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十字代表探訪軟禁中的昂山素季
2026 年 8 月 4 日
2025開年才一周，春天遠未到來，中國社會卻彷彿突然間醒來了，似乎所有人都意識到了一場真正的大危機正在來臨。而且，這場大危機與36年前，即1989年，中國人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極其相似，甚至更加嚴峻。 雖然媒體上不再出現2024年頻繁發生的系列社會性報復案件，但是從資本市場到社會領域，空前強烈的恐慌情緒正在蔓延。度過新冠結束後混沌不明的兩年後，聽了多年的「黑犀牛」和「灰天鵝」之後，中國人民終於發現，「危機之狼」真的來了。 36年前的危機重新降臨？ 跨年後的第一周，股市、債市和匯市連跌不止，投資者的市場信心遭到重創；中紀委的年度工作會議放出新一輪的清洗信號，黨內情緒似乎不再是被動反應式的人心惶惶，而是普遍不滿；兩個地方法庭分別宣判了拍攝「白紙革命」紀錄片的導演陳品霖和為「709」案件受害律師辯護的人權律師余文生，國際人權組織紛紛表示失望和譴責；陝西渭南地區蒲城因為一樁學校霸凌-死亡案件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遭到當局強力鎮壓，猶如昔日甕安事件重演。 與此同時，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中央要求財政過緊日子的關鍵時刻，從今年1月1日起，中國官僚體制內開始提高人均月工資標準300到500元，且一次性補發半年之多；一個不包含進口原研葯反而充斥大量中成藥的新醫保藥品名錄從1月1日起生效實施。 雖然中國高層在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終於承認需將提振內需放在經濟政策首位，但是 與稍早的十萬億國債發行類似，只是作為地方債的置換，救地方政府而已。當全中國處於可見的處於經濟蕭條中，收入下降、就業惡化，而中央的反危機政策姍姍來遲，雷聲大雨點小，僅有的實惠都施諸於體制內官僚和利益集團，民眾幾乎得不到任何實質性的福利增加，連基本的健康保障藥品都被剝奪。 凡此種種，匯成了一個與36年前政治危機相似構因的社會危機圖景，中國正在面臨一個真正的總危機時刻。 1989年爆發的大規模學生民主示威，之所以最終演成血腥屠殺並且讓中共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導致中共面對1976年之後最大政治危機的關鍵在於中共領袖鄧小平拒絕政治讓步，拒絕與新興精英集團或者黨內新興改革力量分享哪怕些微的政治權力，儘管此前已經進行了十年圍繞承包制展開的企業管理權力的下放。而要求政治分權是學生和知識精英運動之初的主要訴求，也是趙紫陽與鄧小平在分權和讓步雙重問題面臨決裂的根本原因。 2025年的中國危機，不僅與36年前的政治危機極其相似，而且某種程度上堪稱一場更嚴重的雙重危機：一方面無論中共怎麼試圖在經濟上放鬆管制，中國領袖就是「堅決不改」政治制度，不願意在憲政層面重新確認私有產權並承認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不願意進行任何的政治權力分享；另一方面，整個官僚集團加入了這種頑固體制的共謀，抵制再分配的調整，拒絕向底層民眾、中產階級等社會主體讓利，反而以官僚階級掌控的國家暴力嚴格限制民眾有關欠薪、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資等等所有要求增加經濟分配的訴求，將鎮壓常態化。 尤其後者，理論上才是中國經濟危機的根源，而有關拒絕分權和讓利兩種強硬的威權主義立場則在總體上構成了由威權領袖與官僚集團共同拒絕向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政治訴求和底層階級的經濟訴求讓步、讓利從而可能爆發一場持續性的政治危機。 而且，相比1989年由學生和知識精英及其黨內代理人趙紫陽的代表性博弈，由於當下所有黨內外的政治異議代表都被消滅殆盡，中共領袖和官僚集團不得不直接與階級和公眾進行集團性博弈，其範圍和複雜程度都遠遠超出1989年的情形，並可能讓這場政治危機被表面的社會危機或者經濟危機所掩蓋。 中國模式的總危機 譬如，日本媒體最近已經將2024年中國連續發生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歸為一場「階級戰爭」，包括其中幾樁針對日本兒童的屠殺案件，從階級衝突的角度提醒國際社會，中國加劇的社會危機或許是政治危機的表象。 在中國，人們同樣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在一個不承認所有新興階級的政治制度內部，新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先後淪為犧牲。從「房住不炒」政策推行以來，根據英國巴克萊銀行的最新報告，中國房屋價值已經跌損18萬億美元，即市場經濟40年以來整個新興階級的財富縮水三分之一。這符合過去幾年各地平均房價下跌三分之一的感受，其中以中產階級受損最重。 資產和大資產階級在持續多年的政治壓力下，則集體面臨著「遠洋捕撈」的現實威脅，成為各地方國家暴力和財政機器的獵物，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經營自由都岌岌可危，其階級狀況不比內戰時期的「土豪」或者建政初期的資本家好多少。 即使對底層階級來說，在「扶貧攻堅」運動結束後總體上被拋棄了，陷入新冠疫情後的掙扎。而中國最高層磨磨蹭蹭釋出的幾乎所有反危機措施，都證明了中共及其官僚集團的自私自利，對公眾和體制外階級則百般吝嗇，唯一的善意就是警告官僚集團們下手輕一點兒：一方面口惠而不實的呼籲善待民企、稱其為「自己人」以示安慰，先後拋出一份份文件要求行政機關少去打擾企業、要求「合法捕撈」等等；另一方面，「遠洋捕撈」的勢頭一點不減，各地看守所里仍然擠滿了大批企業家、投資者，還有最新進去的經濟學家、自媒體評論人。 一言以蔽之，在經濟危機到來逐漸成為共識之際，幾乎各個體制外階級也都看到了，中共的整個官僚集團才是那個最大的灰犀牛、房間里的大象，顢頇、吝嗇，死死握住權柄和刀把子，不肯分權讓利，將共和國的公共政治變成了私人國家、將國家再分配變成了體制內的分贓和對民眾擁護與否的獎懲。 這種情形下，當中國人普遍將當下時局比擬為晚清或者明末，王亞南在內戰時期出版的《中國官僚政治》或許更為貼切地指向了今日中國的危機所在：官僚集團的空前膨脹、霸佔政治和竊據權力，並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代理人，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經濟和官僚社會，不過表明中國仍然處於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型過渡階段。 相應的，各地方的「遠洋捕撈」最好不過地再次說明了中共體制內部的「封建」特性，即從所謂革命時期就形成的割據傳統，構成了1949年後中國政治的中央-地方關係的主線，並且與條狀系統混合，形成了一個龐大複雜、自私自利的官僚集團體系，主導著所有人的階級上升和內部的利益和權力分配。歷史上，這種吝嗇頑固保守的特質從未改變，只有在他們意識到集體存亡困境且有足夠強人能夠主動讓步媾和的情形下才可能鬆動，無論是清末還是1970年代末。 可見的，是沉寂多時的民企大佬馬雲、劉強東等以各自方式重出江湖，或者以演講方式再度表明心跡，或者以回鄉發錢反饋鄉里，刷新資產階級的存在感，也洗刷當局多年來對資產階級「無序擴張」的污名化。 另一廂，當2025年新年伊始北京釋出第一份有關統一大市場的改革文件，而非照往年慣例的有關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就已經表明官僚集團及其自我割據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危機根源，而溫州出身的李強似乎正在扮演資產階級政府總代理人的角色，配合黨的領袖以「自我革命」的名義向官僚集團開刀。 這是何等迷幻的一種政治景觀？！不啻一場自我政變。 而類似的自我政變剛剛發生在臨近的韓國。問題在於，中國如此悄悄地從左到右的180度J型急轉彎，到底是總危機到來、還是中共正在發動自我政變的信號？ 如果考慮到領袖熟悉的金庸小說，一定深諳所謂欲練神功必先自宮。或許，這是頑固、吝嗇的政黨面對狼來了之後唯一能做的改變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很多人以為，只要順從中國共產黨，就能換得和平與繁榮。那麼，2019年反送中運動被強力鎮壓敉平五年之後，香港人如今過怎麼樣了呢？ 不談什麼民主人權高調，僅就平頭百姓柴米油鹽之日常來說，香港如今恐怕只能用王小二過年來形容。讓我們用數字來說話，港股從當年的28000點，一路跌破兩萬點苦苦掙扎（2018年高點33484，最低來到14687點），港府赤字年年升高，在社會層面上，大量抓捕民主運動人士，至少24萬菁英人才選擇了移民海外，其它各項經濟數據也慘不忍睹，房地產低迷，貿易額急凍，貨物吞吐量萎縮，港人紛紛北上大灣區消費，使得本地百業蕭條，中共則趁機大搞騰籠換鳥，公立學校陸生大量湧入，搶奪教育資源。事實上這就是物理上的虹吸現象，高位水一定會住低處流，香港正在為快速的內地化，付出了極慘痛的代價。 此刻的中國，正處在邁入大蕭條前的明斯基時刻，號稱十二兆人民幣規模的寬鬆政策，只是以債養債，不僅救不了房市，股市也僅只曇花一現，套牢了上億的股民韭菜，民間消費急凍，習近平卻還在問通縮有何不好，老百姓早已看破中共口水救市的手腳，為了應付日益困窘的財政赤字，中國央行於是便把歪腦筋動到了香港的外匯儲備了。 中共是如何染指香港外匯儲備的呢？人行行長潘功勝日前宣布，為了做大人民幣離岸市場規模，簽署了高達8000億元人民幣的互換機制，美其名曰為香港的貿易金融服務，骨子裡是在抽干香港美元外匯存底，為中國日漸枯竭的外匯儲備托底。具體的操作方法是，第一步讓香港消耗大量的美元換成人民幣，然後在香港發行國債或票劵將人民幣抽回，如此一來一往，香港的美元遲早會有被抽乾的一天。 2025年一月15日，人行開出了第一槍，發行了600億元人民幣的央票，成功的吸引了超額認購，一舉從香港抽走了相當於2694億台幣的資金，據公開資料顯示，人行在2024年共在香港發行了8次央票，發行總額高達2750億元人民幣（約1.2兆台幣），鑒於中共財政日漸空虛，以及川普強硬的關稅戰術，中共僅有的3.2萬億美元是禁不起長期消耗戰的，因此無錨印鈔大量放水人民幣就成為唯一出路，然後強迫香港用美元儲備互換，就是一筆最划算的無本生意，以現今港府唯唯諾諾的奴性，怎敢拂逆北京的聖意？習近平悍然沒收一國兩制的陽謀，終於露出了猙獰面目。 截至去年12月12日，香港的外匯儲備為4251億美元，令中共為之垂涎，足夠吸血三、五年不成問題，一旦美元消耗到不足以支撐聯繫匯率，港幣就會成為廢紙，人民幣就可順理成章取而代之，香港將被徹底同化為一個金融廢墟。 台灣有5779億美元存底，世界排名第六，又有完善的科技產業鏈，比香港肥美多了，看懂了這個大局，就知道中共為什麼對台促統心急火燎，蠢蠢欲動了，立法院那批無理取鬧的諸公們，即使不為蒼生，也該為自己的命運不致淪為下一個香港而知所收斂吧？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9日，美國最高法院票決裁定，駁回川普要求停止紐約法院對其封口費案量刑程序的請求。今天之前，川普被控34項偽造商業記錄（重罪），並隱瞞曾向一名成人電影女星支付13萬美元封口費，最高法院的裁定，等於否定川普「當選總統享有刑事豁免」的抗辯，以及，川普也無法以距離個人就職典禮時間太近，迴避即將而來的法院聽證。也就是說，就算川普再過幾天就要是美國總統，他仍可能以待罪之身出庭。 川普官司案無疑是他重返白宮之外，另一充滿戲劇性的經歷。首波高潮始於2022年8月，聯邦調查局對他佛州的海湖莊園進行搜索，帶走大批文件，美國輿論嘩然，當時人在紐約的川普，第一時間反應是：「我美麗的家，佛州棕櫚灘的海湖莊園目前正遭到一大群聯邦調查局特工的圍攻、襲擊和佔領」、「他們甚至闖入了我的保險室」，可以想見，這位向來趾高氣昂的前總統有多氣。 第二波劇情高峰是，2023年3月，紐約曼哈頓大陪審團投票表決，正式對川普提起訴訟，創了美國史上第一次前總統遭刑事指控先例（封口費案、偽造文書），這一發展，再讓川普於網路上發動反擊，稱它是司法迫害，陪審團表決前，川普甚至還號召支持者，說如果自己被起訴，就要發動大規模抗議。陪審團表決當天，一度讓曼哈頓警方如臨大敵，所幸，抗議規模和時間不若媒體原先想像，川普終究還是回到法律攻防途徑。 一方面，無論是佛州的家被搜，還是在紐約被起訴，川普無不以嚴厲口氣批判美國司法，說「這是由一位腐敗的、矛盾的法官進行的一次被操縱的審判…我們將繼續戰鬥。我們將戰鬥到底，我們會贏…真正的判決即將到來。」另一方面，川普則也很務實地組建了一支實力雄厚、經驗豐富的律師團，據媒體披露，光是律師委任就花了川普近500萬美元（由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支付）。 然後，到了2024，在一波又一波官司紛擾下，川普竟在去年底如願再次贏得總統大選。 今天的川普，確實是雜揉著商人性格的政治奇葩，對交易時「虛張聲勢」和政壇「秀肌肉」的交互運用，一直讓民主黨政治正規軍很頭痛，尤其民主黨人以為的爭取司法正義，難道不該是像當年群眾為弱勢的佛洛伊德（遭惡警虐殺而死）走上街頭，並以此凸顯執政者的可信度，怎麼選民會對一個如此富有的「涉重罪者」買單？ 原因之一或許在，首先，川普雖然不斷宣傳「司法武器化」，欲將法律問題訴諸政治解決，但實則過程中，川普司法武器化論的政治效力，很快就出現飽和，即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官司本身，不只雙方定見成型，認為判他有罪才是正義，和判他無罪才是正義的比例，且相當僵固，所以，基於憲法保障，仍有資格參選總統的川普，在初期一陣劈哩啪啦臭罵美國司法之後，很明顯就又整隊回到「真正的政治（選舉）」，官司主要是靠法庭攻防，如此他也才能專註進取選舉（尤其是募款和設定議題），一路從黨內初選鏖戰到大選，又因為美國現實政治問題的千頭萬緒，直接提供給川普諸多著力點，而無須單以「司法政治迫害戰清白」去情緒催票。選戰期間，川普的司法問題幾乎已無關宏旨，結果，川普反倒真的從官司的羈絆中成功脫身。回頭看，是否是川普「抨擊司法」奏效，讓選票還其清白才當上總統，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只需假設一個情境，一個有能力動用政治行動委員會5500萬美元打官司的川普，若是仿照當初民眾走上街頭以宣洩社會邊緣人佛洛伊德之死的不滿，真的動員群眾試圖影響個人官司審判，很大的可能，今次美國大選，「營救川普」就會成為尖銳的話題，而一個期待靠群眾運動為其司法脫困的政治人物，還有可能受到多少選民信任託付，並賦予他「營救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治重責？這也是川普一直以來不只口氣很狂，且從不哭窮、委屈的道理。 我們不妨再借川普的例子，看看民眾黨代主席黃國昌在司法節號召支持者上街的舉動。從柯文哲第一次遭羈押，民眾黨支持者包圍北檢高呼「放人」開始，再到「賴清德放人」（直接要總統介入），再到這次「111釘孤枝」遊行，它百分之百是為柯文哲的官司和民眾黨自己前途而來。但一者，同情、不同情柯文哲的民眾，於今都已很難為任何政治口號所動（尤其起訴後），它的政治效益，恐和美國人評價川普官司案一般，早達飽和狀態。二者，身陷官司泥淖的川普，終究是一人救全黨，現在民眾黨則是全黨救一人，這等於是進一步在降低柯文哲本身的政治格局（或如民眾黨人所在乎的「能量」），黃國昌等愈是為了柯文哲聚力抨擊司法，整個社會對「柯文哲」一詞的唯一討論，就愈是他的政治獻金疑雲和收賄案，從此再無法拓展半點對一個政治人物官司外的治國想像。 觀察幾年下來司法案件纏身的川普，從來不只有「司法梗」，就字義來說，他對自己官司的反擊，可能也比較符合「釘孤支」，觀察柯文哲，他已然全民眾黨目前手頭上最大「政治梗」，然後坐等邊際效應耗盡，繼續走向率眾護己（官司）的一步，就算他不放棄政治，政治也會放棄他，至於官司，該怎麼判還是會怎麼判。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9日，美國最高法院票決裁定，駁回川普要求停止紐約法院對其封口費案量刑程序的請求。今天之前，川普被控34項偽造商業記錄（重罪），並隱瞞曾向一名成人電影女星支付13萬美元封口費，最高法院的裁定，等於否定川普「當選總統享有刑事豁免」的抗辯，以及，川普也無法以距離個人就職典禮時間太近，迴避即將而來的法院聽證。也就是說，就算川普再過幾天就要是美國總統，他仍可能以待罪之身出庭。 川普官司案無疑是他重返白宮之外，另一充滿戲劇性的經歷。首波高潮始於2022年8月，聯邦調查局對他佛州的海湖莊園進行搜索，帶走大批文件，美國輿論嘩然，當時人在紐約的川普，第一時間反應是：「我美麗的家，佛州棕櫚灘的海湖莊園目前正遭到一大群聯邦調查局特工的圍攻、襲擊和佔領」、「他們甚至闖入了我的保險室」，可以想見，這位向來趾高氣昂的前總統有多氣。 第二波劇情高峰是，2023年3月，紐約曼哈頓大陪審團投票表決，正式對川普提起訴訟，創了美國史上第一次前總統遭刑事指控先例（封口費案、偽造文書），這一發展，再讓川普於網路上發動反擊，稱它是司法迫害，陪審團表決前，川普甚至還號召支持者，說如果自己被起訴，就要發動大規模抗議。陪審團表決當天，一度讓曼哈頓警方如臨大敵，所幸，抗議規模和時間不若媒體原先想像，川普終究還是回到法律攻防途徑。 一方面，無論是佛州的家被搜，還是在紐約被起訴，川普無不以嚴厲口氣批判美國司法，說「這是由一位腐敗的、矛盾的法官進行的一次被操縱的審判…我們將繼續戰鬥。我們將戰鬥到底，我們會贏…真正的判決即將到來。」另一方面，川普則也很務實地組建了一支實力雄厚、經驗豐富的律師團，據媒體披露，光是律師委任就花了川普近500萬美元（由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支付）。 然後，到了2024，在一波又一波官司紛擾下，川普竟在去年底如願再次贏得總統大選。 今天的川普，確實是雜揉著商人性格的政治奇葩，對交易時「虛張聲勢」和政壇「秀肌肉」的交互運用，一直讓民主黨政治正規軍很頭痛，尤其民主黨人以為的爭取司法正義，難道不該是像當年群眾為弱勢的佛洛伊德（遭惡警虐殺而死）走上街頭，並以此凸顯執政者的可信度，怎麼選民會對一個如此富有的「涉重罪者」買單？ 原因之一或許在，首先，川普雖然不斷宣傳「司法武器化」，欲將法律問題訴諸政治解決，但實則過程中，川普司法武器化論的政治效力，很快就出現飽和，即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官司本身，不只雙方定見成型，認為判他有罪才是正義，和判他無罪才是正義的比例，且相當僵固，所以，基於憲法保障，仍有資格參選總統的川普，在初期一陣劈哩啪啦臭罵美國司法之後，很明顯就又整隊回到「真正的政治（選舉）」，官司主要是靠法庭攻防，如此他也才能專註進取選舉（尤其是募款和設定議題），一路從黨內初選鏖戰到大選，又因為美國現實政治問題的千頭萬緒，直接提供給川普諸多著力點，而無須單以「司法政治迫害戰清白」去情緒催票。選戰期間，川普的司法問題幾乎已無關宏旨，結果，川普反倒真的從官司的羈絆中成功脫身。回頭看，是否是川普「抨擊司法」奏效，讓選票還其清白才當上總統，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只需假設一個情境，一個有能力動用政治行動委員會5500萬美元打官司的川普，若是仿照當初民眾走上街頭以宣洩社會邊緣人佛洛伊德之死的不滿，真的動員群眾試圖影響個人官司審判，很大的可能，今次美國大選，「營救川普」就會成為尖銳的話題，而一個期待靠群眾運動為其司法脫困的政治人物，還有可能受到多少選民信任託付，並賦予他「營救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治重責？這也是川普一直以來不只口氣很狂，且從不哭窮、委屈的道理。 我們不妨再借川普的例子，看看民眾黨代主席黃國昌在司法節號召支持者上街的舉動。從柯文哲第一次遭羈押，民眾黨支持者包圍北檢高呼「放人」開始，再到「賴清德放人」（直接要總統介入），再到這次「111釘孤枝」遊行，它百分之百是為柯文哲的官司和民眾黨自己前途而來。但一者，同情、不同情柯文哲的民眾，於今都已很難為任何政治口號所動（尤其起訴後），它的政治效益，恐和美國人評價川普官司案一般，早達飽和狀態。二者，身陷官司泥淖的川普，終究是一人救全黨，現在民眾黨則是全黨救一人，這等於是進一步在降低柯文哲本身的政治格局（或如民眾黨人所在乎的「能量」），黃國昌等愈是為了柯文哲聚力抨擊司法，整個社會對「柯文哲」一詞的唯一討論，就愈是他的政治獻金疑雲和收賄案，從此再無法拓展半點對一個政治人物官司外的治國想像。 觀察幾年下來司法案件纏身的川普，從來不只有「司法梗」，就字義來說，他對自己官司的反擊，可能也比較符合「釘孤支」，觀察柯文哲，他已然全民眾黨目前手頭上最大「政治梗」，然後坐等邊際效應耗盡，繼續走向率眾護己（官司）的一步，就算他不放棄政治，政治也會放棄他，至於官司，該怎麼判還是會怎麼判。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2025年剛開頭，中國經濟好像突然不行了。經濟情況日益嚴峻，大批企業裁員降薪，還有更多的中小企業加速倒閉。中國人普遍在問，「經濟形勢這麼差，看不到任何希望，這到底是怎麼啦？」一些中國人在微信上用一個代表性辭彙來提醒大家，「時勢維艱，各自小心」。 為什麼中國經濟如此艱難？雖然很多中國人心中仍然抱著經濟回暖的期待，卻又不得不面對經濟寒冬遇春不退的現實。中國人真懂經濟衰退的原因嗎？本文回顧過往中國經濟繁榮的由來以及其中隱伏的巨大危險，為讀者們解讀中國經濟前景的真相。 一、經濟衰退其來有自 很多中國人現在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衰退還要延續多久？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經濟怎麼突然就衰退了？如果這次的經濟衰退事出偶然，那麼，這樣的問題似乎內含著一個自我認定的答案，即假以時日，中國經濟還能恢復昔日輝煌。但是，如果經濟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會演變成其衰無界。 可以講，中國經濟現在和未來的嚴重困境，事實上乃是「其來有自」。此語指事情的發生和發展有其來由，並非偶然。由於當下很多中國人在國內資訊被封鎖的狀況下，不明白中國經濟繁榮之後突然的衰退，其實具有共產黨最喜歡講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一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概念，即「歷史必然性」。 當前中國經濟的衰退，一半來自其過往經濟政策的錯誤，一半來自其對外政策的錯誤。但是，對這內外兩大錯誤，中國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對，於是便出現了很多誤解和錯誤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兩個撲朔迷離的認知。第一，房產價格暴漲之後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嗎？第二，「世界工廠」能保證中國的出口長期維持高速成長嗎？ 對這兩個問題，早在2017年我就發出了中國的經濟繁榮即將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標題是，《繁榮緣何而去？——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此文並非即興之談，而是仔細分析相關數據、綜合判斷中國經濟的內外環境之後，所得出的研究結果。不過，在互聯網上資訊浩如煙海的年代，中國的讀者看過這篇文章的人並不多。 二、繁榮緣何而去？ 為什麼今日在中國，經濟困境成了「新常態」？事實上，過去20年中國經濟繁榮的成因，正是當下乃至今後經濟困境揮之不去的緣由，榮兮衰所伏。 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讓國際社會和中國人都形成了一種認知，似乎這樣的持續繁榮就是中國經濟的本色。而筆者則以為，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由「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構成，只有了解它們的由來，才可能理解，為什麼今日中國的經濟困境事出必然。 中國從1978年開始農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數百億美元，對經濟成長的推力不大。隨著港台企業在大陸建立越來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業，2000年中國的出口達到2,492億美元。但真正推動中國經濟進入「出口景氣」的，主要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這些投資幫助中國提升了國際市場和生產技術的開發能力，使中國的出口產品品種延伸到製造業的各個領域，至2013年中國的出口額達到22,090億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國2001年加入WTO，伴隨著引進外資高潮，為中國創造了第一個十年繁榮。從2002年到2011年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每年增長9%以上。在此期間，中國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長，一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出口成為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中國能讓出口連續幾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長率嗎？顯然不可能。從常識判斷，人口規模小的國家，出口數額小，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長期貿易順差。但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來說，全球市場顯得太小，中國的勞動力佔全球就業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場都讓給中國，中國的「出口景氣」也不可能無限期延續下去。 何況，從國際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這也不現實，因為貿易必須互利才能久遠。若中國賺盡了全球的錢，長期多賣少買，積累起巨額外匯儲備，其他國家長期的大量貿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經濟困境。所以，中國不可能長期依賴出口高增長來維持經濟繁榮，「出口景氣」總有結束的一天，「出口景氣」早晚會下滑，中國的經濟成長必然會因此失去動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氣」 當中國還陶醉在「出口景氣」帶來經濟高成長的成就感當中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突然導致中國的出口訂單大幅度減少，中國政府決定採取強有力的經濟刺激措施。中國的主要政策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由此帶動了一輪「土木工程景氣」。 當全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屬企業都開始大興土木工程之後，中國與土木工程相關的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迅速從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雖然「土木工程景氣」又支撐了中國十年的經濟繁榮，但土木工程投資的反常暴漲若持續多年，必然產生房地產泡沫。與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經濟泡沫就不算嚴重了，因為當時日本的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僅為9%，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的這一比例不過是6%。 短短十年內，土木工程成了中國經濟的領頭產業，帶動了幾十個上下游產業的繁榮。在「土木工程景氣」的高潮期，中國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國整個20世紀消耗的水泥量還要多；中國的粗鋼生產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從2008年的6.6億噸，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億噸，佔世界粗鋼產量的比重從49%，跳升到69%。當中國政府製造出「土木工程景氣」時，也埋下了製造業和採掘業嚴重的產能過剩危機。 與「土木工程景氣」同時出現的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一線城市的平均房價相當於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當工薪階層買不起房的時候，房地產業的不斷膨脹，就意味著房產逐漸地泡沫化，許多買房者把住宅當作資產增值的投機手段。發達國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間；2015年6月中國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達到了22%到26%。 據2015年的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93%都擁有住房；在城鎮有戶籍的家庭，戶均擁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滿足，而當時中國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還有1億套。換言之，早在2015年，2.5億戶城鎮家庭，4億套城市住宅，供給比需求多60%。當房地產泡沫膨脹到這種程度時，「土木工程景氣」就走到頭了，房價隨後下跌，乃是必然趨勢。 四、為什麼中國的消費拉不起來？ 當中國經濟不能再靠不斷擴張出口或投資快速膨脹來保持繁榮時，能否靠十幾億居民的消費能力來實現經濟繁榮呢？如果不了解過去近50年國民消費對經濟成長的拉動力，就無法理解，為何中共「拉動消費」的口號始終無效？ 改革開始之初，中國的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為53%；此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繁榮狀態，這一比重不斷下降，從2006年到現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這麼低，是因為各級政府的消費，包括維穩費用、軍事支出和軍工研發，佔用了巨量經濟資源。 世界銀行公布173個國家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人口超過1千萬的國家裡，僅有3個國家的這一比重，處於35%上下這樣極端偏低的異常狀態，中國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國內消費都是經濟的主要支柱，這些國家多年來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相當穩定，美、英、日、法、德分別是69%、65%、61%、56%、55%。 由於中國14億人口中，具有高消費能力的只佔4%。單靠這少數人的消費力，根本無法拉動整體經濟。十年前中國經濟學界曾反覆討論「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卻始終找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現在這個話題已在中國消失，因為這其實是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產物，並非經濟政策可輕易解決的。 中國這種低消費、高投資和高出口的經濟結構，使中國只能靠長期大規模地投資和出口，才能維持經濟成長。投資要持續成長，就必須不斷興建工程，但投資沒回報，如何持續擴大投資？出口要持續成長，就要不斷擴大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佔領，那會傷害到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 五、中共兩次犯錯，經濟螺旋下落 過去十幾年來，中共實際上是錯誤地選擇了以房地產為支柱的經濟發展戰略；而在經濟成長靠出口這方面，中共以為，用堅船利炮就能逼美國讓出更多市場，結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戰，徹底惡化了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 中國自從建立所謂的「世界工廠」以後，一直有一個錯覺，以為從此就能決定世界各國消費者的命運，各國都要看中國的臉色，因此中國就崛起了。其實，中國的「世界工廠」是經濟全球化1.0版的產物，但那不是製造業廠家來主導的，而是市場主導的。當下游的外國公司轉移產品訂單之後，「世界工廠」就可能衰退。 和氣生財本來是這個「世界工廠」生存下去的秘訣，但中共的本性從未改變，有點錢就野心勃勃，想要充當世界霸權，改變國際秩序，達到對外擴張、擴大勢力範圍的目的。結果，中共的霸權企圖破壞了台海穩定，也動搖了中國賴以生存的「世界工廠」。而中共2020年初點燃美中冷戰的時間點，恰恰選在經濟開始下滑的時刻。 中共在對自己的前景和對未來國際關係做出完全錯誤判斷的背景下，在錯誤的時間，做出了點燃美中冷戰這種極其危險的重大國際關係決策，其後果必然是，紅色大國的壽命被中共決策層直接縮短了。 中共決策上的這兩大問題，即選擇以房地產為支柱的經濟發展戰略，其責任在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承繼了前任的錯誤；而點燃美中冷戰，則完全是習近平的責任，不過，擴軍備戰的準備工作，其實從江澤民時代就開始了。 絕大多數中國人並未意識到，中共領導人其實是一代繼一代地，在稀里糊塗當中，把中國推到了經濟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於現在已難以挽救。 六、通貨緊縮成禁忌，經濟困境無葯醫 中國經濟困境的初步徵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現，但疫情掩蓋了經濟困境；等到疫情過去之後，房地產泡沫就突然破滅了，然後就是房價連年下跌。 作為經濟支柱的房地產業之崩塌，其連鎖效應波及上下游許多行業，裁員降薪接踵而至，失業率飆升，中小企業大量倒閉，中產階層感受到了生存危機。他們一旦失業，除了送外賣、快遞，很難找到能維持家計的工作。現在中國的中產階層除了拚命節衣縮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願望就是存錢保房貸的高額月供；否則，一旦失業，月供中斷，房子這主要的家庭資產被法拍，就淪為徹底的無產階級，甚至是負債階級了。 《華爾街日報》去年12月23日報道，去年早些時候，中國的一個重要諮詢機構為高層領導人準備了一份報告。該報告提到，如果不採取更緊急的措施重振經濟增長，中國可能會陷入螺旋式通貨緊縮，就像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運一樣。但習近平對此不為所動。據接近中國高層決策圈的人士透露，習近平曾問他的顧問們，通貨緊縮有什麼不好？大家難道不喜歡物價更便宜嗎？據知情人士說，習近平的這種輕視態度，使得通貨緊縮在中國決策圈幾乎成了禁忌話題。 其實，中國的那個智庫把通貨緊縮這個概念用錯了。所謂的通貨緊縮，是指流通中的貨幣減少，導致物價持續下跌。但中國央行明確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業銀行準備金率不斷下調，財政又通過超額發行長期國債，讓央行通過再回購來釋放大量貨幣。所以，講中國現在是通貨緊縮，屬於錯誤解讀。 中國經濟的現況，其實比通貨緊縮還嚴重。物價下跌有兩種原因，一種是通貨緊縮造成的，另一種是經濟萎縮造成的。而中國現在原物料價格持續下跌，並非流通中的貨幣減少，而是因為經濟活動全面萎縮，這比通貨緊縮的後果更嚴重。通貨緊縮還有救，放鬆貨幣政策就可以解決；但中國的實況是，央行已反覆放鬆貨幣政策，經濟卻持續自動地全面萎縮，這就難救了。 今年1月2日《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指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已導致城市家庭戶均損失家庭財富九萬美金；這使中國家庭財富的總損失達到十八萬億美金，相當於中國一年的GDP；而現在中國政府、家庭和企業的借貸總額已達到一年GDP的三倍；而當下中國現在還有八千萬套空置住房，相當於整個美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中國這麼多的空置住房，意味著房價還會下跌，那麼中國家庭的財富就會進一步受到損失。所以，現在並非中國經濟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還在下滑的半途當中。在這種狀況下，中國人各自小心、長期應對，是一種必要的心理準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5年剛開頭，中國經濟好像突然不行了。經濟情況日益嚴峻，大批企業裁員降薪，還有更多的中小企業加速倒閉。中國人普遍在問，「經濟形勢這麼差，看不到任何希望，這到底是怎麼啦？」一些中國人在微信上用一個代表性辭彙來提醒大家，「時勢維艱，各自小心」。 為什麼中國經濟如此艱難？雖然很多中國人心中仍然抱著經濟回暖的期待，卻又不得不面對經濟寒冬遇春不退的現實。中國人真懂經濟衰退的原因嗎？本文回顧過往中國經濟繁榮的由來以及其中隱伏的巨大危險，為讀者們解讀中國經濟前景的真相。 一、經濟衰退其來有自 很多中國人現在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衰退還要延續多久？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經濟怎麼突然就衰退了？如果這次的經濟衰退事出偶然，那麼，這樣的問題似乎內含著一個自我認定的答案，即假以時日，中國經濟還能恢復昔日輝煌。但是，如果經濟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會演變成其衰無界。 可以講，中國經濟現在和未來的嚴重困境，事實上乃是「其來有自」。此語指事情的發生和發展有其來由，並非偶然。由於當下很多中國人在國內資訊被封鎖的狀況下，不明白中國經濟繁榮之後突然的衰退，其實具有共產黨最喜歡講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一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概念，即「歷史必然性」。 當前中國經濟的衰退，一半來自其過往經濟政策的錯誤，一半來自其對外政策的錯誤。但是，對這內外兩大錯誤，中國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對，於是便出現了很多誤解和錯誤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兩個撲朔迷離的認知。第一，房產價格暴漲之後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嗎？第二，「世界工廠」能保證中國的出口長期維持高速成長嗎？ 對這兩個問題，早在2017年我就發出了中國的經濟繁榮即將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標題是，《繁榮緣何而去？——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此文並非即興之談，而是仔細分析相關數據、綜合判斷中國經濟的內外環境之後，所得出的研究結果。不過，在互聯網上資訊浩如煙海的年代，中國的讀者看過這篇文章的人並不多。 二、繁榮緣何而去？ 為什麼今日在中國，經濟困境成了「新常態」？事實上，過去20年中國經濟繁榮的成因，正是當下乃至今後經濟困境揮之不去的緣由，榮兮衰所伏。 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讓國際社會和中國人都形成了一種認知，似乎這樣的持續繁榮就是中國經濟的本色。而筆者則以為，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由「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構成，只有了解它們的由來，才可能理解，為什麼今日中國的經濟困境事出必然。 中國從1978年開始農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數百億美元，對經濟成長的推力不大。隨著港台企業在大陸建立越來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業，2000年中國的出口達到2,492億美元。但真正推動中國經濟進入「出口景氣」的，主要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這些投資幫助中國提升了國際市場和生產技術的開發能力，使中國的出口產品品種延伸到製造業的各個領域，至2013年中國的出口額達到22,090億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國2001年加入WTO，伴隨著引進外資高潮，為中國創造了第一個十年繁榮。從2002年到2011年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每年增長9%以上。在此期間，中國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長，一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出口成為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中國能讓出口連續幾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長率嗎？顯然不可能。從常識判斷，人口規模小的國家，出口數額小，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長期貿易順差。但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來說，全球市場顯得太小，中國的勞動力佔全球就業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場都讓給中國，中國的「出口景氣」也不可能無限期延續下去。 何況，從國際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這也不現實，因為貿易必須互利才能久遠。若中國賺盡了全球的錢，長期多賣少買，積累起巨額外匯儲備，其他國家長期的大量貿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經濟困境。所以，中國不可能長期依賴出口高增長來維持經濟繁榮，「出口景氣」總有結束的一天，「出口景氣」早晚會下滑，中國的經濟成長必然會因此失去動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氣」 當中國還陶醉在「出口景氣」帶來經濟高成長的成就感當中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突然導致中國的出口訂單大幅度減少，中國政府決定採取強有力的經濟刺激措施。中國的主要政策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由此帶動了一輪「土木工程景氣」。 當全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屬企業都開始大興土木工程之後，中國與土木工程相關的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迅速從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雖然「土木工程景氣」又支撐了中國十年的經濟繁榮，但土木工程投資的反常暴漲若持續多年，必然產生房地產泡沫。與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經濟泡沫就不算嚴重了，因為當時日本的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僅為9%，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的這一比例不過是6%。 短短十年內，土木工程成了中國經濟的領頭產業，帶動了幾十個上下游產業的繁榮。在「土木工程景氣」的高潮期，中國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國整個20世紀消耗的水泥量還要多；中國的粗鋼生產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從2008年的6.6億噸，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億噸，佔世界粗鋼產量的比重從49%，跳升到69%。當中國政府製造出「土木工程景氣」時，也埋下了製造業和採掘業嚴重的產能過剩危機。 與「土木工程景氣」同時出現的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一線城市的平均房價相當於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當工薪階層買不起房的時候，房地產業的不斷膨脹，就意味著房產逐漸地泡沫化，許多買房者把住宅當作資產增值的投機手段。發達國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間；2015年6月中國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達到了22%到26%。 據2015年的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93%都擁有住房；在城鎮有戶籍的家庭，戶均擁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滿足，而當時中國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還有1億套。換言之，早在2015年，2.5億戶城鎮家庭，4億套城市住宅，供給比需求多60%。當房地產泡沫膨脹到這種程度時，「土木工程景氣」就走到頭了，房價隨後下跌，乃是必然趨勢。 四、為什麼中國的消費拉不起來？ 當中國經濟不能再靠不斷擴張出口或投資快速膨脹來保持繁榮時，能否靠十幾億居民的消費能力來實現經濟繁榮呢？如果不了解過去近50年國民消費對經濟成長的拉動力，就無法理解，為何中共「拉動消費」的口號始終無效？ 改革開始之初，中國的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為53%；此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繁榮狀態，這一比重不斷下降，從2006年到現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這麼低，是因為各級政府的消費，包括維穩費用、軍事支出和軍工研發，佔用了巨量經濟資源。 世界銀行公布173個國家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人口超過1千萬的國家裡，僅有3個國家的這一比重，處於35%上下這樣極端偏低的異常狀態，中國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國內消費都是經濟的主要支柱，這些國家多年來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相當穩定，美、英、日、法、德分別是69%、65%、61%、56%、55%。 由於中國14億人口中，具有高消費能力的只佔4%。單靠這少數人的消費力，根本無法拉動整體經濟。十年前中國經濟學界曾反覆討論「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卻始終找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現在這個話題已在中國消失，因為這其實是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產物，並非經濟政策可輕易解決的。 中國這種低消費、高投資和高出口的經濟結構，使中國只能靠長期大規模地投資和出口，才能維持經濟成長。投資要持續成長，就必須不斷興建工程，但投資沒回報，如何持續擴大投資？出口要持續成長，就要不斷擴大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佔領，那會傷害到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 五、中共兩次犯錯，經濟螺旋下落 過去十幾年來，中共實際上是錯誤地選擇了以房地產為支柱的經濟發展戰略；而在經濟成長靠出口這方面，中共以為，用堅船利炮就能逼美國讓出更多市場，結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戰，徹底惡化了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 中國自從建立所謂的「世界工廠」以後，一直有一個錯覺，以為從此就能決定世界各國消費者的命運，各國都要看中國的臉色，因此中國就崛起了。其實，中國的「世界工廠」是經濟全球化1.0版的產物，但那不是製造業廠家來主導的，而是市場主導的。當下游的外國公司轉移產品訂單之後，「世界工廠」就可能衰退。 和氣生財本來是這個「世界工廠」生存下去的秘訣，但中共的本性從未改變，有點錢就野心勃勃，想要充當世界霸權，改變國際秩序，達到對外擴張、擴大勢力範圍的目的。結果，中共的霸權企圖破壞了台海穩定，也動搖了中國賴以生存的「世界工廠」。而中共2020年初點燃美中冷戰的時間點，恰恰選在經濟開始下滑的時刻。 中共在對自己的前景和對未來國際關係做出完全錯誤判斷的背景下，在錯誤的時間，做出了點燃美中冷戰這種極其危險的重大國際關係決策，其後果必然是，紅色大國的壽命被中共決策層直接縮短了。 中共決策上的這兩大問題，即選擇以房地產為支柱的經濟發展戰略，其責任在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承繼了前任的錯誤；而點燃美中冷戰，則完全是習近平的責任，不過，擴軍備戰的準備工作，其實從江澤民時代就開始了。 絕大多數中國人並未意識到，中共領導人其實是一代繼一代地，在稀里糊塗當中，把中國推到了經濟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於現在已難以挽救。 六、通貨緊縮成禁忌，經濟困境無葯醫 中國經濟困境的初步徵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現，但疫情掩蓋了經濟困境；等到疫情過去之後，房地產泡沫就突然破滅了，然後就是房價連年下跌。 作為經濟支柱的房地產業之崩塌，其連鎖效應波及上下游許多行業，裁員降薪接踵而至，失業率飆升，中小企業大量倒閉，中產階層感受到了生存危機。他們一旦失業，除了送外賣、快遞，很難找到能維持家計的工作。現在中國的中產階層除了拚命節衣縮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願望就是存錢保房貸的高額月供；否則，一旦失業，月供中斷，房子這主要的家庭資產被法拍，就淪為徹底的無產階級，甚至是負債階級了。 《華爾街日報》去年12月23日報道，去年早些時候，中國的一個重要諮詢機構為高層領導人準備了一份報告。該報告提到，如果不採取更緊急的措施重振經濟增長，中國可能會陷入螺旋式通貨緊縮，就像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運一樣。但習近平對此不為所動。據接近中國高層決策圈的人士透露，習近平曾問他的顧問們，通貨緊縮有什麼不好？大家難道不喜歡物價更便宜嗎？據知情人士說，習近平的這種輕視態度，使得通貨緊縮在中國決策圈幾乎成了禁忌話題。 其實，中國的那個智庫把通貨緊縮這個概念用錯了。所謂的通貨緊縮，是指流通中的貨幣減少，導致物價持續下跌。但中國央行明確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業銀行準備金率不斷下調，財政又通過超額發行長期國債，讓央行通過再回購來釋放大量貨幣。所以，講中國現在是通貨緊縮，屬於錯誤解讀。 中國經濟的現況，其實比通貨緊縮還嚴重。物價下跌有兩種原因，一種是通貨緊縮造成的，另一種是經濟萎縮造成的。而中國現在原物料價格持續下跌，並非流通中的貨幣減少，而是因為經濟活動全面萎縮，這比通貨緊縮的後果更嚴重。通貨緊縮還有救，放鬆貨幣政策就可以解決；但中國的實況是，央行已反覆放鬆貨幣政策，經濟卻持續自動地全面萎縮，這就難救了。 今年1月2日《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指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已導致城市家庭戶均損失家庭財富九萬美金；這使中國家庭財富的總損失達到十八萬億美金，相當於中國一年的GDP；而現在中國政府、家庭和企業的借貸總額已達到一年GDP的三倍；而當下中國現在還有八千萬套空置住房，相當於整個美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中國這麼多的空置住房，意味著房價還會下跌，那麼中國家庭的財富就會進一步受到損失。所以，現在並非中國經濟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還在下滑的半途當中。在這種狀況下，中國人各自小心、長期應對，是一種必要的心理準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1月6日到8日，中共召開中紀委二十屆四中全會，這應該是習近平故意安排，趕在中共中央四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時代，沒有中紀委；鄧小平時代開始設立中紀委，但論及開全會，通常是先開中共中央全會，再開中紀委全會，體現一黨專制下「黨領導一切」的宗旨，意即，黨也領導紀律檢查委員會。 但是，到了習時代，尤其近幾年，習近平故意先開中紀委全會，然後再開中共中央全會。其目的，是要趕在中共中央全會前，借用中紀委這個刀把子，對黨內展開一輪大清洗，肅清異己，或示以震懾，便於自己在隨後的中共中央全會上掌握主動權，為進一步鞏固權力或強化權力鋪路。 去年，2024年1月，召開了中紀委（二十屆）三中全會，而拖延再三，遲至2024年7月，才召開了中共中央（二十屆）三中全會。進入2025年1月，習近平如法炮製，先召開中紀委（二十屆）四中全會，然後，能拖就拖，拖到不能再拖時，才召開中共中央（二十屆）四中全會。 這次召開中紀委四中全會，從黨媒宣傳到習近平講話，都言必稱「反腐永遠在路上」和「自我革命」，云云。所謂「反腐永遠在路上」，就是「腐敗永遠在路上」。其實，反腐是假的、是口號，腐敗才是真的，縱容腐敗才是掌權者的本意。所謂「自我革命」，對民間，就是拒絕人民監督的意思，任由共產黨自說自話；對黨內，就是大清洗的代名詞。 習近平宣稱：「要始終保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執著，保持戰略定力和高壓態勢，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讓，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真要達到讓官員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簡單，那就推行政改，實現制度變革，把不受監督、無法無天的一黨專政轉變為接受監督、制衡、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民主制度，如此，何須所謂「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費日費時，勞民傷財，搞得烏煙瘴氣、雞犬不寧。 正如國內外民間輿論一再挑明，如果真反腐，只須三招：官員公布財產，司法獨立，新聞自由。這是大多數正常國家都具備的制度要素。但是，習近平不幹。他要的就是一黨專政，要的就是這種制度性腐敗，這正是他掌權、固權、擴權的秘訣和著力點；只要腐敗永遠在路上，他的所謂「反腐」就永遠在路上。於是，他永遠能手持尚方寶劍，砍掉任何威脅他權力的黨內政敵，甚至滅口黨內任何批評者。 所謂「自我革命」，從習近平口裡說出來，不會針對他自己，而只會針對黨內其他人；不會針對他自己的家族，而只會針對黨內其他家族。 可見，一切都是習近平個人的權力算計。此人治國理政無方，權鬥技術倒是一流，甚至超一流。可憐見，一個擁有九千萬之眾的百年大黨，就只能聽任其一人橫行、一人擺布，任其魚肉、任其宰割，百官哀嘆而無可奈何！ 前些天，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對中國經濟社會形勢獨唱光明論，通篇自吹自擂，自我粉飾太平，華麗辭藻與現實相距甚遠，且毫無提振經濟的實際措施，中港股市應聲暴跌。很顯然，習近平當政十二年，就是亂政十二年，不僅把中國拉向倒退和失敗，也把中國共產黨拉向倒退和失敗。對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言，究竟是福還是禍？似乎一時難以定論。但對整個世界而言，在其他國家看來，或反倒是某種福音？ 全文轉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1月6日到8日，中共召開中紀委二十屆四中全會，這應該是習近平故意安排，趕在中共中央四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時代，沒有中紀委；鄧小平時代開始設立中紀委，但論及開全會，通常是先開中共中央全會，再開中紀委全會，體現一黨專制下「黨領導一切」的宗旨，意即，黨也領導紀律檢查委員會。 但是，到了習時代，尤其近幾年，習近平故意先開中紀委全會，然後再開中共中央全會。其目的，是要趕在中共中央全會前，借用中紀委這個刀把子，對黨內展開一輪大清洗，肅清異己，或示以震懾，便於自己在隨後的中共中央全會上掌握主動權，為進一步鞏固權力或強化權力鋪路。 去年，2024年1月，召開了中紀委（二十屆）三中全會，而拖延再三，遲至2024年7月，才召開了中共中央（二十屆）三中全會。進入2025年1月，習近平如法炮製，先召開中紀委（二十屆）四中全會，然後，能拖就拖，拖到不能再拖時，才召開中共中央（二十屆）四中全會。 這次召開中紀委四中全會，從黨媒宣傳到習近平講話，都言必稱「反腐永遠在路上」和「自我革命」，云云。所謂「反腐永遠在路上」，就是「腐敗永遠在路上」。其實，反腐是假的、是口號，腐敗才是真的，縱容腐敗才是掌權者的本意。所謂「自我革命」，對民間，就是拒絕人民監督的意思，任由共產黨自說自話；對黨內，就是大清洗的代名詞。 習近平宣稱：「要始終保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執著，保持戰略定力和高壓態勢，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讓，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真要達到讓官員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簡單，那就推行政改，實現制度變革，把不受監督、無法無天的一黨專政轉變為接受監督、制衡、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民主制度，如此，何須所謂「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費日費時，勞民傷財，搞得烏煙瘴氣、雞犬不寧。 正如國內外民間輿論一再挑明，如果真反腐，只須三招：官員公布財產，司法獨立，新聞自由。這是大多數正常國家都具備的制度要素。但是，習近平不幹。他要的就是一黨專政，要的就是這種制度性腐敗，這正是他掌權、固權、擴權的秘訣和著力點；只要腐敗永遠在路上，他的所謂「反腐」就永遠在路上。於是，他永遠能手持尚方寶劍，砍掉任何威脅他權力的黨內政敵，甚至滅口黨內任何批評者。 所謂「自我革命」，從習近平口裡說出來，不會針對他自己，而只會針對黨內其他人；不會針對他自己的家族，而只會針對黨內其他家族。 可見，一切都是習近平個人的權力算計。此人治國理政無方，權鬥技術倒是一流，甚至超一流。可憐見，一個擁有九千萬之眾的百年大黨，就只能聽任其一人橫行、一人擺布，任其魚肉、任其宰割，百官哀嘆而無可奈何！ 前些天，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對中國經濟社會形勢獨唱光明論，通篇自吹自擂，自我粉飾太平，華麗辭藻與現實相距甚遠，且毫無提振經濟的實際措施，中港股市應聲暴跌。很顯然，習近平當政十二年，就是亂政十二年，不僅把中國拉向倒退和失敗，也把中國共產黨拉向倒退和失敗。對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言，究竟是福還是禍？似乎一時難以定論。但對整個世界而言，在其他國家看來，或反倒是某種福音？ 全文轉自由亞洲電台
剛過去不久的2024年，可稱之為選舉年，據說全球有一百多場選舉。不過，就地緣政治而言，這些選舉並不具有同等價值，其中兩場選舉最重要，它們是年初的台灣選舉和年末的美國選舉，恰好一前一後。 美國選舉對全球地緣政治的重要，似乎不言而喻，因為美國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出於這一點，許多人會認為，只要是美國的事，對全球都重要。但去年11月美國的總統選舉，之所以顯得重要，並不因為它是美國的總統選舉，而因為這是場特別的總統選舉。它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川普的二次回歸，而川普這次回歸是帶著特殊使命的，從而使得這場選舉，在整個選舉過程懸念迭出，充滿意外，更不用說它的選舉結果了。要不是川普這個因素，美國這場選舉的可看性就差遠了，和過去正常年份的大多數正常選舉一樣，在地緣政治上並不顯出它的重要性，儘管美國自身的重要性毋庸而言。 選舉的結果是川普當選。作為一位非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川普二次入主白宮，給美國給世界會帶來何種影響，幾乎每個國家都在屏息觀看，尤其對海峽兩岸的大陸和台灣而言。川普的政治理念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應該說，他已經成功地改造了美國的政治文化，至少是改造了一半，拜登的四年，實際也是接受了川普的「MAGA」理念，所以很多人認為，拜登的治理路線是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但是，川普此次回歸，並非是他1.0的簡單翻版，必然會在美國的內政外交上將他的「MAGA」理念貫穿在每項政策和做法上，至於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他肯定會利用目前的大好形勢和總統權力，全力去實現這個使命，這從他提名非建制派的死忠粉為其內閣成員可見一斑。 某種意義上，川普是帶著復仇心理開啟他的二次回歸的。在其施政的優先順序上，內政將要重於外交，而內政的重中之重，是進一步改造美國的政治文化，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有人講，川普將要在美國進行一場美國式文革，這或許有些誇大，但是他確實要讓「MAGA」理念成為一種新的美國政治文化。可川普要達成目的，也非易事，因為美國的覺醒運動及蘊含著其中的進步主義，其形成並非一朝一夕，早已流佈於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要改造或摧毀它不是那麼容易的，會遇到抵制和反對。 毫無疑問，川普的「MAGA」政治和對美國的改造，對美國的外交和全球地緣政治會產生很大的衝擊波。作為世界「霸權」，美國國內政治本身就會影響世界，就此而言，美國的內政即是其外交；同理，全世界的事，在美國眼裡，也是自己的事，是要管的。故從此角度說，美國的外交也是其內政。換言之，內政和外交對美國不是那麼截然分開的，兩者的邊界有些模糊，這就是內政外交化、外交內政化，是只有霸權國家才會有的現象。 有鑒於此，當川普試著去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時，會減少他對外部世界的關注，不願讓美國為世界承擔過多的提供公共品的責任，特別是在抽干沼澤的過程中做得不順，遇到很大阻力，會牽制美國國家能力的投射和運用，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美國的霸權；與此同時，川普亦有可能將外交議題引入內部黨爭，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和手段。當川普這樣做時，對外交和地緣政治產生怎樣的變數，取決該議題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川普使用議題於黨爭的方式。 另外，川普還是一個有著威權性格的領導人，他對民主/專制的意識形態敘述不感興趣，在外交上不大可能打意識形態牌，對經濟和關稅的重視可能要超過地緣政治，故他或許通過地緣政治上的施壓來達到他的特定經濟目的。這就為在地緣政治上的可交易性提供了空間。而這似乎不利於民主國家而有利於專制國家，尤其對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如果中國願意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來換取川普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打壓的某种放松，中國的外部環境可能就不像輿論認為的那樣在川普時代比在拜登時代更惡劣。 再說台灣，去年的總統選舉，其重要性或僅次於美國，這凸顯了台灣在世界政治版圖中的分量。台灣總統選舉的重要，植根於兩岸關係的重要，兩岸關係的重要又植根於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在美國的戰略布局中，台灣的戰略地位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處於美國圍中戰略的第一島鏈的樞紐地位；二是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尤其台積電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打壓中也是關鍵的一環。科技在國家的競爭中越來越起某種決定性作用，而台灣在全球先進晶片的供應鏈中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這是台灣的戰略價值所在，也是美國讓台積電到美日等地設場以分散風險的原因。 台灣這種戰略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由總統選舉予以體現。想像一下，如果台灣去年的總統選舉，藍白合最後沒有破裂，今天坐在總統府的就不是賴清德，而是侯友宜或柯文哲，執政的也不是民進黨，而是國民黨，當然，柯也不會入監——順便說下，柯對去年在藍白合中的算計定會後悔死了。假設侯或柯做了總統，由於一個反對台獨，認同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一個認同兩岸一家親，大陸和台灣的關係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緊張，兩岸大概率會恢復官方往來。儘管台灣在美國的晶片戰中還是會聽從美國，不會允許台積電的先進晶片賣給大陸，但在地緣政治上，會持相對友陸立場，兩岸的衝突風險有可能降低。至於此結果對台灣是否會比現在要好，這是個價值判斷問題，在此不論。 雖然國民黨和民進黨誰當政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不同影響，然而，長遠來看，只要美中的競爭和對抗繼續，無論兩黨誰當政，台灣在美製中戰略上的這種重要地位，也會讓台灣面臨一種困境。原因在於，越往後，台灣獨立的力量越強，這是不可更改的趨勢，即便國民黨當政，也不能扭轉這種趨勢，而且也不會去扭轉。相反，國民黨本身會越來越本土化，而一個本土化的國民黨，在大陸看來，和民進黨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但另一面，兩岸實力的差距也是客觀存在的，從而使得台灣難以真正獲得法律上的獨立，除非大陸發生突變。此種狀況導致台灣在和大陸的對抗中不得不更深地依賴美日和西方國家，從而會削弱台灣的自主性。這就是我說的台灣困境的意義。 美國和台灣這兩場選舉現均已過去。川普即將上台，賴清德則在台灣執政了半年多。全世界都嚴陣以待川普的上台，這已經體現了川普2.0對地緣政治的巨大影響力。至於賴，他的當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亦有目共睹，未來三年還會進一步通過一些事件體現出來。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剛過去不久的2024年，可稱之為選舉年，據說全球有一百多場選舉。不過，就地緣政治而言，這些選舉並不具有同等價值，其中兩場選舉最重要，它們是年初的台灣選舉和年末的美國選舉，恰好一前一後。 美國選舉對全球地緣政治的重要，似乎不言而喻，因為美國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出於這一點，許多人會認為，只要是美國的事，對全球都重要。但去年11月美國的總統選舉，之所以顯得重要，並不因為它是美國的總統選舉，而因為這是場特別的總統選舉。它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川普的二次回歸，而川普這次回歸是帶著特殊使命的，從而使得這場選舉，在整個選舉過程懸念迭出，充滿意外，更不用說它的選舉結果了。要不是川普這個因素，美國這場選舉的可看性就差遠了，和過去正常年份的大多數正常選舉一樣，在地緣政治上並不顯出它的重要性，儘管美國自身的重要性毋庸而言。 選舉的結果是川普當選。作為一位非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川普二次入主白宮，給美國給世界會帶來何種影響，幾乎每個國家都在屏息觀看，尤其對海峽兩岸的大陸和台灣而言。川普的政治理念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應該說，他已經成功地改造了美國的政治文化，至少是改造了一半，拜登的四年，實際也是接受了川普的「MAGA」理念，所以很多人認為，拜登的治理路線是沒有川普的川普主義。但是，川普此次回歸，並非是他1.0的簡單翻版，必然會在美國的內政外交上將他的「MAGA」理念貫穿在每項政策和做法上，至於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他肯定會利用目前的大好形勢和總統權力，全力去實現這個使命，這從他提名非建制派的死忠粉為其內閣成員可見一斑。 某種意義上，川普是帶著復仇心理開啟他的二次回歸的。在其施政的優先順序上，內政將要重於外交，而內政的重中之重，是進一步改造美國的政治文化，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有人講，川普將要在美國進行一場美國式文革，這或許有些誇大，但是他確實要讓「MAGA」理念成為一種新的美國政治文化。可川普要達成目的，也非易事，因為美國的覺醒運動及蘊含著其中的進步主義，其形成並非一朝一夕，早已流佈於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要改造或摧毀它不是那麼容易的，會遇到抵制和反對。 毫無疑問，川普的「MAGA」政治和對美國的改造，對美國的外交和全球地緣政治會產生很大的衝擊波。作為世界「霸權」，美國國內政治本身就會影響世界，就此而言，美國的內政即是其外交；同理，全世界的事，在美國眼裡，也是自己的事，是要管的。故從此角度說，美國的外交也是其內政。換言之，內政和外交對美國不是那麼截然分開的，兩者的邊界有些模糊，這就是內政外交化、外交內政化，是只有霸權國家才會有的現象。 有鑒於此，當川普試著去抽干華盛頓的沼澤時，會減少他對外部世界的關注，不願讓美國為世界承擔過多的提供公共品的責任，特別是在抽干沼澤的過程中做得不順，遇到很大阻力，會牽制美國國家能力的投射和運用，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美國的霸權；與此同時，川普亦有可能將外交議題引入內部黨爭，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和手段。當川普這樣做時，對外交和地緣政治產生怎樣的變數，取決該議題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川普使用議題於黨爭的方式。 另外，川普還是一個有著威權性格的領導人，他對民主/專制的意識形態敘述不感興趣，在外交上不大可能打意識形態牌，對經濟和關稅的重視可能要超過地緣政治，故他或許通過地緣政治上的施壓來達到他的特定經濟目的。這就為在地緣政治上的可交易性提供了空間。而這似乎不利於民主國家而有利於專制國家，尤其對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如果中國願意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來換取川普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打壓的某种放松，中國的外部環境可能就不像輿論認為的那樣在川普時代比在拜登時代更惡劣。 再說台灣，去年的總統選舉，其重要性或僅次於美國，這凸顯了台灣在世界政治版圖中的分量。台灣總統選舉的重要，植根於兩岸關係的重要，兩岸關係的重要又植根於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在美國的戰略布局中，台灣的戰略地位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處於美國圍中戰略的第一島鏈的樞紐地位；二是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尤其台積電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打壓中也是關鍵的一環。科技在國家的競爭中越來越起某種決定性作用，而台灣在全球先進晶片的供應鏈中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這是台灣的戰略價值所在，也是美國讓台積電到美日等地設場以分散風險的原因。 台灣這種戰略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由總統選舉予以體現。想像一下，如果台灣去年的總統選舉，藍白合最後沒有破裂，今天坐在總統府的就不是賴清德，而是侯友宜或柯文哲，執政的也不是民進黨，而是國民黨，當然，柯也不會入監——順便說下，柯對去年在藍白合中的算計定會後悔死了。假設侯或柯做了總統，由於一個反對台獨，認同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一個認同兩岸一家親，大陸和台灣的關係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緊張，兩岸大概率會恢復官方往來。儘管台灣在美國的晶片戰中還是會聽從美國，不會允許台積電的先進晶片賣給大陸，但在地緣政治上，會持相對友陸立場，兩岸的衝突風險有可能降低。至於此結果對台灣是否會比現在要好，這是個價值判斷問題，在此不論。 雖然國民黨和民進黨誰當政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不同影響，然而，長遠來看，只要美中的競爭和對抗繼續，無論兩黨誰當政，台灣在美製中戰略上的這種重要地位，也會讓台灣面臨一種困境。原因在於，越往後，台灣獨立的力量越強，這是不可更改的趨勢，即便國民黨當政，也不能扭轉這種趨勢，而且也不會去扭轉。相反，國民黨本身會越來越本土化，而一個本土化的國民黨，在大陸看來，和民進黨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但另一面，兩岸實力的差距也是客觀存在的，從而使得台灣難以真正獲得法律上的獨立，除非大陸發生突變。此種狀況導致台灣在和大陸的對抗中不得不更深地依賴美日和西方國家，從而會削弱台灣的自主性。這就是我說的台灣困境的意義。 美國和台灣這兩場選舉現均已過去。川普即將上台，賴清德則在台灣執政了半年多。全世界都嚴陣以待川普的上台，這已經體現了川普2.0對地緣政治的巨大影響力。至於賴，他的當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亦有目共睹，未來三年還會進一步通過一些事件體現出來。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