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联合声明在东海与台湾等问题上牵制中国
2026 年 11 月 12 日
马云做生意开风气之先，他的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也与他的人生智慧分不开。他是那种敲敲头顶脚底下会响的聪明人，只看他公开演讲，总是有机锋有埋伏，还喜欢像说相声那样“抖包袱”，总会博得满场笑声掌声。 前不久马云提到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说中国金融根本没有系统，这句话惹祸上身，搞到蚂蚁集团不能上市，还要被拆骨，阿里巴巴被以垄断罪论处罚了一百八十多亿。马云不但认了罚款，还要表示“诚心诚意”接受。 马云胳膊扭不过大腿，证明他面对的中共政府，不但有“系统”，还有天下第一严苛的垄断系统，只有中共垄断别人，容不得别人垄断他。 最近有人翻出马云2013年的视频，他说1985年他去澳大利亚，去之前他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因为从小受教育是我们要解放全人类，结果去了后才发现，人家需要解放我们先（这句话句式学香港，“先”字倒装了)。他说，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问题。 这些话当然说得很精采，也都是同时代中国人亲身经历的事。我在大陆所受的教育，就是全世界人民包括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吃不饱穿不暖，受压迫受剥削。中国人都信了，准备去解放全人类。 一个饿死四千万同胞的国家，说要解放全人类，真是好大的口气。 马云的意思是，中国人应该从共产主义迷幻中走出来，老老实实做事，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至于要不要﹑能不能解放全人类，那就容当后论。 2013年马云还有一点底气开玩笑，放在今天，莫非他嫌一百八十亿罚得还不够重?今日马云没这个胆说，底下的人也没有胆听，更不敢大笑鼓掌了。 中国不是说真话的地方，马云喜欢说真话，又有表演欲，难免祸从口出。任志强也很敢说话，现在关到牢里去了，马云说过“中国企业家确实没有好下场”，这句话倒是有先见之明。 马云最近现身在酒吧，看上去人胖了，还谈笑风生，在公开场合，他尽量表现出生活一切正常的样子，但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中共对阿里巴巴的清算，绝对不是因为马云几句话不中听，中共清算马云只是一个试点，看看全国范围内的“打土豪分田地”怎么做才更顺手。 打土豪分田地，根本是中共的本性，就是中共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执政，眼里永远盯著全国的财富。财富不是属于中国人个人所有，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应该属于中共所有，至于中共要分多少财富给中国人，那就要看看当时的中共处在什么环境下，那个环境需要对财富做什么样的处理。 文革后中共濒临崩溃，邓小平被迫实行改革开放，那叫做韬光养晦，用民间说法，叫做装孙子，就是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求别人帮忙，等到最艰难的日子过去了，自己的实力慢慢强壮，那时翻脸不认人，自己就扬眉吐气。 这便是多年来国退民进的理由，国家暂时退出来，让一点利给中国人，等到让得差不多了，就把让出去的再收回来，那时自己的力气大增，政权稳固，可以下手收拾人民了。 所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说法，最近又流行起来，就是时候到了，该归谁的还要归谁。 没有霸尽天下财产，中共怎么会有力量统治人民?人民要吃饭，吃饭要靠中共，人民怎么会不听话?少数人吃了饭还不听话，那很好办，把他们抓起来去坐牢，甚至枪毙了事，那问题就解决了。 最近大陆年轻人又在读毛选（毛泽东著作），学校图书馆又在清理封资修图书，全国性学习“党史”，接受洗脑，私营企业老板纷纷以这样那样的罪名管束起来，公司拆骨，财产充公。大陆经济形势不妙，未来日子不好过，西方各国围堵中共，台海可能会打仗，这种形势下，接收私营企业的财产更有正当性了。 香港大量商界领袖，怯于中共淫威，争先恐后表忠，迎接中共独裁统治君临香港，他们不知道，那一切都正在为自己和子孙挖坟墓。打土豪分田地，中共的胃口不只在大陆，还在香港，还在台湾。台湾尚有活路，香港是绝对没有活路的。 马云之鉴，岂只是一百八十亿那么简单，任志强坐牢去了，孙大午也难免此劫，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私企老板成了砧上肉，香港富豪们，如果还对中共抱有幻想，那日后有什么三长两短，就只能怪自己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原标题为《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共本性》）
因疫情调整赛制的美国职篮NBA正展开下半阶段比赛，就在各队为挤进季后赛拼搏的同时，NBA的“收视率问题”近日再成美国体坛讨论话题。资深体育记者特拉维斯（Clay Travis／OutKick的创办人）此前已提出多个数据反映了观众的流失，例如近20馀年来美国增加了约5千万人口，NBA的平均收视群反而暴跌近3千万人，1998年乔丹领军公牛队对上犹他爵士队，曾吸引3千700万观众收看冠军赛的盛况，迄今已难复见。 而NBA的警讯还不仅于此。去年NBA总冠军赛，尽管是由当红的詹姆斯（LeBron James）率领湖人队和热火队争冠，六场比赛平均收视观众也才700多万，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篮球迷转看足球所致，偏偏当年度大学篮球比赛（NCAA）冠军赛的平均收视观众仍有1千700多万。不光是这样，就连德州一个小区域的篮球比赛都能吸引超过NBA两倍人口的收视观众。 2020到2021年赛季，主要转播NBA比赛的电视台ABC相较十年前，收视率骤降了45%，其他如TNT、ESPN也分别下降40%和20%，连带NBA电玩游戏销售量也大幅滑落。就特拉维斯的说法，这些数据显示球迷其实并没有放弃篮球，只是弃NBA而去。 NBA虽为一体育赛事，过去以来比起其他美国体育联盟，则更凸显了自己在自由、人权价值上的立场。60年代，美国各地掀起黑人平权运动，当时波士顿赛尔蒂克队曾因创了NBA历史，首度将黑人球员排入先发而引起轩然大波；20世纪初，NBA最伟大球星魔术强生被诊断感染爱滋病，不少球员拒绝和他同场比赛，却得到乔登、巴克利等天王球星支持，仿佛为社会大众上了一课“不要歧视爱滋病患”；继之，2013年科林斯（Jason Collins）成为NBA第一个公开出柜的球员，当时的NBA总裁史顿（David Stern）更率先公开力挺他，此举无疑为美国同性恋者送上极大温暖。而最严格看待种族歧视言论的运动联盟也非NBA莫属。 可以说，NBA曾挟其不只国内且广被国外的球迷，在创造无穷商机之馀，还以其“政治正确”另外为自己戴上一顶道德高帽。但过往成就，无论出于比赛本身，或是价值理念的额外加持，都无法力挽如今收视群流失的现象。这一、二十年来，NBA并非坐视不管，且积极更改规则、灵活赛事和包装赛场以求变革，观众还是留不住。 于此同时，当然也有人将因素归咎NBA这些年来就是太讲究政治正确，所谓透过联盟道德使命传递“社会正义”，让NBA不再局限“体育赛事”格局，却也让球迷愈加对他行诸正义之举感到疲乏，宁可回归一些比较纯粹的体育比赛。正当本赛季NBA收视一直拉不上来的同时，Yahoo／YouGov曾发布一份民调，显示有11%的美国人会因为体育赛事标举某种政治宣传（符合个人政治意识）而看更多转播，但有34.5%的人反而因此跳过比赛。而今看来，这或许是NBA收视下滑的因素之一。 眼看趋势如此，这也另外解释了NBA何以这般积极经营中国市场，在国内球迷大量萎缩的情况下，被指拥有“十亿潜在客户”的中国，当然会被NBA视为另一个绿洲。1992年NBA组成梦幻队惊艳奥运，中国旋即掀起NBA热，随之中国对NBA的最大诱因很简单，就是金钱。在一个随时会遭指控“妄议中央”的社会，NBA的经营之道，正是谨记自己在国内标举“社会正义”却造成球迷流失的反效果，而采“闷声发大财”策略，逐步在中国建构出于其他国家很难达成的事业基础。 但问题就在美国民众并没有忘记NBA自己过去标举的自由、人权定位。直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因为在推特发文“为自由而战、和香港站在一起（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不但遭中国舆论、球迷围剿，连带让NBA遭抵制，如今甚而只有零星转播和“翻墙收视”，NBA的“闷声发大财”终究触礁。 去年九月，美国民调机构哈里斯（Harris Poll）亦针对NBA收视下滑进行民调，同样显示“联盟变得太政治化”或是球迷流失的重要原因，其中还有近两成球迷表示是因为NBA和中国紧密的关系而转台。这结果看似吊诡，即NBA在中国谨言慎行、少碰政治，理当是“联盟变得太政治化”的反证，但只要回归常识，任谁都能理解，在美国藉体育宣传社会正义，确实促使了联盟“太政治化”，在中国，刻意不对自由、民主、人权议题表态，却正是高度服膺政治所致，结果就是令人觉得NBA不管在美国、中国，作风都很“政治”。 “莫雷事件”发生，现任NBA总裁席佛（Adam Silver）纵然拒绝为了其言论向中方道歉，但基本上他一直是中共政党路线的妥协者，且NBA无论从经营阶层到一线球星，对中国的言论审查和侵犯人权，并不像它在面对美国社会时所持的标准，且常以“尊重当地文化”去回避问题本质，因此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待，此时NBA都会予人产生一种虚伪的感觉。那么，NCAA或其他区域篮球比赛，相较之下就更倾向于纯粹的体育盛宴了。 NBA在如此特殊的东方市场涉水之深，未来和自己数十年苦心建立的价值意识应该只有更多冲突，“中国”终究会是一把两面刃。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两条消息，一是习近平将出席拜登召集的气候峰会，二是美中两国即将互派大使。 这两件事，显然都是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上海的成果。克里此去，双方都很低调，比起拜登的私人好友陶德访问台湾，恰成鲜明对比。陶德去台湾大锣大鼓，又见蔡英文又和政府和军方人员会见，克里去中国，只和气候大使谢振华见面，和政治局常委韩正视讯通话，行程中没有公开活动，每日呆在酒店，似乎很怕出去见人。 拜登同时派两个人去海峡两岸，但两个人的任务很不相同。陶德是去作全方位沟通，据说连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态度都问到了。美台关系正全面提升，外交军事高科技话题很多。克里去上海，只有一个话题，就是习近平参不参加气候峰会。 拜登主持气候峰会，那是他竞选时夸下的海口，是拜登施政的一大亮点。既然是一场大戏，当然希望做得似模似样，气候峰会缺了中共，声势没那么好看，所以习近平来不来，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习近平来了当然好，不来影响也不大。你和中共谈任何问题，他什么都敢应承你，但你要他做，他就要看自己高不高兴。签了协议他都可以不认，更不必提只是大家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你怎么知道他说的真定假？ 但场面始终要好看一点，所以习近平还是来比不来好，这是拜登派克里去中国的原因。 现在的情况表明，克里果然不负所托，习近平答应参加。以中共目前的处境，几乎所有的国际事务，美国都把中共排除在外，要谈就和盟国谈，五眼联盟是自己人，韩国东盟要拉拢，欧盟只等他们自己转向，所有的国际事务，几乎都与中共无关，要孤立中共，围堵中共，甩掉中共。习近平面临大半个世界的打压，在博鳌论谈大吐苦水，扮可怜相，足证他寝食难安之状。 李克强前不久也释出善意，希望西方国家不要割席，要合作共赢，原因就在中共也明白，与世界先进国家对立，对自己意味著永远的落后，因此只要有机会，都要避免这种恶果。 但数遍所有选项，目前唯一对美国政府有吸引力的，就剩下气候这个议题了，美国有所求于中共的，只剩下这件事。这就像茫茫大海中一条浮木，习近平再错过，此去就要靠自己用尽吃奶力气划水了。更糟糕的是，如果连气候峰会都不配合，那拜登对习近平就更不抱任何希望了，此后只会更奱本加厉与中共斗下去。 因此，习近平参加峰会，好歹都维持两国之间的一点互动，有这个基础，以后再开展其他领域的交手，大家脸色都会好看一点，之前在阿拉斯加，搞得面左左，以后想要谈，还需要有一点气氛在，这是习近平最终会出席峰会的原因所在。去的话有一线希望，不去连一线希望都没有了。 当然，克里也没有空手去，克里送给习近平的见面礼，是两国恢复互派大使。自特朗普手上召回大使后，两国大使就一直悬空，大使离任是外交降格的表现，很多正常的沟通渠道都堵死，那使中共像热锅上的蚂蚁，恶梦不断。现在勉强互派大使，气氛似乎缓和一点，那也是习近平求之不得的事，至少，他可以向党内反对势力显示，由于他的英明领导，美国人又听话了。 但中美关系会因为习近平出席峰会而改善吗?当然不会。气候问题是老大难问题，是长时间问题，虽然也重要，但比起迫在眉睫的美中对抗，轻重缓急的衡量很容易。就好比两夫妻一天到晚吵架，哪有什么心情研究生不生孩子?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输，尤其是不能输给中共，不但不能输，还一定要赢，一定要迫使中共就范，遵守国际规则。因此拜登的气候峰会只是演一场戏，至于先前的美日首脑会谈，随之而来的应对台海南海危机，高科技和军备竞赛，建立国际反共阵线，这些才是维系美国生存的要事，气候问题得闲冇事搞一搞，算是对选民交代，也算是一个有远见和抱负的好总统，如此而已。 这个气候峰会会有成果吗?大多数是没有，有的话也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空话，各国表态都很政治正确，但没有人会真正落力去做。因为你注重气候问题，一定影响经济发展，你限制自己，别人不限制自己，那你的克己复礼只是伤了自身，对地球一点帮助都没有，试问谁有那么笨? 拜登只要求习近平露一露脸，习近平也只是露一露脸，换来两国互换大使，大使互换了，两国外交也不会恢复旧观。所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人从这场峰会得到什么，也没有人失去什么，一切仍按旧轨道走下去。 美中之间没有合作的问题，只有什么时候摊牌的问题。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近日，中国校园空气紧张，包括大、中、小学在内，得到中共教育部的内部通知，要求清理“校园流毒”，即清除“问题读物”，包括排除西方读物，只留马列著作。为此，还开列了“12条负面清单”。据知，这个内部通知和负面清单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批示。 这是习近平的又一波折腾，在极左路线上的加速折腾。习式折腾包括：强化一党专政，堵死宪政萌芽；灭绝民族文化，强制汉化少数民族；国进民退，内循环；战狼外交，反西方；重编党史，用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去代替他所指控的“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有一个幻想，以为现在是清除西方文化影响、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了，而习近平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东方专制文化。习近平和中共把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上的恢复、物质上的暴富、国力和军事硬实力的膨胀视为本钱，不得了的本钱、唯一本钱，因而发出“豪迈”之语：“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 习近平的幻想，不知所从何来？或许是毛左派的极端思维影响了他；或许是被一批极端民族主义的学者包围，构成他身边的智囊群，进而塑造了他的强硬思维；或许就是他本人的偏激固执思维所致。或许，是上述多重因素的综合。 习近平的幻想，实际上是习近平们的幻想。因为，不止他一个人陷入这种幻想，而且是一批人、一部分人、甚至数亿受他们蛊惑的中国人陷入这种幻想。 习近平的这种幻想，又分为三层含义：其一，以为能够彻底清除西方思潮和文化；其二，以为只要清除了西方思潮和文化，就能够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东方专制文化）；其三，以为只要清除了西方思潮和文化，就能够在国际上自立门户，联合反美国家构建以北京为中心的另一个世界，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 在国际交往和融合的近几个世纪里，不同文化的交流彼此影响和彼此借鉴，优胜劣汰，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既无须强力促成也无须强力抗拒。如今的习近平们，竟然要去强力清除，其注定的徒劳无功，犹如希腊神话中往山上滚石头的西西弗斯。 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和人权理念为中心，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和专制王朝为中心。随着人类的进化、个性的张扬、文明的演绎，哪一种价值观更得人心、更具生命力、更有前途？明白人一望便知。 近代西方思潮与文化，包括马列主义，在清扫西方文化与思潮时，能否一并清扫马列主义？这对习近平们而言，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因为马列主义正是中共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王沪宁已经给习近平加冕：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以习近平们的短视，根本无法全面诠释中华文化。即便习近平动用举国体制，费尽全力清除西方文化与思潮，能否就此恢复东方专制文化？且不说民众不可能接受王朝与皇权回归，在中共党内就难以通行。如果习近平一意孤行、恣意妄为，恐反而促成党内反习势力暗中坐大，一旦时机成熟，习近平和习家军必全线崩溃。 当下中国的制度、土壤和气候似乎都具备复辟文革的条件，故而习近平、王沪宁等人放胆重编文革史，放肆地尊江抑赵（开放江青墓地而严封赵紫阳墓地），平反臭名昭著的极左派，而封杀深得民心的自由派。然而，这个历史倒车能开多远？历史的经验昭告世人：倒行逆施者不得人心！翻车，是迟早的事。 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奉旨宣布：“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这里所说的美国或少数国家，只是中共糊弄国内民众的托辞。其实，杨洁篪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承认主流的国际舆论，不承认当今的国际规则。 习近平自恃当下国力雄厚、军力强大，以为金钱能使鬼推磨，万邦来朝，自立为世界领袖，号令天下。其实，当下的现实却是，中共越强大，在世界上越孤立。何也？只有经济实力，而没有政治实力；只有硬实力，却缺乏软实力。经济崛起，军备庞大，而政治独裁，思想禁锢，如此形象只能令各国望而生畏。 习近平的幻想，无法实现的幻想，折腾着中国，折腾着这个民族，也折腾着他自己。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文章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在外交上主张战狼精神，声称“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于是，中共战狼外交正式走上国际舞台，且不断升级。上到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下到外交部发言人、中共驻各国大使，纷纷展示战狼嘴脸，展开战狼比赛。 完成任务，挣表现，是中共特有的党文化。在这波战狼表演中，这种党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名叫卢沙野的人，从中共驻加拿大大使到驻法国大使，充分发挥战狼外交，对加拿大和法国竭尽撒野、造谣、辱骂、人生攻击之能事，以至于屡受法国外交部召见。其中，他辱骂一位法国学者是“小混混”、“小流氓”、“疯狗”、“喷子”，震动法国。 前不久，中共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杨发推文攻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美国的走狗”、“败家子”。而去年，中共驻巴西大使杨万明攻击巴西总统“从美国带回思想病毒”，遭到巴西外交部召见和抗议。 近日，中共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攻击一名瑞典驻台湾记者，说后者“散布错误信息”、“与台独者密谋”、“道德败坏”等，激起瑞典几乎所有在野党的愤怒和谴责，纷纷要求瑞典政府将这名中共战狼大使驱逐出境。因为，瑞典外交部召见这名中共大使已经不知多少次，召见对他已经不起作用。 几乎同期，在土耳其，因为两名在野党领袖批评中共的新疆政策，遭到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恶言相向。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中共大使，提出交涉。随后传出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遭断水的消息，虽然难以证实断水的虚实，但中、土关系由此受损已是显而易见。 回溯今年3月18日，美中高官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这个会谈原本出自中方的请求，美方勉强安排。不料，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却利用这个机会，在开场白中放肆地攻击美国，声言：“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云云。这种高级别的战狼姿态，表现给美国人看，更多地表现给中国人看，被国际舆论评为“演戏”、“夸张的演出”。 国内外中国人不禁纳闷：中共展开战狼外交，其外交官展开战狼比赛，一人凶过一人，一浪高过一浪，究竟捞到了什么？ 如前所述，中共外交官的每一次战狼表演都付出了代价，甚至是沉重代价：轻则被所在国外交部召见，重则面临被驱逐风险，更重则导致谈判破裂、或双边关系严重受损。既然没有捞到任何东西，战狼外交为何还要持续？ 最高领导人的自负、狂妄、无知和低水准是始作俑者，把外界的批评，多半是善意的批评视作“挨骂”；把中共自己宣传喉舌长期的对外攻击性语言视作“自卫”；居然犹嫌不够，还要求其外交人员抛开基本的外交礼节、外交辞令，直接开骂，货真价实地开骂，甚至不惜用上人身攻击、污言秽语。 中共外交官在最高权势者的压力下，或者为了立功受赏、加官进爵、飞黄腾达，或者为了规避风险、保全自身、平安退休，纷纷挣表现。于是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战狼外交、战狼比赛，搅得这个世界不得安宁，以至于烽烟四起，让共产中国八面受敌、四面楚歌。 一些理智的中国网民评说：外交部变成“断交部”；一直不准中国人批评，现在还不准外国人批评；在中国限制言论自由，现在又到外国去限制言论自由。的确，那些受到召见的中共外交官中，他们或许明白或许不明白所在国召见和抗议，简单的一条，就是他们攻击、干涉、限制所在国政要、学者、记者和公民的言论自由，其实就是干涉了他国内政。因为，在这些民主国家、正常国家，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是所在国的立国基石。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是苏联创始人列宁的名言。果然，今日共产中国对内不讲理，必然变成对外不讲理；对内专制，必然衍生对外专制；对内镇压，必然带来对外威胁。还是笔者那句老话：没有什么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4月10日成都举办的第二届疫苗与健康大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讲话，提到“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4月11日，高福接受环球时报采访，说有关其承认中国抗新冠病毒疫苗保护率低的炒作，完全是误解。 但事实是，高福确实讲过“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是中国的媒体首先发布出来的，网上现在还可以查到。再有，也是在第二天，4月1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美联社记者提问，提到高福说中国疫苗有效率不高，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回答美联社记者的问题时，对此并没有否认。 其实，中国疫苗保护效率即有效率不高，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正如我在先前的文章《中国疫苗为何还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中所说，中国疫苗早在去年8月就进入三期临床试验，之所以在8个月后的今天还没公布三期试验数据，还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偏低，不大拿得出手。也就是说，中国疫苗的有效率不高。 在4月1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兴中维公司公共关系总监刘沛诚讲到中国疫苗三期试验数据公布的情况，其中提到科兴疫苗的数据已经公开，在著名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以预印版形式公布。所谓预印版（Preprint）也称未定稿版。在学术出版领域，预印版是指尚未在需要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出版的科学文献的草稿。分析显示，科兴疫苗的保护力为50.7%。这只比世卫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设立的50%有效率的门槛高一点点。没有提到国药疫苗和其他中国疫苗。如此说来，中国的几款疫苗，只有科兴疫苗可望得到世卫组织的批准，而科兴疫苗的保护力也不高。这再次证明高福在4月10日讲的是大实话。 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疫苗接种率须达到70%，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王华庆说，中国要接种1亿人，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但问题是，由于中国疫苗的保护力不够高，就算接种率达到了70%，甚至达到100%，也未必能达到群体免疫。 其实，这才是高福4月10讲话的要点。高福的意思是，鉴于中国现有疫苗的保护力不高，要达到群体免疫，必须改进接种的方法。他提出了两种途径：其一是优化接种程序，增加剂次，改变剂量，改变间隔（还应该包括改变接种途径）；第二种方法是考虑不同技术路线疫苗的混合接种，取长补短（术语叫序贯接种）。 方舟子在推特上写道：“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了，由于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力不高，考虑不同疫苗混合接种，术语叫序贯接种。说得这么好听，其实就是我以前说的中西疫苗结合，先打中国疫苗，再打美国疫苗，有效算中国的，副作用算美国的。” 在4月10日的会上，来自上海的疫苗专家陶黎纳把后一种方法解释得更清楚。陶黎纳说，那些接种两剂灭活疫苗的民众或者会被建议接种另外一剂不同款式的新冠疫苗。 这就是说，接种两剂灭活疫苗的人还要再接种别的疫苗。这等于承认，打了中国疫苗（科兴疫苗和国药疫苗都是灭活疫苗）的等于白打。 根据高福4月10讲话，他现在倾向于认为，mRNA疫苗（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就是mRNA疫苗）比灭活疫苗更有效。这是对他过去观点的重大修正。 去年12月29日，高福接受新华网专访，在回答“为什么西方不做灭活疫苗”时，讲到了他对灭活疫苗与mRNA疫苗的看法。高福说，中国在生产灭活疫苗上比西方有优势。西方走的是mRNA疫苗的路线，因为这是第一次把mRNA疫苗用在健康人身上，不能排除有副作用和安全性的问题。高福说，“就目前来讲，灭活疫苗当时布局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也走得很快，在一些地方反馈的消息来看效果也很好”。高福同时也讲到“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国家走不同的路子，最后证明某一条、某两条或某三条最好，这对人类是好事”。 通过这几个月来各种疫苗在各国使用的效果来看，高福在4月10日讲话中承认中国的灭活疫苗有效率不高，并且谈到mRNA疫苗的种种优点，呼吁各界关注mRNA疫苗技术。在第二天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王华庆说，中国研发的mRNA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这就是说，除非像上次萨斯那样，病毒突然自行消失，否则，要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中国将引入外国生产的mRNA疫苗或中国自己研发生产的mRNA疫苗。 高福的出尔反尔，显然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我们切莫被误导，到头来把高福讲话发出的真正重要的信息反而给忽略了。 （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和立场，全文转自光传媒）
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今陆军官校）的教官何应钦为军校设计校旗，旗帜以红色为底，中央放置一个与青天白日旗图案相同的标志，但白日的光芒则不触边。1928年，国民政府制定《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黄埔军校校旗上的青天白日标志就这样成为国徽。但根据《国徽国旗法》，其实国徽里的蓝底青天与白日光芒是有比例规定的，包括，白日体半径与青底圆形半径，为1:3；白日体圆心至白尖角光芒顶与白日体半径，为2:1。 不过，实在很少人搞得清楚国徽与中国国民党党徽差别在哪？更遑论上述那些精细的比例规定，所以，即使在公务机关，把党徽当国徽的状况都极为普遍。例如，早期的国防武器几乎都是把党徽当国徽用，当时名震一时的胜利女神力士号飞弹就将党徽印在飞弹上面，甚至连现在的中华民国护照，其国徽比例也与法定不符。 立法院今年初通过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主决议，要求内政部针对现行国徽与国民党徽相似，是否需更改进行评估。内政部提出的报告指称，党国不分的时代已过，政党的标章，宜应时代的变迁，尊重象征国家的国徽，适度调整。对于内政部这个不具强制力的建议，包括马英九、江启臣、朱立伦等国民党领导人都表示，这是民进党没事找事的政治操作，国民党不可能更改自己的党徽⋯⋯ 马英九等人的说法不令人意外，毕竟，在国民党以党领政、一党独大的时代，都没胸襟远见将国徽党徽做区隔了；现在的国民党已成破落户，岂可能自我消解这个党国标志。留著这个标志，就算不能让台湾的年轻人记得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开国政党”，也可缅怀党国时代的美好记忆。许多国民党人更认为，党徽早于国徽，就算要改，也是先改国徽；民进党“没种”改国徽，却来动党徽的主意，是欺人太甚。 这种“挟党徽以令国徽”的现象充分显现了台湾政治流存至今的后威权遗绪，就像国民党人在自己的选举场，激动地高举中华民国国旗（非国民党党旗），为了旗海飘扬而痛哭流涕。对他们而言，只有自己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所谓的政党轮替其实是窃国换代，是认同的断裂，更是不共戴天之仇。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逼国民党改党徽，但党徽形似国徽，不会让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缅怀这个政党“创立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这样的国徽只会让更多人忆起那个国库通党库、国军就是党军、党国一体的时代，铭刻台湾昔日的威权统治，反向地造成“国徽”与人民疏离。 几天前，曾做过监察院长、外交部长的国民党大老钱复捐赠了他个人近40年、超过200箱的档案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典藏。钱复的档案留在家里，顶多成为传家之物；捐给中研院，却将成为研究当代外交及政治的第一手信史，也成就政坛与史学界的佳话。 党徽通国徽代表民主转型的未竟之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其实是个可耻的印记。捐出党徽，才有机会成就国徽，让它具有进一步凝聚全民的意象；只可惜国民党没有钱复的胸襟，无法参透“后退其实是向前”的道理，实在令人遗憾。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期西方国家和中共各自出动航母战斗群在台海附近活动，不少评论都认为台海局势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形势之危急，有如一次大战之前的欧洲。 中共会不会武统台湾？在“一国两制”破产后，这个问题日益被提到各国政要的议事日程之上。单就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来比较，中共随时可以过海，多年来之所以一直停留在口头恐吓，始终未挥军过海，便是寄望实行“一国两制”，用最低成本和统台湾。 因为香港一场反送中运动，中共的警暴﹑国安法，以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一国两制”的谎言已被彻底拆穿，连与中共最贴心的前总统马英九，都声称“一国两制”已经死亡，即是说，全世界再没有人相信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既然如此，中共只剩下武统一个选择。 中共武统台湾，要彻底解决问题，只有占领台湾本岛，只是打下金门﹑澎湖这些外岛，战略上没有太大意义，反倒招惹全世界敌对，得不偿失。一是不打，要打就直取台湾，把生米煮成熟饭，多年来中共打的就是这个算盘，但可惜给和平统一的期望耽误了。九二共识从国民党搞到民进党，越搞越不成气候，直至今日，流水落花春去也，和平统一这条路已走不通。 和统绝望，只剩武统一途，那就是什么时候打和如何打的问题。现在问题是，中共面对的不只是台湾二千万军民，还要面对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多年态度模糊，说到台湾安全问题总是避重就轻，故作高姿态，台湾人摸不到底细，中共也摸不到底细，美国越是模糊，中共越有可能误判。 美国人现在也精了，态度越来越清晰，五眼联盟和“四方安全对话”，实质上把台湾安全纳入保护范围，最近美日双方的官方会谈，已经讲白了不会坐视台湾被中共占领。如此一来，中共武装进攻台岛，几乎肯定会把美日等西方国家拉入战圈。 过海征伐不是小动作，事先要作战争动员，要在福建沿海集结兵力，调动大量海空兵力，在今日卫星监控之下，不可能秘密进行，因此打台湾不可能用突袭的方式，只能准备充份了才开战。美日等西方国家一旦侦悉中共的战争企图，有足够时间调兵谴将，双方对阵，在台湾海峡决一死战，如此一来，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规模。 中共有可能孤注一掷吗?一场大战，比的是军队实力，更是国家经济实力，中国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但基础薄弱，要养十四亿人，大量物资倚靠进口，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撑得一时，撑不了长久。反观西方国家，组合起来实力惊人，战争打起来，后方腹地广阔，足以支撑长久的支出，两相比较之下，中共根本不是对手。 更不妙的是，中共的经济实力，在与西方全面交恶后，面临急速走下坡的厄运。外贸走低，经济被围剿，高科技是死结，遍地金融地雷，内忧外困之下，国力将被严重削弱，此一趋势更不可逆转。因此，时间越拖下去，中共渡海作战的条件越是恶劣，双方实力更悬殊，未曾接触内部已不稳，军心已大乱。 也就是说，中共等不起，越是想打，越是要早打，但越是要早打，越是难下决心。中共从毛泽东到林彪，战争思想永远都是“不打无把握的仗”，主张打仗至少要有七成打赢的把握。中共武装攻台，在美日大概率参战的前提下，不要说没有七成取胜的把握，连五成都没有。勉强发动战争，而又支撑不到最后，到时不但战争打输了，连带政权的存活都成问题，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理智正常的领导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习近平虽然狂，但比起老毛的狂，只是小巫见大巫。面对世界性的围堵，内部麻烦成堆，台海小规模擦枪走火可能性不能排除，至于全面发动战争的机会，怎么看都不高。武装统一台湾，始终只是中共的虚张声势而已，识穿了就不用怕。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疫苗为何还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的情况。 巴西是最早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巴西的疫情非但没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剧。根据巴西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显示，在截至3月18日的一周里，巴西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都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疫情最严重的圣保罗市把3月26日至4月4日的10天定为非工作日，希望达到强化社交隔离、遏制病毒传播的目的。 巴西使用的疫苗除了中国的科兴疫苗，还有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因此巴西的情况或许不大说明问题，主要使用中国科兴疫苗的智利就很说明问题了。智利也是接种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近来智利疫情反弹严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屡创新高，而且进ICU的比例也很高，现在95%的ICU床位已满。智利政府从3月27日起，实施疫情爆发以来最大范围封城，受影响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80%。 反观另外几个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以色列、美国、英国，疫情曲线明显向下。以色列用的是辉瑞疫苗，美国用的是辉瑞和莫德纳，英国用的是阿斯利康。以色列和美国的情况不必多说，这里尤其要提到英国，因为英国的接种率和智利很接近。两国的比较很说明问题，智利是越接种新发病例越多，英国是越接种新发病例越少。4月6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国将从下周开始放宽更多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且国内经济有望在夏季前全面重新开放。 又据报道，巴基斯坦的总统和总理都是在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后被感染。 固然，造成各国疫情起伏的因素很多；不过以上事实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尤其是有效性的疑虑。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中国疫苗接种绝对数仅次于美国，但要是按百分比数计算，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目前也就4个百分点。钟南山说，中国疫情控制得好就是为了抓紧时间接种疫苗，别等到外国都靠疫苗群体免疫了，中国就危险了。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鼓励民众打疫苗，但很多人却不愿意打。新华社发文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有一些人对疫苗接种不大积极。文章要求基层干部应发挥示范作用，带头接种疫苗。连日来，中国各地出现将疫苗接种率与干部政绩挂钩，打疫苗与升学就业相联系，甚至奖励鸡蛋的现象。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打疫苗呢？中国官媒的解释是，许多民众认为中国疫情控制得好，所以没有必要冒险打疫苗。这固然是实情，但另一方面，那也是因为很多人对国产疫苗不放心。 网易上出现一条跟帖：“前有十大毒疫苗事件，后有长春长生假疫苗案，你告诉我要打没有三期临床数据的疫苗，我不是胆小，我是记性太好。” 没有三期临床数据，是民众对中国疫苗不放心的主要原因。另外就是领导不带头，不少网友质问，这么好的疫苗怎么领导人不带头打呢？新华社文章号召基层干部带头，那中央的干部呢？别的国家都是最高领导人带头打。中共领导人不是不知道最高领导人带头打疫苗的示范作用，比如，他们就叫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带头打。可是习近平自己却不带头打。联想到中国政府早在去年就预定了一亿支辉瑞疫苗，今年1月，货就开始运到。我们有理由推断，党国权贵们早就打了，只不过打的是外国疫苗而不是中国疫苗。但既然中国的领导人自己都不相信中国的疫苗，你怎么能让中国的民众相信中国的疫苗呢？ 记得前年美国一家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发布过一份《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在被调查的2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居榜首。可是从这次接种疫苗的情况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远远没有那么高。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表示，没有疫苗时，全球与新冠肺炎的首轮遭遇战，中国采用围堵策略成为赢家；疫苗出来后，欧美等国家通过“自然感染+疫苗接种”双轮驱动，能较快实现群体免疫；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在全球竞争中没有特别优势，希望中国能尽快提升疫苗接种率。人类战胜新冠，最终还是要依靠疫苗。 尽管中国政府开足马力，动员民众接种中国疫苗，很多地方还推出了五花八门、可气又可笑的奖惩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接种疫苗的进度仍然很缓慢。4月2日，腾讯网发表文章《钟南山张文宏紧急发声：新冠疫苗到底能不能打？一篇文章告诉你所有真相！》文章说，“为什么很多人到现在还对疫苗抱着观望态度，不敢迈出这一步？大部分原因，一是纠结有没有必要打，二是质疑能不能打”。文章引用了钟南山院士和张文宏医生的讲话，竭力说明接种中国疫苗是多么必要、多么安全、多么有效。可是他们都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公布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 这个问题不回答，就无法打消人们的顾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31日，中国政府援助斯里兰卡的国药新冠疫苗运抵科伦坡国际机场，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率领多名部长前往机场迎接。 然而两天后，斯里兰卡药监部门专家委员会却发表声明，以没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国药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为由，不批准其接种。 这无疑是中国推行疫苗外交的一大重挫。 截至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批准中国疫苗紧急使用授权。3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媒体时就此事给出了相应的解释。高福称：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三期临床数据，世卫评估过程可能比较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拿出足够的三期临床数据呢？我们知道，中国的疫苗研发与生产起步很早。去年9月，全世界有8款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其中中国就有4款。只是到今天为止，世卫组织只批准了美、英、德几家公司合作的几款疫苗，包括：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而中国没有一款疫苗得到世卫批准。 去年9月16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产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为什么要在海外做？》按照中国专家的说法，因为三期临床试验需要的样本量远远超过一期二期，而由于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样本，所以三期临床试验需要跨出国门推进，进行更大规模的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 早在8月11日，科兴疫苗的三期临床研究就在巴西启动，计划接种人数在9000至13000人之间。科兴公司董事长兼CEO尹卫东说，“巴西疫情严重，人口众多，未来市场也更大。”尹卫东说，像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在11月或12月上市”。可是，8个月过去了，科兴疫苗的三期数据还没拿出来。 期间，世卫组织几次敦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月11月公开表示，世卫组织的团队正在与中国国药集团和中国科兴公司合作，评估两家企业开发的相关新冠疫苗是否符合国际质量生产规范，以考虑将其列入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1月22号，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西芒（Mariangela Simao）宣布，要从这个星期开始评估中国科兴生物公司和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来决定它们是不是适合列入紧急使用授权的清单。3月12日，世卫组织发言人哈里斯（Margaret Harris）说，对中国新冠疫苗的审查进入了最后阶段，可能很快给予紧急使用授权。 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直到今天，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仍未发布，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 中国自去年8月起就对外输出疫苗，目前已经有超过25个国家正式启动中国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疫苗全球供应也已经突破了1亿剂次。按说，三期临床试验所需要的样本量早就该够了，早就该绰绰有余了，为什么就是不发布三期试验数据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偏低，不大拿得出手。今年1月中旬，巴西公布的数据显示，科兴疫苗的整体有效率为50.4%。这只比世卫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设立的50%有效率的门槛，高一点点。据说，另一款中国疫苗国药疫苗的有效率比科兴疫苗还低得多，连50%的门槛都过不去。对比欧美疫苗，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的整体有效率都在95%左右，阿斯利康和强生的整体有效率则在70%左右。两者有明显的差距。 我们很有理由推测，中国疫苗之所以迟迟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就是因为相关数据有效率偏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