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代表探访软禁中的昂山素季
2026 年 8 月 4 日
2025开年才一周，春天远未到来，中国社会却仿佛突然间醒来了，似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场真正的大危机正在来临。而且，这场大危机与36年前，即1989年，中国人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极其相似，甚至更加严峻。 虽然媒体上不再出现2024年频繁发生的系列社会性报复案件，但是从资本市场到社会领域，空前强烈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度过新冠结束后混沌不明的两年后，听了多年的“黑犀牛”和“灰天鹅”之后，中国人民终于发现，“危机之狼”真的来了。 36年前的危机重新降临？ 跨年后的第一周，股市、债市和汇市连跌不止，投资者的市场信心遭到重创；中纪委的年度工作会议放出新一轮的清洗信号，党内情绪似乎不再是被动反应式的人心惶惶，而是普遍不满；两个地方法庭分别宣判了拍摄“白纸革命”纪录片的导演陈品霖和为“709”案件受害律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国际人权组织纷纷表示失望和谴责；陕西渭南地区蒲城因为一桩学校霸凌-死亡案件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遭到当局强力镇压，犹如昔日瓮安事件重演。 与此同时，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中央要求财政过紧日子的关键时刻，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官僚体制内开始提高人均月工资标准300到500元，且一次性补发半年之多；一个不包含进口原研药反而充斥大量中成药的新医保药品名录从1月1日起生效实施。 虽然中国高层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终于承认需将提振内需放在经济政策首位，但是 与稍早的十万亿国债发行类似，只是作为地方债的置换，救地方政府而已。当全中国处于可见的处于经济萧条中，收入下降、就业恶化，而中央的反危机政策姗姗来迟，雷声大雨点小，仅有的实惠都施诸于体制内官僚和利益集团，民众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福利增加，连基本的健康保障药品都被剥夺。 凡此种种，汇成了一个与36年前政治危机相似构因的社会危机图景，中国正在面临一个真正的总危机时刻。 1989年爆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示威，之所以最终演成血腥屠杀并且让中共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导致中共面对1976年之后最大政治危机的关键在于中共领袖邓小平拒绝政治让步，拒绝与新兴精英集团或者党内新兴改革力量分享哪怕些微的政治权力，尽管此前已经进行了十年围绕承包制展开的企业管理权力的下放。而要求政治分权是学生和知识精英运动之初的主要诉求，也是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分权和让步双重问题面临决裂的根本原因。 2025年的中国危机，不仅与36年前的政治危机极其相似，而且某种程度上堪称一场更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无论中共怎么试图在经济上放松管制，中国领袖就是“坚决不改”政治制度，不愿意在宪政层面重新确认私有产权并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不愿意进行任何的政治权力分享；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集团加入了这种顽固体制的共谋，抵制再分配的调整，拒绝向底层民众、中产阶级等社会主体让利，反而以官僚阶级掌控的国家暴力严格限制民众有关欠薪、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等等所有要求增加经济分配的诉求，将镇压常态化。 尤其后者，理论上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有关拒绝分权和让利两种强硬的威权主义立场则在总体上构成了由威权领袖与官僚集团共同拒绝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政治诉求和底层阶级的经济诉求让步、让利从而可能爆发一场持续性的政治危机。 而且，相比1989年由学生和知识精英及其党内代理人赵紫阳的代表性博弈，由于当下所有党内外的政治异议代表都被消灭殆尽，中共领袖和官僚集团不得不直接与阶级和公众进行集团性博弈，其范围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出1989年的情形，并可能让这场政治危机被表面的社会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所掩盖。 中国模式的总危机 譬如，日本媒体最近已经将2024年中国连续发生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归为一场“阶级战争”，包括其中几桩针对日本儿童的屠杀案件，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提醒国际社会，中国加剧的社会危机或许是政治危机的表象。 在中国，人们同样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一个不承认所有新兴阶级的政治制度内部，新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沦为牺牲。从“房住不炒”政策推行以来，根据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房屋价值已经跌损18万亿美元，即市场经济40年以来整个新兴阶级的财富缩水三分之一。这符合过去几年各地平均房价下跌三分之一的感受，其中以中产阶级受损最重。 资产和大资产阶级在持续多年的政治压力下，则集体面临着“远洋捕捞”的现实威胁，成为各地方国家暴力和财政机器的猎物，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经营自由都岌岌可危，其阶级状况不比内战时期的“土豪”或者建政初期的资本家好多少。 即使对底层阶级来说，在“扶贫攻坚”运动结束后总体上被抛弃了，陷入新冠疫情后的挣扎。而中国最高层磨磨蹭蹭释出的几乎所有反危机措施，都证明了中共及其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对公众和体制外阶级则百般吝啬，唯一的善意就是警告官僚集团们下手轻一点儿：一方面口惠而不实的呼吁善待民企、称其为“自己人”以示安慰，先后抛出一份份文件要求行政机关少去打扰企业、要求“合法捕捞”等等；另一方面，“远洋捕捞”的势头一点不减，各地看守所里仍然挤满了大批企业家、投资者，还有最新进去的经济学家、自媒体评论人。 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危机到来逐渐成为共识之际，几乎各个体制外阶级也都看到了，中共的整个官僚集团才是那个最大的灰犀牛、房间里的大象，颟顸、吝啬，死死握住权柄和刀把子，不肯分权让利，将共和国的公共政治变成了私人国家、将国家再分配变成了体制内的分赃和对民众拥护与否的奖惩。 这种情形下，当中国人普遍将当下时局比拟为晚清或者明末，王亚南在内战时期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或许更为贴切地指向了今日中国的危机所在：官僚集团的空前膨胀、霸占政治和窃据权力，并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经济和官僚社会，不过表明中国仍然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渡阶段。 相应的，各地方的“远洋捕捞”最好不过地再次说明了中共体制内部的“封建”特性，即从所谓革命时期就形成的割据传统，构成了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主线，并且与条状系统混合，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自私自利的官僚集团体系，主导着所有人的阶级上升和内部的利益和权力分配。历史上，这种吝啬顽固保守的特质从未改变，只有在他们意识到集体存亡困境且有足够强人能够主动让步媾和的情形下才可能松动，无论是清末还是1970年代末。 可见的，是沉寂多时的民企大佬马云、刘强东等以各自方式重出江湖，或者以演讲方式再度表明心迹，或者以回乡发钱反馈乡里，刷新资产阶级的存在感，也洗刷当局多年来对资产阶级“无序扩张”的污名化。 另一厢，当2025年新年伊始北京释出第一份有关统一大市场的改革文件，而非照往年惯例的有关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就已经表明官僚集团及其自我割据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危机根源，而温州出身的李强似乎正在扮演资产阶级政府总代理人的角色，配合党的领袖以“自我革命”的名义向官僚集团开刀。 这是何等迷幻的一种政治景观？！不啻一场自我政变。 而类似的自我政变刚刚发生在临近的韩国。问题在于，中国如此悄悄地从左到右的180度J型急转弯，到底是总危机到来、还是中共正在发动自我政变的信号？ 如果考虑到领袖熟悉的金庸小说，一定深谙所谓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或许，这是顽固、吝啬的政党面对狼来了之后唯一能做的改变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很多人以为，只要顺从中国共产党，就能换得和平与繁荣。那么，2019年反送中运动被强力镇压敉平五年之后，香港人如今过怎么样了呢？ 不谈什么民主人权高调，仅就平头百姓柴米油盐之日常来说，香港如今恐怕只能用王小二过年来形容。让我们用数字来说话，港股从当年的28000点，一路跌破两万点苦苦挣扎（2018年高点33484，最低来到14687点），港府赤字年年升高，在社会层面上，大量抓捕民主运动人士，至少24万菁英人才选择了移民海外，其它各项经济数据也惨不忍睹，房地产低迷，贸易额急冻，货物吞吐量萎缩，港人纷纷北上大湾区消费，使得本地百业萧条，中共则趁机大搞腾笼换鸟，公立学校陆生大量涌入，抢夺教育资源。事实上这就是物理上的虹吸现象，高位水一定会住低处流，香港正在为快速的内地化，付出了极惨痛的代价。 此刻的中国，正处在迈入大萧条前的明斯基时刻，号称十二兆人民币规模的宽松政策，只是以债养债，不仅救不了房市，股市也仅只昙花一现，套牢了上亿的股民韭菜，民间消费急冻，习近平却还在问通缩有何不好，老百姓早已看破中共口水救市的手脚，为了应付日益困窘的财政赤字，中国央行于是便把歪脑筋动到了香港的外汇储备了。 中共是如何染指香港外汇储备的呢？人行行长潘功胜日前宣布，为了做大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签署了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机制，美其名曰为香港的贸易金融服务，骨子里是在抽干香港美元外汇存底，为中国日渐枯竭的外汇储备托底。具体的操作方法是，第一步让香港消耗大量的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香港发行国债或票劵将人民币抽回，如此一来一往，香港的美元迟早会有被抽干的一天。 2025年一月15日，人行开出了第一枪，发行了600亿元人民币的央票，成功的吸引了超额认购，一举从香港抽走了相当于2694亿台币的资金，据公开资料显示，人行在2024年共在香港发行了8次央票，发行总额高达2750亿元人民币（约1.2兆台币），鉴于中共财政日渐空虚，以及川普强硬的关税战术，中共仅有的3.2万亿美元是禁不起长期消耗战的，因此无锚印钞大量放水人民币就成为唯一出路，然后强迫香港用美元储备互换，就是一笔最划算的无本生意，以现今港府唯唯诺诺的奴性，怎敢拂逆北京的圣意？习近平悍然没收一国两制的阳谋，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 截至去年12月12日，香港的外汇储备为4251亿美元，令中共为之垂涎，足够吸血三、五年不成问题，一旦美元消耗到不足以支撑联系汇率，港币就会成为废纸，人民币就可顺理成章取而代之，香港将被彻底同化为一个金融废墟。 台湾有5779亿美元存底，世界排名第六，又有完善的科技产业链，比香港肥美多了，看懂了这个大局，就知道中共为什么对台促统心急火燎，蠢蠢欲动了，立法院那批无理取闹的诸公们，即使不为苍生，也该为自己的命运不致沦为下一个香港而知所收敛吧？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9日，美国最高法院票决裁定，驳回川普要求停止纽约法院对其封口费案量刑程序的请求。今天之前，川普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并隐瞒曾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星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最高法院的裁定，等于否定川普“当选总统享有刑事豁免”的抗辩，以及，川普也无法以距离个人就职典礼时间太近，回避即将而来的法院听证。也就是说，就算川普再过几天就要是美国总统，他仍可能以待罪之身出庭。 川普官司案无疑是他重返白宫之外，另一充满戏剧性的经历。首波高潮始于2022年8月，联邦调查局对他佛州的海湖庄园进行搜索，带走大批文件，美国舆论哗然，当时人在纽约的川普，第一时间反应是：“我美丽的家，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目前正遭到一大群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围攻、袭击和占领”、“他们甚至闯入了我的保险室”，可以想见，这位向来趾高气昂的前总统有多气。 第二波剧情高峰是，2023年3月，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表决，正式对川普提起诉讼，创了美国史上第一次前总统遭刑事指控先例（封口费案、伪造文书），这一发展，再让川普于网路上发动反击，称它是司法迫害，陪审团表决前，川普甚至还号召支持者，说如果自己被起诉，就要发动大规模抗议。陪审团表决当天，一度让曼哈顿警方如临大敌，所幸，抗议规模和时间不若媒体原先想像，川普终究还是回到法律攻防途径。 一方面，无论是佛州的家被搜，还是在纽约被起诉，川普无不以严厉口气批判美国司法，说“这是由一位腐败的、矛盾的法官进行的一次被操纵的审判…我们将继续战斗。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会赢…真正的判决即将到来。”另一方面，川普则也很务实地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律师团，据媒体披露，光是律师委任就花了川普近500万美元（由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支付）。 然后，到了2024，在一波又一波官司纷扰下，川普竟在去年底如愿再次赢得总统大选。 今天的川普，确实是杂揉著商人性格的政治奇葩，对交易时“虚张声势”和政坛“秀肌肉”的交互运用，一直让民主党政治正规军很头痛，尤其民主党人以为的争取司法正义，难道不该是像当年群众为弱势的佛洛伊德（遭恶警虐杀而死）走上街头，并以此凸显执政者的可信度，怎么选民会对一个如此富有的“涉重罪者”买单？ 原因之一或许在，首先，川普虽然不断宣传“司法武器化”，欲将法律问题诉诸政治解决，但实则过程中，川普司法武器化论的政治效力，很快就出现饱和，即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官司本身，不只双方定见成型，认为判他有罪才是正义，和判他无罪才是正义的比例，且相当僵固，所以，基于宪法保障，仍有资格参选总统的川普，在初期一阵劈哩啪啦臭骂美国司法之后，很明显就又整队回到“真正的政治（选举）”，官司主要是靠法庭攻防，如此他也才能专注进取选举（尤其是募款和设定议题），一路从党内初选鏖战到大选，又因为美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千头万绪，直接提供给川普诸多著力点，而无须单以“司法政治迫害战清白”去情绪催票。选战期间，川普的司法问题几乎已无关宏旨，结果，川普反倒真的从官司的羁绊中成功脱身。回头看，是否是川普“抨击司法”奏效，让选票还其清白才当上总统，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只需假设一个情境，一个有能力动用政治行动委员会5500万美元打官司的川普，若是仿照当初民众走上街头以宣泄社会边缘人佛洛伊德之死的不满，真的动员群众试图影响个人官司审判，很大的可能，今次美国大选，“营救川普”就会成为尖锐的话题，而一个期待靠群众运动为其司法脱困的政治人物，还有可能受到多少选民信任托付，并赋予他“营救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重责？这也是川普一直以来不只口气很狂，且从不哭穷、委屈的道理。 我们不妨再借川普的例子，看看民众党代主席黄国昌在司法节号召支持者上街的举动。从柯文哲第一次遭羁押，民众党支持者包围北检高呼“放人”开始，再到“赖清德放人”（直接要总统介入），再到这次“111钉孤枝”游行，它百分之百是为柯文哲的官司和民众党自己前途而来。但一者，同情、不同情柯文哲的民众，于今都已很难为任何政治口号所动（尤其起诉后），它的政治效益，恐和美国人评价川普官司案一般，早达饱和状态。二者，身陷官司泥淖的川普，终究是一人救全党，现在民众党则是全党救一人，这等于是进一步在降低柯文哲本身的政治格局（或如民众党人所在乎的“能量”），黄国昌等愈是为了柯文哲聚力抨击司法，整个社会对“柯文哲”一词的唯一讨论，就愈是他的政治献金疑云和收贿案，从此再无法拓展半点对一个政治人物官司外的治国想像。 观察几年下来司法案件缠身的川普，从来不只有“司法梗”，就字义来说，他对自己官司的反击，可能也比较符合“钉孤支”，观察柯文哲，他已然全民众党目前手头上最大“政治梗”，然后坐等边际效应耗尽，继续走向率众护己（官司）的一步，就算他不放弃政治，政治也会放弃他，至于官司，该怎么判还是会怎么判。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9日，美国最高法院票决裁定，驳回川普要求停止纽约法院对其封口费案量刑程序的请求。今天之前，川普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并隐瞒曾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星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最高法院的裁定，等于否定川普“当选总统享有刑事豁免”的抗辩，以及，川普也无法以距离个人就职典礼时间太近，回避即将而来的法院听证。也就是说，就算川普再过几天就要是美国总统，他仍可能以待罪之身出庭。 川普官司案无疑是他重返白宫之外，另一充满戏剧性的经历。首波高潮始于2022年8月，联邦调查局对他佛州的海湖庄园进行搜索，带走大批文件，美国舆论哗然，当时人在纽约的川普，第一时间反应是：“我美丽的家，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目前正遭到一大群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围攻、袭击和占领”、“他们甚至闯入了我的保险室”，可以想见，这位向来趾高气昂的前总统有多气。 第二波剧情高峰是，2023年3月，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表决，正式对川普提起诉讼，创了美国史上第一次前总统遭刑事指控先例（封口费案、伪造文书），这一发展，再让川普于网路上发动反击，称它是司法迫害，陪审团表决前，川普甚至还号召支持者，说如果自己被起诉，就要发动大规模抗议。陪审团表决当天，一度让曼哈顿警方如临大敌，所幸，抗议规模和时间不若媒体原先想像，川普终究还是回到法律攻防途径。 一方面，无论是佛州的家被搜，还是在纽约被起诉，川普无不以严厉口气批判美国司法，说“这是由一位腐败的、矛盾的法官进行的一次被操纵的审判…我们将继续战斗。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会赢…真正的判决即将到来。”另一方面，川普则也很务实地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律师团，据媒体披露，光是律师委任就花了川普近500万美元（由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支付）。 然后，到了2024，在一波又一波官司纷扰下，川普竟在去年底如愿再次赢得总统大选。 今天的川普，确实是杂揉著商人性格的政治奇葩，对交易时“虚张声势”和政坛“秀肌肉”的交互运用，一直让民主党政治正规军很头痛，尤其民主党人以为的争取司法正义，难道不该是像当年群众为弱势的佛洛伊德（遭恶警虐杀而死）走上街头，并以此凸显执政者的可信度，怎么选民会对一个如此富有的“涉重罪者”买单？ 原因之一或许在，首先，川普虽然不断宣传“司法武器化”，欲将法律问题诉诸政治解决，但实则过程中，川普司法武器化论的政治效力，很快就出现饱和，即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官司本身，不只双方定见成型，认为判他有罪才是正义，和判他无罪才是正义的比例，且相当僵固，所以，基于宪法保障，仍有资格参选总统的川普，在初期一阵劈哩啪啦臭骂美国司法之后，很明显就又整队回到“真正的政治（选举）”，官司主要是靠法庭攻防，如此他也才能专注进取选举（尤其是募款和设定议题），一路从党内初选鏖战到大选，又因为美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千头万绪，直接提供给川普诸多著力点，而无须单以“司法政治迫害战清白”去情绪催票。选战期间，川普的司法问题几乎已无关宏旨，结果，川普反倒真的从官司的羁绊中成功脱身。回头看，是否是川普“抨击司法”奏效，让选票还其清白才当上总统，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只需假设一个情境，一个有能力动用政治行动委员会5500万美元打官司的川普，若是仿照当初民众走上街头以宣泄社会边缘人佛洛伊德之死的不满，真的动员群众试图影响个人官司审判，很大的可能，今次美国大选，“营救川普”就会成为尖锐的话题，而一个期待靠群众运动为其司法脱困的政治人物，还有可能受到多少选民信任托付，并赋予他“营救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重责？这也是川普一直以来不只口气很狂，且从不哭穷、委屈的道理。 我们不妨再借川普的例子，看看民众党代主席黄国昌在司法节号召支持者上街的举动。从柯文哲第一次遭羁押，民众党支持者包围北检高呼“放人”开始，再到“赖清德放人”（直接要总统介入），再到这次“111钉孤枝”游行，它百分之百是为柯文哲的官司和民众党自己前途而来。但一者，同情、不同情柯文哲的民众，于今都已很难为任何政治口号所动（尤其起诉后），它的政治效益，恐和美国人评价川普官司案一般，早达饱和状态。二者，身陷官司泥淖的川普，终究是一人救全党，现在民众党则是全党救一人，这等于是进一步在降低柯文哲本身的政治格局（或如民众党人所在乎的“能量”），黄国昌等愈是为了柯文哲聚力抨击司法，整个社会对“柯文哲”一词的唯一讨论，就愈是他的政治献金疑云和收贿案，从此再无法拓展半点对一个政治人物官司外的治国想像。 观察几年下来司法案件缠身的川普，从来不只有“司法梗”，就字义来说，他对自己官司的反击，可能也比较符合“钉孤支”，观察柯文哲，他已然全民众党目前手头上最大“政治梗”，然后坐等边际效应耗尽，继续走向率众护己（官司）的一步，就算他不放弃政治，政治也会放弃他，至于官司，该怎么判还是会怎么判。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2025年刚开头，中国经济好像突然不行了。经济情况日益严峻，大批企业裁员降薪，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速倒闭。中国人普遍在问，“经济形势这么差，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到底是怎么啦？”一些中国人在微信上用一个代表性词汇来提醒大家，“时势维艰，各自小心”。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心中仍然抱着经济回暖的期待，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寒冬遇春不退的现实。中国人真懂经济衰退的原因吗？本文回顾过往中国经济繁荣的由来以及其中隐伏的巨大危险，为读者们解读中国经济前景的真相。 一、经济衰退其来有自 很多中国人现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衰退还要延续多久？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中国经济怎么突然就衰退了？如果这次的经济衰退事出偶然，那么，这样的问题似乎内含着一个自我认定的答案，即假以时日，中国经济还能恢复昔日辉煌。但是，如果经济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会演变成其衰无界。 可以讲，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严重困境，事实上乃是“其来有自”。此语指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有其来由，并非偶然。由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国内资讯被封锁的状况下，不明白中国经济繁荣之后突然的衰退，其实具有共产党最喜欢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一半来自其过往经济政策的错误，一半来自其对外政策的错误。但是，对这内外两大错误，中国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对，于是便出现了很多误解和错误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扑朔迷离的认知。第一，房产价格暴涨之后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吗？第二，“世界工厂”能保证中国的出口长期维持高速成长吗？ 对这两个问题，早在2017年我就发出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即将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标题是，《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此文并非即兴之谈，而是仔细分析相关数据、综合判断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之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过，在互联网上资讯浩如烟海的年代，中国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 二、繁荣缘何而去？ 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困境成了“新常态”？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当下乃至今后经济困境挥之不去的缘由，荣兮衰所伏。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这样的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而笔者则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事出必然。 中国从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国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 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不现实，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久远。若中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其他国家长期的大量贸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经济困境。所以，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高增长来维持经济繁荣，“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出口景气”早晚会下滑，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因此失去动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气”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 当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虽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中国十年的经济繁荣，但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必然产生房地产泡沫。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潮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的比重从49%，跳升到69%。当中国政府制造出“土木工程景气”时，也埋下了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当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意味着房产逐渐地泡沫化，许多买房者把住宅当作资产增值的投机手段。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5年6月中国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了22%到26%。 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拥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满足，而当时中国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还有1亿套。换言之，早在2015年，2.5亿户城镇家庭，4亿套城市住宅，供给比需求多60%。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就走到头了，房价随后下跌，乃是必然趋势。 四、为什么中国的消费拉不起来？ 当中国经济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时，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经济繁荣呢？如果不了解过去近5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拉动消费”的口号始终无效？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消费，包括维稳费用、军事支出和军工研发，占用了巨量经济资源。 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上下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 由于中国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只占4%。单靠这少数人的消费力，根本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曾反复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却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这个话题已在中国消失，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易解决的。 中国这种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出口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只能靠长期大规模地投资和出口，才能维持经济成长。投资要持续成长，就必须不断兴建工程，但投资没回报，如何持续扩大投资？出口要持续成长，就要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领，那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五、中共两次犯错，经济螺旋下落 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实际上是错误地选择了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经济成长靠出口这方面，中共以为，用坚船利炮就能逼美国让出更多市场，结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战，彻底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自从建立所谓的“世界工厂”以后，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从此就能决定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命运，各国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中国就崛起了。其实，中国的“世界工厂”是经济全球化1.0版的产物，但那不是制造业厂家来主导的，而是市场主导的。当下游的外国公司转移产品订单之后，“世界工厂”就可能衰退。 和气生财本来是这个“世界工厂”生存下去的秘诀，但中共的本性从未改变，有点钱就野心勃勃，想要充当世界霸权，改变国际秩序，达到对外扩张、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结果，中共的霸权企图破坏了台海稳定，也动摇了中国赖以生存的“世界工厂”。而中共2020年初点燃美中冷战的时间点，恰恰选在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刻。 中共在对自己的前景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做出完全错误判断的背景下，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点燃美中冷战这种极其危险的重大国际关系决策，其后果必然是，红色大国的寿命被中共决策层直接缩短了。 中共决策上的这两大问题，即选择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责任在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承继了前任的错误；而点燃美中冷战，则完全是习近平的责任，不过，扩军备战的准备工作，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意识到，中共领导人其实是一代继一代地，在稀里糊涂当中，把中国推到了经济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于现在已难以挽救。 六、通货紧缩成禁忌，经济困境无药医 中国经济困境的初步征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但疫情掩盖了经济困境；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房地产泡沫就突然破灭了，然后就是房价连年下跌。 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之崩塌，其连锁效应波及上下游许多行业，裁员降薪接踵而至，失业率飙升，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中产阶层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他们一旦失业，除了送外卖、快递，很难找到能维持家计的工作。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除了拼命节衣缩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愿望就是存钱保房贷的高额月供；否则，一旦失业，月供中断，房子这主要的家庭资产被法拍，就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甚至是负债阶级了。 《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去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个重要咨询机构为高层领导人准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到，如果不采取更紧急的措施重振经济增长，中国可能会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运一样。但习近平对此不为所动。据接近中国高层决策圈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曾问他的顾问们，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这种轻视态度，使得通货紧缩在中国决策圈几乎成了禁忌话题。 其实，中国的那个智库把通货紧缩这个概念用错了。所谓的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但中国央行明确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下调，财政又通过超额发行长期国债，让央行通过再回购来释放大量货币。所以，讲中国现在是通货紧缩，属于错误解读。 中国经济的现况，其实比通货紧缩还严重。物价下跌有两种原因，一种是通货紧缩造成的，另一种是经济萎缩造成的。而中国现在原物料价格持续下跌，并非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是因为经济活动全面萎缩，这比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严重。通货紧缩还有救，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但中国的实况是，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经济却持续自动地全面萎缩，这就难救了。 今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导致城市家庭户均损失家庭财富九万美金；这使中国家庭财富的总损失达到十八万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而现在中国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总额已达到一年GDP的三倍；而当下中国现在还有八千万套空置住房，相当于整个美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中国这么多的空置住房，意味着房价还会下跌，那么中国家庭的财富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失。所以，现在并非中国经济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还在下滑的半途当中。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各自小心、长期应对，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5年刚开头，中国经济好像突然不行了。经济情况日益严峻，大批企业裁员降薪，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速倒闭。中国人普遍在问，“经济形势这么差，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到底是怎么啦？”一些中国人在微信上用一个代表性词汇来提醒大家，“时势维艰，各自小心”。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心中仍然抱着经济回暖的期待，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寒冬遇春不退的现实。中国人真懂经济衰退的原因吗？本文回顾过往中国经济繁荣的由来以及其中隐伏的巨大危险，为读者们解读中国经济前景的真相。 一、经济衰退其来有自 很多中国人现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衰退还要延续多久？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中国经济怎么突然就衰退了？如果这次的经济衰退事出偶然，那么，这样的问题似乎内含着一个自我认定的答案，即假以时日，中国经济还能恢复昔日辉煌。但是，如果经济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会演变成其衰无界。 可以讲，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严重困境，事实上乃是“其来有自”。此语指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有其来由，并非偶然。由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国内资讯被封锁的状况下，不明白中国经济繁荣之后突然的衰退，其实具有共产党最喜欢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一半来自其过往经济政策的错误，一半来自其对外政策的错误。但是，对这内外两大错误，中国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对，于是便出现了很多误解和错误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扑朔迷离的认知。第一，房产价格暴涨之后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吗？第二，“世界工厂”能保证中国的出口长期维持高速成长吗？ 对这两个问题，早在2017年我就发出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即将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标题是，《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此文并非即兴之谈，而是仔细分析相关数据、综合判断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之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过，在互联网上资讯浩如烟海的年代，中国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 二、繁荣缘何而去？ 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困境成了“新常态”？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当下乃至今后经济困境挥之不去的缘由，荣兮衰所伏。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这样的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而笔者则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事出必然。 中国从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国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 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不现实，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久远。若中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其他国家长期的大量贸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经济困境。所以，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高增长来维持经济繁荣，“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出口景气”早晚会下滑，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因此失去动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气”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 当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虽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中国十年的经济繁荣，但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必然产生房地产泡沫。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潮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的比重从49%，跳升到69%。当中国政府制造出“土木工程景气”时，也埋下了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当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意味着房产逐渐地泡沫化，许多买房者把住宅当作资产增值的投机手段。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5年6月中国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了22%到26%。 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拥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满足，而当时中国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还有1亿套。换言之，早在2015年，2.5亿户城镇家庭，4亿套城市住宅，供给比需求多60%。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就走到头了，房价随后下跌，乃是必然趋势。 四、为什么中国的消费拉不起来？ 当中国经济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时，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经济繁荣呢？如果不了解过去近5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拉动消费”的口号始终无效？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消费，包括维稳费用、军事支出和军工研发，占用了巨量经济资源。 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上下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 由于中国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只占4%。单靠这少数人的消费力，根本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曾反复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却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这个话题已在中国消失，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易解决的。 中国这种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出口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只能靠长期大规模地投资和出口，才能维持经济成长。投资要持续成长，就必须不断兴建工程，但投资没回报，如何持续扩大投资？出口要持续成长，就要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领，那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五、中共两次犯错，经济螺旋下落 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实际上是错误地选择了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经济成长靠出口这方面，中共以为，用坚船利炮就能逼美国让出更多市场，结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战，彻底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自从建立所谓的“世界工厂”以后，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从此就能决定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命运，各国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中国就崛起了。其实，中国的“世界工厂”是经济全球化1.0版的产物，但那不是制造业厂家来主导的，而是市场主导的。当下游的外国公司转移产品订单之后，“世界工厂”就可能衰退。 和气生财本来是这个“世界工厂”生存下去的秘诀，但中共的本性从未改变，有点钱就野心勃勃，想要充当世界霸权，改变国际秩序，达到对外扩张、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结果，中共的霸权企图破坏了台海稳定，也动摇了中国赖以生存的“世界工厂”。而中共2020年初点燃美中冷战的时间点，恰恰选在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刻。 中共在对自己的前景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做出完全错误判断的背景下，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点燃美中冷战这种极其危险的重大国际关系决策，其后果必然是，红色大国的寿命被中共决策层直接缩短了。 中共决策上的这两大问题，即选择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责任在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承继了前任的错误；而点燃美中冷战，则完全是习近平的责任，不过，扩军备战的准备工作，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意识到，中共领导人其实是一代继一代地，在稀里糊涂当中，把中国推到了经济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于现在已难以挽救。 六、通货紧缩成禁忌，经济困境无药医 中国经济困境的初步征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但疫情掩盖了经济困境；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房地产泡沫就突然破灭了，然后就是房价连年下跌。 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之崩塌，其连锁效应波及上下游许多行业，裁员降薪接踵而至，失业率飙升，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中产阶层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他们一旦失业，除了送外卖、快递，很难找到能维持家计的工作。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除了拼命节衣缩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愿望就是存钱保房贷的高额月供；否则，一旦失业，月供中断，房子这主要的家庭资产被法拍，就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甚至是负债阶级了。 《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去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个重要咨询机构为高层领导人准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到，如果不采取更紧急的措施重振经济增长，中国可能会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运一样。但习近平对此不为所动。据接近中国高层决策圈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曾问他的顾问们，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这种轻视态度，使得通货紧缩在中国决策圈几乎成了禁忌话题。 其实，中国的那个智库把通货紧缩这个概念用错了。所谓的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但中国央行明确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下调，财政又通过超额发行长期国债，让央行通过再回购来释放大量货币。所以，讲中国现在是通货紧缩，属于错误解读。 中国经济的现况，其实比通货紧缩还严重。物价下跌有两种原因，一种是通货紧缩造成的，另一种是经济萎缩造成的。而中国现在原物料价格持续下跌，并非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是因为经济活动全面萎缩，这比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严重。通货紧缩还有救，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但中国的实况是，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经济却持续自动地全面萎缩，这就难救了。 今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导致城市家庭户均损失家庭财富九万美金；这使中国家庭财富的总损失达到十八万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而现在中国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总额已达到一年GDP的三倍；而当下中国现在还有八千万套空置住房，相当于整个美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中国这么多的空置住房，意味着房价还会下跌，那么中国家庭的财富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失。所以，现在并非中国经济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还在下滑的半途当中。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各自小心、长期应对，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1月6日到8日，中共召开中纪委二十届四中全会，这应该是习近平故意安排，赶在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时代，没有中纪委；邓小平时代开始设立中纪委，但论及开全会，通常是先开中共中央全会，再开中纪委全会，体现一党专制下“党领导一切”的宗旨，意即，党也领导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是，到了习时代，尤其近几年，习近平故意先开中纪委全会，然后再开中共中央全会。其目的，是要赶在中共中央全会前，借用中纪委这个刀把子，对党内展开一轮大清洗，肃清异己，或示以震慑，便于自己在随后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掌握主动权，为进一步巩固权力或强化权力铺路。 去年，2024年1月，召开了中纪委（二十届）三中全会，而拖延再三，迟至2024年7月，才召开了中共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进入2025年1月，习近平如法炮制，先召开中纪委（二十届）四中全会，然后，能拖就拖，拖到不能再拖时，才召开中共中央（二十届）四中全会。 这次召开中纪委四中全会，从党媒宣传到习近平讲话，都言必称“反腐永远在路上”和“自我革命”，云云。所谓“反腐永远在路上”，就是“腐败永远在路上”。其实，反腐是假的、是口号，腐败才是真的，纵容腐败才是掌权者的本意。所谓“自我革命”，对民间，就是拒绝人民监督的意思，任由共产党自说自话；对党内，就是大清洗的代名词。 习近平宣称：“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真要达到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简单，那就推行政改，实现制度变革，把不受监督、无法无天的一党专政转变为接受监督、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民主制度，如此，何须所谓“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费日费时，劳民伤财，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正如国内外民间舆论一再挑明，如果真反腐，只须三招：官员公布财产，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这是大多数正常国家都具备的制度要素。但是，习近平不干。他要的就是一党专政，要的就是这种制度性腐败，这正是他掌权、固权、扩权的秘诀和着力点；只要腐败永远在路上，他的所谓“反腐”就永远在路上。于是，他永远能手持尚方宝剑，砍掉任何威胁他权力的党内政敌，甚至灭口党内任何批评者。 所谓“自我革命”，从习近平口里说出来，不会针对他自己，而只会针对党内其他人；不会针对他自己的家族，而只会针对党内其他家族。 可见，一切都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算计。此人治国理政无方，权斗技术倒是一流，甚至超一流。可怜见，一个拥有九千万之众的百年大党，就只能听任其一人横行、一人摆布，任其鱼肉、任其宰割，百官哀叹而无可奈何！ 前些天，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对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独唱光明论，通篇自吹自擂，自我粉饰太平，华丽辞藻与现实相距甚远，且毫无提振经济的实际措施，中港股市应声暴跌。很显然，习近平当政十二年，就是乱政十二年，不仅把中国拉向倒退和失败，也把中国共产党拉向倒退和失败。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似乎一时难以定论。但对整个世界而言，在其他国家看来，或反倒是某种福音？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1月6日到8日，中共召开中纪委二十届四中全会，这应该是习近平故意安排，赶在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时代，没有中纪委；邓小平时代开始设立中纪委，但论及开全会，通常是先开中共中央全会，再开中纪委全会，体现一党专制下“党领导一切”的宗旨，意即，党也领导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是，到了习时代，尤其近几年，习近平故意先开中纪委全会，然后再开中共中央全会。其目的，是要赶在中共中央全会前，借用中纪委这个刀把子，对党内展开一轮大清洗，肃清异己，或示以震慑，便于自己在随后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掌握主动权，为进一步巩固权力或强化权力铺路。 去年，2024年1月，召开了中纪委（二十届）三中全会，而拖延再三，迟至2024年7月，才召开了中共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进入2025年1月，习近平如法炮制，先召开中纪委（二十届）四中全会，然后，能拖就拖，拖到不能再拖时，才召开中共中央（二十届）四中全会。 这次召开中纪委四中全会，从党媒宣传到习近平讲话，都言必称“反腐永远在路上”和“自我革命”，云云。所谓“反腐永远在路上”，就是“腐败永远在路上”。其实，反腐是假的、是口号，腐败才是真的，纵容腐败才是掌权者的本意。所谓“自我革命”，对民间，就是拒绝人民监督的意思，任由共产党自说自话；对党内，就是大清洗的代名词。 习近平宣称：“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真要达到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简单，那就推行政改，实现制度变革，把不受监督、无法无天的一党专政转变为接受监督、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民主制度，如此，何须所谓“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费日费时，劳民伤财，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正如国内外民间舆论一再挑明，如果真反腐，只须三招：官员公布财产，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这是大多数正常国家都具备的制度要素。但是，习近平不干。他要的就是一党专政，要的就是这种制度性腐败，这正是他掌权、固权、扩权的秘诀和着力点；只要腐败永远在路上，他的所谓“反腐”就永远在路上。于是，他永远能手持尚方宝剑，砍掉任何威胁他权力的党内政敌，甚至灭口党内任何批评者。 所谓“自我革命”，从习近平口里说出来，不会针对他自己，而只会针对党内其他人；不会针对他自己的家族，而只会针对党内其他家族。 可见，一切都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算计。此人治国理政无方，权斗技术倒是一流，甚至超一流。可怜见，一个拥有九千万之众的百年大党，就只能听任其一人横行、一人摆布，任其鱼肉、任其宰割，百官哀叹而无可奈何！ 前些天，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对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独唱光明论，通篇自吹自擂，自我粉饰太平，华丽辞藻与现实相距甚远，且毫无提振经济的实际措施，中港股市应声暴跌。很显然，习近平当政十二年，就是乱政十二年，不仅把中国拉向倒退和失败，也把中国共产党拉向倒退和失败。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似乎一时难以定论。但对整个世界而言，在其他国家看来，或反倒是某种福音？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刚过去不久的2024年，可称之为选举年，据说全球有一百多场选举。不过，就地缘政治而言，这些选举并不具有同等价值，其中两场选举最重要，它们是年初的台湾选举和年末的美国选举，恰好一前一后。 美国选举对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似乎不言而喻，因为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出于这一点，许多人会认为，只要是美国的事，对全球都重要。但去年11月美国的总统选举，之所以显得重要，并不因为它是美国的总统选举，而因为这是场特别的总统选举。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川普的二次回归，而川普这次回归是带著特殊使命的，从而使得这场选举，在整个选举过程悬念迭出，充满意外，更不用说它的选举结果了。要不是川普这个因素，美国这场选举的可看性就差远了，和过去正常年份的大多数正常选举一样，在地缘政治上并不显出它的重要性，尽管美国自身的重要性毋庸而言。 选举的结果是川普当选。作为一位非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川普二次入主白宫，给美国给世界会带来何种影响，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屏息观看，尤其对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而言。川普的政治理念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应该说，他已经成功地改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至少是改造了一半，拜登的四年，实际也是接受了川普的“MAGA”理念，所以很多人认为，拜登的治理路线是没有川普的川普主义。但是，川普此次回归，并非是他1.0的简单翻版，必然会在美国的内政外交上将他的“MAGA”理念贯穿在每项政策和做法上，至于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他肯定会利用目前的大好形势和总统权力，全力去实现这个使命，这从他提名非建制派的死忠粉为其内阁成员可见一斑。 某种意义上，川普是带著复仇心理开启他的二次回归的。在其施政的优先顺序上，内政将要重于外交，而内政的重中之重，是进一步改造美国的政治文化，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有人讲，川普将要在美国进行一场美国式文革，这或许有些夸大，但是他确实要让“MAGA”理念成为一种新的美国政治文化。可川普要达成目的，也非易事，因为美国的觉醒运动及蕴含著其中的进步主义，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早已流布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要改造或摧毁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会遇到抵制和反对。 毫无疑问，川普的“MAGA”政治和对美国的改造，对美国的外交和全球地缘政治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波。作为世界“霸权”，美国国内政治本身就会影响世界，就此而言，美国的内政即是其外交；同理，全世界的事，在美国眼里，也是自己的事，是要管的。故从此角度说，美国的外交也是其内政。换言之，内政和外交对美国不是那么截然分开的，两者的边界有些模糊，这就是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是只有霸权国家才会有的现象。 有鉴于此，当川普试著去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时，会减少他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不愿让美国为世界承担过多的提供公共品的责任，特别是在抽干沼泽的过程中做得不顺，遇到很大阻力，会牵制美国国家能力的投射和运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美国的霸权；与此同时，川普亦有可能将外交议题引入内部党争，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和手段。当川普这样做时，对外交和地缘政治产生怎样的变数，取决该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川普使用议题于党争的方式。 另外，川普还是一个有著威权性格的领导人，他对民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叙述不感兴趣，在外交上不大可能打意识形态牌，对经济和关税的重视可能要超过地缘政治，故他或许通过地缘政治上的施压来达到他的特定经济目的。这就为在地缘政治上的可交易性提供了空间。而这似乎不利于民主国家而有利于专制国家，尤其对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如果中国愿意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川普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打压的某种放松，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就不像舆论认为的那样在川普时代比在拜登时代更恶劣。 再说台湾，去年的总统选举，其重要性或仅次于美国，这凸显了台湾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的分量。台湾总统选举的重要，植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两岸关系的重要又植根于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台湾的战略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于美国围中战略的第一岛链的枢纽地位；二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尤其台积电在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中也是关键的一环。科技在国家的竞争中越来越起某种决定性作用，而台湾在全球先进晶片的供应链中的角色可谓举足轻重，这是台湾的战略价值所在，也是美国让台积电到美日等地设场以分散风险的原因。 台湾这种战略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总统选举予以体现。想像一下，如果台湾去年的总统选举，蓝白合最后没有破裂，今天坐在总统府的就不是赖清德，而是侯友宜或柯文哲，执政的也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当然，柯也不会入监——顺便说下，柯对去年在蓝白合中的算计定会后悔死了。假设侯或柯做了总统，由于一个反对台独，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一个认同两岸一家亲，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紧张，两岸大概率会恢复官方往来。尽管台湾在美国的晶片战中还是会听从美国，不会允许台积电的先进晶片卖给大陆，但在地缘政治上，会持相对友陆立场，两岸的冲突风险有可能降低。至于此结果对台湾是否会比现在要好，这是个价值判断问题，在此不论。 虽然国民党和民进党谁当政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不同影响，然而，长远来看，只要美中的竞争和对抗继续，无论两党谁当政，台湾在美制中战略上的这种重要地位，也会让台湾面临一种困境。原因在于，越往后，台湾独立的力量越强，这是不可更改的趋势，即便国民党当政，也不能扭转这种趋势，而且也不会去扭转。相反，国民党本身会越来越本土化，而一个本土化的国民党，在大陆看来，和民进党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但另一面，两岸实力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使得台湾难以真正获得法律上的独立，除非大陆发生突变。此种状况导致台湾在和大陆的对抗中不得不更深地依赖美日和西方国家，从而会削弱台湾的自主性。这就是我说的台湾困境的意义。 美国和台湾这两场选举现均已过去。川普即将上台，赖清德则在台湾执政了半年多。全世界都严阵以待川普的上台，这已经体现了川普2.0对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力。至于赖，他的当选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亦有目共睹，未来三年还会进一步通过一些事件体现出来。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刚过去不久的2024年，可称之为选举年，据说全球有一百多场选举。不过，就地缘政治而言，这些选举并不具有同等价值，其中两场选举最重要，它们是年初的台湾选举和年末的美国选举，恰好一前一后。 美国选举对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似乎不言而喻，因为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出于这一点，许多人会认为，只要是美国的事，对全球都重要。但去年11月美国的总统选举，之所以显得重要，并不因为它是美国的总统选举，而因为这是场特别的总统选举。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川普的二次回归，而川普这次回归是带著特殊使命的，从而使得这场选举，在整个选举过程悬念迭出，充满意外，更不用说它的选举结果了。要不是川普这个因素，美国这场选举的可看性就差远了，和过去正常年份的大多数正常选举一样，在地缘政治上并不显出它的重要性，尽管美国自身的重要性毋庸而言。 选举的结果是川普当选。作为一位非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川普二次入主白宫，给美国给世界会带来何种影响，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屏息观看，尤其对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而言。川普的政治理念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应该说，他已经成功地改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至少是改造了一半，拜登的四年，实际也是接受了川普的“MAGA”理念，所以很多人认为，拜登的治理路线是没有川普的川普主义。但是，川普此次回归，并非是他1.0的简单翻版，必然会在美国的内政外交上将他的“MAGA”理念贯穿在每项政策和做法上，至于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他肯定会利用目前的大好形势和总统权力，全力去实现这个使命，这从他提名非建制派的死忠粉为其内阁成员可见一斑。 某种意义上，川普是带著复仇心理开启他的二次回归的。在其施政的优先顺序上，内政将要重于外交，而内政的重中之重，是进一步改造美国的政治文化，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有人讲，川普将要在美国进行一场美国式文革，这或许有些夸大，但是他确实要让“MAGA”理念成为一种新的美国政治文化。可川普要达成目的，也非易事，因为美国的觉醒运动及蕴含著其中的进步主义，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早已流布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要改造或摧毁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会遇到抵制和反对。 毫无疑问，川普的“MAGA”政治和对美国的改造，对美国的外交和全球地缘政治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波。作为世界“霸权”，美国国内政治本身就会影响世界，就此而言，美国的内政即是其外交；同理，全世界的事，在美国眼里，也是自己的事，是要管的。故从此角度说，美国的外交也是其内政。换言之，内政和外交对美国不是那么截然分开的，两者的边界有些模糊，这就是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是只有霸权国家才会有的现象。 有鉴于此，当川普试著去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时，会减少他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不愿让美国为世界承担过多的提供公共品的责任，特别是在抽干沼泽的过程中做得不顺，遇到很大阻力，会牵制美国国家能力的投射和运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美国的霸权；与此同时，川普亦有可能将外交议题引入内部党争，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和手段。当川普这样做时，对外交和地缘政治产生怎样的变数，取决该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川普使用议题于党争的方式。 另外，川普还是一个有著威权性格的领导人，他对民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叙述不感兴趣，在外交上不大可能打意识形态牌，对经济和关税的重视可能要超过地缘政治，故他或许通过地缘政治上的施压来达到他的特定经济目的。这就为在地缘政治上的可交易性提供了空间。而这似乎不利于民主国家而有利于专制国家，尤其对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如果中国愿意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川普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打压的某种放松，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就不像舆论认为的那样在川普时代比在拜登时代更恶劣。 再说台湾，去年的总统选举，其重要性或仅次于美国，这凸显了台湾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的分量。台湾总统选举的重要，植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两岸关系的重要又植根于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台湾的战略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于美国围中战略的第一岛链的枢纽地位；二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尤其台积电在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中也是关键的一环。科技在国家的竞争中越来越起某种决定性作用，而台湾在全球先进晶片的供应链中的角色可谓举足轻重，这是台湾的战略价值所在，也是美国让台积电到美日等地设场以分散风险的原因。 台湾这种战略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总统选举予以体现。想像一下，如果台湾去年的总统选举，蓝白合最后没有破裂，今天坐在总统府的就不是赖清德，而是侯友宜或柯文哲，执政的也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当然，柯也不会入监——顺便说下，柯对去年在蓝白合中的算计定会后悔死了。假设侯或柯做了总统，由于一个反对台独，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一个认同两岸一家亲，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紧张，两岸大概率会恢复官方往来。尽管台湾在美国的晶片战中还是会听从美国，不会允许台积电的先进晶片卖给大陆，但在地缘政治上，会持相对友陆立场，两岸的冲突风险有可能降低。至于此结果对台湾是否会比现在要好，这是个价值判断问题，在此不论。 虽然国民党和民进党谁当政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不同影响，然而，长远来看，只要美中的竞争和对抗继续，无论两党谁当政，台湾在美制中战略上的这种重要地位，也会让台湾面临一种困境。原因在于，越往后，台湾独立的力量越强，这是不可更改的趋势，即便国民党当政，也不能扭转这种趋势，而且也不会去扭转。相反，国民党本身会越来越本土化，而一个本土化的国民党，在大陆看来，和民进党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但另一面，两岸实力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使得台湾难以真正获得法律上的独立，除非大陆发生突变。此种状况导致台湾在和大陆的对抗中不得不更深地依赖美日和西方国家，从而会削弱台湾的自主性。这就是我说的台湾困境的意义。 美国和台湾这两场选举现均已过去。川普即将上台，赖清德则在台湾执政了半年多。全世界都严阵以待川普的上台，这已经体现了川普2.0对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力。至于赖，他的当选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亦有目共睹，未来三年还会进一步通过一些事件体现出来。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