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六）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国人喜欢套近乎，特别执著于出生地情结，所以才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套近乎，在初民社会可以抱团打江山，即使到了今天，拿来博感情也还很管用，马英九和习近平显然也颇能领会个中三昧。 为了降低被中共摸头的负评，马办凸出强调两点：一是行程不进北京，二是不见习近平。他们主观以为，这样就可以降低被统战的色彩。但和中共打交道，一厢情愿未免太天真？ 段正明律师认为出访日期内含密码，启程日和返台日带有历史事件的羞辱性暗示，目的就是要给国民党或马英九本人穿小鞋下马威。 我没有这么细腻，也能轻易看透中共的狼子之心，对于“中华民国前总统”主动送上门来，国台办又岂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首先，国台办主任宋涛特地安排接见台商团体代表，为马英九此行的意义定调，接著启动党媒大肆宣传吹风。 在这波宣传中，有两个花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湖南官方花大钱为马的故乡翻修马路，二是马英九的祖籍，也悄悄从湖南溯源到了陕西扶风。如此一来，马英九忽然就成了习近平的老乡，还有什么事不好商量呢？ 维基百科记载的马英九祖籍是江西永新县，籍贯则为湖南湘潭，他的祖父身后也葬在这里，而他本人则出生在香港九龙油麻地，也就是逃港难民大本营的调景（吊颈）岭。就在启程前夕，官媒突然将他的祖籍溯源到了陕西扶风。这样一来，老马不仅是道地的中原华夏儿女，还是习近平不折不扣的老乡。 相对于马英九刻意低调，中国却异常高调，官媒连日来热炒“欢迎中国人马英九”的文章，高度赞扬马英九的家国情怀，而马办似乎也欣然领受了这样的礼遇。 回头看看习近平，他的祖籍是河南邓州，籍贯为陕西富平，而他本人出生在北平。但习本人更宁愿归宗于陕西，原因有二：一是那里是习父闹革命打天下的根据地，二是那里有革命圣地延安，又是习本人接受文革洗礼的梁家河大寨所在，这两地恰是他继承红色江山的血统认证书。 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坐稳了龙椅，权势直逼毛泽东，中南海南北两院，尽皆习家军天下，团派、江派靠边站，专家解析，中共当权派所谓的六大门派，除了“之江新军”外，陕北嫡系也异常高调耀眼，这其中要角就包括了王歧山、栗战书、赵乐际、张又侠、李希、张升民、刘国中等新旧面孔，如今王歧山失宠告老，栗战书功成身退，两张执掌军符，赵乐际仍兼常委人大，李希入常掌握纪检刀把子，刘国中则新任副总理。人不亲土亲的旧社会规则，在习近平身上得到了验证。 相对于马英九的低调，中国却异常高调，官媒热炒“欢迎中国人马英九”的文章，高度赞扬马英九的家国情怀，而马办也默然领受这样的礼遇。“祖籍”这个概念很有趣，按照科学家的说法，中国人的祖籍都可以远溯到东非大草原。 基于上届总统大选的历史教训，马英九个人愿望显与国民党的执政目标互为矛盾，马习相忘于江湖，或许不无遗憾，但对朱立伦或侯友宜等人而言，感到到的毋宁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吧？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国民党2024总统参选人尚未正式底定前，郭台铭近日安排访问美国12天，理所当然被视为是在争取参选门票。他想选总统已非新鲜话题，问题就在四年前表态过一次后，今天却仿佛原地踏步，个人看好度和“首富优势”明显不成比例。 而郭台铭起心动念由商转政，一般认为是受2016年川普上台刺激，从他过去刻意营造和川普之间的交情，和川普连袂在威斯康辛州设厂动土合影，甚至头戴红色鸭舌帽，都有浓浓以川普为师的味道。若这次“科技经济开拓之旅”真是选总统的起手式，也只证明了他果然不是川普。 川普崛起给美国带来很多课题，除却民粹、政治极化、川普主义，更有为数不少分析是聚焦在“哪来的川普魅力”，这让他尽管连任失利，现在却还是共和党中支持度最高的一人。就这点看，那应该才是川普之于郭台铭有意义的对照，“财富”、“经商之道”反而无关宏旨。 首先，美国人（共和党）究竟喜欢川普什么，曾被归结出利益和文化两点，刚好一个打动金字塔底端，一个打动金字塔顶端。利益部分，川普同时以庸俗、反菁英主义的语言，和将美国本土劳工利益（尽管很多只是表象）“置顶”，直接吸引了工人阶级，文化面再以“挽救父权”、“种族主义”、“排外意识”，吸收上层白人阶级关注，“让美国再次伟大”一句简单口号，于是就变成了重振辉煌过去的使命宣言。 更重要的是，虽然川普言行狂妄不羁，但他一家人（从父亲以降）都是曼哈顿第五大道“大理石学院教堂”（Marble Collegiate）重要成员，川普的语言表现，某种程度其实和神学传教较为贴近，无形中，对美国白人文化超凡魅力的权威授予，便有相当重要性。这或可解释，除了共和党世俗保守派欣赏川普浑身上下美式企业家的活力，连保守新教徒竟也会把川普看成上帝的代理人。2017年，美国皮耶研究基金会曾在一份民调中询问民众：“你同不同意川普成为总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赞成川普的政策？”当时即有53%的白人福音派教徒表示同意，共和党支持者也有32%认同这说法。 可以说，川普受到支持，很大因素是他已超越民众对传统领袖人物的设定，川普个人特殊风格加上美国当下社会情境，就这样促成了“川神降临”。 另一方面，在美国普罗大众中，读过熊彼得经济学的自然是少数，但看过蝙蝠侠漫画绝对很多。一开始确实为数不少人是将蝙蝠侠角色投射到川普身上。蝙蝠侠是亿万富翁，川普也是；蝙蝠侠经营庞大家族企业，川普也是；蝙蝠侠曾是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川普也是；蝙蝠侠在成为蝙蝠侠之前生活放荡而诱人，川普也是；蝙蝠侠拥有天才级的智慧，川普看起来好像也是。 最后，蝙蝠侠放弃享受奢华的生活，并把个人财富贡献于公共服务，川普好像也是；蝙蝠侠在与堕落的城市暴力犯罪对抗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川普则仿佛为了“把美国放在首位”，进而招致强烈的党派敌意。然后，无论川普还是蝙蝠侠，皆被形塑为极端财富制造出的正义使者，对蝙蝠侠的个人崇拜，也转嫁到了川普身上，蝙蝠侠为了保护高谭市，经常破坏常规，川普似乎也受到这方面的默许。这样的对比看似滑稽、太卡通，但在美国社会，川普和蝙蝠侠的相似论不光是偶然，有时对菁英分子的社会期待，也就唯此尔尔。 “川普模式”早说明了一件事，一个政治圈外人想要在政坛窜起，尤其站上国家领袖地位，就不会只靠之前累积的财富，或是以为经营企业的一套移作政治工作也会受到欢迎。川普在共和党内的魅力，至少兼具了世俗和宗教两类选民力量，他既代表新教伦理，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派，同时，在美国娱乐业的催化下，他还如同英雄漫画里的主角。担任总统前，川普没从事过任何公职，没当过议员、州长，出身纽约却连纽约市政碰都没碰过，因为关于这样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选民只看到两种传统（世俗、宗教）的“救世主”，这就足以让川普超车党内一票菁英。 回到郭台铭身上，如果他真的想选总统，那么，他此刻到美国宣传个人“48年经商活动经验”、“在全球超过30个经济发达国家与地区设厂”、“在美国矽谷长住10年”，则还会是重点吗？郭台铭曾说是妈祖托梦叫他出来选总统，和川普“神学”的一面相比，两者之差又岂可以道里计。 终归，郭台铭从来就不是川普，对他来说，这或许不利个人由商转政竞逐大位，但对台湾来说，倒是可以稍微松口气。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马云回国了。马云在杭州露面，证明马云确实回国了。 马云回国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当初当局让马云出国，说明当局并不想把马云打倒。马云在海外这么久，始终很低调，没说过一句批评当局、批评习近平的话，说明他不想和当局决裂，说明他还想回国。 马云回国，是否说明当局的政策变了？是的，是说明当局的政策变了。 去年12月，当局的抗疫政策来了个大转弯。很少有人注意到，几乎与此同时，当局在经济政策上也来了个大转弯。在去年12月15-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前两年被整治得奄奄一息的房 地产、民办教育和互联网平台经济出现起死回生的机会，会议重提“改善房企资产状况”，确保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 和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等等，而对过去几年习近平提出的整顿房地产市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实施“双减”，整顿教培的主张 却只字未提。 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的大转弯，意味着他原先的宏伟规划遭受重挫，也成了烂尾工程。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他在去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这话倒没讲错，但问题 是，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是谁造成的呢？发展信心的低落是谁造成的呢？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2月16日，商业部发文：让修鞋、配钥匙等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 活。这话说的也对，是应该让修鞋、配钥匙等回归百姓生活。但问题是，先前是谁把它们赶出百姓生活的呢？不就是习近平的爱将蔡奇，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 正是在当局经济政策大转弯的背景下，马云的回国就顺理成章了。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人物，马云的回国可以起到一个信号灯的作用。它有助于改善外界对当局重回改革开放轨道的信心。马云回国的消息一传出，阿里巴巴股票大涨就是明证。 马云回国了，但是马云回不到过去。今天的马云已经不是昔日的马云。 今天的马云，顶上光环被褪掉大半。今天的马云，是“马已经服”（蚂蚁金服）的马云。当初马云挨整，我就说过，马云挨整的原因就是他做得太大了。不但生意做得很大，在其他很多方面的影响也很大。马云还办大学，还搞富豪俱乐部，还对政府的金融监管系统提出批评，还周游世界，会见多国政要，包括高调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面提出投资美国，帮助美国的中小企业。这些都是习近平不能容忍的。所以习近平要整治马云。但也正因为马云做得太大了，成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招牌，当局不能不投鼠忌器，所以没把马云打倒。 现在，当局大幅度调整其经济政策。为了加强外界的信心，让马云回国，就是让马云这个招牌人物再一次发挥招牌的作用。但是当局的调整是有限度的。当局不会让马云重新披上昔日的光环。马云虽然回国了，但是回不到过去。 当局的经济政策大转弯，对重振经济总是有利的。只要有赚钱的机会，一般人还是会参与其中的，包括很多撤走的外资也会再回来。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可望得到某种扭转。但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和低落的发展信心就不那么好扭转了。中国的 经济活动多少会恢复生气，但难免不带有更多的短期行为的特征。一句话，经过习近平这一番胡折腾，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只要习近平还在台上，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不可能回到从前——如同马云一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政治局常委会里“共事”的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李克强小鞋穿的重要原因是“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因为从一九八二年至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整整二十年时间里，李克强无论是在政治坛资历还是真实学历上，都曾力压他习近平一头。 我们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共历届全国党代会上发生的“民主事故”》里介绍了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是因为已经内定接班团中央书记处书第一书记的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李克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最主要的落选原因，无疑是他李克强的名字和当时还在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名字双双出现在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人，认为团中央不应该占有两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党代表们自然把李克强当成了差额对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的党代表们更是认为李克强是典型的“直升飞机干部”，虽说团干部都是相对年轻，但即使是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他李克强的资历也不如其他几位。 当时的以宋德福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排名是刘延东、李源潮、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 这届团中央产生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三年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和宋德福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李克强被增选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请注意，当时来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是排在来自军方的宋德福和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克强前面的。 李源潮是七七级，一九八二年一月，早七八级的李克强七个月毕业，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已经是团上海市委书记，官至正厅局级。 而一九五五年出生，比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李源潮年轻五岁的李克强则是本科毕业后没离开北大校门即被直接任命为相当于正处级的北大团委书记职务， 同年底成为十一届团中央常委。 北大团委书记职务担任不到一年，李克强即被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相中，征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的同意后，李克强于一九八三年年中成为团中央的专职干部，具体职务是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官至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当年底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待遇上继续为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的大背景是刚刚结束了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行了中共执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新老交替，此前在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在筹备这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过程中，胡耀邦相中的中宣部部长接班人选，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被邓小平恩准，胡锦涛则被安排到贵州接替朱厚泽的省委一把手职务。 于是，在团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宋德福接替了胡锦涛的第一书记职务，会议同时增选张宝顺、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洛桑、刘奇葆、冯军为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团中央书记处由十人人组成，即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刘延东、李源潮、李海峰、何光伟、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一九八八年召开的团十二大上产生的领导班子继续保持这一排列。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等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讲话。足见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在中共政权内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说它是党中央的“后备军”，真的是毫不夸张。 也正是李克强从北大团委书记调任团中央任专职干部的那一年，笔者当时的一位朋友，与胡锦涛同时从甘肃调进团中央的时任团中央组织部处长告诉笔者，团中央恢复建设之后，中组部即发文规定，团中央第一书记为正省部级，团中央书记处的前两名为副省部级，排名第三及往后的书记处书记都只是正厅局级，团中央候补书记则是副厅局级—-也可以是正厅局级。 如此说来，当时的李克强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排名第六，尚还属于正厅局级，所以这也应该是他在十四届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党代表们差额掉的原因之一。而当时的中共高层之所以内定了李克强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年龄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里李克强最为年轻，排名在他之前的五个人里，最年轻的李源潮和张宝顺都出生于一九五零年，较李克强年长五岁。 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我们也已经介绍过，虽然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实行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差额选举时即已经规定，从中央委员预选中差额下去的可以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名单，但当时的中共高层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似乎不太恰当，于是便把李克强内定为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当时的这个第八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次实行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李克强顺利过关，两个月后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在此基础上，他李克强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这一次终于顺利过关。与此同时，比李克强年长两岁的习近平虽然“当选”了是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却是排名最后，也就是说，他是所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 时光又过了五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李克强顺利继任中央委员，习近平则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转正。如此说来，如果不是十四上的中央委员意外落选，比习近平年轻两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央委员的时间应该比习近平早整整十年。至于具体的官阶相比，当年李克强大学一毕业即官至正处级的同时，因为父亲的安排，在正营级秘书位置上退役的习近平被官升一级，成为河北正定县委副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副处级。 也就是说，李克强在中共官场上一出道就力压习近平一头。接下来，习近平官至正定县委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正处级，但与此同时的李克强已经是正厅局级的团中央学校部部长了。习近平从一九八八年六月开始以福建宁德地委书记身份官至正厅局级，而此时的李克强享受正厅局级待遇已经长达五年之久了。 一九九三年李克强官至正省部级的三个月之后，习近平终于熬成了副省部级，被中组部批准为福建省委常委。至于习近平晋升至正省部级的时间也是比李克强晚了整整五年。一九九九年八月，习近平被安排为福建省的代省长……。 综上所述，资历上不如李克强，是习近平嫉恨李克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自然就是学历上的对比了。 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习近平和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言谈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 回到福建之后，贺国强又适时提醒他习近平，要“补上学历不足这一课”。贺国强特别忠告他，“文革”中没有高考，凭推荐上大学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是哪个当时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自己不愿意凭考试进校门。但是确实，有些工农兵学员在恢复高考之后就抓紧给自己“补课”了。 贺国强特别给他习近平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和习近平一样以省委副书记身份成为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卢展功和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李源潮，说这两个人在文革中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恢复高考之后又都参加了高考，再学习四年后拿到学士学位。 贺国强也还特别提醒他习近平，不要在学历上被自己的同龄人比下去了。 在贺国强的提醒下，习近平靠着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希的帮助，于一九九八年开始“攻读博士”。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发表于本专栏的《习近平靠录音磁带修成“法学博士”》。 海外中文网上曾有一篇标题为《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的文章，说是“李克强与习近平的政治权力之争，实际上代表77年后的高考生与‘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的智慧之争”。 文章中详细介绍说：1978年初，时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克强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据他当年的同学姜明安(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宪法、行政法学者)介绍，在北大学习其间，李克强学习勤奋刻苦，思想活跃，并且展现出比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任校学生会主席。期间在恩师龚祥瑞(著名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学者)的影响下，李克强和他的几个同学都注重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并曾参与翻译著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任职团中央期间，李克强在北大在职攻读经济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影响颇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李克强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进一步评论说：与习近平同为知青出身的李克强是靠自己的本事，从安徽农村考进北京大学。大家知道，当年南方省份的高考录取线是大大高于北方省份的。所以我认为，李克强的学业是优秀的。而习近平只是1975年被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大学生）。我不是否定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习近平绝对不是那种优秀人物。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算是优秀的人物，但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比他爸差多了。 大概是因为习近平对自己的大专文凭不够满意，所以，他利用同清华大学前校长陈希的关系，搞了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论文博士文凭。所谓论文博士，就是中国在1980，1990年代搞的，不需参加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也不必到校听课，只需做个论文，就可以了。 笔者这里需要指出一点， 陈希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不是校长。习近平在“攻读博士“之前的基础学历，首先是中学没有毕业，其次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经历连真正的”大专”也算不上。 笔者过去十几年里，已经陆续在多篇文章里介绍和评论过中共历届副国级以上官员中假学历和伪学历泛滥成灾的现象。文章中“表扬”了只有王歧山一人，一直是只满足于自己的“大学普通班”学历。 所谓“大学普通班”的说法，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七七和七八两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各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分外眼红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不但要求当局承认他们的“本科”学历，甚至还要求给他们 补发学士学位证书。当时的中央书记处还专为此事开过会，期间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复杂过程，如果要详细介绍的话，足以单独成书。这里只介绍一个结果，就是当局最终决定把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六年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给以“大学普通班”的雅称，以区别于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本科和两年制“大专”。 如上《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还说：当年李克强也搞了一个论文博士文凭。但是，李克强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的论文博士文凭还是有点实际价值的。因为，他的导师是厉以宁。厉以宁是搞西方经济学的，是搞股份制改革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开明人物。李克强在北大读法律学时就对经济学感兴趣。所以，李克强读北大的经济学论文博士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虽然都是所谓“在职”，但李克强的北大经济学在职博士学历和习近平的清华“法学”在职博士学历，也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的。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刊载于本专栏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法学学士李克强 、法学硕士王沪宁和法学博士习近平》一文。 如今的李克强已经靠老还乡。而此前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政坛资历和实际学历都曾压过自己一头的李克强小鞋穿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是他习近平“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虽已结束，但对国际局势的搞局效应刚刚开始。本次访问普京给足了习面子，习则回报普京巨大的支持，由双方发表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来看，中俄结成了实质上的联盟，如果说之前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 在习飞往莫斯科的前一天，习普二人同时在对方媒体发文，已见出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因为这种安排相当罕见。习将此次访问定调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友谊是针对中俄关系本身的；合作表明两国会在一系列的议题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不只在经贸、能源、科技、文化等方面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也在地区热点、全球问题和国际关系等涉及地缘政治的事情上协调立场，共同发声；和平意味他此行带着和平使命，暗示要调解俄乌危机。 习访俄亦是对抗之旅 但是，习没有说的，他这次出访也是对抗之旅，对抗谁？美国。联合声明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合作，二是反对。有人数了，声明中提到“反对”不下30次，如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阵营对抗，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和极限施压，反对国际人文合作政治化，反对以国籍、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信仰、民族或社会出身为由歧视文化、教育、科学、体育界人士，等等。声明也干脆不隐瞒，指名道姓批美国，公开点名就有8次，没点美国名的地方则更多，如指美国抱守冷战思维，推行“印太战略”等，可以说，共同抗美的态势非常明显。 以往中俄的联合声明，或者中国和某个地区大国的联合声明，除双边关系外，也会涉及一些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但这次范围之广、话题之多是之前没有的，举凡当今发生的地区和全球关注的事件与话题，例如，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部署反导系统、AUKUS、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北约的扩张、日本核污水排放、朝鲜导弹发射，乃至非洲的问题，中俄都表明态度和立场。实际可以把这看作一份全球治理清单，中俄要对这份清单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问题还在于，中国在以往这类声明中，很少公开点美国名，即使点名，也不像这次次数如此多。摆明习已下定决心，要破美国的局，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多边秩序的构建上，联合俄罗斯，走自己的路。现在再回头看两会期间习公开发言指责美国一门心思只想围堵中国，就不单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而是有意识要表明一种不想再忍美国打压的对抗姿态。 中俄的深度捆绑 习在开启他的第三任期后，中国的外交有了一个很大转向，即同美国对着干。然而，要和美对抗，以中国的力量还不够，需要帮手。美国综合实力比中国强很多，背后尚且有一个西方阵营，习也要组一个朋友圈，于是打出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化的旗号，以中国所能主导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东盟、海合会等和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些组织为平台，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全球安全秩序。而在中国的朋友圈中，俄罗斯是最好的帮手，不仅俄罗斯和中国同在上合、金砖等组织中，更是因为俄虽已国力衰退，但毕竟余威还在，仍是一个强大的核武国家；此外，因俄乌战争，莫斯科陷入同西方整体对立的态势，也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包括经济上对中国的更深依赖，从而对北京的要求更可能配合。 尽管中俄两国出于共同抗美的需要深度结合，不像西方更多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然而，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利益结合的基础就不牢靠。原因在于，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是结构性的，双方对抗的广度和强度要超过冷战，一时半会缓解不了，恐要持续一个较长时期。美国已经明确宣布至少未来十年都是美中竞争时期；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唤醒了欧洲对它的恐惧，将自己置于整个西方的对立面，而西方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以及对俄的制裁，也让它彻底失去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信任，尤其考虑到俄罗斯自冷战结束后就有一种被西方深深欺骗的感觉，即使以后普京不当权，要莫斯科重新信任西方，也很难。 可以说，未来两边的对抗会进一步加剧，中俄任何单独的一方要跟西方进行激烈角逐，都毫无胜算，故为避免失败，双方必然走在一起，在战略上深度捆绑。正如中俄在联合声明中所强调的，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一个强大成功的俄罗斯，彼此视对方为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 不过，尽管中俄都宣称，两国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3月26日普京在官方电视台上说，俄罗斯“没有同中国建立任何军事联盟”，双方的军事合作是“透明的”。 但实际上它们就是一种结盟关系，是一种实质联盟，其结盟性质现阶段在军事上确实没有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那样明显和紧密，可最近几年，两国军事上的合作和互信有了很大提高，在联合声明达成后，不排除今后在武器的联合开发以及军队的演练上合作的层级会上升。在政治上，两国关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同盟，其目的就是对抗美国，或许还有西方（对俄罗斯而言），此种对抗已进展到开始构建国际体系。 中俄同盟谁为大谁为小 既然中俄现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同盟关系，那么在同盟内部也就具有主从之分，这是同盟必然具有的特性，历史上的同盟皆如此。比如中苏同盟，苏联是盟主，领导者；中国是盟员，被领导者或追随者。谁是领导者，谁是追随者，取决国家力量的大小。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国力衰退，中国则崛起，双方的实力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近几年更加明显，尤其在俄乌战争发生后，俄罗斯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俄中关系如外界一般认知的，是中主俄从，这次习的访问，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对全球治理和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基本表达的是北京的立场和看法。俄罗斯的经济，也开始整合到中国的经济体系里。 当然，俄罗斯的国力虽然有了很大衰落，但它还保存很强的军事实力，是核武大国，整体实力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强多了，所以俄中关系不可能表现得像当年的中苏关系，俄罗斯只是中国的小老弟；而且，对有着大俄罗斯主义，怀抱着昔日苏联帝国梦的普京来说，也不愿意在双方的结盟中甘居中国之下，所以普京在发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指出，从质量角度看，俄中关系没有领导者和追随者，他是要暗示和提醒中方，不能把俄罗斯当小老弟看待，不可随意支使俄方。习亦清楚这点，因此双方之间特意在形式上表现出平等。 中俄和美国的角力将在习这次访俄后全面铺开，这会是两种世界观和世界秩序的对决。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一个多月前北京之春资深撰稿人毕汝谐先生来稿，透露国内来鸿刘亚洲将被重判死缓，现被可方媒体证实了。 刘被指涉嫌以基金会、协会等名义聚敛巨额财富，涉严重经济贪腐问题。这是中共的老套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处理。无庸讳言，中共官员贪污人人有份，刘亚洲也不例外。但刘亚洲判死刑是贪污问题吗？自然不是，以贪污论处刘这么大的一个官，贪一亿多算什么事，一个村干部都把他比下去了。刘被判是政治问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内所没有过的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细化起来是军事政治。作为国防大学的政委，是集军事与政治一身的职务。 据透露让习近平震怒的最主要原因是刘亚洲的一篇文章：《金门战役检讨》作为研究军事的中国空军上将，应该说是中共军事研究的最高权威，研究中共内战中最后一场战役“金门战役”自是他应有的研究项目，特别是中共已对和平统一台湾不抱希望，武攻台湾的时间表几乎跃然于纸之际，这篇军事研究文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语的。这本来是给习近平武攻台湾一个最好的军事参考，但他的研究结果恰恰给习近平统一中国，解放台湾劈头盖脸地泼了一盆冷水，逆了龙鳞，自然龙颜大怒。 当年老蒋退守台湾，在飞机上视察金门，他对属下说金门象什么，没等回答他就说金门两头大中间细，象一根死人骨头。看到这根骨头老蒋松了一口气，他知道此地乃共军的坟场，台湾无虞了。果真，在新中国成立第24天的10月24日，解放军二十八军下属三个团共九千余人渡海进攻金门，登陆后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后援不继全军覆没。刘将军从军队轻敌到作战能力，以及金门易守难攻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得出：台湾是放大的金门，金门是缩小的台湾，二十八军是缩小的我军，金门之战是一面镜子，可以正衣冠，可以论得失。他又说：今天台军也非昔日的蒋军，台湾亦非金门，更何况天险横亘，台海作战将比金门艰难万倍。他又分析了台湾的地理与台军的防守，并纵观国际形势指出：现在防守台湾的非仅台湾一国，是美国，日本与整个国际社会。而美国已经有了对台防守的预案，其中有：让中国完成二十万人以上的登陆，再突然介入夺回制空、制海权并封锁台湾海峡。联手台军围歼失去弹药与补给的中国军队。这个方案可以给中国极大的政治打击，相当程度地震撼和摧毁留在大陆的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我们看到这个预案实际上就是金门战役的再现。 时下的中国政治，刘将军的对金门战役的检讨与对攻台的评估是不合时宜的，是大长敌人的威风，大灭自己的志气。在中国无论是将领还是小粉红来说，打台湾不过是小菜一碟， 72小时拿下毫无悬念，有些甚至说朝发夕至，总之台湾对他们来说是垂手可得。中国将领张召忠在作客电视节目中夸口，我们打台湾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们的力量打下台湾已没有什么问题，富富有余。金灿荣教授则说我们只要把台湾围起来，台湾就成为一个孤岛，台湾就得投降。而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及一些民众也配合这种认知，说我们根本无法战胜共军，除出投降别无它途。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就说过，“如果中共攻台，首战即终战”。现在是军事专家、教授，小粉红加台湾的一些人在攻打台湾问题是同样的认知。这就非常的可怕了。为此刘将军语重心长地说：“真诚希望中国人少说空话大话、多一点实实在在，并认真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多怀揣一颗善良之心，真正将台湾人民、香港人民认作是自己的骨肉同胞，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不是没有希望的。否则，兄弟反目，一定会亲者痛、仇者快，结局必将愧对全体中华民族及子孙后代！”在和平时期，一个好的将军最高境界不是打仗而是不打仗，是保卫和平，维护和平。特别是涉及到同文同种同胞之间的战争，绝不轻言开战。刘将军上述讲话可以说已经到了这样的高度。 刘亚洲在中共将领中是一个难得的儒将，是少有的能够纵观国际军事格局，了解现代战争性质的军事人才，他的许多论断都被印证了，特别是俄乌战争反映出来的战况与目前国际社会对台的军事联盟。安倍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精细到家。但他不幸碰上了一个胸无点墨，愚蠢自以为是的领导人，一个一心要以武统台湾来实现春秋大梦的习近平，以及一批在他身边酒囊饭袋，无耻之徒，把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习近平吹捧为有着科学判断的军事思想家。有这样一位山大王，这样一批弄臣，刘亚洲今天的结果可以说乃是意料之中。刘亚洲因忠告而被判死刑，刘之后不复再有劝戒习近平放弃攻台之人，而习攻台失败是可以肯定的，但有多少共军，国军，大陆民众，台湾民众都将成为无辜的牺牲者，“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难道是中华民族一个过不去的宿命？在内战结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又放到了我们的面前。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胡石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江西南昌郊区的武溪公社。其父亲是公社书记，一九五九年大饥荒时患肝病去世，母亲艰难拉扯大五个孩子。他刚上中学，便赶上江西推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运动”，所有中学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此后，他被分配到江西汽车厂当了八年工人。 一九七九年，胡石根通过自学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悲痛欲绝。胡石根从小就是孩子头，常常惹祸，母亲知道他容易闯祸，再加上离家远，她不放心，又是读中文系，文科容易惹祸上身，所以忧心忡忡。儿子离家北上那天，母亲连门也没出，扶著门框流泪。多年后，胡石根感叹说：“我自一九七九年来北京，这三十多年大多时间是在牢里度过的，看来当初母亲对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预感的。我的母亲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关押在北京二监，家里人向狱方申请我参加葬礼，没有获准。家人就一直瞒著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监时，说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场。” 胡石根考上北大中文系时已二十五岁，比大部分同学年长，老成持重，专注学业。一位同学以笔名“橡溪”发表了一篇题为<隔壁宿舍的胡石根与胡春华>的文章，生动地写道：“每天晚上熄灯前洗漱时，都会在水房相遇，不时聊天打趣。胡石根身材矮壮，很注意锻炼肌肉健美，宿舍熄灯后，就带著同样矮壮的同屋，小他八岁的胡春华同学，及赵清治等，在尚有灯光的楼道里，举哑铃、杠铃，再进水房，把洗脸盆灌满冰凉的北京地下水自来水，兜头浇下，发出野兽般的吼叫，无论冬夏，四季如此。” 一九八六年，胡石根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任教于北京语言学院。一九八九年学运期间，在“四二六”大游行之前，他就在语言学院学生楼前发表演讲。后来学生绝食，他又组织教工签名、游行。部队戒严后，还组织学校师生在五道口附近彻夜堵截军车。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骑自行车到木樨地桥下，亲眼目睹军队屠杀抗议民众。随后，他回到学校，为被杀害的学生举办追悼会，在大雨中发表演讲：“当权者已经举起屠刀，向我们大开杀戒……”结果被潜伏的特务录了音。六四后，他被追责，被停职反省及行政记过处分。 在被审查期间，胡石根被要求不得离开学校大门，在研究所的图书室里看了一年多书。他接触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组党活动。他也反省“六四”的经历，觉得“六四”的失败，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民主政党来领导这场运动，所以必须要成立一个民主政党，就著手做组党的事情。他刚开始做时就有一种牺牲奉献的念头，“觉得自己这一条命是捡回来的，戒严部队没开枪打死我，这条命留下来就是为了跟他们干了”。他后来强调说：“中国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中国需要的，是每个中国公民都拿出点良知和勇气来，拿出点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来，都能够‘从我做起’积极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必定大有可为！” 在中共一党专制的中国，成立反对政党或组织，是最危险的事情。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首先发现北京语言学院有一个印刷工人，叫王国齐，此人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深度参与者。于是，他约王谈了组党的事，王欣然同意。在北京，还有一些人也在考虑组党，包括熊焱、刘京生、陈卫、康玉春等人，刘贤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后也参与了一些讨论。 一九九一年初，胡石根说服熊焱、陈卫、刘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陈青林等人，请他们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而康玉春、安宁、陆智刚、王佩忠等人随后成立了“中华民主进步同盟”。年底，他又同刘京生、王国齐、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中国自由工会”。 为了纪念“六四”三周年，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给国家机关寄送公开信，有人去街头刷宣传标语，陈卫还冒险到北大三角地贴传单。他们做事情时非常谨慎，张贴标语时带上手套，不留下指纹；去一些楼房贴传单时，还要换鞋，避免留下鞋印。 一九九一年底，一位姓温的北京大学生，“六四”参与者，坐了一年牢出来，得直肠癌去世了。胡石根等人在西直门的人民医院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公开聚集，悼念逝者。外电报导，这是“六四”镇压之后北京活动人士举行的一次公开抗议。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他们又组织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实际上是一次公开的示威活动，还有十多位外国记者随同。 他们在丰台东高地开了一个卤鸭店，前院卖卤鸭，后院除了做卤鸭，还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机。那台机器当时要花几万块，非常很贵，他们用来印刷反共传单。在“六四”三周年前夕，他们策划用航模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找来专家帮忙，投入十几万经费。然而，航模还未做好，就被人告密。五月二十五日，警察来到卤鸭店，掀开帘子一眼就看见速印机。但警察当时并未动手，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卤鸭店老板想把速印机藏起来，殊不知早就被警察盯住，就看他们往哪里藏。二十七日，他们打电话告诉胡石根：“东西藏在某处了。”胡问：“你们还没走啊？情况很危急，我们赶紧通知人，什么也不要干了，快快躲起来再说。” 五月二十七日晚，胡石根到宣武区西便门附近跟高玉祥见面，发现有人跟踪，赶紧分手。多年后，他回忆被国安人员秘密绑架的场景：“我骑自行车从天宁寺桥往北走，穿过南礼士路，刚到儿童医院后门，有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从后面撞过来，冲我喊：‘哥们，问你点事。’咣当一声，连人带车把我撞倒在地，紧接著，两辆吉普车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车上下来很多警察，其中还有女警察，手里拿著电棍。他们不由分说，用黑头套把我的头蒙住，我大喊‘强盗！土匪！’，他们不顾我的抗议，强行把我塞进吉普车，衬衣还挂了一个口子。上车之后，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手铐铐得很紧，我要求他们放松点，一位说‘好嘞满足你的要求’，哢哢紧上两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说什么了。” 然后，胡石根被送到丰台大红门南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在那里从五月二十七日一直被关押到六月十日，之后就转到秦城监狱。后来他才知道，这次抓捕，把他们整个组织的成员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广州、新疆、成都、内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 胡石根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三个多月，又转到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关了三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被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开庭审判，前者判刑十三年，后者判刑十年，两罪合并执行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是中国有期徒刑中最长的刑期。可见，中共对组建反对党最为忌惮，一定要处以最重的刑罚。胡石根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八年获得两次减刑，服刑十六年三个月之后，于二零零八年八月底被释放。 胡石根后来告诉朋友，他在狱中遭到频繁的殴打和虐待。但每年六月四日，他都会以绝食纪念死难者。回顾漫长的牢狱生涯，他说：“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监狱。但监狱是社会的缩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监狱。我在监狱十六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当年鲁迅所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监狱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坐的。当然，也许是最有意思的。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监狱里度过的十六年零三个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练作用。因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觉得没有坐过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为一个完人嘛，应该坐牢去试试。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开初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过去我还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产党定的法律，他们自己总是应该遵守的吧；共产党的监狱，总还是要讲点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后，我立马发现，这些个想法都太天真了。我们很多搞民主维权的朋友，可能都对专制的邪恶，缺乏足够的估计。只有亲身体验到，才会发现：要跟专制周旋，必须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灵活更坚定。监狱是一个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块好钢，你就能磨砺出一把无比锋利的钢刀。”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他的妻子坚持了十多年，还是在他出狱前离婚了。女儿也不理解他，在他出狱后不愿见面，尽管就在咫尺之遥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于是，胡石根被迫装作陌生人，到学校里远远地偷看女儿。此一场景，痛心疾首。 胡石根出狱后的中国，与十六年前他入狱时的中国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且不说当年与他同屋的小兄弟胡春华成了副国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与他同时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的本科、硕士同班同学崔希亮，在他坐监狱这二十来年，已从他的讲师同事爬到北京语言大学校长的位置。有老同学希望崔看在当年的情份上，好歹帮帮师兄，崔回信说，根本不认识胡某人。有其他同学传来话说，当年胡石根一被捕，语言学院就把他从单位开除了，“他是犯了中央大案的钦犯，谁也帮不上他，只能发配到北京街道里监管”。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胡石根由北京家庭教会领袖袁相忱及其二儿子袁福声牧师施洗成为基督徒。他在一个家庭教会聚会并带领团契，并成为教会的长老。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胡石根因参加“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讨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同年六月五日被取保候审一年。 二零一五年，在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的全国性围捕中（“七零九”案），胡石根再次被捕。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周世锋、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国等四人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八月三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判决胡石根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年的“反革命罪”的变种），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据新华社报导，胡石根利用“非法”教会组织“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八月五日晚，央视《焦点访谈》以嘲讽的标题<“推墙”推倒了自己>报导胡石根案。节目一开始，就是胡石根在法庭上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的镜头，还详细介绍了胡石根所说的“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的“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以及“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的“建设未来国家的五大方案”。这些都是胡石根提出的“国家和平转型”的主要内容。胡石根在法庭上“认罪”说，他对于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指控完全接受，他就是想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 《纽约时报》报导说：“胡石根是多个未经政府批准的教会组织的长老。最近几年，习近平加强了对此类教会组织的监管，担心基督教可能被用来传播西方观念，打开他所说的‘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大门。……对外国人士的反复抨击，是一系列审判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审判与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密切相关，即政府加强对在华运作的境外实体的监控。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表示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势力正试图在国外煽动社会冲突，颠覆别国政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狱中的胡石根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第七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暨第十一届狱中作家奖。 “六四”之后三十多年，胡石根与大部分北大校友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驰。他的大部分校友都是退休官员，喜好在同学群里大晒食不厌精，宽宅良车，谈天说地，得意洋洋，不忘感激当局恩德。身在海外的“橡溪”对此忍无可忍，说了一段话：“我隔壁的七九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胡石根同学，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就别扯什么制度自信了！别成天惦记他同屋另一个胡同学爬多大的官了。势利眼，跌北大出身的份儿！”马上有法律系同学以专家的口吻说，胡石根组织武装暴动，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罪行，在任何国家都会被枪毙的，废除死刑的国家也会终身监禁，中国政府算判他轻了！群里附和点赞不绝。“橡溪”忍不住出言相讥：“一个老胡那样书呆子，可以把那么多世界第一的大国颠覆了，不是污蔑国家花那么多纳税人钱养的百万维稳队伍都是饭桶吗？”群里从未见半句对老同学胡石根的同情之声，反而有不少人告知，不要在群里讨论胡石根案，会引发网管注意，把这个五百人的北大群封号。“橡溪”回复：“微信大群被封号，应该谴责耍淫威的专制官僚，而不是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民众吧？”他感叹说，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处心积虑要把北大改造成党校，成为供其驱使的驯服工具。北大师生阿谀逢迎者，如过江之鲫。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胡石根刑满获释。他先后三次被捕，坐牢及被非法软禁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二十四年，时间之长，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犯中屈指可数，与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接近。然而，胡石根在中国成不了曼德拉，因为中共极权专制的严酷程度远超当年半民主、半威权体制的南非。 央视嘲讽胡石根“‘推墙’推倒了自己”，并非事实。胡石根没有倒下，他的“推墙”的事业有后继者络绎不绝地跟上。没有人有资格嘲笑推石头上山的悲剧英雄西西弗斯，也没有人有资格嘲笑一生“推墙”、无怨无悔的胡石根。终有一天，高墙会倒下，自由会降临在这片土地上，而胡石根的努力与付出，必将被后人纪念和传颂。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准备参选下届总统，心意很明确，除了出书行销个人政治哲学，媒体也闻风他正在组建竞选团队，有别于稍早暧昧态度，他现在对选总统这件事已进入“不否认阶段”。民调上，他在共和党选民间的支持度仅有6%到7%左右，表现远不及川普所拥有的稳定三成铁票，却也不到让人完全放弃的地步。 只是，彭斯表现愈踌躇滿志，媒体就愈不看好他。若以候选人品质角度观察，彭斯各方条件其实都比川普优质。年纪方面，彭斯今年64岁，比77岁的川普年轻了13岁，因此没有“高龄总统”问题。其次，彭斯出身虔诚的天主教爱尔兰裔美国家庭，是六个兄弟姊妹之一，具备美国菁英底色，而他自己则在大学时期皈依基督教福音派，福音派在美国政界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尔后其政治力量走向，则更倾向靠拢共和党，照理说白人福音派共和党选民，应该更欢迎彭斯，而不是离两次婚，还牵扯多起性骚丑闻的川普才对。 另外，在担任川普副手期间，彭斯温和的形象于政坛上经常既不主攻也不助攻（很大原因是川普都自己上场了），和川普形成强烈对比，，但他在担任印第安纳州长任内，曾敢于推动减税、限制堕胎等等争议法案，也曾不惜得罪保守共和党员，大方接受了奥巴马政府对各州的医疗补助计画。 比起川普，彬彬有礼、进退有节的彭斯，或许更像是美式理想的政治人物，因而当地媒体也很好奇，一路以来，舆论却鲜少批评彭斯的为人，但他是怎么让自己走到近乎“无声”的一步。难道正是成也川普、败也川普？ 彭斯担任川普副手时，最明显特色就是无论任何情况，他都忠诚捍卫川普和其所推动的政策，在川普以其独有政治风格在国内外屡掀波澜之际，彭斯也都坚定不移站在川普身边，甚至还被冠上“奉承”的负面形容。直到川普竞选连任，发生国会大厦暴动，彭斯却突然强硬了起来，拒绝配合川普推翻2020大选结果，直让共和党选民气得扬言要“绞死彭斯”。 如此前恭后倨的转变，当然可以说是川普终究踩了彭斯底线，但却也暴露了彭斯为政上所谓的温和形象，可能很大程度是来自惯性妥协，除非要等到“国会大厦暴动”这等惊天动地的情况，才会让他有勇气做自己。 而原本就习于对政治人物抱持怀疑心态的美国社会，既看到彭斯选择和川普决裂，又对他事事屈从川普的一面记忆犹新，于是这就造成了川普支持者回头重新怀疑彭斯早期对川普的忠诚是装的，至于原本就不太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则认为彭斯早就不值得托付。结果就是，彭斯在共和党内两头空，对任何一类型的党内选民都失去了吸引力。 很明显地，彭斯一直都想让自己表现的体面，不得罪人，这或许让他可以避开某些政治风暴，但一方面，当福音派选民质疑川普私生活不检点时，彭斯却一再向选民保证川普人很好，不用担心那些行事上的枝微小节，接著，发生国会暴动案，彭斯再又选择不对川普言听计从，不过仍不改顾忌东、顾忌西的个性，对于川普，很多关键处都雷声大、雨点小，或是选择闪避问题核心，只做到点到为止，前前后后，感觉一直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尽管关于彭斯的评价多是诚实、良善，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作为政治人物，他的形象却愈来愈模糊。 彭斯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既担心得罪川普选民，又想让人家知道他和川普不一样，结果川普的支持者没有倒向他，还深化了“绞死彭斯”一群对他的仇视。川普铁粉认为彭斯背叛了他们，非川普支持者也受不了彭斯似乎还在替川普缓颊。因而，今天才有评论说，彭斯或许具备了参选总统的条件，但他已找不到自己的支持者在哪里。 “好好一个彭斯”为何民调始终没有起色，或许真的就是因为他掉进了“川普陷阱”，他没有让川普的乖张荒诞反衬出自己的稳健，反而暴露了个人妥协、误判的一面，“无害政客”本是彭斯的利基，但如果那是来自于瞻前顾后、不干脆的个性，无疑会直接浇熄支持者的热情，这让大家对彭斯或许没有恶感，却已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拥戴他。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