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中国各地陆续传出医院欠薪、破产的消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展开大规模防疫措施,导致医院开支激增;于此同时,患者为了避免感染,尽量少到拥挤的医院候诊室,导致医院收入减少。而随着房地产崩盘,经济下滑,人们收入减少,推迟或减少就医。地方政府因财政捉襟见肘,也无法为公立医院提供急需的财政支持。此外,随着中国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医疗费用增长超过医保给付的能力,医保减少医院手术和药物的报销,致使医院陷入财政困境。本期节目将深入探讨中国医院经营危机。发表评论的嘉宾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卫生学院教授纪骏辉和美国马里兰州战略与信息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医院不论是公营还是私营,陆续传来破产、欠薪和倒闭的新闻。 去年,江苏省宿迁市的汇仁医院大门上张贴法律警告,记录它陷入财务困境的过程。这家私立医院因拖欠员工工资而受到警告,4个月后,仍未履行义务,最终在去年九月宣告倒闭。 据纽约时报报道,去年底,广东梅州一家公立医院-嘉应学院附属医院被披露暂时停诊,主要原因是医务人员在10个月没拿到工资后被要求辞职,该医院随即进入资产清算过程。 这家医院为了被评定为最高等级的医院,于是在2021年斥资1.2亿元,盖新楼和购买配套设备。但新冠疫情期间和疫情后,医院收入大幅下降,2023年业务只有平时的一半,陷入财务困境。 美国马里兰州战略与信息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主要因素有四点:民众对于医疗系统的不信任,前些年房地产扩张导致医院过度开发,医保破产以及人口结构改变。 美国奥勒冈州立大学卫生学院教授纪骏辉表示,中国过去几年,受到疫情冲击,导致医院开始出现严重财务问题。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2023年末,中国有38,355间医院,其中民营医院26,583间,占总数的69%;民营医院的床位占比30%。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尽管民营医院数量是公立医院的两倍,但在2023年,民营医院诊疗人次7亿,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16.5%,民营医院入院人次4493万,占医院总入院人次的18%,就诊和住院人数均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 随着中国房地产崩盘,许多医院,尤其是民营医院也跟着倒闭。 医保入不敷出 加剧医院财务问题 中国人口危机加剧医院财务问题。老年人口增加导致医疗费用的负担加大,但缴纳医保的年轻人口却越来越少。 中国主要有两个医疗保险计划,覆盖了14亿人口的约三分之二,包括农村居民以及城市的个体经营者或失业者,包括儿童和老年人。虽然中国政府提供财政补贴,但参保者也需缴纳医保费。 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缴纳医保费的人数已经连续四年下降,经济困难导致越来越多人弃保。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军强估计,医保基金将在十年内耗尽。 纪骏辉表示,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资金,降低医保给付,加剧医院破产。根据公开的数据,中国医院破产的数量,呈连年增长趋势。 根据健康界刊登的王明晓的署名文章,自从中国全面推广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后,对费用的控制更为严格。民营医院的医生以及管理人员来自不同类型的医院,对从项目付费转变为按病种付费的支付方式改革,客观上需要适应、学习,了解正确使用过程。目前多数民营医院还无法适应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不少病种超过了支付限额,导致医保结余为负。 李恒青表示,由于DRG/DIP对医保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缴纳医保。 医院经营面临转型压力 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疗装备发展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刘检的话说,民营医院的倒闭,是传统被新周期和时代淘汰的结果,是很自然的现象。解决之道就是创新。它说,未来,小门诊,大专家,连锁化,是民营医院应该选择的一种轻资产运行模式,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风险。 刘检表示,医院倒闭首先是由人口流动引起的。最近今年倒闭的公立医院,基本都是在人口外流比较严重的地级市,或三四线城市。大量人口涌入到经济发达地区,导致城镇人口空心化,自然带来医疗需求减少,所以导致规模医院的关门是正常现象。 他还说,为了解决看病难问题,中国实行分级诊疗,强力发展基层,社区医院从数量到质量都有大幅提升,大医院的吸虹能力就大大减弱。 李恒青肯定分级诊疗的发展,但他认为仍存在许多不足和弊病。 去年九月中国政府宣布开放外资到中国开设医院,李恒青表示,这是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只会让少数权贵和富豪阶级的人群受益。 纪骏辉教授也同意,外资到中国办医院并不会惠及广大民众,因为普通民众无法负担起外资医院的诊疗费。另外,就算中国推出商业健保,也同样无法照顾到底层民众的看病问题。 在纪骏辉看来,为了真正保障中国民众的健康,仍在于确实执行中国政府在2009年提出的全民健保概念。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过去几年,一个久违的名词,“自己人”,经常不经意地出现在中共的内部讲话中,如同一个长久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隐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巨大矛盾和危机。 尤其刻下,譬如从不久前的“217”会议到春季前后各级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会议,在缺乏实质性利好政策的同时,中共官员们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词,用来表明心迹和诚意,以拖待变。 只是,这种近乎党内“黑话”的话术,不仅难以增进企业家们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剧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认同焦虑。以“自己人”为标志,一场围绕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认同冲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统治话语和治术的贫乏,也表明中国的政治衰败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中国企业家的薛定谔状态 与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传统统战的范畴。历史上,在作为中共自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中,“自己人”并不算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话语。通常只有在党内的偶尔场合,处于需要分清敌我和帮派的两种情形,即或者为了拯救可能被枉杀的同志,或者为了拉拢党内团伙和帮派,才由关键人声称、担保某某是自己人。 这是中共内部组织关系的属人化和主体化,包含着承认、利益和组织等多重认同,既有关个人和团伙的组织承认,类似秘密会社成员对上“切口”、手势后的释然,更被引申作为整个统治集团甚或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认同,有着很强的“讲政治”象征。 至于民营企业家,对中共来说其地位和认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间经历了反复变动,从被统战、可团结的民族资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专政对象,从与党政官僚相互依赖、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到“国进民退”的牺牲品、从党内团伙的“金主”到“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等等,可谓大起大落,可谓是见证着中共意识形态不断剧变的一个关键指标群体。这也是直到今天这个群体仍心有余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还是在江泽民时代。他在任的最后几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第一次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将民营企业家群体吸纳为中共的自己人,承认他们具有先进生产力代表特性,承认他们的社会精英地位,也愿意将他们吸收入党。当然,相比此前在统战层面的党外地位,也就是承认其政治协商即中共执政和资政伙伴的有限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动具有质的变化,一度引发中共党内外的巨大争论,被认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会民主或者民主化转型的开端。 然而,2012年以来中共领导人的更迭终结了民营企业家与中共的蜜月,在国进民退的浪潮推动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处境每况愈下,甚至沦为各地官僚“捕捞、渔猎”的目标、也是新一波义和拳民发泄仇恨的对象。直到新冠疫情结束两年后经济下滑、危机临近,以杭州Deep Seek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间的芯片战争和AI竞赛中的突破性表现,代表了所谓新质生产力,突然间拯救了整个私营部门,也促使中国领导人在“2·17”会议上再次向民营企业家喊话,称作“自己人”。 然而,因为其内生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够法律解释、意识形态理论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词的定位是否意味着中共回归了江泽民时代的路线、是否真正承认民营企业家作为统治集团成员都极不确定。仅仅从“自己人”一词,中国民营企业家看不到任何确定的保证或承诺,遑论如何作为中共的“自己人”参与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们今天的处境或如薛定谔的猫一样,无论个体还是集体,不可说,不可看,命运全在一念之间。这或许才是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 供给侧的政治衰败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营企业家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他们也不相信所谓“自己人”的欢迎辞。毕竟,连根正苗红的企业家任志强,都因对“自己人”的大胆批评而入狱,何况从2013到2023年的十年间,中共以反腐名义清洗了四百万干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万,近五百万干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险一点不小。相比之下,还是作为传统的被统战对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纠结困境,凸显“自己人”一词背后的中国政治衰败。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后,政治衰败几乎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福山所说,当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得到满足,政治体制便会因为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而走向政治衰败,这正是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政治展现的衰败趋势,包括高度的政治极化和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 在中国,这种政治衰败也几乎同时发生。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政治转向封闭和集权,中共统治集团对外部和内部的新兴力量均采取拒绝和镇压的敌视态度,踏上了新毛主义的政治衰败进程中。尔后尽管福山到访北京受到王岐山的亲切接见,却未能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太平洋两岸的政治衰败进程几乎同时开始了,后者反而从中得出了“东升西降”的超级自信。 当然,其中一个插曲今天看起来更意味深长: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的一位中产阶级精英住进了隔离集中营还手握福山这本著作,日读不缀,被全国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时间,此书洛阳纸贵,中国社会精英们对政治衰败到何等程度才会出台如动态清零一般的恶劣治理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度认识。或许,这才有2022年底在白纸革命爆发前的中产阶级反抗。 而动态清零猝然结束后至今的政策供给不足,无时不刻印证着中国政治衰败后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会恐慌气氛中,北京当局只剩下“自己人”这样暧昧纠结的文宣安抚,话语能力和意识形态生产极其贫困;另一方面,这种话语贫困和政策供给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来北京供给侧政策的最终失败。这在北京政界和学界几乎成为共识,甚至引发了一家最高级官方经济学智库的大清洗。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中国政治衰败的时候,不仅指福山的理论与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相吻合,即中共对私营经济的打压,其削足适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与中共意识形态基础相冲突,而且,这种衰败具体表现在过去十数年的供给侧路线上。这是迄今为止北京的统治集团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因此难以摆脱错误路线的桎梏从而为民企、为消费侧改革、为提升公众福祉重新寻找到合适的政策路线。 因为理论上,刘鹤主导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危机政策,却与历史上大萧条之后纳粹德国的央行行长、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实现自给自主的“新计划”政策如出一辙,平行于政治上肃清公民社会和社会新兴力量挑战的镇压政策,性质上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共实行的统制经济模式的翻版,在现实中则从宏观和产业政策严格限制私营部门,为国有部门的壮大与控制开辟空间。 而且,表面上作为经济路线的供给侧改革,其后果如同经济领域的清场,或曰动态清零的常态化,事实上加剧了中国政治的全面衰败,激化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封闭集权与社会新兴力量的矛盾和冲突,譬如最近中国航空、航天、军工部门管理层腐败窝案迭出,也将今天的中国私营经济置于无比尴尬的政治夹缝中。如果不对供给侧改革做根本检讨和改变,中国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家们的薛定谔状态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 当然,这一改变势必将动摇刘鹤身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只是,如果仅有“自己人”的修辞,无论怎么巧言令色,恐怕都难以从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难以收拾人心。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来,由于川普政府强力介入调停俄乌冲突,俄乌之战又成为热门话题。 (一) 提起俄乌之战,又有人提到北约东扩。日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了著名学者杰佛瑞·萨克斯。萨克斯基本上又重复了他过去的观点。去年10月30日,萨克斯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的视频以“杰佛瑞·萨克斯解释美国和北约如何在乌克兰挑起战争”为标题在网上热传。 萨克斯说:“这并不是我们每天听说的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你同意德国统一,北约就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随后,美国欺骗了戈尔巴乔夫,从1994年开始,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将北约一直扩展到乌克兰的计画。所谓的新保守派就是在这个时候掌权的。” 萨克斯第一句话就有问题。萨克斯说: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别忘了,在1990年(准确地说,是1990年2月),苏联还存在(苏联是1991年12月26日解体的),华沙条约也还存在(华沙条约是1991年7月1日解散的)。既然苏联还存在,华沙条约还存在,怎么可能谈什么北约东扩呢?戈巴契夫怎么可能和美国人讨论北约要不要进驻苏联领土、要不要进驻华沙条约国家呢? 所谓北约东扩,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是华约的国家吸收进北约,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进北约,因而其前提必然是,华约已经解散了,那些国家已经不属于华约了,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些加盟共和国已经不属于苏联了,已经是独立国家了。所以,在苏联还存在,在华约还存在的1990年2月,当时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巴契夫根本不可能和美国人谈什么北约东扩。 真实的情况是,在1990年2月,美国/西德和苏联/东德就两德统一进行谈判。贝克确实对戈巴契夫承诺北约不向东部扩展一英寸,但这里所说的东部是说的德国东部即东德。美国人是承诺,两德统一后,北约不向东德方面扩展一英寸。 此前,美国和北约在西德有驻军,苏联在东德有驻军。1990年,双方就两德统一谈判。苏联表示要从东德撤军,美国并没有从西德撤军,但承诺不在东德驻军。结论是很清楚的:1、美国没有承诺过北约不东扩。2、1990年贝克承诺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是指的不扩展到东德;美国人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事实上,直到今天,北约也确实没有在德国的东部驻军。 2009年,一位名叫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的学者,发表了一篇长文“北约对俄承诺不扩大的神话”(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通过对各方档案、回忆录等的详细研究比对,以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北约没有做出过不扩大的承诺。 对“北约承诺不东扩”这一神话的最有力反驳莫过于当事人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证词。2014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北约东扩。 下面就是他和“Russia Beyond”记者对谈的相关段落和翻译: RBTH: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in Ukraine is NATO expansion into the East. Do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 Western partners lied to you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ir future plans in Eastern Europe? Why didn’t you insist that the promises made to you – particularly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s promise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into the East – be legally encoded? I will quote Baker: “NATO will not move one inch further east.” (记者:一个和乌克兰有关的关键问题是北约东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西方在形成他们在东欧的打算过程中对你撒了谎?你为什么不坚持要求兑现承诺,尤其是坚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将有关不向东方扩张的承诺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我来引用一下贝克,他说:北约不会向东方移动一英寸。) M.G.: The topic of “NATO expansion” was not discussed at all, and it […]
川普上任一个多月,外交层面的重点是结束乌战、征关税,除了《美国优先投资备忘录》之外,中国暂时还未成为特别针对的重点。中国方面的分析认为,现在中美之间主要剩下三大需要磋商并解决的问题:芬太尼、贸易逆差与关税。禁毒方面北京已经答应合作;贸易逆差中国也已经表态,希望美国开列出“愿望清单”(希望中国采购什么),中国愿意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关税方面双方进行谈判,中方也做好了有限度加征的准备。这种观点的背后,自然是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双方关系正常化。这说明中方到现在为止,还不愿意接受一点:美中关系改变,缘于两国对彼此战略定位的改变。 对华战略定位变化始于川普1.0 美中关系自克林顿时期开始,曾有一段黄金时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达到顶点,标志是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决定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代了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战略对话”,每年两次,从2009年到2016年,共举办了8轮;2017年1月川普1.0之后,这一对话终止。2019年3月,美国对华贸易战开打,中美关系从此被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同时也不排除贸易等方面的经济合作。 中国始终不接受这一定位。从川普1.0开始,中美关系面临三大难题,首当其冲的一是战略定位问题。美方对“竞争”涵义的阐述非常清楚:竞争就是对手,但竞争包括按照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不按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的不公平竞争。川普的谈话中多次表述,中美之间应努力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外界虽然多次炒作“中美脱钩论”,但我多年观察下来,川普1.0时期,他本人从未说过美国经济要与中国脱钩。即使进入川普2.0时期,尽管国务卿卢比奥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中共、古巴、委内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技术与国家安全顾问彼得·蒂尔(帕兰提尔公司董事长)亦极度反共,认为美国科技公司与中国合作是叛国行为,并推动极端的脱钩策略。但在对华外交上他们都遵循特朗普的意见:重要(甚至全面、危险)的竞争对手,美国可采取一切必要的方式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降低中国带来的各种风险,但不会脱钩且以两国之间避战为目标。 中国朝野(“野”指学术界的中美关系研究者)都拒绝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尤其反对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认为在竞争与对手之间只能二选一。理由是:美国把寻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即便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收益,但若美方收益小于中方收益,在美国看来就是相对增强了中国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对中国的限制与打压。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并提出“竞而胜之”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将中美关系看作“零和博弈”,必须分出赢家与输者。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战略定位,以及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认知,不利于构建双边的基本信任,因而不能对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起正面作用。 “战略互信”何时开始变质? 前述状态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互信问题,这种战略互信原来奠基于中美之间的默契与国力。在2008-2009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对自身的国力有绝对的自信,中国那时也在奉行“韬光养晦”阶段——美国中国研究圈对这个中国成语的解释很有趣:老虎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收起爪子,闭上嘴巴不露出牙齿。到了美国及西方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五万亿救市曾被欧洲媒体视为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之后,中国开始不再韬光养晦了。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这段回应获中国官媒高调应和,在此后几年内都称中国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如果要找个时间点,这一次就是美中失去战略互信的开始。自那以后,两国都开始针对对方进行战略定位重构。中国方面比较明确,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服从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奥巴马政府从未正式宣布放弃将中国定为“战略合作伙伴”,但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思考对华外交政策,新一代“中国通”就在此时开始崭露头角。这种舆论力量的积累,到特朗普1.0时期,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自然水到渠成。 川普2.0彻底抛弃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模糊 拜登政府终其任期(2021年-2024年),都没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主要是两条,一是表示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以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为目标,承认中共政权维持其合法性;二是保持接触,以防中美关系脱轨。 但中国并不领情,认为美国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理由如下:中国将核心利益概括成三点: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三者密切相关,主权包括主权完整,美国对台湾的干涉行为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发展利益”当中,当然包括区域霸权的发展,尤其是通过中美科技合作获得短期技术进步的发展。 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原则性概括。从奥巴马以来,在关于“美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看法与政策。根据近几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描述,美国的核心利益可概括为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是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在国际层面是推广美国价值观和维持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但界定虽然清楚,解释却完全因人而异。拜登政府将推广DEI等觉醒政策、开放边境放进1020多万非移(这只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署的登记数字,附注说明实际进入的远高于此数)视为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并视在国际社会推行LGBTQI+价值观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就是盟友与可团结的对象,可以坐上餐桌。对拜登的国内国际政策,除对华政策之外,中国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甚至从未进行官方评价。 川普2.0将MAGA当作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国内要驱逐非法移民,废除DEI;在国外则以关税作为战略工具,无论是盟友还是关系复杂的邻国,以及被宣布为“战略竞争关系”的中国,一律加征关税,谁也别想因认同Woke价值观就坐上美国的餐台享用免费午餐。对中国,川普2.0还通过《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加了特别限制,在所有中国亟需获得的先进生产领域,既堵绝了中资以任何形式来美投资,还堵绝了美资以任何形式到中国投资。 我曾经总结过,自美中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常经历晴天版与阴天版的莫测变幻。自川普1.0以来,美中关系进入阴天版,进入川普2.0时代,暂时看不到阴转晴的可能。因为两国的战略互信瓦解始于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定位,只要双方针对彼此的定位不改变,自然不可能恢复两国战略互信。但有些事情,则不管目前美中关系如何,中国都应该做,那就是两国禁毒合作,因为这至少表明中国还具有起码的国际道德与责任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几年中国地缘政治恶化,世界变局难测,中共却陷于内斗。在习近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一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鲜有“反习”一说。然而十九大之后,特别是2018年3月习修宪破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之后,一切都变了,国内反习一波接一波。 笔者在此希望盘点一下,其中至少有四位政治老人,他们轮番“反习”令人印象深刻。最新一位传出消息的老人,和前总理李克强有关。 公开吁调查李克强死因的顾万明 顾万明是新华社的老记者,年龄不详,他是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新闻系,1982年到新华社工作。曾经担任过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2011年退休。 2025年2月9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自己的X帐号披露,顾万明公开质疑李克强死因付出惨重代价,不仅被判刑,还失去了退休待遇。 一张新华社人事局发于2024年12月10日的通知图片,显示在2024年11月,顾万明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一年。官方取消顾万明退休待遇,指其不再是新华社退休人员。 按官方说法,2023年10月27日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因突发心脏病死亡,终年68岁。他是中共建政以来离任年纪最轻、离世最早的总理。有人质疑他是直接或间接死于中共内斗。 2023年10月30日,顾万明在网上发出公开信《查清李克强死因,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信中提出调查李克强死亡事件的五个要求。包括:1.停止安排遗体火化,以待调查;2.彻查救治全过程并公开全部情况,给党内、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3.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鉴定,并相应追究责任;4.遗体解剖;5.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予李克强以应当的礼葬规格。 公开信把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其一,认为李克强到上海“休息”,显然是经过中央批准、安排的。其二,李克强10月25日到达上海“休息”,26日就突然去世,实际情况是他在下午或者晚上就去世了,抢救时间延宕到27日0时10分。由于死亡太突然,很多事实没有说清,很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三,匆忙火化李克强遗体,将在国内外产生不利影响。 公开信要求解剖李克强遗体,让组织权威专家、名医进行分析。信中还特别提到,中共“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腐败分子”针对李克强,想要除之而后快,“篡党夺权”。信中呼吁要查明李克强死因真相,应该挖出这些人惩办。 从顾万明被判刑看,有关李克强的真实死因显然是官方的忌讳。 从中共体制的常识看,顾万明的信即便不是指向习近平,也是指向习身边的红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据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中办内部有对于退休政治局常委外出活动相关事务的具体规定,涵盖警卫、交通、接待等多方面事务。 所以,无论有意加害还是无意过失,蔡奇以及他控制的中央警卫局,无法对李克强之死免责,但官方并无找人背锅。 难怪在李克强遗体告别式上,蔡奇单手与李妻程虹握手时,程虹全程不正眼看蔡奇。而李克强之女,则被拍到一张不看现场悼唁者,且眼神凛然的照片。 近日从北京官场传出来的消息说,正是同时分管宣传系统的蔡奇,下令对顾万明案要严办。 蔡奇假如真的要意要搞掉李克强,可能是因为习近平。 要知道习近平一直在追求独揽朝纲、定于一尊,最大的阻碍就是团派,特别是李克强。当年“习李配”本来就是中共各派元老妥协的结果,不是习的意愿,这也使李克强当总理时,还能相对有点许可权,与今天的李强的跟班角色不同。 李克强任内,不时传出“习李不和”、“习下李上”,这些传闻会加剧习李的冲突。 李克强与习冲突的最明显表现,就是他在2020年的两会记者会说出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过千元的实情,让习近平后来宣布中国全面脱贫显得缺乏说服力。 2023年2月底,即将退休的李克强在发展改革委讲话,喊出“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这句话似乎在抒发被习压制的不少冤屈气。 2023年3月人大会议上李克强作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散场时,习李十年合作换来无情的一两秒握手和目不对视。 李克强卸任这年的8月31日,还在敦煌现身,围观民众高呼“总理好”。这让人感觉,尽管他任内窝囊、无所作为,但可能是中共最后一个还能收获民心的领导人。而这种民众真心拥戴,恰恰是靠地方官组织“群众演员”来迎送的习近平所忌恨的。 这些情况,蔡奇看在眼内,即便习不说什么,下边有人就会行动。所以李克强早晚会出事。 大家可以将这段叙述当“故事”,但这就是红朝政治的险恶,也是作为李克强支持者的顾万明被狠狠惩治的根本原因。 李克强虽死,但阴魂不散,习近平会不会在梦中也不时惊醒,看到李克强飘来,大叫“还我命来”? 冷杰甫吁中共退场、爆习病重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政治老人是冷杰甫。 中共七常委去年隐身北戴河“休假”期间,有关中共政权不稳及习近平本人健康不妙的传言四起。这年8月15日,党媒发习的署名文章强调得到党内政治老人支持,同一天有消息说政治老人向习提30条意见,包括撤销公安部特勤局。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杰甫也在这期间发出公开信,吁中共主动退场,成立民主宪政立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冷杰甫还说从微信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党政军的全盘工作落在两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身上,所以希望获得两人支持。 在外界看来,这算是一种曲线的“反习”。 和顾万明一样,冷杰甫同样是中共党内人士,但冷杰甫能吁中共退场,境界更高。 按公开资料,冷杰甫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政治系主任、教授,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系中共总支书记,是退役军人、离休老干部。 这次是冷杰甫十二年来第三次做类似呼吁。他2012年9月就曾致信当时在位的胡锦涛以及即将上位的习近平,指出如果要解决日渐纷起的民族矛盾、台湾问题和“六四事件”等,“联邦制”是最明智的选择。2020年9月他又写信给政协主席汪洋,建议习近平辞去党政军一切职务,实行“联邦制”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香港问题。 和过去不一样,这次冷杰甫说从微信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 去年北戴河会议后,8月19日,习首次露面是因为越共总书记苏林访华,但当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和会谈视频,都没有习的近距镜头。官媒新华社下午约4时、央视直到傍晚6时才发布他的近距影像。但越方则如常发布合照,引发猜测。有关指习做过手术的后脑照片也在网上热传。 冷杰甫发公开信后,不清楚有没有受到当局严惩。笔者尝试了解一下他的事,但北京官场似乎无人传说。初步判断,这种事,很可能也是蔡奇在处理。 云南党校教师吁“习下胡上” 第三个政治老人是子肃,他生于1955年,成都人,1983年从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到云南省委党校任经济学教师,期间有二年挂职任副县长,2014年退休。子肃是中共党内公开支持民主宪政的党员之一,主张政治民主化。 2023年8月15日,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旧案,称在2016年,云南某个学校的退休干部“肃某”,“长期在网路上发表反动言论”,还“主动联络境外敌对组织骨干成员,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在境内招募所谓的敢死队”,“通过暴力行动推翻国家政权”“妄图改变中国政治制度”。这个肃某就是子肃。他201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后于2021年4月获释。 子肃被指策划“敢死队”武装暴动,是否有裁赃陷害不清楚,但他发公开信建议直选中共总书记,呼吁习近平下台,推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新的总书记,这是明明白白的。 胡德平今年已82岁,现在也比较低调,习近平不会将胡放在眼内。但子肃此前的大胆举动,肯定令习非常恼怒,与胡之间只能维持表面和好。 邓朴方死党贴大字报斥习“胆大包天” 第四位老人,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的死党——《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作者樊立勤。他今年应该年近八十了。 文革时樊立勤在北京大学反对聂元梓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被打成了“邓小平操纵的反动集团”成员。他被抓起来日夜拷打致双腿终身残废;其间聂要绑架邓朴方要胁邓小平,邓朴方跳楼求生,致腰椎骨折终身残废。樊立勤和邓朴方因共患难而结交,北大甚至盛传“樊立勤代表邓朴方”。 2018年3月习近平修宪破除连任限制之后,5月4日下午1时许,当时已年逾七十的樊立勤,在北大三角地附近的告示墙贴出这份多达24张纸的大字报。知情人描述,事发10多分钟后,警察、便衣、学校保卫人员等把樊围住,撕下大字报要他离去。但樊拒绝并怒斥“你们把我铐走我就走”,又指北大是思想自由之地,搞成这样“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官方不敢硬来,只是劝他走。 樊贴的大字报痛斥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是毛泽东后第一人,又引用邓小平的话“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人的威望上是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大字报斥习胆大包天,“一口吃月亮,亦一口吞个太阳,然后成为世界领袖”,倒行逆施,是历史倒退,要求习悬崖勒马。大字报还指习推崇马克思是反改革开放,等等。 当然,樊立勤所讲,还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中共党内的立场,尤其是站在维护邓小平路线的立场。 樊立勤事件,背后是中共红二代及知识界对习搞终身制不满。尽管有人为邓家开脱,但由于樊被视为是邓朴方的心腹头马,樊的大字报很难说和邓家无关。 结语: 写这篇文章,记录几位能够冲在前边反对独裁和中共极权的义士、老先生,赞他们的胆气难能可贵。也以此证实,中华大地并非像习引用的古人亡国诗所说的“竟无一人是男儿”。而习引用亡国诗,恰是即将丢掉红色江山的预兆。我们相信后续中国有更多反共义士,在清除赤祸、复兴中华的历史关头起作用! 备注:五代后蜀广政三十年(965年)孟昶投降赵宋,其妃子花蕊夫人在亡国之后,悲愤地写下《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2月24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当天,世界展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场景。在基辅,十几位欧洲领导人(还包括加拿大领导人)齐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肩站立,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在北京,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 对这两个不同场景的直白解读就是:欧洲领导人支持遭侵略和霸凌的乌克兰,中共领导人支持侵略者俄罗斯。各自站队,泾渭分明。 按理说,习近平选择此时与普京通话,显得很不明智。如果他当天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那又另当别论,但他选择的通话对象只是普京,且选择在敏感的入侵日 – 侵略战争三周年之际,这就再次把他自己和侵略战争挂钩,明确自证他是侵略战争的怂恿者、普京的帮闲。 其实,习近平选择此时与普京通话,另有所图。川普二度上任美国总统以来,分头与俄乌两国会谈、全力促成停火;尤其,特朗普向普京伸出橄榄枝,力图根本翻转美俄关系,不仅着眼结束战争,促成联俄抗中的意图也十分明显。而俄罗斯方面也积极回应,普京深知,只有特朗普在任,才是他摆脱战争泥潭的唯一机会,也是他找到下台阶的天赐良机。 尽管习近平和中共也努力想同美国缓和关系,但共产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头号大敌,美国两党,从拜登到川普,都有此共识,而川普对付中共的手段更为明确和迅速。举凡川普要在中东和乌克兰实现和平、以及对各国实施对等关税,其终极目标,都是瞄准和包抄北京。 其中的逻辑是,只有在中东和乌克兰停火止战、达成和平,美国才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中共;只有与各国实现对等关税,才能逼各国对中国实行对等关税或加征关税,由此,依靠低价倾销的中国商品将无路可逃,既不能像从前那样长驱直入美国,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长驱直入各国。中国商品的成本将由此大增,假以时日,占有全球市场的份额必逐渐减缩,进而,中共借由世界工厂来主宰全球的野心必然受挫。 特朗普颠覆性处理美俄关系,引发国内外巨大争议。但,美俄越是走近,中共越是着慌。习近平选择入侵日与普京通话,既有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意思,更有跟特朗普争夺普京的意味。好一句“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说得太直白:咱们可是铁哥们儿,你可不能弃我而去啊!从“好朋友”、“老朋友”的称呼,变成“真朋友”的呼喊,习近平的焦虑和慌乱可谓呼之欲出。 笔者曾在上月发表的文章里提到,《对付川普,习近平有一手特技,他必故技重施》,果然不出笔者所料,习近平要拉住普京的后腿,就像当年他要拉住金正恩的后腿一样;不愿美俄走近,就像当年他不愿美朝走近一样。当年(川普第一个任期),习近平搅局、搅黄了美朝谈判;如今,习近平能再次搅局、搅黄美俄谈判吗?笔者认为,这一回,习近平虽有心搅局,但实际层面却难了。理由有三: 其一,俄罗斯不是朝鲜。俄罗斯并非小国,而是大国,战争期间,或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国,以图从后者获得大量军需和民生物质,但这是暂时的。长远而言,俄罗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主导性。俄罗斯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或从属的角色,在国际地缘政治上举足轻重。 其二,普京不是金正恩,不会是金正恩那种年轻稚嫩,而是老辣油滑。俄罗斯没有闭关锁国,普京曾长期活跃于国际舞台,精通国际政治里的合纵连横之术,绝非习近平几句奉劝就能拦住他。 其三,今日之川普也非昔日之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川普低空当选,很快受困于“通俄们”案件(后被证实为党派斗争、子虚乌有),投鼠忌器,有联俄抗中的意图,却缺乏联俄抗中的时机。至于当年的美朝谈判,他的确未能提防习近平的巨大破坏性,但他不可能不从中汲取教训。 如今,川普赢得第二个任期,且高票当选,共和党还横扫参众两院,获得完全执政。无论内政外交,川普几乎无所顾忌,正是我行我素、大展身手的时候。只要他能汲取美朝谈判中遭习近平搅局的教训,在美俄谈判中就不至于任由习近平再次搅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5年2月17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一次空前高规格的专门会议上与一批民营企业家代表见面。此种情形,要说像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典礼上亿万富翁们的观礼,其实更像中国“文革”后被“平反”的老干部们的“第二次握手”。 与马斯克、贝佐斯等簇拥观礼、左顾右盼的情形不同,这次在人民大会堂就坐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却像一群小学生,聆听领导的训话,然后汇报公司的发展。 尤其是,在这些“头部”企业家的“汇报”中,只有信誓旦旦的表决心,完全不见有关民企困境、产业政策、法律和政治问题的建议,连过去四年一直惊魂未定的马云在这次座谈会上也没有得到发言机会,似乎叼陪末座就已经算是恩宠了。以致于,17日会议结束后的几天,中国资本市场反应平淡,连大红的DeepSeek相关概念股票也没有因此再涨一波。 会谈无助民营企业困境 对处于困境边缘的整个私营部门的企业主、投资人和劳动者来说,会场上的花瓶企业家们和讲话代表不了他们。如这两天在微博上的署名评论所说,他们希望的是看到政府“从最基本的做起,别说什么高大上”。而七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让几乎整个民营经济已经形同枯木。他们不仅得不到与会企业家被赐的黄马褂,恐怕也没有多少时间庆幸劫后余生了。 因为,如果回顾过去十余年中国民营经济经历的艰辛,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桌面上的问题之外,在2018和2025两次企业家座谈会和预期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之外,在新冠疫情结束等待了两年多以后,一个本可以重新塑造团结和信任的座谈会再一次令几乎所有人失望了。从中国领导人仍然倨傲的讲话和会场坐席中看到的,中国民营经济面对的基本面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首先,就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过去十几年所受的巨大“委屈”来看,这个群体亟需一次集体性的“政治平反”,包括恢复他们的集体名誉、归还他们被官僚权贵侵吞的财产、从宪法高度肯定他们的政治地位,从刑法层面保障他们的人权。然而,对比中国领导人在会议上的姿态,甚至不如2018年上一次座谈会的具体承诺,如保障企业家人身安全等等,仿佛他对越演越烈的针对企业家的“远洋捕捞”毫无责任。 主政者不愿承认路线错误 而“2·17”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当中最重要的信号,或许不在于他如何重述民营经济的贡献,而是通篇强调责不在他:主政者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承认民营经济或者民营企业的困境根源在于他的领导责任、路线错误、左倾冒进。如此前提下,企业家群体毫无被“平反”可言,远不能跟四十多年前中共对“蹲牛棚”老干部的平反相提并论。毕竟,在“第二次握手”的背后是一整个阶级群体重新得到体制内的尊重和待遇,而今天企业家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坐在一起充其量就是统战,或者多一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具作用。 虽然,在中共历史上类似的遭遇并不新鲜。企业家们与老干部们两个群体的唯一共同点,就是这种被反复折腾的经历,表明中共从未放弃革命时期的恐怖手段或者专政手段,并且以这种手段来管理社会和经济,也用来驯服某些强势群体,无论是旧资本家还是党内干部,抑或知识分子、今天的私营企业主。 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私营企业主和私营经济就被无数次地当作靶标和替罪羊:最先被当作“扫黄”和“净网”对象,然后被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再被呼吁“历史使命终结”,直到“房住不炒”、废止教培行业等具体产业政策。这些对私营经济的污名化贯穿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十余年,配合着“国进民退”的政治趋势,在中共领导人周围集结起一批来自航空航天和军工部门的技术官僚,对冲那些改开时代的金融官僚和经济干部。 而在这些明线的另一边,则是中共对民营企业家和私营经济的极度不信任,作为一条暗线支配着中共超越法律的具体政策,形成针对以企业家为中心、打压整个中产阶级、公共空间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系统性迫害运动。在香港,这一暗线的显露尤为明显,从黎智英到邹幸彤等,被中共看作颜色革命的发动者。整个新兴资产阶级和公民社会都被视作党国的最大威胁,而欲分步、分阶段、分群体逐渐消灭、控制之。 民营企业家背后的隐形力量 所以,人们看到,中共对私营企业家群体尤为忌惮,担心他们的政治觉醒并且寻求结社、组党或者分化党内力量,因而不惜重手清洗这一群体,包括清洗党内代理人如孙政才等。至于那些为民企呼喊至今仍身陷囹圄的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等和以高智晟为代表的一批为企业家辩护而被迫害的人权律师群体等,都成为被“猎巫”、被“捕捞”的对象。而同期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和对媒体、大学的清洗更是手法娴熟,旨在消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言群体和舆论空间。 类似的,中共“房住不炒”的政策则在于消减整个中产阶级的财富存量,借此防止他们在海量财富基础上的政治诉求;对教培行业和国际学校的打击、在教科书和公共文字的净化等同样初心如此,试图切断最后一点自由主义纽带。 换言之,过去十几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被迫害和民营经济的衰落,完全不是中国领导人在“2·17”讲话中推脱的暂时性、局部性问题,完完全全属于中国领导人的政权不安全感的牺牲品,也是他2012年依靠夸大“茉莉花革命”危机而在上台之初对党内的既定承诺、放弃改革开放而选择闭关锁国的所谓初心。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无法承认错误,难以向民营企业家群体道歉,否则就意味着承认根本的路线错误,也是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的颠覆性错误。 当然,当中共内部已经失去了依靠“七千人大会”的党内民主或者“抓捕四人帮”的政变来纠错的机制之后,避免这一错误最终酿成巨大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暂时让步,以策略性的政策调整避免全盘失控。这与毛泽东执政晚期被迫重新起用邓小平开展治理整顿十分相似,也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以来所发生的。 只是,所有迹象都表明,历史经验也表明,基本面的根本问题终究是绕不开的,如同满大人那样一味诈是无用的,如同革命时代那样依靠专政也是行不通的。在那些企业家身后,还有看不见的财富、听不见的声音和触摸不到的自由意志,这或许是过去三十年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为今天中国留下的最大的也是隐形的力量,无法被忽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长达1个半小时的通话,不仅在欧洲引发轩然大波,在中国舆论场也是惊愕一片。 就目前川普政府传出的信息看,如果特普会谈,俄乌停战,美方开出的条件是乌克兰接受领土现状,同时不加入北约,而这两条恰恰是乌方也是欧盟不能同意的,反而满足了俄罗斯最基本的要求。显然,倘若谈判推进,就战场结果而言,对乌克兰和欧盟不利。问题在于,川普为什么不顾乌方和欧盟的不满,而强推这个和谈方案?答案或许是,除了要兑现竞选承诺,一个最主要的考量,是要美国从俄乌战场脱身,专注对付中国。 “MAGA”是川普的大战略 要理解这一点,还须从川普的“大战略”说起。很多人从自己的价值偏好和情感,以及川普喜欢交易的话风出发,否认川普有大战略,认为他就是个目光短浅、唯利是图之人。其实,川普的“大战略”是他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MAGA”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治理美国的战略,而“MAGA”的重要一块,是对抗中国。 川普要想在他的领导和推进下,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内政方面,是提高美国政府的行政效率,让美国再工业化,前者是马斯克领军的政府效率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川普要通过马斯克冲击美国的“深层政府”,抽干“华盛顿沼泽”,改革联邦政府,提升行政效能;后者是川普发动的一系列关税战,以助力制造业回归美国。外交方面,“MAGA”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对抗中国。中国是美在全球层面的唯一对手,围堵并打败中国,这在美国已成共识,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大战略,而且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反中,只是在如何反中上,两党有差异,川普的“MAGA”又和共和党内传统的建制派不同。 川普考虑的是美国利益优先,这是其基本信条,任何和该基本信条相冲突的事情,他都不会去做。“美国利益优先”在外交领域的表现,就是川普对对外推销美国民主不再有兴趣,认为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也不想让美国过度承担国际义务,因此他要退出多个国际组织。此外,美国要更加关注自己所在的西半球,不让中国的力量侵入整个美洲,这也就是川普声言合并加拿大、取得格陵兰岛、拿回巴拿马运河的原因,在他看来,美国版图的扩大是有利于美国优先,同中国对抗,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俄乌战争再打下去不利美抗中 从这个角度看,俄乌战争不利美国利益优先。鉴于乌克兰在国土、人口、经济和武器方面和俄罗斯的差距,即使有美国支持,这个仗再打下去,恐怕乌克兰也很难获胜,美国这几年投入的资源没换得任何物质回报,是不合算的买卖。这就是川普对俄乌战争的基本看法。所以他才会提出,用乌克兰的稀土和能源换取美国的援助。对他来说,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俄乌战争打下去,会继续拖住美国,让美国无法从欧洲脱身,全力应对同中国的竞争。而如果在他施压下,尽快让俄乌双方停战,虽然部分牺牲了乌克兰利益,但美国能够赢得时间来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这对美国是有利的。 像川普这样思考并对待俄乌战争的,在美国两党、政府内部以及奉行现实主义战略的学者里,还有不少,他们认为美国必须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中国,而不是过多介入俄乌冲突,他们批评拜登政府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就是对乌克兰的加码支持把中俄打成了背靠背关系。 中国鹰派认为川普要分化俄中 例如,已故的中国“老朋友”基辛格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等都曾主张联俄抗中。尽管经过这场战争后,即使在川普的斡旋下,俄乌停火,美俄关系恢复正常,俄罗斯也不太可能倒向美国对抗中国,因为普京要考虑四年后美国换了另一个总统美俄关系会不会生变,且美俄现在的信任基础非常薄弱;但是,这不表明客观上不会带来离间、分化俄中关系的效果。只要在以后美中的终极决战(这不一定在川普任期发生,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不一定就是战争)中,俄罗斯保持中立,不站在中国一边,相对目前这种事实上的盟友关系,就事实上起到了分化中俄的作用。可能正是基于这个判断,米尔斯海默前不久在和“普京大脑”杜金的一次对话中,认为缓和美俄关系,对抗中国,川普会试一试的。 中国的鹰派学者和舆论吹鼓手也已嗅到川普和普京通话可能带来的对中俄关系的某种破坏作用。胡锡进就撰文表示,川普跟普京通电话,想要俄重返七国集团,目的是要把俄拉回西方阵营,对抗中国。金灿荣接受采访也强调,川普在做与中国“决战”的准备。如果连对手都这样解读川普推动俄乌停战的动机,那么难免就会引起中国对俄罗斯的猜疑,从美国的战略目标来说,不正好达到了目的吗?事实上,像新加坡的一些学者,对特普通话也持这种看法,认为目的是为对抗中国。 很多中国的批评者指责特朗普政府牺牲乌克兰利益,只会助长独裁者的嚣张气焰,鼓励侵略,一些人甚至激烈批评川普是想效仿普京在美国搞独裁,才会对后者一味的卑躬屈膝,他们不认为川普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对付中国,相反,他在习近平面前更会放弃原则,同中国做交易,把台湾出卖给中国。可以理解这种责难背后的内心愤怒。他们中很多人支持川普,原本期待他对中共乃至中国有更狠的打击,但他对待乌克兰的方式让他们大失所望,认为所托非人。 没有迹象显示川普要对中国妥协 那么,是否看到川普上台以来的言行有同中国妥协的迹象?没有,相反,正如金灿荣所言,川普“2.0”时代后,尽管他在言辞上较之前显得更为温和,但在实际行动中,依然坚定不移地推进针对中国的政策。首先,川普的外交、国安和经贸团队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对中鹰派,虽然马斯克在中国有很大利益,但他对川普的对华政策到底有多大影响力,目前还看不出。所谓人事即政治,这样一个人事布局,不像是要跟中国搞交易勾兑的。 其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代表川普已经在巴拿马拿下一城,迫使巴拿马在运河的管理上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并退出一带一路,下一步,是要把中国的势力赶出南美。再次,川普本人与日本首相石破茂的联合声明,美日韩外长在慕尼黑会见的共同声明,都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政治,反对“中国以武力或胁迫方式片面改变现状”,这延续了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国务院网站日前也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并继续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第四,支持菲律宾挑战中国的南中国海主张,力度没有减弱。 所以,不能从川普和普京的这通电话,就认为他接下来也要巴结讨好习近平,对中国实行绥靖政策。美国防长海格塞斯造访北约谈到特普通话,说得很清楚,美国需应对边境安全问题和“中国威胁”等严峻战略现实,无法全面聚焦于欧洲安全,这实际上已经点出了川普这样做,目的就是从欧洲脱身全力对付中国。 对待川普对盟友和中俄的态度及做法,必须始终明白一点:中国是美最大战略对手,如果美国不能削弱中国的实力,美国就不能做到再次伟大,故美国的最高外交目标,是全力以赴同中国对抗,打败中国,这是川普的“MAGA”理念和战略必然会导致的逻辑结果,看不到 “MAGA”的这一外交主轴,就容易被他一时的言行激怒,这并非否认他对盟友的很多表态,的确值得检讨。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川普总统第二次就任以后,一个月内推出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其中的大部分都与以往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有明显的区隔,所以可以说,今年出现了川普新政,也因此全球震惊不断。值此之际,对川普新政做一个全盘的分析,十分必要,也有助于澄清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上的一些模糊认知。 川普新政可以分为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但是,其国内新政策与国际新政策是密切关联的。而在国外政策部分,似乎对美国的邻居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冲击,以及对欧盟和北约的冲击,表面上比对中国的冲击大得多。但是,深入进去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川普新政对中国的冲击是最大的,尽管表面上不那么明显。而中国面临的诸多压力中,最大的冲击就是经济全球化1.0版似乎正在走向终结,全球经贸格局面临重构。而美国内政上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经济全球化1.0版有直接关系。 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大话题,笔者试图去繁就简,深入浅出地用两篇文章来做一个勾画。上篇即本文,《中共军事新战略,中美冷战成必然》,重点是,中国一面利用经济全球化1.0版积蓄实力,一面早已制定了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下篇是《永别了,WTO?》,分析特朗普新政重建世界贸易格局的过程当中,中国将如何失去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会与可能。这两篇文章也是对美中关系三十年的一个粗略总结和前瞻评估。 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来回变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17日刊载了一篇简短的分析,《川普的关税让美中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点》。文章引用欧盟安全研究所研究主任Alice Ekman和巴黎政治学院院长Stéphanie Balme的看法指出,川普总统重新掌权后,签署了大量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会加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贸易发展和高科技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两位欧洲学者认为,川普重新掌权,保护主义措施和战略对抗的加剧,似乎不可避免,从而会重新定义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平衡。这样的看法在欧洲具有代表性。 而《华尔街日报》同一天的报道,《“中国+1”到“避开中国”:西方企业战略之变》,则从跨国公司的眼光,分析了经济全球化1.0版走向终结的前景。 上述法国学者提到的川普新政会“重新定义全球经济”这一看法,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中得到了印证。《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提出了两个概念,即“中国加一”和“避开中国”。如果在这两个概念之前,再加一个概念,“中国依赖”,就能够描绘出过去二十五年里,中国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1.0版,积蓄了发动美中冷战的实力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跨国公司会从“中国依赖”变成“中国加一”,如今再变成“Off China”。 其实,这三个西方国家的概念,在中国也有三个对应的概念:在中国,对应“中国依赖”的是“世界工厂”;对应“中国加一”的是“腾笼换鸟”;对应“Off China”的是“自主发展”。 如果把这三个中国式概念,理解成中国过去二十五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国际经济地位变换过程的三个阶段,就会发现,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似乎走了一个闭环,正在重新回到原点。因为,在“世界工厂”之前,中国的经济方针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之前,则是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闭关锁国”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6亿美元,教育部派公费留学生出国,每人只能换50美元带上应急。 为什么中国从“改革开放”又朝着原点回归?这个问题在中国是政治禁区,在国际社会却是一个困惑。事实上,其中的关键点是,中共利用了经济全球化1.0版,壮大了挑战美国的实力,然后点燃了中美冷战,把中国重新推回到了的“自主发展”的旧路。那么,这到底是中共偶然的失误,还是必然的宿命? 二、中共的新国际军事战略:威慑美国及相关国家 如果中共果真只是谋求和平发展,今天的世界也许仍然还在宽容它。但中共在经济和技术实力增强后,就迫不及待地要“秀肌肉”了。这就是经济全球化1.0版和中国的“世界工厂”走向凋零的主要原因。2020年初,中共正式用行动和公开宣示表明,它开始实行新版国际军事战略,即挑战美国。 过去笔者讲中美冷战时,讲到了中美冷战的开端,但没有讲中美冷战的根源,也就是,没有追溯中共在战略思考方面,为什么要点燃中美冷战。本文可以算是在全球媒体当中,首次说明中共实行威慑美国及相关国家的新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到底是怎么回事。 谈到中美冷战的开端,主要是指解放军2020年上半年的三项军事行动,也可以说,是三项军事威胁动作。第一,2020年1月派遣海军舰队远赴美国的中途岛海军基地附近海域,挑衅并搜集电子情报;第二,2020年3月宣布,已经把南海从国际海域,变成了中国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随时可以安全地在这个深海堡垒里,用潜射的带核弹头洲际飞弹打击美国;第三,2020年6月又宣布,“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完成了引导洲际导弹对美国全境精准打击的部署。 这三项行动不但未曾保密,反而由当时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高调报道。为什么要高调报道?因为,这些报道本身就是中共新军事战略的一环,要向美国明确表明,解放军正在向美国施加新的军事压力。 中共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其战略意图究竟为何?或许可以说,中共是经过了长期准备以后,从2020年开始,正式宣布了它的新军事战略意图。这个意图的核心是,要用军事手段,胁迫美国妥协,让中共取得国际霸主的地位。 讲到中国的新军事战略,就必须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四十年来解放军的战略构想,解放军的战略构想,决定了它的军队部署和军备发展。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现在,解放军战略构想的中心思想,从80年代的“服务经济建设”,到90年代的“积极防御”,再到目前的“战略威慑”,经历了三次转变。 据2013年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编写的《战略学》介绍,中国的战略体系,由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军种战略—战区战略—重大安全领域(核、太空、网络空间)战略这三级五类构成。 在第一阶段,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从“临战状态”改为“和平时期面向经济建设”;第二阶段,1993年1月中央军委把军事战略调整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到2013年《战略学》出版时,中共的军事战略依然是“积极防御”;第四阶段,2020年中共的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变成了针对潜在“敌国”的“战略威慑”。 下面,笔者引用解放军国防大学2020年出版的《战略学》一书之内容,来说明中共的新战略意图。此书关于解放军新的战略意图之表述如下:“战略威慑”是“指国家为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而进行的显示武力和准备使用武力决心的战略性举动”。此书没点明,要迫使“对方”屈服于中共意志的国家,到底包括哪些;过去五年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解放军用军事行动加以胁迫的,至少包括美国、台湾和菲律宾,但并不会仅限于这几个国家。 三、美国为什么把军力重心放回东亚? 当解放军的军事战略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为经济建设服务”,转变成2020年的“战略威慑”,这就彻底改变了中美关系,使得两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伙伴型和平共处,变成了对抗型冷战对手。需要特别补充一点,解放军的这个军事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并非国际局势变化所迫,而是中共高层主动做出的战略选择;也可以说,它是共产党政权基因里带来的本能型举动。 最近川普总统试图推动俄乌停战,他有一个最大的考量,那就是,美国要调整全球军力,增强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实力。在最近的欧盟国家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发言中指出,川普总统再三强调,我们的欧洲朋友必须为欧洲大陆的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欧洲国家应有所作为,让美国能专注在世界上面临严重危险的地区。万斯副总统提到的“世界上面临严重危险的地区”,就是东亚,而中国就是造成危险的主要国家。 1月24日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Stars and Stripes)》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美军在欧洲的十万驻军中,抽调两万回防太平洋地区;因为,美国需要在欧洲发挥较小的军事作用,并将能力转移到太平洋,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什么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答案就在解放军的新国际军事战略当中。中共的军事战略从“积极防御”转变成“战略威慑”,完全不是“口头威胁”,而是早就设计了一个全盘的“军事威慑战略计划”。 据解放军2020年出版的《战略学》介绍,解放军依照“战略威慑”的军事战略,要采取八种行动模式:第一,营造战争气氛;第二,展示先进武器;第三,举行军事演习;第四,调整军事部署;第五,提升战备等级;第六,实施信息攻击;第七,限制性军事行动;第八,警示性军事打击(见该书第6页到第7页)。 一个拥有相当核武力的红色大国采取上述行动模式,对美国进入了军事威慑的战略姿态以后,解放军的行动当然就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和攻击性了。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中共对美国点燃一场新冷战了。 事实上,上文提到的解放军2020年初点燃中美冷战的三项军事行动,正是有计划地实施其新军事战略的具体部署;这三项军事行动的意涵是营造战争气氛、展示先进武器、举行军事演习。而解放军过去几年来对台湾采取的威胁动作,则把2020年版《战略学》构想的“战略威慑”军事战略的八种行动模式,除最后两项之外,全部都用了个遍。 显而易见,解放军对东亚和东南亚和平的威胁,并非针对某一国际局势之变化的应急反应,而是依照其“战略威慑”新军事战略的构想,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升高东亚和南海地区的紧张态势。其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即如2020年版的《战略学》所述,要用“显示武力和准备使用武力决心的战略性举动”,“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而最危险的是,中共准备采取的“战略威慑”逐项行动当中,最后两步便是军事行动和军事打击。换言之,中共明确表明了它有发动战争的计划和企图,这就是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四、中国:从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到扩军备战的军事战略 美国的专家一直在追踪研究中共军事战略的演变,比如,2022年3月,面向军方和外交界的战略研究学术杂志(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发表了一篇分析解放军军事战略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本文中我引用的中共军方出版的两本《战略学》。但是,到今天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媒体并未报道过中共的这个新军事战略,尽管解放军点燃中美冷战已经有五年了。 中国实行这个新军事战略,是谋定而后动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确定这一战略之后,才开始做实施准备;相反,中共至少在加入WTO之前,就拟定了这样的“战略威慑”军事战略,长期准备近二十年后,它认为自己已经有实力、有基础了,才公开宣布了它的新军事战略。 上文提到,中共运用外宣官媒,对点燃中美冷战的三项军事行动专门加以报道(但中国国内的民众被禁止访问这个外宣官媒),这样的宣示动作,本身就是“战略威慑”这个新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共试图用军事威胁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所以,这些关于解放军“战略威慑”行动的对外公开报道,本意就是发出明确的“军事威慑”信号。当然了,如果“战略威慑”的前六个手段未能奏效,中共最后会想用战争来逼降它要威胁的国家。 正如解放军的2013年版《战略性》所说明的,中共的战略体系构想分成三个层级、五个类别,其军事战略并非军方自己的闭门造车,而是属于被置于国家战略之下、依照中共国家战略的指导所制定的军事行动方面的基本构想。 由此反推,中共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扩军备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在民间经济活动旗号下推进的、与许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外交强化,都服务于这个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的。 五、中共的“战略威慑”新军事战略涵盖全球 是不是中共计划中的“战略威慑”,只针对台湾和南海呢?如果不是,那中国服务于扩张型国家战略的军事和非军事活动,都延伸到哪些国家,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答案是,中共的“战略威慑”新军事战略涵盖全球,而时间上的启示点是1997年。 笔者1月22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巴拿马和格陵兰 – 川普出新招,防范中国威胁》已经指出,中共谋求未来威慑美国的布局,西到大西洋的北端格陵兰,东到中美洲的巴拿马,最早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着手的。 中共贿赂时任巴拿马总统,再借香港公司作为“白手套”,开始控制巴拿马运河,那是1997年就开始的动作。此后,中国的多家国有公司陆续进驻巴拿马,把巴拿马差点变成了“中国城”。但是,由于中共用“韬光养晦”策略掩盖其后来的新军事战略,美国在1997年的时候,并没看破中共当时的国际战略大布局,反而积极安排中国加入了WTO。 美国意识到中共的国际扩张不只限于北半球,还延伸到了南半球,直指澳大利亚,也是最近几年的事。2020年12月14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曾刊登两篇文章,一篇是,《北京可以不战而胜占领领土,中企新项目轰动澳大利亚》,第二篇是,《中国敲打澳大利亚,“选边站”不如“靠边站”》,这就是中共针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威慑”行动。 当时,中国在南太平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15平方公里的荒凉小岛达鲁岛(Daru)上,签约投资2亿澳元,要修建“综合多功能渔业工业园区”,但那个小岛周边海域却没有渔业资源,当地土著居民是用独木舟钓鱼维生的。中国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是以此项目为掩护,企图在那个小岛上建立其战略核潜艇的海外前进基地。后来这个投资计划未能实现。 一定有读者想问,中共对澳大利亚想干什么?笔者研究后发现,中国的优质铁矿资源已经枯竭,现有的未开采铁矿不是埋藏太深、开采太难,就是矿石的杂质过多,不适合军用。中共为了继续加快海军的扩军备战,已经在觊觎澳大利亚及其丰富的优质铁矿石资源了。 因此,从2020年到现在,中国海军一直不断派军舰到澳大利亚沿海,了解近岸水情和航道,训练其海军军官适应在南太平洋的活动。《解放军报》2023年9月20日、27日、10月24日及28日,先后刊发四篇新闻,集中报道中国海军的“戚继光”号军舰的远航活动,它载着几百名海军军官,专门到澳大利亚沿海巡航实习。今年2月19日中国海军的特遣舰队又首度到悉尼以东150海里处训练。看来,中共的“战略威慑”计划里,澳大利亚在目标国名单上排名靠前。事实上,南太平洋驻岛国当中,凡是拥有可使用军港的,都已经被中共“友好”了,其目的应该是配合其构想中的南太平洋军事行动。 在以上中美冷战的背景下,美中经贸关系和经济全球化命运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川普是否会和中国达成交易,把台湾卖给大陆,对台湾人来说,这越来越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最新引起台湾民众焦虑的,是川普和普京的通话,从川普本人和他内阁官员释放的资讯看,美俄就结束俄乌战争的会谈将排斥乌克兰参与,并且以乌克兰接受现状和不参与北约的代价来实现停战,这个条件当然对俄罗斯大大有利,等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了三年仗,算白打了。那么这个结果和台湾有什么关系呢?由于台湾在过去几年一直给民众灌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理念,从而让台湾民众联想到,如果台湾和中国大陆发生冲突,或者北京和川普就台湾未来开始秘密谈判,会不会换得被美国出卖的后果? 我曾多次说过,基于台湾在第一岛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和台积电对美国高端晶片以及AI产业的重要作用,台湾也是美国的核心价值,尽管这种核心价值相对大陆把台湾视同核心价值还是有层次上的差异,但肯定比乌克兰对美国的价值要高,因此,即使川普不待见台湾,但他的国安幕僚和美国两党也是会反对抛弃台湾的。 不过,从川普上台以来的行事作风特别是在美国国内清理所谓“深层政府”的强硬手段来看,如果他认为用一个好价格把台湾卖给大陆是个不错的买卖,而硬要这样做,确实难说美国社会可否阻止得住。 川普上台以来,对台湾谈得不多,似乎对台湾的态度不是很友善,比如台湾被划为他要征收的对等关税的黄区,也就是第二级;指控台积电偷窃了美国技术,要台积电和英特尔合资生产2-3纳米晶片,果真如此,等于掏空了台积电;也施压台湾的国防支出占DGP的5%以上等。但川普政府对台湾也不全是坏消息。国务院网站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卢比奥和日韩外长共同声明让台湾有意义参与更多国际组织,川普本人和在日本首相石破茂的会谈中,也反对北京对台湾的武力胁迫。不过,总的来讲,这些好消息不足以让台湾人打消对川普可能出卖台湾的疑虑和担忧。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著不确定性,但我认为,川普出卖台湾的可能性依然很少,甚至可以说不会。还是回到他为什么要以牺牲乌克兰利益来结束俄乌战争这件事来谈。在我看来,原因很简单,就是从俄乌战争抽身,专注对抗中国。有人会不认同这点,然而这是由他的大战略决定的。川普的大战略就是他的“MAGA”事业。要成就美国再伟大,川普对内整顿深层政府,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对外需要把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压制下去,否则,美国怎么可能再伟大?而要压制中国,川普认为,美国不能管全球太多的事了,而且也管不过来。俄乌战争基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国力的不对等,如果北约不直接派兵参战,美国即使提供给乌克兰再多的武器支援,恐怕最后还是打不过俄罗斯,那美国在对抗中国上不就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并且让中俄的关系变得更合体?显然,这对美国抗中是不利的。 但若美俄直接谈判,促成俄乌停战,虽然牺牲掉了部分乌克兰利益,可是美国能够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另外,美俄关系改善,也将可能分化和离间中俄关系。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包括已故季辛吉在内,曾提出联俄抗中设想,经过三年俄乌战争,即便俄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要俄罗斯再相信美国,是很难的,换言之,俄罗斯不太可能帮美国来围堵中国。川普大概也知道这点,然而,只要美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俄罗斯能够站在中立立场,不偏向北京,或者不在军事上实质性帮助中国,就等于间接分化了中俄背靠背关系,而要让莫斯科这样做,大概不难。毕竟大国优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北京在俄乌战争中,不也宣称它站在中间立场吗? 从川普的这个大战略出发,不难理解他抛弃乌克兰的内在逻辑。但对台湾,他的大战略逻辑就难行得通。不说美国还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如果川普要和北京谈判台湾的交易,很可能违背了该法,难以通过,即使法律为他的交易开绿灯,他也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他的“MAGA”本身,即如果他把台湾卖了,是不符合“MAGA”事业让美国再伟大的目标的,这是和他出卖乌克兰不同之处。 前面讲了,川普牺牲乌克兰部分利益,对外的解释可说是为收缩战线,对抗中国的需要,但如果出卖台湾,就不能再说是为对抗中国了。当然更不可能说是对抗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不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牺牲乌克兰实现俄乌停战,在外界看来,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如果牺牲台湾,世界就不会这么来看待美国,反而会认为,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美国无力在第一岛链抗衡中国,不得不往后撤。既然这代表美国实力的消退,以致几十年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落空,那么,美国的盟友首先是它的东亚盟友谁还能指望美国的保护,从而在台湾被出卖后,这些东亚盟友,如日韩菲,会不会争先恐后投入北京怀包,要北京保护呢?想想看,发生这种情况,川普还承受得住这个压力,美国还承受得住这个压力吗?无疑这和他的“MAGA”事业是直接冲突的。故而,他是不可能用台湾来同北京进行交易的。 川普如果要出卖台湾,只有一种可能,即美国和中国在台海直接在军事上交了手,美国被打败或者预期会打败,所以把台湾卖了。但川普宣称他是个和平总统,出卖乌克兰,要俄乌停战也是为了和平,不再打仗,所以至少从他的主观目的看,美中在他的第二任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高,台湾民众也毋须担忧他会把台湾卖了。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