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试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涵盖中国领土
2026 年 8 月 8 日
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著作”的总印量已达天文数字，版税所得自然是高得吓人。仅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的中文版带给习近平的收入即已经数以亿计。 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3日起在全国发行。 报道说，这两卷文集分别选编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十九届中央总书记任内的各类文稿，由习近平逐篇审定成书。这两卷书的出版，必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对此，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 稿费知多少？》一文中引述六四学运领袖李恒青在推特上的评论说，“上个世纪60年代也是这样的，文革是高潮。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充斥民众的生活。这一天大概不远了……”有网友说，他更关心的是稿费知多少？ 要估算习近平的稿费知多少，中共大外宣《中华网》2015年11月刊登的《正国级撰稿人的稿费到底有多少》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参阅文章。该文中说：最近，《人民日报》连续刊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国家级正职撰稿人的身份，引发一些媒体的关注。 像《人民日报》、《求是》这样的报刊杂志，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不令人意外。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是为了稿费吗？当然不是。但是，按照惯例，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确会收到稿费。而且，一些时候稿费不菲。 首先是稿费标准问题。其实，政治局常委们的稿费标准与普通作者一样，既不会多，也不会少。2014年《南方周末》的报道称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求是杂志社的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点稿件是每千字150元。《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也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都是按照普通标准执行，一般在7%-10%之间。 通过上面的标准，很容易算出，如果政治局常委级的领导人仅仅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按照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计算，所获得的稿费不会是一个太大的数字。然而，如果领导人的讲话、工作文稿结集成书，虽然也按照普通标准执行版税，但是因为领导人著作的发行量巨大，算起来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起印数就是几十万。 该文章举例说：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曾透露朱镕基的著作《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销量均在130万册以上，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目前销量也已达到数百万册。这里不妨做一道计算题，就拿《朱镕基讲话实录》有130万册的销量算，目前该书定价为196元，按照7%的版税标准保守估计，那么税前收入就高达1783.6万元。当然，这笔稿费还得交11.2%的税，所以估计朱镕基的实际（版税）收入保守估计在1500万以上。 2014年10月，朱镕基登上“2014胡润慈善榜”。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报告，朱镕基“自2013年以来，共捐赠善款2398万元”，这些钱是朱镕基退休后出书所得的版税。想必这份报告还没有算全朱镕基在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版税。 笔者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关于朱镕基稿费和版税数字的中国官方媒体的后续报道内容。 “即使身不在其位，人们对为官者、特别是领袖的阅读欲望是强烈的，这也是卸任高官出书的市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曾对采访相关问题的官媒记者介绍：领导人出书销量往往特别好，如《朱镕基答记者问实录》总销量过百万，《闲来笔潭》不到一个月发行45万册，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销量也过20万册。而一般学术书籍5000册就算卖得很好了。 2019年1月8日澎湃新闻社刊登报道说：2009年至2013年，一位卸任数年的国家领导人所出版的实录系列图书陆续问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十年，历任副总理、总理的朱镕基，通过《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讲话三部曲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这三步曲惊人的市场表现，也使其成为中国党政图书市场中的“超级畅销书”。澎湃新闻记者近日从上述系列图书的出版方人民出版社方面获悉，《朱镕基答记者问》销售至今达150万册，《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出版伊始短短数月就破百万套。随着2016年声像立体呈现的《朱镕基答记者问（精装光盘版）》再版上市，至今以上4种图书的销量总计就已超过800万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2015年2月公布了“中国捐赠百杰榜”，上榜的绝大部分人为富商，而现年86岁的朱镕基连续第二年跻身其中。在2013年和2014年里，他总计捐赠4000万元左右，成为中国退休政界领导人中最乐善好施的人物。 众所周知，习近平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唯一一个在位期间即大肆出版自己各类“著作”同时也为自己大肆树碑立传的中共领导人。而在他之前，根据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朱镕基是版税收入最高的一个。而从公开资料中可以查找到的各自“著作”的总印量计算后对比，他朱镕基的这点版税，应该说算不上习近平版税的零头。 去年十月署名“中日政治评论“者在推特上发文说：习有多少资产？除了公告的两套房产外，稿费应该是其主要收入。根据公开信息，《治国理政》2018年就发行了1300万册，《用典》年发行110万册，《重要讲话》两个月发行1000万。其他出版物有60多本。以7000万册保守计算，价格以35元保守计算，稿费按3%计算，已经超过7000万，加上两套房子，总资产也过亿了。按照朱镕基稿费的标准—码洋的10%计算，习的收入应该超过了2亿元。 毫无疑问，这位“推友“的估算实际在太过于保守。首先此文中的习近平各类“著作”的印数都已经是过期的数字，几乎每本书都还不断再版或者加印。 其次，习近平的“著作”平均每本的定价，即使是中文的普通版，估算应该是45元人民左右。 其三，习近平陆续出版过的各类“著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的印量当然远不如中文普通版，但外文版因为售价高，所以版税也高。这一部分如上推文内容中根本没有计算进去。 2014年1月，人民网曾刊登《卸任领导人这样出书》一文，文中说：领导人出书的最高规格，是以名字＋“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进入21世纪，领导人出书频密，并出现新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江泽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鹏、李岚清各出版10本。卸任常委出书频率即使与西方国家退休领导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书受到广泛关注，不少还上了畅销书榜。 该人民网文章引述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的话说：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在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需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由领导人本人向中央立项，或是走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选题通过后还需要送审。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门审阅，而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送给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审阅。 审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是个别文字内容的调整。“中办出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经中办批准成立文稿编辑小组，作品出版前，“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严格规定。据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原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如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 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可观的经济效益外，还能大大地提升出版社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研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请注意，出版退位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对出版社来说有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出版习近平的著作的经济效益就肯定是天文数字了。 据这位张振明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按常规计算，一般在7%－10％之间，发行量大时会上调。 那么，我们不妨假设习近平本人根本不会如同一个普通作者一样计较稿费和版税的比例，但出版社也好，报刊杂志也好，谁都会把习近平的稿费及版税付到规定额的最高档。也就是说，习近平的版税肯定不会低于百分之十。那么如果发行量大版税就会上调百分比的规矩具体到习近平身上，此作者被出版的每一本书的印量动辙就是上千万，版税比例上调到售价的百分之多少呢？只要他习近平敢接受，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即使把版税比例上调到售价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出版方仍然还会有高额利润。 2017年4月，海外的万维读者网曾刊登一篇署名公孙平的文章《从习近平的巨额稿费看腐败之源》。文章中说：习近平上台才两年，但他的著作发行量可不小。就像他急速揽权一样，稿费也大有急起直追，超毛越邓之势。2014年9月28日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截至2015年5月底止，仅八个月时间，多语种发行量累计已近5百万册，（中文版每册80元），其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文版在海外已发行40多万册（外文版每册120元），不考虑对领导人的优惠，仅按百分之十五计算，印数稿费总计至少6200多万元。以前毛著是先出中文版，后出外文版。习著迫不及待，中外文版同时出版发行，人民币和外汇同时进账。、 请注意，如上文章中所说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数量，只是这本书的第一卷截止2015年年中的不完全统计。而这本书日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二、第三、第四卷，每一卷的出版数量不会低于中文版500万，外文版40万是肯定的。 有一个2021年的数字说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版的第一卷总印量已经达到了3000万。也就是500万的6倍。那么这就要把前面说的6200万元乘以6，这就等于3亿7千2百万了。 那么，陆续出版的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后三卷，我们假设刚刚到每卷500万本，那就是总共1500万本。按照前面的计算公式，这部分的版税应该是1亿8千6百万。也就是说，仅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保守的估计也已经给习近平带来了共计5亿5千8百万的中文版版税收入。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把该套书的少数民族文字版忽略不计，但十几种文字的外文版版税肯定也是为数可观。 至于习近平已经出版的其他“著作”们的出版发行数量及相应版税的数额估算，留待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两天，在中国有个新闻火了。就是前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有无数粉丝都体育明星张继科，因为欠赌债就拍摄了一位交往过的女明星的隐私照片，再把照片给债主，债主因此找到女方要钱，但女方把债主告了，债主也被抓。这事其实已经过了两年，为什么最近火了？因为这事是一个记者爆料的，然后，张继科工作室完全否认，还说“马上准备起诉”那位记者。结果，这一下更炸锅了，爆料人本来只是网上爆料，张继科这边一起诉，记者就把采访记录和档资料、张继科欠条等证据都找出来了。 到现在整个过程就是：张继科越声明，网路爆料越汹涌。该记者还晒出接到爆料的聊天截图：“张继科经常赌钱，欠赌债，前女友已经帮还很多，后来清醒了就分手了。”然后其他网友又爆料，张继科曾经找田亮、袁姗姗、邓莎都借过钱。网友也翻出他多次往返金边的纪录，做实了他去缅甸赌博的事实。怪不得，这几年他疯狂圈钱，接代言、上综艺、开奶茶加盟店割韭菜（后来倒闭）。 其实张继科早都是斑斑劣迹了，2015年3月在随队到德国比赛期间，溜出酒店偷偷离开，目的地是赌场，并称张继科曾因为“非法体育博彩”被开除出国家队。但是，因为2016年又有重大比赛，他又被召回。其实，早在2017年，网上就已经有网友爆料过张继科因为赌博成瘾，向亲戚朋友们借款千万的事情。 他对女性到底是什么态度呢？爆料者说，张继科只是把作为明星的前女友当一种炫耀。而且很多人发现，他在综艺上表演谈恋爱，还都经常暴露自己的厌女和油腻。当然，被他出卖私密影像的女星是彻底的受害者，她已经够勇敢了，被私密视频威胁时直接报警，也勇敢离开渣男，在这件事上，她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或荡妇羞辱。 但是说到中国乒乓球届，赌博好像是中国乒乓球冠军的惯例：1995年王涛等球员在男乒夺冠后打麻将，被罚款了五万。2017年5月，孔令辉被新加坡滨海湾金沙赌场（Marina Bay Sands）追讨欠款45万新加坡元（约合232万人民币）。 2006年孔令辉酒后驾驶无牌保时捷撞上计程车，车祸后还在交通队闹了一晚上。巧了，孔令辉也喜欢找女明星谈恋爱，马苏就是他诸多前女友之一 但如此孔令辉尽管劣迹斑斑，在前不久热映的电影《中国乒乓》里，孔令辉仍然被（电影角色叫董帅）刻画得帅气和迷人。而且电影拍摄时孔令辉早已因为涉赌离队。 而且和其他流浪明星比起来，这些奥运冠军的粉丝也是个令人困惑的群体。他们完全遵循饭圈的范例追星，但是又觉得体育明星比影视明星高级一点，首先因为体育身上有国家、奥运的光环，还有就是他们觉得粉体育明星应该不容易塌房，因为奥运冠军紧紧绑住主旋律和权力，这种仰慕权力的心境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 当然不是说国外的体育界就没有丑闻，赌博、吸毒、嫖娼、性侵，都有，但是人家不会把这个和国家名誉绑在一起。因为别的国家不会倾举国之力去培养金牌机器，对运动员来说，体育就是个体的荣耀，国外运动员有绝大部分都是业馀体育爱好者。培养金牌机器这种事情至今也就前苏联和厉害国最喜欢干。 关键是，你培养体育人才，在文化上也得上点心啊，但这些运动员都是从小就进入单调、高强度、忽视文化水准建设的培养体系。他们没法学到真正的知识，没法建立自己的完整价值观，没法靠知识和思想形成独立的判断力——虽然中国的正统教育也主要是培养战狼，但是至少有些人可以思考啊。 缺乏文化知识储备，却又享受特权的奥运冠军们，男女之间却又有著天壤之别。男运动员，就像孔令辉、孙杨、张继科，成为被特权和粉丝惯坏的反面教材。而女冠军的归属主要就是嫁给豪门，比如郭晶晶，伏明霞，据说豪门选择郭晶晶的原因，就是因为从小封闭训练，思想单纯，好驾驭。 要么就是成为权贵的玩物，比如彭帅。有人说，彭帅从小就在轻视文化培养的急功近利的奥运冠军培训体系里成长，因为没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强大的内在动力，所以“人是宇宙间渺小的尘埃”这种老出租车司机水准的话都能征服她，当然，我觉得这还包括对方权力光环的加持。 但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在成王败寇的夺冠体制下，上层并不在乎运动员的私人生活问题，除非影响到国家队的声誉，他们真正在乎的是队员有没有违反禁药规定——或者说有没有被发现。 我以前认识一个国家队退役的运动员，很小众的一个项目，他说，他们训练的时候，必须喝一种中药，据说什么都监测不出来，那中药喝了你就特别想运动，特别兴奋，不运动就会长红疹。 说到文化，更有意思的来了，从来没有经历过正统教育的他们，凭著冠军身分，可以随便上清华北大。可能很多人又会想到，中国的奥运冠军，都很容易上到中国的最高等学府，清华北大人大随便上。有人总结过，北大是体操冠军最爱的归宿。体操皇后刘璿、体操奥运冠军邓琳琳、陆莉、艺术体操冠军戴菲菲都就读北大；李宁、顾俊、刘璿、陆莉、罗雪娟、周继红、马琳、王皓等人也就读北大。而清华则是喜欢乒乓和射击冠军，邓亚萍、郭跃就读的清华，伏明霞、王义夫、易思玲、柯洁也是就读的清华。人民大学则是有跳水冠军郭晶晶、吴敏霞、胡佳、王峰、林跃、火亮、秦凯，在人民大学读书已经成为中国跳水队的传统，而现役的运动员并不需要每天到人大校园上课，而是由人大派遣老师，定期赶到体育总局的天坛公寓进行上门辅导。 而这次的当事人张继科，4岁开始打球，一路上自然也没读什么书，所以他拿到冠军后，很自觉地，不去读一流大学，而是读了何雯娜、陆春龙等人就读的天津科技大学，原因是名牌大学宽进严出，像张继科这么忙的冠军，可能会导致无法毕业。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2003年曾招收了网球女王李娜、网球奥运冠军孙婷婷等运动员，但是华中科技大学在2010年清退了没有修满学分的奥运冠军高崚和杨威，这就有点尴尬了。——其实大学对他们都已经很宽松了，大学对他们的规定是六年或者八年内修满学分，通常就能毕业。 那么，他们读书出来干嘛呢？排名第一的是非教练的体制岗，端铁饭碗。 那么，中国为什么那么热衷流水线方式筛选、训练拿冠军呢？2021年《纽约时报》（NYT）指出，中国有2000多所专业体育学校，每年都有数万名儿童被送入政府开办的培训学校，而且喜欢专注于让运动员参与较不受西方欢迎的运动项目——比如乒乓球，他们在那些领域精益求精，直到颠峰，目的就是夺金。这些数万名被认为有天份的儿童，就是全日制训练，日后经过市级、省级选拔才能进入国家队。很多穷苦人家也希望把自己孩子送进去，因为里面几乎不需要花钱，管吃管住。 其实没有哪个国家不期待奥运荣耀。为什么中国特别卖力呢？这还真和台湾有关——确切说是蒋政府时期有关。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北京对奥运金牌的痴迷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气氛非常浓厚，中共坚持“新中国”将扭转百年来的衰落和受外国列强蹂躏的局面，毛泽东当时更发表文章表示发展体育、拆掉“东亚病夫”招牌的必要性。 但是，因为当时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一直是台湾国民党政府代表的中华民国在占据，一直到1971年。所以在这2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共和国长期抵制出赛。1971年台湾推出联合国之后，中国向国际奥委会（IOC）申请恢复“中国”的奥委会席位，迫使台湾于1981年与国际奥委会签署《洛桑协议》确认改以“中华台北”出赛。于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名义出赛之后，中国的奥运金牌数量也开始“超英赶美”，1988年奥运会上获得五面金牌；2008年北京主办的奥运会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金牌总数最多的国家。这时候也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经济危机，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来到巅峰。 不过在失去地主国优势后，中国在2012年伦敦奥运、2016年里约奥运、2020东京奥运，奖牌总数一直排在美国之后。 中国一直都有体育强国的计画，但是这种体育强国，不是让中国成为全民广泛参与体育运动的体育大国，而是成为体育冠军大国。 不过，既然冠军是万里挑一，那么那些小小年纪进入体校，最终却没有入选国家队的小孩，会怎么办呢？他们生活往往很艰难：而且年纪轻轻但身上有大大小小的伤；加上学历低微，也难以从事体育以外的职业。而且他们还因为服用禁药，有各种问题。 之前有媒体报导，1990年的中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只读书到小学3年级就投入职涯，在退役后过得非常贫困，甚至到公共澡堂当搓澡工，她的经历让中国网友感叹体育培训制度的畸形。她说她还长了胡子，这是年轻时被迫她服用兴奋剂的结果。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女子举重原本夺下4面金牌，但有3面因为禁药而被撤销。 当然，国外的运动员同样不轻松，但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在媒体面前自由地吐露遭受地巨大压力和精神损害，而这些中国运动员却不能随意在媒体面前表达。（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习近平实现权力三连任之后，似乎急于恢复严重受损的中国经济。当然，其目的和出发点，并非国计民生，仍基于巩固其权力地盘。主要由习家军组成的党政班子，开始把安抚企业、挽留外商当做主攻目标。 3月底，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共把年会主题定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新任中共总理李强在会上表态：“我们将在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保障项目落地等方面推出新的举措，不断优化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制度环境。” 在此之前，3月28日， “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活动在广州启动，新任副总理何立峰在讲话中许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并开出支票：“ 中国将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落实支持在华外资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健全完善服务和保障体系，持续打造更优良的营商环境。” 再早几天，3月26日，北京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主题定为“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在会上演讲，题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兜售习近平大而空的外交定调。李强则会见与会的境外代表并同他们座谈，给他们大派“定心丸”，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环境会越来越好，服务会越来越优。” 这些纷纷出动的习家军高官，施出浑身解数，竭尽对外商外资的游说、挽留、引诱之意，无论李强、何立峰还是秦刚，几乎都赤裸裸上阵拉生意，喊话外商外资。其大背景是：外商和外资加速撤离中国。这是习时代的重大事变之一。 然而，还有外国人会相信他们吗？或者说，还有多少外国人会上当？纵观上述一系列会议和活动，场面冷清，座椅空空，能请到的客人屈指可数。李强、何立峰和秦刚等人喊破喉咙，响应者却寥寥无几。李强们的表情极不自然，时现尴尬和无奈。无外乎都是在习近平的任务压力下，硬着头皮拉客，言谈举止充满强迫症意味。 为了说服外商，中共把马云搞了回去，却充满绑架回国的嫌疑。还谋划请动马斯克这尊外神，为中共站台，却充满暗盘交易的色彩。动作频频，却收效甚微。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在习近平、王沪宁主政下，中南海上演一幕幕极左闹剧：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口号下，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尤其强调“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鼓吹国进民退，重手打击民营企业，尤其打击互联网平台经济，把大批民营企业家打入大牢，或排挤出局、或被逼卸任董事长，甚至于股份遭强制归零；贬低改革开放，定义那只是“关键的一招”，暗示该过时了；在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动辄征收重税、处以重罚；至于动辄刮起诸如反日、反韩风潮，对日企、韩企打砸抢，更是暴力排外的惊悚表演。而极致疯狂的，莫过于在某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砸毁香港，砸毁上海，砸毁中国经济火车头。 凡此种种，经由十年极左路线的折腾、尤其三年极端清零和荒唐封城之后，中国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企业经营难，民众就业难。外资外企更是大量撤离中国，生产线和供应链大量转进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家。荒了中国，富了邻国。 习派或暗示，这些都是党内斗争、抢班夺权的需要，如今权力已经抢到手，终于实现一派独大和一人独裁，相关政策可以再调回来。然而，外资是那么容易喊回去的吗？外商岂是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 说起来，喊回去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比如，习派让位，团派当政，放下极左路线的招牌，恢复改革开放的形象。换路线，更要换人。否则，同样的一批面孔，昨天穷凶极恶，今天嬉皮笑脸 — 别人的理解，那是笑里藏刀。谁还敢相信你们？冤家易结不易解。信誉易毁，却难以恢复；信任易断，却难以重建。 但习近平和习家军，绝不会出于国家利益、甚至不会出于党的利益，让位、让贤、让能。厚着脸皮、硬着头皮，也要把权力霸占到底。一帮瘾君子，权力欲的瘾君子，脑中只有权力，心底毫无人民。习派把政，几乎让人看不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任何光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与前总统马英九在同一时段分别访问美中两国。这两位人物是台湾民主化后两党在岛内人望最高的总统，蔡英文代表民进党，这个党的部分人主张台独，在美国支持下不惧与中国开仗；马英九代表国民党，任内曾力推服贸一体化，只差一步就达成“和平统一”了，幸得太阳花学运让民进党绝地逢生。此时，两人一访美一访大陆，说是去见宗主可能太挖苦，但说是去见靠山大致没错。很多分析著重于两人的姿态与说话的微妙差别，但在我看来，美中两国的姿态表达的是其支持公开度与强硬度，更值得分析。 美国表态低调有度 4月3日，白宫首席副发言人奥莉维亚·达尔顿（Olivia Dalton）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宣布4月5日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一事表示，“我要说的是这些是非常例行性的过境，蔡总统自2016年来已经过境六次。所以没有理由有任何过度反应，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这次作出不同的反应”。这位发言人一直以“过境”（transit）而非使用“访问”（visit）一词描述蔡英文赴美，并称“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跟美国长期的政策、美台之间强劲的非官方关系，是保持一贯的。”此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曾表示，蔡英文会见了美国官员，并在“之前的所有过境”中公开露面。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于4月2日宣布，麦卡锡议长将于4月5日与其他国会两党成员在加州西米谷（Simi Valley)的雷根图书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此前，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哈基姆杰佛瑞斯于3月30日在纽约悄悄会见了蔡英文，但杰佛瑞斯的发言人拒绝就此次会面发表评论。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态度似乎比民主党更积极一些，3月31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罗杰·威克（Roger Wicker）曾针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公开发表声明表达支持。威克说，他有信心美国“在跨党派基础上将持续是台湾及其人民的一个紧密朋友和伙伴”，并表示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他将继续寻求途径加强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包括充分落实《强化台湾 韧性法》(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那是国会通过的2023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NDAA)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蔡英文“过境”美国最大的收获是来自共和党国会议员们非常明确的跨党派合作支持，从民主党方面来说，态度反而更低调。 民间的反应相对保守一些。耶鲁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专家阿恩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中文名：文安立）表示，美国应该支持台湾的“安全和生存”，但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是过去40年来最糟糕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质疑挑衅中国是否是最好的前进道路，“我不相信，在此时举行会被中国方面视为高度挑衅的会议是正确的前进方向。”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维持现状，认为挑衅会降低美国和中国维持和平的可能性。“有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现状，…这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它是唯一有可能避免对台开战的解决方案。” 我相信台湾 的主流也是这样想，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 马英九避战谋和，宋涛三度称“一家人终将团圆”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于3月27日至4月7日访问大陆。按照马英九基金会的说法，这次马英九访问大陆主要是两件事，一是祭祖，另一件是带领百馀名青年学子参访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遗迹，增强两岸青年交流。尽管大陆舆论称这是台湾74年来首次台湾前总统访问大陆，但碍于今年台湾大选，不能授给民进党“卖台”的口实，马英九谈话非常谨慎，在武汉重申“九二共识”干脆照稿念读；国台办主任宋涛则赞扬马英九任期内两岸关系持续向好发展，“与大陆方面一道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利在两岸，功在民族，我们充分肯定。” 马英九表示，目前两岸交流中断，民间敌意上升，但两岸领导者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冲突，谋求和平；宋涛虽然避谈统一，但欢迎马英九先生回家，会谈中三度提两岸是“一家人”，意思尽在其中，却没有“统一”那样招台湾人反感。 一切都在为明年一月台湾大选谋划 台湾民众党党主席、该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也将于4月8日赴美，展开为期21天的访问。不过，根据台湾目前政情，能够角逐2024年台湾总统大位的只有民进、国民两党。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在和平统一与武统之间，当然偏好和平统一，那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3月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说，“我认为，中国偏好和平统一是真的，因为那避免了试图以武力解决这个议题的风险和高代价”。既然要和平统一，当然就需要“和统”的工具，这工具非国民党莫属，因此，通过2024年一月选举让国民党上台，最后配合大陆的时间表达成和平统一，在北京看来，自然是上上之策。 国民党本来已经处于严重弱势，极言者甚至称可能亡党，但到去年八、九月间，乌克兰战争进入僵持状态，台湾人由战争初起时的“台湾就是乌克兰”一变而为“台湾决不能成为乌克兰”，这情况有如当年“太阳花运动”让民进党振弱起衰一样，让国民党大有起色，在九合一选举中获胜。但现阶段台湾民众陷入大陆武力攻台的政治焦虑感，民意起落很大，台湾民意基金会3月18日公布最新政党认同民调显示，针对蓝绿两个主要政党认同度，20岁以上成年人中，34%是绿营认同者，较三个月前微幅提升3.3个百分点；蓝营认同者跌至23%，较三个月前下跌8.5个百分点，创下该项民调以来最大跌幅。根据调查结果，三个月前，国民党基本盘略大于民进党，但2023年最新的蓝绿势力比为1:1.46。 美国目前的策略是希望通过威慑吓阻中共近期攻台，但中共正在悄悄地发动和平统一的的操作，双英分别访美中，华府与北京的角力目前就在这一点上。说千道万，台湾的多数选民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和平统一，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将揭晓谜底。一旦台湾的多数选民把票投给台湾的“亲共派”，美国就很难阻止中共和平统一台湾的计画。虽然没有人明确表示，但决定台湾大选的各种变数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乌克兰局势，美国的表现与乌克兰的状态将决定台湾民众对美国的信任程度。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冯客（Frank Dikötter），荷兰人，中国历史学家，现任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教授中国近代史。2011年，他写下一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的中国浩劫史》，记述65年前由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中共“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与秘辛。冯客研读中共陆续解密的各方档案千馀件，其中包括各省市地方档案、公安部门的机密报告、未经删节的重要领导人谈话，大规模死人事件分析等等，推翻了先前估计这场运动造成1千5百万到3千2百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认为这场灾难比先前说法严重许多：从1958年到1962年间，这场大跃进运动至少造成4千5百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 许多史学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大饥荒”，但冯客对这说法非常不以为然。他表示，“饥荒”好像代表死亡是由于经济计划匆匆上马，执行不善的无心之失，但事实上，大跃进期间的高压、恐怖与制度性暴力无所不在，连中共自己汇整的报告里，就有6%到8%的死者是遭到酷刑或直接处决，仅此一项就达250万人，其他还包括被有意克扣食物而饿死的，许多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而活活被整死的。 这场为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造成人类历史上对财产最大程度的破坏，远超过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一次轰炸。冯客说，人人都在偷工减料，盲目追求更高的产量，生产出的劣质品堆积在铁路两旁形同废物，腐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从酱油到水坝一起变质，谷物堆积在尘土飞扬的阡陌之间，而人们则是啃树根或泥巴果腹，最严重时甚至“人相食”。 数千万人枉死，有人为此负责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里，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中共元老黄克诚等人也全部受牵连，史称“彭德怀反党事件”，大跃进政策并未能及时煞车。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里，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批评大跃进政策，再度引来毛的警惕与不满，也成为毛后来发动另一场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的远因，文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革所有在大跃进期间反对他（毛泽东）的人的命”。 马英九的祭祖行程来到尾声，短短几天的行程里，他已经哭了4次。来到南京中山陵，他看到总理孙中山铜像数度哽咽；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直呼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受访时又一度哽咽；回到湖南祭祖，念起未曾谋面的祖父遗训，他拿起手帕拭泪；去到抗日名将张自忠陵园祭拜，他在张自忠雕像前伫立良久，就在导览人员讲解期间，他又数度眼眶泛红，甚至拿出手帕拭泪。 马英九情感丰富、容易掉泪，在台湾政坛是出了名的，外界或许毋须争辩马英九感情流露背后的真假。不过，台湾政坛在争辩前总统到中国大陆有没有“勇敢”说出中华民国之际，不能不注意到，马英九这趟祭祖行程显然是经过高度严格地拣选。共产党让马到民国遗迹去怀想中华民国，但绝不容许任何象征中华民国法统正朔的字眼出现在大众视频；共产党在马的行程里取国共两党共同的抗日经历，却不容有任何当年国民政府“剿匪”的符码；一样是国民政府军的名将，共产党让马去祭拜来自西北军系、早死的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却绝不容许你摆上正黄埔四期、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里战死的74师师长张灵甫。 过去一世纪，中国是一个灾难的土地，若以人命为基准，死在共产党的暴政与乱政之下的，其实数倍于对日抗战。就以马英九父亲的老家湖南为例，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期间，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就达到248万，约占当时全湖南人口数的6.8％，是全国第四严重的省分。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也记载，刘少奇就是在“七千人大会”引用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暗自顶撞毛泽东，为自己惹来后来的灾厄。 短短4年，4千5百万条人命灰飞烟灭，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公认是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否认淡化这段历史，大量死去的人命就像是被抹去的蝼蚁，无人负责；迄今，被视为元凶首恶的毛泽东肖像仍挂在天安门广场，理念被后继的共产党人奉为圭臬，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依旧无可动摇。若要谈中国人被欺负被践踏的命运，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一切更加悲摧乖舛。 马英九的眼泪有多少重量？当然要视其对是非正义的标准是否一致而定。马英九能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自在地走访抗日纪念馆，为当年流离失所的中国人而哽咽，诅咒“专炸平民”的日本人后来得到“报应”；但同样的人命，有谁为这60年前被饿死虐死的4千5百万中国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呢？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川普因涉艳星“封口费”案件遭纽约一个大陪审团提起刑事指控。此事虽是美国内政，然而，从美中对抗的角度看，它或许会给美国带来某种不利后果。 美国两党矛盾将更不可调和 当前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极化，共和民主两党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很难达成共识，除了对付中国。表面看起来，川普被纽约地检刑事起诉同美中对抗无关，但是，一旦两党因此事陷于撕裂，对美国政局乃至2024年的总统大选会产生何种影响和变数，是不得不考虑的，并肯定波及外交。对今天的美国来说，在对外关系上没有什么事比抗中更重要更迫切的了。 现在可以笃定，两党已为这起事件攻击起来。川普在消息出来的第一时间发表了一则声明，称这是民主党对他“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涉”，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以及川普竞选的“劲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等在内的一众资深共和党人纷纷声援，指责民主党把司法系统当武器，要阻止川普参与2024年总统选举；众议院共和党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和行政委员会主席布莱恩·斯蒂尔还公开要求办理此案的纽约检察官布拉格3月31日前交出与他的调查有关的往来资讯和所有档。民主党则对川普被起诉拍手叫好，反指共和党干预调查、诋毁司法系统诚信。 两党的交锋只刚开始。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式后，它必将是个拉锯战，不可避免地和2024年总统大选搞在一起，矛盾将更加不可调和，这一过程两党的斗争会比目前激烈得多。 虽然美国的民主在最近几年受到很大侵袭，然而，不必怀疑纽约大陪审团做出对川普的刑事指控背后有何政治动机，是受民主党的指使。可是，也必须承认，在当下美国的政治气候下，要想这起案件不高度政治化，或给外界一种政治操作的印象，是不可能的。多数共和党人及共和党的支持者，就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川普来说，他当然会利用此事大作文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政治受害者”，十多天前，在得知自己即将被刑事起诉时，他曾号召支持者出来抗议，让纽约市政府如临大敌，生怕出现骚乱。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尽管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但两者也相互影响，而更多时候，是内政影响外交。有一种看法认为，华盛顿近年之所以把中国作为最大竞争对手，全力围堵和遏制中国，就是为了转嫁美国国内的矛盾和危机，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关注度，煽起他们对中国的仇恨，从而让分裂的美国社会团结和振兴起来。这种观点未必准确，可外交也确实需要考虑内政因素。当外交受到国内某个问题的牵扯时，有可能使外交偏离原先的目标或者焦点。 内耗就会给中国时间 川普被起诉会在两个方面影响美中的对抗，第一个方面，正如前面分析的，当共和民主两党因为这事出现激烈的政治斗争，他们将更难在国内议题上找到共同点，更不易妥协，导致事情议而不决，陷入不应有的内耗。民主政治的执行力本来就不太强，国会对政府的杯葛，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相互纠缠，往往让一些亟待办理的事情或出台的政策拖很久，尤其在党争和政党政治下，这种情况更严重，你赞成的我反对，我支持的你否决，一件议案，纯粹因为反对而反对，使它过不了关。 美中的对抗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双方都必须全力以赴。如果在一些事情或者某个重要的事情上因为互相扯皮而延缓了它们的进度，很有可能缩短美国相对中国的优势。美国当然在整体国力以及多个单项上，比中国强太多，才能遏制中国，然而，现在中国也在奋起直追，当美国因为在诸如川普被起诉这样的问题上内耗，就会给中国时间，哪怕中国赶不上美国，也会缩短差距。这对美国的抗中就很不利。此外，过度党争特别是如果出现暴力事件，也将削弱美国民主对世界的影响力，让中国有理由攻击和歪曲美国民主。 第二个方面，该案很有可能改变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格局，将川普送进白宫。推特新主马斯克在川普透露自己会被刑事起诉后发推，指他若被捕将稳赢总统大选。这话代表了相当多人的看法。如果说，民主党的确有想利用司法打击报复川普，阻止他参加2024总统选举，效果难免适得其反。美国法律没有规定罪犯不可参与总统选举，假如法院不能很快对川普定罪，其受民主党政治迫害的形象势必会被他在总统选举中发挥到极致，裹挟共和党，赢得选民的同情和支持。 迫使共和党站在川普一边 在去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没有如预期的大胜，党内把不满撒到川普身上，一时间，共和党高层有意和他适度切割，支持者也流失很多，民调直线下降。但川普就是川普，在这种不利情形下，竟然扭转局面。最近的多个民调显示，他在共和党内领先另一个热门侯选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且领先的幅度不少。此案将迫使整个共和党都站在川普一边，进一步提升川普在党内初选的前景。 不妨设想，如川普以“戴罪之身”成功当选，以他的个性，会不会对民主党展开政治报复，导致两党对立加剧，甚至演变成更大程度的冲突，谁也说不好。而从对外关系来说，他当选总统后，其外交政策会有什么变化，是否和俄罗斯和解，以第一任期的做法对待盟友，造成盟友的疏离，也都是未知数。如果这些都有改变，虽然可以预期他比拜登在反中上更粗暴，但盟友未必会像现在一样紧跟美国抗中，从而，给北京找到突破口。 总之，即使川普竞选总统落败，从现在到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过程，他被起诉的事情都会成为搅动选举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让美国两党和社会更撕裂，不能集中资源更好去对付中国。就此而言，它是送给北京的一件礼物。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2023年3月30日，很可能是近数十年来《人民日报》最多人浏览，不，是最多人逐字细读的一天。事缘海外华人社交平台昨晚盛传，《人民日报》在日间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停止投递，所有报纸也要就地封存销毁。于是网民纷纷议论，到底出了什么事？ 大家拼命在昨天的《人民日报》找错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目前查到最可能的原因，是昨天第五版〈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有两处少打了三个字：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靠的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各位发现漏了哪三个字没有？一看到这两段，就想快马加鞭告知迈克先生：“史上第一个白纸黑字、明目张胆宣称以‘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家，终于诞生了！恭喜恭喜，同志终于站起来了！” 奇怪，连今上尊姓大名也可砍掉，谁有这么大胆呢？有理由怀疑，这是“文心一言”这类AI所做的好事。众所周知，那三字在大陆网络是敏感词，一打出来就会被系统自动屏蔽，而中共党媒天天生成的那些又长又臭党八股，本来就是AI的拿手好戏，然则这篇〈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会否是AI创作，甚至由AI编辑呢？ 《人民日报》此一笑话，我觉得已预兆了中国式AI的未来。为了避开敏感字词，很多东西也不能讲，或自动屏蔽，结果是作茧自缚，两头唔到岸。说穿了，这也是旧中国“避讳”文化的遗害。所谓避讳，指不能直接称呼、书写君主或尊亲的名字，而须用另一些字代替。 避讳文化有些基本规则，如《礼记》所说的“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不讳嫌名”表示不讳谐音字，不必回避与名字音近的字，例如父亲叫“禹”，你不必避用 “雨”字。“二名不偏讳”表示有两个字的名字，只有连用才须避讳，单字不必避，如孔子的母亲叫“征在”，孔子可单用“征”字，也可单用“在”字，只要两字不连用就可以了。 然而这种文化发展下去，越趋严厉和荒谬，至唐朝竟出现一场辩论：李贺的父亲叫“晋肃”，有人就说，李贺为了孝道，不该参加进士考试，因为“进”和“晋”同音，应该避讳；韩愈看不过眼，就写了一篇〈讳辩〉来驳斥那些谬论。 避讳文化发展到今天，更令人叹为观止，什么“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统统都不管用了。记得2018年，微博曾禁了一份食谱，因为其中有句说“小香肠的尾部切成十字状”。你可能问，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哈哈，因为“的尾”普通话谐音就是“帝位”！ 话说回来，根本没人看的报纸，又何必回收销毁，重印一次呢？怜悯一下地球的树木，积点德吧。 （文章授权转载自冯睎干十三维度脸书专页）
近日，由世界银行、美国哈佛甘迺迪政治学院、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的计画实验室“援助数据”及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共同发布的报告表示，中国2008至2021年间，中共政府为推动“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已在22个开发中国家投入约2,400亿美元的纾困贷款，相当于新台币7.2兆元。 不仅如此，中共向身陷债务危机国家的贷款从2010年原先占海外放款总额的5%，到了2022年已暴增至60%，其中阿根廷所贷款之金额高达1,118亿美元，为众多受援国中贷款最高的国家，可因中共主要提供的纾困款对象均以中低收入国家为主，贷款国自身经济体本就不稳，初期虽拿著贷款扩建设施，可许多项目根本无法如预期还款，加上近年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影响，更造成越来越多受援国无法如期偿还在“一带一路”基础建设中的贷款，中共当局虽已在2016年开始缩减贷款规模，可长期大量投资却无法回收的后果，仍是对中共各家银行的资金平衡带来负面影响，且中共自新冠疫情爆发后，施行了3年代价高昂的“清零”政策后，中共整体经济可谓急转直下，各地方政府陆续面临财务危机，对此，中共当局为减轻各级财政压力，便在今年年初宣布医保改革措施，大幅缩减了老人的医保给付，也因此造成了年初的“白发革命”。 中共自2013年积极拓展的“一带一路”倡议，迄今已即将届满10年，虽大兴土木向来是一带一路的特色，可有鉴于这些方案的规模庞大与复杂性，导致重大经济、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为自身招致负评已成为现今该项倡议的常态，中共当局起初向这些借款国提供更多的贷款，虽免除了这些低收入国家暂时毋须进行经济改革，但却可能延长其财务困境，且中共近年所借出的紧急贷款，将近9成是使用人民币，此举无非是为了进一步限制对美元作为全球通用货币的依赖，并借此取代美国成为中等或低收入国家的主要借贷国，加上人民币自身用处不多，若非透过该种金融手段使人民币在各国贸易及商业往来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是无法扩张人民币在世界金融圈的使用占比，然而中共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的紧急信贷利率基本上是5%，但IMF提供的利率为2%，且中国国有银行可自行调整利率，演变成许多还款额度在过去一年倍增，使得多国陷入财务困境，可中国却把问题归咎于美国联邦准备系统升息，才增加各国压力。 追根究柢，中共的纾困贷款既不透明又无协调性，中共当局宁愿压缩使用在国内民众及社会福利的基金来介入国际高风险的纾困借贷业务，不过是欲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额度以来拉高外汇储备，以挽救自己的银行，此种将自身形容的大义凛然，把过错甩锅给美方行为，果然是中共一贯的套路。 （※作者为前驻港记者。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