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雙語課】如何用文言文講述《羅密歐與茱麗葉》
2026 年 6 月 21 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年已71岁，近年不时传出他的健康状况不妙。尽管外界相信他不肯轻易主动或被动下台，但也不时有人在研究谁会是他的接班人。近日一些70后官员获得高升正省部级，又带起一波习“接班人”放风。 一位曾在中共宣传口任职的观察人士日前在外媒撰文说，习近平如果条件许可，还可能干两届，那么70后，刚成为浙江代省长的现届中央候补委员刘捷入常希望最大，也就是说有接班习的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言之过早。 “全国最年轻”并非好兆头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议2024年12月18日宣布，任命刘捷为浙江省代省长。 官媒上观新闻当天吹捧说，“70后”刘捷任浙江省代省长，成全国最年轻省级政府一把手。 刘捷，1970年1月出生，江苏丹阳人，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他自2011年以来，连跨湖南、江西、贵州和浙江四省任职。此前曾打破三十年惯例，直接跨省空降出任杭州市委书记。 据浙江官媒消息，2024年12月13日，刘捷已任浙江省政府党组书记。14日上午，刘捷前往嘉兴南湖朝拜代表中共起家的标志之一“红船”，刘在此向习近平高调表忠，喊出“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习式政治术语。这一举动，其实确已公开暴露了继续向上爬，有意接班的野心。 和刘捷同期引发关注的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议2024年12月25日宣布免去王广华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鸥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关志鸥也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辽宁人沈阳人，1969年12月生，算是“准70后”。《新京报》12月25日当天也发文吹捧其“最年轻”，标题为“关志鸥，最年轻部长”。 到现在，中共有四名70后正部级官员。 除了以上两人，2023年履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后的阿东，1970年11月出生，去年升任此职时，官媒上观新闻也称其是“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今年53岁”。但阿东不是中央委员，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且是历来年纪最大的团中央第一书记。 还有一名70后正部级，现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是1970年9月生。他是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二十届中央委员中也有几名受关注的1969年出生的“准70后”。殷勇是最年轻的二十届中央委员，他生于1969年8月，现任北京市长。然后是贺军科，生于1969年2月，现在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18年6月，贺军科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 成为中共“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干部，并非都是仕途一片大好。好命的特例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出现一名40岁以下的候补委员——时年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其是刚好邓小平鼓励年轻化和搞干部梯队建设，并反对终身制，所以是得其时。 在习近平时代则恰恰相反，人们发现，这类中央的“最年轻”领导干部是生不逢时，会有双重风险，一是被捧为日后的接班者，树大招风，遭政敌盯紧，随时会爆黑料，挖坑；二是自我标榜接班人，会沾沾自喜，野心外露，招主子忌。 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少。比如中共十八大上出现的两名“60后”——胡春华（1963年4月生）和孙政才（1963年9月生），最年轻者是孙政才。 作为团派代表人物的胡春华，虽然刻意低调，但被内外炒作为习接班人，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是热门入常人选，结果却双双“失常”，最后还被踢出政治局；后者如孙政才，官方通报孙为“野心家”，他在中共十九大前栽倒，据报是每年焚香祭拜龙袍，相信是因为这件事传到习近平那里，孙政才惹来大祸。 再比如陆昊，他生于1967年，是中共第十八届、十九届、二十届中央委员。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自然资源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早在2008年5月4日，41岁的陆昊被宣布接替胡春华，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2012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八大上，陆昊又成为中共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中共党刊《人民文摘》2013年曾发专文吹捧陆昊为政坛“黑马”。在履新黑龙江代省长时，陆昊声称：“今天的舞台是党给的。”这种话也是在宣示向上爬的野心。党刊文章说，因多位团中央主帅晋升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此次赴地方历练的陆昊也备受关注。言下之意，陆昊也是有望接班的。但陆昊早在2022年就被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因为习近平在整团派，他未来能平安退休就不错了。 前边提到的贺军科，同样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2018年6月时是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他在2023年5月转入科协，就等于提前退居二线。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被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刘剑，1970年出生，当年才42岁，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这届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70后”，他曾任阿尔泰、哈密两地的党委书记，成为全国首位“70后”地委书记。大外宣媒体也曾吹捧他是官场“黑马”，以及所谓中共“第七代”接班人。 不过，2017年2月24日，刘剑突然被免去新疆哈密市委书记职务，调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同年7月1日，刘剑再被免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职务，返京重投早年工作过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担任国投集团下属国投健康的董事长，从此一蹶不振。而其前任王坚朴则转任公司党组巡视组组长，在公司盯紧刘剑。 有港媒披露，刘剑早年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兼团中央常委，与当时的团派大佬令计画搭上关系。令计画出任中办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开始布局未来人马，著力打造第三梯队，瞄准了厅局这一级。刘剑成为令计画刻意栽培的对象。有知情者称，令计画落马后，刘剑大力倒戈令计画，与其划清界线，刻意摆脱令的阴影，但最后还是被打入“冷宫”。 去年首度公开的习近平几年前一段讲话，习说，“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这被认为表明习近平憎恨被传为接班人的高官，比如孙政才和胡春华。 故此，刘捷也好，关志鸥也好，他们的“全国最年轻”标签，在中共官场，会引发“接班人”的联想，不见得是好事。而由于迅速引起官媒的关注和吹捧，往往为他们日后的衰运作铺垫。 被新加坡间接点名“习接班人”也很危险 在习近平的亲信中，也有一个提前冒头即被捧杀的案例，不过是被外国政要意外捧杀。 1960年生的陈敏尔，作为是习家军的重要代表，2019年被到访重庆的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点名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 王瑞杰当时被外界认为是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他和陈敏尔对话听著令人吃惊。据官方报导，王瑞杰说，希望此次会议能为我们（两国）下一代领导人铺路。陈敏尔则回应说，通过此次会议，他深刻体会到两国政治高层的意图及合作方针。有台湾红媒报导的标题干脆就用了“中星（新）下一代领导人重庆首会面”。 这样的高调定位“下一代领导人”在中共官场显然是犯忌的。结果，被吹捧到得意忘形的陈敏尔，到二十大平调到地位不比重庆重要的天津，没能升任政治局常委。陈敏尔在天津政绩平平，他当年在贵州的旧部最近频频出事，不太可能还有机会接班。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1964年2月出生，他最近不经意也被新加坡有意无意点名成习“接班人”。 陈吉宁2024年11月28日会见了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的影片显示，李显龙离开中国前在上海接受新媒联访，他说希望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们建立新的联系。媒体报导画面这时带到现年60岁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之后，海外开始热议：陈吉宁有望成习的接班人？ 有陈敏尔的前车之鉴，陈吉宁现在被提出可能是习接班人，并非好事，除了习近平会收到传言，习家军的其他人也会马上盯紧陈吉宁。 中共中生代能接班？ 习近平已打乱了中共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干部梯队布局。习自己破除连任限制后，二十大后一批习家军过了退休年龄仍在陪跑，习还没有按中共惯例准备“储君”，令日后变数很大。 据不完全统计，70后副省级官员现有30多人。有观点说，假如习在干完第三任后，还干两届10年，那时他已84岁，差不多要交权了，但不太可能交到60后身上，因为60后的最少年龄也已70多岁了，70后届时年龄最大的也就67岁，接他的班正合适。70后也被称为中共中生代。 不过，考虑所谓中共中生代实在太遥远了，日后可能有三大变数。 第一种情况是中共本身的气数尽。现在中共政权风雨飘摇，民间苦习已久，看来中共很难挺过十年，或不推而倒。 第二种情况就是习的健康问题，近年习出访，经常走路脚步不稳，并传出多种患病消息。未来两三年，如果习突然倒地不能视事，一般只能在现任常委中有人顶上，但不一定是二号人物李强，这涉及习家军的争斗。笔者此前在《上报》有写过《习家军七大佬 谁最有野心？》，这里不详述。 第三种情况是假如中共还在延续，习可能在第三任期之后（也就是第四任期内）找人接班，2032年接任（79岁），也可能在再多一届（可能性极低），在第五任期内找人接班，2037年（84岁）交班，参考中共原有规矩，必须是该人本来是政治局常委，至少是政治局委员、准备晋升常委。 但是习越老猜忌心越大，若还再有十年任职，腥风血雨中，谁都有可能被清洗出局，所以现在说的所有人选都不算。所谓“最年轻”已经不值得用来作为噱头。 搞世袭制的可能 有关习的接班人，早前也流传，习不乐意把权交给其他人，中共最高政权恐回到世袭制。比如传说他要培养自己的女婿作为接班人，等于是外戚。 但谁是习真的女婿外界并不知道，连习的女儿习明泽都保持神秘。 习近平之弟习远平倒是与前妻有一子，名为习明正，是香港籍，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早前有消息指习明正后来在中国清华大学任职，用的姓名为“齐明正”，跟随祖母姓。 2019年7月12日，大陆媒体报导，清华大学宜宾骨干研修班基层实践支队队长齐明正博士到临港经开区调研消防工作，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杨剑全程陪同调研。 2022年4月，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有文件显示，齐明正获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挂职）。2023年3月，传出齐明正已完成基层历练。 习要搞世袭制，女儿、女婿也好、习侄子也好，至少现在得是副部级才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当作八卦。如果习要保证让家庭成员接掌权力，交给夫人倒是一个更可行的办法。彭丽媛是中共军队正军级而的文职军官（最多相当于正部级），但在近年中共央视的报导中，她享受了至少是副国家级领导人的待遇。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权的情况，母后临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丽媛在习之后掌权并非没有可能。而彭丽媛如果日后掌权，主要危险来自习家军的抢权。 只是，近年中共乱政频出，经济危机深陷，再加上美国川普即将再上台，国内外“灭共”的呼声高涨。因为作恶太多，中共政权麻烦越来越大，这艘破船再也经不起折腾，时间不长，习近平一走，就将中共政权一起带走。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财经网红、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12月24日在个人微博上贴出西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的“轮台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段文字一发出，立刻在网上热传热议，很多线民都认为这段话是在影射习近平。 查看任泽平微博，这一段文字已搜寻不到，微博上任泽平的个人页面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使用者目前处于禁言状态”。这就从反面证实了线民的猜测。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统，当国家遭受严重的天灾，或者是朝廷的施政发生重大差错，乃至政权发生严重危机，皇帝就要发布罪己诏，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为什么发生了天灾皇帝也要做检讨？因为皇帝受命于天。皇帝若违背了天的意志，老天爷就会通过例如灾害等变异现象发出警告，所以皇帝就需要下罪己诏，以求得上天的原谅。 按照中国法学家萧瀚博士对《二十五史》的统计，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总共有270份左右。 然而，中共最高领导人却从来不下罪己诏。毛泽东说过好几次，“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毛泽东说：“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这话不对。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清代的康熙，这都是被称为明君英主的，在被称为盛世的时代下过罪己诏。 为什么过去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而如今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从不下罪己诏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帝制和现在的共产专制的一个重大区别。 传统的帝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是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靠那套君权神授的神话。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是可以批评的，这就为臣民发表异议留下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之所以是伟大领袖，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这一点常常是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的。这也就意味著，任何不同于伟大领袖的观点见解，按定义就是错误的。谁要是坚持不同政见，按定义就是反党，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再有，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神话、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皇帝和大臣的位置是不能互换的。因此皇帝犯了错误可以承认错误，可以下罪己诏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总书记或党主席和他的高级同僚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一个人被送上伟大领袖的位置，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真理化身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了，也就没资格继续当伟大领袖了。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毛泽东径直把彭德怀提意见说成“下战书”。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彭德怀在万言书里用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在熟悉中共党史的人看来，这等于是发出进行路线斗争的信号。既然是路线斗争了，那就必须换人了。 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在中共历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准确的说，共产党领袖还不都是一认错就下台，有些领袖是被他的同志们搞下台然后被迫认错。赵紫阳被逼下台但不认错，是党内的一个异数。 总的来说，在中共那里，认错和下台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皇帝下罪己诏，而当代的共产党伟大领袖没一个下罪己诏。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怕人提罪己诏。 ※作者为《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财经网红、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12月24日在个人微博上贴出西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的“轮台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段文字一发出，立刻在网上热传热议，很多线民都认为这段话是在影射习近平。 查看任泽平微博，这一段文字已搜寻不到，微博上任泽平的个人页面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使用者目前处于禁言状态”。这就从反面证实了线民的猜测。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统，当国家遭受严重的天灾，或者是朝廷的施政发生重大差错，乃至政权发生严重危机，皇帝就要发布罪己诏，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为什么发生了天灾皇帝也要做检讨？因为皇帝受命于天。皇帝若违背了天的意志，老天爷就会通过例如灾害等变异现象发出警告，所以皇帝就需要下罪己诏，以求得上天的原谅。 按照中国法学家萧瀚博士对《二十五史》的统计，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总共有270份左右。 然而，中共最高领导人却从来不下罪己诏。毛泽东说过好几次，“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毛泽东说：“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这话不对。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清代的康熙，这都是被称为明君英主的，在被称为盛世的时代下过罪己诏。 为什么过去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而如今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从不下罪己诏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帝制和现在的共产专制的一个重大区别。 传统的帝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是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靠那套君权神授的神话。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是可以批评的，这就为臣民发表异议留下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之所以是伟大领袖，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这一点常常是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的。这也就意味著，任何不同于伟大领袖的观点见解，按定义就是错误的。谁要是坚持不同政见，按定义就是反党，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再有，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神话、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皇帝和大臣的位置是不能互换的。因此皇帝犯了错误可以承认错误，可以下罪己诏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总书记或党主席和他的高级同僚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一个人被送上伟大领袖的位置，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真理化身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了，也就没资格继续当伟大领袖了。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毛泽东径直把彭德怀提意见说成“下战书”。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彭德怀在万言书里用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在熟悉中共党史的人看来，这等于是发出进行路线斗争的信号。既然是路线斗争了，那就必须换人了。 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在中共历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准确的说，共产党领袖还不都是一认错就下台，有些领袖是被他的同志们搞下台然后被迫认错。赵紫阳被逼下台但不认错，是党内的一个异数。 总的来说，在中共那里，认错和下台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皇帝下罪己诏，而当代的共产党伟大领袖没一个下罪己诏。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怕人提罪己诏。 ※作者为《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每逢年终，预测次年中国经济增速及大势是中外经济界热衷之事。但今年不同，尽管中国政府、IMF等仍然在预测，但中国民间声音却因当局整肃首席经济学家事件而消声，不再“妄议”中国经济。但凡对中国经济稍有研究的人都明白，影响中国经济的两件大事正在同时发生，一是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希望阻止经济下滑，国际社会称之为螺旋式通缩（这名词是否噱头待议）。二是美国总统川普以风雷之势表达的将向中国以及墨西哥（中国转口贸易的重镇）加征高关税，这两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导致202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极不确定，注定要“摸着石头过河”，目前显露的有三块河中巨石： 中美科技战的2025将蔓延燃烧 中美两国围绕数字技术展开激烈竞争。路透社这么概括这场竞争：成为云服务基地的是数据中心。半导体芯片就是数据的“化身”。这里存在世界各国展开激烈争夺的半导体竞争的本质。因为即使无法捕获虚拟空间中无形的数据，如果利用存在于物理空间中的半导体，就可以对贸易实施管理，对工厂加以控制。 中国为了应对与美国的竞争，正在亚洲增强数据处理能力。截至2021年的估算显示，中国的服务器机房的面积达到170万平方米，2022年2月，中国政府启动了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国家项目“东数西算”工程。计划推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东部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到甘肃、内蒙古、贵州和宁夏等各地，据说这些远离沿海地区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军事上更容易防守。 日经新闻称，无论是美国的五大科技企业GAFAM（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和微软）的服务，还是中国推进的“东数西算”工程，如果没有先进的半导体都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开发出尖端的AI。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才将半导体定位为战略物资，竭尽全力在国家层面加以管理。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半导体产品和技术流向中国，建立了很高的出口管制壁垒。如流水般源源不断注入补贴的不仅仅是美国。还有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EU)各国，还有英国和印度，以及以新加坡为首的东盟(ASEAN)各国。台湾、韩国和日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都相同，各国和地区之间还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但有个趋势是明显的：当芯片生产被列为政府管制的战略特质时，企业渐渐失去自由度。 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与Bernstein的数据显示，在当前的中美芯片战中，美国在最尖端技术方面明显占据上风。但在成熟制程芯片赛道，中国可能正在获得优势。鉴于美国国内认为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即对有限数量的先进技术实施严格限制不太成功，川普政府在芯片战上极有可能改变政策，因此，中美科技战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得看川普1月20日正式就职之后推出什么政策。 中国制造业的瓶颈问题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4报告显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全球占比将上升至45%，西方发达国家加起来为38%。 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之后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住房+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制造业+碳中和驱动”，这个长期的结构转型中不少劳密型企业死亡，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但中国方面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目前只是制造业大国，并非制造业强国，正处在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少短板需要克服。 据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主要产业存在短板的分析，中国当前产业基础的薄弱环节聚焦于“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基础工业软件、基础检测检验设备和平台（五基）。造成这种进口依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研究投入限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发展不均衡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等。 另一个需要克服的短板则是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仍然较低。2020年，中国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占比仅为3.55%，远低于德国的23.2%和欧盟的14.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分析，到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将需要900万人才，而人才缺口预计将达到450万。 这两大短板要克服，并非一朝一夕，还有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起作用。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将成为“技术创新”？ 川普的MAGA大业，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向中国与墨西哥加征关税，就是要逼迫制造业流向美国本土。自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制造业回归本土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再工业化”计划，川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以及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复兴政策”，虽然在策略和措施上各有侧重，但其根本目标一致，振兴美国制造业。 拜登政府大量启动基础设施投资，2021年中之后美国制造业建筑经历了快速上升，并在2022年3月历史性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增速在2023年二季度达到峰值。通常来说，建筑投资的高峰期之后会迎来设备投资的高峰期，然而美国的工业设备投资增长并没有跟上建筑投资快速增长的步伐。但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建筑投资增速有所放缓。设备投资的表现显得不温不火，与建筑投资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迹象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并没有按预期顺利展开，美国国内的设备投资是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缩写为ITIF）今年9月曾为国会撰写一份长报告，标题为《中国正迅速成为先进产业的领先创新者》（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 ），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尚未取得总体领先，但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国企业很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西方企业。而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政策专家中，绝大部分来自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背景，而非技术经济背景。因此，这些担忧会给叙事和议程带来影响。例如，限制中国进口的主导论点几乎总是关于安全，而不是保护美国的技术经济能力。 该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权威人士、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将气候变化和减少不平等——而不是中国——视为当今的生存挑战。此外，即使是那些认识到中国威胁的人，也会默认加倍支持资本主义和美国制度。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体系未能应对中国挑战。现在是时候接受现实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创新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比美国以前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其中有很多方面值得美国效仿。” 报告撰写者指出，为了实施这些政策，美国应该采取适合当前生存竞争的“国家实力资本主义”。政府必须确定对国家实力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并进行充分投资以赢得技术经济战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该创建五个工业研究机构、一个“竞争力高级研究计划局”和一个工业发展银行；将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增加三倍；并为资本设备提供为期七年的折扣期。 这个报告发表在9月，有些看法很有见地。民主党政府如果继续当政，不大可能放弃气候教；但特朗普政府2.0会接受，只是巨额债务会影响政府的投入规模与时间。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判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流向，上述三块石头都有影响，但现在没有一块的影响力可以确定。而中国政府能够主动做的，就是尽力克服自身的短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每逢年终，预测次年中国经济增速及大势是中外经济界热衷之事。但今年不同，尽管中国政府、IMF等仍然在预测，但中国民间声音却因当局整肃首席经济学家事件而消声，不再“妄议”中国经济。但凡对中国经济稍有研究的人都明白，影响中国经济的两件大事正在同时发生，一是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希望阻止经济下滑，国际社会称之为螺旋式通缩（这名词是否噱头待议）。二是美国总统川普以风雷之势表达的将向中国以及墨西哥（中国转口贸易的重镇）加征高关税，这两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导致202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极不确定，注定要“摸着石头过河”，目前显露的有三块河中巨石： 中美科技战的2025将蔓延燃烧 中美两国围绕数字技术展开激烈竞争。路透社这么概括这场竞争：成为云服务基地的是数据中心。半导体芯片就是数据的“化身”。这里存在世界各国展开激烈争夺的半导体竞争的本质。因为即使无法捕获虚拟空间中无形的数据，如果利用存在于物理空间中的半导体，就可以对贸易实施管理，对工厂加以控制。 中国为了应对与美国的竞争，正在亚洲增强数据处理能力。截至2021年的估算显示，中国的服务器机房的面积达到170万平方米，2022年2月，中国政府启动了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国家项目“东数西算”工程。计划推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东部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到甘肃、内蒙古、贵州和宁夏等各地，据说这些远离沿海地区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军事上更容易防守。 日经新闻称，无论是美国的五大科技企业GAFAM（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和微软）的服务，还是中国推进的“东数西算”工程，如果没有先进的半导体都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开发出尖端的AI。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才将半导体定位为战略物资，竭尽全力在国家层面加以管理。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半导体产品和技术流向中国，建立了很高的出口管制壁垒。如流水般源源不断注入补贴的不仅仅是美国。还有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EU)各国，还有英国和印度，以及以新加坡为首的东盟(ASEAN)各国。台湾、韩国和日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都相同，各国和地区之间还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但有个趋势是明显的：当芯片生产被列为政府管制的战略特质时，企业渐渐失去自由度。 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与Bernstein的数据显示，在当前的中美芯片战中，美国在最尖端技术方面明显占据上风。但在成熟制程芯片赛道，中国可能正在获得优势。鉴于美国国内认为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即对有限数量的先进技术实施严格限制不太成功，川普政府在芯片战上极有可能改变政策，因此，中美科技战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得看川普1月20日正式就职之后推出什么政策。 中国制造业的瓶颈问题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4报告显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全球占比将上升至45%，西方发达国家加起来为38%。 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之后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住房+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制造业+碳中和驱动”，这个长期的结构转型中不少劳密型企业死亡，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但中国方面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目前只是制造业大国，并非制造业强国，正处在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少短板需要克服。 据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主要产业存在短板的分析，中国当前产业基础的薄弱环节聚焦于“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基础工业软件、基础检测检验设备和平台（五基）。造成这种进口依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研究投入限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发展不均衡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等。 另一个需要克服的短板则是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仍然较低。2020年，中国制造业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占比仅为3.55%，远低于德国的23.2%和欧盟的14.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分析，到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将需要900万人才，而人才缺口预计将达到450万。 这两大短板要克服，并非一朝一夕，还有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起作用。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将成为“技术创新”？ 川普的MAGA大业，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向中国与墨西哥加征关税，就是要逼迫制造业流向美国本土。自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制造业回归本土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再工业化”计划，川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以及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复兴政策”，虽然在策略和措施上各有侧重，但其根本目标一致，振兴美国制造业。 拜登政府大量启动基础设施投资，2021年中之后美国制造业建筑经历了快速上升，并在2022年3月历史性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增速在2023年二季度达到峰值。通常来说，建筑投资的高峰期之后会迎来设备投资的高峰期，然而美国的工业设备投资增长并没有跟上建筑投资快速增长的步伐。但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建筑投资增速有所放缓。设备投资的表现显得不温不火，与建筑投资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迹象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并没有按预期顺利展开，美国国内的设备投资是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缩写为ITIF）今年9月曾为国会撰写一份长报告，标题为《中国正迅速成为先进产业的领先创新者》（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 ），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尚未取得总体领先，但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国企业很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西方企业。而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政策专家中，绝大部分来自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背景，而非技术经济背景。因此，这些担忧会给叙事和议程带来影响。例如，限制中国进口的主导论点几乎总是关于安全，而不是保护美国的技术经济能力。 该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权威人士、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将气候变化和减少不平等——而不是中国——视为当今的生存挑战。此外，即使是那些认识到中国威胁的人，也会默认加倍支持资本主义和美国制度。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体系未能应对中国挑战。现在是时候接受现实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创新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比美国以前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其中有很多方面值得美国效仿。” 报告撰写者指出，为了实施这些政策，美国应该采取适合当前生存竞争的“国家实力资本主义”。政府必须确定对国家实力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并进行充分投资以赢得技术经济战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该创建五个工业研究机构、一个“竞争力高级研究计划局”和一个工业发展银行；将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增加三倍；并为资本设备提供为期七年的折扣期。 这个报告发表在9月，有些看法很有见地。民主党政府如果继续当政，不大可能放弃气候教；但特朗普政府2.0会接受，只是巨额债务会影响政府的投入规模与时间。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判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流向，上述三块石头都有影响，但现在没有一块的影响力可以确定。而中国政府能够主动做的，就是尽力克服自身的短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北检公布这份长达61万字，有891页，含两大本证据清单的一个多小时之后；黄国昌随即在脸书贴出了一份300多字的贴文，他宣称1500万贿款到底什么时候收的、在哪里收的、贿款流向哪里，全说不清楚，这本起诉书简直“虚弱到不知道怎么吐槽”。黄还说，北检押人取供押了4个月，连收贿的基本事实都无法认定，政治办案斧凿斑斑，为了构陷柯文哲，无所不用其极地践踏司法，他要把“功在党国”四个字送给北检。 黄国昌抢时间回击北检，不但在中午加开直播，到晚上还冲撞北院，就是为了要“定调”。“定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黄国昌与民众党先前还可以用“北检违反侦查不公开”、“写‘柯幻小说’”搪塞外界；如今面对北检摊开的证据，如果承认柯文哲真是个贪污市长，那残存的“小草”士气岂不土崩瓦解？所以，在黄国昌的发文后，民众党随即开记者会指控检察官是与“杀票给柯文哲的369万选民为敌”（但柯文哲贪污跟投票给他的选民有什么关系？）PPT更忙著洗风向，质疑“凭什么拿一个excel表就指控阿北收1500万元”？ 一个excel表的确无法将柯文哲入罪，因为它充其量是个间接证据。但如果间接证据是合法取得，而且有其他的证据补强，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有力的证据。北检之所以认定柯文哲收了沈庆京1500万的贿款，是因为他们在柯文哲的行动硬碟里查到他的帐本，其中记载姓名、数字、公司、用途、经理人之各列内容，经由约询都已一一证实为实质金钱之交付，而其中帐簿第 12 列记载有：“2022/11/1－小沈-1500－沈庆京”，从经验法则可推测柯文哲在2022年11月1日收受沈庆京1500万。 柯文哲存在硬碟里的excel表，清楚记载他收钱的人名、金额与时间。（翻摄画面） 再者，沈庆京于2022年9月20日起令人提領现金 1600万说要“预作准备”，接著在当年10月18日取得建照，与excel表的交付款日期密接。加上柯文哲曾传讯给黄珊珊说：“威京小沈，已给过，不要再找他，另外他的财务狀况也不好。”沈庆京又自承“若我要行贿会用现金”。整个过程中，有污点证人，有简讯旁证，有excel帐本，有经验法则（简讯里记载的人与金额都对上），还有在逃的核心帐房橘子不愿回国，相关证据已足够起诉柯文哲违背职务收贿罪。 退一万步言，即使不提这excel表 的1500万，由于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琇珮已经认罪，柯文哲也很难逃得过最低本刑5年以上的贪污图利罪。加上柯文哲利用成立木可公司侵占民众党政治献金达6,234 万，以及直接将基隆市长谢国梁母亲等人直接交付之600万元全纳入私囊，两项侵占公益款罪，合计求刑11年。如果再加计挪用众望基金会款项，用以支付竞总员工薪资，所涉及的背信罪求刑两年半，累加起来同样超过15年刑度，柯文哲恐怕已经在劫难逃。 柯案刚爆发之际，黄国昌信誓旦旦地说：“今天如果是柯文哲贪污涉贿，我一定第一个跳出来批判他。”如今面对铁一般的犯罪证据，黄国昌没有道歉，不愿认错，继续睁眼说瞎话宣称：“谁说1500是钱？”“哪里有侵占？柯文哲自己募的钱，自己侵占自己？”还说都是媒体都在“放屁”。殊不知不断以今日之我践踏昨日之我，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的正是黄国昌自己。 这份起诉书里写道，柯文哲早在第一任市长后期就开始培植亲信助手，对于协助他完成世大运政绩的市府秘书长苏丽琼，柯文哲说她：“不是我们的人（苏曾任陈菊市府秘书长），终究会出事。”连任后，更陆续把“不听话”的副市长林钦荣、都发局长林洲民陆续撤换。没想到，当柯文哲全力排除异己，换上听话的彭振声外，以及李文宗、黄景茂等等“自己人”后，真的出大事了。 柯文哲喜欢把自己当“朕”，公开说自己是“神”。因为自认无所不能，所以他毫不避讳地把木可公司、众望基金会开在自己党中央楼下，明目张胆地用同一套人马穿梭在自家党部、营利事业及基金会之间洗钱牟利，甚至略施小惠让陈智菡、黄瀞莹、吴怡萱等人直播带货，赚点小外快。他领导下的民众党并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政党，而是个邪教团体，甚至像个犯罪组织。所不同的是，这个“邪教团体”未来3年年年领1亿5千万的政党补助款，还是国会的关键少数，甚至拥有下届总统大选的参选门票。让这样一群人在台湾政坛翻云覆雨，只能以荒唐斥之。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北检公布这份长达61万字，有891页，含两大本证据清单的一个多小时之后；黄国昌随即在脸书贴出了一份300多字的贴文，他宣称1500万贿款到底什么时候收的、在哪里收的、贿款流向哪里，全说不清楚，这本起诉书简直“虚弱到不知道怎么吐槽”。黄还说，北检押人取供押了4个月，连收贿的基本事实都无法认定，政治办案斧凿斑斑，为了构陷柯文哲，无所不用其极地践踏司法，他要把“功在党国”四个字送给北检。 黄国昌抢时间回击北检，不但在中午加开直播，到晚上还冲撞北院，就是为了要“定调”。“定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黄国昌与民众党先前还可以用“北检违反侦查不公开”、“写‘柯幻小说’”搪塞外界；如今面对北检摊开的证据，如果承认柯文哲真是个贪污市长，那残存的“小草”士气岂不土崩瓦解？所以，在黄国昌的发文后，民众党随即开记者会指控检察官是与“杀票给柯文哲的369万选民为敌”（但柯文哲贪污跟投票给他的选民有什么关系？）PPT更忙著洗风向，质疑“凭什么拿一个excel表就指控阿北收1500万元”？ 一个excel表的确无法将柯文哲入罪，因为它充其量是个间接证据。但如果间接证据是合法取得，而且有其他的证据补强，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有力的证据。北检之所以认定柯文哲收了沈庆京1500万的贿款，是因为他们在柯文哲的行动硬碟里查到他的帐本，其中记载姓名、数字、公司、用途、经理人之各列内容，经由约询都已一一证实为实质金钱之交付，而其中帐簿第 12 列记载有：“2022/11/1－小沈-1500－沈庆京”，从经验法则可推测柯文哲在2022年11月1日收受沈庆京1500万。 柯文哲存在硬碟里的excel表，清楚记载他收钱的人名、金额与时间。（翻摄画面） 再者，沈庆京于2022年9月20日起令人提領现金 1600万说要“预作准备”，接著在当年10月18日取得建照，与excel表的交付款日期密接。加上柯文哲曾传讯给黄珊珊说：“威京小沈，已给过，不要再找他，另外他的财务狀况也不好。”沈庆京又自承“若我要行贿会用现金”。整个过程中，有污点证人，有简讯旁证，有excel帐本，有经验法则（简讯里记载的人与金额都对上），还有在逃的核心帐房橘子不愿回国，相关证据已足够起诉柯文哲违背职务收贿罪。 退一万步言，即使不提这excel表 的1500万，由于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琇珮已经认罪，柯文哲也很难逃得过最低本刑5年以上的贪污图利罪。加上柯文哲利用成立木可公司侵占民众党政治献金达6,234 万，以及直接将基隆市长谢国梁母亲等人直接交付之600万元全纳入私囊，两项侵占公益款罪，合计求刑11年。如果再加计挪用众望基金会款项，用以支付竞总员工薪资，所涉及的背信罪求刑两年半，累加起来同样超过15年刑度，柯文哲恐怕已经在劫难逃。 柯案刚爆发之际，黄国昌信誓旦旦地说：“今天如果是柯文哲贪污涉贿，我一定第一个跳出来批判他。”如今面对铁一般的犯罪证据，黄国昌没有道歉，不愿认错，继续睁眼说瞎话宣称：“谁说1500是钱？”“哪里有侵占？柯文哲自己募的钱，自己侵占自己？”还说都是媒体都在“放屁”。殊不知不断以今日之我践踏昨日之我，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的正是黄国昌自己。 这份起诉书里写道，柯文哲早在第一任市长后期就开始培植亲信助手，对于协助他完成世大运政绩的市府秘书长苏丽琼，柯文哲说她：“不是我们的人（苏曾任陈菊市府秘书长），终究会出事。”连任后，更陆续把“不听话”的副市长林钦荣、都发局长林洲民陆续撤换。没想到，当柯文哲全力排除异己，换上听话的彭振声外，以及李文宗、黄景茂等等“自己人”后，真的出大事了。 柯文哲喜欢把自己当“朕”，公开说自己是“神”。因为自认无所不能，所以他毫不避讳地把木可公司、众望基金会开在自己党中央楼下，明目张胆地用同一套人马穿梭在自家党部、营利事业及基金会之间洗钱牟利，甚至略施小惠让陈智菡、黄瀞莹、吴怡萱等人直播带货，赚点小外快。他领导下的民众党并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政党，而是个邪教团体，甚至像个犯罪组织。所不同的是，这个“邪教团体”未来3年年年领1亿5千万的政党补助款，还是国会的关键少数，甚至拥有下届总统大选的参选门票。让这样一群人在台湾政坛翻云覆雨，只能以荒唐斥之。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上篇文章《车俊为何未能沿袭夏宝龙模式退居二线后还升副国级？》中已经介绍了车俊是2010年5月从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被调升正省部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2016年6月调任浙江代省长，在省长位置上仅坐了10个月便就地升任省委书记。 但是，当时在兵团里与他车俊搭档的时任兵团司令员刘新齐却没那么好命。就在车俊离开新疆自治区委和兵团党委的11个月后，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发布消息称：日前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且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新齐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 这个刘新齐出生于1956年，19岁时“参加工作”，第一个职务是 兵团农四师六十二团四连的统计。如此出身证明此公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两年前的1月14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的《“兵团后代” 是中共新疆维稳的最可靠力量》一文中介绍了此前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4名新疆官员中，除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陈全国，另外三人都是“兵团后代”，包括时任新疆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时任新疆公安厅长王明山以及时任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 笔者2022年1月17日在本栏发表的文章《熊选国 另一位被习近平雪藏的中共高官中的法学真博士》中介绍了当美国的制裁宣布之前，霍留军已经被中纪委工作组宣布采取“双规”措施几个月了。美国政府的制裁令公布后，中共当局这才在内部宣布霍留军“不再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 这里需要更正的是，这个霍留军其实是在2019年4月就已经被免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此时距他的60岁生日还有1年零4个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因为霍留军“有幸”进入了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按照习近平“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对美斗争原则，霍留军虽然贪腐金额“实在是过于庞大”，但仍然还是被内部宣布免予刑事处理。 下面继续介绍车俊当年在兵团的搭档刘新齐。此人自出生之后就从来没有离开兵团半步。有墙内报道文章中说他到1988年10月升任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党委书记、团长时，都还没有去过一次乌鲁木齐。1994年在兵团农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职务上被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学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在中央党校“镀金”之后，刘新齐晋升为农三师党委副书记、师长，继而又改任兵团农一师党委书记兼师长，2001年6月，升任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官至副省部级。 2010年5月，车俊被安排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以及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一年半后，才满64岁的时任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华士飞被安排提前退居二线，刘新齐被就地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兼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当时的华士飞虽然被安排提前退出实职，但当时的中组部也没有亏待他，特别为他安排到全国政协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举家迁往北京。 而出生于1956年的刘新齐于2017年3月先被宣布免去兵团党委副书记职务，半个多月后又被免去兵团行政一把手职务时，还不满61岁。接替他职务的彭家瑞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这个刘新齐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2017年3月还去北京出席了人大例会， 5月份便被宣布开除党籍。是笔者所追踪的中共副省部级以上贪官中被处理速度最快的一个。 中纪委当时宣布开除刘新齐党籍的理由是“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子收受他人财物，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经商谋利，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纪律，干预执纪审查工作”。但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邵峰则对记者说：“腐败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无论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还是兵团原司令员刘新齐等人，无一不是政治上的阴谋家、野心家，或是政治上的两面派‘两面人’，其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都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经济腐败背后隐藏着政治问题。” 不知刘新齐落马之前的“野心”是什么？觊觎兵团党委书记职务？ 刘新齐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断崖式下降“之后，有墙内媒体追踪报道说：2015年8月至今，已先后有四名兵团党委常委级人物被查，除了职务最高的刘新齐外，还包括他在兵团党委领导层的三名前同事。2015年8月，兵团党委原常委，第八师原党委书记、政委，石河子市原市委书记宋志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后一审获刑四年；2016年12月，时任兵团党委常委田建荣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目前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2017年4月6日，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后续的故事是，田建荣已经于2017年6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时过7年，仍然没有宣布对他的司法处理结果。 王世江于2017年7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通报中说他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严重蜕变、经济上特别贪婪，是典型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腐败分子，严重破坏了自治区水利系统的政治生态…… 而在王世江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前一个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已经对外宣布了“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就和田建荣一样，对王世江的司法处理的结果至今没有被公开宣布。 兵团贪官群里像田建荣和王世江这样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便长年没有下文的例子挺多。比如2016年就被媒体报道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时任兵团第九师副师长张建雄；再比如兵团五师双河市原副厅级干部孟宪锋已经于2023年3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但至今也无法从公开媒体中查到他们被逮捕、起诉和开庭的报道。 另外，时任兵团第四师副师长杨国伊已于2021年2月19日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同时也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时任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文国辉已于2020年12月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也是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但从此双双再无下文。 至于被宣布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之后便长年没有进一步消息的兵团贪官就更多了。比如时任兵团妇联主席张新荣，时任兵团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佼玉都是于2018年1月被宣布接受审查；时任兵团国资委副主任梁东亚是2020年初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此三人至今都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不过呢，对兵团贪官们的司法处理过程也有快的，比如2017年落马的时任兵团纪委副书记刘军，不出一年就已经被宣布因受贿两千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9年。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经受了纪委和监察委的审查调查幸免牢狱之灾或者只是受到轻处分的至少有以下几人。 2000年2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报道了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兵团副司令员陈忠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既然只是行政撤职，说明这位陈副司令员已经成功免受牢狱之灾。 另外还有一个免受牢狱之灾的例子是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原党常委闫志顺。此人虽然问题严重，但因为是主动投案，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和公职，但不移交司法。 受处分最轻的当属兵团第九师原党委书记、政委何建明，此人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理由是“严重违纪违法”，但2020年3月下达的处理结果竟然只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上撤消原职务，降为二级巡视员。 综合我们本篇文章和过去相关文章的内容，截至目前，新疆兵团落马的正省部级贪官有两个，一个是目前已经结束一审等待判决的前兵团党委书记、政委韩勇，另一个是前兵团司令员刘新齐。 而陆续受到党、政及司法处理的副司令员，第一个是前面已经介绍的陈忠，第二个是退休4年后又被倒查的杨福林。杨福林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也还兼任一段兵团政法委书记职务。所以他被中纪委罗列的罪名里还有一项“违规插手案件”。 这位杨副司令员从2001年至2020年，从兵团副师长职务开始持续受贿至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总受贿额三千万出头。法庭审理时认定他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故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杨福林被一审宣判的时间是去年4月。3个月后，另一位兵团副司令员焦小平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当时以《涉破坏“祖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焦小平被双开》为标题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中纪委对焦副司令员的双开通报中的奇特内容：“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施；罔顾党中央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要求”，“支持特定关系人开发秦岭地区小水电，破坏秦岭生态”……,另外还有“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等。 这个焦小平是所谓的“学者型官员”，著述颇丰。因为他的罪名之一是“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的实施”，所以他落马后其《碳博弈-国际竞争力与美国气候政策》、《未来低碳技术》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规则》三本著作受到特别关注。 此公是2022年6月才被从北京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位置上调升新疆兵团副司令员的。到任不满8个月即被宣布正在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审查调查。 与此同时，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王炳炬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迫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5月17日，焦小平受贿案在重庆第五中院开庭，法庭宣布他的受贿金额只有6千多万，而且其中5千多万“未实际获得”。所以他最终应该是获刑10年以下。 关于兵团贪官群的最新消息是天山网上月18日发布的，内容是兵团第二师22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吴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十几年来笔者陆续搜集到的新疆兵团贪官群的资料远不止本文介绍的这些。留待日后再出现新的正、副司令员和正副政委被审查调查的消息时，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