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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9 日
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的江澤民終於在11月30日病逝。之所以說「終於」，是因為他的死訊傳過多次，尤其是2011年那次，由中資的香港亞洲電視率先獨家報導，因為老闆王征來自上海，是「中國近代工業之父」盛宣懷的曾孫，母親王雲飛是江澤民妻子王冶坪的堂姊妹，這個背景令許多人深信不疑。但後來江澤民復活，死去的責任全推給亞視的下屬。估計這個烏龍事件是江澤民的確已經一隻腳踏入地獄，然而中共對其領導人不惜代價的令其「萬壽無疆」而從地獄門口折返，從此又苟活了十多年。如今已經不是胡錦濤時代而是習近平時代，搶救過氣領導人的神奇技術也許弱化，江澤民不得不死。而中共20大前夕10月初江澤民詭異生日照的流出，與這次江澤民之死是否有關？ 江澤民一死，也許「習江鬥爭」的不時流言可以告一段落，也讓習近平對「反革命復辟」放下了心，然而以江澤民晚年的半痴呆狀態，他還能在中共政壇發揮什麼作用嗎？防曾慶紅可能勝過防江。因為曾慶紅曾經是紅二代的大阿哥，也是最後提拔習近平而被習近平反噬的人。不過都到了耄耋之年，還能做什麼？ 接下來的好戲卻是習近平如何為江澤民辦後事。被習近平整的死去活來的江澤民，在死後卻被習近平捧到天上，因為這種虛偽而仍然相信習近平中共的話，或者還為習近平說好話的，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巨騙。 江澤民去世的當天，習近平在與寮國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通倫會談時，就首先表示沉痛悼念江澤民，將化悲痛為力量，按照中共二十大的部署，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習近平不但反江澤民個人，還反江澤民路線，而他的悲痛轉化成的力量竟然是進一步推動反擊江澤民、胡錦濤的中共20大路線。消費死人，莫此為甚。如果江澤民沒死，也該活活氣死。 喪禮的規格像毛澤東、鄧小平看齊且不必說，那可以是「禮儀」，而把江澤民像蟾蜍那樣擺在玻璃棺里供人膜拜更是突兀，是想吸引民眾目光轉移話題嗎？ 關鍵還在於訃告中如何評價江澤民。訃文稱江澤民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傑出領導者，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創立者」。 這要說多肉麻就有多肉麻。別的阿諛之詞且不說，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令人啼笑皆非。從純理論來說，毛澤東與鄧小平的「開國元勛」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改朝換代的中國式流寇，只是打著馬列主義的招牌：毛澤東還要背誦幾句給共產國際與斯大林聽；鄧小平連這個水平都沒有，所以禁止討論「姓社姓資」；而到了江澤民乾脆喊出「悶聲大發財」，鄧小平、李鵬、王震家族帶頭，江澤民家族緊跟，因此資本家可以入黨，黨員可以成為資本家，這哪裡有什麼馬克思主義習氣？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是「全世界資產者聯合起來」？如果這叫馬克思主義，那麼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叫做反馬克思主義？當然，如果認為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根本是假的，那麼他們就只是假的不同程度而已。 然而如果要真正還原真面目，應該說，江澤民是中共領導人當中的異類。他是所有中共最高領導人中唯一受過西方完整教育的領導人，也是受過「民國教育」的領導人。所以他能英文背誦美國總統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他也能唱中華民國國歌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他還是多才多藝者，會說數國語言，還會彈奏鋼琴等多種樂器。他宴請世界三大男高音，與他們高唱《我的太陽》（O Sole Mio），他還曾表示喜歡美國黑人民歌、福斯特的《故鄉的親人》（ Old Folks At Home）。他去參觀莫扎特故鄉薩爾斯堡時，居然不顧規矩坐下去彈奏僅供參觀的莫扎特使用過的鋼琴，使在場的奧地利總統十分尷尬。然而他彈奏的不是莫扎特《費加羅的詠嘆調》，而是中國紅歌、歌頌兩把菜刀起家的土匪賀龍的《洪湖水，浪打浪》。也正是這個矛盾，使江澤民明明喜歡西方文化藝術，卻反對和平演變，反對思想「西化」。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就在暗示西方文化就是先進文化，代表先進生產力，是中共要奉行的，也是自己家族與黨羽悶聲大發財的理論根據，卻又無法明說而被寫入黨章、憲法顯得不倫不類。這就像習近平走迴文革卻還讚揚江澤民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不倫不類。 中共20大與江澤民的逝世，似乎象徵改革開放時代的結束與閉關鎖國、貧窮社會主義時代的再開始。然而上述的種種矛盾仍然存在無法解決。這顯示了沒有理念只有急功近利的中共，在這種矛盾下還能混多久？ 如果說「親美」的話，鄧小平是假親美，骨子裡仍是中共土包子的反帝排外；江澤民是真親美，西方文化滲透到他的細胞里，然而他身在中共這個龐大的絞肉機器里，需要自保；不但要支持六四對學生的屠殺，還要在1995年發動對台灣的軍事演習而打破「和平統一」的諾言，還在1999年發動對法輪功的鎮壓；對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的偷搶拐騙也是在他這個時候大規模興起。然而與現在習近平公然稱帝與戰狼外交相比，卻又顯得江澤民「文明」一些。 歷史無法假設，然而假設恢復終身制的是江澤民而不是習近平，他的「三個代表」後來會怎樣發展，中國會完全走入「裙帶資本主義」而與封建王朝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隔絕嗎？個人或派系的力量能夠像蘇共那樣衝破中共這個體制嗎？中國的民眾能夠與蘇聯的民眾那樣衝破保守勢力而支持改革嗎？ （全文轉自光傳媒）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如今可能前所未有地感到沮喪。儘管他順利獲得總書記第三任期，並且借疫情後的外交秀在國際社會風光了一把，但他的真實危機在國內，而且挑戰存在於他十分看重的年輕一代。 習近平被喊「下台」 向國際政要吐苦水？ 與世界各國溫和處理新冠疫情不同，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堅持極端、暴力的清零防疫，引發的人道災難一個接一個，中國人真的忍無可忍了。 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大火因疫情封控致嚴重傷亡，自26日起，北京、上海、武漢、成都、南京等幾個大城市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全國近百所高校大學生參與抗議。人們舉白紙悼念新疆火災死難者，反對疫情封控措施，上海抗議者更集體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 官方除了抓人、封網、查手機等維穩動作，還釋放一些願意放寬防疫措施的信號，但沒有任何對這場被稱為「白紙運動」的抗議的直接回應。 12月1日，歐盟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訪問北京，與習近平舉行會晤。《南華早報》12月2日報導說，習近平向米歇爾解釋了為什麼最近中國會有抗議，「他聲稱在疫情流行三年後遇到了問題，大學裡的學生或青少年感到沮喪」。 這是習近平首次談到「白紙運動」，儘管只是通過大外宣媒體報導出來。按此報導，習強調了年輕人的沮喪，但他強調人們不滿的是疫情，避開了人們對清零政策這一惡政的批評，也迴避了人們舉起的白紙背後，涉及對人權、民主自由的訴求，包括要共產黨和習下台。 筆者認為，抗議的學生根本就是憤怒，而真正感到沮喪的可能是習近平本人。習被滿朝文武捧暈了，一直以為人民都擁戴他，以為年輕人都喜歡他。但這次似乎收到了實料，有人在喊他下台。清零政策騎虎難下，令習前所未有地沮喪。 而進一步令習感到沮喪的是，中共歷來重視對學生進行意識形態洗腦，在習上台後又得到加強，如今看來洗腦成果不堪一擊。 年輕人的覺醒對應中共洗腦術的破產 在最近這波白紙運動中，成都一名女生在演講中質問中共：「中國共產黨是黑社會嗎？為什麼不讓人們說實話？為什麼？」 女生說：「我現在才知道為什麼其它國家會說我們中國沒有人權，我在2022年才體會到，這個時候才體會到我們真的沒有。」 這位女生點明自己的思想轉折點，正是中共推行的清零防疫政策令她覺醒。之前，她應該是相信了中共所宣傳的「江山就是人民」之類謊言。 海外多國高校的中國留學生近日也聲援中國國內抗議，紀念新疆死難者，要求給中國人民自由。他們有些原來也是支持中共的小粉紅。 參與抗議的中國留學生，許多人都戴著口罩，但也有露臉者。他們帶上寫著「中共是納粹」、「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等標語，將中共五星旗等同於納粹時期的標誌，以及呼應先前四通橋抗議橫幅上的「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內容。 自由亞洲電台、大紀元等海外中文媒體，最近採訪了許多在海外參與聲援白紙運動的中國留學生。 其中，在英國留學三年的伊芙琳表示，在「四通橋勇士」彭載舟（本名彭立發）在北京街頭掛起「要自由、要尊嚴」橫幅後，她決定起來行動。 伊芙琳還說，從前她總以為中國留學生中，「小粉紅」占的比例較多，然而自從四通橋事件後，她看到不少留學生開始轉變，更多以往沉默不語的留學生不再惶恐。 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實名露臉聲援中國」白紙運動」的王涵，今年25歲，他說，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和武漢疫情爆發時方斌等人曝光的當地慘景，促使他立志參加社會運動。 這些留學生的思想變化，基本上是因為經歷這些事件的衝擊和洗禮：香港反送中、鐵鏈女事件、上海封城、四通橋事件、中共清零的貴州轉運大巴翻車、新疆大火封控下的死亡…… 今年5月，一位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曾對大紀元表示，經過鐵鏈女事件，再到2022年上海封城，現在九成的上海大學生都清醒了。 共產黨並非一般的政黨，對黨徒以及一般民眾的洗腦都是邪教式的強製做法，手段或硬或軟。在舊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多時之後，如今這套邪教洗腦內容換上了習近平思想的新包裝，號稱「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中共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的研究機構、省市、高校內建立了10個「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這種所謂的研究中心，到目前已至少18個。 2020年秋季學期，37所全國重點馬克思主義學院所在高校，全面開設習近平思想概論課。 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當局大力推行紅色教育，小學生開學式上就要上黨史課，中學生加強封閉式的洗腦軍訓。對於高校學生，習近平親自上陣，在清華大學放話，提出要大學生「又紅又專」。這一用詞令人想到毛澤東時代。 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周慧琳去年4月22日在中宣部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重點抓住黨員領導幹部和年輕人這兩個關鍵人群，強調黨史教育要做到「入腦入心」。「入腦入心」聽起來就很恐怖，也只有邪教才會這樣做。 習近平去年5月在共青團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要求青年團要「培養和發展黨員，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他還呼籲共青團員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 在中共的洗腦教育下，的確有部分中國年輕人對中共政權實力盲目自信，對西方人懷有敵意，他們被稱為「小粉紅」——在網際網路為中共站台的年輕民族主義者。 但人的天性是熱愛自由的，中共「牆國」的孩子們一旦接觸到外界，了解到歷史真相，接受普世價值，中共洗腦的成果會瞬間崩塌。 身處國內或海外的小粉紅，隨著時局變化而覺醒的動向，令當局深感不安和恐懼。 那些中共眼中的年輕「反賊」 近幾年，中共對年輕一代的洗腦術破產，具體實例已有許多： 參與撰寫新疆維吾爾人被強迫勞動報告的澳籍華裔前記者許秀中，她被中共媒體形容是「極端反華敗類」。不過，大學二年級才到澳洲留學的許秀中就指，自己曾是民族主義者，但在澳洲親身採訪過受迫害的中國人，令她反思自己的立場。 流亡歐洲的中國青年王靖渝，因在微博發帖質疑中共官方有關中印邊境陣亡士兵的說法，被中共跨境追逃。他在聲明中說，不希望活在一個充滿謊言的國家。他說中共的教育是從幼兒園就開始編造事實，坑蒙拐騙，「這個邪黨，遲早會亡」。 2019年3月，來自中國山東的台南嘉南藥理大學21歲陸生李家寶說，他們從上學到考研過程中，都要考政治。「共產黨說的都是假的！」「當我初入社會之後，發現這個社會並不像共產黨在學校里描述的那樣，內心裡對共產黨厭惡透頂。」 華人女導演趙婷，1982年在北京出生，十幾歲赴英國倫敦。她憑電影《無依之地》成功獲得2021年奧斯卡最佳導演獎。中共為自己貼金，稱趙婷是「中國的驕傲」。但趙早年對一家電影雜誌說：「我在中國長大，那是個遍地謊言的國家。我小時候得到的信息，後來發現都是假的，並讓我變得很叛逆。」 這幾年還有太多的案例，難以收集。而這次中國反清零抗議的國內大學生人群，以及海外參與聲援的中國留學生人群，集合了眾多中共眼中的「反賊」，這是最新的中共洗腦術破產的明證。 中共瞄準更小一代 但歷史還會給它時間嗎？ 可能因為受到部分年輕人覺醒的衝擊，中共也感到現在大學生難控制，早已瞄準更小的一代。中共中央去年罕見發布官方文件，要求少年兒童要「聽黨話、跟黨走」。上海市教委去年發布的《2021課程計畫》規定，把「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變成中小學生必修課，而且還要學習「習思想」學生讀本。 英媒《金融時報》去年報導稱，從幼兒園到高中等教育機構，在按照高層指示，積極招收馬克思主義專業的畢業生，教導年僅10歲的學生學習習近平思想。 當局又下令設立中小學課外讀物12條負面清單，所謂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污衊、醜化黨和國家領導人、英模人物，以及涉及宗教的都要清理。 但是習近平可能來不及了，因為中共暴政的命本身也長不了，其內政外交危機，已經到達臨界點。 另外，中共也低估了中國人未曾消失的內心善的力量。儘管經歷文革大革命和六四屠殺，以及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的打壓運動，在新一輪以動態清零為名義的全民迫害性運動中，許多人一度麻木、無奈，海外觀察也對中國的未來感悲觀。但是最近的白紙運動，那些高校學生的正義感和勇氣、行動，令人們感到鼓舞。 參與抗議的年輕人正在遭受中共的打壓，多人傳出失聯，他們需要海內外繼續關注和聲援。但無論接下來白紙運動能堅持多長，中共對中國年輕人洗腦的破產，註定這個專制政權倒台的大戲已揭開了帷幕。 （※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對江澤民的身後評之高，絲毫不亞於25年前江澤民主持的對鄧小平的蓋棺定論。但那份《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書》中對江澤民主動退出領導崗位的高風亮節之贊，似乎句句都是在打臉習近平。 以96歲高齡去世的江澤民是中共政權結束老人政治之後的第一位名符其實的黨政軍一把手，所以習近平為他施以國葬理所當然，但顯然是事先早已經準備好的那份蓋棺定論—-《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對江澤民的評價之高，以及彭麗媛將軍親自陪同習近平偕文武百官在北京機場為江澤民迎靈的哀榮之倍、規格之高，還是令筆者感覺有些吃驚。因為習近平上台十年以來，從比肩毛、鄧到自詡毛氏真傳，給外界以徹底忽視了他與鄧之間的江與胡的強烈感覺，再加上一個多月前剛剛發生的二十大全體大會會場上把前總書記胡錦濤強行驅離的驚恐場面仍還歷歷在目，就更讓筆者預料他習近平無論對江澤民還是對胡錦濤的遲早都要發生的去世採取儘可能敷衍的態度，沒成想他還親自帶上彭麗媛冒著刺骨的寒風在北京機場鞠躬90度為江澤民迎靈。更沒成想他對江澤民的身後評價絲毫也不亞於25年前江澤民對鄧小平的蓋棺定論。 眾所周知，江澤民是中共政權冊封的所謂「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該稱謂源自於鄧小平1986年6月16日在家中召見江澤民、李鵬等人的「政治交待」。 鄧小平當時的原話是：「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 這無疑就是對江澤民喪事辦理規格的最原始依據。 在中共政權的執政史上，於江澤民之前以《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的形式正式公布領導人去世的消息只發生在毛澤東和鄧小平去世之時。現如今習近平安排江澤民比肩毛、鄧，具體到總體評價的部分，大都是照抄了25年前江澤民為鄧小平的去世發表的那份《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的對應段落。 25年前江澤民主持的給鄧小平的身後評價是：「鄧小平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 25年後習近平主持的給江澤民的蓋棺定論是：「江澤民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傑出領導者，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創立者。」 對比之後便不難發現，這兩者之間在大部分雷同的前提下，關鍵的不同之處是沒有出現鄧小平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的說法。而現如今在為江澤民發表的《告……書》中正式明確他為「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由此而引發了的問題是：那日後給胡錦濤的《告……書》中該怎麼寫呢？ 我們都知道胡錦濤無論是於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接替了江澤民總書記職務之後還是於2004年接替了江澤民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之後，一直都沒有像之前的江澤民那樣被黨內稱之為「核心」。 鄭永年先生6年前曾有文章分析道：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六大之後改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十八大一方面延續了這個提法，即「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但少了「領導集體」的概念。現在看來，十六大沒有確立胡錦濤為執政團隊的「核心」，非常欠缺考量，甚至有很大缺陷。當時的情況是為了發展黨內民主的需要，因此特彆強調「領導集體」，但對黨內民主和領導核心之間的關係沒有足夠的認識，制度設計跟不上，不能在領導核心和黨內民主之間實現制度平衡。結果，黨內民主發展了，但權力核心不見了。沒有權力核心，黨內民主很快就演變成為頂層「分封制」，政治局常委「一人一塊領地」，權力過度分散和制衡。結果造成了很多負面的影響。 鄭永年先生的這一分析甚至可以被認為是傳達了王滬寧等人的真實想法，也是為胡錦濤之後的習近平為什麼重新自封「領導核心」的詮釋。但也為日後習近平如何蓋棺定論胡錦濤留下了難題。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之後，外界有所謂中共「第四代」的說法，但中共政權自己沒有如此界定江澤民與胡錦濤之間的所謂「代際」。習近平上台之後，所謂「第五代」的說法即使在海外政評界也只是被零星使用過。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江澤民和習近平這兩個「領導核心」之間的胡錦濤到底算什麼？ 當年鄧小平在自稱自己是第二代核心時說過，他和第一代核心毛澤東之間的那個黨主席華國鋒算不上一代，因為他華國鋒「沒有自己的東西」。 如今眼看習近平對「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已經給以了極高的身後肯定，那麼日後他習近平在評價自己與「江核心」之間的胡錦濤時，是不是會效仿鄧小平對華國鋒的輕蔑態度呢？此其一。 其二，只要他習近平還在台上，相信總有一天也會發生的日後對胡錦濤的後事處理表面上仍然還會出現中共執政史上的第四份《告……書》，但內容中的具體評價不會令他胡錦濤比肩鄧、江，更不會把他胡錦濤形容成為「第四代」的什麼什麼。 當然，無論是25年前江澤民對鄧小平的身後評價還是如今的習近平對江澤民的蓋棺論定，都沒有說他們是什麼「思想家，戰略家」，因為這是習近平留給未來的自己用的。 在為江澤民的蓋棺定論中，還有一處令筆者頗感意外的內容就是毫不隱諱對江澤民主動退休的大力稱讚。內容是：「江澤民同志高度重視事關黨和人民事業的重大戰略問題。在籌備黨的十六大期間，江澤民同志主動提出，為了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為了黨和國家長治久安，他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並從中央委員會退下來，以利於促進黨和國家高層領導新老交替。黨中央同意了江澤民同志的請求。從當時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國防和軍隊建設任務繁重考慮，黨的十六屆一中全會決定江澤民同志留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黨的十六屆一中全會後，江澤民同志全力支持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盡心儘力履行黨中央交付他的職責。二〇〇四年，江澤民同志從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的大局出發，又主動提出辭去他擔任的黨和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充分體現了他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深謀遠慮。」 這一段描述，也是對應著25年前江澤民對鄧小平主動退休的高風亮節的誇讚。當時的那段原文是：「鄧小平同志早就主張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他本人幾次懇切地表達了退休的願望。黨的十三大決定同意他不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留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十三屆五中全會又決定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鄧小平同志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持黨和國家的穩定，創造了充分的條件，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讀罷如上內容，人們不禁會說，相比第二代領導核心和第三領導核心的主動交班，對如今習近平的所作所為該是多麼大的諷刺啊？ 試想，面對習近平當局對全中國人民實施了最嚴格、最瘋狂的通信監控，想出了人手一張白紙表達無聲抗議主意的中國人，如今也不約而同地在各自的手機微信里張貼誇讚江澤民主動提出不再擔任領導職務的《告……書》內容，監管機構該如何應對？ 江澤民去世的第二天，中共大外宣，原多維新聞網在香港的分支《 香港01》適時發表了一篇頗耐人尋味的評論文章《當人們緬懷江澤民時 究竟在懷念什麼？》。文中說：「江澤民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在今天這樣的時間節點去世，像極了一個巨大的隱喻，因為就在幾天前，上海街頭爆發了罕見的反封控抗議活動，人們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著憤怒與不滿，而江澤民逝世的次日，即是武漢通報首例不明原因肺炎三周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三年後的今天，面對內外挑戰，雖然決策層信心滿滿，也做好了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重大考驗的準備，但民眾層面，群情不安的情緒卻在各個階層蔓延。人們的普遍困惑在於：作為唯一的執政黨，當江澤民時代致力於推動的黨的正規化、制度化、現代化中斷，當經濟發展減緩甚至停滯下來，當社會和輿論的空間一再被限縮，人們還可以繼續抱有對中國的期待嗎？」 筆者相信很多中共體制外的人士都不會認同如上這篇大外宣評論文章中對江澤民的褒揚，但必須承認的是，該文是在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習近平。大外宣的文章能夠如此露骨地表達對習近平倒行逆施的強烈不滿，足以證明習近平的種種劣行已經在中共體制內強發了強烈反彈。 特別要指出的是，如上大外宣評論文章中中所說的「當江澤民時代致力於推動的黨的正規化、制度化、現代化中斷」，指的就是習近平復辟了毛澤東時代的最高領導人物終身制。 話說2004年9月19日閉幕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終於完成了江澤民和胡錦濤之間的軍委主席職務的交接。本人不是十六屆中央委員，當然也不是本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成員的江澤民並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只是仿效當年的鄧小平，在中央全會結束之後到場接見了全體與會者。 該四中全會閉幕的次日，江澤民和胡錦濤雙雙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上第一個講話的江澤民說：昨天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已經同意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決定由錦濤同志挑起這副擔子。在籌備黨的十六大期間，從黨和國家的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出發，我就提出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並退出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十六大上，我把總書記的班交了；在2003年的人大會議上，我把國家主席的班交了。當時，中央決定我留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自那時以來，我一直期望著在適當時候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現在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 把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這個班交給錦濤同志，有利於黨和軍隊事業的長遠發展，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也有利於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從黨的十六大到這次全會，我們黨、國家、軍隊的高層領導完整地實現了新老交替和平穩過渡。 繼而，胡錦濤在講話中說：江主席作出這個（交班的）重大決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為我們黨、國家、軍隊高層領導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江主席的高風亮節和博大胸懷，為我們樹立了光輝典範。 而這個所謂黨、國家、軍隊的高層領導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的主要內容就是五年一屆，十年一代。十年一代的意思就是，包括黨的最高領導人在內的所有黨內職務都只能連任兩屆；以及最高任職年齡限制等。所謂的「七上八下」，就是這段時間內形成高層人事更替的潛規則。 現如今呢，習近平在完成了10年兩屆的任期之後，新華社居然代他大言不慚地聲稱：新時代10年的偉大變革（證明了）要確保黨的事業接續發展、國家長治久安，必須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保持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長期穩定—-由經過歷史檢驗、實踐考驗、鬥爭歷練的黨的核心、人民領袖、軍隊統帥繼續掌舵領航。 江澤民去世之前如果神智都還清醒的話，真不知對習近平的所作所為會做何感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2022年11月26日開始的遍布中共淪陷區的反對「清零封控」的抗議行動已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特別是上海人民喊出的「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得到在場民眾毫不遲疑地齊聲附和，凝聚了「全國人民苦共久矣」的共同感受與高度認同。認識到共產黨是中國淪陷區問題的總根源，確實切中要害。這不僅標誌著淪陷區人民的認識跨出了歷史性的關鍵一步，也意味著開弓沒有回頭箭。今後中共與中國人民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將走向公開化，必須直面，無法迴避或者「模糊處理」。 事實上，不僅是在上海，與此同時在其他省份地區抗議者也不約而同地喊出了「不要獨裁要民主」、「不作奴才作公民」、「不要核酸要自由」、「救中國，反獨裁」、「不要皇帝要選票」等等振聾發聵的口號。從這些口號和抗議者呼喊「馬克思、恩格斯才是境外勢力！新疆大火是境外勢力放的嗎？貴州大巴車是境外勢力推翻的嗎？現在是境內勢力不讓我們聚集!」強有力地反擊中共害民賊試圖利用「境外勢力」煽動民族仇恨的慣用無理說辭言論中，我們看到了中共暴政多年來的洗腦宣傳和信息封鎖的失敗。這個結果不僅是國民認知的巨大進步，同時也提高了自由世界人們對淪陷區人民真實認知的認知。畢竟之前，他們若不能直接接觸到中國人民，僅僅從被中共審查過而剩下的網上支持中共的信息作判斷，很容易被誤導得出錯誤的結論。 對此我們要看到：為了公開說幾句話而坐牢幾年幾月「得不償失」的背後原因。之前，沈從文對淪陷區社會的看法一語道盡本質：「哪有什麼民族劣根性，都是無良的社會制度逼的。」 儘管這次抗議規模空前，實屬33年來的首次，可是在看到它巨大進步的同時也要看到問題所在，很多中小城市的人們仍在無聲的接受中共的奴役，甚至不知道這幾天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跨越各省遍及全國、在世界多國得到聲援的抗議行動。這說明中共的信息封鎖在淪陷區仍然很有效，必須設法將其打破。若這次抗議拓展到基層的地區縣城鄉鎮，距離中共暴政的倒台就不遠了，「共產黨下台」就會一語成讖。 總之，在「時空伴隨」、「天眼工程」、「面部識別」等「大數據」無處不在的監控下都沒能阻止人民跨越省市至全國的抗議浪潮，今後無論中共怎樣反動，也無法阻止歷史車輪滾滾向前。人民一旦覺醒，就絕不會再甘願為奴。中國人民面對暴政，不再恐懼，恐懼的就是中共獨裁者。未來只要中共還能和人民共存，他就會不斷壓縮人民的空間，剝奪人民的自由與人權。為了子孫後代的自由，我們必須攜手努力把中共徹底清零。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改革命開放以來的五位中共總書記，除了健在的胡錦濤與現任習近平之外，三位已經作古。但江澤民與胡趙不同，正式被中共算做第三代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二位只能委屈地附驥於鄧小平時代（第二代中共領導人）之下，趙的家族至今還處於受打壓狀態。因此，江澤民在朝有習近平任主任的治喪委員會，在野有無數只聽過江時代傳說的年輕一代懷念稱頌，也算是生榮死哀了。 這樣一個江時代有什麼特點呢？我認為用三個詞足以概括：腐敗、開放、相對寬鬆。 腐敗讓中國陷入「現代化的陷阱」 我在國內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改革舊體制過程中的種種腐敗。江澤民時代的腐敗，我其實已經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盡述，書的章節標題足以概括江澤民時代的腐敗與活力——20 世紀90 年代開始的「圈地運動」、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中國當代尋租活動產生的根源、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變、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擴大、人口.就業與犯罪、社會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惡勢力的興起、黑色經濟與黑社會組織的勃興——哪個領域只要放開，腐敗與活力立刻隨之而來。 這一以權力市場化為特點的改革，我在2001年出國後寫的《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做了以下概括： 中共政權的特質是三個壟斷：政治壟斷、經濟壟斷、輿論壟斷（毛時代是壟斷真理）。 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有計劃無市場，官員手中權力無法變現，只能多吃多佔，享受級別規定的特權。 鄧小平改革之後，開始市場化，官員的權力可以通過各種代理人（家屬、子女與利益關係人）在市場變現。 從中共革命開始，毛的革命是用暴力化私為公，黨成為全國唯一的資源壟斷者與大地主；鄧是用改革之名化公為私，權力及權力關係人利益均沾——如果要將習近平自2015年來打擊私企的措施計入內，那就是再用權力緩慢地化私為公（範圍局限於企業）。 中國人對腐敗容忍開始於江時期 江澤民去世的消息傳來，網上一片聲地為他發「好人卡」，許多人全然忘記江末期輿論急切巴望結束腐敗的江時期、迎來胡溫新政的迫切感，當然更不記得那時對新老太子黨利用父輩權力發大財有多痛恨。更讓公眾痛恨的是醫院、教師、司法界這些公共服務行業開始腐敗，紅包文化泛濫。 那個時代經濟學界持「腐敗有利論」，最有名的名言是：「腐敗是改革的潤滑油」，「腐敗出一個新體制」。《現代化的陷阱》甫出，引發中國經濟學界一片反對聲，個別人如天則所的張曙光，還組織人討伐——數年之後，到了胡錦濤時代，總算有人開始省悟到腐敗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起了侵蝕根基的作用，比如原來用「冰棍論」主張瓜分國有資產的人也開始反腐敗。冰棍論是什麼主張呢？就是說國企資產就象一根冰棍，你不去吃它，就會融化，因此不如在融化之前抓緊瓜分。 在胡錦濤時期，幾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龍治水」的權力分管形成的「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發韌於江澤民時期，江公子江綿恆應該算是新太子黨中的開路者，曾慶紅兒子曾偉因山東魯能案東窗事發，只得長居澳大利亞。魯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辦《財經》時一篇名文《誰的魯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東第一大企業，同時也是全國電力系統最大職工持股企業魯能集團悄然改制，700億國有資產的歸屬成謎——此案成為那個時代利用權力強搶惡要的教科書式經典案例。 這個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體制，中國國內自然不會有媒體披露，但英國《金融時報》有段時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譯為《生而為錢的中共太子黨》，March 29 2010）；《追問「紅色血統」》（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黨》（2010年4月15日）；《中國私募業的「紅色貴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標題一搜即可查閱。 朱鎔基國企改革為胡溫「黃金十年」奠定了基礎 江時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樁都對後來影響甚大。 比如國有企業改革，先後任常務副總理與總理的朱鎔基採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將有關國計民生的幾大行業（能源、電信、糧食、交通等）資產重組，採用傾斜政策讓它們形成壟斷並成長為中國的經濟寡頭；放開那些與國計民生無直接關係的行業，讓它們在市場中沉浮以決生死——這一點為胡溫十年的政府財政稅收與國有經濟奠定了基礎，也為習近平時代留下了家底。 江時代開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導致的圈地運動，在胡溫十年發展成地方的「土地財政」，房地產成為龍頭產業，帶動了上下游幾十個產業，成就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對私有經濟的開放——江在「六四」後曾說過要「讓萬元戶傾家蕩產」，但在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立刻轉變態度，成就了中國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國歷史上數量最大的一個富人群體），其中部分從事房地產的最後在胡溫時期進入資產家行列（肖建華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時代甚囂塵上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現象，其實始於江時代普遍化的體制內尋租。 江時代開創了資本家可以入黨的先例，用「三個代表」理論-新階層論，為中國富豪進入人大政協開闢了制度性通道，胡溫時期的「兩會」，基本上是政治、經濟、知識界、文藝界精英的高光聚會。這個宣稱自身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在完成了階層基礎替換之後，總算從革命黨變身為執政黨。如果說《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是分析江時代的各種改革，那麼2017年出版的《中國：潰而不崩》則是分析胡溫時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讓中國成為一個社會深度潰敗，但政府刻意養成的超強鎮壓能力卻讓這個政權能夠維持下去。 《現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時，中國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遠沒有今天這樣高，不少人看這本書時，對中共解決問題還存有希望：如今問題終於找出來了，黨中央總要解決了吧？抱有這種希望的人當然會失望，因為正如我後來在《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所有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一切源於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這種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只要不打破，這種腐敗無法通過體制內反腐敗清除，這個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醫生不能給自己動手術一樣。同體監督必須讓位給異體監督。 胡是江時代的延續，但有個較大的區別：江時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場一方傾斜，通過政府放權讓利，給權力鬆綁，權力場中人利用批地、批條子賺錢，因此，人們紛紛下海經商利用官場關係賺錢。到了胡溫末期，除了土地等壟斷性資源之外，市場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國有企業等經濟寡頭的優勢日漸顯現，不少缺乏經營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體制內，不少國企高管也紛紛回歸政府部委。 對一個人，可以用好人、壞人來歸類。但對一國領導人的評價，遠遠比這種幼兒園稚童的評價歸類複雜。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政府引發激烈爭議的新冠「清零」政策，終於逼出了一頭「鬥牛」，因新疆烏魯木齊疫情封控導致的火災死亡事件持續在網上發酵，因疫情封控產生的「共情」，終於在11月26日引爆了上海反封控的抗議活動，並蔓延到廣州成都等大城市，在少數幾個城市裡抗議逐漸演變成更廣泛的政治訴求，有人高呼「習近平下台」「我們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口號。因為有許多抗議者舉著一張空白A4紙，因此這場抗議被稱為「白紙革命」。 儘管因為當局超強維穩，這場抗議倏起倏落，效果卻有。三天過後，「安民告示」出來了：11月29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2022年11月29日新聞發布會文字實錄》，國家疾控局監督一司司長程有全提到：「原則上高風險區一般以單元、樓棟為單位劃定，不得隨意擴大。在疫情傳播風險不明確或存在廣泛社區傳播的情況下，可適度擴大高風險區劃定範圍，但要及時通過核酸篩查和疫情研判，快封快解。不得……造成大面積「誤傷」「，「居民自采核酸是一種新的探索，但應注意規範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估計正式文字通知在草擬中。 網易於11月29日發表了《張珊珊事件最新，背後終極大佬浮出水面》一文，其中提到：張核子的核酸檢測到哪裡，哪裡疫情就上升，如果把下雨的權利交給賣傘的人，天就永遠不會晴。同樣，當核酸檢測成為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那疫情何時休呢？「——核酸檢測過度擴大嚴重擾民，已經備好替罪羊一隻。 反封控集會發生之時，距離WEF創始人、大重置的主要推手克勞德·施瓦布(Klaus Schwab)盛讚中國模式是值得許多國家學習不到一周。施瓦布這番讚揚，是他於11月20日接受CGTN的田薇採訪之時發表的。在這次訪談節目中，克勞斯·施瓦布稱中國是「許多國家的榜樣」，宣布「世界將發生系統性轉變」。 中國人少有熱愛中國模式者 了解「中國模式」並不複雜，三個要點：政府管控經濟與資源；對民眾實施嚴苛的社會管制，健康碼比疫苗證還進一步，是動態管控；人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政府對言論高度審查，針對政府及其領導人的批評會導致嚴重的懲罰。 按常理，一國政治社會制度的好壞，本國人民最有發言權。中國人民雖然沒有發言權，但除了官方宣傳及官方學者之外，只要對中國模式特點有所了解的人，多持批評態度。因為熱愛自由、反對人身控制，是20世紀共產主義1.0版實施以來的各種社會運動的特點，深受社會主義之害的中國人多年來苦求民主自由而不可得。 中國自從2019年12月在武漢開始爆發covid-19疫情，至今長達三年。由於中國是個專制社會，封控疫情能夠採取西方國家不能採取的種種嚴重限制人身自由的不人道措施，在病毒流行初期確實取得防疫成效，維持了低死亡率（如果統計數據為真）。但在病毒不斷變異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為了平息民怨，只好明智地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一邊放開，一邊防疫。只有中國蠻橫地採取清零政策，一人有病，封控整幢居民樓；進而封鎖小區。這種長達三年，持續進行的防疫，早已嚴重地干擾了民眾的生活，讓人們疲累不堪。而且中國實行的健康碼制度，遠較西方比如的疫苗證嚴厲，比如美國現在實施的疫苗證，只限於一些特定場所，比如醫院以及有規定的公共場所，大多數地方比如商場並不需要疫苗證。中國的健康碼顏色經常會變，嚴格限制了人們的出行自由。疫情三年之後的今天，各階層民眾都面臨著巨大的不安感，經濟壓力、精神壓力逼近臨界點，越來越多的人失業、斷供，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難以為繼，在看不到回歸常態希望的情況下，積累的情緒遲早爆發。無論本輪反封控抗議背後是否有境外勢力操縱，疫情三年積壓的情緒有如乾柴，烏魯木齊火災只是濺到乾柴堆上的火星。 抗議者要求防控社區自治 這次反封控行動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社區居民對防控自治的要求。推友@Iris_theGoddess認為，社區封控權，中國政府將其下放給政府的基層組織居委會，而不少居委會採取反人道的措施，小區封控都是用鐵柵欄、鐵皮等直接鎖死，給居民家門用鐵鏈鎖死。北京儘管「文明」一點，用叫做所謂門磁的電子鎖，一開門就會報警。 蔡慎坤@cskun1989於11月27日發表推文說：「一夜間北京上百個小區，包括回龍觀、天通苑、望京3個亞洲最大小區，居民自發組織維權，幾乎方式一致，直接報警，在警察「旁觀」下與居委會對峙交涉，最終拆除鐵皮解除封控，因為北京市並沒有下發封控通知，所有北京小區封控都是居委會所為，居委會並沒有執法權，限制市民出行從法律意義上屬於非法拘禁！「 我發了一條推文，希望北京市的居民談談當地情況，如果蔡慎坤推文所述在北京成為普遍事實，北京市民這種有理有節的抗爭就算有了結果。推下得到的回復甚多，大都證實，北京逾百個小區反封控的要求達到目標。 新疆烏魯木齊之所以發生火災死亡事件，就因居民被鎖住而無法逃生。北京居民小區反封控達成的目標，在目前這種不人道的強制封控與完全放開之間，找到了一條政府與民眾都可以接受的防控路徑：各小區自主決定如何防控。 防疫實行社區自治是出路 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後，出了個《優化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印發了核酸檢測實施辦法、風險區劃定及管控方案等四個技術性文件，外界普遍認為是放鬆防控管制。但結果卻並非如當局所想，既出現在實施過程中層層加碼的現象，也有反對放鬆管制的。BBC曾發布一篇《中國疫情：「二十條」實施10天感染激增，分析指民眾態度不一社會存在撕裂》（2022年11月23日）分析了這種矛盾狀態。推友@VictoriaTC發推稱，看到一個早期的民意調查，只有兩個問題，一是自己得病是希望在家療治還是集中隔離，答案全是選擇在家治療；二是鄰居感染covid-19，是希望留在家裡還是集中隔離，答案全是選擇集中隔離。但經過方艙的可怕體驗，人們意識到沒有人能保證自己不受病毒感染，例如望京東湖灣等小區發出自保倡議，對於抗爭中獲得居家隔離，而不是隨意拉去方艙隔離這一權利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將疫情管控交給社區居民自治，一個社區住戶均是利益相關人，住戶根據本社區情況協商討論，應該會找到比較中道、大家願意接受的方式。這次北京逾百個小區反封控達成的結果，我認為就是一種成功。 目前，當局已經採取措施消解這種集會，未來幾天會發生什麼，值得繼續關注。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波及十來個城市、幾十個高校的反封控集會，確切地證明了一點：中國人痛恨中國模式的超強社會控制，各國人民如果了解這一點，絕對不會同意本國政府師法中國模式，施瓦布的發言只是他個人的臆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烏魯木齊的氣候，已經是冬天了。在居民樓里發生了一場大火，燒死了好幾十人，包括婦女兒童。由於習近平的馬仔堅持清零不動搖，消防隊的救火車無法進入現場，所以火勢加大，造成了小災變大災。這個消息就像一把火，衝破了全國人民忍耐的底線，導致各地民眾的強烈抗議，打出了反對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口號。 這麼大的國家發生個火災是尋常事，為什麼這次這麼不尋常呢？因為天下苦習近平者多時，猶如兩千多年前天下苦秦者多時一樣。這是憤怒的氣氛積累，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到了快要爆發的極限。於是星星之火就爆發成了冬天裡的一把火。烏魯木齊的一把火，就像是點燃火藥桶的導火索。 除了國內的維穩媒體之外，港台媒體也有人出面維穩，說什麼在習主席的現代化監控鎮壓之下，火藥桶沒有爆炸的可能。這就像多年前的中國公知們說：熱兵器時代造反不可能成功一樣。這是在幫助共產黨撲滅憤怒的火焰。按照這幫人的說法，現代化監控之下，怎麼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民，在大城市的街道上聚眾示威呢？怎麼還敢大喊打倒習近平呢？ 這說明監控不是萬能的，科學也要有人來控制。你得罪的是全體人民，科學和現代化都幫不了你的忙。人不是蟲子。就是蟲子，你刺激他一下，他也會有反應。人類傾向於自由和人權保障，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何況中國人自由了兩千多年，你想讓中國人像蘇聯人那樣，回到封建農奴制時代，反抗就必然是分分鐘的事。 當人們唱著國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就是被激怒到了極限的信號。小習為什麼要把人民給激怒，為什麼要官逼民反呢？我猜測這不是他的初心。他的初心是像毛主席那樣控制人民，予取予求當領袖。怎樣能夠控制人民？最近國內外學界最流行的就是厚黑學，或者馬基雅維利的那一套統治術。小習顯然比較信服這一套。 記得納粹空軍元帥戈林，在審判席上回答法官的疑惑。法官問：你們怎麼能讓德國人民都受騙呢？戈林笑著說：很簡單，你給人民製造一個恐懼，他們就會乖乖地跟在你的後邊了。原來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玩的都是人家納粹玩剩下的垃圾。毛澤東製造的恐懼，是階級鬥爭變天帳，人民害怕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稀里糊塗跟著偉大領袖迫害自己了。 小習文革受迫害很崇拜老毛的那一套，可惜找不到合適的現代化介面。武漢肺炎的爆發給了習主席心有靈犀一點通。這個危害全世界的病毒，不就是製造恐怖氣氛的最好借口嗎？以此為借口不斷發展，就是控制人民的清零政策了。讓人民自覺自愿地聽從指揮，自願犧牲個人自由和人權，這個境界不就可以比肩希特勒和毛澤東了嗎？ 可是樹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何況中國人民有造反的傳統。怎麼辦？希特勒有衝鋒隊，毛澤東有紅衛兵，咱們的習總書記發明了法外執法的白衛兵。冒充防疫人員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無法無天，民間戲稱其為「大白」。其水平遠遠超越了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造反派，無禮之上再加無恥。真是希特勒、毛澤東的好學生，金正恩的好大哥。 為習主席洗滌的文人說：不是沒造反嗎？不是鎮壓下去了？說明中國式的現代化很科學，很有效嘛。習主席的天下牢不可破。當年趙高也是這樣忽悠秦二世的。這兩千多年來沒什麼長進。誰知道呢？陳勝、吳廣不是什麼大人物，大澤鄉的造反也不是可以預測的。但暴政必亡是個歷史的規律。
烏魯木奇清零燒死封鎖在家的人，造成十人死亡的慘劇，此一事件點燃了飽受清零之苦民眾的怒火，忍無可忍之下終於發出了被壓迫的吼聲。這一怒吼四下並發烽火神州大地：從上海到武漢，從南京到重慶繼而全國多所城市，又從清華到北大繼而多達50多個大學。他們唱著國際歌，呼出不要獨裁，要民主，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 這一場因清零爆發的抗爭，因清零喊出的政治口號，是自八九民主運動以來規模最大，訴求最高的運動。自今年4 月上海封城以來，全國多個城市相續封城，封城其間造成多少人間慘劇，孩子無法就醫，婦女無法生產，老人餓死家中，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更有出門被打，忍無可忍之下拔刀砍人種種慘劇，分分秒秒地發生。但政府仍然堅持清零，堅持不讓人活下去，民眾到了不抗爭是死，抗爭也是死。開始之時人們選擇了以死抗爭，現在則是向死而生。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這個轉變是二十大前夕的四通橋英雄，四通橋上的呼聲響徹中國大地。 如果說二十大前民眾對習政權，對清零政策還抱有希望的話，那麼二十大後徹底絕望了。烏魯木奇的大火燒氣醒了麻木沉睡的人們。許多小粉紅，老粉紅終於認識到中國災難的原因，不是海外敵對勢力，不是美國，不是日本更不是台灣，而是中共的制度，中共權貴利益集團，是習近平這個倒行逆施的黨魁，他們幾乎一夜之間成了反賊，成了街頭抗議的英雄。他們與大白斗，與警察斗，他們拆卸封鎖的鐵欄，欄杆成了他們手中的武器。他們唱著「國際歌」，街頭演講有人喊出操你媽的清零，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 他們的口號已經超過了「六四」，因為他們對共產黨已經絕望望，他們不來就算，要來就玩真的，他們豁出去了。他們知道這是一場生死之戰，如果失敗了他們將坐牢，香港的反送中就放在他們的面前，遠的有六四天安門，而事實上政府調兵遣將，鎮壓抓捕已經開始了。這場反抗給他們集結的時間不會太多，如果一天，二天，三天全國沒有起來，沒有集結到足以與軍警抗衡的人數，那麼又是一個香港，又是一個天安門。 人們已經覺醒，反抗，起義是中國人的最後選擇，沒有中間道路，也沒有退路，不是做主人就是做奴隸，不是生存就是死亡。南京傳媒學院打出的標語是： 如果你不願意走在前面，請跟著隊伍。 如果你願跟著隊伍，請你在路邊圍觀。 如果 你不願 在路邊圍觀，請你在網上吶喊。 如果你這些都做不到，請你閉上眼睛，坐下來，享受我們為你爭取的權利。 但請你不要裝作視而不見，更灑冷嘲熱諷。 因為爭取來的陽光 ，既屬於我，也屬於你。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舉起一張白紙，就是一場革命！這不是虛誇或幻想，而是幾天來正在中國發生的社會抗議浪潮的一個醒目標誌。自2022年11月25日起，從烏魯木齊到上海，從武漢到北京，大面積的民眾抗議在中國全國多地出現。在短短的兩三天里，抗議已經席捲全國至少三分之一的省份。許多青年人手舉一張白紙，站到公共場所，這就展示了不屈的抗議姿態！因此，有輿論稱這場抗議為「白紙革命」。 抗議剛剛開始，事態仍在發展中，時刻都會出現新情況。但是，「白紙革命」的歷史意義已經無可懷疑。因為這是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三十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出現這樣廣泛的民眾抗議，也因為在抗議中已經有民眾喊出了「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這樣震撼人心的口號，還因為抗議直接針對三年來中國當局不惜一切代價而殘暴推行到十四億中國居民每一個人的頭上的所謂防疫措施。海內海外，華文外文，全世界的輿論都在關心這場抗議，也在揪心地擔憂中共當局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對民眾實行血腥鎮壓。這裡，我想對這次「白紙革命」提出三點初步觀察，以此參加到對於中國事態的關心之中。 第一，我看到，這次「白紙革命」是中國民眾爭取最低限度人身權利的抗爭。 我們知道，這次抗議活動的直接起因，是11月24日烏魯木齊吉祥苑小區不幸發生火災，但居民樓卻被當局的新冠疫情清零封控舉措鎖死了逃生通道，致使至少 10位居民在火災中喪生。三年來，中共當局在「防疫」的名目下，肆意踐踏中國民眾的基本權利，幾乎剝奪了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這些權利和自由，甚至連「基本人權」都算不上，而是人之作為生物體的那些最低限度的生存自由，比如為一天三餐買菜買糧的自由，比如生了病去醫院就診的自由，比如隨時打開自己的大門到街上走一走的自由。在正常的人類社會中，哪怕是在一般的政治專制主義的統治下，這些擔心甚至很難用「自由」或「權利」來概括，因為鮮有公共權力會禁止所有居民的這類活動——除非對於監獄裡的罪犯。三年來，中國正是成了這樣一個大監獄，所有居民都成了罪犯。烏魯木齊一把火，終於點燃了民眾對這種人人普遍過監獄生活的怒火！ 三年來全世界都有過防疫的經歷，為什麼單單中國要實行「大監獄」防疫舉措？這背後，自然是中共專制體制的特定邏輯在運作，是中共最高專制者習近平的「親自決策、親自指揮」在作用。民眾的怒火指向習與共，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實上，抗議「大監獄」防疫體系與舉措，與抗議中共及習近平專制，二者絕不是相互對立的。不需要為了抗議專制而貶低對「大監獄」的抗議——正是後者在激發民眾的大面積抗議；只要是爭取權利，那就是反專制。同樣，也不必為了擔心授予當局以鎮壓的口實而只抗議防疫不抗議專制——中共的歷史記錄表明，即使你跪著給它磕頭，只要它覺著你不順眼，照樣砍你的頭。 第二，我感覺，「白紙革命」之所以迅速在全國蔓延，最大的原因在於民眾相互之間的共情。 成千上萬的抗議者，對事情的認識角度、深度肯定有不同，他們的生活感受、個人性格等也肯定有不同，因此在抗議活動中口號有別，這是完全正常的。誰也不需要指責誰，誰也不需要貶低誰。相反，我感到，他們之中有一種強烈的共情，或曰同情心和同理心：不僅是相互之間有這種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且對全國的民眾都抱持了這種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不僅在貴州的大巴上，我還在饅頭掉地上撿起來繼續吃的西藏方艙，在封了九個月只剩幾萬人的廣西東興，在蔬菜腐爛入戶消殺幹部免職又復用的上海，在孕婦坐在椅子上流產的西安醫院門口，在幾天沒吃飯外出買菜結果被刑拘的警車上……」 抗議活動中，這樣的語句隨處可見。 人們清清楚楚地意識到，大家相互之間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昨天落在烏魯木齊吉祥苑小區居民頭上的悲劇，今天或明天就可能在成都、在上海、在廣州、在中國的所有地方重複、再重複！不需要組織，也不需要動員；當人們有了這種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時候，中國人就自覺地站到了街頭相互呼應、相互支持，從烏魯木齊到上海的萬里之遙不是距離！ 第三，我認為，「白紙革命」到目前為止的最大意義在於中國民眾打破了恐懼心理，勇敢地站了出來。 參加抗議的人們，不是不知道自己所要面臨的危險，但是他/她們還是站了出來。是的，勇敢不是沒有恐懼，勇敢在於能夠克服恐懼。那些正當青春年華的女大學生和她們的男同學們，她們/他們的人生未來還很長，但是這沒有成為她們/他們的「軟肋」，反而也許鼓舞了她們/他們參加抗議：你不去抗議，你不去改變現實，你的長長的未來只能是長長的黑暗！看哪，年老的人在流淚，年輕的人在唱歌；淚水是溫暖但軟弱的，歌聲是勇敢而自由的！ 現實地說，不能期望「白紙革命」風暴般摧古拉朽地就完成了革命的使命。但是，「白紙革命」的這種勇敢卻一定會改寫中國的未來。有人不是在說「更無一個是男兒」嗎？因此他似乎就可以予取予奪、為所欲為，就可以踐踏眾生、殘民以逞。現在，初起的「白紙革命」已經宣告：中華大地有千千萬萬個勇敢的女兒和男兒，做事、掌權要問他們答應不答應！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最近的疫情全面反彈，每天的感染人數接近4萬，地方政府的處理又回到常態核酸檢測加封控狀態，前不久出台的清零二十條基本淪為一紙空文。但是民眾對政府的防疫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不滿加劇，耐心耗盡，在廣州封控區出現了多次沖卡，鄭州富士康園區發生員工集體抗議，烏魯木齊的民眾走向政府表達不滿，上海的抗議人群甚至在街頭公開喊出習近平下台，現在抗議已經蔓延到北京、武漢、南京、成都、重慶等校園。 上周六，我在推特上發了一則推文，大意是官方對疫情處理的反反覆復，進進退退，百姓情緒已忍耐到極點，感覺這樣下去一場民變在發酵。推文引發了很大關注。我知道人們的興奮點在民變。在大量的留言中，多數人認為民變不會發生，所舉理由可以歸結為五方面，（1）支持清零的基本盤還在，（2）人們對封控已經麻木，（3）中國人是斯德哥爾莫綜合症患者，習慣了被奴役，（4）現在還沒到最壞時候，（5）百姓沒有槍炮，造不了反。還有人舉毛時期三年大饑荒死了幾千萬人，民眾也沒起來反抗。這些說法都有道理，還可舉出更多的理由來證明這一點，例如，政權對大眾的監控已到一個綿密無死角的地步，然而，由此斷言民變不會在今天發生，恐怕早了點。 首先要糾正對民變的一種錯誤理解，以為像傳統社會席捲全國的農民大起義之類造反行動，才算得上民變，這樣的民變在如今這個時代，如果不說絕跡，概率也非常、非常低。我說的民變指的是一個政權民心盡失，大眾由不滿而絕望，產生反抗的動力，並已經出現一定規模的抗議風潮。在這個意義上，也可把它理解成廣泛的社會抗議運動。至於它是否發展成全國性的抗議風潮，出現有組織、綱領和代表性人物，不是關鍵，但是必須有影響，對政權產生衝擊。 按照這個界定，民變要出現有三個條件：一是社會對政權的普遍不滿已經形成，且這種不滿到了忍無可忍之程度；二是社會出現了成群的抗議浪潮，或者單次抗議的人群達到相當規模；三是政權對民眾的不滿喪失了感知能力，對事件的處理和民眾的反抗不知如何應對，一味採取強壓乃至暴力手段。 清零之下，民變是否會發生，取決這三個條件的滿足程度。第一個條件已經具備。習的清零搞得天怒人怨，對此無須去做統計學意義上的調查，即使那些支持清零的人，也不會喜歡現在這種非正常的狀態。有誰願意天天生活在核酸檢測和隨時有可能被封控的狀態？即使生命能夠得到保護，但人的基本自由被剝奪，而且面臨失業或者已經失業，生活失去來源的困境。不僅如此，清零之下，人人都是下一個受害者，因為病毒是不講政治的，不會因一個人擁有特權、財富和聲望就不會光顧他。現在這種習氏防疫，不但民眾無法容忍，體制中的官員，尤其處於一線的地方官員和防疫人員，也疲於奔命，面臨極強的精神壓力，早已不耐煩，只是不敢發作。可見，當一項政策或做法，既得罪民眾也得罪官員，幾乎令所有人都成為受害者時，已經具備發生民變的客觀基礎和必要性。 有人會說，大眾的不滿主要針對清零，很多人未必會把它上升到對政權邪惡性質的認識角度。多數人沒有這種自覺性可能會削弱反抗的力度，然而，在大規模的社會抗議發生後，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從發生學來看，社會抗議是受從眾心理驅使的。再說，清零政策本身反映了習近平專制政權的極端荒謬性，是其反人性的集中暴露。人們不會只記著清零，而會由清零中的種種限制人性的做法聯想到過去十年這個政權的所作所為。本來，習政權在許多人那裡已經喪失了它的合法性，人們對它的信任降到了冰點。經過三年疫情的折騰，它讓社會更多的人看清了其反人性的本性，對它的厭惡有增無減，希望它倒台恐怕是多數人的心理。 民變的第三條也已經滿足。習政權對社會的躁動和不安情緒完全失去了感知和回應能力。儘管從個人看，當局有許多官員早知這個政權病得不輕，民眾對它有非常深的怨恨情緒，但由個人組成的組織和政權，喪失了此種敏感性，對大眾的不滿變得非常遲鈍，更別說有效回應了。原因在於，中共領導體制的極化，權力高度壟斷在習一人手裡，必然會使得以往存在於體制中的唯權是瞻現象也跟著極化，信息傳遞被阻滯，從而導致普遍的坐等上令的現象出現，組織系統中處理事故的機制早已失靈。每個官僚都不想擔責，也擔不了責，他們能做的就是把責任往上和往外推，讓別人去承擔。當官僚集團中大多數官員都按此原則行事，普遍的不作為和無人負責的局面就會形成。故一旦某個事情發生，政權只能用行政命令去解決，這又會進一步強化體制弊端，導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強，為下一次事故埋下禍根。 習試圖讓官員聽聞民意，貼近民情，疏解民冤，然而，體制的這種極化現象恰恰阻斷了和民眾的聯繫，官員們根本不關心百姓是怎麼想的，這就是為什麼民眾對當局的不滿早已公開化、顯性化，哪怕一個最遲鈍的人也能感覺到，可體制卻無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無所作為。這種情況當然不是今天才出現，習之前的中共政權也存在，但習政權走向了極端。過去十年，當局只知用高壓來對付不同意見和反對力量。特別是對疫情的處理，從來不是按科學原則進行，而是根據習的意志。習鍾愛動態清零，地方也就把民眾像小白鼠一樣關起來，一封了之，簡單粗暴，層層加碼，民眾的情緒在官吏眼裡，根本不值一提。如此施政，當把政權的活力抽干，民變也就悄然來臨。 現在民變第二條尚不成熟。雖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現了抗議，但主要在校園，而且規模都不大，程度也不激烈。不過，既然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特別是上海的抗議直指習近平，具有一定政治性，如果封控繼續進行，讓民眾看不到解封盡頭，接下來很可能抗議會連片出現，並且帶有更明確的政治指向，甚至出現有指標性的抗議事件和人物。不妨假設，目前的清零再延長半年或者一年，中國民眾會做出怎樣的選擇？以下情形大概率會出現：一方面，民眾的耐心完完全全、徹徹底底耗盡；另一方面，經濟因封控而繼續惡化，失業大面積出現，當局的財政尤其地方財政出現枯竭在，導致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那麼，由憤怒驅動的反抗會像泉水般湧出，民眾會踴躍加入反抗的行列。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世衛組織明年初宣布世界大流行結束而中國繼續處於封控，當局還能以什麼理由說服民眾堅持清零？群眾抗議勢必會風起雲湧。 事實上，就民心而言，巨變早已發生。清零進一步加速了這個過程。現在到處是乾柴烈火，民變只差一個引擎。烏魯木齊火災死人事件是否構成引擎，有待觀察。但有一點非常清楚，清零的時間拖得越久，民變出現的概率越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