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朝鲜,不准说北朝鲜,也不准说北朝 最近,中国的“考古学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消息:“北朝考古公众号被举报,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南北朝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时期,北朝和南朝也是自古以来的历史名词。这个北朝考古(现改名汉唐之间考古学)长期以来都是发布纯学术内容,不违规也不违法,就因为几个XX举报,你微信就让人把名字改了,你腾讯是平壤企业吗?” 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名叫“北朝考古”的公众号被举报和被改名,是因为举报者将其误会成“北朝鲜”考古——“北朝鲜”,即与中国拥有“血盟”关系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在金家第三代的治理下,跟包子帝治理的西朝鲜可谓是双峰并立、气象万千,哪里需要考古?仔细比较,北朝鲜又比西朝鲜更强悍:在北朝鲜,即便是官方媒体,也常常发表挑衅西朝鲜这个“老大哥”的言论;但是,在西朝鲜,即便民间有任何对北朝鲜不敬的风言风语,都要被查禁和处罚。 然而,这个公众号的“北朝”之名跟北朝鲜毫无关系。南北朝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上承两晋、下接隋朝,其中南朝包含宋、齐、梁、陈等四朝,北朝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五朝。这是在中国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此一改名事件,坐实了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就是杀机四伏、因言获罪、动辄得咎的西朝鲜,其独裁专制、愚昧野蛮比北朝鲜有过之而无不及。告密、无知和“闭嘴”,是此一事件中的三大关键词。 首先,在西朝鲜,告密已然成为民风民俗和民众日常生活本能(一些移居海外且自称异议人士的华人,也热衷于告密)——这个国家就像是纳粹集中营,生活在其中的十四亿人都是奴工,要活下去,不是靠团结起来反抗奴隶主、不是像其国歌所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是向奴隶主告密,清除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乃至给某些其实愿意做奴隶的人扣上“莫须有”或“腹诽”的罪名。正如“考古学人”公众号为“北朝考古”公众号的辩护:只发布“纯学术”,“不违规也不违法”,为何要被满门抄斩?这个反问是多余的:在西朝鲜,没有什么是“纯学术”,而且,“不违规也不违法”,不由你说了算,而由党说了算。 其次,在西朝鲜,无知不是耻辱,而是光荣。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历来讲,知识份子是最无知识的”、“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习近平不愧为毛的好学生,白字连篇,戴着博士帽的半文盲对一切文明、知识和智慧都视若仇雠,使得反智主义在全国上下大行其道。举报者无知,腾讯团队同样无知。所以,具有西朝鲜特色的“新语词典”的第一句,跟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知识代表无用,知识代表反动。”这句话应当作为铭文出现在西朝鲜的国徽上。 第三,在西朝鲜,“闭嘴”成了“活着”的前提。你可以张嘴,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想开口说话,而且说逆耳的话,就乖乖闭嘴吧。腾讯的管理方,对举报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和“宁左勿右”两大原则,给被举报的公众号扣上“帐号涉嫌对用户产生混淆、误导、联想等后果”的大帽子,迫使“北朝考古”公众号改名为不伦不类的“汉唐之间考古学习”。看来,腾讯本身已具备了半个中宣部的功能,中宣部的各类变种多如牛毛,甚至中宣部已经像爬山虎一样,爬满人们的内心,遮天蔽日。 腾讯不是“鲸”,中共才是“鲸” 腾讯迫使一个公众号改名,不过是一件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对于每一个用户而言,腾讯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庞然大物。十亿人使用腾讯,腾讯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社交媒体服务商之一。用户是虾米,腾讯是鲸鱼,腾讯怎样霸凌用户,就如同中国怎样霸凌世界。 这些年来,腾讯和淘宝网路巨无霸权力太大、赚钱太多,万民瞩目。但民意一夜之间由羡慕变成怨恨,背后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中共当局移山填海、煽风点火。“一鲸落,万物生”六个字,不胫而走,虽然还未成为官方的铁血政策,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谁都知道的浅显道理。 腾讯虽大,在中共面前,却又宛如小虾米。马化腾近期的公开言论不是无的放矢,他说:“腾讯只是国家社会大发展期间的一家普通公司,是国家发展浪潮下的受益者,并不是什么基础服务,随时都可以被替换。”这里的“被替换”,有千钧之重。这不是面临激烈市场竞争时的压力,而是官方政策剧变前夕的哀嚎。有评论人分析说,马化腾强调腾讯不是基础服务,这也说明马化腾是有针对性地“求放过”。 因为,当前许多人对于民营企业垄断基础服务特别敏感,认为基础服务不应该由民营企业来做。马化腾此地无银三百两,腾讯的很多业务毫无疑问就是基础服务——微信、QQ是不是最基础的资讯交流服务?微信支付是不是最基础的支付服务?中国人,还有几个人能离得开微信、QQ和微信支付? 马化腾将腾讯看守得如铁桶一般,比中宣部管理的传统媒体还要牢靠,但中共会放任其继续坐大吗?马化腾的此番发言无疑是向党示弱,以求自保。这是求生本能,无可厚非。他在一百句假话之后,说了一句真话:腾讯的钱就是党的钱,党什么时候要,随时可以拿走。这句话说出了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本质。 经济学家李少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中国大公司的崛起》,书名的意思是,中国就是一个大公司。作者指出,中国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真正的私人企业或自由企业,不能用西方的概念去看中国的公司企业。他认为,中共实际的、不成文的控制权力,适用于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包括国企、私企(民企)、外企。国企完全没有独立性,它们不过是中共的一个部门。和中共关系密切的企业,如华为,它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子公司;一般私企(民企),如蚂蚁集团、滴滴出行,它们的自主权比国有企业大,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共有控制权的合资企业,虽然中共没有法律上的股份(中共正在安排国资委或国企入股),但中共实际是大股东、有决定权的大股东。中共就是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举国大公司”。 以此而论,如今的中共早已不是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党”。李少民分析说,中共就是这个“举国大公司”的总部,总书记就是CEO,政治局常委是董事会,国家的各个部委就是这个公司的职能部门。如,国家情报系统可以帮助中国公司取得经济情报,统战部可以帮助中国公司争取外资、发现投资机会、延揽人才等等;宣传部等于是公司的公关部和市场部。如果允许“举国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竞争,那么谁也不是它的对手——因为它是政府和公司的混合物。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对抗这种癌细胞般吞噬一切的“举国大公司”模式。 习近平未来的经济政策,不是“一鲸落,万物生”——万物或万民,在习近平眼中,只是可忽略不计的低端人口,他们的死活不需要领袖操心。习近平的理想是“万鲸落,一党生”,马云和马化腾,腾讯和阿里巴巴,都是要死掉的,死掉后不是让渴望“打土豪、分田地”的贱民得到残羹冷炙,而是成为滋养共产党的肥料。有了邓小平“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积攒的这笔巨大财富,共产党才能养成古今中外最强大的政治组织,习近平才能成为让毛泽东也低一头的“千古一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导语: 中共20大是2022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备受世人关注。习近平能否在20大上破规续任中共党政军最高职务?围绕着20大的权力布局、割据或争斗,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等将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果若习近平连任,他将把中国带往哪里、并将对世界产生何等影响?本报特设中共20大专栏,征邀和发表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围绕这些重大问题与各界朋友展开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交流、碰撞、辩论和探讨。 2018年习近平强行修宪意在连任,自此中共党内围绕习连任开始了隐形的内斗。2021年,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出台,表明习不但一步步实施他的连任意图,而且以党的名义自封“两个确立”地位,力图进一步压制党内反对连任的声音。六中全会上的“热烈讨论”,向外传递出中共内斗的不平和。六中全会后至今,大陆发生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海内外媒体发布一连串真假难辨的消息,更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中共内斗正是“进行时”。中共习惯于一切隐在黑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绝大多数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争连任与阻止习连任是中共内斗的核心问题。 有韩连潮先生文章认为:只要习近平自己不撂挑子,二十大连任应该是大概率的结果,因为无人能制止习近平的连任。是的,按照正常的制度化逻辑思维,应该是这样。然而,笔者不这么认为。笔者以为二十大之前中共充满着变数,一切皆有可能。 笔者之所以不同意韩连潮文判断,是因为中共不是现代政党,只是一个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会党,或者说江湖帮会组织。只是这个帮会组织用了“党”这个名字,所以人们往往习惯于用观察政党的视角看待它。 很遗憾,它不是政党。中共党内的运行机制带着浓厚的帮会组织特征,习近平上台后尤其如此。他破坏了中共党内的所有重大制度,更使这个党在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吸取毛时期的教训而取得的仅有的一点进步丧失殆尽[1],重新倒退到帮会组织性质。这从习近平公然以党中央名义挟持中共全党9500多万党员干部就明显表现出来。 影响与决定习近平是否能连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中共党内情况、中国经济趋势、中国金融风险、大陆社会民生状况、中共防疫的真实成效、外部世界的影响包括冬奥会和中共正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等等,本文仅从梳理中共内斗的角度提出一隅之见,更希望与有兴趣观察分析二十大前中共动态的朋友们开展多视角的讨论。 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向来内斗不断,按照列宁的话说,党是靠内部斗争、内部清洗而不断壮大的,习近平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斗争”。习想连任与反对习连任,是中共党内不同倾向的势力争夺中共国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斗争,这事关习近平本人与中共内部不同势力的生死前途,同时也事关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习近平修宪事实上破坏了邓小平等中共党元老制定的规则,使争夺权力变得比以往更激烈更复杂更残酷,甚至血腥。在未来的10个月里,中共内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奇怪。换句话说,二十大前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待二十大尘埃落定见分晓。 一、近几月大陆政局出现一连串复杂而诡异的情况 最近几个月尤其是2021年11月以来,中共连续出现一连串复杂而怪异的现象,引起海内外议论纷纷,本文首先做一简要梳理: 1,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为习二十大连任“登顶”而做的政治跳板,尽管六中全会通过了,但决议是否真具备 “合法性”和“权威性”,似乎还要打问号。这从一些现象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党内外对决议的极度冷漠并出现某些质疑的声音。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些情况[2]。六中全会期间的“热烈讨论”,鲜明地凸显出中共党内的分歧,意味着习的权威受到挑战。习近平上台以后不断提出政治正确的标准配置语,比如“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习以这些政治标配语作为政治规矩控制党内言论,不得妄议不得违反:即不得挑战习的权威。十九届六中全会期间的“热烈讨论”,鲜明地凸显出中共党内的分歧,事实上削弱与撼动着习近平的权威地位。 2、2021年12月上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明显不同于一个月前的中共六中全会基调。海内外媒体都注意到,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十个坚持”中,坚持改革开放不见踪影。会后,习近平强调的是开好冬奥会、迎接二十大。然而,李克强主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调申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许多政策思路,显然是要着力纠正近几年习近平决策自毁经济的做法。两个重要会议基调不同这一事实,将原先中共党内隐而不宣的习李分歧公开了,而且无法掩盖。 3、特别引起大陆与海外热议的是,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委员曲青山文章[3]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纪委委员江金权文章[4]口径似乎明显不同。有分析评论文章指出曲青山文章中9次提到邓小平名字,江、胡名字各提到1次;而江金权文章全篇只提习近平,完全不提其他人名字,似乎曲青山暗示有反习意味。然而,查看前后一个月的人民日报,曲青山和江金泉的文章基本上是按照中共宣传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计划安排而写并发表于人民日报。曲青山文章与江金权文章都是对中共中央决议精神的权威性解释,从这点说曲青山不是有组织的反习派行为,江金权也并非与曲青山针锋相对。但曲青山文章引起党内外的众多“共鸣”,某种意义上说,却是“党心”、“人心”的一种表露。 4、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有变,国内经济学界、中共党内与政府体系官员公开发声,都对未来中国经济持悲观预期。比如李稻葵在一次经济演讲尽管说得很温和,但明白无误地传递出经济严峻的信号;再比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公开指责国家统计局数字造假。这些分析评论,不仅与习近平的“坚持斗争”不合拍,而且隐含着否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吹嘘习近平的经济政绩的意味。 5、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海外热议曲青山文章之际,华尔街日报发出一长篇报道,谈习近平的领导风格[5]。这篇文章报道了中共体制内高层官员的不满,其中有人通过接受访谈,直率地吐槽了习近平的能力、思维、性格、作风。从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细节看,只有那些可能与习近距离接触的、或者能直接看到听到习近平的批示与讲话的中共高层机构人员,才能把那些细节叙述的那么详实细致,因而具有相当高的真实可信度。这篇报道表明,体制内对习不满的官员不在少数。 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在党内施加恐怖高压,大力打击清除异己,并将“不得妄议”写进党员处分条例,力图杀灭党内的各种不满声音。习近平对内部的残酷清洗,确实将中共党内绝大多数人震住了,几乎听不到任何对习的批评和不满的公开表达。特别是2020年任志强因为严厉批评习近平而被以“贪腐”罪名判处刑罚18年,更使绝大多数人噤若寒蝉,中共党内一片死寂。而正是在这样的党内恐怖氛围下,还有人敢明确表达对习的抱怨与不满,并由美国著名的报纸披露出去,这极不寻常。 6、2021年12月15日大陆突然传出消息,习近平“抓”了解放军上将刘亚洲。同时被抓的还有刘亚洲弟弟——解放军总参三部的一位少将。随后几天又传出刘亚洲和他的弟弟被抄家的消息。这在海内外引起巨大震动。刘亚洲上将是红二代,又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习进平对太子党和红二代发出了迄今最为严厉的警告,即如果他们反对习,习近平同样会对太子党下狠手。刘亚洲的被抓,在太子党和红二代中引起强烈的反应,激起他们更多的不满。 7、抓刘亚洲同样在军队引起震动。习近平这几年打着反腐与军改的旗号,在军队选择性地反腐,以清除异己提拔亲信,军队将领同样没有安全感,很难说军队是否真心拥戴习近平。有一个重要迹象还没有引起外界充分注意:中国宪法规定中央军委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中共解放军报2017年以来一直强调解放军坚决执行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听从习近平主席指挥。但是从六中全会后,解放军报有一段时间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即便江金权文章发布后,解放军报所发文章依旧一字不提习近平。直到2022年1月1日、3日与7日,军报才又再提“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但是,军报在提到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时,没有了以往必有的军队政治正确的标配语:“一切行动听从习近平主席指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军内部或许没有完全统一,习还没有完全掌握军队。 8、2021年12月22日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胡伟教授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特稿《始终不渝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和改革开放道路》,邓小平名字被提到8次,而习近平的名字仅仅出现1次。这篇文章被誉为皇浦平重出江湖力促改革开放。此文在大陆微信群流传甚热,大陆许多人为此文的发表而欢欣鼓舞,将此解读为文章有“抬邓压习”之意,意在阻击习近平的政治倒退与阻止习近平的连任意图。 9、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突然被调离新疆,接替陈全国职务的是另一位曾经领导中国航天事业的技术官僚马兴瑞。有推测认为,这一职位同时安排两个人的未来卡位。首先可能是安排陈全国高升。陈在西藏和新疆实行一系列严厉管控措施,为维护习近平当局的极权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调离陈全国出疆,有可能未来二十大入常或担任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其次是马兴瑞入局。按照中共惯例: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人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而,陈全国与马兴瑞的职位交接会议,表面看一切如常,其实细节颇为微妙。首先,中共内部非常讲究等级和规格,凡宣布地方大员的调动,中组部都会派出相应同等级官员亲到现场宣布,以示礼遇和重视。按理说,陈全国居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高位,同等级别应是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亲自到场宣布。然而中组部只是去了常务副部长,其职位等级低于陈全国,显然并没有给足陈全国面子。其次,在宣布调动官员时,按惯例不可缺少的程序之一是,由中组部代表中共中央对所调离官员的工作作出评价。然而,这次在陈全国与马兴瑞的交接会议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没有对陈全国的工作作任何评价,倒是由继任者马兴瑞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做了简短而有所克制的正面评价。 为什么中组部没有按照惯例行事?是顾虑世界各国对新疆人权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不便于公开赞扬陈全国的高压恐怖治疆,还是陈全国本身确有问题难以对其做肯定性评价?第三,中共在宣布陈全国调离消息时只说了“另有任用”四个字,现已一月有余,陈全国究竟得什么“任用”却没了下文,甚至连陈本人都销声匿迹不知所踪,这或许暗示其并非前景看好? 诡异之事还有两件。 10、2022年元旦当日,曲青山在中共求是杂志再发一文[6],按照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口径,肯定了习近平上台后的“政绩”,自证其并非蓄意反习。随后,曲青山于2022年1月12日在人民日报再发文章,谈学习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这篇文章高调宣传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的“十个坚持”经验,而公众都知道这“十个坚持”中没有“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条。对比曲青山前面文章高调赞扬回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此一文中无视“坚持改革开放”缺位而充分肯定习总结的“十个坚持”历史经验,何以解释这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此外,曲青山在短短的40多天里连发三篇文章,这在与曲同等级别甚至低于曲的官员中包括江金权在内,都是很罕见的。曲青山高频率发表文章,且前后自相矛盾,内中是否有更深的隐情? 11、2021年12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没有出现在全国政协迎新年会议上;2022年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会议,央视新闻联播一反常态只有字幕而不出现会议现场场景,这引起了很多注意。2022年1月11日和14日,栗战书在重要场合都有公开露面,然而栗战书的连续露面并没有完全打消外界的疑问。相反,关于栗战书的贪腐问题、据说栗战书女儿女婿披露“褚阳”消息的传闻在海外各类媒体中不胫而走。 二、习近平为确保连任的系列动作 确保20大继续连任是习近平及其身边僚属的头等要务。习能否继续连任,其阻力首先来自于中共党内,并且也只有体制内的力量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阻止其连任。六中全会期间以及会议之后,习近平等为消除连任障碍做了一系列动作,这一系列动作指向三个面向:对党内继续加强控制;对社会维持高压监控;对国外继续谎言惑世,这三个方面相互配合。 对党内:习进平“软硬”两手并行,以加强对全党的控制。“软”,即以深化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为名,进一步固牢习的核心地位,要求全党 “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保证中共全党高度统一。“硬”,即以从严治党反腐败为名强调斗争,预示着习近平将会加大力度清洗所有他认为不可靠的官员,这将使中共党内恐怖氛围进一步加剧。 先说“软”这一手。 首先,习近平强调中共内部的团结统一。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热烈讨论”被习近平视为党内不团结的表现。习近平在六中全会的第二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反复强调党的团结统一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习近平的“团结”的含义之一是要求“全党坚定不移地向党中央看齐,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即全党必须铁板一块 ;习近平“团结”的含义之二是对党忠诚:这种忠诚必须是无条件的、不打折扣的忠诚,不耍小聪明不搞小动作。这意味着习进平认可李鸿忠的“绝对忠诚”,并在六中全会上被习升格为对全党的政治要求和政治纪律。(题外话:这是否暗示李鸿忠在二十大以后还有重用?进入政治局常委?) 其次,强调“历史自信”,为“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意义的说法张目。习进平上台后,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不断提出政治标配语,比如“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用以强化对全党的控制。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又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标配语——“两个确立”,并强调“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 人民日报关于中央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报道中写道:“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党在重大关键时刻凝聚共识、果断抉择的关键,是党团结统一、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深刻认识、深刻理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要防止和克服不良倾向”[7] 。 王沪宁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专题研讨班结业讲话中指出,省部级干部要加深对“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认识;在全党全国的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王沪宁强调2022年要突出宣传“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中纪委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责任等。从另一个角度说,所有这些反复强调维护习权力地位的话语,或许恰恰透露出事情的相反面:习的权位并不如外界认为的那样那么稳固。 再次,反复强调“斗争精神”。通观习近平在六中全会的第二次讲话,他所指的斗争精神,一是强调对外斗争,他说“斗争创造历史,斗争赢得未来”,这主要对世界与国际环境而言;另一是对中共党内的“伟大自我革命”。人民日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的报道中罕见地用了这样的词语:“体现了从严从实的要求,体现了开诚布公、相互提醒的氛围。[8]” 在最近的省部级班专题研讨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说:“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决不饶恕。”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再次使用诸如此类的词语:“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要强化政治监督,时时处处向党中央看齐……”习近平再次抽紧绑架党内高层官员的绞绳:“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治理惩治腐败”、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并强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等等。回顾习进平上台以来搞选择性反腐,残酷整人、严厉惩治党内的“异己”力量(包括任志强因言治罪被判刑18年)的种种事情,习几次讲话无疑是含有威胁意味的。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共党内一片肃杀的恐怖气氛。 加强党内控制,“硬”的一手就是反腐败。 中共官员普遍腐败,这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不许触碰极权体制,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中共反腐40多年,党内腐败却是愈演愈烈。习近平同样不许触碰权力腐败的体制性根源,习的选择性反腐,重心在惩罚人,目标在换上他信得过的人抢占权位。近些年来,习近平一方面严厉镇压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民众,一方面高调“反腐永远在路上”,宣传对腐败零容忍,高压震慑、严惩不贷。中共纪检委与国家监察部动辄“留置”官员、抓人立案、处分降级、双开判刑,并把立案处置官员数字作为部门“政绩”。大陆民众称之为“守着粪坑打苍蝇”。中纪委系统公布自十八大以来到2021年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407.8万件,被立案审查437.9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84人(副省副部级以上属于中管干部)共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99.8万人[9]。这些巨大的数字一方面表明党内清洗的严酷程度,另一方面说明中共党内整个干部队伍被腐蚀溃烂的严重程度。诡异的是,现在中纪委网站上已经查不到上述数字的详实报告了,中纪委网站只留下了题目,文章则不见了踪影。另据中共纪检委国家监察部公布数据:2021年1-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47万件,处分41.4万人,其中处分省部级干部22人,厅局级干部2058人。2021年1-10月立案审查调查县处级以上“一把手”5756人[10]。2021年全年共计有25名中管干部落马(应是立案查处法律惩治类),其中省部级有19人,包括正部级2人,副部级17人[11]。中国法治日报报道,2021年共有431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12]。执纪审查是指违反八项规定等党风党纪,问题还没有到贪腐犯罪的地步。 据新华网文章报道,202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全年共接受信访举报386.2万件,立案63.1万件,处分62.7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36人,厅局级干部3024人[13]。 刚进入2022年一个月,一方面中纪委公开报道,已经有5名副省部级贪腐官员被查处,媒体称之为“打虎”比往年更早,频率也更高;另一方面,中纪委主持拍摄的五集电视片《零容忍》在央视播出,将孙立军、王玉富等5人押上“电视认罪”,以达到震慑中共党内官员的效果。同时,习近平在中纪委十九届六次全会上再次强调“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刻意营造并加重中共党内中高层官员人人自危的恐惧感,以迫使他们顺从于习的强权意志。 对大陆社会: 为消除连任障碍,习近平反复强调政治安全、底线思维,一方面把“工作”重心的着力点放在清除党内的“反习力量”上,另一方面继续收紧对社会的防范,以及时扑灭可能出现的任何危及习近平巩固权力地位的事件苗头,特别是冬奥会已经迫近。 大陆当局的主要手法是:1,严密监控网络言论。第一时间封杀任何可能引发舆论反应的言论,同时给发帖人以警告或惩罚;2,强制性封门封路封小区,将民宅变成临时监狱;3,实行健康码变色机制,将民众手机变成监视民众的数码跟踪器,实时监视与控制所有人的活动。4,政府发言人利用疫情发布会散布“谎言”信息,千方百计隐瞒真相。尽管这些极端措施颠覆全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各地因不断出现次生人权灾难事故而引发民怨四起,但中共政府方面似乎丝毫没有松动“清零”管制措施的迹象。 与此同时,中共对国外继续谎言宣传,试图操弄舆论。不少网友已经了解许多情况,因而先不作单独叙述的问题点,下面将会在分析中提起。 三、中共内斗激战大幕拉开,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有党内最高层权力的交接问题,但不同类型政党权力交接的方式路径截然不同。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内部权力交接,基本上是公开公平竞争与党内协商相结合的方式和平有序交接;但在中共党内,100年来最高层权力的交接始终没有做到制度化的和平交接,正相反,权力交接过程是党内各种力量在重重黑幕遮掩下的非制度化的权谋政治活动过程,这种过程往往充满着幽暗算计甚至血腥暴力。中共党的二十大也必然如此。 首先,邓小平创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就是想走出血腥残酷与暗黑重重的恶性循环,建立最高权力和平交接的机制,但事实上并无可能。 回顾中共党史,从长征路上到延安整风,毛泽东经过了近十年的党内权斗,前后斗倒了张国焘、王明,才正式登上中共党的领袖大位。毛在世时也曾将刘少奇、林彪选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甚至写进党章,然而后来又是毛发动文革整死刘少奇,并迫使林彪仓皇出逃而死于非命。毛泽东尸骨未寒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等联手搞了“宫廷政变”,解决了江青四人帮。而后不出三年,邓小平、陈云迫使华国锋辞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此后华隐居至死。经历了中共党内诸多残酷内斗,尽管邓小平实质上获得中共党内最高权力,但他和他那一代文革后幸存的党内元老们都知道,权谋争夺党内最高权力将导致中共党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因此,邓小平力求在中共元老们还活着的时候,建立起中共党内和平交接最高权力的模式,这就是邓、陈等协商达成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 然而,当国家制度是一党专政、党魁统治的极权制度时,想要做到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近乎“妄想”。事实上,中共在2012年前后,就已经上演过习薄争夺最高权力的残酷内斗,结果是薄被打入秦城终身监禁。2018年习强行修宪以后,中共党内习争取连任与阻止习连任的较量博弈就已经或隐或现地开始了,最近这几个月,人们可以观察到这种博弈正在逐步趋向白热化。 当下这种白热化的表现,就是习不断发出党内斗争的信号。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在中纪委十九届六次全会上的讲话提“四个任重道远”,使用 “利益集团” 、“成伙作势、“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等词,这些词表明中共内部的较量博弈十分激烈。习近平独掌大权居于强势地位,根据他的政治需要用“党中央”之名号令全党挟裹中高层官员,随时把各种政治罪名扣在党内反对力量头上。习近平以肃清流毒(典型的文革语言)为名“倒查二十年”,剑指习之前的中共党魁及其部属,包括对退休很久已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也不放过。习近平圈子里的兄弟伙在各地各系统往下延伸到各级组织层面进行追查,这不仅使党内高层官员身家性命难保,而且圈进去相当一批中共的中低层官员。如此紧绷的党内政治气氛一方面越加使党内从上至下人人自危;另一方面习无限追查将会大量树敌,习自身的安全保险系数也在明显下降。中共党内的这种恶性互动循环,迫使双方不断提升较量博弈手段,最终有可能走到你死我活的火拼地步。 其次,中共内部的激烈博弈并不直接表现为组织形态的派别公开竞争,而是以隐秘发声、争夺舆论以争夺人心为主要方式之一。 海外各类媒体在分析中共内斗时,习惯于以分析现代政党内不同派别的博弈理解中共党的内斗。然而事实上,中共党的内斗与西方政党的派别博弈不是一回事。 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政党党内不同派别合法存在的制度性基础。在西方政党内,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和退党转党,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政党内的派别斗争,主要集中在社会政策的分歧和谁代表政党竞选国家政府首脑上,而且西方政客介入党内的派别之争,本身无性命之虞。 但是,在中共的一党专政极权制度下,国家没有民主,中共党内同样没有民主。中共党魁不仅控制党内事务,而且手握生杀大权,掌控着党内成员的命运包括生死。正因为此,党内不同势力的博弈在某种情形下就可能演变成生死决斗。同样,习近平担心党内反对他的力量串通和组织起来,因而他通过各种手段将党员干部打成原子状态,绝不容许任何人参与任何带组织形态的活动。他对孙立军等最严厉的指控就是“非组织活动”、“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并且这类指控常与“阴谋家野心家、篡党夺权”罪名连结一起。 所以,中共党内的不同派别不可能合法存在,而是以私人关系为连接的不定形不牢固不稳定的隐秘接触。党内高层的不同派别,只有党魁那一帮以“党中央”的名义“正统”合法地占据官方媒体造舆论,其余反对力量既处于弱势地位又不可能公开发出不同声音。这就迫使党内的其余派别,把海外媒体作为发出党内不同声音的平台,同时这种发声又是隐秘而曲折的。至于中共党内大多数中层基层党员干部,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敢也不会卷入高层派别博弈。 据于此,外界能观察到中共党的内斗情况与趋势变化的主要线索,就是大陆内外的舆论战。 在大陆,习近平以党中央名义,一面建立信息防火墙封锁真相,一面以官媒为主发布和制造虚假消息欺骗大陆民众。比如严密封锁彭帅与张高丽事件的各种消息和议论,比如严禁议论栗战书,彭帅、张高丽、栗战书等姓名设为敏感词严禁搜索。再比如,他们秘密“抓”刘亚洲兄弟,也尽量不使这件事进入公众关注视野。他们甚至肆无忌惮用反腐败名义在各个领域打击对手,并且以判重刑严治罪来震慑其他人、动摇对手的地位。他们知道没有人敢、或者能公开戳破他们的谎言。这就使习近平的党内对手自然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连还击的可能性都没有。 正因为在大陆中共党内其他派别无法公开发出声音,内斗各方更加着力于隐晦利用各种途径向海外爆料。每当内斗激烈时,就会有各种真假混杂的消息、各种混乱不堪的说法在海外流传并热炒,使人莫辨真假。比如,无论是孙立军案、彭帅张高丽事件还是关于栗战书传闻、董宏案,都可以看到各方借此的互相污黑、嫁祸于人。同时这种舆论互搏越来越多地指向中共党内更高层,一方指向孟建柱、王岐山、曾庆红直至江泽民,另一方指向习。此前我们曾说过中共大外宣海外渗透、操弄舆论,现在还可以看到,大外宣里有反映中共党内不同势力的声音,发出不同调的消息和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舆论在大陆与海外都有影响,即有利于习近平连任的舆论。其舆论策略的变化轨迹:即“赞扬习——警告对手——习连任确定无疑”。最初是江金权12月13日文章,论证习近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文章说“在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探索中,在党的领导的内容和方式上曾一度出现偏差,其影响直到十八大后才真正消除”,这些行文暗含着否定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政治开明做法。此后有文章大力赞扬习“力挽狂澜”,危急关头拯救了党等等。2022年初,海外一些媒体渲染习强调的对腐败零容忍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将孙立军押上电视认罪、宣判董宏、王玉富死缓等,这是习为继续清洗党内披上正当性外衣,又是习释放警告反对势力的严重信号。最近,陆续有一些文章认为习已经控制中共党,习将顺利连任。或许这是有意放出的风声,有利于瓦解反习力量,消退反习阵营的士气。 自然,反习力量也在用各种方式发出不利于习连任的声音: 揭露习当政以来的各项人权恶行;让彭帅事件成为海外舆论热点并持续数月,冬奥新闻发布会记者发问“彭帅在哪里”再度成为热话题;追责原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亦被看作是反习力量的“剪裙边”动作,扳倒习重用的人,逐步削弱习的力量。 同样,一系列内政外交“翻车”纷纷曝光,种种施政失败都正成为舆论热点话题,很不利于习近平连任。比如,经济疲软而官方数据依旧光鲜;白领IT精英与农民工等同时大规模失业;房地产公司接连不断爆雷;互联网经济连遭习重拳打击;大陆股市跌跌不休;因财政枯竭而横征暴敛;防疫清零无效与极段封闭措施而遭致民怨四起;人口出生率严重下滑;大陆底层极度贫困与冬奥会豪华礼包;多国外交抵制冬奥会的习尴尬窘境;5亿美金买中亚五国元首出席冬奥;1400——2000亿美金换普金出席冬奥何中共站队俄国与北约对峙;国足惨败于越南等等……。1月31日,索罗斯在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认为习近平无法连任,索罗斯的这一惊人论断引爆舆论。 近日,一篇4万字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突然成为大陆与海外关注的网红文章。这篇文章全面回顾和分析了习近十年来的种种状态,文章的后半部分集中分析习近平的三大危机:一是“破败的金蝼衣”——霸王硬上弓式的虚构政绩;二是“溃败的蚁穴”——习近平权位的政治基础已经被他自己掏空;三是“绝对不忠诚”——习近平与“整个中共官僚系统对立”,习既用人又不断提防人怀疑人,他与周边人、身边人关系处于诡悸多变中。这篇文章如此全面具体地分析了习近平的人格特征、心理状态、文化层次、行为方式、最后以习近平的三大危机结尾,显然是一篇强劲的 “倒习”风向文。近观中共党内各种舆论博弈从隔空对怼到混战一团,相信许多人越来越感受到中共内斗的白热化、表面化。 第三,中共顶层权力争夺,在某种程度上,“刀把子”、“枪杆子”在最后关头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赢。 在民主国家里,军队属于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参与国内政党政治博弈。在大陆,中共与军队关系(包括公安武装力量)一直是权力博弈中的关键因素。笔者以为,中共党对外一直宣称党指挥枪,但实质上恰恰是枪押着党。邓小平可以不要党的总书记职位,但他绝不放弃军队职位。1977年至1980年3月,邓小平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握有军权,华国锋作为党的总书记,哪怕名义上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都不可能染指军队(记得当时华国锋下台,党内传达华国锋的问题之一是,华在出访回国时在东北曾经顺便检阅了军队)。 此后,邓小平既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而中共中央总书记只能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已经不再担任中共党内任何领导职务,但始终占着军委主席权力不放手。天安门事件中,哪怕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反对调动军队进城,邓小平照样指挥军队开枪,而且给赵紫阳扣上分裂党的罪名,将赵紫阳软禁起来。 邓小平开了卸任党内职务但继续掌握军权这个头,就成了党内的不成文规矩,后面就有了江泽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却可以继续掌握党国的军权不放手的跟例。毛泽东在暴力革命时期给中共军队的定位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中共军队将领很明白军队在中共国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有着很强烈的参与党内权斗意识。 习近平深知中共巩固统治地位离不开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和钱袋子,他若要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同样要绝对掌握这“四子”。中共十九大以后,习在政法系统开展新时期的“延安整风”,在政法系统内部清理门户,先后拿下公安部4个副部长和多个省一级公安厅局的高官。然而,习并不放心“刀把子”。前几年习反复强调“刀刃向内”肃清周永康流毒,2020年拿下孙立军后,又强调“肃清孙立军流毒”,进一步加大在公安政法系统的清查力度。由此,政法系统公安干警压力山大、不得安宁。一方面大陆经济社会趋势不好,政法干警防范各种突发事件、维持统治秩序,处在矛盾冲突漩涡之中不得解脱,另一方面政法系统内部层层“倒查二十年”肃清流毒,这使得几乎所有中高层官员随时有被“留置审查”或“配合审查”的危险,他们谁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 同样,军队的可靠性也是习的心头大患。2016年,习近平以军队改革的名义“拆庙搬菩萨”。 “拆庙”——废除原来的军队建制; “搬菩萨” ——庙被拆了,菩萨自然就没位子了。“拆庙”以“正当理由”顺利拿掉了一批军中将领的权力,为习近平减轻了不少压力。接着,习以反腐败为名在军内继续清除江泽民的势力,据不公开消息,几年来清洗了少将以上的军头将近200人。 尽管如此,习近平对军队依旧是既不信任但又不得不依赖。为了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他打破军队提拔将领的基本规则,破坏军队内部必需的相对稳定性,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军中上下级关系,破坏军队上下的信任感与情感连接。这类做法使得军队不能打仗,但绝对能防军中哗变。习近平控制军队的主要做法: 一是快速把他认为可靠的人提拔到军队最高阶位子上。2022年1月21日最新授衔的7上将中,有4人为短时间快速提拔。刘青松、秦树桐两人,2019年6月晋升为中将,2022年1月晋升为上将,仅2 年半时间即由中将提拔为上将;秦华智, 2019年12月晋升中将, 2022年1月晋升上将,中将晋升为上将只2年1月;吴亚男,2020年4月晋升为中将,2022年1月晋升为上将,由中将至上将仅1年7个月。 二是打破授衔仪式惯例。按惯例,军队每年举行一次提拔将领的授衔仪式,授衔时间大多放在8月1日中共建军节前夕。2021年以来颇不寻常的是,从7月、9月到2021年1月,习近平半年内3次提拔上将共计16名,完全打破军队将领提级授衔的时间规则。 三是频繁地变动军队高阶将领的职位。习近平对军队高级将领频繁调动,例如西部战区一年不到四次更换司令员;中央警卫局也已经四换局长;更突出的是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7个月里中共武警部队10名高层将领换了9人[14]。 四是军队高级将领死亡,后事处理神秘而反常。原西部战区司令上将张旭东,2021年 10月1日在北京家里去世,年仅58岁。对于这样的最高阶军队将领去世,中共密而不宣,而是家属自己操办后事,10月7号遗体火化后,军方才逐步透露消息,直至张旭东去世21天以后,官方才正式对外宣布其因病去世。 习近平对中共军队的反腐败大力度清洗、打破常规提拔将领以及高阶将领去世的拖延宣布,无不反映了他施予胡萝卜加大棒的种种举措,期望能完全控制军队。然而,军队自身的反应不一定能如习近平所愿。请注意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所举情况的第7点,就是谈军队最近发表文章中的措辞变化所透露的一些微妙信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把中共党内的重大规则基本都废了。依照正常制度的逻辑和中共党内正式的组织程序,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止习近平连任,而且也没有胆量出头阻止习近平连任。 目前情况下,中共党内的任何个人,哪怕中高层官员,是无法以一己之力与习近平挟持党中央名义的组织相抗衡的,他们大多会迫于高压恐怖而明哲保身,不主动表达反对意见。即便是“枪杆子“、”刀把子”系统的中高层官员,都会是这样。 但是,习在抗疫上搞“清零 ”所采取的种种极端措施,已经让人们看到了他对人的生命、人的权利的极度漠视,看到了他为达目的而不惜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计后果的性格特点。人们有理由相信习近平为保二十大上连任,不惜在党内军内大换血大开“杀戒”,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习还将会有进一步清洗且毫不手软的大动作。这实际上把党内高层官员和既得利益势力逼到了无路可走,并身家性命难保的地步。 必须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中共党内斗的逻辑是“成王败寇”。斗胜利的一方即为真理在握,失败的一方即为阶下囚。胜了的一方常常乘机追击,清剿斗败一方的部属,中共党内不少在中高层机关工作的中层下层官员难逃此劫,有的人就此彻底改变命运。党内内斗的这种惨烈结局,也使得内斗更为残酷。 并且,每逢中共高层激烈内斗时,各方都会裹挟党员干部站队,搞政治表态。中共党内有个习惯性说法叫“站队”——“站在哪一边?”近几月来,习近平越来越强调“忠诚”、“站位”,就是逼迫党内官员表态。但是,对于中共党内官员来说,“站队”不能站错了,站错了会带来大麻烦,甚至杀身之祸。由于党内内斗的残酷与血腥,所有高层机关官员都明白一条潜规则:不问对错,只看站边。当中共高层激烈内斗胜负未分时,党内绝大多数官员,包括大多数部长省长一级官员都沉默,“躺平”等结果。等顶层斗得分了胜负,纷纷表态拥护胜利的一方。1989年6.4事件时就是这样。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共高层一旦进入激烈的权争,就给所有人都带来极大的威胁。 当所有人都感到身家性命危在旦夕,并且没有正常路径得以摆脱灾祸厄运时,也许就可能“物极必反”。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突发事件造成某种一时失控状况,而给反对习连任的力量以机会,那时或许出现局面大反转。这种局面大反转很难说不带血腥。这就是本文不赞同“只要习近平自己不撂挑子,就一定连任”的说法的原因。本文的结论是:一切皆有可能,并只有一条基本可测:内斗必定极为血腥残酷。 总之,二十大前,中共内斗的核心问题就是习近平连任和阻止习连任的博弈,再让习继续干下去,中国经济垮了,社会乱了,中共党就难以继续统治,中共党内高层官员也同样性命难保。当事情到了“进——不一定生,但退一步一定死”的时候,很难说中共党内不会有各种倒习力量的联合共谋,并采取意想不到的手段阻止习连任,也很难说是否真能达成目的。依旧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2022年注定了中共党内充满着动荡不安,二十大之前还会发生一连串事情,究竟鹿死谁手,现在还无法预测。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1] 说明:1980年胡耀邦总书记领导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2] 请见《蔡霞总结六中全会:专为习量身定制的决议》,2021年11月19日自由亚洲电台。 [3] 人民日报2021年12月9日9版 [4] 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3日9版 [5] 华尔街日报《习近平的领导风格:让下属无所适从的微观管理》12/20/2021 https://cn.wsj.com [6] 请见《求是》杂志2022年第一期,北京。 [7] 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9 日1版 [8] 同上。 [9] 辛识平:正风反腐。必须“零容忍”新华社 […]
挣扎了许久的北京冬奥会,终于开始比赛了。很多中文媒体对比了江泽民和习近平申办的两届奥运,小习得分很低。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搞的运动会和纳粹、苏联一样,是一种政治大外宣。其目的和体育基本无关,几乎完全是一场政治秀。所以评论它也就只能从政治角度评价,支持或者反对它也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和体育基本无关。 小习得到了什么呢?最大的收获就是被所谓的盟友背后捅了一刀,还得笑脸相迎,咬碎了牙也得签订赔本的贸易合同。普京倒是老奸巨猾,奥运会可以分散国际社会注意力,这个时候搞事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然后再到北京去赚他一笔救命的钱。至于小习,我欺负你怎么了?你不是还得堆着笑脸跟我签合同么?不玩你玩儿谁? 其实人家早就看出了小习这一次的困境。上一次江泽民也不容易,在海外民运的带动作用之下,全球人权组织和媒体都谴责,外宣效果大打折扣。但是在大企业和西方政客的支持下,还算是取得了一些外宣和内宣的效果。至少在一般老百姓看起来,还是挺风光的。 这一次的形势大变。战狼外交得罪了全世界,中共形象已经是降到了底线。贸易战打下来,西方民众对共产党的印象坏透了,反共已经是现在的政治正确,很少政客学者敢公开替共产党说话了。在这种形势下搞奥运难度本来就大,再被普京和金正恩背后插这么一刀,小习估计哭湿了枕头。 刚才还忘了说金三胖。你没什么钱就别得瑟了,拢共就那么几颗破导弹,好好守着,有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吓唬人呐。偏赶在这个时候一通乱放,还吹牛说什么超高速,制造舆论恐慌,这不就是给你的习二叔找别扭吗?普京分掉了一部分舆论,三胖又分掉了一些注意力。看看西方各媒体,小习的冬奥会真没多大关注度,和亚运会、全运会不相上下了。 还好有一帮穆斯林兄弟拔刀相助,什么新疆穆斯林受迫害,和我们有毛的关系,钱比兄弟更重要。普京能超高价卖给小习石油,我们怎么就没想到有这么傻的大国呢?有样学样,趁你病,要你命。你这个奥运会正发愁没人捧场,我们来给你雪中送炭,怎么着也得给点甜头吧。于是几个中东石油独裁国的头头脑脑也就组团、排着队看奥运来了,背后有什么赔本的交易,且看下回分解。 说完了国际说国内。两年来的疫情,弄得老百姓不得安生。一会儿封城,一会儿检测,出门买个馒头还被痛殴一番。这日子还不如文革了。你有那么多钱大撒币办奥运,就没钱帮助老百姓渡难关吗?能给俄罗斯,也能给穆斯林,就是不能给中国的老百姓。这不就是老太后她老人家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吗。可是还是有一帮傻呵呵的奴才山呼万岁,满脸堆笑地迎奥运。 大家可以看看周围有多少这种人,私信给我一个大约的统计数字。反正我是不相信什么民意调查,外国的也不相信。能说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全球第一,而且还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得花多少钱收买呀,那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吗?里外里花了老百姓这么多钱,给他们买了多少政绩呢?估计不如江泽民实惠。这就叫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大年初一,中共国足球队在越南输得屁滚尿流,事情发生后,中国球迷没有暴动,只是酸言酸语很多,显然一般人对中国足球再也没有期望,没有期望即没有失望。 赛后国足主帅李霄鹏总结说“输球主要是比赛前设计出了问题,后续无法补救”,又说“比分无法接受,队员非常尽力,赛前激励过度导致球员情绪非常紧张”。 将队员场上表现差,归咎于“设计出了问题”﹑“激励过度”,或者是事实。国足不是初次上场,赛前战略战术设计经过反复讨论,问题是不同的方案最终由领导拍板,而领导偏偏又选了最劣的方案。领导为赢球领功,对队员施加巨大心理压力,只准赢不准输。 大年初一,正应喜气洋洋,冬奥召开在即,赢球更有冲喜的效果,如此一场比赛就拔高到民族自尊心﹑民族复兴的政治高度,队员都背了沉重包袱上阵,不能自如发挥。 国足不只是输了一场比赛,而是中国足球的平均发展水平落后于人。输球的根本原因,部份是战略战术与士气,根本原因是中共国的体育运动,长时间都是畸型发展。 世界各国发展体育运动,很少是举国体制,唯有中共国从建国起,就实行体育运动政府包办的制度。大陆运动尖子,基本上来源于各省的体工队,政府到基层挑选有潜质的运动员,由政府包办生活和训练,从小培养,专业训练,从中发现天才运动员。 运动员是政府培养,专为政府卖力,争得荣誉归于国家和党,运动员的生活和训练都由政府“话事”,不得有异议。社会风气腐败后,歪风邪气蔓延到体育队伍,有大陆知情者曝料,说真正有潜质的运动员,往往因为没有后门,或无法贿赂,便失去深造机会,而权贵家庭的子女,即使潜质有限,也会被当作宝贝。 体育运动先要普及才能提高,中共国足球难有起色,最大原因是基层足球运动发展不起来。在全国一窝蜂追逐分数,学业竞争无孔不入的社会,一个喜欢足球的青少年,根本不可能顶住家庭和社会压力,坚持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一生的事业。 每日做不完的功课,解不完的练习题,学校为争升学率,驱使学生做分数奴隶,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足球在基层学校根本没有发展的空间。既然踢足球的人少,精英又从哪里来?没有精英,如何提高整体水平?整体水平低,临场战术与球员技术再高明,也无补于事。 中共发展体育运动,志在为国争光,运动员拿金牌,中共往自己脸上贴金,一切归功于党的英明领导。优秀运动员运动生命很短,从小集训荒废学业,退休后除了极少数做教练之外,大多都没有好的出路。曾经有举重运动员退休后在街边卖奖牌,个人事业和家庭都遭遇很多困难,这还不算那些半路被淘汰出来的,不上不下半天吊。 中共以长官意志发展体育。当年乒乓球领先世界,庄则栋拿了两届世界冠军,为保三连冠,长官要求队员李富荣让赛,李富荣逼于无奈,只好听党的话自制败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女队员何智丽身上,她被迫让球一次,另一次不听话,事后遭到报复。 类似的情况应该相当普遍,大大打击运动员的争胜心,也打击运动员之间正常的关系。领导居高临下,主宰运动员的运动生命,这种邪恶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培养出优秀运动员。 习近平上台后,多次对发展中国足球作出“指示”,说“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好像有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中国足球就出成绩。数十年来,中国足球依据这一套发展策略,非但毫无长进,搞到今日,竟然败在越南脚下,证明习近平也没有那么英明。 早在2013年,国足主场一比五败给泰国,前国脚范志毅就哀叹:“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他更预言“再下去要输越南了”。范志毅不幸而言中,今日连越南都不敌,中国足球还有什么远景,那也不问可知了。 举国体制不是好制度,只要看看今日中共国的晶片产业就知道了。世上事,不是一窝蜂人多势众就能“搞掂”的,中国有钱了,以“洪荒之力”大干快上发展足球,搞了几十年,搞出个大头佛,如不深刻反省,永远都没有希望。、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萧敬腾最近在中国很红,唱了“央视”的对台统战歌曲:“我们同唱一首歌”,上了“春晚”与北京冬奥特别节目。 其实你只要把钱拿出来在他眼前一晃,他嘴巴就会反射性的张开,然后开始清喉咙。他没有思想,他的程度也不可能有思想。他这辈子只会唱歌与数钞票,所以金正恩给他钱他也唱。 众所皆知,“春晚”根本不是一般的春节综艺节目,带有浓厚的政治宣传意味,习近平上台后甚至成为政治教育节目,这些上台的台湾艺人,张韶涵、杨宗纬、陈妍希、李立群可不要装无辜的说不知道。 萧敬腾在中国大谈长江黄河,回到台湾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上节目、出专辑、办演唱会、拍广告与卖“老萧乾面”。这对那些爱台湾的艺人公平吗?对那些坚持台湾价值而不去中国发展的艺人公允吗?政府真的只能束手无策吗? 反正这些“舔中艺人”早就看不上台湾的市场,我们又何必一副宽大为怀的样子?因为他们也不会心存感谢。 一定有人说台湾是民主国家,不要介入艺人的表演自由。首先,对于在中国一般的商业演出,我们没有意见,但如果牵涉政治,那当然应该禁止与处理。 川普上台后积极反制中国的“锐实力”,西方国家纷纷响应,因为中国对自己言论进行严格管制,却利用美欧等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而大肆入侵,企图美化中国与威权,最后颠覆该民主政体。同样的,台湾的表演自由,不能成为中国利用台湾艺人的温床,台湾艺人在中国的政治表演,影响台湾的社会与民心,让中国对台有可趁之机,进而伤害台湾的民主自由。 也有人说台湾应该更有自信的面对萧敬腾等“舔共艺人”,不要小家子气,也不要像中国一样的管制艺人。如果中国能够放弃管制,台湾当然也可以完全开放,就像台湾面对其他民主国家的艺人一样。 中国长期以来动辄打压台湾艺人,稍不满意就冠上“台独艺人”的称号,所以我们更应保护与支持爱台湾的艺人,不能让“舔共艺人”继续“吃台湾的饭,砸台湾的锅”。 (作者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关观点,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正值新春佳节之际,一段徐州丰县8个孩子母亲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引发群情激愤。严重的问题在于,拐卖妇女,女性被逼沦为性奴,受非人虐待,这类罪恶在当今中国数量惊人,相当普遍。最令人气愤的是,面对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很多村民居然见惯不惊,遇到别人来解救,他们甚至还对你同仇敌忾;地方政府分明知情却置之不理,甚至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于是,人们对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对人贩子的无人性,对当地村民的底层之恶,口诛笔伐。这些批判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以为我们切不可忘记,导致当今中国拐卖妇女现象恶性泛滥的根源,是中共,是中共强制推行4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 拐卖妇女是一种古老的罪恶,古今中外都有。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就是一个被拐卖的例子。外国也有。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君子国,犯罪是人性的偏差。如果一种罪恶的数量低于一定的比例,那就未必是社会的问题,未必是制度的问题,未必是政府的问题,而只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然而,当一种罪恶,例如拐卖妇女,竟然发展到远超寻常的巨大规模,而且那么猖獗,那么明目张胆,并且很少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必定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那就必定是制度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 著名作家贾平凹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极花》,写的就是拐卖妇女的故事。不少人批评贾平凹的《极花》是为拐卖妇女辩护。贾平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的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他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失了。” 贾平凹这句话招来猛烈抨击。可是请注意,在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个村是个光棍村;而我们知道,在今日中国,这样的光棍村绝不止这一个,而是很多很多。徐州丰县那位被拐卖的妇女有8个孩子。我敢说,这8个孩子绝不是出自同一个父亲。可以想见,如果地方官员想把被拐卖的妇女带走,势必招致光棍村光棍们的集体反对。如果这些光棍们围上来说:你要把我们的女人带走,那你就再给我们找个女人来,聋的哑的、疯的傻的都行。试问这位地方官何言以对? 2004年,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过一篇评论《共产过了是共妻》。文章写道:“当今中国,婴儿男女性别比例持续多年严重失调。专家估计,15年之后,中国将出现至少3千万人的光棍大军。怎么办?” 去年,官媒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数据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适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人。 谈到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在别的时代、别的国家,也发生过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但那基本上都是女多男少。譬如,经历了一场长期的战争,导致青壮年男性大量死亡。女多男少通常不会构成社会问题,因为许多社会都有一夫多妻的习俗,或者是为了缓解女多男少的问题,临时性的允许一夫多妻。另外,单身女性不是“动乱因素”,很少威胁社会稳定。当今中国的问题却是男多女少,所以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共官媒承认,在农村,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使得男性找对象更难;但是它把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归咎于农民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没有比这种指责更错误的了。既然中国农民历来重男轻女,那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男多女少呢?可见,重男轻女不是问题,在强制一胎化之下的重男轻女才是问题。在强制一胎化政策下,农民重男轻女实在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一对农民夫妻,如果有一个儿子,干农活给力,娶个媳妇进门,家里增加了一个劳动力,父母老了也有个照应。如果只有一个女儿,干农活可能不够给力不说,一旦嫁出去了,家里就只剩下父母两个人了,重活谁来干?老了谁来照应?一胎化政策给农民带来巨大的苦难,到头来还要把这种苦难归咎于农民自己。真是倒打一耙,岂有此理。 贾平凹说:“你不知道批判谁,谁都不对,好像谁都没有更多的责任。”确实如此,在拐卖妇女这个犯罪链上,从地方官到人贩子到村民,谁都不对,但谁都没有更多的责任。因为在这背后有一个最大的责任人,那就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强制推行4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中共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导致史无前例的人为的大饥荒,饿死了至少三千多万人;中共搞一胎化,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人为的性饥荒,造就了三千多万光棍大军。面对这三千多万光棍大军,怎么办? 卖淫合法化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光棍大军不但有性的需求,还有家庭的需求,还有传宗接代的需求。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过女多男少的经验,因此也有一些解决女多男少问题的方法。唯有今日中国的男多女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过去都没有经验过的。中共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除了执行手段的粗暴残忍,单单是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例如老龄化问题,例如光棍大军的问题,都是不需要任何远见卓识,单单凭常识就可以看到的问题。我注意到,对现今中国的拐卖妇女问题,莫说外国人,就连很多中国人自己,在评论时都严重失焦。大部分评论都只是围绕着地方官–人贩子–村民这个链条做文章发议论,没有看到或者是没有聚焦于中共当局的强制一胎化政策。我写这篇短评,希望能唤起更多的人对这个焦点的关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孙力军的“十五年计划”跟习近平的“十五年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吗? 中纪委与央视联手推出反腐纪录片《零容忍》,幕后总导演是习近平。习近平企图以反腐赢得民心、震慑百官、占据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进而为自己终身掌权铺路。习近平时代的反腐大戏,又开创了抗日神剧之外的又一个新品种。 有趣的是,“零容忍”这个说法并非习近平首创,而是从江泽民那里抄袭而来。江泽民在等死,没有精力捍卫其智慧产权。江泽民时代执掌中纪委大权的政法沙皇、执行“零容忍”政策的周永康,早已沦为秦城监狱的头号钦犯。不过,江泽民根治不了腐败,习近平同样根治不了腐败。所谓“零容忍”,不是党魁对腐败“零容忍”,而是党魁对政敌“零容忍”。 这部纪录片更像魔幻穿越剧,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镜头和细节,不是总导演习近平有多大的才情,而是如作家钟祖康所说,中国的现实比小说还要离奇,简单记录下来就是天方夜谭。在第一集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军现身说法,入狱之后越发肥头大耳,笑眯眯地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像是在给芸芸众生上一堂励志课程。 孙力军的“政治团伙”,除了身为帮主孙立军之外,其成员及盟友还包括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上海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恢林,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公安厅长刘新云,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司法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傅政华等人。这些人曾执掌公安部国保局、技术侦查局、网路安全局等关键部门,这帮人若有风吹草动,中南海里的人必定寝食难安。 从孙力军营造其“政治团伙”的过程,凸显了中共权力运作的一个“潜规则”:作为公安部排名靠后的副部长,孙立军还有权在地方五个省市提拔掌控政法大权的政法委书记或公安厅长、局长。若是公安部正部长,当然能掌控更多名额和资源。身兼各省市党委常委的实权派政法高官,并不由地方任命,而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遥控。对于孙立军而言,能将多少关键省市的政法大权收归麾下,意味着他在该系统的话事权有多大,这个话事权又能转化为其仕途上升的砝码与空间。 孙力军提拔的省级公安厅局长和政法委书记,在地方上如同只手遮天的土皇帝,但在孙力军面前,却宛如奴仆。孙力军在片中笑眯眯地说:“王立科每年大概四、五次来北京,每次都给我三十万美金,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面。他每次来就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另一方面,孙力军将这些资源集中起来,打造成帮助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片中说,孙力军政治野心膨胀,还为自己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孙立军没有说出其最高目标是什么,但按常理推测,他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第一个五年,若是升一个台阶,就是公安部部长;第二个五年,再升一个台阶,就是国务委员或副总理;第三个五年,又升一个台阶,就是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乃至政治局常委——那就等于是第二个周永康。如此,当然犯了习近平的忌讳。 其实,孙力军的“十五年规划”跟习近平在成为党魁之前的“十五年规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习近平走了狗屎运,五年就上了几个台阶,从福建省长和排名最靠后、差点落选的中央委员一步登天。但要说真实学历和才干,习近平真比不上孙力军。而习近平从现在开始的“十五年规划”,则是要像普京那样掌权超过三十年,乃至掌权至死。 谁是深渊?谁是注视深渊的那个人? 在《零容忍》中露面的孙力军白白胖胖、从容不迫,明明是讲自己犯罪堕落的历程,却像是讲别人的故事般云淡风轻,毫无痛彻心肺的忏悔和声泪俱下的苦楚。他不愧为曾掌控数十万国保的特务头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无法东山再起,亦没有自怨自艾、丢人现眼。与之相比,作为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胡怀邦,却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 顾炎武说过,士之无耻,是为国耻。中共统治中国七十年,打断了知识阶层的脊梁,毁灭了知识阶层的良心。在中共党内跻身高位的文人,如康生、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王沪宁,或如太监般阴狠毒辣,或读书人整读书人最残忍,或被帝王用过后如卫生巾般丢弃……,他们早就丧失了人性、人气和人味,也丧失了耻辱感,以不知耻为荣。 胡怀邦是一名农家子弟出身、学而优则仕的财经官僚,他靠寒窗苦读出人头地,先后当上陕西财经学院和中国金融学院的副院长、院长,再执掌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以及被誉为“第二财政部”的国家开放银行。已经退休的胡怀邦被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案、华信能源董事局主席叶简明案拔出萝卜带出泥,不仅他本人遭到调查,他的妻子和儿子也都落网。胡怀邦夫人薛迎娟曾在美容院扬言,“我家的钱,几辈子都用不完了。”然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机会等候她与丈夫、儿子一起享用了——二○二○年五月八日,薛迎娟在被捕前夕跳楼自杀身亡。 家破人亡的胡怀邦在片中出现时,与此前官方媒体报道中手握金山银山、意气风发的样子判若两人,黑发早已变成白发,虽未穿囚服,但颓废如街边糟老头。他的嘴巴完全歪掉,像是中风后遗症。他比不上神情自若的孙立军,哀婉地说:“人生没有回车键。做了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就要受到惩罚,所以现在在这儿,只能以负罪的心态服刑。因为无期,我的人生就在这里结束了。” 说到这里已是恰到好处。但镜头移转,记者又采访中纪委办案人员——在片子中出现的办案人员,无论职务高低,均是面无表情地照本宣科、言语无味、形同咀蜡。他们的官话和套话奇妙地与当事人生动形象的陈述形成某种二重奏效应,让全剧更有喜剧风格。比如,此处立即有办案人员画龙点睛般地指出,这是丧失理想信念的结果,还举例加以说明:胡怀邦参加了习近平主持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回到国家开放银行却未召集本单位高管传达习近平的讲话,这样就丧失了国家开放银行按照习近平讲话来自我纠正错误的最后一次机会。似乎习近平讲话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如果习近平的讲话如此管用,中纪委和央视何须耗费巨资拍摄这部大型纪录片?中共内部怎么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近五百万贪官污吏(已被查处的数字)? 万念俱灰的胡怀邦没有一命呜呼,为了活下去,必须认真演好生命中最后一个角色。他在谈话中说了一句符合教授和院长身份的高水平的话:“我忏悔书里边也写了一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他没有说这是尼采的名言,很多知识水准有限的观众听到后叹为观止,立即将这句“胡怀邦名言”到处转发。 谁是深渊?谁是凝望深渊的那个人?不单单是胡怀邦,亦包括习近平,当然还有在美国学者福山面前发出“找不到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医生”的天问的王岐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虎年来临,对中共高层意味着什么?更加是伴君如伴虎! 中共最高层是7名政治局常委。今年元旦前夕,在政协茶话会上,身兼政治局常委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突然消失;今年1月24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身兼中纪委书记的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也突然不见了。现在的中共高层在废除终身制后均年富力强,又有特殊医疗保健,几乎不会生病,因此他们的缺席一般都是政治病。原来的集体领导个个生龙活虎,到了习近平一人独裁,有人就生病了,就是触犯了习天子的龙颜和利益而生病。 由于栗战书的消失引发诸多猜测,因此后来又让他亮相;赵乐际不见了以后也再度现身。尤其是春节前夕的1月3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22年春节团拜会上全体出席,对外显示圆圆满满。然而大家能够看到照片的中共高层,几乎都是不哭不笑的扑克面孔。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人性,没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所以很难从他们的面孔看出他们现在的处境。 习近平上台以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与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公众场合的几进几出就明显看出,不但要干扰外界的视线,也在心理上折磨这些政敌。现在对栗战书与赵乐际也在玩这套把戏。 19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一下冒出大量机车族,也不断发生车祸。当时,北京街头与公寓墙上的横幅多写上有关“出入平安”的标语。但是不久就听说,北京第一代的机车族几乎全部阵亡。习近平上台以来,也不知多少异己派系阵亡,现在还到了现任政治局常委出入是否平安的程度了。因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是习近平最后能不能跨进终身制的关键。 前年11月,阿里巴巴集团老板马云在上海的讲话得罪了高层,立即受到打压而销声匿迹,被迫捐款输诚,外界议论纷纷。到去年10月才在西班牙再度现身,有的外媒声称,马云已经过关获得自由了。他们不明白,身为中国人没有“自由”这两个字:不准你出来,是党的指示;要你去西班牙,也是党的命令。不论进出,你都是党的工具。彭帅现在还不是这样?奥委会主席巴赫要去问彭帅,不如直接去问张高丽。但即使张高丽也是这次习近平春节慰问的老干部,他如何讲话也得听习近平的吩咐。 中共高干在任时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卸任后一样要“软禁”,包括习近平本人。哪一位高干离任后可以自由出国?连在国内旅游都要报备。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可以在国内外任意与中共官员接触;中共高干离任后,即使在国内也不能随意见外人,除非得到审批,否则就是“里通外国”。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黑修养”的“驯服工具论”,如今还不是这样?能够在虎口下幸存的,自然也杀人不会眨眼。这根本是一个黑帮组织,西方国家到现在还不明白? 现在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中,除了习近平本人,6人中有两个出了问题,也就是三分之一,快要赶上19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与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大清洗,只是铁幕已经拉开一些,不能再采用以前那样的野蛮方式了。现在其他人也在危危乎中度日如年,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进入绞肉机就得全力保护自己平安出入,但这不是可以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虎年的凶险,大家拭目以待。 高层尚且如此,作为小小老百姓,就只是小小小小蝼蚁而已,轻轻一捏就呜呼哀哉;也是任人宰割的韭菜。这样的国家,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必然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还得让它七分。这个世界不论虎年还是羊年,都不会有太平日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的“之江新军”内部一样是尔虞我诈》中,介绍到了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说起来是一个物理专业的大专毕业生出身,但却以文字工夫见长,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他在家乡浙江丽水地委升任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之后,很快被当时的浙江省委办公厅负责人相中,将其调升为该办公厅下属的“调研写作处”任职;先是委以副处级调研员,后升任副处长,处长,升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时间是2000年6月。此时的陈一新已经是40加1,晋升速度并不算快。当时的省委书记还是张德江。 这里说的当时的省委办公厅负责人,是后来在习近平手下担任浙江省长的吕祖善。当时的吕祖善在习近平面前也曾替陈一新美言,特别称赞他的写作能力。所以习近平从到浙江之后的第一次“下基层调研”就点名要陈一新随从,目的就是要利用这只“笔”为自己起草调研报告。 侍奉习近平半年之后,陈一新即被提拔为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两年后,习近平又安排他兼任了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当时的习近平被省委办公厅安排的“贴身秘书”,是现已官拜解放军中将的钟绍军。只是享受正处级待遇而升任省委副秘书长的陈一新,事实上就是习近平本人的文字秘书,官至正厅局级 。 在习近平入主浙江的头两年里,浙江省委秘书长还是张曦。此公本是当年的杭州大学,也就是如今浙江大学的政治系毕业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即长期在浙江省的宣传部门任职,先后担任过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浙江电视台台长,浙江省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浙江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等职务;1999年底,被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调到自己身边,被任命为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和省委办公厅主任。 2000年4月,这位张曦被升任浙江省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当年底,被中组部批准为浙江省委常委。习近平从福建调入浙江后,张曦易主,继续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直到2004年11月。 笔者在这里特别介绍张曦及他与习近平的关系,是因为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里曾提到过,张曦当时由浙江省委秘书长转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是“遭贬”。日后,曾有知情者否定了笔者的这一说法。 在这位知情者的提示下,笔者查对了相关公开资料。确实,这个张曦遭“贬”之后,其省委常委的身份还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而此前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李强接替张曦的省委秘书长职务之后,也仍然还只是正厅局级待遇,9个月之后才被中组部批准为省委常委。 从公开资料上也可以查找到张曦的相关回忆,去浙江大学任职前,习近平找他谈话:“你到浙大先做好调查研究,有困难找我,条件成熟时我到浙大开一次会。” 张曦到任浙大半年多,习近平带领全体省委常委及相关人员到浙大给他站台。用张曦的话说,省委把一次常委会搬到一个大学现场召开,这在浙江是唯一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也应该是没有第二例。 确切的事实是,这位张曦是1945年生人,比习近平年长8岁。当时眼看他张曦已经年近60,习近平征求他本人的意见,计划安排他出任一届省人大副主任,这样即可把政治生命延续至63岁。但张曦表示,自己更愿意回母校去“发挥余热”。 于是,习近平随了张曦的意愿,征求中组部意见后,一纸调令,张曦成了浙江省委常委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设在地方某地副省级待遇的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是所在省的省委常委,这个张曦是唯一的一例。不过这种特殊安排只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此后的张曦便专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直至2011年66岁上才告退休。 张曦本人回忆说:“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去上海履新前夕亲切接见我”。习近平进入中央工作之后回到浙江巡视,期间都召见了张曦。张曦离任浙江省委秘书长之前,习近平曾对他说,省委政策研究室是省委的参谋和助手,对政策研究部门的要求要“更高一点”,不仅要求他们重视调查,更要求他们重视研究,调查后善于研究是政策研究部门工作的关键。于是张曦向习近平推荐了一直和自己配合得非常默契的陈一新,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 至于当时张曦的省委秘书长接班人没有安排陈一新,应该只是因为他的“资浅”。与他同龄的李强1982年即已经官至副县处级,1985年晋升正处。1992年李强晋升副厅局级的同时,陈一新才被晋升为副县处级。 再往后来,李强先后在浙江省境内担任了民政厅副厅长,金华市委常委兼永康市委书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以及温州市委书记。 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的那样,这个李强在浙江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位置上一坐就是将近8年。继续留在省委机关,委实看不到晋升前途的陈一新赶在李强不再兼任省委秘书长的前几个月,主动要求外放。因为他截止当时政坛经历中,最欠缺的,也是被李强硬是比下去的,就是从来没有过基层党政一把手的任职经历。 2012年1月,离开省委机关的陈一新出任了中共金华市委书记;两年半后,被省委安排转任温州市委书记。 当时的李强已经是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当时有传闻说,正是李强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让陈一新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因为这是李强11年前即已经担任过的职务,以此向陈一新暗示自己的政坛资历要他比陈一新老许多 — “虽然咱们两个是同岁”。 李强在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几年里一直都是正厅级,陈一新被安排从金华市委书记调任温州市委书记时,依然也是正厅局级的平调。而被他接替的前一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则是副省部级,他先是以副省长身份,然后又以省委常委身份担任这一职务。 但是,陈一新在温州就职一年半之后,中组部直接向浙江省委下了安排陈一新进入省委常委班子的命令,从此以后的陈一新才仕途上步步看好。个中原委,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张曦等人起了作用。 2015年5月,习近平以“领导核心”之尊回到浙江。陈曦的回忆中有一句原话是:“在百忙之中,特别抽时间接见了我。”接下来,陪同习近平巡幸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奉习近平之命与陈曦谈话,主要内容是征求他对陈一新的看法。 却原来,当时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之初,其办公室是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由王沪宁兼任办公室主任;两个副主任也都是兼任,需要一名专职副主任。这令习近平想起了自己在浙江主政时的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一新。 当时的陈曦自然是一顿美言。于是,才因进入浙江省委常委会而晋升副省部级一年时间的陈一新再获新职,回到了习近平身边。 笔者在本专栏过去的《国安部长陈文清比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更有晋升前途》一文中曾分析说:现如今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上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进而以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在二十大上直接跳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怀疑。不是因为他不被习近平所信赖,而是因为被习近平政治上高度信赖,有资格、有可能成为政法委书记的待定入选者太多。“比选”的结果是比陈一新更有政治优势者,台面上已经有好几个。 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在浙江省委供事的知情人士却表示,他相信陈一新在今年二十大上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然后出任下届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接替郭声琨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 这位知情人物特别提醒笔者关注一篇当年新华社的报道文章,标题就是《多次被中央充分肯定 他的职务5年5调整》。该文章发表于2017年1月,当时的陈一新刚刚被宣布从“一尊”身边外放为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 文章总结说:2012年起,陈一新开启了地市“一把手”的实践型主政经历,先后任金华市委书记、温州市委书记,并在温州市委书记任上一年多后进入省委常委班子,不到一年出任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至今次再赴地方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是他在5年内的第5次职务调整。 在湖北和武汉任职才一年时间,陈一新便重头回到“天子脚下”,出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兼中央跨军地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日后又还被安排了第三项职务,全国打黑除恶办公室主任。 如此说来,从2012年到2018年初,这位陈一新的职务是6年6调整。对照一下中共其他高级官员们的从政履历,这种频繁调动的事例甚是少见。而且他陈一新在厅局级待遇上虽然停留时间较久,但从副省部级到正省部级只花了不到三年时间,可谓后来居上。 在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的第一年,陈一新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习近平主持所谓“跨军地改革”,其实就是武警部队的体制和编制改革。 当时曾有外界分析文章说,习近平当局对外宣布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武警部队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 是因为过去的武警部队双重领导,即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存在重大弊端:首先是弱化所谓“党指挥枪”的绝对领导,弱化中共军委的管理;第二是“第二武装”埋下不稳定隐患。 中共解放军原总参谋部退役上校岳刚对此分析时举了周永康之例,称其长期担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兼武警第一政委,“自恃手握第二武装,野心膨胀,敢于搞团团伙伙,索取更高权力。” 也许我们的读者听众们还记得,当年有关周永康滥用武警之说,坊间盛传。比如在2012年3月19日晚,周永康为抢夺薄熙来案的关键证人富商徐明,调动北京地区附近的武警,包围了新华门和天安门。胡锦涛则急调38军入京包围了中央政法委大楼,双方一度发生对峙,最终武警部队缴械,周永康亦就此失势……。 2018年4月18日,陈一新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跨军地改革工作小组组长身份主持召开跨军地改革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这是跨军地改革工作小组首次出现在公开新闻报道中,也是外界首次知道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已经由汪永清换成了陈一新。 关于陈一新主持所谓“跨军地改革”的相关详细内容,日后还会有文章介绍。这里要说的是陈一新自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之后,最为外界所熟知的动向莫过于2000年初回到湖北,以习近平钦差身份坐镇武汉督导抗击武汉新冠的那一遭。而外界有所不知的是,前不久刚刚被中共当局对外宣布“提起公诉”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就是犯在了陈一新手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个正常国家遇到中国,肯定被打败,这个国家人民已经快要没饭吃,他可以放著老百姓生计不顾,每天还派战机扰台,闲闲与美国打嘴炮,闲闲与立陶宛小国闹脾气,这个国家正常吗? 不正常国家才会教育出一堆不正常人民,最近珠海的日本大厂佳能相机,结束生产,日本佳能相机公司依照劳基法,给予中国工人遣散费,最高可以领到30万人民币,很多工人感激可以过个好年,但是,还有工人怀疑日本人的做法是脑袋有问题,甚至说日本人这样作,肯定心里有鬼计,日本真的被这些中国人打败。 日本佳能是跨国公司,依照法令作事,还被质疑,刚好证明中国企业家根本不会善待劳工,这种政权只会在口号上高喊“劳工权利第一”的国家,其实就是最会虐待劳工的社会,而中国劳工自己干奴隶,也干到很爽,才会质疑佳能公司很正常的劳工遣散方法。 今天台湾陷入非正常国家,当然与中国不正常有关,中共有事没事就说台湾是中国的,对台湾打压,手段百出,擅自把中华台北冬奥代表队,改成中国台北,却还说是照顾台湾,最近,中共国防部对美日两国呛声,警告美日两国不要介入台湾问题,否则自己会受伤,这样的呛声有理吗? 真正莫名其妙,介入台湾问题的是老共,老共应该说清楚;为什么中共背弃毛泽东路线所主张:战后,台湾应该比照韩国以及其他受日本殖民统治地区自决独立,老共突然改变立场,理由很简单;说甚么“两岸一家亲”全是假的,自认内战没结束,跨海追杀国民党流亡政府政权,才是真的,只要旧中国流亡政府还在国际上活绷乱跳,还可以大买兰姆酒,大喝立陶宛啤酒,还会有能力气死老共,那么老共对中华民国的追杀,就不可能停止。 中共花费很大力气介入台湾问题,想尽办法绑架台湾,不准台湾跨进国际社会,把台湾当作小弟看待,才是真正介入台湾问题,美日两国是旁观者清,看不惯以大欺小,挺身而出而已。 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缺一不可,一个好端端健康人,不认为自己四肢健全,完全健康,却自认自己缺手缺脚,这种心病是罹患肢体不全的幻觉症候,这种国家是充满领土野心国家,中共可以作一个健康人不为,整天对国际大喊缺手缺脚,缺土地,对这种自认残障者,如何可以正常看待? 习近平是不正常国家总司令,一心要干皇帝,却有很多解放军脑袋比他清楚,并且公开反对攻打台湾,北大教授郑也夫更是直言,中共一旦攻打台湾,是中共灭亡的开始。 国台办发言人想到台湾看看,小粉红也想搭火车到台湾,这种动机很好,但是,要有心理准备,台湾是民主国家,没有搞维稳那一套,对于不喜欢的人,台湾人肯定不会以礼相待,中共国台办要有心理准备。 (全文转自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