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众院调查微牛 揭其与北京政府的隐秘关联
2026 年 10 月 8 日
随着《习近平著作选读》被强行指定为全党及全国大学师生的思想教材，“习作”的总发行量直线上升。虽然还与“文革”中各类“毛书”的18亿7千多万的总印量有距离，但习近平截止目前已经获取的稿费和版税数字肯定早已经是毛泽东那区区1个多亿的N 倍。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习近平陆续出版的各类“著作”的总印量的最保守统计，早已经把邓小平甩出了好几条街。据统计，1980至1989年十年时间内出版邓小平著作26 种，其中邓小平非文选部分著作为5600万册左右，邓小平文选为4408万册。另据人民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网报道，邓小平文选发行数为6000万册。邓小平文选减去重复计算部分，这期间出版邓小平著作总数当在1亿2000万册左右。 1990年后至2006年七年时间，若按邓小平著作平均出版发行数计算，邓小平新版文选与其他著作总出版数不低于8000万册。合计邓小平出版图书总量超过2亿册。 那么，随着习近平在位时间的长长久久，《习近平著作选读》在出版了第一和第二卷之后，还会再有第三、第四直至第N卷。其日后的发行量将会达到怎样一个天文数字呢？ 本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的通知》。通知中说： 编辑出版《习近平著作选读》，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现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已经出版发行，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习近平著作选读》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这些重要著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教材……。 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摆在重要位置……，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悟，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近平著作选读》纳入培训教学重要内容，举办各种研讨班、培训班、学习班，推动学习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开展。各高等学校要把《习近平著作选读》作为师生理论学习教材，更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请注意这份中共中央通知中所使用的“进头脑”三个字，赤裸裸地昭告天下，不但是要用这两本《习近平著作选读》教化全党，更要把这两本“习作”当成必备必读教材，对全体大学生进行政治洗脑。 那么既然是“教材”，当然是要保证人手一套两本。据新华社去年6月对外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共党员数字已经高达9671.2万名 其基层党组织则达到493.6万个。 至于大学生数字，目前在校大学生已达4千万之多，去年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已经突破1千万。那么考虑到在校大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党员，所以我们不妨只把9千6百的党员数字只加上3千4百万的非党员大学生数字，这两本“习著”就已经是1亿3千多万人头的“思想教材”了。 另外，对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所有担任公职的“党外人士”，也必须在各级、各类“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组织安排下，将这两本“习作”当成必备教材。再加上全部高校的教职员工中的非党员，这两部分人的总数也应该在数千万之多。 同过去十年间已经陆续出版过的习近平各类书籍一样，这次出版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的中文版也还有详细分类，诸如普通版、大字版、精装版、繁体版等，售价不等。笔者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三卷面世之前，也就是说在近期内，前两卷的汉语版的总印量会直逼两亿套，也就是4亿册。而且按照大学每年招生过千万的数字计算，这两本“习作”的印量即使是在满足了如上所有的人人手一套两本之后，每年也至少还要加印一千万套，即两千万册。 这个数字再加上笔者前面两篇文章中大致统计出的习近平近十年内陆续出版的各类“习作”的总印量，什么时候能够要赶上《毛选》和《毛主席语录》的总印量呢？ 毛泽东文革期间，共出版著作18亿7244万册，具体数据如下：毛主席语录，军队印制4500 万册，地方印制9亿6560万册。毛泽东文选，2亿5250万册，毛泽东选集，地方出版平装本3亿2500万本，精装2550万套合1亿200万册，军队出版2110万套平装本，合8440万册，精装本1224万册。毛泽东诗词8570万册。 可见，如今的“习作”虽然有的是一套四册，一套两册，但各类各种“习作”的总印量按册计算，要追上18亿7千多万数字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把习近平各类“重要讲话”的单行本的总印量也加进去的话，那就指日可待了。更需要关注的是，将来的不算，习近平截止目前已经获得的版税和稿费收入早已经是毛泽东的N多倍是毫无疑问的。 2004年，中共党刊《党史文苑》发表《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一文，文中披露，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权费及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毛泽东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中共中央是如何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认为是个谜。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那么，毛泽东的稿酬累计究竟有多少？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达1.3121亿元人民币。 该文回顾说：1967年10月，毛泽东曾查阅本人稿酬累计情况，当时有570多万元。毛泽东在“五百”二字上圈了之后，批曰：上缴党费。结果，此举被“中央文革”卡住，指出：主席胸怀，主席气魄！ 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据汪东兴所述：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知道。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7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按：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万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又提取了10万元给了程思远。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泽东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建房屋用的)。 毛泽东逝世后，关于他的稿酬遗产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内部是有争议的。据汪东兴说，毛泽东曾讲过，死后都交党费，身边的就分给警卫员。对毛泽东稿酬遗产，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2018年5月，笔者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曾不准江青的女儿李讷用毛泽东稿费付医疗费》一文，文中讲述的内容是当年在杨尚昆身边工作的人士亲口讲述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杀前,李讷因为多种慢性病需要同时治疗和保养,前后花了数千元医疗费。到单位报销时，单位会计向她出示有关财务规定，说明她的药费中有一大部分属于“公费医疗”制度规定不能报销的“自费药品”…… 当时的李讷眼看已经因为看病欠债,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她父亲毛泽东生前的财产,尤其是稿费,她自己是否有权继承一部分。她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要,只希望如果能同意她从父亲过去的稿费中支取数千块钱,弥补因治病而欠下的亏空,她即感恩不尽,相信她父亲之后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她恩重如山了。没成想 报告交到邓小平处后,邓小平冷漠地说了一句:毛泽东过去的财产,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都不能随便支取。 李讷要求提取父亲毛泽东生前稿费积蓄一事被邓小平拒绝后，通过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向杨尚昆求救，杨尚昆对自己家人说了一句“小平同志在对待主席后代的问题上太不厚道”。 邓小平一句话即断绝了李讷对毛泽东财产的合法继承权,因看病欠钱无力偿还的李讷为此仰天长叹,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冤冤相报，什么叫世态炎凉。幸好不久江青去世，有关部门通知李讷，她自然是江青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江青生前的存款可以由她办好手续后领走。 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上当年曾刊登一篇歌颂毛泽东后代“平民生活”的文章。文中说：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没有继承毛泽东的一分钱的遗产。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有过一段异常孤独、困难的时刻。那些年由于母亲江青在北京远郊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整天的时间，乘公共汽车去那里探监。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权。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时代，李讷自然也属于那种“落后于时代的人”，她只是本本份份地做人，谨小慎微地依靠着那份工资生活着。 2003年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前后，一篇题目为《李敏李讷现身 生活现状曝光全国人民都哭了》的报道文章说：李讷长期患病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按照目前的医疗制度，诸如透析等项目都是需要自费的，而一般的公费药物根本无法治疗，李讷的病况已经十分严重，双肾严重萎缩，据专家 诊断，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换肾，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李讷因为退休很早，工资标准很低，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来做透析治疗，更不可能做手术治疗。可以说，李讷是凭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与病魔抗争的…. 这篇文章说的虽然是事实，但到2003年时即已经是旧闻了。事实上，邓小平担任中共政权实际上的一把手期间，被他刁难的毛泽东后代主要是李讷一家，当然是因为李讷的生母是江青的原因。而到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终于决定还是要在十四大上维持江李体制后，再遇到与毛泽东后代及家人相关联的问题需要中央决定时，江泽民李鹏已经不再需要看邓小平的脸色行事了，李讷按局级待遇退休，退休后的生活保障由中办老干部局负责就是江泽民批示的。 2016年6月，毛左领军人物张宏良发表《习总比我们传说中所做得更多》一文，文中说：昨天下午与毛家一位后人聊天，得知了一些习总对李讷关怀照顾的感人事例，从中才知道习总所做的，比我们传说中的更多。作为毛派人士，作为怀念毛主席的人民大众，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应该为此感谢习总，感谢党中央。 张宏良说：此前我们只是知道，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习总设家宴宴请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纳，还有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习总夫妇站在寒风中亲迎毛主席的女儿前来赴宴。吃饭过程中习总得知，李讷夫妇由于身体不好，经常吃不上饭，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厨师，专门为李讷服务。此举让许许多多的毛派群众感动不已，春节时纷纷把习主席的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一起请回家中，以示景仰。 昨天下午和这位毛家后人聊天中才知道，习总做得我们传说中的更多。当时习总不仅派去了一位厨师，同时还派去了一位司机兼秘书，以及两名保卫，一位负责外出保卫，一位负责家庭保卫。如此一来，李讷的生活算是有了着落，全国毛派群众心里也算是有了着落。 笔者要在这里注释一句，公派厨师、内卫和外勤双警卫，再加司机和秘书，这是中共政权副国级的退休待遇。如此超规格地优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后代的时候，他习近平很可能是在设想着自己的身后事，届时的中共领导人（如果届时还有中共的话）是否会比照这个待遇优待他习近平的家人及后代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亲共媒体放出消息，说刘亚洲将军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当然，和习近平上台以来扫除政敌的一贯做法一样，是腐败案。本人没有腐败，那就加上一个利用基金会收集财富的罪名。总之，还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我乐意，整你没商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人人自危了。 刘亚洲将军是个军人也是个文人，著述甚多，很受欢迎。无论在军中还是在社会上都有无数粉丝，是个典型的儒将。下手整这样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会让军中和社会上的人们离心离德，甚至愤恨。习近平这样干就不担心吗？一定是有什么更重要的目标，才会不顾一切下此决心。 回过头来看看刘亚洲方面，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作为惹翻了这个独裁者呢？吹捧基督教？没那么严重吧。历史上的冯玉祥作为基督将军，对他的政治行为没什么影响呀。习近平的长辈们求签算命的也不是秘密，搞点时髦信个洋教不至于就不见容于独裁者吧。究竟是什么把小习同志得罪得这么深呢？ 我估计是他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试探–仅仅不过是试探，还没敢深入探讨，就已经让习近平惴惴不安了。习近平为了当永久的独裁者，企图实行的是军队私有化。军队国家化肯定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有机会一定要铲除。刘亚洲将军这是撞到了小习同志的枪口上了。 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就是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一旦军队忠于将领个人，社会便陷入潜在的不稳定。发展下去，要么是将领被清除；要么是社会陷入动乱，甚至政权被推翻，从头再来。南北朝、五代十国和汉末、唐末的大动乱时代，就开始于军队私有化。 习近平不读书，可能觉得军队成了他的私家军，就可以避免历史的教训了。但这是不可能的。皇帝不是将军，军队不在国家手里，军人不再忠于国家，就只能是忠于将军们。专制社会的环境里，政权的争夺可以残酷到不论父子兄弟，甚至母子。怎么能保证对皇帝的忠心呢？这种设想十分不可靠，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它不可靠。 所以军队国家化，不但对于民主政治，即使对于专制政治也是必须的。即使中共执政后，一些明智的政治家也主张军队国家化，包括独裁者毛泽东本人。而毛的政府被从内部推翻，依靠的也是军队的翻盘。这和毛泽东失去了军队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军心自我民心，不得民心的政权自然也会失去军心。想依靠枪杆子镇压全国，短时间可能有效，最终只会失败。引起政局动荡。 刘亚洲深得老百姓的喜爱，不是因为他信仰了基督教，会写文章等等，很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历史以来的教训，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主张。现在年长一些的人，从文革中过来的一些人，都看到了毛泽东失败的教训。幸好当时宫廷政变成功，避免了一场社会大动乱。 毛泽东不承认他的社会政策的失败，但他看到了军队里不满情绪的上升。整肃军队成为他保政权的唯一手段。结果军队就成为推翻他的政治的最后一根稻草。习近平正在走毛泽东的老路。社会政策一塌糊涂，经济政策乏善可陈，整肃军队就成为小习的最后一根稻草。 毛泽东依靠他在军队中的深厚根基和威信，也只维持到他死前没人敢造反。习近平有这样的根基和威信吗？我怀疑。他整肃军队就和毛泽东一样了，就是逼着军队成为他的对立面。现在的国内外局面也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习近平还能维持到他自己死亡以后吗？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名青年相约到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桥赴死事件震撼社会，更为震撼的是4位青年赴死背后的故事，这3男一女的年轻人都来自农村，都是在城市打工的失业者。 据悉，这四名死者通过微信群聊的方式，互相倾诉，互相通达，有了赴死的念头，于是相约共同赴死。跳崖前四人留下了书面遗言，“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这四名跳崖者分别来自福建、河南、河北和四川，均为农村户籍，在外务工，年龄从22岁到33岁不等。可以看到贫穷和失业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处在张家界著名的风景区天门山的玻璃桥，象一条彩带一样环游在悬崖腰际。门票要219元一张，价格不菲。这4 位青年化费了他们人生最后的一毕钱。玻璃桥游人如织，光滑透明，脚下看不见的深渊令人胆寒。对于游人来说胆寒是一种生的刺激，头晕目眩是幸福的感受。对这4位年轻人来说此去是天堂的路，是人生的终点。他们踏在玻璃板上，没有一丝的犹豫，他们决绝地跨过了栏杆，没有回一下头，他们知道纵身一跳，一切都结束了，不再有生的压力，不再有生的痛苦，无须再为生而挣扎。中国人有一句话：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他们正是怀着这样决死的觉悟，跨出了栏杆。 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底层，是被中共政权予取予夺的群体，他们最贫穷，被剥夺得最厉害。当年大饥荒死亡4500万人大多是农民。他们被迫交公粮，保障城市供应，自己却吃树皮草根直到饿死。改革开放城市经济发展起来，农民进城建设起一座座光鲜亮丽的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一条条横贯全国的高速公路，工厂车间一条条流水线都凝结了农民工的血汗。无论哪个企业、工地，农民工都是超时超日地工作，拿最低的薪水，干最苦最累的活，他们象牛马象机器一样地工作。他们离开了父老，留下了孩子，他们没家庭生活，没有亲情。一年一度的返乡探亲，还往往拿不到工资。讨薪是不被允许的，被政府视作寻衅挑事。 农民这是一个打在农民身上难以更改的烙印，他们进了城仍然是农民称为“农民工”，农民工的涵义表明，他们在城市工作，却不享受城市市民的福利待遇，甚至连孩子也不能在城市上学。而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中国有2.25亿农民工，创造的GDP是5.4万亿元，但他们得到了什么。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企业到城市居民，他们被当作低端人口，任意侮辱损害。当年被遣送死亡的孙志刚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如果说当经济增长时，他们还有一口饭吃，还有几个钱可以寄回家中，那么到经济衰退时，他们连这样的生活也保不住了，他们被无情地剔了出来。这四个约死的青年就这样在为城市作出贡献后，无情地被踢出了城市。有词：“亡百姓苦，兴百姓苦”，正是中国农民命运的写照。 农民工一当失业，那么他们是不是可以回乡生活呢？从今日农村生产凋零，耕地荒芜，经济破败来看他们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从这4个年轻人的家境来看：死者陈某早早就在外地打工，去年父亲得了癌症，高昂的治疗费让家庭陷入困境。死者彭某上面有两名哥哥，哥哥们成家已经花去了家中所有积蓄，70多岁的老父亲身体长年不好。同村的人都知道，彭某家穷，出不起彩礼也买不起县城的房子，处于婚恋市场的最底端。死者张某父母早年离了婚，家中兄弟六个十分贫穷，弟弟们都没结婚。刘某是四名跳崖者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差，母亲去世，父亲中风，家中还有年迈的奶奶。他曾结过婚，离婚后孩子被判给了前妻。这4个人的家庭本来须要他们打工接济，现在失业了，一无所有，又如何回得去。 他们是回不了家的人，他们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正在逐渐增扩的群体。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生活已残酷地将他们抛弃。世上有千条路万条路，但放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在互连网发达的时下，网上“约死群”应运而生。这4位来自各地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不约而同来到了一起。“约死群”宁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一个所谓的盛世大国，让一群本是风华正茂的年轻走到死亡，这是谁之罪？ 有位高校教师，她曾是一名心理救助志愿者。她曾潜入“约死群”，那是一个人类生活最为黑暗的地方，没有半点儿亮光，聊天内容充满了悲观的情绪，整个网站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却成了赴死者死前的同温。他们在这里诉说生活的残酷与遭遇，诉说生的无趣与艰难，生命没有快乐只有痛苦，没有任何留恋之处。在这个群组里任何正面的的情绪都是另类，都会被踢出群。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任何说教，生活的不幸告诉他们任何的说教都是谎言。这个群组里只有悲观轻生的情绪才会被接纳，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与不幸。约死群常常是这样：我是你的同类，你有什么故事？你有什么心结？请告诉我，让我们互相温暖。他们从死亡中找到感情的连接，也许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温暖与感情。这种情绪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但是这位教师以其难得一见的大爱，通过种种的伪装取得了群组中的某些人的信任，最终把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救度出来。但对“约死群”来说毕竟是极个别的少数。再说她救得了他们一时的生死，又如何救得了他们的生机。拯救他们本是政府的责任，但政府完全缺席，缺席的不仅是他们应有的责任，更是他们的道德良心。“约死群”除出寻求死亡的，也有教唆死亡的，并有各式各样五化百门的死法。这4 位天门山的死者，在生前都服了毒，也许这种方法就是来自约死群中的教唆。教唆死亡应该是严重的犯罪，但政府并不在乎这种犯罪，完全是网开一面，就象拐卖妇女儿童一样。 中国是世界上网络控制最严密的国家，大数据，人脸识别技术，任何一个稍有不同政府的观点，会即刻被搜索出来迅速找到当事人。不管你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哪怕出国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找到。但对于“约死群”这样的群组，这样的死亡言论与教唆，中共的网警却无动于衷。政府主管部门不关心任何上级领导布置以外的工作，上级领导也从来不会对小民的死亡感兴趣，象这位教师这样潜入群内救人，对政府来说是多管闲事，这样义工性的团队是中共打压清理的对象。任何民间善举在中国都被视为别有用心。这是一个恶当道善难存的国度。 这4位青年，大凡网警们有少许的同情就能挽救于水火之中。赴死有赴死的遗迹可查，旅馆，车票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踪，最后一刻他们登记姓名买了门票，可以就此拦下他们。做到这些对政府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们每时每刻在网络上搜索言论，但对约死不闻不问，不拦不管。中共口口声声是人民的父母官，人民的公朴，却是如此地铁石心肠。如果他们把对外的大撒币稍稍拿出一点来救助这些无助的青年，又何至于此。他们的冷血世所罕见。4位青年安息吧！你们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来生不做中国人。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习近平访俄，临别时叮咛普京，说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希望中俄两国共同推动。百年大变局这个理念，因此“震动”全世界。 朋友转来一份中共求是网署名“学而时习”的文章，原来“百年大变局”这个理念，早就深种在习近平的意识里，成了他的政治情意结。 2017年12月，他在接见驻外使节时就说：“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说：“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８月说：“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2018年9月又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后，2019年3月、4月、6月各一次﹑9月、11月、12月各两次；2020年17次；截止统计最后的2021年7月还有七次。 习近平喜欢大想头大叙述，以示他高人一等。他念兹在兹的“百年大变局”，只不过基于他对国际局势的误判，基于强烈的共产主义信仰，更基于他以个人之力改变世界的狂想。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说法或许没错，西方世界正视中共的威胁，正群起抵制共产迷狂。世界果真处在巨变中，只是一般人理解的历史变局与习近平理解的不同。 正常人理解的是，人类将以普世价值实现大同，习近平理解的是，中共将以共产独裁统治世界。在他心目中，东升西降预示了西方民主世界的没落，而中共国经济崛起，又预示了他带领全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的契机。 基于这个判断，习近平喋喋不休自我催眠，也催眠了中共各级干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理念，变成习近平与他臣民的政治情意结。中共自上而下，对未来都有一种盲目的乐观自信，这是十年来中共对外战狼外交﹑对内国进民退的心理基础。 意大利天文学家阿基米德有一个说法：“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习近平的“百年大变局”，便是他打算撬动世界历史的一个支点。理论上说，地球当然是可以撬动的，问题是，地球太大，习近平太小，即使存在这么一个支点，地球在一端，习近平在另一端，他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有宇宙之远，他走百千世，地球也不会移动半分。 百年变局不会成为习近平一人之功德，时代潮流与人民意志并没有赋予他这样的历史使命。他只不过以匹夫之勇，号令九千万中共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和中共党员想撬动地球，只是习近平一个人打算撬动地球。 中国人喜欢问，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其实时势与英雄是互相造就的。一个英雄人物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顺应人民的政治要求，他才有能力影响历史进程，反之，背逆历史趋势和人民意志，不是他撬动历史，是他被历史抛弃。 前者如法国大革命的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三巨头、二战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后者如斯大林与毛泽东，习近平追随毛泽东，他也会像老毛那样终结自己。 历史发展有渐变与突变之分别，正常年代历史是缓慢曲折前进的，有时甚至会倒退，但整体趋势都是人类向更文明的社会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分配正当，制度建设合理化，这都是渐变的过程。 当整个世界积累了足够大的能量，历史的渐变无法承载，那时只有激烈冲突才能消弥现成秩序的弊端，到那个时候，百年大变局就会到来。 历史巨变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人造就的，是时代潮流与人民意志的合成，违背了这两者，任何个人都只是历史过客，斯大林毛泽东如此，习近平普京也是如此。 百年历史之大变局，只是习近平个人的情意结，只是他催眠自己和中共党员的呓语。今日中共内外交困，世界大变局或许不远，不过不是习近平“解放全人类”，而是中国人民从习近平一人独裁的魔掌下解放出来。 习近平带马克龙欣赏中国千年古琴演奏的“高山流水”，以示他与马克宏为“知音”，可惜马克龙“蒙查查”，因此习近平交代手下要给马克龙一份“简谱”。他竟然不知道世界通行的音乐语言是五线谱，给马克龙一份“简谱”，就是十足的对牛弹琴。 凭这样对世界文明历史的无知，还想推动百年大变局，会不会太幼稚狂妄一点？ 当今世界的确到了百年大变局的前夜，三十多年前苏共解体，下一个大变局就是中共解体。（※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近日有不少外国朋友问：香港的厄运对台湾有何意义？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搞清楚为甚么香港会沉沦。例如：如果是陨石把香港一举击沉，那就对台湾没有任何教训意义；如果是因为新兴的港独运动太激进，台湾或者要低调一些；又如果是因为老牌泛民主派太温和，台湾就不妨激进一点。 其实，香港沉沦，一个更可信的解释是，中国太强了，形成一种不可抗力。但便是如此，也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中国强大也不必搞垮香港，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导致香港完蛋；一是，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是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太坏。哪个比较接近真相呢？ 国际上流行的看法是前者，即认为中国今天最大问题是习近平这个人，甚么坏事都源于他；换了李克强当政，或者设想胡锦涛、江泽民、或者邓小平当政，改革开放会继续走下去，香港会平安无事。两种人有这个看法，一种是西方的商界势力；另一种是在西方的一些“恋邓派”KOL（意见领袖）。 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后者才是对的，即是说，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同的领导人都一样，顶多是时间上有一些差异，而习近平选择的时间，从共产党的角度看，已经是最好的了。我列举一些论据。 首先注意，无论是胡锦涛、江泽民或者是邓小平，和习近平比，并不更可亲。 胡锦涛是有名的西藏刽子手。1989年3月，西藏发生反抗运动，胡当时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亲自拿机关枪站在坦克车上带领解放军屠杀至少几百名藏人。时间上比天安门事件早了差不多三个月，开了解放军屠杀民众的先河。其后有藏人在印度自焚的新闻，就是抗议此事；香港人那时都是统派，不关心、不上心。 江泽民是有名的法轮功刽子手。法轮功最大的罪状就是围在北京中南海外面练功抗议迫害，结果是被迫害得更惨，练功的人因为身体好，被特供系统活摘器官。也是在江泽民时代，中国的一孩政策进入高潮，“非法”怀胎的妇女都给堕胎；当时第一句流行口号是：“宁可血流成河、不许多生一个”。 邓小平则是出了名的天安门刽子手。 反而，我们还未听说过习近平搞屠杀。（这不表示他以后不会） 习之前的三个凶残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然是改革开放开明派，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共的宣传了得，一是因为邓小平搞开放欺骗西方的资金技术，要摆笑脸，那即是他说的“韬晦”。但既然是韬晦，就总有一天暴露真面目。这样变脸，在2008年之后就每天都可能发生，因为2008年中国经济实力达到高峰，世上无人能及。 其次要知道，共产党要用强硬手段对付香港的想法，其实最迟在2001年左右就已经开始，那时候，中国还是江泽民时期。当时，我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顾问，知道特区政府要强推《基本法》23条立法，态度非常强硬，那其实就是2020年《国安法》的原型。正式在立法会推动，是2003年。那个时候，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国力还未到高峰，所以23条立法遇到强大阻力，政权还是得收回草案。 2008年，中国还处于胡锦涛时期。那年，中国在香港设立“第二管治队伍”，实质上取代特区政府。在中国之内，经济政策也开始强硬化，搞“国进民退”；思想界出现寒流。中国对西方的入侵性渗透大计“孔子学院”、“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lan） 、华为国际化等，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让香港特区第一次由“地下党”梁振英当上行政长官，是胡锦涛在任内最后一年发的功。 习近平2013年起完全执政，之后只不过沿著他的几个前任设置的抛物线走。他的管治不仅对内日益高压，对外更全力扩张，在南海在东海、对台湾对香港，处处进逼。因为中国强大到了顶峰，眼看GDP增幅要从高位下降，人口红利渐次消失，日中则昃，再不强硬出击就没有机会。所以，韬晦最终要变脸，最好时机差不多就是这几年。因此习近平不过是邓小平策略的现阶段诠释者。换任何一个人，结果不会大不同。 这样理解，根据的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大家用一些西方观点看表面，会得出相反结论，认为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路线，对他特别痛恨，对他的前任会抱有好感，甚至对他去年底在党大会现场赶走胡锦涛不齿，同情后者，忘记了胡锦涛十年前怎样在同一个场合更残酷地对待薄熙来。那是因为韬晦策略在摆笑脸阶段时的领导人很讨好，变脸的就很恶心。其实都是一丘之貉 。 一直以来，有各种观点解释香港沉沦，一是认为泛民主派太软弱，一是认为本土勇武派太激进、惹恼了北京，但这些都是脱离了中国本身政治经济逻辑的说法，没有最低限度的凭据。香港发生的事，是中国国力达到顶峰、邓小平的韬晦政策走到尽头、中国发出不可抗力这三因素合一的结果，沉沦是命定了的，最后必须如此。按此观点我们看台湾。 首先，我们看台湾和香港的相同点，都是对台湾不利的。两地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中国渗透容易；两地的坚决反中国力量，都只占人口的微小大多数； 两地的经济体积相对中国都很小，而且都与中国高度整合；两地都有一股强大的亲中、促统势力，随时准备出卖本土利益。 再看台、港两地的不同点，都是对台湾有利的。台湾与中国有一水之隔；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向有自己的国防实力；有其他强大国家愿意军事上支持台湾；台湾有不可替代的高科技产业。 中国国力已开始回落，经济实力和人口都在急促萎缩，外国已经开始高科技禁运，所以中国只有很短的一个攻打台湾时间窗口，因此有专家认为北京最迟会在2027年采取行动。这个想法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习近平第三任党主席任内不攻打台湾，以后就很可能没有机会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够由现在起的五年里，成功阻吓中国对台湾动武、成功击退中国在台湾境内的渗透和认知战，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的局势会对台湾比较有利 。这五年里，台湾人本身的努力、友好国家的支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只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即1978年说起，但如果从1949年开始看，结论就更加清晰。1949-1977年间，中国国力从战争年代恢复之后稍有提升，但社会主义化开始就不振，1958年之后越来越坏，中国更加依赖香港，香港得以高度发展。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国力日增，香港的重要性减低，中国就对香港越来越不客气，最后置之于死地。可以说，四十多年来外国对中国发展的慷概支持，间接加速了香港沦亡。如果今天各国要帮助台湾，最好停止对中国经济的投资和依赖，逐步撤出中国市场，以免一个极具野心的中国继续坐大。 （本文是我三月份在东京大学主办的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整理而成。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有一件事情值得肯定，那就是：经过一百年来的混淆视听，中共终于实话实说地正确使用了“社会”这个概念。 上次拙文说过，对于中共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意涵，要在政治学研究中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框架下来理解。上次谈了“国家”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顺便也曾提及：所谓“社会”（society），作为政治学术语，指的就是党国机器之外的所有这一大块儿。现在的社会工作部，看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这个概念的。 中共号称搞的是社会主义，但是，过去总在刻意扭曲“社会”这个概念。也许，它不得不这样去扭曲，因为社会主义对中共来说就是一张画皮，披着它装人而已。谓予不信，不妨看看中共原来都怎么理解“社会”这个词儿。 从社会部到国家安全部：情报机构的幌子与里子 中共历史上有过一个以“社会”为名的部门，就叫“中共中央社会部”。可是，这个部门的实际业务，却是搞情报，管理着庞大的间谍网，按日常语言来说其实就是特务工作部门。把特务工作等同于“社会”事务，这是中共对“社会”概念的一种独特使用。 也许，把间谍情报机关叫作“社会部”，首先在于针对那个时候的国家机器，那就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系统，这是中共的敌人。为了对付这个敌人，当年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社会”的幌子下，广泛打入社会各界，从大学中学到商界律师界，从基督教会到救灾互助会，不用说还有那些旅馆、书店、古玩店等等，不一而足，利用各种渠道各种办法来布置间谍网络，搜集多种情报。我们知道，中共能够颠覆国民政府而取得政权，情报系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这和中共中央社会部广泛利用国民政府治下的广阔社会空间来运作很有关系。只是呢，“社会”在这里只是用来渗透国家机器的一片灰色地带，“社会部”实际上和一般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 中共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这个部门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人事和权力方面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靠军队起家的毛泽东，对于在周恩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共情报系统抱有高度疑忌，于是对这个系统进行了大清洗。著名的潘汉年案件就是这样发生的。更为重要的变化，是职能的重组。原来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职能归入了公安系统，留在中共中央直接掌握下的情报机构，则改叫中共中央调查部。“社会”这个说法没有了，因为社会已经在中共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再成为什么可供间谍活动的灰色地带。 到1980年代，中共又把中共中央调查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的相关职能重新合并，组建了国家安全部，这在今天是人们都知道的中共情报系统主管机构。从“社会部”到“国家安全部”的名称演变，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概念框架下来看，很有意思地显示了中共从在野到掌权的历史轨迹：在野时，利用社会空间搞情报，以夺取政权；掌权了，关心的就是所谓国家安全了——不要忘了，这里的“国家”一词，指的是国家机器，并不是民众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 这样，“社会”这个词就长期从中共中央机构序列里消失了。倒是在香港，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香港黑社会中的人，自称他们那个圈子为“社会”。中共的情报、公安系统和香港黑社会关联密切，这就是题外话了。 社会主义在哪里？不如改称“社会专制主义” 现在，随着中共宣布要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社会”这个词儿再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机构序列中。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是不是也会承担部分间谍情报职能，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它不是当年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延续。它取“社会”这个名字，如前所说，要旨在于要把中共党国机器的控制和渗透延展到不属于国家机器体系的社会范围。已经宣布和可以预见的职能，包括对付上访人员，更包括对新兴经济体、社会组织等的掌控。 最近一些年，面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律师行业、农民工群体、大批非政府组织等的出现，中共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发展党员到成立支部，在这些新兴经济体和社会组织中建立中共的组织体系。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就是要加强这一块；这也就是我在上篇专栏文章中说的，这是极权体制重建的一块大补丁。 补丁这么一打，却拆穿了原来的画皮。这张画皮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里的“社会”，有政治学上的本来含义。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福利、社会权利、社会自由、社会平等、社会自组织，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从来都说自己是搞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东西在它治下不仅不见影儿，而且你如果争取这些东西还会被它打压。实际上，中共从来不搞社会主义；它搞的是国家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党国主义：从党国拥有一切，到党国控制一切，党国至上，党国万岁。 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共却从来都是名不正却非要言顺不可，于是混淆词意、扭曲逻辑就成了它一贯的做法。它的“社会主义”中没有社会，它的社会部是搞情报的。现在，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如果职能大体如已经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所言，那就是中共第一次按照本意使用“社会”这个概念，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吧。只是，既然“社会”这个词的本意出现了，那“社会主义”这个词之中的本意是不是也应该实现呢？对此，我不抱任何幻想。 如果还有一丝幻想的话，就是建议中共从此不要再披“社会主义”这张画皮了。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要做的事情，无关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控制。如果中共真的能够在词语本义上使用“社会”概念的话，其实应该说自己搞的是“社会专制主义”。毛泽东曾经用“社会帝国主义”来称呼当年的苏联，他也认为“专政”是个好词——“专政”与“专制”其实是同一个词，dictatorship。中共奉行的“四项基本原则”里也有一条“坚持专政”。“社会专制主义”就是对整个社会实行控制与专政，这是中共的大事业，何必羞羞答答呢？干脆名正言顺了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27日通过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理由是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6%，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既然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中国也应如此。中国则批美国“不怀好意，想着法子打击中国”。 关于中国的发展身份问题，最近几年成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口水仗的一个焦点。中国一直死守自己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中国毫无疑义是发达国家。不能讲后者一点道理都没有，撇开政治动机不论，中国给人的印象确实像个“发达国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比大多数公认的发达国家还豪华和先进，对外援助最近几年超过美国，花在“一带一路”项目的钱数不胜数，高端国际会议纷纷移师中国……不是发达国家，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怎么能做到呢？ 当然，争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被政治化了，而不单纯取决客观事实。美国多次指责中国伪装成发展中国家，早在2020年2月给世界贸易组织WTO下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90天内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格，指控这些国家滥用WTO的有关规定，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特殊待遇，并特意点了中国的名。众议院这次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美国务院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以确保中国不能在国际上以发展中国家名义享受优惠待遇。如果中国真成了发达国家，无论在WTO还是在双边贸易以及其他领域，美国就要按照发达国家的条件要求中国履行义务和责任。这于中国显然不利。 中国死守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地缘政治考量 众议院的法案不大可能影响到WTO和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对中国身份的认定，但如果被拜登签署，美国就可以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对中国征收关税。不过话说回来，美国如今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关税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该法案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中国不愿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除了可以享受贸易优惠等经济利益的考量，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自誉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看成发展中国家的头，如果晋升发达国家，就不好再代表发展中国家说话，与非洲等国搞在一块，而中国不代表发展中国家，在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竞争中，就可能得不到它们的支持，至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会减弱。 但是，抛开各自的算计不论，中国究竟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去衡量。角度和标准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但话也说过来，角度和标准亦取决于目的是什么。 美国在向WTO“举报”中国为发达国家时，用的是世界银行标准，后者认定一个国家为发达国家有四个指标，即人均收入高、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二十国G20成员、该国出口占全球商品贸易的0.5%，四项指标只要一项符合，即为发达国家。 中国四项指标已占二，多年来，其外贸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也属G20，因此在美国看来，如果中国不是发达国家，现有的发达国家也多数不合格。可世界银行对发达国家的这四个认定指标是不严谨的，除了人均收入这项，其余三项基本以经济总量做参照，尤其把G20成员也算作发达国家难服众。因为G20是在G7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危机，更好地协调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关系，由美国牵头，将全球20个比较大的经济体组建成一个集团，合作共抗危机，总不能将印度也归为发达国家。 另外，一国经济总量大，固然代表国力的增长，但大不等于强或发达，这本是基本常识。很多国家大而不强，中国就常这么警告自己。中国不认可美国提出的标准，多数中国人根本不会把中国看作发达国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虽为全球老二，但人均收入还很低，还记得李克强在前几年的两会上透露中国尚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话么？因此，硬要给中国戴上发达国家的帽子，至少中国人是不信的。 美国高看了中国，中国则低估了自己 假如说美国高看了中国，中国人则很可能低估了自己。还是回到何谓发达国家的标准或条件上来。除了世界银行粗疏的标准（严格来说，那算不上标准），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对发达国家有一个权威的定义和要求。 WTO相关条约将成员国分为三类，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转轨经济体，但也没有单独对发达国家进行识别，对发展中国家虽有识别，可采取的是自我声明法，该方法的缺陷是，你尽可以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否给予你发展中国家待遇则由你的贸易对象即优惠授予国决定，所以WTO虽然认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就一直没有承认。 尽管没有一个公认的发达国家的定义和评估方式，但现实中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国家，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少有人会不同意它们不是发达国家，这说明在这些国家身上，隐含着人们都同意的标准或条件，它们构成了发达国家的要件。 比如谈到发达国家，首先想到的是人均收入高，世行规定人均GDP达1万3205美元，是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跨过这个门槛不一定意味是发达国家，但跨不过显然不是发达国家。此外，通常使用的还有工业化水准、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以及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等指标。在人们的认知中，发达国家一般生产力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先进，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于60%，外贸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据较大份额，以及拥有众多跨国企业，金融市场高度国际化，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比较健全。 经济发达、人均收入高当然只是发达国家的一个方面，教育先进、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也是发达国家的应有内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制了一套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它主要按照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预期寿命三个指标加总得出一个HDI指标，从0-1不等，超过0.8即定义为发达国家。该指数现在基本被研究机构和学者接受。 人类发展指数看似一个综合指标，但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为好，如果我提出一个评估发达国家的方式，会把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工业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科技水平以及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化程度放在一起设置一组权重来比较，看看中国处于什么等级。 从人均GDP看，去年中国接近1.3万美元，逼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标准下限；从人类发展指数看，中国去年为0.768，排名79位，属于第二档的“高人类发展指数组”，离进入发达国家的0.8差距还是明显。在科技方面，根据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虽然总体实力同美欧相差甚远，但正在快速追赶，其专利申请量、科技期刊文章以及独角兽数量已超或接近美国。如2010年中国就超过美日，成为全球专利申请数量第一的国家，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量第一的国家。全球独角兽企业去年的数量，美国242家排第一，中国以119家紧随其后。考虑科技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中国在科技和科技产业方面的进步神速，尤其在5G和AI产业上和美国属于第一梯队，再加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产业结构完备（世界唯一一个全工业体系的国家）、制造能力强大、对外投资也窜升世界前列，简单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不准确。 正确的说法或许是，中国既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也不属于发达国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接近发达国家一侧，可称之为带有发达国家特征的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但在几个关键的体现国家实力的指标上，如教育（非人文教育）、研发、科技和制造业上，已跻身世界前列。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中国的数量和规模优势，数量本身也会带来质量的提升。因此，美国要中国提前从发展中国家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队伍，并非毫无道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