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眾院調查微牛 揭其與北京政府的隱秘關聯
2026 年 10 月 8 日
隨著《習近平著作選讀》被強行指定為全黨及全國大學師生的思想教材，「習作」的總發行量直線上升。雖然還與「文革」中各類「毛書」的18億7千多萬的總印量有距離，但習近平截止目前已經獲取的稿費和版稅數字肯定早已經是毛澤東那區區1個多億的N 倍。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習近平陸續出版的各類「著作」的總印量的最保守統計，早已經把鄧小平甩出了好幾條街。據統計，1980至1989年十年時間內出版鄧小平著作26 種，其中鄧小平非文選部分著作為5600萬冊左右，鄧小平文選為4408萬冊。另據人民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網報道，鄧小平文選發行數為6000萬冊。鄧小平文選減去重複計算部分，這期間出版鄧小平著作總數當在1億2000萬冊左右。 1990年後至2006年七年時間，若按鄧小平著作平均出版發行數計算，鄧小平新版文選與其他著作總出版數不低於8000萬冊。合計鄧小平出版圖書總量超過2億冊。 那麼，隨著習近平在位時間的長長久久，《習近平著作選讀》在出版了第一和第二卷之後，還會再有第三、第四直至第N卷。其日後的發行量將會達到怎樣一個天文數字呢？ 本月10日，新華社播發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二卷的通知》。通知中說： 編輯出版《習近平著作選讀》，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定。現在，《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二卷已經出版發行，這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習近平著作選讀》收入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這段時間內的重要著作。這些重要著作……，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教材……。 通知中要求：各級黨委（黨組）要把學習《習近平著作選讀》擺在重要位置……，組織黨員、幹部原原本本學、認認真真悟，做到知其言更知其義、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各級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要把《習近平著作選讀》納入培訓教學重要內容，舉辦各種研討班、培訓班、學習班，推動學習多形式、分層次、全覆蓋開展。各高等學校要把《習近平著作選讀》作為師生理論學習教材，更好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 請注意這份中共中央通知中所使用的「進頭腦」三個字，赤裸裸地昭告天下，不但是要用這兩本《習近平著作選讀》教化全黨，更要把這兩本「習作」當成必備必讀教材，對全體大學生進行政治洗腦。 那麼既然是「教材」，當然是要保證人手一套兩本。據新華社去年6月對外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中共黨員數字已經高達9671.2萬名 其基層黨組織則達到493.6萬個。 至於大學生數字，目前在校大學生已達4千萬之多，去年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已經突破1千萬。那麼考慮到在校大學生中有一部分是黨員，所以我們不妨只把9千6百的黨員數字只加上3千4百萬的非黨員大學生數字，這兩本「習著」就已經是1億3千多萬人頭的「思想教材」了。 另外，對包括「民主黨派」成員在內的所有擔任公職的「黨外人士」，也必須在各級、各類「行政學院」和「幹部學院」的組織安排下，將這兩本「習作」當成必備教材。再加上全部高校的教職員工中的非黨員，這兩部分人的總數也應該在數千萬之多。 同過去十年間已經陸續出版過的習近平各類書籍一樣，這次出版的《習近平著作選讀》的中文版也還有詳細分類，諸如普通版、大字版、精裝版、繁體版等，售價不等。筆者有理由相信，在《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三卷面世之前，也就是說在近期內，前兩卷的漢語版的總印量會直逼兩億套，也就是4億冊。而且按照大學每年招生過千萬的數字計算，這兩本「習作」的印量即使是在滿足了如上所有的人人手一套兩本之後，每年也至少還要加印一千萬套，即兩千萬冊。 這個數字再加上筆者前面兩篇文章中大致統計出的習近平近十年內陸續出版的各類「習作」的總印量，什麼時候能夠要趕上《毛選》和《毛主席語錄》的總印量呢？ 毛澤東文革期間，共出版著作18億7244萬冊，具體數據如下：毛主席語錄，軍隊印製4500 萬冊，地方印製9億6560萬冊。毛澤東文選，2億5250萬冊，毛澤東選集，地方出版平裝本3億2500萬本，精裝2550萬套合1億200萬冊，軍隊出版2110萬套平裝本，合8440萬冊，精裝本1224萬冊。毛澤東詩詞8570萬冊。 可見，如今的「習作」雖然有的是一套四冊，一套兩冊，但各類各種「習作」的總印量按冊計算，要追上18億7千多萬數字也許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如果把習近平各類「重要講話」的單行本的總印量也加進去的話，那就指日可待了。更需要關注的是，將來的不算，習近平截止目前已經獲得的版稅和稿費收入早已經是毛澤東的N多倍是毫無疑問的。 2004年，中共黨刊《黨史文苑》發表《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一文，文中披露，毛澤東的著作，以選集、文選、單行本、語錄、詩詞出版的稿酬、外文出版的版權費及稿酬的累計加利息，到底有多少？毛澤東生前對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過遺囑？中共中央是如何處理毛澤東的稿酬的？對這些疑問，外界一直認為是個謎。2003年7月中旬，由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權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內情才得以公開。那麼，毛澤東的稿酬累計究竟有多少？據統計，截至2001年5月底達1.3121億元人民幣。 該文回顧說：1967年10月，毛澤東曾查閱本人稿酬累計情況，當時有570多萬元。毛澤東在「五百」二字上圈了之後，批曰：上繳黨費。結果，此舉被「中央文革」卡住，指出：主席胸懷，主席氣魄！ 1976年12月底，汪東興在清查毛澤東私人財產時發現，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稿酬累計存款為7582萬餘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的名義開戶的。據汪東興所述：毛澤東稿酬累計多少，以什麼名義存放，當時只有周恩來、汪東興、張玉鳳知道。另外，毛澤東以個人姓名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賬上通常存有八九十萬元。 毛澤東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從稿酬中提取22萬元，給7名黨外知名人士，其中給章士釗10萬元(按：1920年4月，章士釗在上海曾贈2萬銀元給困境中的毛澤東。毛澤東戲稱，這是還給章士釗的舊債)。1966年初，又提取了10萬元給了程思遠。從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澤東先後9次提取了38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給了江青。從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後5次提取15萬元給張玉鳳，給護士吳某2.5萬元。毛澤東曾先後兩次給汪東興4萬元(其中有1.5萬元是給汪東興家屬修建房屋用的)。 毛澤東逝世後，關於他的稿酬遺產如何處理，中國共產黨內部是有爭議的。據汪東興說，毛澤東曾講過，死後都交黨費，身邊的就分給警衛員。對毛澤東稿酬遺產，中央有個意見：毛澤東是屬於全黨的，毛澤東著作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給江青和親屬的。江青曾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並提出要提取5000萬元給兩個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婉拒了，其後由中辦先後給她們二人撥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 2018年5月，筆者在本專欄發表過《鄧小平曾不準江青的女兒李訥用毛澤東稿費付醫療費》一文，文中講述的內容是當年在楊尚昆身邊工作的人士親口講述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殺前,李訥因為多種慢性病需要同時治療和保養,前後花了數千元醫療費。到單位報銷時，單位會計向她出示有關財務規定，說明她的藥費中有一大部分屬於「公費醫療」制度規定不能報銷的「自費藥品」…… 當時的李訥眼看已經因為看病欠債,萬般無奈,只好硬著頭皮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詢問她父親毛澤東生前的財產,尤其是稿費,她自己是否有權繼承一部分。她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要,只希望如果能同意她從父親過去的稿費中支取數千塊錢,彌補因治病而欠下的虧空,她即感恩不盡,相信她父親之後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對她恩重如山了。沒成想 報告交到鄧小平處後,鄧小平冷漠地說了一句:毛澤東過去的財產,都是黨和國家的財產,任何個人都不能隨便支取。 李訥要求提取父親毛澤東生前稿費積蓄一事被鄧小平拒絕後，通過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向楊尚昆求救，楊尚昆對自己家人說了一句「小平同志在對待主席後代的問題上太不厚道」。 鄧小平一句話即斷絕了李訥對毛澤東財產的合法繼承權,因看病欠錢無力償還的李訥為此仰天長嘆,終於明白了什麼叫冤冤相報，什麼叫世態炎涼。幸好不久江青去世，有關部門通知李訥，她自然是江青遺產的合法繼承人，江青生前的存款可以由她辦好手續後領走。 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上當年曾刊登一篇歌頌毛澤東後代「平民生活」的文章。文中說：毛澤東去世後，李訥沒有繼承毛澤東的一分錢的遺產。毛澤東去世後，李訥有過一段異常孤獨、困難的時刻。那些年由於母親江青在北京遠郊秦城監獄服刑，她常常要花整天的時間，乘公共汽車去那裡探監。毛澤東去世後，李訥沒有享受到一點特權。在隨後的改革開放時代，李訥自然也屬於那種「落後於時代的人」，她只是本本份份地做人，謹小慎微地依靠著那份工資生活著。 2003年紀念毛澤東一百周年誕辰前後，一篇題目為《李敏李訥現身 生活現狀曝光全國人民都哭了》的報道文章說：李訥長期患病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療，按照目前的醫療制度，諸如透析等項目都是需要自費的，而一般的公費藥物根本無法治療，李訥的病況已經十分嚴重，雙腎嚴重萎縮，據專家 診斷，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換腎，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李訥因為退休很早，工資標準很低，不可能有那麼多的錢來做透析治療，更不可能做手術治療。可以說，李訥是憑著一種精神的力量在與病魔抗爭的…. 這篇文章說的雖然是事實，但到2003年時即已經是舊聞了。事實上，鄧小平擔任中共政權實際上的一把手期間，被他刁難的毛澤東後代主要是李訥一家，當然是因為李訥的生母是江青的原因。而到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終於決定還是要在十四大上維持江李體制後，再遇到與毛澤東後代及家人相關聯的問題需要中央決定時，江澤民李鵬已經不再需要看鄧小平的臉色行事了，李訥按局級待遇退休，退休後的生活保障由中辦老幹部局負責就是江澤民批示的。 2016年6月，毛左領軍人物張宏良發表《習總比我們傳說中所做得更多》一文，文中說：昨天下午與毛家一位後人聊天，得知了一些習總對李訥關懷照顧的感人事例，從中才知道習總所做的，比我們傳說中的更多。作為毛派人士，作為懷念毛主席的人民大眾，應該知道這些事情，應該為此感謝習總，感謝黨中央。 張宏良說：此前我們只是知道，2013年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習總設家宴宴請毛主席的女兒李敏李納，還有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習總夫婦站在寒風中親迎毛主席的女兒前來赴宴。吃飯過程中習總得知，李訥夫婦由於身體不好，經常吃不上飯，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廚師，專門為李訥服務。此舉讓許許多多的毛派群眾感動不已，春節時紛紛把習主席的畫像和毛主席的畫像一起請回家中，以示景仰。 昨天下午和這位毛家後人聊天中才知道，習總做得我們傳說中的更多。當時習總不僅派去了一位廚師，同時還派去了一位司機兼秘書，以及兩名保衛，一位負責外出保衛，一位負責家庭保衛。如此一來，李訥的生活算是有了著落，全國毛派群眾心裡也算是有了著落。 筆者要在這裡注釋一句，公派廚師、內衛和外勤雙警衛，再加司機和秘書，這是中共政權副國級的退休待遇。如此超規格地優待毛澤東和江青的後代的時候，他習近平很可能是在設想著自己的身後事，屆時的中共領導人（如果屆時還有中共的話）是否會比照這個待遇優待他習近平的家人及後代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親共媒體放出消息，說劉亞洲將軍被判死刑緩期執行。當然，和習近平上台以來掃除政敵的一貫做法一樣，是腐敗案。本人沒有腐敗，那就加上一個利用基金會收集財富的罪名。總之，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要我樂意，整你沒商量。這樣下去怎麼得了，人人自危了。 劉亞洲將軍是個軍人也是個文人，著述甚多，很受歡迎。無論在軍中還是在社會上都有無數粉絲，是個典型的儒將。下手整這樣的人是要付出代價的，會讓軍中和社會上的人們離心離德，甚至憤恨。習近平這樣干就不擔心嗎？一定是有什麼更重要的目標，才會不顧一切下此決心。 回過頭來看看劉亞洲方面，究竟是什麼重要的作為惹翻了這個獨裁者呢？吹捧基督教？沒那麼嚴重吧。歷史上的馮玉祥作為基督將軍，對他的政治行為沒什麼影響呀。習近平的長輩們求籤算命的也不是秘密，搞點時髦信個洋教不至於就不見容於獨裁者吧。究竟是什麼把小習同志得罪得這麼深呢？ 我估計是他關於軍隊國家化的試探–僅僅不過是試探，還沒敢深入探討，就已經讓習近平惴惴不安了。習近平為了當永久的獨裁者，企圖實行的是軍隊私有化。軍隊國家化肯定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有機會一定要剷除。劉亞洲將軍這是撞到了小習同志的槍口上了。 中國自古以來實行的就是軍隊國家化。軍隊國家化是保障社會穩定的支柱之一。一旦軍隊忠於將領個人，社會便陷入潛在的不穩定。發展下去，要麼是將領被清除；要麼是社會陷入動亂，甚至政權被推翻，從頭再來。南北朝、五代十國和漢末、唐末的大動亂時代，就開始於軍隊私有化。 習近平不讀書，可能覺得軍隊成了他的私家軍，就可以避免歷史的教訓了。但這是不可能的。皇帝不是將軍，軍隊不在國家手裡，軍人不再忠於國家，就只能是忠於將軍們。專制社會的環境里，政權的爭奪可以殘酷到不論父子兄弟，甚至母子。怎麼能保證對皇帝的忠心呢？這種設想十分不可靠，歷史的經驗也證明它不可靠。 所以軍隊國家化，不但對於民主政治，即使對於專制政治也是必須的。即使中共執政後，一些明智的政治家也主張軍隊國家化，包括獨裁者毛澤東本人。而毛的政府被從內部推翻，依靠的也是軍隊的翻盤。這和毛澤東失去了軍隊的支持有很大的關係。軍心自我民心，不得民心的政權自然也會失去軍心。想依靠槍杆子鎮壓全國，短時間可能有效，最終只會失敗。引起政局動蕩。 劉亞洲深得老百姓的喜愛，不是因為他信仰了基督教，會寫文章等等，很重要的是他接受了歷史以來的教訓，提出了軍隊國家化的主張。現在年長一些的人，從文革中過來的一些人，都看到了毛澤東失敗的教訓。幸好當時宮廷政變成功，避免了一場社會大動亂。 毛澤東不承認他的社會政策的失敗，但他看到了軍隊里不滿情緒的上升。整肅軍隊成為他保政權的唯一手段。結果軍隊就成為推翻他的政治的最後一根稻草。習近平正在走毛澤東的老路。社會政策一塌糊塗，經濟政策乏善可陳，整肅軍隊就成為小習的最後一根稻草。 毛澤東依靠他在軍隊中的深厚根基和威信，也只維持到他死前沒人敢造反。習近平有這樣的根基和威信嗎？我懷疑。他整肅軍隊就和毛澤東一樣了，就是逼著軍隊成為他的對立面。現在的國內外局面也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習近平還能維持到他自己死亡以後嗎？我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4名青年相約到張家界天門山玻璃橋赴死事件震撼社會，更為震撼的是4位青年赴死背後的故事，這3男一女的年輕人都來自農村，都是在城市打工的失業者。 據悉，這四名死者通過微信群聊的方式，互相傾訴，互相通達，有了赴死的念頭，於是相約共同赴死。跳崖前四人留下了書面遺言，「本人是自殺，與其他人無關。」這四名跳崖者分別來自福建、河南、河北和四川，均為農村戶籍，在外務工，年齡從22歲到33歲不等。可以看到貧窮和失業是他們的共同之處。 處在張家界著名的風景區天門山的玻璃橋，象一條彩帶一樣環遊在懸崖腰際。門票要219元一張，價格不菲。這4 位青年化費了他們人生最後的一畢錢。玻璃橋遊人如織，光滑透明，腳下看不見的深淵令人膽寒。對於遊人來說膽寒是一種生的刺激，頭暈目眩是幸福的感受。對這4位年輕人來說此去是天堂的路，是人生的終點。他們踏在玻璃板上，沒有一絲的猶豫，他們決絕地跨過了欄杆，沒有回一下頭，他們知道縱身一跳，一切都結束了，不再有生的壓力，不再有生的痛苦，無須再為生而掙扎。中國人有一句話：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他們正是懷著這樣決死的覺悟，跨出了欄杆。 中國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底層，是被中共政權予取予奪的群體，他們最貧窮，被剝奪得最厲害。當年大饑荒死亡4500萬人大多是農民。他們被迫交公糧，保障城市供應，自己卻吃樹皮草根直到餓死。改革開放城市經濟發展起來，農民進城建設起一座座光鮮亮麗的城市，一幢幢高樓大廈，一條條橫貫全國的高速公路，工廠車間一條條流水線都凝結了農民工的血汗。無論哪個企業、工地，農民工都是超時超日地工作，拿最低的薪水，干最苦最累的活，他們象牛馬象機器一樣地工作。他們離開了父老，留下了孩子，他們沒家庭生活，沒有親情。一年一度的返鄉探親，還往往拿不到工資。討薪是不被允許的，被政府視作尋釁挑事。 農民這是一個打在農民身上難以更改的烙印，他們進了城仍然是農民稱為「農民工」，農民工的涵義表明，他們在城市工作，卻不享受城市市民的福利待遇，甚至連孩子也不能在城市上學。而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GDP是2.5萬元，中國有2.25億農民工，創造的GDP是5.4萬億元，但他們得到了什麼。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從企業到城市居民，他們被當作低端人口，任意侮辱損害。當年被遣送死亡的孫志剛事件就是一個例證。如果說當經濟增長時，他們還有一口飯吃，還有幾個錢可以寄回家中，那麼到經濟衰退時，他們連這樣的生活也保不住了，他們被無情地剔了出來。這四個約死的青年就這樣在為城市作出貢獻後，無情地被踢出了城市。有詞：「亡百姓苦，興百姓苦」，正是中國農民命運的寫照。 農民工一當失業，那麼他們是不是可以回鄉生活呢？從今日農村生產凋零，耕地荒蕪，經濟破敗來看他們是沒有辦法生存的。從這4個年輕人的家境來看：死者陳某早早就在外地打工，去年父親得了癌症，高昂的治療費讓家庭陷入困境。死者彭某上面有兩名哥哥，哥哥們成家已經花去了家中所有積蓄，70多歲的老父親身體長年不好。同村的人都知道，彭某家窮，出不起彩禮也買不起縣城的房子，處於婚戀市場的最底端。死者張某父母早年離了婚，家中兄弟六個十分貧窮，弟弟們都沒結婚。劉某是四名跳崖者里年紀最大的一個，家庭條件非常差，母親去世，父親中風，家中還有年邁的奶奶。他曾結過婚，離婚後孩子被判給了前妻。這4個人的家庭本來須要他們打工接濟，現在失業了，一無所有，又如何回得去。 他們是回不了家的人，他們不是幾個人，而是一個正在逐漸增擴的群體。他們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失去了生活的勇氣，生活已殘酷地將他們拋棄。世上有千條路萬條路，但放在他們面前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死路。在互連網發達的時下，網上「約死群」應運而生。這4位來自各地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不約而同來到了一起。「約死群」寧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一個所謂的盛世大國，讓一群本是風華正茂的年輕走到死亡，這是誰之罪？ 有位高校教師，她曾是一名心理救助志願者。她曾潛入「約死群」，那是一個人類生活最為黑暗的地方，沒有半點兒亮光，聊天內容充滿了悲觀的情緒，整個網站瀰漫著死亡的氣息。而這種氣息卻成了赴死者死前的同溫。他們在這裡訴說生活的殘酷與遭遇，訴說生的無趣與艱難，生命沒有快樂只有痛苦，沒有任何留戀之處。在這個群組裡任何正面的的情緒都是另類，都會被踢出群。因為他們不再相信任何說教，生活的不幸告訴他們任何的說教都是謊言。這個群組裡只有悲觀輕生的情緒才會被接納，因為他們有著相同的命運與不幸。約死群常常是這樣：我是你的同類，你有什麼故事？你有什麼心結？請告訴我，讓我們互相溫暖。他們從死亡中找到感情的連接，也許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溫暖與感情。這種情緒沉重得讓人透不過氣來。但是這位教師以其難得一見的大愛，通過種種的偽裝取得了群組中的某些人的信任，最終把他們從死亡的邊緣救度出來。但對「約死群」來說畢竟是極個別的少數。再說她救得了他們一時的生死，又如何救得了他們的生機。拯救他們本是政府的責任，但政府完全缺席，缺席的不僅是他們應有的責任，更是他們的道德良心。「約死群」除出尋求死亡的，也有教唆死亡的，並有各式各樣五化百門的死法。這4 位天門山的死者，在生前都服了毒，也許這種方法就是來自約死群中的教唆。教唆死亡應該是嚴重的犯罪，但政府並不在乎這種犯罪，完全是網開一面，就象拐賣婦女兒童一樣。 中國是世界上網路控制最嚴密的國家，大數據，人臉識別技術，任何一個稍有不同政府的觀點，會即刻被搜索出來迅速找到當事人。不管你在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哪怕出國到天涯海角也會被找到。但對於「約死群」這樣的群組，這樣的死亡言論與教唆，中共的網警卻無動於衷。政府主管部門不關心任何上級領導布置以外的工作，上級領導也從來不會對小民的死亡感興趣，象這位教師這樣潛入群內救人，對政府來說是多管閑事，這樣義工性的團隊是中共打壓清理的對象。任何民間善舉在中國都被視為別有用心。這是一個惡當道善難存的國度。 這4位青年，大凡網警們有少許的同情就能挽救於水火之中。赴死有赴死的遺迹可查，旅館，車票都可以找到他們的行蹤，最後一刻他們登記姓名買了門票，可以就此攔下他們。做到這些對政府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他們每時每刻在網路上搜索言論，但對約死不聞不問，不攔不管。中共口口聲聲是人民的父母官，人民的公朴，卻是如此地鐵石心腸。如果他們把對外的大撒幣稍稍拿出一點來救助這些無助的青年，又何至於此。他們的冷血世所罕見。4位青年安息吧！你們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地方，來生不做中國人。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習近平訪俄，臨別時叮嚀普京，說世界面臨「百年大變局」，希望中俄兩國共同推動。百年大變局這個理念，因此「震動」全世界。 朋友轉來一份中共求是網署名「學而時習」的文章，原來「百年大變局」這個理念，早就深種在習近平的意識里，成了他的政治情意結。 2017年12月，他在接見駐外使節時就說：「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又說：「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8年８月說：「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2018年9月又說：「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此後，2019年3月、4月、6月各一次﹑9月、11月、12月各兩次；2020年17次；截止統計最後的2021年7月還有七次。 習近平喜歡大想頭大敘述，以示他高人一等。他念茲在茲的「百年大變局」，只不過基於他對國際局勢的誤判，基於強烈的共產主義信仰，更基於他以個人之力改變世界的狂想。 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說法或許沒錯，西方世界正視中共的威脅，正群起抵制共產迷狂。世界果真處在巨變中，只是一般人理解的歷史變局與習近平理解的不同。 正常人理解的是，人類將以普世價值實現大同，習近平理解的是，中共將以共產獨裁統治世界。在他心目中，東升西降預示了西方民主世界的沒落，而中共國經濟崛起，又預示了他帶領全世界走向共產主義的契機。 基於這個判斷，習近平喋喋不休自我催眠，也催眠了中共各級幹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理念，變成習近平與他臣民的政治情意結。中共自上而下，對未來都有一種盲目的樂觀自信，這是十年來中共對外戰狼外交﹑對內國進民退的心理基礎。 義大利天文學家阿基米德有一個說法：「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把地球舉起來」，習近平的「百年大變局」，便是他打算撬動世界歷史的一個支點。理論上說，地球當然是可以撬動的，問題是，地球太大，習近平太小，即使存在這麼一個支點，地球在一端，習近平在另一端，他與地球之間的距離有宇宙之遠，他走百千世，地球也不會移動半分。 百年變局不會成為習近平一人之功德，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並沒有賦予他這樣的歷史使命。他只不過以匹夫之勇，號令九千萬中共黨員和十三億中國人。不是中國人和中共黨員想撬動地球，只是習近平一個人打算撬動地球。 中國人喜歡問，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其實時勢與英雄是互相造就的。一個英雄人物只有順應歷史的發展趨勢，順應人民的政治要求，他才有能力影響歷史進程，反之，背逆歷史趨勢和人民意志，不是他撬動歷史，是他被歷史拋棄。 前者如法國大革命的丹東、馬拉、羅伯斯庇爾三巨頭、二戰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後者如斯大林與毛澤東，習近平追隨毛澤東，他也會像老毛那樣終結自己。 歷史發展有漸變與突變之分別，正常年代歷史是緩慢曲折前進的，有時甚至會倒退，但整體趨勢都是人類向更文明的社會發展：生產力提高，社會分配正當，制度建設合理化，這都是漸變的過程。 當整個世界積累了足夠大的能量，歷史的漸變無法承載，那時只有激烈衝突才能消彌現成秩序的弊端，到那個時候，百年大變局就會到來。 歷史巨變不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人造就的，是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的合成，違背了這兩者，任何個人都只是歷史過客，斯大林毛澤東如此，習近平普京也是如此。 百年歷史之大變局，只是習近平個人的情意結，只是他催眠自己和中共黨員的囈語。今日中共內外交困，世界大變局或許不遠，不過不是習近平「解放全人類」，而是中國人民從習近平一人獨裁的魔掌下解放出來。 習近平帶馬克龍欣賞中國千年古琴演奏的「高山流水」，以示他與馬克宏為「知音」，可惜馬克龍「蒙查查」，因此習近平交代手下要給馬克龍一份「簡譜」。他竟然不知道世界通行的音樂語言是五線譜，給馬克龍一份「簡譜」，就是十足的對牛彈琴。 憑這樣對世界文明歷史的無知，還想推動百年大變局，會不會太幼稚狂妄一點？ 當今世界的確到了百年大變局的前夜，三十多年前蘇共解體，下一個大變局就是中共解體。（※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近日有不少外國朋友問：香港的厄運對台灣有何意義？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須先搞清楚為甚麼香港會沉淪。例如：如果是隕石把香港一舉擊沉，那就對台灣沒有任何教訓意義；如果是因為新興的港獨運動太激進，台灣或者要低調一些；又如果是因為老牌泛民主派太溫和，台灣就不妨激進一點。 其實，香港沉淪，一個更可信的解釋是，中國太強了，形成一種不可抗力。但便是如此，也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中國強大也不必搞垮香港，是習近平個人的問題，導致香港完蛋；一是，中國強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是因為習近平這個人太壞。哪個比較接近真相呢？ 國際上流行的看法是前者，即認為中國今天最大問題是習近平這個人，甚麼壞事都源於他；換了李克強當政，或者設想胡錦濤、江澤民、或者鄧小平當政，改革開放會繼續走下去，香港會平安無事。兩種人有這個看法，一種是西方的商界勢力；另一種是在西方的一些「戀鄧派」KOL（意見領袖）。 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後者才是對的，即是說，中國強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同的領導人都一樣，頂多是時間上有一些差異，而習近平選擇的時間，從共產黨的角度看，已經是最好的了。我列舉一些論據。 首先注意，無論是胡錦濤、江澤民或者是鄧小平，和習近平比，並不更可親。 胡錦濤是有名的西藏劊子手。1989年3月，西藏發生反抗運動，胡當時是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親自拿機關槍站在坦克車上帶領解放軍屠殺至少幾百名藏人。時間上比天安門事件早了差不多三個月，開了解放軍屠殺民眾的先河。其後有藏人在印度自焚的新聞，就是抗議此事；香港人那時都是統派，不關心、不上心。 江澤民是有名的法輪功劊子手。法輪功最大的罪狀就是圍在北京中南海外面練功抗議迫害，結果是被迫害得更慘，練功的人因為身體好，被特供系統活摘器官。也是在江澤民時代，中國的一孩政策進入高潮，「非法」懷胎的婦女都給墮胎；當時第一句流行口號是：「寧可血流成河、不許多生一個」。 鄧小平則是出了名的天安門劊子手。 反而，我們還未聽說過習近平搞屠殺。（這不表示他以後不會） 習之前的三個兇殘領導人給人的印象竟然是改革開放開明派，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共的宣傳了得，一是因為鄧小平搞開放欺騙西方的資金技術，要擺笑臉，那即是他說的「韜晦」。但既然是韜晦，就總有一天暴露真面目。這樣變臉，在2008年之後就每天都可能發生，因為2008年中國經濟實力達到高峰，世上無人能及。 其次要知道，共產黨要用強硬手段對付香港的想法，其實最遲在2001年左右就已經開始，那時候，中國還是江澤民時期。當時，我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顧問，知道特區政府要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態度非常強硬，那其實就是2020年《國安法》的原型。正式在立法會推動，是2003年。那個時候，是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不久，國力還未到高峰，所以23條立法遇到強大阻力，政權還是得收回草案。 2008年，中國還處於胡錦濤時期。那年，中國在香港設立「第二管治隊伍」，實質上取代特區政府。在中國之內，經濟政策也開始強硬化，搞「國進民退」；思想界出現寒流。中國對西方的入侵性滲透大計「孔子學院」、「千人計劃」（Thousand Talents Plan） 、華為國際化等，都是那個時候開始的。讓香港特區第一次由「地下黨」梁振英當上行政長官，是胡錦濤在任內最後一年發的功。 習近平2013年起完全執政，之後只不過沿著他的幾個前任設置的拋物線走。他的管治不僅對內日益高壓，對外更全力擴張，在南海在東海、對台灣對香港，處處進逼。因為中國強大到了頂峰，眼看GDP增幅要從高位下降，人口紅利漸次消失，日中則昃，再不強硬出擊就沒有機會。所以，韜晦最終要變臉，最好時機差不多就是這幾年。因此習近平不過是鄧小平策略的現階段詮釋者。換任何一個人，結果不會大不同。 這樣理解，根據的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邏輯。如果大家用一些西方觀點看表面，會得出相反結論，認為習近平背叛了鄧小平路線，對他特別痛恨，對他的前任會抱有好感，甚至對他去年底在黨大會現場趕走胡錦濤不齒，同情後者，忘記了胡錦濤十年前怎樣在同一個場合更殘酷地對待薄熙來。那是因為韜晦策略在擺笑臉階段時的領導人很討好，變臉的就很噁心。其實都是一丘之貉 。 一直以來，有各種觀點解釋香港沉淪，一是認為泛民主派太軟弱，一是認為本土勇武派太激進、惹惱了北京，但這些都是脫離了中國本身政治經濟邏輯的說法，沒有最低限度的憑據。香港發生的事，是中國國力達到頂峰、鄧小平的韜晦政策走到盡頭、中國發出不可抗力這三因素合一的結果，沉淪是命定了的，最後必須如此。按此觀點我們看台灣。 首先，我們看台灣和香港的相同點，都是對台灣不利的。兩地都屬於大中華文化圈，中國滲透容易；兩地的堅決反中國力量，都只佔人口的微小大多數； 兩地的經濟體積相對中國都很小，而且都與中國高度整合；兩地都有一股強大的親中、促統勢力，隨時準備出賣本土利益。 再看台、港兩地的不同點，都是對台灣有利的。台灣與中國有一水之隔；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一向有自己的國防實力；有其他強大國家願意軍事上支持台灣；台灣有不可替代的高科技產業。 中國國力已開始回落，經濟實力和人口都在急促萎縮，外國已經開始高科技禁運，所以中國只有很短的一個攻打台灣時間窗口，因此有專家認為北京最遲會在2027年採取行動。這個想法的另一面就是，如果習近平第三任黨主席任內不攻打台灣，以後就很可能沒有機會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夠由現在起的五年里，成功阻嚇中國對台灣動武、成功擊退中國在台灣境內的滲透和認知戰，守得雲開見月明，之後的局勢會對台灣比較有利 。這五年里，台灣人本身的努力、友好國家的支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只是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即1978年說起，但如果從1949年開始看，結論就更加清晰。1949-1977年間，中國國力從戰爭年代恢復之後稍有提升，但社會主義化開始就不振，1958年之後越來越壞，中國更加依賴香港，香港得以高度發展。但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國力日增，香港的重要性減低，中國就對香港越來越不客氣，最後置之於死地。可以說，四十多年來外國對中國發展的慷概支持，間接加速了香港淪亡。如果今天各國要幫助台灣，最好停止對中國經濟的投資和依賴，逐步撤出中國市場，以免一個極具野心的中國繼續坐大。 （本文是我三月份在東京大學主辦的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經整理而成。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有一件事情值得肯定，那就是：經過一百年來的混淆視聽，中共終於實話實說地正確使用了「社會」這個概念。 上次拙文說過，對於中共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的意涵，要在政治學研究中所強調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這個框架下來理解。上次談了「國家」這個概念是什麼意思，順便也曾提及：所謂「社會」（society），作為政治學術語，指的就是黨國機器之外的所有這一大塊兒。現在的社會工作部，看來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社會」這個概念的。 中共號稱搞的是社會主義，但是，過去總在刻意扭曲「社會」這個概念。也許，它不得不這樣去扭曲，因為社會主義對中共來說就是一張畫皮，披著它裝人而已。謂予不信，不妨看看中共原來都怎麼理解「社會」這個詞兒。 從社會部到國家安全部：情報機構的幌子與里子 中共歷史上有過一個以「社會」為名的部門，就叫「中共中央社會部」。可是，這個部門的實際業務，卻是搞情報，管理著龐大的間諜網，按日常語言來說其實就是特務工作部門。把特務工作等同於「社會」事務，這是中共對「社會」概念的一種獨特使用。 也許，把間諜情報機關叫作「社會部」，首先在於針對那個時候的國家機器，那就是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系統，這是中共的敵人。為了對付這個敵人，當年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在「社會」的幌子下，廣泛打入社會各界，從大學中學到商界律師界，從基督教會到救災互助會，不用說還有那些旅館、書店、古玩店等等，不一而足，利用各種渠道各種辦法來布置間諜網路，搜集多種情報。我們知道，中共能夠顛覆國民政府而取得政權，情報系統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這和中共中央社會部廣泛利用國民政府治下的廣闊社會空間來運作很有關係。只是呢，「社會」在這裡只是用來滲透國家機器的一片灰色地帶，「社會部」實際上和一般百姓沒有半毛錢關係。 中共掌握國家政權之後，這個部門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有人事和權力方面的變化，這主要是因為，靠軍隊起家的毛澤東，對於在周恩來領導下發展起來的中共情報系統抱有高度疑忌，於是對這個系統進行了大清洗。著名的潘漢年案件就是這樣發生的。更為重要的變化，是職能的重組。原來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部分職能歸入了公安系統，留在中共中央直接掌握下的情報機構，則改叫中共中央調查部。「社會」這個說法沒有了，因為社會已經在中共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再成為什麼可供間諜活動的灰色地帶。 到1980年代，中共又把中共中央調查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中的相關職能重新合併，組建了國家安全部，這在今天是人們都知道的中共情報系統主管機構。從「社會部」到「國家安全部」的名稱演變，放到國家與社會關係這個概念框架下來看，很有意思地顯示了中共從在野到掌權的歷史軌跡：在野時，利用社會空間搞情報，以奪取政權；掌權了，關心的就是所謂國家安全了——不要忘了，這裡的「國家」一詞，指的是國家機器，並不是民眾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一個國家。 這樣，「社會」這個詞就長期從中共中央機構序列里消失了。倒是在香港，這個傳統延續了下來。香港黑社會中的人，自稱他們那個圈子為「社會」。中共的情報、公安系統和香港黑社會關聯密切，這就是題外話了。 社會主義在哪裡？不如改稱「社會專制主義」 現在，隨著中共宣布要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社會」這個詞兒再次出現在中共中央機構序列中。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是不是也會承擔部分間諜情報職能，我們不知道。但是，很明顯，它不是當年中共中央社會部的延續。它取「社會」這個名字，如前所說，要旨在於要把中共黨國機器的控制和滲透延展到不屬於國家機器體系的社會範圍。已經宣布和可以預見的職能，包括對付上訪人員，更包括對新興經濟體、社會組織等的掌控。 最近一些年，面對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律師行業、農民工群體、大批非政府組織等的出現，中共已經下了很大的功夫，從發展黨員到成立支部，在這些新興經濟體和社會組織中建立中共的組織體系。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的成立，就是要加強這一塊；這也就是我在上篇專欄文章中說的，這是極權體制重建的一塊大補丁。 補丁這麼一打，卻拆穿了原來的畫皮。這張畫皮就是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四個字里的「社會」，有政治學上的本來含義。在世界範圍內，社會福利、社會權利、社會自由、社會平等、社會自組織，這些本來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共從來都說自己是搞社會主義的，可是，這些東西在它治下不僅不見影兒，而且你如果爭取這些東西還會被它打壓。實際上，中共從來不搞社會主義；它搞的是國家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黨國主義：從黨國擁有一切，到黨國控制一切，黨國至上，黨國萬歲。 孔夫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共卻從來都是名不正卻非要言順不可，於是混淆詞意、扭曲邏輯就成了它一貫的做法。它的「社會主義」中沒有社會，它的社會部是搞情報的。現在，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成立，如果職能大體如已經發布的機構改革方案所言，那就是中共第一次按照本意使用「社會」這個概念，這也算是一個進步吧。只是，既然「社會」這個詞的本意出現了，那「社會主義」這個詞之中的本意是不是也應該實現呢？對此，我不抱任何幻想。 如果還有一絲幻想的話，就是建議中共從此不要再披「社會主義」這張畫皮了。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要做的事情，無關社會主義，而是社會控制。如果中共真的能夠在詞語本義上使用「社會」概念的話，其實應該說自己搞的是「社會專制主義」。毛澤東曾經用「社會帝國主義」來稱呼當年的蘇聯，他也認為「專政」是個好詞——「專政」與「專制」其實是同一個詞，dictatorship。中共奉行的「四項基本原則」里也有一條「堅持專政」。「社會專制主義」就是對整個社會實行控制與專政，這是中共的大事業，何必羞羞答答呢？乾脆名正言順了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美國國會眾議院3月27日通過了《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案》(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理由是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佔全球經濟的18.6%，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既然美國被視為發達國家，中國也應如此。中國則批美國「不懷好意，想著法子打擊中國」。 關於中國的發展身份問題，最近幾年成了中國和西方國家口水仗的一個焦點。中國一直死守自己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定位，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則認為中國毫無疑義是發達國家。不能講後者一點道理都沒有，撇開政治動機不論，中國給人的印象確實像個「發達國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比大多數公認的發達國家還豪華和先進，對外援助最近幾年超過美國，花在「一帶一路」項目的錢數不勝數，高端國際會議紛紛移師中國……不是發達國家，沒有雄厚的財力支撐，怎麼能做到呢？ 當然，爭議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現在已經被政治化了，而不單純取決客觀事實。美國多次指責中國偽裝成發展中國家，早在2020年2月給世界貿易組織WTO下最後通牒，要求後者在90天內取消包括中國在內的一批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資格，指控這些國家濫用WTO的有關規定，在全球貿易中獲得特殊待遇，並特意點了中國的名。眾議院這次通過《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案》，要求美國務院向國際組織施加影響，以確保中國不能在國際上以發展中國家名義享受優惠待遇。如果中國真成了發達國家，無論在WTO還是在雙邊貿易以及其他領域，美國就要按照發達國家的條件要求中國履行義務和責任。這於中國顯然不利。 中國死守發展中國家身份的地緣政治考量 眾議院的法案不大可能影響到WTO和世界銀行等經濟組織和金融機構對中國身份的認定，但如果被拜登簽署，美國就可以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對中國徵收關稅。不過話說回來，美國如今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高關稅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標準。所以該法案更多是一種象徵意義。而中國不願放棄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除了可以享受貿易優惠等經濟利益的考量，還有地緣政治的因素，自譽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把自己看成發展中國家的頭，如果晉陞發達國家，就不好再代表發展中國家說話，與非洲等國搞在一塊，而中國不代表發展中國家，在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競爭中，就可能得不到它們的支持，至少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力度會減弱。 但是，拋開各自的算計不論，中國究竟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也取決於從什麼角度、用什麼標準去衡量。角度和標準不一，得出的結論自然大相徑庭。但話也說過來，角度和標準亦取決於目的是什麼。 美國在向WTO「舉報」中國為發達國家時，用的是世界銀行標準，後者認定一個國家為發達國家有四個指標，即人均收入高、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二十國G20成員、該國出口佔全球商品貿易的0.5%，四項指標只要一項符合，即為發達國家。 中國四項指標已佔二，多年來，其外貿總量位居世界第一，也屬G20，因此在美國看來，如果中國不是發達國家，現有的發達國家也多數不合格。可世界銀行對發達國家的這四個認定指標是不嚴謹的，除了人均收入這項，其餘三項基本以經濟總量做參照，尤其把G20成員也算作發達國家難服眾。因為G20是在G7基礎上發展起來的，2008年全球發生金融危機後，為應對危機，更好地協調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關係，由美國牽頭，將全球20個比較大的經濟體組建成一個集團，合作共抗危機，總不能將印度也歸為發達國家。 另外，一國經濟總量大，固然代表國力的增長，但大不等於強或發達，這本是基本常識。很多國家大而不強，中國就常這麼警告自己。中國不認可美國提出的標準，多數中國人根本不會把中國看作發達國家，原因在於，中國經濟雖為全球老二，但人均收入還很低，還記得李克強在前幾年的兩會上透露中國尚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話么？因此，硬要給中國戴上發達國家的帽子，至少中國人是不信的。 美國高看了中國，中國則低估了自己 假如說美國高看了中國，中國人則很可能低估了自己。還是回到何謂發達國家的標準或條件上來。除了世界銀行粗疏的標準（嚴格來說，那算不上標準），並沒有一個權威機構對發達國家有一個權威的定義和要求。 WTO相關條約將成員國分為三類，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轉軌經濟體，但也沒有單獨對發達國家進行識別，對發展中國家雖有識別，可採取的是自我聲明法，該方法的缺陷是，你盡可以聲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但是否給予你發展中國家待遇則由你的貿易對象即優惠授予國決定，所以WTO雖然認可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美國就一直沒有承認。 儘管沒有一個公認的發達國家的定義和評估方式，但現實中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國家，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很少有人會不同意它們不是發達國家，這說明在這些國家身上，隱含著人們都同意的標準或條件，它們構成了發達國家的要件。 比如談到發達國家，首先想到的是人均收入高，世行規定人均GDP達1萬3205美元，是進入發達國家的門檻。跨過這個門檻不一定意味是發達國家，但跨不過顯然不是發達國家。此外，通常使用的還有工業化水準、產業結構、科技水平以及經濟的國際化程度等指標。在人們的認知中，發達國家一般生產力水平較高，產業結構先進，第三產業所佔比重大於60%，外貿在世界貿易總額中佔據較大份額，以及擁有眾多跨國企業，金融市場高度國際化，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比較健全。 經濟發達、人均收入高當然只是發達國家的一個方面，教育先進、身體健康、生活幸福也是發達國家的應有內涵。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編製了一套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一個國家發達與否。它主要按照基於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預期壽命三個指標加總得出一個HDI指標，從0-1不等，超過0.8即定義為發達國家。該指數現在基本被研究機構和學者接受。 人類發展指數看似一個綜合指標，但還是把它作為一個單一的衡量標準為好，如果我提出一個評估發達國家的方式，會把人均GDP、人類發展指數、工業化程度、基礎設施水平、科技水平以及經濟結構及其國際化程度放在一起設置一組權重來比較，看看中國處於什麼等級。 從人均GDP看，去年中國接近1.3萬美元，逼近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標準下限；從人類發展指數看，中國去年為0.768，排名79位，屬於第二檔的「高人類發展指數組」，離進入發達國家的0.8差距還是明顯。在科技方面，根據中國經濟學者的研究，雖然總體實力同美歐相差甚遠，但正在快速追趕，其專利申請量、科技期刊文章以及獨角獸數量已超或接近美國。如2010年中國就超過美日，成為全球專利申請數量第一的國家，2016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科技期刊文章發表數量第一的國家。全球獨角獸企業去年的數量，美國242家排第一，中國以119家緊隨其後。考慮科技是國家實力的關鍵，中國在科技和科技產業方面的進步神速，尤其在5G和AI產業上和美國屬於第一梯隊，再加上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優勢、產業結構完備（世界唯一一個全工業體系的國家）、製造能力強大、對外投資也竄升世界前列，簡單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也不準確。 正確的說法或許是，中國既不屬於發展中國家，也不屬於發達國家，而是介於兩者之間，接近發達國家一側，可稱之為帶有發達國家特徵的發展中國家，總體上仍處於發展中國家行列，但在幾個關鍵的體現國家實力的指標上，如教育（非人文教育）、研發、科技和製造業上，已躋身世界前列。很大程度上，這得益於中國的數量和規模優勢，數量本身也會帶來質量的提升。因此，美國要中國提前從發展中國家畢業，進入發達國家隊伍，並非毫無道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