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HYPEN粉丝Mina直播中不幸离世！生前曾遭网暴
2026 年 8 月 9 日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终于在11月30日病逝。之所以说“终于”，是因为他的死讯传过多次，尤其是2011年那次，由中资的香港亚洲电视率先独家报导，因为老板王征来自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之父”盛宣怀的曾孙，母亲王云飞是江泽民妻子王冶坪的堂姊妹，这个背景令许多人深信不疑。但后来江泽民复活，死去的责任全推给亚视的下属。估计这个乌龙事件是江泽民的确已经一只脚踏入地狱，然而中共对其领导人不惜代价的令其“万寿无疆”而从地狱门口折返，从此又苟活了十多年。如今已经不是胡锦涛时代而是习近平时代，抢救过气领导人的神奇技术也许弱化，江泽民不得不死。而中共20大前夕10月初江泽民诡异生日照的流出，与这次江泽民之死是否有关？ 江泽民一死，也许“习江斗争”的不时流言可以告一段落，也让习近平对“反革命复辟”放下了心，然而以江泽民晚年的半痴呆状态，他还能在中共政坛发挥什么作用吗？防曾庆红可能胜过防江。因为曾庆红曾经是红二代的大阿哥，也是最后提拔习近平而被习近平反噬的人。不过都到了耄耋之年，还能做什么？ 接下来的好戏却是习近平如何为江泽民办后事。被习近平整的死去活来的江泽民，在死后却被习近平捧到天上，因为这种虚伪而仍然相信习近平中共的话，或者还为习近平说好话的，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巨骗。 江泽民去世的当天，习近平在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会谈时，就首先表示沉痛悼念江泽民，将化悲痛为力量，按照中共二十大的部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不但反江泽民个人，还反江泽民路线，而他的悲痛转化成的力量竟然是进一步推动反击江泽民、胡锦涛的中共20大路线。消费死人，莫此为甚。如果江泽民没死，也该活活气死。 丧礼的规格像毛泽东、邓小平看齐且不必说，那可以是“礼仪”，而把江泽民像蟾蜍那样摆在玻璃棺里供人膜拜更是突兀，是想吸引民众目光转移话题吗？ 关键还在于讣告中如何评价江泽民。讣文称江泽民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这要说多肉麻就有多肉麻。别的阿谀之词且不说，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令人啼笑皆非。从纯理论来说，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开国元勋”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改朝换代的中国式流寇，只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毛泽东还要背诵几句给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听；邓小平连这个水平都没有，所以禁止讨论“姓社姓资”；而到了江泽民干脆喊出“闷声大发财”，邓小平、李鹏、王震家族带头，江泽民家族紧跟，因此资本家可以入党，党员可以成为资本家，这哪里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习气？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如果这叫马克思主义，那么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叫做反马克思主义？当然，如果认为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根本是假的，那么他们就只是假的不同程度而已。 然而如果要真正还原真面目，应该说，江泽民是中共领导人当中的异类。他是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唯一受过西方完整教育的领导人，也是受过“民国教育”的领导人。所以他能英文背诵美国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他也能唱中华民国国歌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他还是多才多艺者，会说数国语言，还会弹奏钢琴等多种乐器。他宴请世界三大男高音，与他们高唱《我的太阳》（O Sole Mio），他还曾表示喜欢美国黑人民歌、福斯特的《故乡的亲人》（ Old Folks At Home）。他去参观莫扎特故乡萨尔斯堡时，居然不顾规矩坐下去弹奏仅供参观的莫扎特使用过的钢琴，使在场的奥地利总统十分尴尬。然而他弹奏的不是莫扎特《费加罗的咏叹调》，而是中国红歌、歌颂两把菜刀起家的土匪贺龙的《洪湖水，浪打浪》。也正是这个矛盾，使江泽民明明喜欢西方文化艺术，却反对和平演变，反对思想“西化”。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就在暗示西方文化就是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中共要奉行的，也是自己家族与党羽闷声大发财的理论根据，却又无法明说而被写入党章、宪法显得不伦不类。这就像习近平走回文革却还赞扬江泽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不伦不类。 中共20大与江泽民的逝世，似乎象征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束与闭关锁国、贫穷社会主义时代的再开始。然而上述的种种矛盾仍然存在无法解决。这显示了没有理念只有急功近利的中共，在这种矛盾下还能混多久？ 如果说“亲美”的话，邓小平是假亲美，骨子里仍是中共土包子的反帝排外；江泽民是真亲美，西方文化渗透到他的细胞里，然而他身在中共这个庞大的绞肉机器里，需要自保；不但要支持六四对学生的屠杀，还要在1995年发动对台湾的军事演习而打破“和平统一”的诺言，还在1999年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对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的偷抢拐骗也是在他这个时候大规模兴起。然而与现在习近平公然称帝与战狼外交相比，却又显得江泽民“文明”一些。 历史无法假设，然而假设恢复终身制的是江泽民而不是习近平，他的“三个代表”后来会怎样发展，中国会完全走入“裙带资本主义”而与封建王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隔绝吗？个人或派系的力量能够像苏共那样冲破中共这个体制吗？中国的民众能够与苏联的民众那样冲破保守势力而支持改革吗？ （全文转自光传媒）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如今可能前所未有地感到沮丧。尽管他顺利获得总书记第三任期，并且借疫情后的外交秀在国际社会风光了一把，但他的真实危机在国内，而且挑战存在于他十分看重的年轻一代。 习近平被喊“下台” 向国际政要吐苦水？ 与世界各国温和处理新冠疫情不同，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极端、暴力的清零防疫，引发的人道灾难一个接一个，中国人真的忍无可忍了。 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因疫情封控致严重伤亡，自26日起，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南京等几个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全国近百所高校大学生参与抗议。人们举白纸悼念新疆火灾死难者，反对疫情封控措施，上海抗议者更集体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官方除了抓人、封网、查手机等维稳动作，还释放一些愿意放宽防疫措施的信号，但没有任何对这场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的直接回应。 12月1日，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晤。《南华早报》12月2日报导说，习近平向米歇尔解释了为什么最近中国会有抗议，“他声称在疫情流行三年后遇到了问题，大学里的学生或青少年感到沮丧”。 这是习近平首次谈到“白纸运动”，尽管只是通过大外宣媒体报导出来。按此报导，习强调了年轻人的沮丧，但他强调人们不满的是疫情，避开了人们对清零政策这一恶政的批评，也回避了人们举起的白纸背后，涉及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诉求，包括要共产党和习下台。 笔者认为，抗议的学生根本就是愤怒，而真正感到沮丧的可能是习近平本人。习被满朝文武捧晕了，一直以为人民都拥戴他，以为年轻人都喜欢他。但这次似乎收到了实料，有人在喊他下台。清零政策骑虎难下，令习前所未有地沮丧。 而进一步令习感到沮丧的是，中共历来重视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洗脑，在习上台后又得到加强，如今看来洗脑成果不堪一击。 年轻人的觉醒对应中共洗脑术的破产 在最近这波白纸运动中，成都一名女生在演讲中质问中共：“中国共产党是黑社会吗？为什么不让人们说实话？为什么？” 女生说：“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其它国家会说我们中国没有人权，我在2022年才体会到，这个时候才体会到我们真的没有。” 这位女生点明自己的思想转折点，正是中共推行的清零防疫政策令她觉醒。之前，她应该是相信了中共所宣传的“江山就是人民”之类谎言。 海外多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近日也声援中国国内抗议，纪念新疆死难者，要求给中国人民自由。他们有些原来也是支持中共的小粉红。 参与抗议的中国留学生，许多人都戴著口罩，但也有露脸者。他们带上写著“中共是纳粹”、“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标语，将中共五星旗等同于纳粹时期的标志，以及呼应先前四通桥抗议横幅上的“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内容。 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等海外中文媒体，最近采访了许多在海外参与声援白纸运动的中国留学生。 其中，在英国留学三年的伊芙琳表示，在“四通桥勇士”彭载舟（本名彭立发）在北京街头挂起“要自由、要尊严”横幅后，她决定起来行动。 伊芙琳还说，从前她总以为中国留学生中，“小粉红”占的比例较多，然而自从四通桥事件后，她看到不少留学生开始转变，更多以往沉默不语的留学生不再惶恐。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实名露脸声援中国”白纸运动”的王涵，今年25岁，他说，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和武汉疫情爆发时方斌等人曝光的当地惨景，促使他立志参加社会运动。 这些留学生的思想变化，基本上是因为经历这些事件的冲击和洗礼：香港反送中、铁链女事件、上海封城、四通桥事件、中共清零的贵州转运大巴翻车、新疆大火封控下的死亡…… 今年5月，一位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曾对大纪元表示，经过铁链女事件，再到2022年上海封城，现在九成的上海大学生都清醒了。 共产党并非一般的政党，对党徒以及一般民众的洗脑都是邪教式的强制做法，手段或硬或软。在旧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多时之后，如今这套邪教洗脑内容换上了习近平思想的新包装，号称“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中共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省市、高校内建立了10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这种所谓的研究中心，到目前已至少18个。 2020年秋季学期，37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高校，全面开设习近平思想概论课。 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当局大力推行红色教育，小学生开学式上就要上党史课，中学生加强封闭式的洗脑军训。对于高校学生，习近平亲自上阵，在清华大学放话，提出要大学生“又红又专”。这一用词令人想到毛泽东时代。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周慧琳去年4月22日在中宣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重点抓住党员领导干部和年轻人这两个关键人群，强调党史教育要做到“入脑入心”。“入脑入心”听起来就很恐怖，也只有邪教才会这样做。 习近平去年5月在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要求青年团要“培养和发展党员，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还呼吁共青团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中共的洗脑教育下，的确有部分中国年轻人对中共政权实力盲目自信，对西方人怀有敌意，他们被称为“小粉红”——在网际网路为中共站台的年轻民族主义者。 但人的天性是热爱自由的，中共“墙国”的孩子们一旦接触到外界，了解到历史真相，接受普世价值，中共洗脑的成果会瞬间崩塌。 身处国内或海外的小粉红，随著时局变化而觉醒的动向，令当局深感不安和恐惧。 那些中共眼中的年轻“反贼” 近几年，中共对年轻一代的洗脑术破产，具体实例已有许多： 参与撰写新疆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报告的澳籍华裔前记者许秀中，她被中共媒体形容是“极端反华败类”。不过，大学二年级才到澳洲留学的许秀中就指，自己曾是民族主义者，但在澳洲亲身采访过受迫害的中国人，令她反思自己的立场。 流亡欧洲的中国青年王靖渝，因在微博发帖质疑中共官方有关中印边境阵亡士兵的说法，被中共跨境追逃。他在声明中说，不希望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家。他说中共的教育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编造事实，坑蒙拐骗，“这个邪党，迟早会亡”。 2019年3月，来自中国山东的台南嘉南药理大学21岁陆生李家宝说，他们从上学到考研过程中，都要考政治。“共产党说的都是假的！”“当我初入社会之后，发现这个社会并不像共产党在学校里描述的那样，内心里对共产党厌恶透顶。” 华人女导演赵婷，1982年在北京出生，十几岁赴英国伦敦。她凭电影《无依之地》成功获得2021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中共为自己贴金，称赵婷是“中国的骄傲”。但赵早年对一家电影杂志说：“我在中国长大，那是个遍地谎言的国家。我小时候得到的信息，后来发现都是假的，并让我变得很叛逆。” 这几年还有太多的案例，难以收集。而这次中国反清零抗议的国内大学生人群，以及海外参与声援的中国留学生人群，集合了众多中共眼中的“反贼”，这是最新的中共洗脑术破产的明证。 中共瞄准更小一代 但历史还会给它时间吗？ 可能因为受到部分年轻人觉醒的冲击，中共也感到现在大学生难控制，早已瞄准更小的一代。中共中央去年罕见发布官方文件，要求少年儿童要“听党话、跟党走”。上海市教委去年发布的《2021课程计画》规定，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变成中小学生必修课，而且还要学习“习思想”学生读本。 英媒《金融时报》去年报导称，从幼儿园到高中等教育机构，在按照高层指示，积极招收马克思主义专业的毕业生，教导年仅10岁的学生学习习近平思想。 当局又下令设立中小学课外读物12条负面清单，所谓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污蔑、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英模人物，以及涉及宗教的都要清理。 但是习近平可能来不及了，因为中共暴政的命本身也长不了，其内政外交危机，已经到达临界点。 另外，中共也低估了中国人未曾消失的内心善的力量。尽管经历文革大革命和六四屠杀，以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打压运动，在新一轮以动态清零为名义的全民迫害性运动中，许多人一度麻木、无奈，海外观察也对中国的未来感悲观。但是最近的白纸运动，那些高校学生的正义感和勇气、行动，令人们感到鼓舞。 参与抗议的年轻人正在遭受中共的打压，多人传出失联，他们需要海内外继续关注和声援。但无论接下来白纸运动能坚持多长，中共对中国年轻人洗脑的破产，注定这个专制政权倒台的大戏已揭开了帷幕。 （※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对江泽民的身后评之高，丝毫不亚于25年前江泽民主持的对邓小平的盖棺定论。但那份《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中对江泽民主动退出领导岗位的高风亮节之赞，似乎句句都是在打脸习近平。 以96岁高龄去世的江泽民是中共政权结束老人政治之后的第一位名符其实的党政军一把手，所以习近平为他施以国葬理所当然，但显然是事先早已经准备好的那份盖棺定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对江泽民的评价之高，以及彭丽媛将军亲自陪同习近平偕文武百官在北京机场为江泽民迎灵的哀荣之倍、规格之高，还是令笔者感觉有些吃惊。因为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从比肩毛、邓到自诩毛氏真传，给外界以彻底忽视了他与邓之间的江与胡的强烈感觉，再加上一个多月前刚刚发生的二十大全体大会会场上把前总书记胡锦涛强行驱离的惊恐场面仍还历历在目，就更让笔者预料他习近平无论对江泽民还是对胡锦涛的迟早都要发生的去世采取尽可能敷衍的态度，没成想他还亲自带上彭丽媛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北京机场鞠躬90度为江泽民迎灵。更没成想他对江泽民的身后评价丝毫也不亚于25年前江泽民对邓小平的盖棺定论。 众所周知，江泽民是中共政权册封的所谓“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该称谓源自于邓小平1986年6月16日在家中召见江泽民、李鹏等人的“政治交待”。 邓小平当时的原话是：“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这无疑就是对江泽民丧事办理规格的最原始依据。 在中共政权的执政史上，于江泽民之前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正式公布领导人去世的消息只发生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去世之时。现如今习近平安排江泽民比肩毛、邓，具体到总体评价的部分，大都是照抄了25年前江泽民为邓小平的去世发表的那份《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对应段落。 25年前江泽民主持的给邓小平的身后评价是：“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25年后习近平主持的给江泽民的盖棺定论是：“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对比之后便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在大部分雷同的前提下，关键的不同之处是没有出现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说法。而现如今在为江泽民发表的《告……书》中正式明确他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由此而引发了的问题是：那日后给胡锦涛的《告……书》中该怎么写呢？ 我们都知道胡锦涛无论是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接替了江泽民总书记职务之后还是于2004年接替了江泽民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之后，一直都没有像之前的江泽民那样被党内称之为“核心”。 郑永年先生6年前曾有文章分析道：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六大之后改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一方面延续了这个提法，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但少了“领导集体”的概念。现在看来，十六大没有确立胡锦涛为执政团队的“核心”，非常欠缺考量，甚至有很大缺陷。当时的情况是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因此特别强调“领导集体”，但对党内民主和领导核心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制度设计跟不上，不能在领导核心和党内民主之间实现制度平衡。结果，党内民主发展了，但权力核心不见了。没有权力核心，党内民主很快就演变成为顶层“分封制”，政治局常委“一人一块领地”，权力过度分散和制衡。结果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郑永年先生的这一分析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传达了王沪宁等人的真实想法，也是为胡锦涛之后的习近平为什么重新自封“领导核心”的诠释。但也为日后习近平如何盖棺定论胡锦涛留下了难题。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之后，外界有所谓中共“第四代”的说法，但中共政权自己没有如此界定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所谓“代际”。习近平上台之后，所谓“第五代”的说法即使在海外政评界也只是被零星使用过。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江泽民和习近平这两个“领导核心”之间的胡锦涛到底算什么？ 当年邓小平在自称自己是第二代核心时说过，他和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之间的那个党主席华国锋算不上一代，因为他华国锋“没有自己的东西”。 如今眼看习近平对“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已经给以了极高的身后肯定，那么日后他习近平在评价自己与“江核心”之间的胡锦涛时，是不是会效仿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轻蔑态度呢？此其一。 其二，只要他习近平还在台上，相信总有一天也会发生的日后对胡锦涛的后事处理表面上仍然还会出现中共执政史上的第四份《告……书》，但内容中的具体评价不会令他胡锦涛比肩邓、江，更不会把他胡锦涛形容成为“第四代”的什么什么。 当然，无论是25年前江泽民对邓小平的身后评价还是如今的习近平对江泽民的盖棺论定，都没有说他们是什么“思想家，战略家”，因为这是习近平留给未来的自己用的。 在为江泽民的盖棺定论中，还有一处令笔者颇感意外的内容就是毫不隐讳对江泽民主动退休的大力称赞。内容是：“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为了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为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他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党中央同意了江泽民同志的请求。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留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全力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尽心尽力履行党中央交付他的职责。二〇〇四年，江泽民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 这一段描述，也是对应着25年前江泽民对邓小平主动退休的高风亮节的夸赞。当时的那段原文是：“邓小平同志早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本人几次恳切地表达了退休的愿望。党的十三大决定同意他不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决定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邓小平同志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读罢如上内容，人们不禁会说，相比第二代领导核心和第三领导核心的主动交班，对如今习近平的所作所为该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试想，面对习近平当局对全中国人民实施了最严格、最疯狂的通信监控，想出了人手一张白纸表达无声抗议主意的中国人，如今也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手机微信里张贴夸赞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告……书》内容，监管机构该如何应对？ 江泽民去世的第二天，中共大外宣，原多维新闻网在香港的分支《 香港01》适时发表了一篇颇耐人寻味的评论文章《当人们缅怀江泽民时 究竟在怀念什么？》。文中说：“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节点去世，像极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因为就在几天前，上海街头爆发了罕见的反封控抗议活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愤怒与不满，而江泽民逝世的次日，即是武汉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三周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三年后的今天，面对内外挑战，虽然决策层信心满满，也做好了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的准备，但民众层面，群情不安的情绪却在各个阶层蔓延。人们的普遍困惑在于：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当江泽民时代致力于推动的党的正规化、制度化、现代化中断，当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停滞下来，当社会和舆论的空间一再被限缩，人们还可以继续抱有对中国的期待吗？” 笔者相信很多中共体制外的人士都不会认同如上这篇大外宣评论文章中对江泽民的褒扬，但必须承认的是，该文是在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习近平。大外宣的文章能够如此露骨地表达对习近平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足以证明习近平的种种劣行已经在中共体制内强发了强烈反弹。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上大外宣评论文章中中所说的“当江泽民时代致力于推动的党的正规化、制度化、现代化中断”，指的就是习近平复辟了毛泽东时代的最高领导人物终身制。 话说2004年9月19日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终于完成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军委主席职务的交接。本人不是十六届中央委员，当然也不是本届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成员的江泽民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只是仿效当年的邓小平，在中央全会结束之后到场接见了全体与会者。 该四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江泽民和胡锦涛双双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江泽民说：昨天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同意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决定由锦涛同志挑起这副担子。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出发，我就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退出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六大上，我把总书记的班交了；在2003年的人大会议上，我把国家主席的班交了。当时，中央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自那时以来，我一直期望着在适当时候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有利于党和军队事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继而，胡锦涛在讲话中说：江主席作出这个（交班的）重大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为我们党、国家、军队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江主席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而这个所谓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五年一届，十年一代。十年一代的意思就是，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党内职务都只能连任两届；以及最高任职年龄限制等。所谓的“七上八下”，就是这段时间内形成高层人事更替的潜规则。 现如今呢，习近平在完成了10年两届的任期之后，新华社居然代他大言不惭地声称：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证明了）要确保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长期稳定—-由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考验、斗争历练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继续掌舵领航。 江泽民去世之前如果神智都还清醒的话，真不知对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会做何感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2022年11月26日开始的遍布中共沦陷区的反对“清零封控”的抗议行动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上海人民喊出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得到在场民众毫不迟疑地齐声附和，凝聚了“全国人民苦共久矣”的共同感受与高度认同。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沦陷区问题的总根源，确实切中要害。这不仅标志着沦陷区人民的认识跨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也意味着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后中共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将走向公开化，必须直面，无法回避或者“模糊处理”。 事实上，不仅是在上海，与此同时在其他省份地区抗议者也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不要独裁要民主”、“不作奴才作公民”、“不要核酸要自由”、“救中国，反独裁”、“不要皇帝要选票”等等振聋发聩的口号。从这些口号和抗议者呼喊“马克思、恩格斯才是境外势力！新疆大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贵州大巴车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现在是境内势力不让我们聚集!”强有力地反击中共害民贼试图利用“境外势力”煽动民族仇恨的惯用无理说辞言论中，我们看到了中共暴政多年来的洗脑宣传和信息封锁的失败。这个结果不仅是国民认知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提高了自由世界人们对沦陷区人民真实认知的认知。毕竟之前，他们若不能直接接触到中国人民，仅仅从被中共审查过而剩下的网上支持中共的信息作判断，很容易被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 对此我们要看到：为了公开说几句话而坐牢几年几月“得不偿失”的背后原因。之前，沈从文对沦陷区社会的看法一语道尽本质：“哪有什么民族劣根性，都是无良的社会制度逼的。” 尽管这次抗议规模空前，实属33年来的首次，可是在看到它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所在，很多中小城市的人们仍在无声的接受中共的奴役，甚至不知道这几天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各省遍及全国、在世界多国得到声援的抗议行动。这说明中共的信息封锁在沦陷区仍然很有效，必须设法将其打破。若这次抗议拓展到基层的地区县城乡镇，距离中共暴政的倒台就不远了，“共产党下台”就会一语成谶。 总之，在“时空伴随”、“天眼工程”、“面部识别”等“大数据”无处不在的监控下都没能阻止人民跨越省市至全国的抗议浪潮，今后无论中共怎样反动，也无法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民一旦觉醒，就绝不会再甘愿为奴。中国人民面对暴政，不再恐惧，恐惧的就是中共独裁者。未来只要中共还能和人民共存，他就会不断压缩人民的空间，剥夺人民的自由与人权。为了子孙后代的自由，我们必须携手努力把中共彻底清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改革命开放以来的五位中共总书记，除了健在的胡锦涛与现任习近平之外，三位已经作古。但江泽民与胡赵不同，正式被中共算做第三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二位只能委屈地附骥于邓小平时代（第二代中共领导人）之下，赵的家族至今还处于受打压状态。因此，江泽民在朝有习近平任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在野有无数只听过江时代传说的年轻一代怀念称颂，也算是生荣死哀了。 这样一个江时代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用三个词足以概括：腐败、开放、相对宽松。 腐败让中国陷入“现代化的陷阱” 我在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改革旧体制过程中的种种腐败。江泽民时代的腐败，我其实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尽述，书的章节标题足以概括江泽民时代的腐败与活力——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的“圈地运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中国当代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人口.就业与犯罪、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黑色经济与黑社会组织的勃兴——哪个领域只要放开，腐败与活力立刻随之而来。 这一以权力市场化为特点的改革，我在2001年出国后写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做了以下概括： 中共政权的特质是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舆论垄断（毛时代是垄断真理）。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有计划无市场，官员手中权力无法变现，只能多吃多占，享受级别规定的特权。 邓小平改革之后，开始市场化，官员的权力可以通过各种代理人（家属、子女与利益关系人）在市场变现。 从中共革命开始，毛的革命是用暴力化私为公，党成为全国唯一的资源垄断者与大地主；邓是用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权力及权力关系人利益均沾——如果要将习近平自2015年来打击私企的措施计入内，那就是再用权力缓慢地化私为公（范围局限于企业）。 中国人对腐败容忍开始于江时期 江泽民去世的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声地为他发“好人卡”，许多人全然忘记江末期舆论急切巴望结束腐败的江时期、迎来胡温新政的迫切感，当然更不记得那时对新老太子党利用父辈权力发大财有多痛恨。更让公众痛恨的是医院、教师、司法界这些公共服务行业开始腐败，红包文化泛滥。 那个时代经济学界持“腐败有利论”，最有名的名言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油”，“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现代化的陷阱》甫出，引发中国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声，个别人如天则所的张曙光，还组织人讨伐——数年之后，到了胡锦涛时代，总算有人开始省悟到腐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了侵蚀根基的作用，比如原来用“冰棍论”主张瓜分国有资产的人也开始反腐败。冰棍论是什么主张呢？就是说国企资产就象一根冰棍，你不去吃它，就会融化，因此不如在融化之前抓紧瓜分。 在胡锦涛时期，几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龙治水”的权力分管形成的“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发韧于江泽民时期，江公子江绵恒应该算是新太子党中的开路者，曾庆红儿子曾伟因山东鲁能案东窗事发，只得长居澳大利亚。鲁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办《财经》时一篇名文《谁的鲁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东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电力系统最大职工持股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700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成谜——此案成为那个时代利用权力强抢恶要的教科书式经典案例。 这个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中国国内自然不会有媒体披露，但英国《金融时报》有段时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译为《生而为钱的中共太子党》，March 29 2010）；《追问“红色血统”》（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党》（2010年4月15日）；《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标题一搜即可查阅。 朱镕基国企改革为胡温“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江时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桩都对后来影响甚大。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先后任常务副总理与总理的朱镕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将有关国计民生的几大行业（能源、电信、粮食、交通等）资产重组，采用倾斜政策让它们形成垄断并成长为中国的经济寡头；放开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系的行业，让它们在市场中沉浮以决生死——这一点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 江时代开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龙头产业，带动了上下游几十个产业，成就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对私有经济的开放——江在“六四”后曾说过要“让万元户倾家荡产”，但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立刻转变态度，成就了中国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的一个富人群体），其中部分从事房地产的最后在胡温时期进入资产家行列（肖建华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时代甚嚣尘上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其实始于江时代普遍化的体制内寻租。 江时代开创了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先例，用“三个代表”理论-新阶层论，为中国富豪进入人大政协开辟了制度性通道，胡温时期的“两会”，基本上是政治、经济、知识界、文艺界精英的高光聚会。这个宣称自身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完成了阶层基础替换之后，总算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党。如果说《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是分析江时代的各种改革，那么2017年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则是分析胡温时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让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深度溃败，但政府刻意养成的超强镇压能力却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 《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时，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远没有今天这样高，不少人看这本书时，对中共解决问题还存有希望：如今问题终于找出来了，党中央总要解决了吧？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当然会失望，因为正如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切源于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这种一党专制的三个垄断只要不打破，这种腐败无法通过体制内反腐败清除，这个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同体监督必须让位给异体监督。 胡是江时代的延续，但有个较大的区别：江时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场一方倾斜，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给权力松绑，权力场中人利用批地、批条子赚钱，因此，人们纷纷下海经商利用官场关系赚钱。到了胡温末期，除了土地等垄断性资源之外，市场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国有企业等经济寡头的优势日渐显现，不少缺乏经营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体制内，不少国企高管也纷纷回归政府部委。 对一个人，可以用好人、坏人来归类。但对一国领导人的评价，远远比这种幼儿园稚童的评价归类复杂。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政府引发激烈争议的新冠“清零”政策，终于逼出了一头“斗牛”，因新疆乌鲁木齐疫情封控导致的火灾死亡事件持续在网上发酵，因疫情封控产生的“共情”，终于在11月26日引爆了上海反封控的抗议活动，并蔓延到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在少数几个城市里抗议逐渐演变成更广泛的政治诉求，有人高呼“习近平下台”“我们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口号。因为有许多抗议者举着一张空白A4纸，因此这场抗议被称为“白纸革命”。 尽管因为当局超强维稳，这场抗议倏起倏落，效果却有。三天过后，“安民告示”出来了：11月2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2年11月29日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国家疾控局监督一司司长程有全提到：“原则上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在疫情传播风险不明确或存在广泛社区传播的情况下，可适度扩大高风险区划定范围，但要及时通过核酸筛查和疫情研判，快封快解。不得……造成大面积“误伤”“，“居民自采核酸是一种新的探索，但应注意规范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估计正式文字通知在草拟中。 网易于11月29日发表了《张珊珊事件最新，背后终极大佬浮出水面》一文，其中提到：张核子的核酸检测到哪里，哪里疫情就上升，如果把下雨的权利交给卖伞的人，天就永远不会晴。同样，当核酸检测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那疫情何时休呢？“——核酸检测过度扩大严重扰民，已经备好替罪羊一只。 反封控集会发生之时，距离WEF创始人、大重置的主要推手克劳德·施瓦布(Klaus Schwab)盛赞中国模式是值得许多国家学习不到一周。施瓦布这番赞扬，是他于11月20日接受CGTN的田薇采访之时发表的。在这次访谈节目中，克劳斯·施瓦布称中国是“许多国家的榜样”，宣布“世界将发生系统性转变”。 中国人少有热爱中国模式者 了解“中国模式”并不复杂，三个要点：政府管控经济与资源；对民众实施严苛的社会管制，健康码比疫苗证还进一步，是动态管控；人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政府对言论高度审查，针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批评会导致严重的惩罚。 按常理，一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好坏，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除了官方宣传及官方学者之外，只要对中国模式特点有所了解的人，多持批评态度。因为热爱自由、反对人身控制，是20世纪共产主义1.0版实施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的特点，深受社会主义之害的中国人多年来苦求民主自由而不可得。 中国自从2019年12月在武汉开始爆发covid-19疫情，至今长达三年。由于中国是个专制社会，封控疫情能够采取西方国家不能采取的种种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不人道措施，在病毒流行初期确实取得防疫成效，维持了低死亡率（如果统计数据为真）。但在病毒不断变异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为了平息民怨，只好明智地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一边放开，一边防疫。只有中国蛮横地采取清零政策，一人有病，封控整幢居民楼；进而封锁小区。这种长达三年，持续进行的防疫，早已严重地干扰了民众的生活，让人们疲累不堪。而且中国实行的健康码制度，远较西方比如的疫苗证严厉，比如美国现在实施的疫苗证，只限于一些特定场所，比如医院以及有规定的公共场所，大多数地方比如商场并不需要疫苗证。中国的健康码颜色经常会变，严格限制了人们的出行自由。疫情三年之后的今天，各阶层民众都面临着巨大的不安感，经济压力、精神压力逼近临界点，越来越多的人失业、断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难以为继，在看不到回归常态希望的情况下，积累的情绪迟早爆发。无论本轮反封控抗议背后是否有境外势力操纵，疫情三年积压的情绪有如干柴，乌鲁木齐火灾只是溅到干柴堆上的火星。 抗议者要求防控社区自治 这次反封控行动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社区居民对防控自治的要求。推友@Iris_theGoddess认为，社区封控权，中国政府将其下放给政府的基层组织居委会，而不少居委会采取反人道的措施，小区封控都是用铁栅栏、铁皮等直接锁死，给居民家门用铁链锁死。北京尽管“文明”一点，用叫做所谓门磁的电子锁，一开门就会报警。 蔡慎坤@cskun1989于11月27日发表推文说：“一夜间北京上百个小区，包括回龙观、天通苑、望京3个亚洲最大小区，居民自发组织维权，几乎方式一致，直接报警，在警察“旁观”下与居委会对峙交涉，最终拆除铁皮解除封控，因为北京市并没有下发封控通知，所有北京小区封控都是居委会所为，居委会并没有执法权，限制市民出行从法律意义上属于非法拘禁！“ 我发了一条推文，希望北京市的居民谈谈当地情况，如果蔡慎坤推文所述在北京成为普遍事实，北京市民这种有理有节的抗争就算有了结果。推下得到的回复甚多，大都证实，北京逾百个小区反封控的要求达到目标。 新疆乌鲁木齐之所以发生火灾死亡事件，就因居民被锁住而无法逃生。北京居民小区反封控达成的目标，在目前这种不人道的强制封控与完全放开之间，找到了一条政府与民众都可以接受的防控路径：各小区自主决定如何防控。 防疫实行社区自治是出路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出了个《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印发了核酸检测实施办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等四个技术性文件，外界普遍认为是放松防控管制。但结果却并非如当局所想，既出现在实施过程中层层加码的现象，也有反对放松管制的。BBC曾发布一篇《中国疫情：“二十条”实施10天感染激增，分析指民众态度不一社会存在撕裂》（2022年11月23日）分析了这种矛盾状态。推友@VictoriaTC发推称，看到一个早期的民意调查，只有两个问题，一是自己得病是希望在家疗治还是集中隔离，答案全是选择在家治疗；二是邻居感染covid-19，是希望留在家里还是集中隔离，答案全是选择集中隔离。但经过方舱的可怕体验，人们意识到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受病毒感染，例如望京东湖湾等小区发出自保倡议，对于抗争中获得居家隔离，而不是随意拉去方舱隔离这一权利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疫情管控交给社区居民自治，一个社区住户均是利益相关人，住户根据本社区情况协商讨论，应该会找到比较中道、大家愿意接受的方式。这次北京逾百个小区反封控达成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一种成功。 目前，当局已经采取措施消解这种集会，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值得继续关注。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波及十来个城市、几十个高校的反封控集会，确切地证明了一点：中国人痛恨中国模式的超强社会控制，各国人民如果了解这一点，绝对不会同意本国政府师法中国模式，施瓦布的发言只是他个人的臆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乌鲁木齐的气候，已经是冬天了。在居民楼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烧死了好几十人，包括妇女儿童。由于习近平的马仔坚持清零不动摇，消防队的救火车无法进入现场，所以火势加大，造成了小灾变大灾。这个消息就像一把火，冲破了全国人民忍耐的底线，导致各地民众的强烈抗议，打出了反对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 这么大的国家发生个火灾是寻常事，为什么这次这么不寻常呢？因为天下苦习近平者多时，犹如两千多年前天下苦秦者多时一样。这是愤怒的气氛积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到了快要爆发的极限。于是星星之火就爆发成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乌鲁木齐的一把火，就像是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 除了国内的维稳媒体之外，港台媒体也有人出面维稳，说什么在习主席的现代化监控镇压之下，火药桶没有爆炸的可能。这就像多年前的中国公知们说：热兵器时代造反不可能成功一样。这是在帮助共产党扑灭愤怒的火焰。按照这帮人的说法，现代化监控之下，怎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大城市的街道上聚众示威呢？怎么还敢大喊打倒习近平呢？ 这说明监控不是万能的，科学也要有人来控制。你得罪的是全体人民，科学和现代化都帮不了你的忙。人不是虫子。就是虫子，你刺激他一下，他也会有反应。人类倾向于自由和人权保障，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何况中国人自由了两千多年，你想让中国人像苏联人那样，回到封建农奴制时代，反抗就必然是分分钟的事。 当人们唱着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就是被激怒到了极限的信号。小习为什么要把人民给激怒，为什么要官逼民反呢？我猜测这不是他的初心。他的初心是像毛主席那样控制人民，予取予求当领袖。怎样能够控制人民？最近国内外学界最流行的就是厚黑学，或者马基雅维利的那一套统治术。小习显然比较信服这一套。 记得纳粹空军元帅戈林，在审判席上回答法官的疑惑。法官问：你们怎么能让德国人民都受骗呢？戈林笑着说：很简单，你给人民制造一个恐惧，他们就会乖乖地跟在你的后边了。原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玩的都是人家纳粹玩剩下的垃圾。毛泽东制造的恐惧，是阶级斗争变天帐，人民害怕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稀里糊涂跟着伟大领袖迫害自己了。 小习文革受迫害很崇拜老毛的那一套，可惜找不到合适的现代化接口。武汉肺炎的爆发给了习主席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危害全世界的病毒，不就是制造恐怖气氛的最好借口吗？以此为借口不断发展，就是控制人民的清零政策了。让人民自觉自愿地听从指挥，自愿牺牲个人自由和人权，这个境界不就可以比肩希特勒和毛泽东了吗？ 可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何况中国人民有造反的传统。怎么办？希特勒有冲锋队，毛泽东有红卫兵，咱们的习总书记发明了法外执法的白卫兵。冒充防疫人员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无法无天，民间戏称其为“大白”。其水平远远超越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派，无礼之上再加无耻。真是希特勒、毛泽东的好学生，金正恩的好大哥。 为习主席洗涤的文人说：不是没造反吗？不是镇压下去了？说明中国式的现代化很科学，很有效嘛。习主席的天下牢不可破。当年赵高也是这样忽悠秦二世的。这两千多年来没什么长进。谁知道呢？陈胜、吴广不是什么大人物，大泽乡的造反也不是可以预测的。但暴政必亡是个历史的规律。
乌鲁木奇清零烧死封锁在家的人，造成十人死亡的惨剧，此一事件点燃了饱受清零之苦民众的怒火，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发出了被压迫的吼声。这一怒吼四下并发烽火神州大地：从上海到武汉，从南京到重庆继而全国多所城市，又从清华到北大继而多达50多个大学。他们唱着国际歌，呼出不要独裁，要民主，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这一场因清零爆发的抗争，因清零喊出的政治口号，是自八九民主运动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高的运动。自今年4 月上海封城以来，全国多个城市相续封城，封城其间造成多少人间惨剧，孩子无法就医，妇女无法生产，老人饿死家中，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更有出门被打，忍无可忍之下拔刀砍人种种惨剧，分分秒秒地发生。但政府仍然坚持清零，坚持不让人活下去，民众到了不抗争是死，抗争也是死。开始之时人们选择了以死抗争，现在则是向死而生。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二十大前夕的四通桥英雄，四通桥上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如果说二十大前民众对习政权，对清零政策还抱有希望的话，那么二十大后彻底绝望了。乌鲁木奇的大火烧气醒了麻木沉睡的人们。许多小粉红，老粉红终于认识到中国灾难的原因，不是海外敌对势力，不是美国，不是日本更不是台湾，而是中共的制度，中共权贵利益集团，是习近平这个倒行逆施的党魁，他们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反贼，成了街头抗议的英雄。他们与大白斗，与警察斗，他们拆卸封锁的铁栏，栏杆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唱着“国际歌”，街头演讲有人喊出操你妈的清零，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他们的口号已经超过了“六四”，因为他们对共产党已经绝望望，他们不来就算，要来就玩真的，他们豁出去了。他们知道这是一场生死之战，如果失败了他们将坐牢，香港的反送中就放在他们的面前，远的有六四天安门，而事实上政府调兵遣将，镇压抓捕已经开始了。这场反抗给他们集结的时间不会太多，如果一天，二天，三天全国没有起来，没有集结到足以与军警抗衡的人数，那么又是一个香港，又是一个天安门。 人们已经觉醒，反抗，起义是中国人的最后选择，没有中间道路，也没有退路，不是做主人就是做奴隶，不是生存就是死亡。南京传媒学院打出的标语是： 如果你不愿意走在前面，请跟着队伍。 如果你愿跟着队伍，请你在路边围观。 如果 你不愿 在路边围观，请你在网上呐喊。 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请你闭上眼睛，坐下来，享受我们为你争取的权利。 但请你不要装作视而不见，更洒冷嘲热讽。 因为争取来的阳光 ，既属于我，也属于你。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举起一张白纸，就是一场革命！这不是虚夸或幻想，而是几天来正在中国发生的社会抗议浪潮的一个醒目标志。自2022年11月25日起，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从武汉到北京，大面积的民众抗议在中国全国多地出现。在短短的两三天里，抗议已经席卷全国至少三分之一的省份。许多青年人手举一张白纸，站到公共场所，这就展示了不屈的抗议姿态！因此，有舆论称这场抗议为“白纸革命”。 抗议刚刚开始，事态仍在发展中，时刻都会出现新情况。但是，“白纸革命”的历史意义已经无可怀疑。因为这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广泛的民众抗议，也因为在抗议中已经有民众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样震撼人心的口号，还因为抗议直接针对三年来中国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而残暴推行到十四亿中国居民每一个人的头上的所谓防疫措施。海内海外，华文外文，全世界的舆论都在关心这场抗议，也在揪心地担忧中共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对民众实行血腥镇压。这里，我想对这次“白纸革命”提出三点初步观察，以此参加到对于中国事态的关心之中。 第一，我看到，这次“白纸革命”是中国民众争取最低限度人身权利的抗争。 我们知道，这次抗议活动的直接起因，是11月24日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不幸发生火灾，但居民楼却被当局的新冠疫情清零封控举措锁死了逃生通道，致使至少 10位居民在火灾中丧生。三年来，中共当局在“防疫”的名目下，肆意践踏中国民众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了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甚至连“基本人权”都算不上，而是人之作为生物体的那些最低限度的生存自由，比如为一天三餐买菜买粮的自由，比如生了病去医院就诊的自由，比如随时打开自己的大门到街上走一走的自由。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哪怕是在一般的政治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这些担心甚至很难用“自由”或“权利”来概括，因为鲜有公共权力会禁止所有居民的这类活动——除非对于监狱里的罪犯。三年来，中国正是成了这样一个大监狱，所有居民都成了罪犯。乌鲁木齐一把火，终于点燃了民众对这种人人普遍过监狱生活的怒火！ 三年来全世界都有过防疫的经历，为什么单单中国要实行“大监狱”防疫举措？这背后，自然是中共专制体制的特定逻辑在运作，是中共最高专制者习近平的“亲自决策、亲自指挥”在作用。民众的怒火指向习与共，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抗议“大监狱”防疫体系与举措，与抗议中共及习近平专制，二者绝不是相互对立的。不需要为了抗议专制而贬低对“大监狱”的抗议——正是后者在激发民众的大面积抗议；只要是争取权利，那就是反专制。同样，也不必为了担心授予当局以镇压的口实而只抗议防疫不抗议专制——中共的历史记录表明，即使你跪着给它磕头，只要它觉着你不顺眼，照样砍你的头。 第二，我感觉，“白纸革命”之所以迅速在全国蔓延，最大的原因在于民众相互之间的共情。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对事情的认识角度、深度肯定有不同，他们的生活感受、个人性格等也肯定有不同，因此在抗议活动中口号有别，这是完全正常的。谁也不需要指责谁，谁也不需要贬低谁。相反，我感到，他们之中有一种强烈的共情，或曰同情心和同理心：不仅是相互之间有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且对全国的民众都抱持了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不仅在贵州的大巴上，我还在馒头掉地上捡起来继续吃的西藏方舱，在封了九个月只剩几万人的广西东兴，在蔬菜腐烂入户消杀干部免职又复用的上海，在孕妇坐在椅子上流产的西安医院门口，在几天没吃饭外出买菜结果被刑拘的警车上……” 抗议活动中，这样的语句随处可见。 人们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大家相互之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昨天落在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居民头上的悲剧，今天或明天就可能在成都、在上海、在广州、在中国的所有地方重复、再重复！不需要组织，也不需要动员；当人们有了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时候，中国人就自觉地站到了街头相互呼应、相互支持，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万里之遥不是距离！ 第三，我认为，“白纸革命”到目前为止的最大意义在于中国民众打破了恐惧心理，勇敢地站了出来。 参加抗议的人们，不是不知道自己所要面临的危险，但是他/她们还是站了出来。是的，勇敢不是没有恐惧，勇敢在于能够克服恐惧。那些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大学生和她们的男同学们，她们/他们的人生未来还很长，但是这没有成为她们/他们的“软肋”，反而也许鼓舞了她们/他们参加抗议：你不去抗议，你不去改变现实，你的长长的未来只能是长长的黑暗！看哪，年老的人在流泪，年轻的人在唱歌；泪水是温暖但软弱的，歌声是勇敢而自由的！ 现实地说，不能期望“白纸革命”风暴般摧古拉朽地就完成了革命的使命。但是，“白纸革命”的这种勇敢却一定会改写中国的未来。有人不是在说“更无一个是男儿”吗？因此他似乎就可以予取予夺、为所欲为，就可以践踏众生、残民以逞。现在，初起的“白纸革命”已经宣告：中华大地有千千万万个勇敢的女儿和男儿，做事、掌权要问他们答应不答应！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最近的疫情全面反弹，每天的感染人数接近4万，地方政府的处理又回到常态核酸检测加封控状态，前不久出台的清零二十条基本沦为一纸空文。但是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不满加剧，耐心耗尽，在广州封控区出现了多次冲卡，郑州富士康园区发生员工集体抗议，乌鲁木齐的民众走向政府表达不满，上海的抗议人群甚至在街头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现在抗议已经蔓延到北京、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校园。 上周六，我在推特上发了一则推文，大意是官方对疫情处理的反反复复，进进退退，百姓情绪已忍耐到极点，感觉这样下去一场民变在发酵。推文引发了很大关注。我知道人们的兴奋点在民变。在大量的留言中，多数人认为民变不会发生，所举理由可以归结为五方面，（1）支持清零的基本盘还在，（2）人们对封控已经麻木，（3）中国人是斯德哥尔莫综合症患者，习惯了被奴役，（4）现在还没到最坏时候，（5）百姓没有枪炮，造不了反。还有人举毛时期三年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民众也没起来反抗。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还可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例如，政权对大众的监控已到一个绵密无死角的地步，然而，由此断言民变不会在今天发生，恐怕早了点。 首先要纠正对民变的一种错误理解，以为像传统社会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之类造反行动，才算得上民变，这样的民变在如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说绝迹，概率也非常、非常低。我说的民变指的是一个政权民心尽失，大众由不满而绝望，产生反抗的动力，并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抗议风潮。在这个意义上，也可把它理解成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至于它是否发展成全国性的抗议风潮，出现有组织、纲领和代表性人物，不是关键，但是必须有影响，对政权产生冲击。 按照这个界定，民变要出现有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对政权的普遍不满已经形成，且这种不满到了忍无可忍之程度；二是社会出现了成群的抗议浪潮，或者单次抗议的人群达到相当规模；三是政权对民众的不满丧失了感知能力，对事件的处理和民众的反抗不知如何应对，一味采取强压乃至暴力手段。 清零之下，民变是否会发生，取决这三个条件的满足程度。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习的清零搞得天怒人怨，对此无须去做统计学意义上的调查，即使那些支持清零的人，也不会喜欢现在这种非正常的状态。有谁愿意天天生活在核酸检测和随时有可能被封控的状态？即使生命能够得到保护，但人的基本自由被剥夺，而且面临失业或者已经失业，生活失去来源的困境。不仅如此，清零之下，人人都是下一个受害者，因为病毒是不讲政治的，不会因一个人拥有特权、财富和声望就不会光顾他。现在这种习氏防疫，不但民众无法容忍，体制中的官员，尤其处于一线的地方官员和防疫人员，也疲于奔命，面临极强的精神压力，早已不耐烦，只是不敢发作。可见，当一项政策或做法，既得罪民众也得罪官员，几乎令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时，已经具备发生民变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性。 有人会说，大众的不满主要针对清零，很多人未必会把它上升到对政权邪恶性质的认识角度。多数人没有这种自觉性可能会削弱反抗的力度，然而，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发生后，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从发生学来看，社会抗议是受从众心理驱使的。再说，清零政策本身反映了习近平专制政权的极端荒谬性，是其反人性的集中暴露。人们不会只记着清零，而会由清零中的种种限制人性的做法联想到过去十年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本来，习政权在许多人那里已经丧失了它的合法性，人们对它的信任降到了冰点。经过三年疫情的折腾，它让社会更多的人看清了其反人性的本性，对它的厌恶有增无减，希望它倒台恐怕是多数人的心理。 民变的第三条也已经满足。习政权对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情绪完全失去了感知和回应能力。尽管从个人看，当局有许多官员早知这个政权病得不轻，民众对它有非常深的怨恨情绪，但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权，丧失了此种敏感性，对大众的不满变得非常迟钝，更别说有效回应了。原因在于，中共领导体制的极化，权力高度垄断在习一人手里，必然会使得以往存在于体制中的唯权是瞻现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普遍的坐等上令的现象出现，组织系统中处理事故的机制早已失灵。每个官僚都不想担责，也担不了责，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责任往上和往外推，让别人去承担。当官僚集团中大多数官员都按此原则行事，普遍的不作为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形成。故一旦某个事情发生，政权只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体制弊端，导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强，为下一次事故埋下祸根。 习试图让官员听闻民意，贴近民情，疏解民冤，然而，体制的这种极化现象恰恰阻断了和民众的联系，官员们根本不关心百姓是怎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早已公开化、显性化，哪怕一个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可体制却无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无所作为。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今天才出现，习之前的中共政权也存在，但习政权走向了极端。过去十年，当局只知用高压来对付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特别是对疫情的处理，从来不是按科学原则进行，而是根据习的意志。习钟爱动态清零，地方也就把民众像小白鼠一样关起来，一封了之，简单粗暴，层层加码，民众的情绪在官吏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如此施政，当把政权的活力抽干，民变也就悄然来临。 现在民变第二条尚不成熟。虽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抗议，但主要在校园，而且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激烈。不过，既然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特别是上海的抗议直指习近平，具有一定政治性，如果封控继续进行，让民众看不到解封尽头，接下来很可能抗议会连片出现，并且带有更明确的政治指向，甚至出现有指标性的抗议事件和人物。不妨假设，目前的清零再延长半年或者一年，中国民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以下情形大概率会出现：一方面，民众的耐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耗尽；另一方面，经济因封控而继续恶化，失业大面积出现，当局的财政尤其地方财政出现枯竭在，导致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那么，由愤怒驱动的反抗会像泉水般涌出，民众会踊跃加入反抗的行列。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世卫组织明年初宣布世界大流行结束而中国继续处于封控，当局还能以什么理由说服民众坚持清零？群众抗议势必会风起云涌。 事实上，就民心而言，巨变早已发生。清零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到处是干柴烈火，民变只差一个引擎。乌鲁木齐火灾死人事件是否构成引擎，有待观察。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清零的时间拖得越久，民变出现的概率越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