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这4千5百万中国人而哭

冯客(Frank Dikötter),荷兰人,中国历史学家,现任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教授中国近代史。2011年,他写下一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的中国浩劫史》,记述65年前由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中共“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与秘辛。冯客研读中共陆续解密的各方档案千馀件,其中包括各省市地方档案、公安部门的机密报告、未经删节的重要领导人谈话,大规模死人事件分析等等,推翻了先前估计这场运动造成1千5百万到3千2百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认为这场灾难比先前说法严重许多:从1958年到1962年间,这场大跃进运动至少造成4千5百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

许多史学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大饥荒”,但冯客对这说法非常不以为然。他表示,“饥荒”好像代表死亡是由于经济计划匆匆上马,执行不善的无心之失,但事实上,大跃进期间的高压、恐怖与制度性暴力无所不在,连中共自己汇整的报告里,就有6%到8%的死者是遭到酷刑或直接处决,仅此一项就达250万人,其他还包括被有意克扣食物而饿死的,许多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而活活被整死的。

这场为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造成人类历史上对财产最大程度的破坏,远超过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一次轰炸。冯客说,人人都在偷工减料,盲目追求更高的产量,生产出的劣质品堆积在铁路两旁形同废物,腐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从酱油到水坝一起变质,谷物堆积在尘土飞扬的阡陌之间,而人们则是啃树根或泥巴果腹,最严重时甚至“人相食”。

数千万人枉死,有人为此负责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里,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中共元老黄克诚等人也全部受牵连,史称“彭德怀反党事件”,大跃进政策并未能及时煞车。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里,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批评大跃进政策,再度引来毛的警惕与不满,也成为毛后来发动另一场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的远因,文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革所有在大跃进期间反对他(毛泽东)的人的命”。

马英九的祭祖行程来到尾声,短短几天的行程里,他已经哭了4次。来到南京中山陵,他看到总理孙中山铜像数度哽咽;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直呼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受访时又一度哽咽;回到湖南祭祖,念起未曾谋面的祖父遗训,他拿起手帕拭泪;去到抗日名将张自忠陵园祭拜,他在张自忠雕像前伫立良久,就在导览人员讲解期间,他又数度眼眶泛红,甚至拿出手帕拭泪。

马英九情感丰富、容易掉泪,在台湾政坛是出了名的,外界或许毋须争辩马英九感情流露背后的真假。不过,台湾政坛在争辩前总统到中国大陆有没有“勇敢”说出中华民国之际,不能不注意到,马英九这趟祭祖行程显然是经过高度严格地拣选。共产党让马到民国遗迹去怀想中华民国,但绝不容许任何象征中华民国法统正朔的字眼出现在大众视频;共产党在马的行程里取国共两党共同的抗日经历,却不容有任何当年国民政府“剿匪”的符码;一样是国民政府军的名将,共产党让马去祭拜来自西北军系、早死的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却绝不容许你摆上正黄埔四期、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里战死的74师师长张灵甫。

过去一世纪,中国是一个灾难的土地,若以人命为基准,死在共产党的暴政与乱政之下的,其实数倍于对日抗战。就以马英九父亲的老家湖南为例,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期间,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就达到248万,约占当时全湖南人口数的6.8%,是全国第四严重的省分。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也记载,刘少奇就是在“七千人大会”引用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暗自顶撞毛泽东,为自己惹来后来的灾厄。

短短4年,4千5百万条人命灰飞烟灭,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公认是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否认淡化这段历史,大量死去的人命就像是被抹去的蝼蚁,无人负责;迄今,被视为元凶首恶的毛泽东肖像仍挂在天安门广场,理念被后继的共产党人奉为圭臬,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依旧无可动摇。若要谈中国人被欺负被践踏的命运,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一切更加悲摧乖舛。

马英九的眼泪有多少重量?当然要视其对是非正义的标准是否一致而定。马英九能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自在地走访抗日纪念馆,为当年流离失所的中国人而哽咽,诅咒“专炸平民”的日本人后来得到“报应”;但同样的人命,有谁为这60年前被饿死虐死的4千5百万中国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呢?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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