯3名總統候選人家世背景與財富能力的巨大不同。不僅如此，從這棟萬里老房子開始，它到底與汐止廖家侵佔國有地蓋停車場收租、南投馬家的700坪歐式莊園、彰化謝家600坪的歐式城堡、台中顏家的千坪莊園招待所、雲林張家的青埔宮，以及中和張家的空中高爾夫球場有哪些不同？這其中，誰在違規使用？又是誰在占國家便宜？台灣社會總該有基本的公平正義。 選戰危機管理不是只有認錯、道歉與切割；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直，不但不怕爭議上身，還可以借力使力、隔山打牛。從去年敗選到現在，民進黨氣氛低迷悶太久，悶到自己不相信自己，悶到自己失去了議題設定的能力，這毋寧才是屬於民進黨的選戰危機。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悄然變化的龍椅座次：從「馬恩列斯毛」到「馬恩列毛習」 網上流傳一張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課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學時的教室設施，已是天壤之別。我上大學時，北大的教室是簡陋的桌椅，教授沒有電子設備配合，只能用粉筆在黑板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板書。如今的教室，聲光電一應俱全，富麗堂皇，教授背後的牆壁上，是三個巨大投影儀，放出課程內容的圖片——五個人物的彩色圖像，比歷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畫像還要顯赫，這五個人赫然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和習近平。比起傳統上的「五人幫」來，新的「五人幫」中少了斯大林，多了習近平。 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產黨國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說《冰與火之歌》中的「鐵王座」。雖然恩格斯只是馬克思的附庸，但馬、恩二人如影隨形，無法分開。這兩個大鬍子所創立的學說，給此後一百多年的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英國蘇俄問題專家理察·皮爾斯（Richard Pipes）在《共產主義簡史》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睥睨所有異議的僵硬學說，馬克思對於不同意見的人的態度是相當明顯的，他說：「批評並不只是一把外科手術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僅是駁倒敵人，而且要毀滅他們。」英國歷史學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所謂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著作遠離事實，其《資本論》完全不了解資本主義，「馬克思一輩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詞暴力之中，有時甚至演變成身體上的攻擊。……斯大林時期所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是早在馬克思的行為中就已預見。……一旦馬克思權力穩固，他將會大施暴力與酷行。」馬克思身上充滿獨裁者的味道，一位貼身觀察過其言行的人說：「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對權力無限的野心與熱愛……他是其黨派的絕對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獨自進行，並專斷地下達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對意見。」 列寧作為第一個共產黨國家蘇聯的創建者，其地位緊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馬、恩二人只是紙上談兵，其創建的「第一國際」無疾而終；列寧卻是真槍實彈地幹革命，創建了一個超越霍布斯想像的利維坦。儘管蘇聯已解體，俄羅斯共產黨幾乎不太可能成為執政黨，但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中共政權，還是將列寧擺放在共產黨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卻被撤下，正如其屍體被移出莫斯科紅場。 在接下來中共領袖的序列中，沒有鄧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位置，習近平對他們不屑一顧。在毛之後，直接就是與毛一樣「英明神武」的習近平，中間四十年的歷史不翼而飛。過去，已經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稱為「經典」；如今，活著的習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經典」，這種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級官員爭先恐後為太監頭子魏忠賢建造「生祠」如出一轍。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國學者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在其專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儘管他在本書的結尾留下悲觀的評論，預測在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個人崇拜的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但政治事件卻進行得比預測得要快得多。習近平掌權後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劃、推動個人崇拜。「習近平的形象和聲望極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隨著習近平在公共安全、經濟改革和反腐鬥爭領域中越發突出的地位而出現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國政治光譜大大移向左傾的可能。」 壞書讀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課在中國的各級學校都是必修課。中共官媒所強調的學習，含有「學習習近平」這種一語雙關。在鮮紅的「學習強國」網站上，全都是對習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稱頌習近平「最大的愛好是讀書」，習近平也要求領導幹部「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 習近平認為「領導幹部普遍應當讀」的重要書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出版座談會上，作家曹谷溪提到習近平在陝北插隊時的生活細節：「在土窯洞里的煤油燈下，每天他都要讀書到深夜。據我所知，上大學前，他就三遍通讀《資本論》，寫了厚厚的十八本讀書筆記！「後來，習近平發表了若干研究馬克思著作的論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發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發表「略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習近平撰寫的《擺脫貧困》一書中，也多次引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習近平還說：「如果心裡覺得不踏實，就去鑽研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多看幾遍。」 且不說習近平是否真讀過或讀懂了馬列主義原典，是否親筆寫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無物的論文，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歷史和科學所「證偽」，並無多少研讀的價值。德國學者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展出來的勞動價值理論，如今已被視為過時，在經濟學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預言，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會變得極度貧困，並沒有發生，相反，工人階級大都成了中產階級。他的論點，唯有勞工階級可以是革命主體，在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垮台後，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說，現代社會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核心對立，也破產了。他的信念，歷史的發展有明確的目標，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對歷史事實的深入檢驗。對於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預測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滅。 馬克思的種種學說，不僅錯得離譜，而且給人類帶來滔天巨禍。據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網站所披露的數字，全球範圍內死於共產黨暴政的人數為四千萬至一億六千萬之間，取其中間數的一億的這個數字被廣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該組織又宣布，他們將把二零一九年以來的中國武漢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產主義死亡人數中，並將疫情爆發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歸咎於中國政府。如果將一億多的死亡人數平均到馬克思厚度為一千多頁的《資本論》中，每一頁分攤十萬人左右。若每一頁為一千字左右，那麼這本書的每個字就殺害了一百人！可以說，《資本論》是人類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書，遠遠超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 然而，這本殺人之書，在中國大學課堂上仍被當做經典講授，荼毒無數年輕的心靈。 讀書是好事，但讀什麼書更重要。讀怪力亂神的傳單，成為義和團拳民；讀毛主席語錄，成為紅衛兵；讀習近平著作，成為如同殭屍般的「戰狼」、「小粉紅」和「白衛兵」。馬克思的書讓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書讓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一書，將馬克思主義駁得體無完膚。海耶克指出，社會主義者不要命的自負，在二十世紀居然有機會使蘇聯、中國等國成為巨大的試驗場，人們以為走向天堂，卻陷入人間煉獄。海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說：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製造成經濟不公，轉向同情、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然而，統制經濟與民主不兼容，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台灣歷史學者李筱峰說：「我常對學生說，如果台灣人和中國人都好好讀過這兩本書——《自由憲章》和《到奴役之路》，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就別想混了！」但願有一天，中國的大學課堂上講授的是海耶克，那時的中國必定是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2023年7月1日的周末，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舉辦了今年以來第二場大型造勢活動，地點選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皮肯斯鎮（Pickens），當天吸引了非常多川普支持者前往，皮肯斯鎮住有3400位居民，但根據皮肯斯警察局長的估計，參加集會的人數恐怕超過了5萬人，比小鎮總人口數10倍還多。透過相關新聞照片，確實顯示了不只位於小鎮中心的集會場滿是人潮，連周圍街道也都有為數不少駐足聽取川普演說的民眾。就氣氛來說，這當然是一場成功的造勢，對比黨內其他競爭者，川普這般規模的室外演講，確實無人能出其右。 川普上一場的「大造勢」，則是3月底辦在德州的韋科市（Waco），那次是韋科市消防局出面估計現場有1萬2000到1萬5000人參加，聲勢也很驚人。但不論是韋科市的1萬5000人還是皮肯斯鎮的5萬人，都不屬於正式官方統計，主要是以「目測感受」，覺得人應該有這麼多。 當然，類似競選造勢活動，的確不容易精確計算真實到場人數，因此多半是靠經驗法則，或是以現場空間做出估算，只是這種估算方式，經常和實際狀況差距頗大。不過，真的要以「目視」推測人數，其實未必沒有更符合科學的方法。 2018年，美國社群網站LIMELINK曾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視覺化人群規模》（Visualizing Crowd Sizes），內容正是協助讀者如何以「目視」方式，做出人數上更趨近事實的計算。 文章舉例如下：在一間放滿50張椅子的教室里，如果坐滿了，現場當然就是50人，亦即「你看到50個人聚在一起的樣子大概就是這樣」；另外，根據一張每列約莫站10個人，總計10行的照片，藉簡單數學計算10ｘ10，就會知道畫面內應有100人左右；再者，文章中還找到了一間有150個座位的教室，每個人都開著筆記電腦，然後告訴你，「這就是線上150人同時收聽你podcast」人群規模示意畫面；接著，要想像現場人數達500人的畫面，可參考一間傳統戲院坐滿人是什麼樣子；到3000人時，就必須至少是一間擁有三層座位的表演廳；衝破1萬人時，視覺化人群規模就要對照正規網球比賽的現場觀眾；若說來了2萬人，就最少要有倫敦Q2體運館（The O2 Arena）滿座的盛況；3萬人的現場，這篇文章是以密西根大學沃爾多室外體育場（Waldo Stadium）現場觀眾為參照；要喊5萬人，必須坐滿夏威夷大學勇士隊（美式足球）的主場──阿啰哈體育場（Aloha Stadium）；要知道7萬5000人有多少，就去看巴黎聖母院體育場；要知道10萬人有多少，就去看密西根體育場（Michigan stadum）；假若想知道18萬人的規模也沒問題，德州賽車場（Texas Motor Speedway）包含上層包廂，就可創造出這樣的數字。 《視覺化人群規模》文章所舉的場地皆有固定位置（運動比賽的座位通常很緊密）作為計算標準，如此對照方式，應該可以有效輔助一般人對人群規模的客觀視覺判斷。 2012年，總部位在紐約的慈善機構「慈善里程」（Charity Miles）也曾利用類似方法，讓捐助者「想像一下」自己幫助了多少人。當年「慈善里程」推出了《餵食美國》和《世界糧食計劃》，目標是幫助10萬人受惠，在目標如期過半，已幫助5萬人時，「慈善里程」便先在社群網路上發布了一張貼文感謝所有參與者，開頭第一句話就是：「這就是五萬人的樣子。」並附上一張美式足球場坐滿觀眾的圖片（和夏威夷大學勇士隊主場相似）。此即「視覺化人群規模」的運用之一。 那麼，若以「視覺化人群規模」去衡估川普南卡州皮肯斯鎮和德州韋科市的造勢，無論前者5萬人的推測還是後者1萬5000人的估計，都是明顯高估了。 16日，柯文哲前往台南舉辦首場大型競選活動，因為民眾黨台南市黨部主委蔡宛秦聲稱現場湧入了5萬人，這對一直被指缺乏「組織陸戰」的民眾黨來說，自然是一大鼓舞，且很快就在社群網路上形成討論。只是後續不斷遭到質疑人數灌水，各種檢視法都有，最後柯競辦發言人李有宜坦承，該場人數應該是5千到1萬上下。而也確實，那場造勢和「視覺化人群規模」中，「這就是五萬人的樣子」很不一樣。 （全文轉自上報）
11月30日我在本網站發表本文的上篇之後，12月5日《華爾街日報》也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的巨額隱性債務問題已到緊要關頭》。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現在已經引起了華爾街的高度重視；而且，華爾街進一步把視角擴展到了中國金融系統的巨大風險，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最近下調了對中國的信用評級。由此可見，如何觀察中國經濟的前景，再單純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長率，已經變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本質，才是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門 金融系統包括商業銀行、專業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的商業銀行分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國內銀行的主力是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如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股份制銀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還有一批城市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 在中國開設過業務的外資銀行曾達到47家，主要是美國的花旗銀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銀行，香港的渣打銀行，英國的滙豐銀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銀行和三菱東京聯合銀行等，台灣有12家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花旗銀行曾經多年來在中國開展高端客戶服務（理財賬戶開戶需50萬元人民幣起跳），去年底花旗已關閉中國的個人銀行業務。今年12月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消息指出，華爾街金融機構已大幅減少對華投資。 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託、證券、保險、融資租賃等機構以及財務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資機構，比如著名的美國先鋒領航集團(Vanguard)，其全球資產管理規模超過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資產總和的六倍。這家曾活躍在中國公募基金市場上的機構最近決定，把已經收縮得很小的上海辦事處關閉，退出中國。過去十年，面向中國市場的外企私募股權基金平均每年募資近一千億美元，而今年這些基金僅募資43.5億美元，業務大幅度萎縮。 金融部門是國民經濟的「心臟」，它不斷為各行各業「輸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布研究報告提出，要警惕中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國的金融部門正在「脫實向虛」，走在不健康的擴張道路上，導致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金融業不發達時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現在的8.3%，這意味著金融風險的來臨。 二、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迅速升高 中國的銀行是和政權的存亡綁在一起的，中共會不擇手段地不讓銀行破產。實際上，中國的金融系統是中共最後的經濟「救命葯」，財政的債務主要靠銀行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國有企業的壞賬靠銀行消化；而銀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國的民眾傾向於相信政府不會讓國有銀行垮掉。正因為如此，為了維持銀行業的聲譽，銀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實的壞賬數目，也不會如實減記銀行的資產。所以，中國的金融部門之債務是個黑箱，沒辦法準確算出來；也就是說，各家銀行，主要指大型銀行，它們的債務到底是多少，無法按賬面數據來判斷。 今年11月23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對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綜合報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專項報告的意見和建議》。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明顯超過了歐盟的3.9%，也超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4.9%；中國金融業規模巨大，但凈資產收益率、不良貸款率、資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標存在問題，資本金補充渠道不通，上市國有金融企業的股價普遍跌破每股凈資產價值。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現在要建立重點領域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 全國人大是中國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中，它實際上是中央領導者手中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既沒有真正的權力，也沒有真正監督政府的資格；它唯一的任務就是，為中共領導者交代下來的文件走一個「議政」的過場，然後蓋上一個「奉旨照準」的「圖章」。因此，全國人大的公開文件中，對政府行政之弊，從來都是用溫柔的語詞「撓痒痒」。當這樣的文件開始質疑金融風險的時候，自然就意味著金融風險已經在「叩門」了。 雖然國際金融界無法了解中國金融部門債務黑箱的狀況，但還是憑種種訊號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嗅到了中國金融風險的味道，於是將中國的主權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同時將八家中國的重要銀行之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這八家銀行包括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及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及進出口銀行這三家政策性銀行。這種負面評價標誌著，中國的金融部門潛在的風險正在顯性化。 三、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 自由經濟國家的讀者不容易了解中國的金融制度，他們往往用自由經濟之下私營銀行的管理運作體制去看待中國的銀行。其實，中國的金融體制與自由經濟國家實在是天差地別的。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曾經改變了共產黨傳統的計劃經濟，那麼，共產黨傳統的金融「大鍋飯」體制，其實質則沒有多少改變。 在共產黨制度下，政府是把銀行當「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來用的，財政沒錢了，國有企業虧損了，一律都是靠銀行用貸款來餵養的。中國改革之前，國民經濟當中的資金，八成由國有企業和財政來掌控；民眾非常貧困，1978年人均新增儲蓄存款只有5元錢，因此，銀行能運用的居民儲蓄非常少。在這種狀況下，銀行實際上主要靠國有企業的存款和財政存款來維持經營，它服務的對象也主要是國有企業，所以銀行實際上不過是財政和國有企業的「出納」。 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以後，財政能控制的資金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小，而隨著民眾收入的增加和購買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銀行的資金來源逐漸轉變成主要依靠民眾的存款，銀行也替代財政而成為經濟成長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國有企業依然佔據中國經濟的絕大部分江山，而國有企業依賴國有銀行貸款來維持運轉的局面並未改變。 由於地方政府可以影響國有銀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銀行不能拒絕國有企業無窮盡的貸款需要，國營企業則把銀行貸款看成是「政府撥款」。因此，雖然銀行的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變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銀行貸款仍然是面向國有企業的「大鍋飯」機制。這就為中國的銀行體制埋下了一個致命的「地雷」，一旦銀行被國有企業掏空了，銀行的巨額壞賬就必然動搖金融部門的安全，誘發金融危機。 四、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 當前中國面臨的潛在金融危機其實是改革以來的第二次，而第一次發生在1996年。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鎮就業者中86%是國有部門和具有國有部門特徵的集體企業員工。中共為了政治穩定，試圖穩定國有經濟，為此江澤民提出了「安定團結貸款」這個金融方針，即為了穩定城市的國有企業，要無條件地為國有企業提供它需要的銀行貸款。然而，國有部門的效率卻持續下降，當金融資源里國有部門佔用份額佔八成時，這個部門對GDP的貢獻只有四成多。這代表著國有部門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國民經濟資源，同時國有部門負債纍纍，越來越多的國企開始向銀行「打白條」，即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不再支付。從1979年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凈資產率（equity rate）從76%降到25%，1994年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達到了83%。 在中共的這種經濟政策之下，當時金融系統進入了危機狀態，四大銀行貸款的兩成已成壞賬，若加上逾期獃滯貸款，貸款總額的七成實際上已淪為無法歸還的爛賬。1991年四大銀行的呆帳約4,300億元，而同期這些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銀行系統已嚴重地資不抵債。1994年中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全面虧損，銀行的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的自有資本減少，也就是銀行的自有資本快要被國有企業吞噬殆盡。 當時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是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10到15倍，而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面對這種危險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採取了激進的國企全面私有化方針，目的是為銀行系統「止血」。當局掩蓋私有化的詞語是國企「改制」，至於改成什麼所有制，則故意避而不談。 朱鎔基1997下半年開始全面推行國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萬家國有工業企業的絕大多數都作為「包袱」甩掉，迫使幾千萬「全民所有制」職工低補償或無補償下崗，藉此讓中小企業私有化，同時讓大型國企上市、實行部分私有化。 五、國企私有化暫時救了中共 在中國的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當局讓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同時也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了國企的廠長經理身上。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替罪羊」。國有私有化，企業都賣給誰？事實上，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滿足收購企業所需要的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金需要，而外資在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鼓勵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使用非法手段，搖身一變而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闆。近百萬國企管理者用企業作擔保，從銀行借款，「購買」了自己主管企業的國有財產，把企業註冊在本人或家族成員名下；然後以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動用企業公款，歸還他們私人購買企業的貸款。此外，許多國企管理者逼迫員工購買企業的部分股份，職工為保住飯碗，只能拿出家庭儲蓄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但普通職工擁有股份後，企業管理層並不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經營和資產轉讓，等於讓職工出資幫企業管理層獲取企業的所有權。同時，當局縱容紅色權貴家庭的妻子兒女，利用關係網幫助大國有企業獲准上市，以此無償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後通過抬高股價大獲其利。 中國1996年有11萬家國有工業企業，2008年底只剩不到1萬家，其中還包括已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國企。中國的私有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小國企的私有化，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4年。究竟誰成了國企「改制」後的新老闆？據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做的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大約50%到60%的國企都變成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四分之一的企業的買主來自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其中外資所佔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佔一成。 朱鎔基推動私有化的時候，中國正急於加入WTO，以擴大出口。WTO接納中國的前提是，中國必須取消計劃經濟並實行國企私有化。因此，中共當時為了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中國私有化進展狀況的資料，為中國加入WTO鋪路，特別准許境外研究人員對國企私有化做調查，因此，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早已在國際社會公開。但當局在國內對私有化真相掩耳盜鈴，不許國內媒體報道私有化的結果，也禁止國內學者研究這個專題。 此後中共迎來了外資湧入的高潮，外企幫助中國的銀行把壞賬打包處理，度過了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同時，藉助大規模出口和「世界工廠」的形成，中國經歷了經濟繁榮的二十年。 六、中國銀行業的第二次危機 國企私有化確實幫銀行從此甩掉了為中小型國企「輸血」的任務，但並沒改變大型國企「汲取」金融資源的運行特徵。不僅如此，地方政府為了通過開發房地產賺錢，發行了大量債券，大部分讓銀行認購，因此，2010年開始，各級地方政府都加入了從銀行「吸血」的行列。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並沒被改變，相反卻成了地方政府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連民營的房地產企業也學會了吃金融「大鍋飯」，最終引發了大型房地產公司接連爆雷，戳破了房地產泡沫。 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國企和民企的巨額貸款壞賬，再加上民眾無法歸還的大量貸款，最後都把壓力集中到銀行系統，導出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二次金融危機。本文提出的「債毀中國」現象，從根本上講，就是共產黨統治下吃金融「大鍋飯」的結果。中共為了控制金融資源，只讓銀行上市圈錢，卻把大一點的銀行之主要所有權掌控在自己手裡，結果中國的第二次金融危機，與第一次金融危機一樣，仍然構成了政權的危機。 2023年10月底全國金融機構賬面上的貸款是235萬億，承購債券是64萬億，合起來是300萬億。目前官方承認的壞賬率是1.8%，實際上，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券很大一部分還不了，僅僅按地方政府債券的壞賬率50%，企業貸款的壞賬率為10%來計算，金融部門的壞賬就有56萬億。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114萬億，加上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220萬億，再加上金融系統的最低債務56萬億，合起來就是390萬億，將近400兆。這個數字是中國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國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營業額是每年120萬億，負債則高達400萬億，這家公司是不是已經快要破產了？ 七、重新審視中國的債務 我估計的中國債務，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計算結果要高很多。IMF預測的中國負債佔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國和日本的這個數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統計有三個錯誤。第一，IMF低估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第二，IMF的計算排除了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巨額債務，而國有企業以其政府背景、向銀行大量借的不會歸還的貸款，其實也是中共的政府債務；第三，IMF的計算完全沒考慮中國的國有金融系統的巨額壞賬。 由於美國和日本都沒有中國的這三種狀況，所以美國和日本的負債佔GDP的比重，其實與中國並沒有可比性。中國的負債佔GDP的比例實際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國的兩倍多。 此外，中國的大量國際債務是不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因為人民幣不是硬通貨。而中國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除了要償還外債，還要應付數萬億美元外企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匯出盈利和撤回投資的需要。單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債務危機就很難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過第一次銀行業危機那樣，再一次把國企私有化，從而化險為夷嗎？私有化靠私營企業的實力，美國和日本的私營企業都是世界級大公司，主導著本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但中國的私營企業除了房地產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沒辦法把國有的巨無霸公司民營化。一句話，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是靠美國幫忙解決的，而這一次銀行業危機就沒有美國幫忙了。地球上只有一個WTO，中共無法再找到另一個脫身危機的外助。其實，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美國是不知道底細的，糊裡糊塗地幫了忙；而這第二次「債毀中國」，美國的華爾街已經比較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了，當然不會再上當。《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就是一個信號，這篇報道的標題是，《「不碰中國」的投資戰略行之有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初秋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個月後房市的反應是，二、三、四線城市房價持續下降，連一線城市的二手房價也降價一到兩成。最近大型資產管理公司中植集團宣布「嚴重資不抵債」，它的投資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恆大、碧桂園暴雷那樣衝擊買房戶的信心，但中植瀕臨破產，壓住了非銀行金融機構（保險、證券、信託類）的活躍度，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性似乎被凍住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救不起來？答案是，因為「債毀中國」。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相關的內容很多，我將分上下篇來分析。 一、房地產的潛在客戶瀕臨枯竭 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房價漲了25倍，為什麼房地產公司卻虧得一塌糊塗？原因在於，債毀房地產業，恆大負債2.58萬億人民幣，碧桂園更多。但民營房地產公司的巨額負債，比起中國居民的買房負債，其實只是九牛一毛。 由於房地產是中國過去20年來的經濟支柱，而房地產業現在的衰微又與居民購房能力不足直接相關，所以，考察中國房地產的潛在購房戶狀況，才能知道中國的房地產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國14億人，按家庭戶數來看是5億戶家庭，但並非所有這5億戶居民都想在城市裡買房。因為，居住在鄉村的2億戶農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們基本上不需要、也沒能力進城購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約3億戶居民的錢袋，就是房地產市場的購買力極限。 進一步來看，9億城市人口當中，5億是流動人口，或者是半流動型（即人口調查時確定為人戶分離），這5億人多半沒有購房需求。扣除了9億城市居民中的5億流動或半流動型人口，只有4億城市居民是潛在的住房購買者。而這4億城市居民里，能夠借房貸購房的，也只是年齡在30歲到50歲的人口，因為50歲以上的人離退休不遠，未必能有償還30年房貸的條件。根據人口普查的年齡構成來計算，4億城市居民里，30歲到50歲的人口約佔一半，即2億人，相當於7千萬個家庭。從銀行的調查中發現，現在從銀行申請貸款的居民已經達到1億戶了，其中主要是申請了房貸。也就是說，城市家庭當中，雖然現在能夠貸款買房的不到7千萬戶（這其中包含了已經還清貸款的家庭或不需要買房的家庭），但在銀行里仍有房貸債務的達到了1億戶；換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員現已超過50歲了，但還背著房貸沒還清。 這樣的分析說明了一點，20多年的房地產狂潮，早已把潛在的房地產客戶吸空了；而現在及今後潛在的住房需求戶，只能是隨著年齡自然增長而又事業有成的一個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過置換房產來改善居住條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產價格下跌、從中賺一把的投機客。這個結論說明了一點，中國的房地產趨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難免。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房地產狂潮之後，必定是房產價格和房地產業務明顯下跌。房地產被中國政府選定為經濟支柱，其功能很明顯是階段性的；等到房地產客源萎縮，這個支柱就垮下來了，然後便帶動整體經濟持續下滑。 二、城市家庭負債沉重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貸款額達到了80萬億。申請過貸款的1億戶家庭當中，戶均負債80萬元。當然了，申請房貸的家庭，多少會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負債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資產），就是家庭的凈負債。這個數字反映出家庭今後的財務困難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資的潛在意向。 統計學用平均數來代表一個群體的數值，但前提是，數據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國的家庭金融資產處於偏態分布當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數家庭的資產數量很少，而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家庭佔少數；用數據圖來表示，就是橫軸上顯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線，在靠近原點的位置非常高，然後曲線貼近橫軸向右方延伸很遠。偏態分布中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干擾用平均數所作的統計推論，因為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拉高平均值，造成統計推斷的偏差或失誤。 胡潤研究院今年3月發布的《2022胡潤財富報告》顯示，在中國，擁有600萬以上金融資產的「富裕家庭」，只有518萬戶。由此推斷，中國的3億戶城市家庭當中，金融資產比較多的不過佔1.5%而已，而絕大多數家庭並沒有多少金融資產。 「富裕家庭」的金融資產，絕大部分是股票、債券或其他理財產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會放在銀行的存款戶頭裡。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資產越少，投資股市、債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銀行的可能性則越大。 因此，筆者用居民家庭的銀行存款，來估計他們的家庭金融資產，可以大體上排除極少數「富裕家庭」金融資產的影響。因為，金融資產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錢財，多半是銀行存款，這樣的家庭所組成的群體之財產分布，會比較接近統計學理論上的常態分布（即鍾型曲線）。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存款總額是134萬億，全國5億戶家庭，戶均存款25萬，其中的2億戶農村居民的戶均存款很少。那麼，那1億戶申請了貸款的，其家庭存款總數大約是25萬億，而貸款總額是80萬億，凈負債大概是55萬億，平均每戶凈負債55萬。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萬元，戶均可支配收入為14萬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於償還房貸本息來估計，那戶均所欠的55萬元凈負債，還需要13年才能還清。 也就是說，從城市家庭已經非常沉重的債務負擔來看，中國的大多數城市家庭已經再也沒有舉債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價格已平均貶值20%，也不會帶來大量住房需求；何況各行業的薪資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論，中國的房價可能繼續貶值；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好不起來了。由於居民的購買力被房貸重負壓制，而房產價值又不斷下降，現在城市居民們更關心的是盡量加快償還貸款，同時不願多消費。 三、各級政府債台高築 所有的經濟危機，本質上都是債務危機，當一個國家的債務大到再也還不起的時候，經濟就沒救了，中國當下就是如此。中國到底現在各行各業、各級政府的總債務是多少？從來沒人算過這筆帳。按照國際慣例，要估算中國的總債務，就需要參考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這個分析框架是把整個經濟分為政府部門、金融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這四大部門。 上文已經分析過居民部門的債務負擔，在這一節里分析政府部門的債務狀況。關於這個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換屆看財政》已經介紹過，地方政府的債務高達88萬億，中央政府的債務2022年底是26萬億，合起來是114萬億。2023年顯然又有新的債務疊加上去了。 這些硬債務都是必須到期要還的，但各地政府還能夠償還嗎？顯然是不可能了。因為，2022年全國31個省市，除了京、滬、晉、粵、蘇、魯這6個省市以外，剩下的24個省市，債務都相當於年度財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債務負擔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債務都超過年度財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只是兩級政府財政部門所欠下的債務，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並不止於此。因為，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有大量由這兩級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級國有企業里，許多是巨無霸型壟斷大企業，比如中國鐵路集團、聯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業集團、兵器裝備工業集團、航天集團、造船集團等等，每個集團公司都下屬幾十乃至上百個企業。地方的省市一級也有數達上萬的國有企業，多半是地方政府視為搖錢樹的企業。 央企級大企業集團統一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國有企業由地方政府的國資委管理。邏輯上，這些國有企業如果欠債難還，應該由國資委作為所有者來負責償還。但各級國資委其實只有所轄國企的管理權和主要負責人任免權，卻沒有自己的財源去償債。 照道理，國資委作為一級政府的國企管理機構和政府所有權的代表者，其下轄國企的債務，理應由同級政府的財政部門償還。而事實上，各級財政部門的預算里，根本就沒有替國企還債的項目；也就是說，國企的債務，財政部門既還不起，也從來沒打算還過。因此，國企的債務是一個迄今為止在中國從未討論過的債務陷阱。 四、國有企業債務黑箱 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把金融企業（如銀行等）與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等不涉及金融的企業區分開來分析，因此就出現了一個非金融企業這樣的範疇。如此區分的原因是，金融企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不能與非金融企業混在一起對比。本節所談的都是非金融企業，均簡稱企業。 如上節所述，企業因所有權不同，有國有和民營之別。國有企業當中，除了大量軍工企業之外，許多國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國企雖然有很多小股東和機構股東，但國資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權始終在上市國企中居於控股地位，行政上國企也只聽從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業，當然就有用於運營的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庫存和金融資產），同時也有債務。企業的資產到底應該如何估值，取決於它的經營狀況，如果企業常年連續大規模虧損，那它的資產就會貶值。但是，企業資產貶值的情況下，企業的負債仍然必須償還，如果資不抵債，這樣的企業就屬於行將破產的狀況。 然而，如果企業是國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許它破產。比如，中國鐵路集團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國鐵集團」）的財務決算顯示，去年虧損696億元，今年繼續虧損，該公司的負債已經超過6萬億。現在高鐵通到全國，但沒一條線路賺錢。過往唯一的一條賺錢的線路是京滬之間的高鐵線路，但這條線路今年開始也賠錢了。很顯然，中國鐵路集團根本就無法償還債務了；何況，它因為連年虧損，所欠銀行債務越來越大。它只是靠國有銀行不停地輸血，才能夠活下去。 日本的國有鐵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經如此，日本政府隨即開始了JR民營化。日本的經濟結構是私營企業大而多，國有企業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個地區公司，分別完成了民營化。 日本的辦法在中國行不通，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大而多，民營企業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營企業收購國有企業；而且，央企都屬於戰略型行業，政府不肯放手，而這些央企也大得賣不掉。這樣一來，國有企業所欠債務，政府不打算還，就只能永遠掛在國企的賬上，這就形成了國企的債務黑箱。 五、國有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關於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數額，有一個估計，國有企業的債務大概佔全部非金融企業債務的九成以上，而私營企業的債務只是一小部分。至於私營企業的負債，其中主要是私營房地產企業欠債，總債務約20萬億。 那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剛公布了《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其中說，2022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340萬億、負債220萬億。其中央企的資產總額109萬億，負債總額74萬億。 這些債務，不管是貸款還是債券，都是要還的，那不是資產還很多嗎？其中的花樣就在於，債務是硬的，資產是軟的。為什麼資產是軟的？因為兩個原因，其一，資產在會計上都是按購進價或者投資數額算的，不作資產價值重估，所以，這個賬面數的資產是靠不住的。比如。國有企業普遍涉入房地產炒作，那它們現在持有的房產，按照市價已貶值20%了。 另一個原因是，資產必須能夠交易，才能變現，但中國央企的資產實際上是無法交易的，找不到買主。為什麼？就算中共打算拍賣國有央企，但中國的私營企業買不下，因為國有央企都太大了。國有央企大約是1百家，單個企業集團的平均資產規模達到1萬億，有哪家民營企業能拿出那麼多的現金，買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況，民營企業會想併購軍工企業嗎？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領域嗎？此外，央企還有一個財務黑箱，那就是，其中的軍工集團因涉保密，其資產、負債和財務數據從不公開。因此，無法判斷這些企業的負債狀況到底如何。 基於以上原因，我做一個保守的估計，即地方國企的壟斷性低，資產規模相對較小，其債務尚可通過部分民營化來化解一些，央企則基本上無法這樣做。現在央企有70萬億債務，這些巨無霸集團無法依靠自身財力來償還，中央財政又從不編列償債預算，這種局面將長期維持下去。為什麼中央財政不編列為央企償債的預算？因為數額過大，中央財政目前的債務是26萬億，而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事實上，央企除了發行債券以外，其債務的主體部分是欠銀行的貸款；而央企的存續靠銀行用新貸款維持。這個問題就牽涉到國民核算體系里金融部門的債務問題了，我將在本文的下篇分析，並給出一個中國總體債務的估計，以及為什麼國企的這第二次債務危機度不過去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近日調低了中國的信用評級，從穩定降至負面，隨後，又相應調低了港澳地區與大批國企的信用評級。 海外有評論嘲笑穆迪後知後覺，的確也是，對中共國惡劣的經濟環境，海內外中國人早就口耳相傳。即使我們不是研究者，也沒有太多數字作依據，但人都有第六感，都有眼睛看現實，中共政權之凶兆，遠非自今日始。當然，穆迪始終是權威的評級機構，話不可亂說，一旦說出來，就非同小可。 穆迪對市場發出一個嚴重的負面信號，等於告訴全世界投資者，中國非久居之地，「跑得快好世界」，自此中國便成一堵危牆，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 中共國經濟沒救，不是個別政策錯誤，是系統性政策錯誤；中共國的困境，不是一時一地的困境，是結構性的困境；中共國陷入的泥沼，不是小泥沼，是深不見底看不到邊的泥沼。 最根本的錯誤國策是國進民退，是以國營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的復辟野心，這在胡溫手上已經開始，到習近平手上集大成。全方位向文革的泛政治社會大倒退，這是中共總路線徹底大轉移，從根本上挖空了改革開放的根基，如果文革可以振興經濟，就不勞鄧小平搞改革了。 這個總趨勢不可逆轉，因為習近平不會認輸，所有的小修小補都無濟於事。內政外交都要服從這個總體方針，決定了中國經濟沉淪的趨勢不可避免。 重啟經濟活力的第一大阻力，是全國城鄉早已過度開發，四十年來各級政府官員為爭資源博升職，挖空心思巧立名目，鑽空子博懵，把地方上能用來集資貪腐的項目都淘空了。大量重複建設，沒有效益的投資，一路敲髓吸汁，只剩一個空殼。也就是說，現在即使有錢有人，都已經找不到有效益的項目了，那麼投資這一塊，還有什麼可為？ 貴州某地一座山，居然同時挖掘五條隧道；成都搞了一個環城公園，後來退林還耕又鏟掉，現在莫非又再把環城公園修起來？世上有哪一個城市，需要一個環城那麼大的公園來讓居民享受？ 重啟經濟活力的另一個阻力，是中國背著房地產﹑地方債﹑大量失業﹑對外關係緊張等大大小小的包袱，若稍有警覺性前瞻性，早就應該糾偏，但中共一味迷醉於發展，一路高歌猛進，包袱越背越重，到最後積重難返，背不動又甩不掉。 更要命的是，所有的包袱又互相牽連綁定，互相拖累，無法逐一卸載，牽一髮而動全身，扶了東牆倒西牆。早十年有警覺，可能也很難搞，但還能動大手術保命，事到如今病入膏肓，唯有等死。 現在中共唯一的對策就是「拖」字訣，把災難大爆發往後推，不讓地產公司破產，地方債減息延期，失業數字不公布，戰狼外交降溫等等，都是換湯不換藥，打強心針苟延殘喘。實際上從習近平以下，都沒有人相信經濟還有得救了。 穆迪在這種形勢下降低中國信用評級，當然沒有錯，但這的確是一個「阿媽即是女人」的問題，只不過穆迪是權威機構，他說出來的話有人聽。 穆迪這一掌來得夠迅猛，打響了催命中共的第一槍，穆迪登高一呼，全世界都驚醒，此後就是牆倒眾人推的問題。實際上，很多外國大商家也早已走在穆迪前面，撤的撤止步的止步，中共再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熱煎堆，而是人見人怕的燙手山芋。 戰狼外交與地緣政治緊張，國內管控森嚴，必造成私企倒閉外資撤離，企業關停造成失業減薪成風，失業減薪造成消費低迷，消費低迷又造成投資萎縮，投資萎縮又導致失業更嚴重，危機就是這樣疊加循環牽連而成。等於一個惡性腫瘤全身擴散，擴散再擴散，成樹狀結構，割除腫瘤根本不現實，只能眼巴巴看著病人消耗自己，最終嗚呼哀哉。 站在中共的立場，現在唯一延命的一招，是趕習近平下台，政策全面倒回二十年前，若中國人還對中共有最後一分信任，至少民間精神會為之一振，起死回生改變命運的慾望又死灰復燃，市場多少會有點振作。當然，延命而已，有中共的一日，永遠只有一個覆滅的前程。 但即使僅僅搞掉習近平，中共也做不到了，做不到，就只剩等死一途。（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對於像葛萊儀這樣的美國重要對台智庫研究學者而言，想要認真了解侯康配的兩岸外交國防政策，實在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不僅侯友宜的論述常常前言不對後語，就連他的副手趙少康的說話也常常首尾不相連，尤其侯友宜與趙少康還常常各說各話、互相矛盾，彼此打架，說不準到底誰說的才是正確版本。 侯友宜日前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專訪時說，台灣的未來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兩岸之間的歧異必須用和平方式解決，中共從沒有放棄武力，因此他不會存在不切實際幻想。他更投書投書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指稱：「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強台灣的國防軍備，嚇阻北京動武。」一番話說得鏗鏘，但如果把名字遮起來，你還會以為說這話的人應該是蔡英文或賴清德。 也幾乎在同一時間，侯友宜競辦批評民進黨不告訴全民將面臨戰爭的事實，並質疑民進黨為何編列創新高的6068億國防預算？為何把兵役延長到1年？美國為什麼要軍援1000億美元給烏克蘭、以色列、台灣，且其中已有2國處於戰爭之中？侯友宜說，民進黨不負責任地挑釁大陸，支持台獨，就是在引戰。 為什麼侯友宜加強軍備就是「嚇阻動武」，別人加強軍備就是「挑釁引戰」？還有，賴清德過去4年來什麼說過要「支持台獨」？侯友宜曉不曉得在共產黨眼中你選總統就是「搞台獨」？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欣瑩只是去參加一場聯合國周邊組織的活動，就因為她副總統候選人的身份，造成整團台灣人被打壓。 至於趙少康，他在美國人最關心的台灣兵役問題上，短短兩年就改了三次立場。先是在2021年8月公開質疑台灣役男只需服4個月兵役，這樣的兵能戰嗎？能撐多久？等到隔年底要爭取國民黨總統初選提名時又宣稱4個月兵役也可以非常精實，「如果我當總統，役期回歸4個月絕不延長」。但前幾天他又說，恢復4個月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兩岸要恢復和平狀態。 不僅侯趙自己說話顛三倒四，他們倆人還上演「左右互搏」。先是趙少康宣稱當選後將要求中國大陸讓台灣派軍事觀察員去觀摩，侯友宜卻宣說兩岸應該從「低位穩定」的教育文化與經濟交流開始對話。姑且不論台灣哪來的權力要求單方面派駐軍事觀察員，此事涉及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其背後更必須有一系列的政治談判與協議支撐，茲事體大，怎麼會由一個副總統候選人率爾發言？偏偏侯友宜又非常信任趙少康，出入重要論述場合都要帶著「趙子龍」當護法。弱勢總統碰上一個好發議論的副總統，這個組合將來到底聽誰的？ 台灣的國際處境特殊，外交國防政策不可免地跟著兩岸政策走。馬英九執政時期接受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中共因此在國際上宣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不僅兩岸「外交休兵」，台灣的國際參與也幾乎全聽任中共安排；連國防也聊備一格，漢光演習甚至不打實彈只放槍炮配樂。就算馬英九路線看似可行，也是因為當時美中兩強權水乳交融；如今美國全面圍堵中國，國民黨現在要拿什麼繼續複製當年的馬英九路線？ 侯友宜的問題是他以藍營本土派的角色取得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身份，但卻沒有相對應的論述。直至先前民調大跌，他立刻全面接收了既有的深藍論述，但過程中未經揀選消化，而更像是囫圇吞棗。許多未解的議題包括：侯友宜到底願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如果接受，是將中華民國與國家主權置於何地？如果不接受，又為什麼大談簽訂兩岸服貿協議，將開放「大量」陸生來台就學就業？而共產黨此刻亟欲開啟兩岸政治談判，侯友宜身為一個弱勢領導人，又如何能夠維持「低位穩定」的協商？ 總統的核心職權是兩岸外交國防，選什麼樣的總統，就是決定台灣未來有什麼樣的兩岸外交與國防路線；想當總統的人不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既然共產黨以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作為開啟兩岸官方交流的條件，那就請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先說淸楚：你們接受共產黨設下的前提嗎？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