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美女如雲
2026 年 8 月 8 日
自2012年上台以來，習近平「著作」的總印量已達天文數字，版稅所得自然是高得嚇人。僅僅《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一套四卷本的中文版帶給習近平的收入即已經數以億計。 據中國官媒新華網報道，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二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3日起在全國發行。 報道說，這兩卷文集分別選編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十九屆中央總書記任內的各類文稿，由習近平逐篇審定成書。這兩卷書的出版，必將把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一步引向深入，更好引導廣大幹部群眾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對此，我們自由亞洲網站刊登《習近平著作選讀》出版 稿費知多少？》一文中引述六四學運領袖李恆青在推特上的評論說，「上個世紀60年代也是這樣的，文革是高潮。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語錄充斥民眾的生活。這一天大概不遠了……」有網友說，他更關心的是稿費知多少？ 要估算習近平的稿費知多少，中共大外宣《中華網》2015年11月刊登的《正國級撰稿人的稿費到底有多少》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參閱文章。該文中說：最近，《人民日報》連續刊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章。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的《堅定不移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因為國家級正職撰稿人的身份，引發一些媒體的關注。 像《人民日報》、《求是》這樣的報刊雜誌，發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章不令人意外。政治局常委發表文章是為了稿費嗎？當然不是。但是，按照慣例，政治局常委發表文章、出版著作的確會收到稿費。而且，一些時候稿費不菲。 首先是稿費標準問題。其實，政治局常委們的稿費標準與普通作者一樣，既不會多，也不會少。2014年《南方周末》的報道稱領導人在《求是》發表文章與普通作者的稿酬標準一樣，求是雜誌社的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點稿件是每千字150元。《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報道也透露，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版稅都是按照普通標準執行，一般在7%-10%之間。 通過上面的標準，很容易算出，如果政治局常委級的領導人僅僅是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按照普通作者的稿酬標準計算，所獲得的稿費不會是一個太大的數字。然而，如果領導人的講話、工作文稿結集成書，雖然也按照普通標準執行版稅，但是因為領導人著作的發行量巨大，算起來就是一筆不菲的收入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國家領導人出書，起印數就是幾十萬。 該文章舉例說：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曾透露朱鎔基的著作《朱鎔基答記者問》和《朱鎔基講話實錄》銷量均在130萬冊以上，2013年出版的《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目前銷量也已達到數百萬冊。這裡不妨做一道計算題，就拿《朱鎔基講話實錄》有130萬冊的銷量算，目前該書定價為196元，按照7%的版稅標準保守估計，那麼稅前收入就高達1783.6萬元。當然，這筆稿費還得交11.2%的稅，所以估計朱鎔基的實際（版稅）收入保守估計在1500萬以上。 2014年10月，朱鎔基登上「2014胡潤慈善榜」。根據胡潤研究院的報告，朱鎔基「自2013年以來，共捐贈善款2398萬元」，這些錢是朱鎔基退休後出書所得的版稅。想必這份報告還沒有算全朱鎔基在2013年出版的《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的版稅。 筆者在這裡再補充一下關於朱鎔基稿費和版稅數字的中國官方媒體的後續報道內容。 「即使身不在其位，人們對為官者、特別是領袖的閱讀慾望是強烈的，這也是卸任高官出書的市場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曾對採訪相關問題的官媒記者介紹：領導人出書銷量往往特別好，如《朱鎔基答記者問實錄》總銷量過百萬，《閑來筆潭》不到一個月發行45萬冊，李瑞環的《看法與說法》銷量也過20萬冊。而一般學術書籍5000冊就算賣得很好了。 2019年1月8日澎湃新聞社刊登報道說：2009年至2013年，一位卸任數年的國家領導人所出版的實錄系列圖書陸續問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長達十年，歷任副總理、總理的朱鎔基，通過《朱鎔基答記者問》《朱鎔基講話實錄》（四卷本）《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講話三部曲再次回到人們的視野。這三步曲驚人的市場表現，也使其成為中國黨政圖書市場中的「超級暢銷書」。澎湃新聞記者近日從上述系列圖書的出版方人民出版社方面獲悉，《朱鎔基答記者問》銷售至今達150萬冊，《朱鎔基講話實錄》（四卷本）出版伊始短短數月就破百萬套。隨著2016年聲像立體呈現的《朱鎔基答記者問（精裝光碟版）》再版上市，至今以上4種圖書的銷量總計就已超過800萬冊。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2015年2月公布了「中國捐贈百傑榜」，上榜的絕大部分人為富商，而現年86歲的朱鎔基連續第二年躋身其中。在2013年和2014年里，他總計捐贈4000萬元左右，成為中國退休政界領導人中最樂善好施的人物。 眾所周知，習近平是鄧小平時代開始以來唯一一個在位期間即大肆出版自己各類「著作」同時也為自己大肆樹碑立傳的中共領導人。而在他之前，根據筆者所搜集到的資料顯示，朱鎔基是版稅收入最高的一個。而從公開資料中可以查找到的各自「著作」的總印量計算後對比，他朱鎔基的這點版稅，應該說算不上習近平版稅的零頭。 去年十月署名「中日政治評論「者在推特上發文說：習有多少資產？除了公告的兩套房產外，稿費應該是其主要收入。根據公開信息，《治國理政》2018年就發行了1300萬冊，《用典》年發行110萬冊，《重要講話》兩個月發行1000萬。其他出版物有60多本。以7000萬冊保守計算，價格以35元保守計算，稿費按3%計算，已經超過7000萬，加上兩套房子，總資產也過億了。按照朱鎔基稿費的標準—碼洋的10%計算，習的收入應該超過了2億元。 毫無疑問，這位「推友「的估算實際在太過於保守。首先此文中的習近平各類「著作」的印數都已經是過期的數字，幾乎每本書都還不斷再版或者加印。 其次，習近平的「著作」平均每本的定價，即使是中文的普通版，估算應該是45元人民左右。 其三，習近平陸續出版過的各類「著作」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的印量當然遠不如中文普通版，但外文版因為售價高，所以版稅也高。這一部分如上推文內容中根本沒有計算進去。 2014年1月，人民網曾刊登《卸任領導人這樣出書》一文，文中說：領導人出書的最高規格，是以名字＋「選集」（「文選」、「文集」）命名，以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習仲勛等老一輩領導人，新世紀以來只有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出版過《江澤民文選》。進入21世紀，領導人出書頻密，並出現新特點。據不完全統計，江澤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鵬、李嵐清各出版10本。卸任常委出書頻率即使與西方國家退休領導人相比也毫不遜色。這些書受到廣泛關注，不少還上了暢銷書榜。 該人民網文章引述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的話說：在中國，一本書的問世首先要依據《出版管理條例》報省一級新聞出版局審批，獲批後還須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現在的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備案。前國家領導人的書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嚴格。副國級以上領導人出書，需報告中共中央辦公廳：由領導人本人向中央立項，或是走正常的送審報批手續。選題通過後還需要送審。一般圖書由新聞出版總署決定送哪個部門審閱，而領導人的書則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內容決定送給某一個或者某幾個部門審閱。 審查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解密問題，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適合公開出版；另一種是個別文字內容的調整。「中辦出個意見給總署，總署再按中辦的意見給出版社一個正式的函——這個書是能出，修改後能出，還是不能出。」 按照慣例，前國家領導人出書需經中辦批准成立文稿編輯小組，作品出版前，「排版用的電腦、整個交接手續都是按機密件來管理」。 出版社的選擇也有嚴格規定。據中央宣傳部、原新聞出版署1990年聯合發布的《關於對描寫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加強管理的規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等少數幾家出版社才有資格出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出版物 隨著領導人的書逐漸專業化和個性化，相關專業領域的權威出版社也獲得了一些機會。如江澤民的《中國能源問題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李瑞環的《學哲學用哲學》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些前領導人也會選擇原任職部門下屬的出版社，如由中央政法委員會主管的中國長安出版社就獲得了與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喬石談民主與法制》的資格。 出版國家領導人的著作除可觀的經濟效益外，還能大大地提升出版社自身品牌，一些有實力出版社經常主動爭取「機會」。例如外研社獲得《李嵐清教育訪談錄》英文版的出版權，源於在全國英語教學研討會上跟李嵐清直接邀約。 請注意，出版退位國家領導人的著作對出版社來說有可觀的經濟效益，那麼出版習近平的著作的經濟效益就肯定是天文數字了。 據這位張振明透露，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版稅按常規計算，一般在7%－10％之間，發行量大時會上調。 那麼，我們不妨假設習近平本人根本不會如同一個普通作者一樣計較稿費和版稅的比例，但出版社也好，報刊雜誌也好，誰都會把習近平的稿費及版稅付到規定額的最高檔。也就是說，習近平的版稅肯定不會低於百分之十。那麼如果發行量大版稅就會上調百分比的規矩具體到習近平身上，此作者被出版的每一本書的印量動轍就是上千萬，版稅比例上調到售價的百分之多少呢？只要他習近平敢接受，從經濟效益的角度，即使把版稅比例上調到售價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出版方仍然還會有高額利潤。 2017年4月，海外的萬維讀者網曾刊登一篇署名公孫平的文章《從習近平的巨額稿費看腐敗之源》。文章中說：習近平上台才兩年，但他的著作發行量可不小。就像他急速攬權一樣，稿費也大有急起直追，超毛越鄧之勢。2014年9月28日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截至2015年5月底止，僅八個月時間，多語種發行量累計已近5百萬冊，（中文版每冊80元），其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文版在海外已發行40多萬冊（外文版每冊120元），不考慮對領導人的優惠，僅按百分之十五計算，印數稿費總計至少6200多萬元。以前毛著是先出中文版，後出外文版。習著迫不及待，中外文版同時出版發行，人民幣和外匯同時進賬。、 請注意，如上文章中所說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出版數量，只是這本書的第一卷截止2015年年中的不完全統計。而這本書日後又陸續出版了第二、第三、第四卷，每一卷的出版數量不會低於中文版500萬，外文版40萬是肯定的。 有一個2021年的數字說這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文版的第一卷總印量已經達到了3000萬。也就是500萬的6倍。那麼這就要把前面說的6200萬元乘以6，這就等於3億7千2百萬了。 那麼，陸續出版的這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後三卷，我們假設剛剛到每卷500萬本，那就是總共1500萬本。按照前面的計算公式，這部分的版稅應該是1億8千6百萬。也就是說，僅僅《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一套四卷本，保守的估計也已經給習近平帶來了共計5億5千8百萬的中文版版稅收入。 在此基礎上，我們不妨把該套書的少數民族文字版忽略不計，但十幾種文字的外文版版稅肯定也是為數可觀。 至於習近平已經出版的其他「著作」們的出版發行數量及相應版稅的數額估算，留待我們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兩天，在中國有個新聞火了。就是前中國乒乓球世界冠軍、有無數粉絲都體育明星張繼科，因為欠賭債就拍攝了一位交往過的女明星的隱私照片，再把照片給債主，債主因此找到女方要錢，但女方把債主告了，債主也被抓。這事其實已經過了兩年，為什麼最近火了？因為這事是一個記者爆料的，然後，張繼科工作室完全否認，還說「馬上準備起訴」那位記者。結果，這一下更炸鍋了，爆料人本來只是網上爆料，張繼科這邊一起訴，記者就把採訪記錄和檔資料、張繼科欠條等證據都找出來了。 到現在整個過程就是：張繼科越聲明，網路爆料越洶湧。該記者還曬出接到爆料的聊天截圖：「張繼科經常賭錢，欠賭債，前女友已經幫還很多，後來清醒了就分手了。」然後其他網友又爆料，張繼科曾經找田亮、袁姍姍、鄧莎都借過錢。網友也翻出他多次往返金邊的紀錄，做實了他去緬甸賭博的事實。怪不得，這幾年他瘋狂圈錢，接代言、上綜藝、開奶茶加盟店割韭菜（後來倒閉）。 其實張繼科早都是斑斑劣跡了，2015年3月在隨隊到德國比賽期間，溜出酒店偷偷離開，目的地是賭場，並稱張繼科曾因為「非法體育博彩」被開除出國家隊。但是，因為2016年又有重大比賽，他又被召回。其實，早在2017年，網上就已經有網友爆料過張繼科因為賭博成癮，向親戚朋友們借款千萬的事情。 他對女性到底是什麼態度呢？爆料者說，張繼科只是把作為明星的前女友當一種炫耀。而且很多人發現，他在綜藝上表演談戀愛，還都經常暴露自己的厭女和油膩。當然，被他出賣私密影像的女星是徹底的受害者，她已經夠勇敢了，被私密視頻威脅時直接報警，也勇敢離開渣男，在這件事上，她不應該受到任何指責或蕩婦羞辱。 但是說到中國乒乓球屆，賭博好像是中國乒乓球冠軍的慣例：1995年王濤等球員在男乒奪冠後打麻將，被罰款了五萬。2017年5月，孔令輝被新加坡濱海灣金沙賭場（Marina Bay Sands）追討欠款45萬新加坡元（約合232萬人民幣）。 2006年孔令輝酒後駕駛無牌保時捷撞上計程車，車禍後還在交通隊鬧了一晚上。巧了，孔令輝也喜歡找女明星談戀愛，馬蘇就是他諸多前女友之一 但如此孔令輝儘管劣跡斑斑，在前不久熱映的電影《中國乒乓》里，孔令輝仍然被（電影角色叫董帥）刻畫得帥氣和迷人。而且電影拍攝時孔令輝早已因為涉賭離隊。 而且和其他流浪明星比起來，這些奧運冠軍的粉絲也是個令人困惑的群體。他們完全遵循飯圈的範例追星，但是又覺得體育明星比影視明星高級一點，首先因為體育身上有國家、奧運的光環，還有就是他們覺得粉體育明星應該不容易塌房，因為奧運冠軍緊緊綁住主旋律和權力，這種仰慕權力的心境也是非常有中國特色。 當然不是說國外的體育界就沒有醜聞，賭博、吸毒、嫖娼、性侵，都有，但是人家不會把這個和國家名譽綁在一起。因為別的國家不會傾舉國之力去培養金牌機器，對運動員來說，體育就是個體的榮耀，國外運動員有絕大部分都是業餘體育愛好者。培養金牌機器這種事情至今也就前蘇聯和厲害國最喜歡干。 關鍵是，你培養體育人才，在文化上也得上點心啊，但這些運動員都是從小就進入單調、高強度、忽視文化水準建設的培養體系。他們沒法學到真正的知識，沒法建立自己的完整價值觀，沒法靠知識和思想形成獨立的判斷力——雖然中國的正統教育也主要是培養戰狼，但是至少有些人可以思考啊。 缺乏文化知識儲備，卻又享受特權的奧運冠軍們，男女之間卻又有著天壤之別。男運動員，就像孔令輝、孫楊、張繼科，成為被特權和粉絲慣壞的反面教材。而女冠軍的歸屬主要就是嫁給豪門，比如郭晶晶，伏明霞，據說豪門選擇郭晶晶的原因，就是因為從小封閉訓練，思想單純，好駕馭。 要麼就是成為權貴的玩物，比如彭帥。有人說，彭帥從小就在輕視文化培養的急功近利的奧運冠軍培訓體系里成長，因為沒有深厚的文化積累和強大的內在動力，所以「人是宇宙間渺小的塵埃」這種老計程車司機水準的話都能征服她，當然，我覺得這還包括對方權力光環的加持。 但其實這些都不算什麼，在成王敗寇的奪冠體制下，上層並不在乎運動員的私人生活問題，除非影響到國家隊的聲譽，他們真正在乎的是隊員有沒有違反禁藥規定——或者說有沒有被發現。 我以前認識一個國家隊退役的運動員，很小眾的一個項目，他說，他們訓練的時候，必須喝一種中藥，據說什麼都監測不出來，那中藥喝了你就特別想運動，特別興奮，不運動就會長紅疹。 說到文化，更有意思的來了，從來沒有經歷過正統教育的他們，憑著冠軍身分，可以隨便上清華北大。可能很多人又會想到，中國的奧運冠軍，都很容易上到中國的最高等學府，清華北大人大隨便上。有人總結過，北大是體操冠軍最愛的歸宿。體操皇后劉璿、體操奧運冠軍鄧琳琳、陸莉、藝術體操冠軍戴菲菲都就讀北大；李寧、顧俊、劉璿、陸莉、羅雪娟、周繼紅、馬琳、王皓等人也就讀北大。而清華則是喜歡乒乓和射擊冠軍，鄧亞萍、郭躍就讀的清華，伏明霞、王義夫、易思玲、柯潔也是就讀的清華。人民大學則是有跳水冠軍郭晶晶、吳敏霞、胡佳、王峰、林躍、火亮、秦凱，在人民大學讀書已經成為中國跳水隊的傳統，而現役的運動員並不需要每天到人大校園上課，而是由人大派遣老師，定期趕到體育總局的天壇公寓進行上門輔導。 而這次的當事人張繼科，4歲開始打球，一路上自然也沒讀什麼書，所以他拿到冠軍後，很自覺地，不去讀一流大學，而是讀了何雯娜、陸春龍等人就讀的天津科技大學，原因是名牌大學寬進嚴出，像張繼科這麼忙的冠軍，可能會導致無法畢業。以華中科技大學為例，2003年曾招收了網球女王李娜、網球奧運冠軍孫婷婷等運動員，但是華中科技大學在2010年清退了沒有修滿學分的奧運冠軍高崚和楊威，這就有點尷尬了。——其實大學對他們都已經很寬鬆了，大學對他們的規定是六年或者八年內修滿學分，通常就能畢業。 那麼，他們讀書出來幹嘛呢？排名第一的是非教練的體制崗，端鐵飯碗。 那麼，中國為什麼那麼熱衷流水線方式篩選、訓練拿冠軍呢？2021年《紐約時報》（NYT）指出，中國有2000多所專業體育學校，每年都有數萬名兒童被送入政府開辦的培訓學校，而且喜歡專註於讓運動員參與較不受西方歡迎的運動項目——比如乒乓球，他們在那些領域精益求精，直到顛峰，目的就是奪金。這些數萬名被認為有天份的兒童，就是全日制訓練，日後經過市級、省級選拔才能進入國家隊。很多窮苦人家也希望把自己孩子送進去，因為裡面幾乎不需要花錢，管吃管住。 其實沒有哪個國家不期待奧運榮耀。為什麼中國特別賣力呢？這還真和台灣有關——確切說是蔣政府時期有關。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北京對奧運金牌的痴迷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方面是民族主義氣氛非常濃厚，中共堅持「新中國」將扭轉百年來的衰落和受外國列強蹂躪的局面，毛澤東當時更發表文章表示發展體育、拆掉「東亞病夫」招牌的必要性。 但是，因為當時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一直是台灣國民黨政府代表的中華民國在佔據，一直到1971年。所以在這20年時間裡，中國人民共和國長期抵制出賽。1971年台灣推出聯合國之後，中國向國際奧委會（IOC）申請恢復「中國」的奧委會席位，迫使台灣於1981年與國際奧委會簽署《洛桑協議》確認改以「中華台北」出賽。於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國」名義出賽之後，中國的奧運金牌數量也開始「超英趕美」，1988年奧運會上獲得五面金牌；2008年北京主辦的奧運會上，中國超過美國，成為金牌總數最多的國家。這時候也伴隨中國經濟的崛起和西方經濟危機，中國的民族主義又來到巔峰。 不過在失去地主國優勢後，中國在2012年倫敦奧運、2016年里約奧運、2020東京奧運，獎牌總數一直排在美國之後。 中國一直都有體育強國的計畫，但是這種體育強國，不是讓中國成為全民廣泛參與體育運動的體育大國，而是成為體育冠軍大國。 不過，既然冠軍是萬里挑一，那麼那些小小年紀進入體校，最終卻沒有入選國家隊的小孩，會怎麼辦呢？他們生活往往很艱難：而且年紀輕輕但身上有大大小小的傷；加上學歷低微，也難以從事體育以外的職業。而且他們還因為服用禁藥，有各種問題。 之前有媒體報導，1990年的中國舉重冠軍鄒春蘭只讀書到小學3年級就投入職涯，在退役後過得非常貧困，甚至到公共澡堂當搓澡工，她的經歷讓中國網友感嘆體育培訓制度的畸形。她說她還長了鬍子，這是年輕時被迫她服用興奮劑的結果。2008年，北京奧運中國女子舉重原本奪下4面金牌，但有3面因為禁藥而被撤銷。 當然，國外的運動員同樣不輕鬆，但不同的是，他們可以在媒體面前自由地吐露遭受地巨大壓力和精神損害，而這些中國運動員卻不能隨意在媒體面前表達。（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習近平實現權力三連任之後，似乎急於恢復嚴重受損的中國經濟。當然，其目的和出發點，並非國計民生，仍基於鞏固其權力地盤。主要由習家軍組成的黨政班子，開始把安撫企業、挽留外商當做主攻目標。 3月底，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在海南博鰲舉行。中共把年會主題定為「不確定的世界：團結合作迎挑戰，開放包容促發展」。新任中共總理李強在會上表態：「我們將在擴大市場准入、優化營商環境、保障項目落地等方面推出新的舉措，不斷優化國企敢幹、民企敢闖、外企敢投的制度環境。」 在此之前，3月28日， 「投資中國年」招商引資活動在廣州啟動，新任副總理何立峰在講話中許諾：「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變，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並開出支票：「 中國將聚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深化改革，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堅定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著力落實支持在華外資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進一步健全完善服務和保障體系，持續打造更優良的營商環境。」 再早幾天，3月26日，北京舉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主題定為「經濟復甦：機遇與合作。」新任外交部長秦剛在會上演講，題為「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征程上闊步前行」，兜售習近平大而空的外交定調。李強則會見與會的境外代表並同他們座談，給他們大派「定心丸」，說：「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都將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來越大，環境會越來越好，服務會越來越優。」 這些紛紛出動的習家軍高官，施出渾身解數，竭盡對外商外資的遊說、挽留、引誘之意，無論李強、何立峰還是秦剛，幾乎都赤裸裸上陣拉生意，喊話外商外資。其大背景是：外商和外資加速撤離中國。這是習時代的重大事變之一。 然而，還有外國人會相信他們嗎？或者說，還有多少外國人會上當？縱觀上述一系列會議和活動，場面冷清，座椅空空，能請到的客人屈指可數。李強、何立峰和秦剛等人喊破喉嚨，響應者卻寥寥無幾。李強們的表情極不自然，時現尷尬和無奈。無外乎都是在習近平的任務壓力下，硬著頭皮拉客，言談舉止充滿強迫症意味。 為了說服外商，中共把馬雲搞了回去，卻充滿綁架回國的嫌疑。還謀劃請動馬斯克這尊外神，為中共站台，卻充滿暗盤交易的色彩。動作頻頻，卻收效甚微。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在習近平、王滬寧主政下，中南海上演一幕幕極左鬧劇：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口號下，重新學習《共產黨宣言》，尤其強調「消滅私有制」（《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鼓吹國進民退，重手打擊民營企業，尤其打擊互聯網平台經濟，把大批民營企業家打入大牢，或排擠出局、或被逼卸任董事長，甚至於股份遭強制歸零；貶低改革開放，定義那只是「關鍵的一招」，暗示該過時了；在外資企業建立黨支部，動輒徵收重稅、處以重罰；至於動輒颳起諸如反日、反韓風潮，對日企、韓企打砸搶，更是暴力排外的驚悚表演。而極致瘋狂的，莫過於在某人「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砸毀香港，砸毀上海，砸毀中國經濟火車頭。 凡此種種，經由十年極左路線的折騰、尤其三年極端清零和荒唐封城之後，中國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創，企業經營難，民眾就業難。外資外企更是大量撤離中國，生產線和供應鏈大量轉進印度和東南亞等國家。荒了中國，富了鄰國。 習派或暗示，這些都是黨內鬥爭、搶班奪權的需要，如今權力已經搶到手，終於實現一派獨大和一人獨裁，相關政策可以再調回來。然而，外資是那麼容易喊回去的嗎？外商豈是你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僕從？ 說起來，喊回去或許也不是沒有可能，比如，習派讓位，團派當政，放下極左路線的招牌，恢復改革開放的形象。換路線，更要換人。否則，同樣的一批面孔，昨天窮凶極惡，今天嬉皮笑臉 — 別人的理解，那是笑裡藏刀。誰還敢相信你們？冤家易結不易解。信譽易毀，卻難以恢復；信任易斷，卻難以重建。 但習近平和習家軍，絕不會出於國家利益、甚至不會出於黨的利益，讓位、讓賢、讓能。厚著臉皮、硬著頭皮，也要把權力霸佔到底。一幫癮君子，權力欲的癮君子，腦中只有權力，心底毫無人民。習派把政，幾乎讓人看不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任何光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與前總統馬英九在同一時段分別訪問美中兩國。這兩位人物是台灣民主化後兩黨在島內人望最高的總統，蔡英文代表民進黨，這個黨的部分人主張台獨，在美國支持下不懼與中國開仗；馬英九代表國民黨，任內曾力推服貿一體化，只差一步就達成「和平統一」了，幸得太陽花學運讓民進黨絕地逢生。此時，兩人一訪美一訪大陸，說是去見宗主可能太挖苦，但說是去見靠山大致沒錯。很多分析著重於兩人的姿態與說話的微妙差別，但在我看來，美中兩國的姿態表達的是其支持公開度與強硬度，更值得分析。 美國表態低調有度 4月3日，白宮首席副發言人奧莉維亞·達爾頓（Olivia Dalton）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宣布4月5日將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一事表示，「我要說的是這些是非常例行性的過境，蔡總統自2016年來已經過境六次。所以沒有理由有任何過度反應，中國沒有任何理由對這次作出不同的反應」。這位發言人一直以「過境」（transit）而非使用「訪問」（visit）一詞描述蔡英文赴美，並稱「台灣高層官員過境美國，跟美國長期的政策、美台之間強勁的非官方關係，是保持一貫的。」此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曾表示，蔡英文會見了美國官員，並在「之前的所有過境」中公開露面。 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辦公室於4月2日宣布，麥卡錫議長將於4月5日與其他國會兩黨成員在加州西米谷（Simi Valley)的雷根圖書館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此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哈基姆傑佛瑞斯於3月30日在紐約悄悄會見了蔡英文，但傑佛瑞斯的發言人拒絕就此次會面發表評論。共和黨國會議員的態度似乎比民主黨更積極一些，3月31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密西西比州聯邦參議員羅傑·威克（Roger Wicker）曾針對蔡英文過境美國公開發表聲明表達支持。威克說，他有信心美國「在跨黨派基礎上將持續是台灣及其人民的一個緊密朋友和夥伴」，並表示身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他將繼續尋求途徑加強美國與台灣的夥伴關係，包括充分落實《強化台灣 韌性法》(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那是國會通過的2023財年美國《國防授權法》(NDAA)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蔡英文「過境」美國最大的收穫是來自共和黨國會議員們非常明確的跨黨派合作支持，從民主黨方面來說，態度反而更低調。 民間的反應相對保守一些。耶魯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專家阿恩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中文名：文安立）表示，美國應該支持台灣的「安全和生存」，但美國和中國這兩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是過去40年來最糟糕的，在這種情況下，他質疑挑釁中國是否是最好的前進道路，「我不相信，在此時舉行會被中國方面視為高度挑釁的會議是正確的前進方向。」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維持現狀，認為挑釁會降低美國和中國維持和平的可能性。「有一個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就是現狀，…這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但它是唯一有可能避免對台開戰的解決方案。」 我相信台灣 的主流也是這樣想，問題是如何才能做到。 馬英九避戰謀和，宋濤三度稱「一家人終將團圓」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於3月27日至4月7日訪問大陸。按照馬英九基金會的說法，這次馬英九訪問大陸主要是兩件事，一是祭祖，另一件是帶領百餘名青年學子參訪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歷史遺迹，增強兩岸青年交流。儘管大陸輿論稱這是台灣74年來首次台灣前總統訪問大陸，但礙於今年台灣大選，不能授給民進黨「賣台」的口實，馬英九談話非常謹慎，在武漢重申「九二共識」乾脆照稿念讀；國台辦主任宋濤則讚揚馬英九任期內兩岸關係持續向好發展，「與大陸方面一道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政治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利在兩岸，功在民族，我們充分肯定。」 馬英九表示，目前兩岸交流中斷，民間敵意上升，但兩岸領導者必須盡一切可能避免戰爭衝突，謀求和平；宋濤雖然避談統一，但歡迎馬英九先生回家，會談中三度提兩岸是「一家人」，意思盡在其中，卻沒有「統一」那樣招台灣人反感。 一切都在為明年一月台灣大選謀劃 台灣民眾黨黨主席、該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也將於4月8日赴美，展開為期21天的訪問。不過，根據台灣目前政情，能夠角逐2024年台灣總統大位的只有民進、國民兩黨。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在和平統一與武統之間，當然偏好和平統一，那叫做「不戰而屈人之兵」。3月8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Avril Haines）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也說，「我認為，中國偏好和平統一是真的，因為那避免了試圖以武力解決這個議題的風險和高代價」。既然要和平統一，當然就需要「和統」的工具，這工具非國民黨莫屬，因此，通過2024年一月選舉讓國民黨上台，最後配合大陸的時間表達成和平統一，在北京看來，自然是上上之策。 國民黨本來已經處於嚴重弱勢，極言者甚至稱可能亡黨，但到去年八、九月間，烏克蘭戰爭進入僵持狀態，台灣人由戰爭初起時的「台灣就是烏克蘭」一變而為「台灣決不能成為烏克蘭」，這情況有如當年「太陽花運動」讓民進黨振弱起衰一樣，讓國民黨大有起色，在九合一選舉中獲勝。但現階段台灣民眾陷入大陸武力攻台的政治焦慮感，民意起落很大，台灣民意基金會3月18日公布最新政黨認同民調顯示，針對藍綠兩個主要政黨認同度，20歲以上成年人中，34%是綠營認同者，較三個月前微幅提升3.3個百分點；藍營認同者跌至23%，較三個月前下跌8.5個百分點，創下該項民調以來最大跌幅。根據調查結果，三個月前，國民黨基本盤略大於民進黨，但2023年最新的藍綠勢力比為1:1.46。 美國目前的策略是希望通過威懾嚇阻中共近期攻台，但中共正在悄悄地發動和平統一的的操作，雙英分別訪美中，華府與北京的角力目前就在這一點上。說千道萬，台灣的多數選民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和平統一，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將揭曉謎底。一旦台灣的多數選民把票投給台灣的「親共派」，美國就很難阻止中共和平統一台灣的計畫。雖然沒有人明確表示，但決定台灣大選的各種變數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烏克蘭局勢，美國的表現與烏克蘭的狀態將決定台灣民眾對美國的信任程度。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馮客（Frank Dikötter），荷蘭人，中國歷史學家，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教授中國近代史。2011年，他寫下一本《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的中國浩劫史》，記述65年前由毛澤東一人所發動的中共「大躍進」運動的過程與秘辛。馮客研讀中共陸續解密的各方檔案千餘件，其中包括各省市地方檔案、公安部門的機密報告、未經刪節的重要領導人談話，大規模死人事件分析等等，推翻了先前估計這場運動造成1千5百萬到3千2百萬非正常死亡的數字，認為這場災難比先前說法嚴重許多：從1958年到1962年間，這場大躍進運動至少造成4千5百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 許多史學家把這段歷史稱為「大饑荒」，但馮客對這說法非常不以為然。他表示，「饑荒」好像代表死亡是由於經濟計劃匆匆上馬，執行不善的無心之失，但事實上，大躍進期間的高壓、恐怖與制度性暴力無所不在，連中共自己彙整的報告里，就有6%到8%的死者是遭到酷刑或直接處決，僅此一項就達250萬人，其他還包括被有意剋扣食物而餓死的，許多因為不勞動就無法得到維持生命的食物而活活被整死的。 這場為了「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政治社會運動造成人類歷史上對財產最大程度的破壞，遠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一次轟炸。馮客說，人人都在偷工減料，盲目追求更高的產量，生產出的劣質品堆積在鐵路兩旁形同廢物，腐敗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纖維，從醬油到水壩一起變質，穀物堆積在塵土飛揚的阡陌之間，而人們則是啃樹根或泥巴果腹，最嚴重時甚至「人相食」。 數千萬人枉死，有人為此負責嗎？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里，時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因批評大躍進政策而遭到毛澤東整肅，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中共元老黃克誠等人也全部受牽連，史稱「彭德懷反黨事件」，大躍進政策並未能及時煞車。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里，時任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批評大躍進政策，再度引來毛的警惕與不滿，也成為毛後來發動另一場大災難「文化大革命」的遠因，文革的目的其實是為了「革所有在大躍進期間反對他（毛澤東）的人的命」。 馬英九的祭祖行程來到尾聲，短短几天的行程里，他已經哭了4次。來到南京中山陵，他看到總理孫中山銅像數度哽咽；前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他直呼內心受到極大的衝擊，受訪時又一度哽咽；回到湖南祭祖，念起未曾謀面的祖父遺訓，他拿起手帕拭淚；去到抗日名將張自忠陵園祭拜，他在張自忠雕像前佇立良久，就在導覽人員講解期間，他又數度眼眶泛紅，甚至拿出手帕拭淚。 馬英九情感豐富、容易掉淚，在台灣政壇是出了名的，外界或許毋須爭辯馬英九感情流露背後的真假。不過，台灣政壇在爭辯前總統到中國大陸有沒有「勇敢」說出中華民國之際，不能不注意到，馬英九這趟祭祖行程顯然是經過高度嚴格地揀選。共產黨讓馬到民國遺迹去懷想中華民國，但絕不容許任何象徵中華民國法統正朔的字眼出現在大眾視頻；共產黨在馬的行程里取國共兩黨共同的抗日經歷，卻不容有任何當年國民政府「剿匪」的符碼；一樣是國民政府軍的名將，共產黨讓馬去祭拜來自西北軍系、早死的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卻絕不容許你擺上正黃埔四期、在1947年孟良崮戰役里戰死的74師師長張靈甫。 過去一世紀，中國是一個災難的土地，若以人命為基準，死在共產黨的暴政與亂政之下的，其實數倍於對日抗戰。就以馬英九父親的老家湖南為例，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的研究，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躍進期間，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就達到248萬，約佔當時全湖南人口數的6.8％，是全國第四嚴重的省分。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也記載，劉少奇就是在「七千人大會」引用湖南農民「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暗自頂撞毛澤東，為自己惹來後來的災厄。 短短4年，4千5百萬條人命灰飛煙滅，這不僅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也被公認是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而中國共產黨否認淡化這段歷史，大量死去的人命就像是被抹去的螻蟻，無人負責；迄今，被視為元兇首惡的毛澤東肖像仍掛在天安門廣場，理念被後繼的共產黨人奉為圭臬，其在中國共產黨內地位依舊無可動搖。若要談中國人被欺負被踐踏的命運，沒有任何事情比這一切更加悲摧乖舛。 馬英九的眼淚有多少重量？當然要視其對是非正義的標準是否一致而定。馬英九能在共產黨的安排下，自在地走訪抗日紀念館，為當年流離失所的中國人而哽咽，詛咒「專炸平民」的日本人後來得到「報應」；但同樣的人命，有誰為這60年前被餓死虐死的4千5百萬中國人掬一把同情之淚呢？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川普因涉艷星「封口費」案件遭紐約一個大陪審團提起刑事指控。此事雖是美國內政，然而，從美中對抗的角度看，它或許會給美國帶來某種不利後果。 美國兩黨矛盾將更不可調和 當前美國政治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政治極化，共和民主兩黨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都很難達成共識，除了對付中國。表面看起來，川普被紐約地檢刑事起訴同美中對抗無關，但是，一旦兩黨因此事陷於撕裂，對美國政局乃至2024年的總統大選會產生何種影響和變數，是不得不考慮的，並肯定波及外交。對今天的美國來說，在對外關係上沒有什麼事比抗中更重要更迫切的了。 現在可以篤定，兩黨已為這起事件攻擊起來。川普在消息出來的第一時間發表了一則聲明，稱這是民主黨對他「史無前例的政治迫害和選舉干涉」，包括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眾議院共和黨二號人物、多數黨領袖史蒂夫·斯卡利斯，以及川普競選的「勁敵」、佛州州長德桑蒂斯等在內的一眾資深共和黨人紛紛聲援，指責民主黨把司法系統當武器，要阻止川普參與2024年總統選舉；眾議院共和黨司法委員會主席吉姆·喬丹、監督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科默和行政委員會主席布萊恩·斯蒂爾還公開要求辦理此案的紐約檢察官布拉格3月31日前交出與他的調查有關的往來資訊和所有檔。民主黨則對川普被起訴拍手叫好，反指共和黨干預調查、詆毀司法系統誠信。 兩黨的交鋒只剛開始。在案件進入司法程式後，它必將是個拉鋸戰，不可避免地和2024年總統大選搞在一起，矛盾將更加不可調和，這一過程兩黨的鬥爭會比目前激烈得多。 雖然美國的民主在最近幾年受到很大侵襲，然而，不必懷疑紐約大陪審團做出對川普的刑事指控背後有何政治動機，是受民主黨的指使。可是，也必須承認，在當下美國的政治氣候下，要想這起案件不高度政治化，或給外界一種政治操作的印象，是不可能的。多數共和黨人及共和黨的支持者，就認為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對川普來說，他當然會利用此事大作文章，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政治受害者」，十多天前，在得知自己即將被刑事起訴時，他曾號召支持者出來抗議，讓紐約市政府如臨大敵，生怕出現騷亂。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儘管這是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但兩者也相互影響，而更多時候，是內政影響外交。有一種看法認為，華盛頓近年之所以把中國作為最大競爭對手，全力圍堵和遏制中國，就是為了轉嫁美國國內的矛盾和危機，轉移美國民眾對國內那些難以解決的問題的關注度，煽起他們對中國的仇恨，從而讓分裂的美國社會團結和振興起來。這種觀點未必準確，可外交也確實需要考慮內政因素。當外交受到國內某個問題的牽扯時，有可能使外交偏離原先的目標或者焦點。 內耗就會給中國時間 川普被起訴會在兩個方面影響美中的對抗，第一個方面，正如前面分析的，當共和民主兩黨因為這事出現激烈的政治鬥爭，他們將更難在國內議題上找到共同點，更不易妥協，導致事情議而不決，陷入不應有的內耗。民主政治的執行力本來就不太強，國會對政府的杯葛，執政黨和反對黨的相互糾纏，往往讓一些亟待辦理的事情或出台的政策拖很久，尤其在黨爭和政黨政治下，這種情況更嚴重，你贊成的我反對，我支持的你否決，一件議案，純粹因為反對而反對，使它過不了關。 美中的對抗是全方位和多層次的，雙方都必須全力以赴。如果在一些事情或者某個重要的事情上因為互相扯皮而延緩了它們的進度，很有可能縮短美國相對中國的優勢。美國當然在整體國力以及多個單項上，比中國強太多，才能遏制中國，然而，現在中國也在奮起直追，當美國因為在諸如川普被起訴這樣的問題上內耗，就會給中國時間，哪怕中國趕不上美國，也會縮短差距。這對美國的抗中就很不利。此外，過度黨爭特別是如果出現暴力事件，也將削弱美國民主對世界的影響力，讓中國有理由攻擊和歪曲美國民主。 第二個方面，該案很有可能改變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格局，將川普送進白宮。推特新主馬斯克在川普透露自己會被刑事起訴後發推，指他若被捕將穩贏總統大選。這話代表了相當多人的看法。如果說，民主黨的確有想利用司法打擊報復川普，阻止他參加2024總統選舉，效果難免適得其反。美國法律沒有規定罪犯不可參與總統選舉，假如法院不能很快對川普定罪，其受民主黨政治迫害的形象勢必會被他在總統選舉中發揮到極致，裹挾共和黨，贏得選民的同情和支持。 迫使共和黨站在川普一邊 在去年中期選舉後，共和黨沒有如預期的大勝，黨內把不滿撒到川普身上，一時間，共和黨高層有意和他適度切割，支持者也流失很多，民調直線下降。但川普就是川普，在這種不利情形下，竟然扭轉局面。最近的多個民調顯示，他在共和黨內領先另一個熱門侯選人佛州州長德桑蒂斯，且領先的幅度不少。此案將迫使整個共和黨都站在川普一邊，進一步提升川普在黨內初選的前景。 不妨設想，如川普以「戴罪之身」成功當選，以他的個性，會不會對民主黨展開政治報復，導致兩黨對立加劇，甚至演變成更大程度的衝突，誰也說不好。而從對外關係來說，他當選總統後，其外交政策會有什麼變化，是否和俄羅斯和解，以第一任期的做法對待盟友，造成盟友的疏離，也都是未知數。如果這些都有改變，雖然可以預期他比拜登在反中上更粗暴，但盟友未必會像現在一樣緊跟美國抗中，從而，給北京找到突破口。 總之，即使川普競選總統落敗，從現在到明年總統大選的這個過程，他被起訴的事情都會成為攪動選舉的一個不穩定因素，讓美國兩黨和社會更撕裂，不能集中資源更好去對付中國。就此而言，它是送給北京的一件禮物。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2023年3月30日，很可能是近數十年來《人民日報》最多人瀏覽，不，是最多人逐字細讀的一天。事緣海外華人社交平台昨晚盛傳，《人民日報》在日間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停止投遞，所有報紙也要就地封存銷毀。於是網民紛紛議論，到底出了什麼事？ 大家拚命在昨天的《人民日報》找錯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目前查到最可能的原因，是昨天第五版〈團結奮鬥是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有兩處少打了三個字： 「面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疊加、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的複雜局面，面對世所罕見、史所罕見的風險挑戰，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果敢抉擇，銳意進取、攻堅克難…」 「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靠的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靠的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 各位發現漏了哪三個字沒有？一看到這兩段，就想快馬加鞭告知邁克先生：「史上第一個白紙黑字、明目張胆宣稱以『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家，終於誕生了！恭喜恭喜，同志終於站起來了！」 奇怪，連今上尊姓大名也可砍掉，誰有這麼大膽呢？有理由懷疑，這是「文心一言」這類AI所做的好事。眾所周知，那三字在大陸網路是敏感詞，一打出來就會被系統自動屏蔽，而中共黨媒天天生成的那些又長又臭黨八股，本來就是AI的拿手好戲，然則這篇〈團結奮鬥是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必由之路〉，會否是AI創作，甚至由AI編輯呢？ 《人民日報》此一笑話，我覺得已預兆了中國式AI的未來。為了避開敏感字詞，很多東西也不能講，或自動屏蔽，結果是作繭自縛，兩頭唔到岸。說穿了，這也是舊中國「避諱」文化的遺害。所謂避諱，指不能直接稱呼、書寫君主或尊親的名字，而須用另一些字代替。 避諱文化有些基本規則，如《禮記》所說的「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表示不諱諧音字，不必迴避與名字音近的字，例如父親叫「禹」，你不必避用 「雨」字。「二名不偏諱」表示有兩個字的名字，只有連用才須避諱，單字不必避，如孔子的母親叫「征在」，孔子可單用「征」字，也可單用「在」字，只要兩字不連用就可以了。 然而這種文化發展下去，越趨嚴厲和荒謬，至唐朝竟出現一場辯論：李賀的父親叫「晉肅」，有人就說，李賀為了孝道，不該參加進士考試，因為「進」和「晉」同音，應該避諱；韓愈看不過眼，就寫了一篇〈諱辯〉來駁斥那些謬論。 避諱文化發展到今天，更令人嘆為觀止，什麼「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統統都不管用了。記得2018年，微博曾禁了一份食譜，因為其中有句說「小香腸的尾部切成十字狀」。你可能問，這句話有什麼問題呢？哈哈，因為「的尾」普通話諧音就是「帝位」！ 話說回來，根本沒人看的報紙，又何必回收銷毀，重印一次呢？憐憫一下地球的樹木，積點德吧。 （文章授權轉載自馮睎干十三維度臉書專頁）
近日，由世界銀行、美國哈佛甘迺迪政治學院、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的計畫實驗室「援助數據」及德國智庫「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等機構研究人員共同發布的報告表示，中國2008至2021年間，中共政府為推動「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劃，已在22個開發中國家投入約2,400億美元的紓困貸款，相當於新台幣7.2兆元。 不僅如此，中共向身陷債務危機國家的貸款從2010年原先佔海外放款總額的5%，到了2022年已暴增至60%，其中阿根廷所貸款之金額高達1,118億美元，為眾多受援國中貸款最高的國家，可因中共主要提供的紓困款對象均以中低收入國家為主，貸款國自身經濟體本就不穩，初期雖拿著貸款擴建設施，可許多項目根本無法如預期還款，加上近年全球經濟受疫情衝擊影響，更造成越來越多受援國無法如期償還在「一帶一路」基礎建設中的貸款，中共當局雖已在2016年開始縮減貸款規模，可長期大量投資卻無法回收的後果，仍是對中共各家銀行的資金平衡帶來負面影響，且中共自新冠疫情爆發後，施行了3年代價高昂的「清零」政策後，中共整體經濟可謂急轉直下，各地方政府陸續面臨財務危機，對此，中共當局為減輕各級財政壓力，便在今年年初宣布醫保改革措施，大幅縮減了老人的醫保給付，也因此造成了年初的「白髮革命」。 中共自2013年積極拓展的「一帶一路」倡議，迄今已即將屆滿10年，雖大興土木向來是一帶一路的特色，可有鑒於這些方案的規模龐大與複雜性，導致重大經濟、社會與政治的不穩定為自身招致負評已成為現今該項倡議的常態，中共當局起初向這些借款國提供更多的貸款，雖免除了這些低收入國家暫時毋須進行經濟改革，但卻可能延長其財務困境，且中共近年所借出的緊急貸款，將近9成是使用人民幣，此舉無非是為了進一步限制對美元作為全球通用貨幣的依賴，並藉此取代美國成為中等或低收入國家的主要借貸國，加上人民幣自身用處不多，若非透過該種金融手段使人民幣在各國貿易及商業往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是無法擴張人民幣在世界金融圈的使用佔比，然而中共向中等收入國家提供的緊急信貸利率基本上是5%，但IMF提供的利率為2%，且中國國有銀行可自行調整利率，演變成許多還款額度在過去一年倍增，使得多國陷入財務困境，可中國卻把問題歸咎於美國聯邦準備系統升息，才增加各國壓力。 追根究柢，中共的紓困貸款既不透明又無協調性，中共當局寧願壓縮使用在國內民眾及社會福利的基金來介入國際高風險的紓困借貸業務，不過是欲利用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互換額度以來拉高外匯儲備，以挽救自己的銀行，此種將自身形容的大義凜然，把過錯甩鍋給美方行為，果然是中共一貫的套路。 （※作者為前駐港記者。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