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18億擔保案爆雷 趙薇900萬股權再遭凍結至2029
2026 年 9 月 17 日
习近平的二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当然这是说大话，吹牛逼，谁又能做到呢，除非超人。不过不换肩放到习的统治上到极具象征性意义，他是一个认死理，不认错，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但时下的形势不换肩也得换了，因为他扛不动了，不得不换肩来持续他的统治。 首先我们看到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只是抓了一些主要的活跃人物，也没有让他们电视认罪等惩罚行动。与于此同时在极快的不到一周时间取消了“清零”政策，改为与病毒共存。另一方面在香港，反送中主要人物的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本来要送中受审，现在也暂时押后审判。支联会的邹幸彤上诉成功，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撤销了之前法院以“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对她作出的有罪判决，同时也取消了她的刑期。以及反修运动被抓的6000多名被捕者，已提出不被起诉，以修复社会平和。到底是什么让习近平不顾打脸，放下一尊作出改变呢？ 世界卫生组织（12月14日）表示，早在中国政府决定放弃严格的 “新冠清零” 政策之前，中国的COVID-19感染就已经爆炸式增长。并反驳了关于政策的突然逆转导致病例激增的说法。可见习近平是在清零政策全面失败，疫情爆炸式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取消清零改与病毒共存的，因为不管如何隐瞒疫情，再坚持清零已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再则中国的经济也不允许清零坚持下去了。因此，尤其坚持清零不如借“白纸革命”，借坡下驴，把疫情爆发的原因归结于“白纸革命”反对清零，将白纸革命作为疫情爆发的替罪羊，这样的论调已经在社交媒体上传论，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那么为何在处理香港反抗人士问题上又突然变得有弹性了起来，是良心发现吗“当然不是，应该有内外两个因素，一是“白纸革命”给中共政权带来巨大的冲击，这场几乎是毫无前兆迅速开展的革命，使中共失了方寸。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之下，又有大数据全面性的监视，一场革命平地一声雷爆发了出来，中共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中共害怕如果港中联手来一场革命如何是好。实际上“白纸革命”港中已经开始联手了。另一方面，美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在人权问题上中共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毕竟现在中国求美的多，美求中国的少。虽然中共死鸭子最硬，但在内外交困之下，除出让步别发它法。对于中共来说在人权问题上今天宽一点，明天可以紧一点，反正是自己手上的事。因此，放宽对反抗港人的处理是最好的权宜之计。 最近中共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显然也遭到“白纸革命”的影响，习近平也开始换肩了。会议不再提“共同富裕”“反垄断”，而是鼓励支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扩大，以及保障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不过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被习打得一片哀鸿，要想扭转型形势，让民营企业家重新相信中央政策，十分困难。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不是躺平，就是润了。 独裁者看似冥顽不化，但一当危及政权还是会改变的，所有的独裁者都是机会主义者，毛是这样，习也同样。但不要相信改是真的，一当形势好转，会变本加厉。习近平换肩说明形势比人强。习虽然换了肩，但心有不甘，人民日报大赞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防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看起来象是讽刺，不过更象是高级黑。习的换肩证明政策全面性的失败，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样的一个祸国殃民的领导，在台上还能有多久。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这次疫情防控的放开程度，超出预期，很多人把“功劳”算在“白纸运动”上。该运动的一个直接诉求是放弃清零，放开管控。习近平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会谈中，也承认年轻人因为在三年疫情中的挫败感而走向街头抗议，实际等于承认清零抗疫失败。鉴于习时代对社会的严密管控，“白纸运动”毫无预兆的突然大规模爆发，对习的心理冲击会相当强烈，这可能直接促成了当局放弃清零政策，以回应民意。 不过，来自经济的压力或许是一个更深层更关键的因素。不妨假设，如果中国经济表现得不错，像印度或者越南那样保持强健增长，习对抗议运动的诉求还会退让吗？估计很难。 一个多月前，我曾预判，倘若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表现尚可，很可能明年两会后才会放开疫情控制；而如果不见好转，最早在二十大后，最晚在明年一月才有可能放开。我之如此判断，是因为如果经济形势好，那么在习看来，他这套清零做法是对的，能够做到防疫和经济发展两不误，就像在德尔塔病毒阶段他做的那样。在抗疫第一阶段，中国采取的封控措施既控制住了疫情，同时经济又快速恢复，被认为是国际抗疫的所谓“优等生”，正是这个认知让他迟迟不愿放弃清零，至少是原因之一。可如果经济形势恶化，说明他鱼和熊掌都想兼得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注定要舍弃一头。而就对社会的影响和他个人权力的稳定性来说，保经济显然比保清零重要得多。 对习来说，不幸的是，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得会非常糟。一季度因为上年同期的经济增速实在太低，有较高增长；二季度由于上海封城，经济几乎停止增长；三季度有所好转，恢复增长态势，尽管增速仍然很低。当局把希望寄托在四季度上，假如疫情没有反复和各地的随意加码封控，四季度出现四个百分点的增速是可能的，全年虽然达不到当局制定的5%的增长目标，但应该能实现3.5%的增速。 然而，四季度经济形势比当局预想的要坏得多。按照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等五位经济学者在新11条公布前写给当局要求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一文披露的数据，10月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全面下滑，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有韧性但也增长放缓，跌幅较大的是地产、出口和消费。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0.5%，比上月下降3个百分点；房地产销售金额同比-23.7%，比上月下降9.5个百分点；出口（以美元计）同比-0.3%，比上月下降6个百分点。解决就业主力的小微企业尤为困难。10月，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7.9%，实际情况可能更严峻。而受经济不景气和企业裁员影响，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11月的情形更差，大、中、小型企业经理人指数PMI分别为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1.0、0.8和2.6个百分点。可见，再不放开封控，四季度经济增速会比三季度大幅下降，并影响明年的经济发展。 中国银行的一份内部研究报告也透露，今年前八月，地方广义财政预算缺口达10.2万亿元，远高于中央广义财政预算缺口的6万亿元，较上年同期扩大 65%。分省看，除山西、河南财政收支缺口分别缩窄15.9%、0.3%，其他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大。其中，浙江、北京、广东三大经济强地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幅度最大，分别达 1619.2%、293.9%和 102.7%，上海财政盈余则较上年同期减少79.2%。报告把地方财政预算缺口扩大归咎于疫情冲击超预期，以及土地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行。后者其实也受前者的影响。财政收入端持续承压，支出则不断扩大，仅卫生健康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前八月保持在8%左右，高于历史同期。报告也指出财政压力过大的三个后果，一是违约风险上升，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债券余额占收入的比例接近财政部划定的120%的警戒线；二是制约基建投资增长，削弱政府促进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能力；三是公共部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阻碍。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习近平才不会在乎经济的好坏，保权才是他最看重的。如果说，在习权力尚不十分稳固，而经济下行速度又不是很大，没有对政府能力的行使造成太大影响下，他优先关注的是自身权力，就像疫情前一样；那么，现在他三连任了，并且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的“习氏内阁”，权力意志在高层得到毫无阻碍地贯彻，可经济却一塌糊涂，不但影响到他要将中国力量推向全球的扩张计划，而且已经影响基本民生和社会稳定，很可能对他的政权带来较大冲击，这种时候，他怎么可能不把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 有人也许还会质疑，中国经济真坏到这个地步了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否则姚洋等官方学者不会在此时呼吁当局放开清零，并建议将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5%以上，以向各级官员重新发出政治信号：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习想做有为“君主”，二十大提出了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为人类探索出另一条现代化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有多少虚的成分，但有一点实打实，即民众普遍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没有这一点，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扯淡。 所以经济是一个硬指标。而现在经济衰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财政危机。其他的不论，按照前述中国银行的报告估算，若常态化核酸检测覆盖9亿城镇人口，则全年将带来0.7万亿左右财政支出，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笔格外的负担。中国县乡一级政府财政早就破产，拿不出钱来支持核酸检测。这也就是山东等地为什么要靠发债建方舱医院。但债务迟早是要返的，如果到了中央政府都要大量借债度日，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很高。而如果清零再持续半年，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出现。 经济是根本，这话对任何政府都适用，对中共尤其重要。自毛之后丧失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后，中共事实上把政权的合法性放在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强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上。虽然在习上台前的30年在某些阶段会有偏差，但总体保持了这个趋势。习的前五年曾经一度也想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改革的总规划，要实施供给侧改革，并亲任中央深改组主任一职，但反腐和集权打击了官员的积极性，让他的改革计划泡汤。在后五年，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对抗，以及确保二十大三连任的顺利，习的重心转向保权和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期间发起了对资本史无前例的打压。尤其是疫情三年，各级政府忙着控制疫情，虽然习提出要经济发展和防疫兼顾，但事实上做不到这点，强行清零封控的代价就是经济的彻底熄火。 但习过去十年对中共的改造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对权力意志过于迷信，以为有自己的领导，加上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和动员能力，只要想好了目标，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曲折，可最后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他的反腐、对资本的打压以及中美贸易战，都强化了他的这种认知。在疫情发生后，他也认为凭着他的强大权力意志，可以控制疫情，驯服社会，驯服经济。但他这回失算，经济的理性、经济的逻辑和经济的力量比他个人的权力意志强大得多，原因很简单，经济服从的是最赤裸裸的利益计算，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从来没有人——哪怕号称伟大领袖——和经济规律对抗不一败涂地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是一个关于国家公信力永久丧失的政治学理论，起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Gaius Cornelius Tacitus），意指一个国家或统治者丧失了诚信与名誉，无论如何发言或处事，人们都会给予否定的评价。换言之，塔西陀陷阱就是指国家与领导人的信任危机。 中共向来奉行“无道德尺度”的外交，以各种利益诱惑为包装的掠夺外交。例如拉拢和支援军事独裁政府，协助其镇压国内异议人士，以债务欺压弱小国家，逼迫其以稀缺资源与战略要地作为偿债。这种耍赖、利诱加胁迫的外交恶习，已被国际社会所揭露和看穿。实际上，长期以来北京试图输出“北京模式”，以及习近平不知所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以专制取代民主，以中共教条取代普世价值，如此“司马昭之心”已经恶名昭彰、无人听信。自2012年以来，中国“全球掠夺”的战略野心已经充分暴露，并使中国陷入四面楚歌、八方树敌的地步。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国际孤立－塔西陀陷阱。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虚假性 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时宣称：“我们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动全球治理系统的改革”，随后，“一带一路”开始启动。 推动全球治理系统的改革，好大的口气！实际上，这种以融资和贷款为手段，表面上援助各国从事基础建设，从而掠夺与垄断他国经济资产的“一带一路”，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种征服世界的“新殖民主义”，一场国际经济诈骗。中国因此被形容为“吊灯里的巨蟒”。 法国汉学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说道，中国一直想摧毁美国，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新霸权”，一个足以平衡和削弱美国及其盟友权力的霸权。实际上，习近平就是以“四处撒币”的方式，收买各国成为中国的附庸，掠夺各国的稀缺资源与战略要地，制造无数的“债务陷阱”，试图建立一个向中国俯首称臣的“新丝绸帝国”。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习近平如何辩称“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不以实现任何政治议程为目的”，无论习近平如何泡制糖衣，宣称“一带一路”必将创造合作双赢。实际上，人们已经识破这种“习式语录”，不仅无人相信，甚至斥之为诡辩话术。连带地，所有中国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国际社会无不给予“中国阴谋”的论断！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如今已是各国民众普遍的共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6月发布一项19国民众对中国看法的民调报告。结果显示，平均68%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79%民众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严重，72%民众对中国的军事扩张感到忧心。在一些国家中，对中国的负评甚至维持或接近历史新高，日、澳、瑞典、美、韩的比率均超过8成，分别为87%、86%、83%、82%与80%。 对中国形象的负评其来有自，而且越积越深，有如铁板钉钉。2022年1月，一个被视为“中国永远的耻辱”的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发，这是成千上万“妇女拐卖”事件中被披露的一桩。这一惨无人道的事件，不禁令世人质疑，中共治下的中国难道是一个“道德真空”的社会？良心荡然无存，人性乌黑如墨？无论中共如何淡化、辩解、封锁，都已无法解除世人对中共的道德控诉。 2007年由中国导演李扬拍摄的电影《盲山》，揭露了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人口拐卖问题。这部电影除了批判中共“一胎政策”的恶性结果，还揭露政府包庇、官黑合伙的“拐卖黑洞”，被视为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指标。另外，中国是世界上“失踪儿童”最多的国家，截至2020年，有超过100万的儿童或青少年，莫名的消失无踪，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大外宣”已成“大欺骗” 过去几年，中国的“大外宣”确实赢得不少收益，骗取了许多国家的信任。然而，近年来，中国持续以国内的意识形态逻辑，进行一种适得其反的“逆宣传”，也就是采取与西方主流价值或公众判断相反的论述，对西方群众进行“硬灌输”，例如，中共外交部发布美国才是“新冠病毒”起源地的假消息，一场《大翻译运动》揭穿了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虚假立场，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厉言恐吓，统一之后要对台湾人民“再教育”，这些言论等于自己破坏官方话语的可信度。又如TikTok社交平台对世界的“红色渗透”，被美国国会议员斥之为“数位芬太尼”（digital Fentanyl），等同于“资讯毒品”；另一方面，中共限于自身八股式、僵硬化的宣传格式，对中国自身的事物进行“反事实”的美化叙事，对国际批评中共之言论过度敏感与激进反击，早已使西方群众产生厌恶与排斥。 中共虽然大力推动“大外宣”，以强硬和傲慢的态度强力灌输所谓“中国故事”；但实际上，最重要的阅听对象还是国内长期被洗脑的群众；这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意识形态教化策略，借此巩固和强化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控制。这种虚假的大外宣，例如假借宣扬儒学和华语教学之名，暗中输出共党教条的“孔子学院”，已被西方国家视为文化侵略和“长臂洗脑”，进而揭发中共的文化面具与虚伪宣传，大外宣逆转成了“大欺骗”。 中国的“长臂管辖”─海外警察局 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2年9月发布一份《110海外：中国跨国警务失控》（110 Overseas: Chinese Transnational Policing Gone Wild）的报告，揭露中国在全球至少30个国家设置超过54个“警侨事务海外服务站”，以处理护照换新服务为名义，实则是为了监管海外中国公民，追捕海外异议人士，胁迫他们返国受审。截至12月，“保护卫士”进一步揭露，已在全球发现100多个未经申报，俗称“海外警察局”的组织。换言之，中共经常指控美国所谓“长臂管辖”、“干涉内政”，实际上，最善于此道者正是中共本身。 然而中共当局严词辩解，声称这些设施是“行政中心”，旨在帮助中国侨民完成更新驾照等任务，并提供因为新冠疫情而中断的其他服务。中共甚至反咬西方炒作紧张情势，抹黑中国。实际上，所谓“侨民服务”皆可由大使馆、领事馆、侨社等等提供协助，无须中共警察跨海支援。换言之，中共的辩解，一样无人听信，被人斥之为无稽之谈。因为中共长期骚扰、迫害异议份子的恶行，天下皆知，人们普遍认为中共的辩解正是对其自身恶行的确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在12月6日对中共的辩解提出反驳，指称中国官员将手伸至海外，在世界各地骚扰、监控、威胁人民，包括逼迫在美国批评北京当局的人士闭嘴噤声。 中国已陷入“塔西陀陷阱”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在其所著《塔西陀历史》一书中说道：“皇帝一旦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无论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都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此即“塔西陀陷阱”一语的由来。换言之，国家诚信与国家形象至关重要，一个政府和领导人一旦失信，无论对错，都将受到怀疑与憎恶。难以想像，古罗马的历史错误与当代中国的危机，竟是如此不约而同、殊途同归。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在白纸运动和经济停滞的压力下，习近平不得不采取放开的政策。于是中国各地政府和宣传机构，都开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面放开。这一下子疫情突然爆发，情况非常恐怖。总之就是从让人无法忍受的清零灾难，一下子跳到了同样让人无法忍受的疫情大爆发。中共官方酸溜溜地说这叫作什么群体免疫，其实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让你们一次死个够。 什么叫群体免疫？这是在古代没有预防办法的情况下，等到大多数人都感染了瘟疫，死人死得差不多了，没死的人也有了抗体之后，就群体免疫了。而人类发明疫苗，就是为了在不死人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免疫。在有疫苗的时代还说什么群体免疫，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残酷无情。二者必居其一。 既然有了疫苗可以防止大流行，为什么居然从清零走到了突然放开呢？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清零政策让一众官商结合的科技官僚们发了大财。在国产疫苗无效的情况下，不进口更有效的西方疫苗，是维持疫情赚大钱的条件。所谓的清零，就是习近平相信群众运动的那一套，可以抵消病毒的传播力。人定胜天嘛。那些赚了大钱的科学家们把小习忽悠得五迷三道。 在白纸运动和一些大商人的提点下，小习终于发现自己受骗了。一怒之下又不敢得罪大商人，于是就怒气冲冲地对着老百姓发怒；你们要放开我就给你们放开，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没有任何提前的措施突然放开，疫情必然会爆发。这下他和那帮清零派们可以得意洋洋地指责别人了，以此证明奴役人民的清零政策无比正确。 结束清零政策就必然会导致爆发吗？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在疫苗普及、疫情逐渐下降的情况下，逐渐解除防疫措施，在防疫和人民的生活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是他们放开防疫也保护了经济的成功经验。人民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经济是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自由的生存环境是人类以至于哺乳动物所追求的，但也不是唯一不可或缺。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需要之间保持平衡，然后进步增长，才是正确的目标。 共产党的专制不是正常的规律。他们的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让人民勉强活着的前提下，第一必保的项目是统治集团的权力稳固。共产党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之后，再加了一个项目，就是要保障官僚们和资产阶级能够充分剥削老百姓。这次疫情三年，老百姓穷了，中国穷了，大资产阶级却扩大了阵营，而且更富有了。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所谓的习式防疫的真正目的。政权的性质是一小撮人的专制，结果必然和民主政治有云泥之别。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凭什么要关心你们穷人呢？ 大家会问有什么措施可以挽回局面呢？我觉得第一就是改变小习报复泄愤的态度，认真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 第二就是采取缓慢放开的措施，不要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把局势搞得越来越糟。你那个地方搞糟了，不但对老百姓是灾难，对你们的官场前途也会是灾难。甩锅的时候你们就准备当替罪羊吧。 第三就是国产疫苗效果差也不被人民所信任，那就进口效果最好的外国疫苗与药物。在获得老百姓信任的前提下，加大防疫的效果，然后逐步放开隔离措施。 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立即结束野蛮的封控。让人民像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为了党的目标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灾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严格说来，中共政权的所谓“江泽民时代”是从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后才正式开始的。而此前的3年多时间（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他江泽民与“太上皇”邓小平之间因为还隔着一个“摄政王”杨尚昆，总书记的日子过得比他的前任赵紫阳还要委屈、窝囊。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刊登和播出的上篇文章《中共十四大前江泽民不堪回首的“儿皇帝“经历》中回顾了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掌声中从自己政治局委员的座位上走到过去赵紫阳坐的地方,张嘴冒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必要的谦虚之外,对自己当时的心理压力之大,似乎并不想掩饰。与其说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对挽救政权颓势实在没有多大信心。而没有多大信心的原因之一又是“太上皇”邓小平当时对他并没有多少信心，故在自己与这个“儿皇帝”之间安插了一个“摄政王”杨尚昆。 说起来，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几乎全部是“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时期也从来没有获授过军衔的杨尚昆本来只是被邓小平启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正式开始于1982年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当时产生的那届中央军委委员会人选为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杨尚昆。虽然杨的名字排在副主席的最后一名,但他却又是常务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 5年之后,1987年11月召开的十三大上产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仍然是邓小平任主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任第一副主席。表面上排名在赵紫阳之后的杨尚昆仍然是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十三大开过之后,杨尚昆的胞弟杨白冰被任命为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一来,本来就对杨尚昆主持军委工作多有不服的军内老将简直就是怨气冲天。据传张爱萍(前国防部长)当时曾经议论说:杨尚昆既无军功,更不懂军队现代化,让他当军委副主席就荒唐。此人主持军委工作不能服众。现在又把杨白冰抬出来主持军队政治工作,我看杨尚昆是想让共产党的军队姓杨。 自此,“杨家将”的说法开始向外流传。邓小平则在一次党内高层会议上主动表示是他提出安排杨白冰主持总政工作的。邓小平还表示:对此,尚昆同志是有顾虑的。是我鼓励他不要怕嫌话太多,“内举不避亲”嘛。 当时,邓小平的这番话曾被写进中央文件并向下传达。可见,当年中央军委内“杨家将”的形成,并非杨尚昆本人的过错。此其一。其二,当时以张爱萍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军头,之所以对杨家兄弟满肚子的不服气,除了看不起他们兄弟二人均为“政委”出身,没有领兵打仗的经验,更因为这些老军头当时个个不服老,对邓小平的干部年轻化政策心有不满。牢骚不敢发到邓小平处,只能拿杨尚昆出气。可见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杨尚昆一直是在带邓小平受过。 至于“六四”镇压问题,其实在八九“动乱”之初,杨尚昆不但非常维护赵紫阳,而且也十分赞同赵紫阳对学潮的软处理主张。但此后杨尚昆与赵紫阳表现的最大不同,就是杨尚昆在号准邓小平的政治脉膊后,立刻便全力维护邓小平的“太上皇”形象。虽然“六四”镇压的整个决策过程仍然有太多的待解之谜,但仅仅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权威信息(比如《许家屯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或者将1989年4至6月间中共官方报道中关于杨尚昆及李鹏的言行作一对比,就应该相信当时的杨尚昆在是否采取镇压决策的问题上,还是相对背动的。 回顾1987年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当时新产生出的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赵紫阳本人在内一共是5人。但是在1989年六月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成了6人制，即保留下来的李鹏、乔石、姚依林加上新“当选”的江泽民、李瑞环和宋平。 之所以不是奇数制，就是因为还有一个代“太上皇”摄政的杨尚昆的存在。截止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杨尚昆一直都是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当然出席者。 从江泽民上台之初的中共对外报道中的领导人排名序列上,即可明显看出邓小平的这一用意。赵紫阳实际上已经下台至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杨尚昆与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共同露面的机会,杨尚昆的名字从来都是排在最前面,虽然他在党内的职务仅仅是个政治局委员。而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序列都是江泽民第一、杨尚昆第二,接下来才是李鹏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89年10月1日,党内众元老与党政军在位领导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举国欢庆”的那则新华社统一报道,所有出席者的排列顺序依次是: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杨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鹏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还排在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前面。 曾有一位任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士分析说,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看到,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鉴于杨尚昆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直到十四大召开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当然出席者,相信江泽民登基的那次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曾经就杨尚昆这一特殊地位有过一纸内部决议,就象十三届一中全会就邓小平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有一纸不对外公开的决议一样。 正因为如此,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当天,由新华社统一发稿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照片中,除了“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个人的单人照片,还特别配发一张集体合影。集体合影由七人组成,杨尚昆居中，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六个“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列杨尚昆两边,照片说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杨尚昆同志合影”。用在党报上发表领导人集体合影的形式对外表现照片中每个人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又是共产党政权的一大发明创造。自此,便开始了中共党史上杨尚昆代“太上皇”摄政的一段特殊时期。 江泽民刚刚上台时，接替还的只是赵紫阳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3个月后的1989年9月下旬，邓小平在家中再次召见政治局常委们时,着重讨论了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问题。谈到退的方式问题时,邓小平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同杨尚昆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可见,如此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当时都是先找杨尚昆商量好计策之后,才再向江泽民等政治局常委们交待的。 1989年10月,邓小平又同杨尚昆交待说: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好像还不至于马上去向马克思报道,但我不起带头作用不行。所以以后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你现在比过去的担子要重多了,希望你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带好下面的一班人。 如此交待完毕,邓府管家王瑞林才传旨将等候在外院的江泽民召进会客室。当邓小平向江泽民表示要他接任军委主席时,江泽民当即诚惶诚恐,再三表示推辞。邓小平说:要你干你就干,推辞的话不要再说。歉虚的话说两句也行,但也不要多说。你不要担心,我们这些老同志里,尚昆同志身体最好,他现在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是能为你把好这个关的。 由以上回顾内容可见，当时的江泽民虽然已经被邓小平捧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但实际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还不及在他之前的赵紫阳。“六四”事件之前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虽然是用党内“共识”的方式,讨论决定重大原则问题仍由小平同志拍板,甚至把小平同志必要时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这样的内容写进了内部决议,并由此决定了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时时处处都要听命于邓小平的政治差遣,随时都要看着“太上皇”的眼色行事,但当时杨尚昆的权力,仅仅限制在他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身份代邓小平主持军队工作的层面，并没有在邓小平和赵紫阳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间扮演他日后在邓小平和江泽民之间的那种“摄政王”角色。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决议后,江泽民在兼任军委主席的就职演说中,除了把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他江泽民在正式出任总书记职务的四中全会上表示过的一番谦虚再次复述一遍,再三强调“没有思想准备”,“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之外,更强调自己因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所以“一定要努力学习军事”。除此而外,还特别谦卑地表示：尚昆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担任军委副主席,杨白冰同志担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 五中全会开过10天后,江泽民的这番讲话被新华社发稿,以头版通栏形式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官方报刊上。当时,无论是对杨尚昆不怀恶感,还是对杨家将反感已久的党内各派,都对江泽民同意把自己的这番“谦虚”表白公之与众,感觉十分不可理解。特别是把杨白冰也抬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是令人感觉他江泽民完全是在自曝其短。自此,连中共内部人士都把邓小平向江泽民“交权”的这一戏剧化安排,形容成“太上皇向摄政王‘托孤’”。 回想六四镇压之前由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虽然同后来的江泽民上台之初一样,随时都要受到分别来自邓小平和陈云两方面的左右制衡,但当时他赵紫阳十分明白自己所兼任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完全是空有其名,所以在邓小平主动提醒他要过问一下军队工作时,他从来都是装傻充楞。 六四镇压之前笔者曾到一位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秘书家里坐客，该秘书透露说，挂名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从来没在一次军委会议上露面。 而到了江泽民登基之后,虽说很快就以党总书记名义兼挂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虚名,但因为此时的杨家兄弟在军中的实权甚至超越了赵紫阳时期(赵紫阳时期杨白冰的职务仅仅是总政主任),连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都时时有插不进手的感觉,更何况他一再自谦地表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的江泽民。 更不如赵紫阳的是,杨尚昆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时期除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偶然因为其国家主席的头衔进行一些纯仪礼性的外事应酬,对党、政系统的工作从来不干涉—-从当时的党内规矩角度,他也无权干涉。而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后,杨尚昆已经是在手握军权的同时,还要随时代太上皇干涉党务、政务。总而言之,江泽民初入中南海的那两、三年时间里,“儿皇帝”的日子还不如当年的赵紫阳过得相对简单、舒心。 当年海外开始所谓“邓后中国”大讨论中,也有人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把江泽民正式登基那一天定义为“江泽民时代的开始”。事实上连江泽民本人或许都不敢如此自诩。而要把华国锋倒台之后的中共党史详细划分的话,把胡耀邦倒台之前定义为邓小平实际主政时期;把赵紫阳出任总书记至“六四”事件这一段定义为邓小平垂帘听政时期;把“六四”镇压之后至中共十四大召开之日,定义为杨尚昆代邓小平摄政时期……,应该说最符合实际。 综上所述，从1989年6月下旬被正式宣布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他江泽民便开始了这种“太上皇”邓小平托孤,“摄政王”杨尚昆弄权的苦日子,忍气吞声三年多时间,一直熬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局面才彻底改观。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人事任免事项中爆出的最大“冷门”并不是胡锦涛的入选,而是杨家兄弟的权位一夜之间便从波峰跌落至谷底。而当时的邓小平之所以下决心牺牲杨家兄弟,当然是江泽民和李鹏告御状的结果。而江、李御状内容中最能够戳到邓小平痛处的一条,则是杨尚昆暗中对赵紫阳网开一面。 当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缺乏信心的邓小平,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去世之后,党内会有人在“六四”问题上对他进行政治鞭尸,所以在江、李拿出杨尚昆与赵紫阳之间“政治界线不清”的证据之后,怒不可遏。 把中共政权里当年的“倒杨”事件比喻成“狡兔死,走狗烹”,虽说从字面上对杨家兄弟有不敬之嫌,但性质上绝对是这么回事。而曾经不被江泽民所包容的乔石、田纪云、万里,包括李瑞环在十四大人事换届后的政治出路,无疑是邓小平的“高鸟尽,良弓藏”。 自1989年6月江泽民上台之始,如果上述人等全部在反改革恶浪声中随波逐流,他邓小平即使还能作出“九二南巡”举动,其“北伐”效果也会大大打一笔折扣。“九二南巡”之后,上述人等显然是高估了邓小平的政治觉悟,认为大家长这次是要决心恢复“六四”镇压之前的党内、国内政治生态。万万没想到“倒杨”之后江泽民、李鹏二人不但保住了各自的权位,而且还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夺走了乔石手中的政法、党纪乃至组织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主控权;借口两届副总理期满,依“法”令田纪云离开国务院;借口党的统战工作重要,给李瑞环一届全国政协主席,换走了他手中的舆论宣传领导权;万里更是被逼告老还乡。十四大之后,虽然乔石和李瑞环的政治局常委、田纪云的政治局委员都被保留,但因为新被分配的实际职务都是“二线”性质,与江泽民、李鹏抗衡的政治本钱皆被大大削弱。 总之,仍由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十四大高层人事安排的结果,并不是仅仅牺牲了“杨家将”。十四大之后的常委内部分工,政法、党纪乃至舆论宣传都归并到总书记一人手中,决定了江泽民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要想继续对他行使有效的权力制约,难度大大增加。自此，江泽民才开始成了中共政权党和军队的有名有实的最高领导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这是文革期间写大字报必须有的起手式，以毛语录来点题。现在中国防疫政策，从开始的清零到最近大转弯的松绑，都是毛伟大的预见，真的要了人命，可惜还没有要到党命。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似乎保住确诊者的命，至少中共没有公布死亡数字，所以称为习近平的英明政策。至于因为严格清零带来的次生灾害，害到其他疾病患者无法获救而死亡，或者长期被关因忧郁而轻生，倒是时有所闻。然而因为没有算在防疫的死亡帐上，所以清零的成绩“很大很大很大”，那些次生灾害“很小很小很小”（这些也是文革期间肯定毛伟大革命路线的用词）。因此习伟大的路线突然转弯，让人摸不着头脑。一般认为，因为民众受不了爆发白纸革命，习伟大只能让步。然而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共会在群众压力面前让步，不是批判斗争就是流血杀戮，这是中共党史证明过的。因此也有法国媒体认为前一阵习近平到印度尼西亚巴利与泰国曼谷出席国际会议时被感染，因为症状轻微很快痊愈，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再大张旗鼓清零而突然政策转弯。 原先为了宣传清零的必要性，把武汉肺炎描述得十分可怕，对流感化也不予承认，怀疑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如果不清零，中国将有几百、几千万人染疫死亡，从而强迫广大民众接受牢狱式的封控生活，房门甚至从外面钉死，完全违背消防政策。然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谁敢反对，就要谁的命。可是官逼民反，中共20大前有北京四通桥彭立发的造反，20大后新疆乌鲁木齐小区大楼大火，出了许多人命，遂在全国各地爆发白纸运动表达民众“尽在不言中”的抗议。这种“不在白纸中爆发，就在白纸中灭亡”的抗议形式，大概的确使习近平心虚，加上中国经济断崖式的下坠，大批人返贫，失业人口大增，中共藉发展经济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动摇，也没钱去收买其他国家来撑中国的霸主地位，才是迫使习近平政策转弯的真正原因。 然而政策转弯没有向民众好好解释，也没有逐渐适应的过渡期而突然180度大转弯，导致又有一些原先被愚的民众难以转弯，照样不敢出门，甚至不许子女上学。为此，中共媒体除了大肆宣传“新冠无害论”，还故意缩小确诊者数字。明明周围确诊人数大增，媒体却说大减，愈发引发民众的疑惑，到底政府在玩什么把戏？连习近平的御用文人，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很不以为然。结果清零时是“自己吓自己”，现在则是“自己骗自己”。党领导一切，就是这样领导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逐步理解。”（这是林副主席语录，也是文革常用句。） 其实根本问题就是中共治国，都是运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例如不论是个人卫生，还是集体卫生，都应该是常态式，但是1950年代开始就叫做“爱国卫生运动”。这次防疫，清零也搞群众运动，一刀切；一封锁就全部被封，一解封就全部放出来，完全不顾各地的不同条件。国外解封，是施打疫苗到达一定比例的程度，而且逐步解封，哪里是“一哄而起，一呼而散”？10条、20条相继而出，是政治局常委与国务院高高在上制定的，是奉习近平一念之间决定的。有没有计算解封后会有多少人染疫？有没有足够的药品与医疗设施？这些都心里没底。新领导人只知道顺习近平之意，旧领导人已经准备打包走人，却被榨取剩余价值，双方怎么可能合作讨论订好防疫政策？尤其解封这么大事，如何应对大批没有打过疫苗的民众，应对只打缺乏有效防疫力的中国疫苗的情况？ 中共靠打家劫舍取得政权，靠改革开放的外资发展经济，现在习近平以锁国应付疫情，怎能应付？就是当年的改革开放，由于迷信党的领导，所以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一放就是贪污、造假样样都来，一收就是一潭死水，经济滑坡。如今还是那个德性：清零一收，把大家关死，现在一放抢药抢医，天下大乱。然而不会乱到中央领导人的健保，所以个个长命百岁，老百姓许多可是无辜冤死，或排长队施打疫苗，排长队核酸检测，现在排长队买药看病，没死也是半死。看来全球的感冒药又要被中国抢光了，不是真不够，而是有人囤积，再有人倒卖。很快就会有假药出笼，而且是官商勾结，害死民众。 现在的混乱局面如何收拾，没人知道，连天子脚下的北京市也乱成一团，当然中南海除外。骗人骗到自己也不相信，于是以无法统计为名，每天确诊人数已经不公布了。以中共监控民众的无孔不入程度，会无法统计？只是无法掩饰自己的无能与乱象而已。紧接着是春运的到来，人口大流动与病毒大传染成正比，习近平与天时地利人和打对台，未来情况令人担忧。然而中共控制媒体与网络，一切都可以是“莺歌燕舞”。 习近平与中共不会下罪己诏，“伟光正”如何罪己？所有乱象、病人、死人，当然都是外国敌对势力的阴谋造成的。就如最近广东在抓白纸运动的参与者，公安的问话是“给你多少钱举白纸”？中国与印度边界已经发生武装冲突。利用爱国主义转移视线是中共的老套，只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明白。 （全文转自光传媒）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不久前在他的发迹之地上海与世长辞了。出乎很多人预料的是，他竟然也效仿周恩来、邓小平等“将自己的骨灰撒进了大海”。听上去冠冕堂皇。这难道真的是共产党所谓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理想归宿吗？如果是，那么接下来前党魁胡锦涛和现党魁习近平会不会跟随效仿？其他的中共党政要员也应该纷纷跟随效仿才对，毕竟他们都如周、邓、江自称是马恩列斯毛的传人，都自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套无神论和无产理论，不是吗？ 如果中共省部级的要员们拒绝效仿，绝非是他们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级别不够高，而是其他不便言明的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从探究中共高层官员们生活历史的冰山一角就能找到一些端倪。 俗话说“头顶三尺有神灵”，人所做的一切都无法逃出天数规则，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这样的古训或者天道规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而言似乎毫无约束价值，他们相信“谎言重复 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他们认为，只要掌握了权力就可以战天斗地篡改历史；他们认为因果循环、阴司报应是封建迷信。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者们作起恶来无所顾忌，毫无底线。 无论是周恩来前面亲自签字命令下属作恶害人，随后紧接着踏着节奏来到现场痛哭流涕地说：“同志们，我来晚了！”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邓小平面对成千上万要求惩治腐败的年轻学子和爱国市民，他竟然命令军队开着坦克冲上街头、广场，用机枪对着人民疯狂扫射…… 如果说周恩来的戏演得还能掩盖事实于一时的话，那么 八九“六四”的屠杀就无论如何也没有蒙混过关的可能性了。 江泽民踩着“六四”的鲜血上位，靠着对 八九学生的追杀得到了邓小平的信任。江泽民在暴力“计生”上于中国农村和部分城镇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他动用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信仰者，导致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中共当权者们的罪恶暴行无法掩盖，世人怎么可能忘记？！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 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红色江山必定会倒台，他们犯下的罪责，一定会遭到人民的清算。为了避免楚王被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下场发生在他们身上，与其留着骨灰被后人唾骂，还不如在红色江山未倒之时，趁早把自己挫骨扬灰以绝后耻。故此，为避免遭后人当众清算，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遗嘱身后毁尸灭迹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 对此，无论宣传机器怎样渲染美化，都无法改变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终在事实上死无葬身之地的事实。我坚信：“死无葬身之地”这句在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诅咒，绝非是共产党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内心理想的归宿和他们信仰的最高境界。看看当今红色皇帝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占地四万亩（相当于三分之一个香港岛）之大的陵园，究竟哪个是他们心中真正“理想”的去处？人人心知肚明。可是为什么至今无人能与其攀比？江泽民们除了死无葬身之地，难道还有其它选择吗？！ 就算习仲勋，这四万亩土地能永远归他占有吗？ 在网络时代，即使“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甘愿挫骨扬灰，中共党魁们的照片无法销毁，将来人民一定会把他们放在被告席上审判，他们将永远被世人钉在耻辱柱上。不幸的是，他们最终明白时，已上黄泉路。 中共后继者千万要引以为戒。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2月7日，中共当局发布防疫新十条，放弃动态清零，改为与病毒共存。 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也太急了。它一下子就把当局置于非常尴尬、非常狼狈的境地。 新华社赶快出来打圆场。就在12月7日这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在坚持中赢得战略主动——近三年来我国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述评。”文章说：“近三年来，病毒弱了，我们强了。以争分夺秒的加速度，提升应对疫情大考的能力，我们等来新冠病毒的致病力下降。” 这话明显不符合事实。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是三年后的今天才下降的吗？不，不是。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早就下降了，因此，世界各国都早就不搞严厉封控，都早就与病毒共存了——只除了中国。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中国一直拖到今天才放弃动态清零，才开始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因为今年要开二十大，习近平要在二十大实现三连任。防治疫情既然是他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因此他务必要在二十大上拿出一份漂亮的防疫成绩单，因此他决不允许疫情在二十大胜利闭幕前出现任何状况。 当局在9月8日公布了一套新的防疫要求，从9月10日中秋节一直到10月31日，实施强化疫情防控5项措施，即便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也要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等二十大开完，习近平顺利三连任。随后当局开始改变防疫政策。从10月31日起，部分地区发布通告，乘坐火车和飞机出行等不再需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紧接着，有关部门宣布，停止抗疫期间一直在使用的航空熔断机制。今后将不再对搭载超过一定数量新冠阳性病例的航班采取熔断机制，等等。接下来，当局又推出防疫二十条。只不过在这时，当局并没有放弃动态清零的口号。当局仍然坚称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因为当局不想把弯子转得太急。当局力图做出前后一贯，只是随着病毒毒性下降而逐渐放开的样子。殊不料白纸行动狂飙突起，当局被迫急转弯。当局本来想来个滑翔式软着陆，结果是一头栽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很难看。 诚然，迫使当局急转弯的因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也很重要，但主要是政治因素，是全国性的抗议行动。习近平发现，如果再不赶快改变，只怕抗议行动会越来越大，其政治性会越来越强，就算你强行打压，到头来还是要面对清零难以为继的局面，还是非改不行。这么一盘算，那还不如现在就改了吧。不错，等到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了才改变，已经晚了，已经很被动很难堪了，但更晚只会更被动更难堪。 有人把这次当局防疫政策急转弯比作当年文革期间的林彪九一三事件。两者确有相似之处。当专制者以一种前后一贯的方式强行实施他那套哪怕是十分恶劣的政策时，人们会出于敬畏交加的心理而不敢萌生异议；然而，一旦这位专制者自己遇到了前后矛盾、穿帮露馅、自打嘴巴的情况，事情就不一样了。在这时，人们无需乎依据别的标准而仍然沿用官方自己的标准，也足以发现那套体系出了漏洞不再灵光。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形象一落千丈。这次当局在防疫政策的急转弯，也导致习近平不可挑战的神话彻底破产。 对独裁者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在民意面前让步，因为它会长老百姓的志气，灭独裁者的威风。对独裁者来说，更糟糕的是让了步还要挨骂。于是有人说，中共搞动态清零你们骂，中共不搞动态清零了你们也骂。你们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对。我们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为什么中共搞动态清零我们要批评，不搞动态清零了我们也要批评？ 因为中共是做了不该做的，该做的又没做。 它不应该把力量都放在严防死守，防止感染上，而没有把力量放在增强国人免疫力，防治重症，减少死亡上。现在，当局放弃动态清零了，不该做的终于不再做了，但是该做的长期被耽误，到现在也没做好。我们为什么不该继续批评呢？既然造成这种宽严皆误的原因是在体制上，因此我们不但要继续批评，而且还要批评得更深入更有力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当局隆重追悼江泽民，规格和规模超过当年的邓小平。有人或说，当年邓小平追悼会有万人出席，江泽民追悼会五千人而已。但，考虑当下北京疫情深重的因素，习派不仅组织了五千人聚集的大型追悼会，而且纠集了五万人在通往八宝山的路上制造”追悼人潮”。后面这一出，是当年追悼邓小平所不曾有的景观。 超规格、超规模追悼江泽民的背景是，习近平的连任，遭到党内外的双重否定。党内否定，以二十大闭幕式的重大穿帮丑闻为标记：代表政治老人的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要求查对各派事先达成的中央委员会名单、竟遭习近平下令特工强行架离。党外否定，以轰动世界的中国白纸革命为标记：抗议民众、尤其年轻一代，不仅要求解除极端封控、结束极端清零，而且喊出时代最强音：“中国不要皇帝”、“反对终身制”、“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由此可见，习近平强求连任，不得人心，遭到党内和民间的普遍反对。党内反对他连任，他却霸王硬上弓，用尽各种手段 ，非要连任不可；民间反对他连任，他则暗中抓捕、报复，尤其针对白纸革命的抗争者。江泽民适时的死亡，仿佛给了习近平一个机会：借悼念江泽民，妆饰自己的权力。 这一点，从习近平所致的悼词内容及其篇幅比例分配也可以看出：表为推崇江泽民，实为宣传习近平自己。超规格、超规模追悼江泽民，习近平释放至少三重信息，或者说，流露出至少三重意图： 其一，他的权力有来源，所谓党内“合法性”。那就是，来源于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授予。江泽民隔代指定他接班，并对他大加栽培，才有了他今天的最高领导人地位。潜台词：尽管你们团派反对我的路线，团派之主胡锦涛反对我连任，但江泽民及江派支持我。换言之，习近平高调追悼江泽民，是要从江泽民名下寻求权力册封。从一个死人身上寻求权力册封，实在是习近平的无奈之举，甚至于，绝望之举。 其二，隆重追悼江泽民，试图遮掩或修补二十大与政治老人的冲突和裂痕，也试图掩饰或淡化习近平通过王小洪及其特勤局监控、软禁政治老人的惊悚剧（包括监视监控和变相软禁江泽民）。潜台词：谁说我不敬老？我并非不尊重老人！看看我给予江泽民的隆重追悼和隆重礼遇，政治老人在我心中是有地位的。只要你们不反对我，我就会继续保障你们的优厚待遇和礼遇，保障你们安享晚年。 其三，抬高江泽民，压低邓小平，褒江抑邓。暗示：习近平的极左路线、重新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沿自江泽民。习近平借此说穿：江泽民和李鹏原本有意恢复“社会主义正统”（1989至1992年），但却遭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老人邓小平“横加阻止”而被迫中断，这一中断就是二十年，直到习近平上台（2012年），才重新续上。习近平毫不掩饰且毫无顾忌地走上极左路线，在一定程度上，有公开为江泽民复仇之意，报1992年邓小平南巡痛批江泽民不改革、几乎罢黜江泽民之仇。 褒江抑邓，捧江贬邓，习近平还有一层心思：江泽民走后，尚有两任总书记在世，胡锦涛和习近平，前者由邓小平隔代指定，后者由江泽民隔代指定，故而，胡锦涛继承的是邓路线，即改革开放路线；习近平继承的是江路线，即回归左倾路线。若按照习派最新定调，江泽民高于邓小平，逻辑地，习近平就高于胡锦涛。 然而，经由超规格、超规模追悼江泽民，习近平达到他的三重意图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江泽民指定习近平隔代接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江泽民未必同意习近平连任，大概率地，更不可能同意他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习近平为江泽民举办空前隆重的葬礼，想给民间或外界制造江泽民同意他连任、同意他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的印象或错觉。然而，江泽民身死，死无对证，谁信？ 其二，超高规格悼念江泽民，根本无法缓解与众多政治老人的紧张关系，也无法抹去二十大留下的重大政治阴影；而人为夸大的追悼场面、极不自然的追悼气氛，足以让非江派的政治老人不满、又足以让江派政治老人哭笑不得；造成更多伤害的是：由习家军把控的党媒党报，对出席追悼会的政治老人只字不提（仅在头天的告别遗体场面提到胡锦涛），仿佛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影子人，开创了习班子集体羞辱政治老人的恶劣先例。 其三，褒江抑邓，是习近平的主观愿望，却无法激起任何共鸣。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尽皆知，就历史地位而言，江泽民远不能比肩、更远不可能超越邓小平。习近平捧江贬邓，徒劳而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习近平所致悼词中把从江泽民从1989年6月开始的13年“领导核心”经历大吹特吹，但事实上直到中共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身受邓小平、陈云以及杨尚昆兄弟三重制约的江泽民并不比此前胡耀邦当总书记时的“儿皇帝“日子好过。 比较之后，笔者发现习近平为江泽民所致的悼词中有许多处此前陆续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及《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两篇长文中没有出现过的内容，比如“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严重时刻，可谓临危受命。江泽民同志坚定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临危受命“的形容到也符合当时的情境。2009年4月23日，退休的江泽民到访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时曾信口回顾： （当年）我绝对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了，所以邓小平同志跟我讲话，说“中央都决定啦，你来当总书记”，我说另请高明吧！ 我实在我也不是谦虚，我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到北京来了呢？ 至于习近平悼词中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的表态虽然确有其事，但那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标志着他江泽民总算坐稳了屁股底下的总书记宝座之后的事情。 话说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北京城里的血腥场面而告结束,对整个共产党政权来讲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当年的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结论肯定是截然相反。但对江泽民个人来讲,他毫无疑问是“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在1989年的学潮镇压事件决策过程中,李鹏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无需赘述。但随着赵紫阳、胡启立等人的下台,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式组成，人们才突然发现李鹏虽然在“六四”镇压决策的形成过程中押进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赌注,并成功地借此机会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赵紫阳,但此后邓小平及其他幕后政治元老却没有根据“论功行赏”的常理,让他李鹏接替赵紫阳的职务。 而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包括一些在“六四”镇压和事后政治清查过程中惨遭迫害的政治异己分子,都已开始称赞邓小平的“明智”,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对“六四”镇压的仇恨完全集中到李鹏一人身上。害得李鹏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子女和亲信之口,对外解释他李鹏并无调兵之权。言下之意,让他李鹏一人承担“六四”镇压责任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李鹏当年自认为自己也将会在打翻赵紫阳后便成功地取而代之,没有想到在他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后也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歧山的岳父姚依林在付出了召至千夫所指的沉重政治代价之后,在邓小平那里并非得到应有的政治补偿。好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邓小平犹豫再三还是让他李鹏继续保持了一届总理职务,而姚依林干脆就被邓小平逼出政坛,回家当了寓公。如此不“公平”的政治现实令姚依林恶气难咽、悲愤满腔,终于过早离开了人世(与邓小平和陈云等政治元老的存世时间相比,姚依林的死期至少应该推后十五年)。 所以,当时的北京人说李鹏为“六四”镇压当了“冤大头”,并不是说他在这场镇压的决策过程中的表现情有可原,而是讽剌他的政治低能,虽有足够的勇气为一场血腥镇压行动冲锋陷阵,却没有足够的智谋角逐领导核心的职位;更没有足够的胆量向邓小平等人要求“论功行赏”。 1989年的六四镇压之前，当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带动起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全民经商大潮时,不知是谁人率先发明,把国家职工,特别是国家机关干部毅然辞去“大锅饭”公职到商海里弄潮称之为“下海”。如今,对岸的台湾同胞对这种说法听得时间长了,也已经见怪不怪。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许多到中国大陆的台商确实曾经对此目瞪口呆,因为在台湾早已经习惯把良家妇女因为生活所迫坠入风尘称之为“下海”。曾有一个台商回忆说,当年他初到大陆,常常听一些党政官员以非常羡慕或嫉妒的口吻议论某某人已经“下海”,感觉十分奇怪。再听到关于许多高级干部子女,甚至邓小平的家人都已经“下海”,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不至于吧?” 这些台胞们当年更不知道的是,当时北京的政治圈子里,居然把进入中南海决策核心也称之为“下海”。若形容某人背景通天,就会说此人“下海如履平地”,意思是此人是随时出入中南海的本事。沿此习惯,无论是中南海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些私下里以针贬台前领导人为乐的政治元老子女们,当时一提起江泽民刚刚坐上总书记宝座的那段时间,便用“下海之初,毫无信心”形容。 据“六四”事件前在上海市委接近江泽民的人士回忆: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江泽民被中央派专机接去北京后,上海市委一班人都还自作聪明地分析,一定是因为北京方面事态紧急,接江泽民去参加政治局会议而已。 “六四”枪声刚过,上海市委在接到的一份部署对北京“平暴”必须统一宣传口径的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上,除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而外,还赫然落有江泽民的签名。但当时江泽民的名字是排在上述人等之后。据此，当时的上海市委又有人自作聪明地分析:看来胡启立和芮杏文两人中至少有一人会因为“反对动乱不利”而“中箭落马”。既然中央十分肯定上海市委对导报事件处理得果断、及时,那么江泽民无疑是因此政绩而上调北京主管意识形态。此分析被转达给江泽民夫人王冶坪女士后,目击者用“如五雷击顶”描述当时王冶坪的表情。 既然江夫人对丈夫进京主管意识形态都认为是“大祸临头”,那么在听到邓小平在“‘六四’屠夫”的一片叫骂声中居然把自己的夫君拉去作赵紫阳替身的消息,第一反应恐怕不会是“夫贵妻荣”。 事实上从1989年5月底底进京被邓小平召见,到正式登基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江泽民不但拒绝接家眷进京,自己也要求中央办公厅暂时不要给他正式安排住房。登基后的开始几个月里,江泽民除了外出开会、巡视,平时一天24小时都不离开中南海勤政殿的书记处办公室。勤政殿的书记处办公地点面积不大,除了秘书、勤杂人员的用房外,每个书记处书记都有单独的一所套间,里间办公,外间会客。唯独原来给胡耀邦用的一套办公室面积最大、设备最全,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供休息用的套间。胡耀邦主政年代,因为工作忙顾不上回家时常常就便住在这里。从1989年5月底开始,过去的胡耀邦为自己设计的这个小天地被江泽民占领,白天在此办公,晚上就睡在这里。 在家眷没有进京前,结发妻子王冶坪最知丈夫此时的苦恼和压力,特别要求上海市委办公厅将刚买不久的一台聂耳牌立式钢琴运到江泽民处,以供他在夜深人静之时一人独奏,排遣心头的不知所措。何以解忧？唯有钢琴！被当时的中南海工作人员形容成勤政殿里的“夜半琴声“！ “六四”镇压的枪声刚刚平息,江泽民还没有正式登基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家里召见了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以及杨尚昆、万里等人,谦虚地表示:“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世界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的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 邓小平这里说的“并不算很成功”的所谓“过去的那种办法”,自然是指中共党十三大之后党内专门作出决议由他垂帘听政的办法。十三大之前,邓小平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的一把手,但他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三重身份,出席党的最高决策会议合理合法。而且当时所有政治局成员随时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只要他在某一问题上表态,无人敢不随声唱和,故在表面上绝对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掌声中从自己政治局委员的座位上走到过去赵紫阳坐的地方,张嘴冒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必要的谦虚之外,对自己当时的心理压力之大,似乎并不想掩饰。与其说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对挽救政权颓势实在没有多大信心。 上台之后,江泽民自己如何看待“六四”镇压的惨烈结局给中共政权执政合法性带带来的巨大损害当然不能轻言与外人,但从他的就职演说中,把自己登基的那一时刻形容成“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会相信这纯粹是在舒发“临危受命”的光荣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 “六四”镇压过后,整个中国万马齐喑,整个世界千夫所指。而在北京城里,人们的牢骚、愤怨祗能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发泄。当时流行的一则政治笑话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和李瑞环四人在北京夜查民情时误入一家卡拉OK歌厅,面对歌厅主人的盛情相邀,四位首长在流行歌曲目录上各点了一首“你最喜爱的歌”。杨尚昆先点一首《我想有个家》,李鹏接点一首《我不是个坏小孩》,李瑞环点了《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轮到总书记“钦点”时,一首《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最能表达这位“儿皇帝”此时心情的酸楚。 这四首歌是当时中国大陆青年人中谁都能哼出两句的流行名曲,给杨尚昆安上《我想有个家》,是因为此时杨尚昆已经丧偶;《我不是个坏小孩》安给李鹏,是讽剌他因为“六四”镇压而成为千夫所指;李瑞环木匠出身,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相比才疏学浅,但当时却显得相对开明,故让他说明自己“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而江泽民的“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更是形象地讽剌了江泽民日夜担心自己是否会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同样下场。自称从小喜好古典诗词的江泽民到此才真正体会出何谓“高处不胜寒”。 这一切都说明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其心境并不仅仅是象他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所表白的,“没有思想准备”,而是对挽救政权颓势根本没有信心。 当时,北京还有一则政治笑话说的是:某一日江泽民、李鹏、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路遇一驴挡道。邓小平要求此三人设法将驴轰走,杨尚昆和李鹏轮番向驴子大吼:“再不走开小平同志要派戒严部队了”。驴子置若罔闻。大家目光集中到江泽民身上,只见江泽民不紧不慢地走到驴子身边附耳低语几句,驴子抬腿就跑。 于是,邓小平好奇地问道:“你同那驴子说什么竟把它吓成那个样子?”江泽民答曰:“我只是告诉它,‘如果你再不走,小平同志就要选你当下届总书记了’。” 这则讽剌笑话虽有点刻薄,但依江泽民当时的心境,那种在邓小平、陈云等超级政治元老面前“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多说半句话”,在杨家兄弟面前随时都要听命摆布的“一国之君”,当得也实在有些窝囊。 “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句话出自《左传.僖公五年》,说的是春秋时晋国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对晋献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门”,深感无所适从。而从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这两年半时间内的江泽民,说起来也是“一国之君”,身居党、军最高权位,但事实上却同样处于“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宫元老陈云、右宫元老邓小平,外加当时实际掌控军队的“摄政王”杨尚昆及他的兄弟。 日后世人虽然都将他江泽民作为“邓小平的接班人”看待,但,事实上在江泽民步入中南海之前的仕途经历中,陈云对他的影响甚至大于邓小平。虽然江泽民在论及自己从政经历时,特别是在强调自己接班的合法性时,从不忘记自己曾经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已经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八九“六四”以后邓小平自己亲自动手将胡耀邦、赵紫阳帮他苦心经营的党内改革派阵营几乎一网打尽,让江泽民怎幺可能不心有余悸?所以,在初入中南海的头几年里,江泽民在思想和组织路线上大都依重党内保守力量,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对赵紫阳大力纠偏,客观上讲,也确实有他不得已的一面。这也是邓小平在1992年十四大之前只是通过南巡讲话的形式在方针政策上逼迫江泽民就范,但却没搞组织上换马的原因。 在那些年里陈云虽然确实给了江泽民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以至于江泽民在陈云去世之后,始终念念不望陈云的恩德,一再回顾陈云同志生前如何强调“首先要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但事后回顾起来,他江泽民在陈云面前也和在邓小平那里一样， 同样也怀有“儿皇帝不好当”的沉闷和苦衷。一直到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终于坐稳了中共总书记宝座的最重要标志有二，一是邓小平同意把安插在江泽民身边的“摄政王”杨尚昆和杨白冰逐出中央军委；二是以陈云为首、薄一波为辅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被宣布解散。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