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指中国银行逃税近24亿 相关通报引爆舆论
2026 年 6 月 25 日
习近平访俄，临别时叮咛普京，说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希望中俄两国共同推动。百年大变局这个理念，因此“震动”全世界。 朋友转来一份中共求是网署名“学而时习”的文章，原来“百年大变局”这个理念，早就深种在习近平的意识里，成了他的政治情意结。 2017年12月，他在接见驻外使节时就说：“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说：“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８月说：“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2018年9月又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后，2019年3月、4月、6月各一次﹑9月、11月、12月各两次；2020年17次；截止统计最后的2021年7月还有七次。 习近平喜欢大想头大叙述，以示他高人一等。他念兹在兹的“百年大变局”，只不过基于他对国际局势的误判，基于强烈的共产主义信仰，更基于他以个人之力改变世界的狂想。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说法或许没错，西方世界正视中共的威胁，正群起抵制共产迷狂。世界果真处在巨变中，只是一般人理解的历史变局与习近平理解的不同。 正常人理解的是，人类将以普世价值实现大同，习近平理解的是，中共将以共产独裁统治世界。在他心目中，东升西降预示了西方民主世界的没落，而中共国经济崛起，又预示了他带领全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的契机。 基于这个判断，习近平喋喋不休自我催眠，也催眠了中共各级干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理念，变成习近平与他臣民的政治情意结。中共自上而下，对未来都有一种盲目的乐观自信，这是十年来中共对外战狼外交﹑对内国进民退的心理基础。 意大利天文学家阿基米德有一个说法：“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习近平的“百年大变局”，便是他打算撬动世界历史的一个支点。理论上说，地球当然是可以撬动的，问题是，地球太大，习近平太小，即使存在这么一个支点，地球在一端，习近平在另一端，他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有宇宙之远，他走百千世，地球也不会移动半分。 百年变局不会成为习近平一人之功德，时代潮流与人民意志并没有赋予他这样的历史使命。他只不过以匹夫之勇，号令九千万中共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和中共党员想撬动地球，只是习近平一个人打算撬动地球。 中国人喜欢问，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其实时势与英雄是互相造就的。一个英雄人物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顺应人民的政治要求，他才有能力影响历史进程，反之，背逆历史趋势和人民意志，不是他撬动历史，是他被历史抛弃。 前者如法国大革命的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三巨头、二战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后者如斯大林与毛泽东，习近平追随毛泽东，他也会像老毛那样终结自己。 历史发展有渐变与突变之分别，正常年代历史是缓慢曲折前进的，有时甚至会倒退，但整体趋势都是人类向更文明的社会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分配正当，制度建设合理化，这都是渐变的过程。 当整个世界积累了足够大的能量，历史的渐变无法承载，那时只有激烈冲突才能消弥现成秩序的弊端，到那个时候，百年大变局就会到来。 历史巨变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人造就的，是时代潮流与人民意志的合成，违背了这两者，任何个人都只是历史过客，斯大林毛泽东如此，习近平普京也是如此。 百年历史之大变局，只是习近平个人的情意结，只是他催眠自己和中共党员的呓语。今日中共内外交困，世界大变局或许不远，不过不是习近平“解放全人类”，而是中国人民从习近平一人独裁的魔掌下解放出来。 习近平带马克龙欣赏中国千年古琴演奏的“高山流水”，以示他与马克宏为“知音”，可惜马克龙“蒙查查”，因此习近平交代手下要给马克龙一份“简谱”。他竟然不知道世界通行的音乐语言是五线谱，给马克龙一份“简谱”，就是十足的对牛弹琴。 凭这样对世界文明历史的无知，还想推动百年大变局，会不会太幼稚狂妄一点？ 当今世界的确到了百年大变局的前夜，三十多年前苏共解体，下一个大变局就是中共解体。（※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近日有不少外国朋友问：香港的厄运对台湾有何意义？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搞清楚为甚么香港会沉沦。例如：如果是陨石把香港一举击沉，那就对台湾没有任何教训意义；如果是因为新兴的港独运动太激进，台湾或者要低调一些；又如果是因为老牌泛民主派太温和，台湾就不妨激进一点。 其实，香港沉沦，一个更可信的解释是，中国太强了，形成一种不可抗力。但便是如此，也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中国强大也不必搞垮香港，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导致香港完蛋；一是，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是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太坏。哪个比较接近真相呢？ 国际上流行的看法是前者，即认为中国今天最大问题是习近平这个人，甚么坏事都源于他；换了李克强当政，或者设想胡锦涛、江泽民、或者邓小平当政，改革开放会继续走下去，香港会平安无事。两种人有这个看法，一种是西方的商界势力；另一种是在西方的一些“恋邓派”KOL（意见领袖）。 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后者才是对的，即是说，中国强大了，必然要搞垮香港，不同的领导人都一样，顶多是时间上有一些差异，而习近平选择的时间，从共产党的角度看，已经是最好的了。我列举一些论据。 首先注意，无论是胡锦涛、江泽民或者是邓小平，和习近平比，并不更可亲。 胡锦涛是有名的西藏刽子手。1989年3月，西藏发生反抗运动，胡当时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亲自拿机关枪站在坦克车上带领解放军屠杀至少几百名藏人。时间上比天安门事件早了差不多三个月，开了解放军屠杀民众的先河。其后有藏人在印度自焚的新闻，就是抗议此事；香港人那时都是统派，不关心、不上心。 江泽民是有名的法轮功刽子手。法轮功最大的罪状就是围在北京中南海外面练功抗议迫害，结果是被迫害得更惨，练功的人因为身体好，被特供系统活摘器官。也是在江泽民时代，中国的一孩政策进入高潮，“非法”怀胎的妇女都给堕胎；当时第一句流行口号是：“宁可血流成河、不许多生一个”。 邓小平则是出了名的天安门刽子手。 反而，我们还未听说过习近平搞屠杀。（这不表示他以后不会） 习之前的三个凶残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然是改革开放开明派，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共的宣传了得，一是因为邓小平搞开放欺骗西方的资金技术，要摆笑脸，那即是他说的“韬晦”。但既然是韬晦，就总有一天暴露真面目。这样变脸，在2008年之后就每天都可能发生，因为2008年中国经济实力达到高峰，世上无人能及。 其次要知道，共产党要用强硬手段对付香港的想法，其实最迟在2001年左右就已经开始，那时候，中国还是江泽民时期。当时，我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顾问，知道特区政府要强推《基本法》23条立法，态度非常强硬，那其实就是2020年《国安法》的原型。正式在立法会推动，是2003年。那个时候，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国力还未到高峰，所以23条立法遇到强大阻力，政权还是得收回草案。 2008年，中国还处于胡锦涛时期。那年，中国在香港设立“第二管治队伍”，实质上取代特区政府。在中国之内，经济政策也开始强硬化，搞“国进民退”；思想界出现寒流。中国对西方的入侵性渗透大计“孔子学院”、“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lan） 、华为国际化等，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让香港特区第一次由“地下党”梁振英当上行政长官，是胡锦涛在任内最后一年发的功。 习近平2013年起完全执政，之后只不过沿著他的几个前任设置的抛物线走。他的管治不仅对内日益高压，对外更全力扩张，在南海在东海、对台湾对香港，处处进逼。因为中国强大到了顶峰，眼看GDP增幅要从高位下降，人口红利渐次消失，日中则昃，再不强硬出击就没有机会。所以，韬晦最终要变脸，最好时机差不多就是这几年。因此习近平不过是邓小平策略的现阶段诠释者。换任何一个人，结果不会大不同。 这样理解，根据的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大家用一些西方观点看表面，会得出相反结论，认为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路线，对他特别痛恨，对他的前任会抱有好感，甚至对他去年底在党大会现场赶走胡锦涛不齿，同情后者，忘记了胡锦涛十年前怎样在同一个场合更残酷地对待薄熙来。那是因为韬晦策略在摆笑脸阶段时的领导人很讨好，变脸的就很恶心。其实都是一丘之貉 。 一直以来，有各种观点解释香港沉沦，一是认为泛民主派太软弱，一是认为本土勇武派太激进、惹恼了北京，但这些都是脱离了中国本身政治经济逻辑的说法，没有最低限度的凭据。香港发生的事，是中国国力达到顶峰、邓小平的韬晦政策走到尽头、中国发出不可抗力这三因素合一的结果，沉沦是命定了的，最后必须如此。按此观点我们看台湾。 首先，我们看台湾和香港的相同点，都是对台湾不利的。两地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中国渗透容易；两地的坚决反中国力量，都只占人口的微小大多数； 两地的经济体积相对中国都很小，而且都与中国高度整合；两地都有一股强大的亲中、促统势力，随时准备出卖本土利益。 再看台、港两地的不同点，都是对台湾有利的。台湾与中国有一水之隔；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向有自己的国防实力；有其他强大国家愿意军事上支持台湾；台湾有不可替代的高科技产业。 中国国力已开始回落，经济实力和人口都在急促萎缩，外国已经开始高科技禁运，所以中国只有很短的一个攻打台湾时间窗口，因此有专家认为北京最迟会在2027年采取行动。这个想法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习近平第三任党主席任内不攻打台湾，以后就很可能没有机会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够由现在起的五年里，成功阻吓中国对台湾动武、成功击退中国在台湾境内的渗透和认知战，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的局势会对台湾比较有利 。这五年里，台湾人本身的努力、友好国家的支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只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即1978年说起，但如果从1949年开始看，结论就更加清晰。1949-1977年间，中国国力从战争年代恢复之后稍有提升，但社会主义化开始就不振，1958年之后越来越坏，中国更加依赖香港，香港得以高度发展。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国力日增，香港的重要性减低，中国就对香港越来越不客气，最后置之于死地。可以说，四十多年来外国对中国发展的慷概支持，间接加速了香港沦亡。如果今天各国要帮助台湾，最好停止对中国经济的投资和依赖，逐步撤出中国市场，以免一个极具野心的中国继续坐大。 （本文是我三月份在东京大学主办的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整理而成。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有一件事情值得肯定，那就是：经过一百年来的混淆视听，中共终于实话实说地正确使用了“社会”这个概念。 上次拙文说过，对于中共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意涵，要在政治学研究中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框架下来理解。上次谈了“国家”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顺便也曾提及：所谓“社会”（society），作为政治学术语，指的就是党国机器之外的所有这一大块儿。现在的社会工作部，看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这个概念的。 中共号称搞的是社会主义，但是，过去总在刻意扭曲“社会”这个概念。也许，它不得不这样去扭曲，因为社会主义对中共来说就是一张画皮，披着它装人而已。谓予不信，不妨看看中共原来都怎么理解“社会”这个词儿。 从社会部到国家安全部：情报机构的幌子与里子 中共历史上有过一个以“社会”为名的部门，就叫“中共中央社会部”。可是，这个部门的实际业务，却是搞情报，管理着庞大的间谍网，按日常语言来说其实就是特务工作部门。把特务工作等同于“社会”事务，这是中共对“社会”概念的一种独特使用。 也许，把间谍情报机关叫作“社会部”，首先在于针对那个时候的国家机器，那就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系统，这是中共的敌人。为了对付这个敌人，当年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社会”的幌子下，广泛打入社会各界，从大学中学到商界律师界，从基督教会到救灾互助会，不用说还有那些旅馆、书店、古玩店等等，不一而足，利用各种渠道各种办法来布置间谍网络，搜集多种情报。我们知道，中共能够颠覆国民政府而取得政权，情报系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这和中共中央社会部广泛利用国民政府治下的广阔社会空间来运作很有关系。只是呢，“社会”在这里只是用来渗透国家机器的一片灰色地带，“社会部”实际上和一般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 中共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这个部门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人事和权力方面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靠军队起家的毛泽东，对于在周恩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共情报系统抱有高度疑忌，于是对这个系统进行了大清洗。著名的潘汉年案件就是这样发生的。更为重要的变化，是职能的重组。原来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职能归入了公安系统，留在中共中央直接掌握下的情报机构，则改叫中共中央调查部。“社会”这个说法没有了，因为社会已经在中共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再成为什么可供间谍活动的灰色地带。 到1980年代，中共又把中共中央调查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的相关职能重新合并，组建了国家安全部，这在今天是人们都知道的中共情报系统主管机构。从“社会部”到“国家安全部”的名称演变，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概念框架下来看，很有意思地显示了中共从在野到掌权的历史轨迹：在野时，利用社会空间搞情报，以夺取政权；掌权了，关心的就是所谓国家安全了——不要忘了，这里的“国家”一词，指的是国家机器，并不是民众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 这样，“社会”这个词就长期从中共中央机构序列里消失了。倒是在香港，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香港黑社会中的人，自称他们那个圈子为“社会”。中共的情报、公安系统和香港黑社会关联密切，这就是题外话了。 社会主义在哪里？不如改称“社会专制主义” 现在，随着中共宣布要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社会”这个词儿再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机构序列中。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是不是也会承担部分间谍情报职能，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它不是当年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延续。它取“社会”这个名字，如前所说，要旨在于要把中共党国机器的控制和渗透延展到不属于国家机器体系的社会范围。已经宣布和可以预见的职能，包括对付上访人员，更包括对新兴经济体、社会组织等的掌控。 最近一些年，面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律师行业、农民工群体、大批非政府组织等的出现，中共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发展党员到成立支部，在这些新兴经济体和社会组织中建立中共的组织体系。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就是要加强这一块；这也就是我在上篇专栏文章中说的，这是极权体制重建的一块大补丁。 补丁这么一打，却拆穿了原来的画皮。这张画皮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里的“社会”，有政治学上的本来含义。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福利、社会权利、社会自由、社会平等、社会自组织，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从来都说自己是搞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东西在它治下不仅不见影儿，而且你如果争取这些东西还会被它打压。实际上，中共从来不搞社会主义；它搞的是国家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党国主义：从党国拥有一切，到党国控制一切，党国至上，党国万岁。 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共却从来都是名不正却非要言顺不可，于是混淆词意、扭曲逻辑就成了它一贯的做法。它的“社会主义”中没有社会，它的社会部是搞情报的。现在，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如果职能大体如已经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所言，那就是中共第一次按照本意使用“社会”这个概念，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吧。只是，既然“社会”这个词的本意出现了，那“社会主义”这个词之中的本意是不是也应该实现呢？对此，我不抱任何幻想。 如果还有一丝幻想的话，就是建议中共从此不要再披“社会主义”这张画皮了。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要做的事情，无关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控制。如果中共真的能够在词语本义上使用“社会”概念的话，其实应该说自己搞的是“社会专制主义”。毛泽东曾经用“社会帝国主义”来称呼当年的苏联，他也认为“专政”是个好词——“专政”与“专制”其实是同一个词，dictatorship。中共奉行的“四项基本原则”里也有一条“坚持专政”。“社会专制主义”就是对整个社会实行控制与专政，这是中共的大事业，何必羞羞答答呢？干脆名正言顺了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27日通过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理由是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6%，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既然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中国也应如此。中国则批美国“不怀好意，想着法子打击中国”。 关于中国的发展身份问题，最近几年成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口水仗的一个焦点。中国一直死守自己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中国毫无疑义是发达国家。不能讲后者一点道理都没有，撇开政治动机不论，中国给人的印象确实像个“发达国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比大多数公认的发达国家还豪华和先进，对外援助最近几年超过美国，花在“一带一路”项目的钱数不胜数，高端国际会议纷纷移师中国……不是发达国家，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怎么能做到呢？ 当然，争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被政治化了，而不单纯取决客观事实。美国多次指责中国伪装成发展中国家，早在2020年2月给世界贸易组织WTO下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90天内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格，指控这些国家滥用WTO的有关规定，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特殊待遇，并特意点了中国的名。众议院这次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美国务院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以确保中国不能在国际上以发展中国家名义享受优惠待遇。如果中国真成了发达国家，无论在WTO还是在双边贸易以及其他领域，美国就要按照发达国家的条件要求中国履行义务和责任。这于中国显然不利。 中国死守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地缘政治考量 众议院的法案不大可能影响到WTO和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对中国身份的认定，但如果被拜登签署，美国就可以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对中国征收关税。不过话说回来，美国如今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关税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该法案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中国不愿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除了可以享受贸易优惠等经济利益的考量，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自誉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看成发展中国家的头，如果晋升发达国家，就不好再代表发展中国家说话，与非洲等国搞在一块，而中国不代表发展中国家，在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竞争中，就可能得不到它们的支持，至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会减弱。 但是，抛开各自的算计不论，中国究竟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去衡量。角度和标准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但话也说过来，角度和标准亦取决于目的是什么。 美国在向WTO“举报”中国为发达国家时，用的是世界银行标准，后者认定一个国家为发达国家有四个指标，即人均收入高、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二十国G20成员、该国出口占全球商品贸易的0.5%，四项指标只要一项符合，即为发达国家。 中国四项指标已占二，多年来，其外贸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也属G20，因此在美国看来，如果中国不是发达国家，现有的发达国家也多数不合格。可世界银行对发达国家的这四个认定指标是不严谨的，除了人均收入这项，其余三项基本以经济总量做参照，尤其把G20成员也算作发达国家难服众。因为G20是在G7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危机，更好地协调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关系，由美国牵头，将全球20个比较大的经济体组建成一个集团，合作共抗危机，总不能将印度也归为发达国家。 另外，一国经济总量大，固然代表国力的增长，但大不等于强或发达，这本是基本常识。很多国家大而不强，中国就常这么警告自己。中国不认可美国提出的标准，多数中国人根本不会把中国看作发达国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虽为全球老二，但人均收入还很低，还记得李克强在前几年的两会上透露中国尚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话么？因此，硬要给中国戴上发达国家的帽子，至少中国人是不信的。 美国高看了中国，中国则低估了自己 假如说美国高看了中国，中国人则很可能低估了自己。还是回到何谓发达国家的标准或条件上来。除了世界银行粗疏的标准（严格来说，那算不上标准），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对发达国家有一个权威的定义和要求。 WTO相关条约将成员国分为三类，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转轨经济体，但也没有单独对发达国家进行识别，对发展中国家虽有识别，可采取的是自我声明法，该方法的缺陷是，你尽可以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否给予你发展中国家待遇则由你的贸易对象即优惠授予国决定，所以WTO虽然认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就一直没有承认。 尽管没有一个公认的发达国家的定义和评估方式，但现实中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国家，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少有人会不同意它们不是发达国家，这说明在这些国家身上，隐含着人们都同意的标准或条件，它们构成了发达国家的要件。 比如谈到发达国家，首先想到的是人均收入高，世行规定人均GDP达1万3205美元，是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跨过这个门槛不一定意味是发达国家，但跨不过显然不是发达国家。此外，通常使用的还有工业化水准、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以及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等指标。在人们的认知中，发达国家一般生产力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先进，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于60%，外贸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据较大份额，以及拥有众多跨国企业，金融市场高度国际化，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比较健全。 经济发达、人均收入高当然只是发达国家的一个方面，教育先进、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也是发达国家的应有内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制了一套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它主要按照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预期寿命三个指标加总得出一个HDI指标，从0-1不等，超过0.8即定义为发达国家。该指数现在基本被研究机构和学者接受。 人类发展指数看似一个综合指标，但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为好，如果我提出一个评估发达国家的方式，会把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工业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科技水平以及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化程度放在一起设置一组权重来比较，看看中国处于什么等级。 从人均GDP看，去年中国接近1.3万美元，逼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标准下限；从人类发展指数看，中国去年为0.768，排名79位，属于第二档的“高人类发展指数组”，离进入发达国家的0.8差距还是明显。在科技方面，根据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虽然总体实力同美欧相差甚远，但正在快速追赶，其专利申请量、科技期刊文章以及独角兽数量已超或接近美国。如2010年中国就超过美日，成为全球专利申请数量第一的国家，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量第一的国家。全球独角兽企业去年的数量，美国242家排第一，中国以119家紧随其后。考虑科技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中国在科技和科技产业方面的进步神速，尤其在5G和AI产业上和美国属于第一梯队，再加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产业结构完备（世界唯一一个全工业体系的国家）、制造能力强大、对外投资也窜升世界前列，简单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不准确。 正确的说法或许是，中国既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也不属于发达国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接近发达国家一侧，可称之为带有发达国家特征的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但在几个关键的体现国家实力的指标上，如教育（非人文教育）、研发、科技和制造业上，已跻身世界前列。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中国的数量和规模优势，数量本身也会带来质量的提升。因此，美国要中国提前从发展中国家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队伍，并非毫无道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习近平把今日的中国带回文革式的中国，人们又得面对“洗脑”的问题。何谓洗脑？本来，一个人的脑袋影响另一个人的脑袋是正常的，影响一群人的思想也无可厚非。人群里交换意见，互相影响，是健康的活动，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所谓的groupthink（群体思维）也不一定是洗脑。Groupthink常常只是赶时髦，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洗脑”的意思是一个站在众人上面的权威，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往下强加概念和价值观，惩罚出轨者。前苏联和东欧是明显的例子。斯大林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前提是政治权威能塑造人的思想。纳粹化的德国，波尔波特的柬埔寨也是例子。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古今中外的邪教也很会洗脑。 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工程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而且侵入人们的意识比苏联的还厉害，甚至能够比肩邪教。 洗脑的途径和手法有两类：吸引人的和吓唬人的。吸引类常常是预测一个美好的未来：元代的红巾起义，清代的白莲教起义都预测弥勒佛的到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保证信徒死后会上天堂，马列主义预告理想共产社会会实现，习近平的中国梦宣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来临。这些诺言尽管多么不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1）奖励要等到将来 2）必须服从的指示是现在的。 吓唬人的工具还更多，更有效。你不服从，我们给你警告。你不听警告，惩罚就来，你越不听惩罚越厉害：侮辱，隔离，监督，窃听，软禁，解雇，威胁家人，绑架，失踪，殴打，坐监，劳改，酷刑，一直到死刑。这些惩罚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脑的关键不是惩罚本身，是对惩罚的恐惧。 恐惧对思维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信息时代里，与害相辅相成的一个很重要的洗脑工具是愚民措施。到加州大学来念书的中国大陆本科生很多不知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是怎么回事，没听说过刘宾雁是谁，对今日在新疆的危害人类罪根本没意识到。应该说是不允许意识到。 但毕竟，人脑是很复杂的东西，有很多层面。外在的权威，从上往下洗，究竟能洗百分多少？没洗的层面还在那儿。不一定十分正常，甚至矛盾分裂，可是还在那儿。 今日的许多中国人有意识分裂现象。这也能理解。在当前的环境里，意识分裂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晚上跟朋友吃饭喝酒，讲故事说笑话骂习近平是“习禁评”，不亦乐乎，但第二天上班做国家机器的零件。意识分裂是很明显的，而不只是老百姓或知识分子这样，国家干部，一直到高级干部的位置，恐怕也常常分裂。 从自己的经验里，我就能举不少例子。比如，大约是2002年，清华大学派了一位副校长和一位汉办主任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学术交流的前景。我和普大的几位高级官员跟他们在“教授俱乐部”吃了一顿雅致的午餐以后，两个客人问能否到我自己的办公室去进一步谈语言教学问题，是否能够安排普大本科生到清华来进修。我当然同意。谈了可能半个钟头以后，有一位说要上厕所，问我在哪儿。我说出门向左，右侧第二个门就是。 他走了。刚一出门，第二位客人问我“有没有天安门文件？”说的是我前一年和黎安友合编的极其“敏感”的The Tiananmen Papers。我书架子上有几本，拿了一本准备送给他，打开准备签字，他心急地说“不必不必，有信封吗？”我拿了个大信封，把书塞在里面，递给他。 过几分钟，上过厕所的朋友回来了。要是这位去了，那位留了，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知道。但我相信两个人的脑子都“有层面”。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甚至在海外华人社会里，意识分层面现象相当明显。外面的表层是洗脑工程的产品，外表底下很可能藏着一些别的念头和价值观。但我们不能说那层外表只是假的，骗人的东西。从洗脑制度的角度来看，外表常常最重要的层面。外表标志你服不服从外面的权威。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 张爱玲的小说“赤地之恋”里，有一位年轻妇女在一场批斗会上受到很严厉的谩骂之后，悄悄离去，在暗地里痛哭。别人发现她，指责她刚才接受群众的批评是装的。她反应快，登时说，不，群众那么关心我，那样鼓励我进步，哭的是感恩泪。这么一句聪明话能帮她逃脱困境骂？能，但并不是因为别人看不穿她的谎言，而是因为她说这句话等同于说“我向组织低头，我接受我的卑下地位”。在洗脑者的角度看来，这句话就够了。表层比内心重要。你服从我是我的目标，你自己怎么想是次要的。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中国朋友，住在海外，跟我合写了一篇文章，到出版时，他问能否用笔名？我没意见，出版社也答应，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笔名。我们合写这篇文章并不是秘密。很多人已经知道，难道北京的有关部门蒙在鼓里吗？朋友解释，笔名的关键作用不是保密而是跟对方保持一种默契。你知道我在批评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批评，你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等等。谁不骗谁。但我不用真名挑战你，撕破你的脸皮。我“考虑”你，也希望你考虑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旧允许我回国。这个例子也够清楚，官方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一个人的外表，内心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与其说是“洗脑”倒不如说是“洗嘴”。 虽说习近平把中国带回文革式的社会，可是毛跟习的洗脑工程还是不同的。毛的更彻底。伟大舵手对年轻红卫兵说“炮打司令部”，“灵魂深处干革命”真点燃了他们火热的内心。当然，毛时代里也有很多外表和内心不同的例子，但到了习时代，几乎一切都在外表。我请问，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点燃了多少内心的热火？从外面看，毛和习都达到了“思想统一”的目标，但相对地来说，毛的成就是更实质的，习统一的是语言表层。 刘晓波2002年写了一篇“法轮功与人权意识的普及” 的散文，把毛时代的“强迫统一”和02年对待法轮功的强迫统一作比较。表面上看是一样的：报纸上，电视上，学校里，会议里骂法轮功是完全一样的，甚至用词一模一样，让晓波联想到文革的语言。但进一步想，他意识到02年与文革有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在毛时代里，喊疯狂口号的人一般都相信自己喊的内容。思想统一是真统一。但02 年的统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说的配套话。话起作用就行，信不信是次要的。必要的话，向自己的良心说谎也都可以。在文章结尾晓波问：哪种“统一”是更可怕的？思想的统一？还是对良心说谎的统一？然后他更进一步地问：哪种政权更可怕？要求思想一致的政权？还是要求人们对良心说谎的政权？ 有没有办法逃脱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制度？我说有。这个庞大的工程，尽管存在了几十年，还没有能彻底消除人们的正常认识和正常价值观。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人性的产物，不容易改变。中共践踏了人性几十年没能把它扑灭。在我看来，精神分裂不是最糟糕的局面。精神要是没分两个层面，那就更糟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进入2023年以来中国社会安全严重恶化恶性案件频传，4月8日河南平顶山当街开车撞人造成3死4 伤。1 月份广州天河撞人事件5死13 伤。4月7日大连宝马车冲撞行人造成5死9伤一案罪犯被判死刑。4月7日重庆彭水县一村民持刀杀死4村官后服毒自杀。4月4日，四位年轻人相约在张家界玻璃桥自杀，当然以上这些案件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案件不是官逼民反，就是心里生意失败心理失衡进行社会报复，或者失业生活被逼入绝境自杀。中国人历来好死不如赖活，不到无路可走是绝不会走上这样的路。 虽然以上这些案件这几十年来没有断过，但是象现在这样密集性地发生却是没有过。追究起来是与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有关。虽然清零政策已经过去，但清零三年中国的经济因着“封城”，无休无止的“核酸”带来沉重的打击，再加上中国对外关系严重恶化外资纷纷撤出中国，国内企业得不到海外订单，不是倒闭就是苟延残喘，从而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那些本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一当破产失业就陷入了困境，还不出房贷、车贷生活无以为继，甚至房子被银行拍卖。而那些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因着土地荒废，农业生产凋零而回不了家乡。这样的社会中共却说成盛世中国，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达百分之91，中国人民的幸福感爆满 。中共之无耻世所罕见。 中国济经发展四十年，中国普通民众看起来外表光鲜，住进了高楼，出入有车，但一当经济低迷失去工作，即刻倾家荡产，生活被逼绝境。中国是一个没有经济安全保障的社会。不象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低迷破产失业也是常有，但有国家的经济安全保障。破产政府帮助你再创业，失业有失业救济。房子没了租房有房租补贴，还有政府房子可以分配。且没有城里人与乡村人区别。一切都有政府帮助，生活无忧无虑。在疫情严重的封城期间，所有的工资收入一分不少全部由政府买单，不必化费自己的积蓄度日。 中国社会不但没有医疗教育的免费，也没有经济安全保障，这并不是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大都进入了中共权贵的腰包。又因中共政权对中国财富有绝对说一不二的所有权，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海外各国大撒币，就是在当下财政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大额欠债的情况下，依旧大毕挥霍，免除非洲17个国家23笔债务，仅安哥拉一国就是200亿美元。如果中共能够将这一笔钱拿来救度破产失业的中国人，那么相信以上这些恶性事件都不会发生。但中共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十年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柴静曾经大声发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毁之唯恐不及”。现在越来越清楚了他们是一批什么人了，他们就是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徒，到了习近平手里更是把作恶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人是勤劳的，但中国人不勇敢。中国人逆来顺受，到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不是杀他就是杀自己。他们没有正义感，没有自由的意识，更没有为正义斗争的精神，他们浑浑噩噩，对那些为了自由民主付出与牺牲的人，不以为然。政府视他们如草芥、蚁蝼，想如何便如何。这是一个残忍的时代，也是一个悲催的时代。此文落笔之时传来许志永、丁家喜两位被判重刑。中国的希望是他们这些不畏强权为正义而奋斗的勇士，他们虽然凤毛麟角，但是希望所在。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选举是个好东西，除了可以汇聚民意，也可以让身处其中的政党，了解自己的主张与民意的落差，据而改变自己希望能取得政权。过去30多年的民进党史，其实也是个民进党转型史；没有96年大败给李登辉，不会有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与2000年的首次政党轮替；没有12年输给“九二共识”的痛彻心扉，就不会有16年“维持现状”与蔡英文过去7年稳定执政的高峰。 在政党追求执政的大前提下，每一次的失败都应该是下次成功之母；不过，这民主政治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国民党。过去7年，国民党连续两次以极高的票数落差输掉总统大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关键在它的两岸政策出了大问题。这个政党无视过去10年国际政经结构南辕北辙的大转变，把自己形塑成一个坚持“亲中”的政党，与台湾的民意市场越离越远，“两岸论述”早已成为国民党的挑战总统职位的阿基里斯之踵。 但并非所有国民党人对于台湾民意的急遽转变都无感，例如年轻的前任主席江启臣，他主张国民党应该搁置九二论述，把它当成一种“历史描述”；不过，此说随即引来前总统马英九的不满，认为这是“跟著民进党起舞”。这大帽子一扣，江启臣随即噤声，改革之议也不了了之。例如现任党主席朱立伦，他曾公开表达国民党是“亲美反共”的政党，但在遭到党内围剿后，也从未再提起。 虽然历任党主席改革无力，但临近选举，又为国民党开启另一个改变的窗口。选举就是要赢，想赢就得争取多数民意的支持；如同当年绿营支持者收敛台独党纲力挺民进党修正两岸论述以赢得政权，选举也为国民党带来改革的趋力，党的总统参选人可以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带领支持者改变。郭台铭在美国说出台湾不能依赖中国，须与美国和日本加强整合是一个例子；而侯友宜这些年来一直与国民党主流论述维持距离，明哲保身，许多人也期待他能够端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两岸论述，与旧国民党有所切割。 不过，这样的期望在马英九的中国祭祖之行之后已经完全破灭。 过去10多年来，马英九“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两岸论述一直主导蓝营的两岸路线，但随著习近平公开揭露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及两次总统选举大败，使得马英九路线的追随者越来越少。马的此趟中国行，会见与接待的层级虽然不高，却在夹缝中说出“中华民国”、“总统”等彼岸视为禁忌的字眼。在共产党严密的媒体管控下，此事无伤大雅，但对气闷了好几年的蓝营支持者而言，却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九二共识是不是如马英九所言“又活过来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可以确定的是，透过这趟中国行，其实是让马英九“又活过来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对于马英九的中国行无感，但蓝营支持者对于马的演出却是内心波涛汹涌；透过蓝营的自说自话，认为马此行证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可行的”，国民党内也因此再次确立“尊马”的路线。 在“尊马”路线下，原本说要“亲美反共”的党主席朱立伦第一时间就说出“非常认同马英九此行的立场”。而马英九回国的接机人潮更让蓝营总统参选人无人敢撄其锋，尤其侯友宜与郭台铭两人民调越拉越近，两人同为“弱势参选人”，即使内心再有不同于九二共识的想法，在不敢得罪蓝营核心支持者的前提下，根本已没有能力改变这套早已被台湾主流民意抛弃的两岸论述。 中共是否利用马英九访中削弱蔡英文访美政治意义，或许见仁见智；不过，共产党至少很成功地利用马英九此行牵制住国民党，使其跟随台湾民意与时俱进的可能性几乎荡然无存。只要国民党继续承认“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个政党永远是共产党用以搬弄台湾政治的杠杆，这才是马英九此趟中国行之于中共的最大意义。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