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坡道，打通出门的那扇门
2026 年 9 月 16 日
编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被称为习近平终身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加冕典礼，是中国权力剧场的一个关键事件。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别邀请史丹佛大学吴国光教授剖析二十大。他将制度置于历史中，从三个层次进行解析：梳理中共党代会职能及运作的历史与制度，二十大的特殊意义，二十大对中国下一步制度变迁的涵义。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具有三大职能：确定党纲、修改或制定党章、决定中共最高领导层。然而，这三大职能实际上仅为形式，首先，中共向来是“不守自己规矩的党”，自毛时期起至今，党纲或党章从未在下一次党代会召开前贯彻始终，其约束性很小，而且修改与否并无实质影响。再者，无论党纲或党章都是在任领导人操控下的产物。由此看来，领导人的产生及权力再分配，似乎才是党代会核心。吴国光在《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2018，中文大学出版社）。 党代会是自我授权的橡皮图章 众所皆知，党代会也无法决定权力再分配，只是为高层在会前决定好的方案背书。更具体地说，中共是以拿在手里的图章“自己给自己盖印”。就此而言，党代会一如吴国光著作中所称的“权力的剧场”。 权力再分配方案如何产生？吴国光直言，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宣称为“人民的政党”，权力再分配都是在极小的暗室中决定，绝大多数的党代会代表如同你我，都无从确知内容，更遑论参与分配。那么，当权者何以让数千人之党代会乖乖接受其权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权力的剧场》一书中所特别强调的，以“制度操控”创造的正当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历史可以分成五个阶段。阶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时期党章、党纲及领导人，都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因此没有所谓的操控。 阶段二：1935年毛泽东掌权至1977年华国锋召开的十一大。此时期毛泽东发展出一套“操控技术”，使党代会代表接受“由在任领导人制定且既定权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权力继承者华国锋在1977年仍依此召开十一大。操控技术，稍后论及二十大时将会提及。 阶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泽东后的变革时期，党魁胡耀邦及赵紫阳曾经想推进党代会代表的自主性，进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或中国所称的“差额选举”。 注更多因此这两次党代会都出现了“虽高层既定权力分配方案总体被接受、然而却有个别人选被否决”的意外。此阶段党代会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识确实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说是提供了党代会代表表达政治自主的机会。 阶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后，党代会名义上并未取消差额选举，却一步步发展并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确保“将进入下届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层级的人选”当选中央委员。换言之，原先“候选人数大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制度”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阶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处 《权力的剧场》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书于2014年底完稿，内容涵盖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译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补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吴国光于2017年底完成增订版的文稿。吴国光当时即认为，中共十九大可能开启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阶段”，随著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二十大落幕，吴国光认为支持了此观点。简言之，这个新阶段回到阶段二的情况。何以如此？吴国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个关键问题来说明。 第二，习近平能否如其所愿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吴国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至少有10位可确定为习近平亲信，另5人中，有2人马屁拍得最响，包括曾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将个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鸿忠、陈全国。而当时政治局常委会中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和习素无渊源，若再加入仅短暂于上海和习有共事关系的韩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赵乐际及王沪宁，整体而言常委会并不合习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标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众人都低估了习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并未预期他会逼退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并组成当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总理人选。自毛泽东晚年起，接班问题都是历届党代会最重要的议题。1990年代起，更进一步实现接班部分制度化。那么，习近平是否会进行接班安排？吴国光认为，习不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见的未来不会将接班问题提至常委中。 第三，习近平如何达成人事掌控？总体而言，习近平已经在二十大达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为手段进行政治清洗，并且掌握枪杆子、刀把子外，习时期“靠共产党起家”的高层政治菁英，对党体制的依赖，使他们消极上不敢以下犯上，积极上造反的成本过高，皆为重要因素。对照之下，毛时期共产党靠许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据山头。 此外，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历史时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头路的意思），使军队事务集中于党最高领导人，再加上中共体制依靠“暴力”掌握游戏规则的本质，都为习近平奠定二十大权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础。简单来说，毛时期是“暴力+大脑”，邓时期是“暴力+肠胃”，习时期则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断升级的暴力控制）。 被阉割的市场经济 吴国光认为，二十大后将开启经济改革的倒退。习近平除延续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阶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阶段的“经济改革”也会走倒退路，例如，采取“被阉割了灵魂”的市场经济，但仍不会全盘走回计划经济。为何如此判断？因为第四阶段对第三阶段的“反攻倒算”，并未取消名义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实质阉割。因此，市场的灵魂为依法制进行经济之“自由竞争”。“被阉割”意指二十大后一段时间内，中共将采取“国家化”、“计画化”市场，经济决策能力将被上收、经济法制能力将被掏空，形成“大鸟笼制”，也就是陈云所提的“鸟笼制”：不能不让鸟儿飞，但也不能放出去飞，而是要有个范围（鸟笼）让鸟儿飞。 至于对外关系方面，将如何变化？中共会将姿态放软吗？会采取两手策略吗？吴国光判断，中共并不乐意和国际脱钩，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导权下，保留和国际间的来往。以前几年中美经济脱钩情况看来，习近平一方面希望从过往掌握美中经济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权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借由脱钩，威胁美国分散之资本，使美国资本进一步威胁美国政权，最终掌握美中经济主动权。从二十大结束至今，已可见到中国向美国资本伸出橄榄枝，试图影响美国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权，这种“两手策略”一向为中共所惯用。 吴介民提醒，中国当然不愿意切断和国际联系，而为了确保获取半导体技术等技术更需与发达国家维持经贸关系，但美国已注意到这一点，并采取围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吴国光所说的，中共一向借由影响美国矽谷及华尔街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治的手法，但美国未来对中国高科技抵制将执行至何种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认为美中对抗战线仍悬而未决，。吴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国“铁了心”持续执行抵制中国高科技，对中国未来总体国力将极为不利。 中国不愿切断与全球经济关系 应如何理解二十大后看到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西方合作？吴国光指出，仍要记得“他手里拿著刀子”，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将刀子捅进你的心脏”，生活于美国或民主国家者必须特别注意。他也补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见习近平对科技的重视，例如，至少有4至5名纯粹“军工帮”背景者进入政治局。此虽体现习近平重视军工管理经验，但军工国防发展并不讲究成本，而科技发展讲求创意，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或“军工举国体制”恐仍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引入华裔科学家可能在3至5年内不会改变，但长期而言，在技术持续进步下，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距离将扩大。 对于吴国光的“二十大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束”论点，吴介民表示同意并补充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有“内外环境的搭配”，除了对内放权（无论水平或垂直之放权），对外搭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开放其国内消费品市场，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基础。然而，习时代在资本过度积累下，采取与西方模式渐进改革相反的路径，反而采取更集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推动“中国制造2025”及“一带一路”等政策，试图以更大力道推动发展主义式国家政策。 对此，吴国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来是党国资本主义，仍应注意党、国之间的张力，而党国与资本主义间的张力更大，这也是习近平特别关注之处，从中国官方严词批判逆全球化现象，可窥知一二。至于随著中国经济体量渐增、挑战美国霸权动机增强，吴国光认为中国已公开在第三世界国家及美国盟国范围中发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评于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义。吴介民补充认为，中国试图借此重新划定世界势力范围的界线，并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本土之外”的“扩大版自力更生”，来描绘中国目前的经济总战略。 ▍听众提问 后疫情之开放困境？ 清华大学社会所陶逸骏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国除发展出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经济之外，更扩大许多和体制存在依附关系之群体，加上难以放开的困境，中国未来将如何运转？吴国光首先回应，无法忽略疫情运作背后可能存在安全及社会控制等考量，若确实如此，那么猜测控制体制完备即为放开之时。其次，习近平采取“底线思维”，意即以最差情况为准备，在此基础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内为其底线，“关键技术要攥在自己手里”等则为体现，从这个面向更能理解习近平的行事方式。 对于陶逸骏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两手策略回应包括台资或外资的情况，吴介民说明，过去采取一定开放程度的“寻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国整体发展前景不佳，“租金链”已经重组。若以习近平上台后广东要求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补缴社保、公积金等作为来看，原有租金链的分配机制已不再适用，此部分仍应密切观察。吴介民在回应线上提问时补充说明，在劳力密集产业上，中国技术已有所发展，因而限缩了传产台商的发展空间，身为台湾人的“身分资本”也已大江东去，近年中国对台商的需求著重于半导体产业上，希望借此提供短期优厚诱饵，吸引更多技术及人才。 吴国光则点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国前景，以及因为进入中国的竞争者减少，因此选择进入中国的“冒险家”群体。然而，若从日本于国际间因为天安门事件制裁中国时趁势进入中国市场的结果来看，整体而言，日本并未因此获利或改善中日关系。吴介民对于逆向操作、大赚机会财的情形也有类似观察，至于未来该怎么办？他建议台资应谨慎思考出路。 习家军的限制与危机？ 线上参与者提问习家军掌权后可能的危机是什么？吴国光指出，习家军已将胡江人马赶尽杀绝或边缘化，并且全面掌握高层领导权，然而“壮大的队伍就会继续分化”，是习家军下一步可能的发展。其中包括彭丽媛、陈希、蔡奇等人都有明显影响力，若李强入主后，亦可能于国务院再组建一批队伍。吴国光认为，此一分化可能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因为各自和习有联系渠道，就可于内部进行相互监控。未来五年可预期干部年轻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习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后，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将会更明显。 习近平之意识形态工作？ 阳明交大戴瑜慧提问习近平如何看待并执行意识形态工作？吴国光认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正持续退化，因此习近平所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仅是透过放大资本主义弊端，以维护共产党于中国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内，中国近年各大学及以下各级学校学生开始学习“习概”，即习近平思想概论，长期而言前景令人担忧。陶逸骏以过去在和中国师生交往经验中发现学生熟稔运用“毛概”话语等情况补充说明，确实不能低估学习“习概”等政治课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效果。 另外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吴国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国人及有意到中国做生意的洋人为对象，但随著海外中国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较不接受，加上中国经济问题增加、财力减少，整体而言效果将会降低。 结语 本次的演讲虽然是“里外前后”，吴国光提出，“里”你我都无法见得、“外”处处都有、“后”大家较为关注，但做学术研究仅能从“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吴国光在演讲中对党代会制度进行梳理，并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后可能制度变革。与谈人吴介民则从产业面切入观察与对话，呈现中国二十大后可能的发展及可持续关注点。这些观点，都为身处“新柏林围墙”另一侧的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共体制、领导人及其他相关行动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线上演讲。吴国光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陶逸骏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罗琪玟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生。本场演讲由陶逸骏策划和主持，罗琪玟整理演讲稿。）
迪士尼是童心未泯的美国人所创造出的全球奇迹，从电视到电影，它不只充满娱乐性，还经常兼具教育和鼓舞人心功能，它所标榜的企业精神，更让自己仿若进步主义的觉醒者。近期它和佛罗里达州政府之间关于特许经营权的官司，就被形容成是进步的迪士尼，力抗保守的州长德桑蒂斯（DeSantis）。 事件起因德桑蒂斯任内通过了“禁止校园（幼稚园到三年级）教授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内容”法案（《教育父母权利法》Florida’s 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 Act,），迪士尼随后便发表公开信，反对这部所谓“不要说同性恋（Don’t Say Gay）”法，明显和州长持相反意见。 年初，德桑蒂斯再签署一项法案，打算直接收回迪士尼位在佛州（奥兰多）长期享有的园区特许经营权。迪士尼首席执行长鲍勃·艾格（Bob Iger）于是指控这是德桑蒂斯对迪士尼“不要说同性恋”言论的报复。 迪士尼一方自然援引了美国用以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不应该有任何一家公司因为政治观点遭到惩罚。而迪士尼为表现自己捍卫企业价值的勇气，当德桑蒂斯宣布可能在迪士尼乐园附近盖监狱以及另外征收道路费后，立刻于加州迪士尼园区举办了场盛大的LGBTQ活动，显现出一家企业对政治打击的无畏无惧。 总之，迪士尼相信自己始终是在引领（或呼应）美国大众走向更多元、包容的世界。 但若想将迪士尼标举的“进步价值”移师中国，问题就又复杂多了。且就在迪士尼力抗德桑蒂斯时，大家对它过去多次向“C级审查（C即China）”低头的经验，也还记忆犹新。 包括当初为何需要在电影《奇异博士》中，将原著漫画里的“藏族老魔法师”改为凯特尔白人？为什么远赴新疆拍摄《花木兰》时，完全无视已广为人知的“中共新疆再教育营事件”，片尾甚至还要感谢新疆官方协助拍摄？美国笔会曾提出一份综合描述美国电影制作人“如何避免激怒中国官员方针”，为什么迪士尼刚好首当其冲？以及质疑今天“不提台湾、不提中国少数民族、不反对中国政治主张”，是否也是迪士尼创作的审酌尺度？ 身为全球娱乐业巨擘，迪士尼“预想北京审查员在想什么，然后自我审查”的模式，曾为美国电影制作开了不少先例，甚而为美国之外的影业“树立了标准”，包括遇到中国，利润往往可置于原则之上。 直到去年《奇异博士》2上映，片中因为出现“法轮功”字样，未能登陆中国戏院，该片仍能在全球开出好票房，而这是否就代表迪士尼将不再对中国式审查让步？ 今年四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Members of a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针对美国影业的中国因素举办了听证。与会的迪士尼执行长艾格在答复其“中国市场法则”时曾说：“（迪士尼）高阶主管们试图要在中国审查文化和政治要求（与迪士尼电影内容）之间取得平衡。我们承认这之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且我们并不都是正确的…” 可以听得出来，迪士尼的“中国市场法则”仍处于模棱两可、语焉不详。今天，中共透过“市场准入”操作以推进它地缘政治目的手段，对美国诸多企业还是奏效的，即便如迪士尼这样庞大的企业体，也会陷入中国市场给出的两难，尤其迪士尼贩售的不只是一项商品、一个物件，还有基于美国言论自由下的文化、艺术创作，它和中国审查文化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平衡？而这样的平衡，实际成本效益又该如何计算拿捏？更何况中国式的内容审查经常是隐晦不明，多是有求于它者自行领略。就像《奇异博士》2是因为“法轮功”字样才未获准在中国上映，到今天也都还停留在“合理的推测”。 作为不少人童年回忆的遗产，迪士尼尽管经常建构出某种价值观套路，却能经由随后新的作品再打破它，包括王子拯救公主、白人优于有色人种、二元性向框架等等…有多少人长大后也都跟著迪士尼从那些刻板印象中一起“觉醒”了。只是，假若以艾格在上述听证的发言，去对照他因捍卫企业价值而杠上德桑蒂斯，等于是一边苦思著自己产品该如何取得和中国式审查的平衡，一边手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倡言企业言论自由，这就又让人看到一家跨国大企业的双面性格。而倘若迪士尼对中国式审查存在任何妥协退让，它今天如此高调力抗德桑蒂斯，各界又会做何评价？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质疑苏联原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主权地位，在欧洲引发轩然大波，这是典型的“一言毁邦”，让外界尤其欧洲国家质疑中国呼吁俄乌停火止战的立场和诚意。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媒体怀疑，作为驻外大使，卢沙野的这个“失言”，不会仅仅是表达他个人的看法，很可能是得到外交高层乃至习近平本人的授意，代表外交当局对外的一种试探放话。 卢“不小心”说出真实想法 我认为，卢的言论更多表达的还是他个人对俄乌战争以及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独立地位的真实看法。这种看法在中国的外交系统里可能有相当多的外交官也和卢一样，但是不会被外交当局鼓励，因为这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平时，若要对一些热点问题表态，驻外使馆和官员一般都会按照外交当局既定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不大可能偏离，但卢这次是面对法媒的尖锐提问，很可能因此没有仔细权衡，“不小心”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 中国的外交自周恩来时期就定下“外交无小事”的规矩，就此而言，这是中国最讲政治纪律的机构，外交官们生怕讲错话为国家带来麻烦，从而影响自己个人的前程。所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以及对外使馆的发言，都显得中规中矩，让中国的民众都很不满意。当然，习近平当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改的是狠话硬话讲得多了些，被外界称为“战狼”。一般情况下，涉及对外讲话，无论是外交系统还是其他系统，基本上还是守着规矩，很少越界。 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正是从这个角度为卢辩护的。他认为过去中国的官员太中规中矩不好，得让老外习惯外交官说一点个人的观点，不能他们一叫唤，外交官就都缩回去，今后仍然应该积极发声，不能出了这起风波就因噎废食，中国媒体更没有理由畏首畏尾，绕着敏感的事情走。 卢的说法政治上不合格 不管从学术角度如何看待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主权地位问题，卢身为驻外大使，说出这番话，即便是表达个人观点，也是非常不适宜的。因为这公然挑战中国自身关于主权国家的定义和原则。他不但得罪了那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加深了欧洲舆论对中国试图调停俄乌战争意图真实性的疑虑，让外交当局稳定中欧关系的努力受挫。因此作为外交官，卢不但在政治上不合格，且缺乏国际视野和格局，是在挖习近平的外交墙角。 故而， 卢沙野的这个话，也不太可能是受外交高层尤其是来自习本人的授意，试探放风，以卢的层级，他是不能直接通习的，除非有某种紧急事情要处理。因为假如这是外交高层比如王毅或者习授意，那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前段时间外交当局郑重其事发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和平主张以及之后为实践这些主张所做的努力不就白忙活了？然而，卢的“失言”使中国停火止战的“诚意”受到损害也是事实，让西方认为中国其实还是在偏袒俄罗斯，并不准备真正让俄乌停火。 我过去曾说过，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或者中共的统治利益而言，习近平确实希望俄乌战争打的时间久一点，这样既然牵扯美国，让美国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反中，也能通过战争削弱俄罗斯，让俄罗斯更靠近中国，并且俄乌战争打的时间久，美国和欧洲参与的深，俄罗斯今后和它们和解的可能性就低，从而更有利于中俄事实上的结盟关系。 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俄罗斯最后能够获胜，至少是不能在战争中被打败。如被打败，中国将独自面对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的围攻，而现在还有俄罗斯在前面挡着。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一年了，在中国外交当局看来，战争的时间长度也许差不多，再打下去俄罗斯消耗太多国力变得虚弱不堪也不好，战败就更不好，而战局的进展呈胶着状态似乎对俄不利。所以，北京这个时候倡导双方停火，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虽然北京在战后一直是这么呼吁的，但过去只是呼吁而已，现在它认为可以使上劲，因此加大了外交介入力度。 换言之，在俄乌战争一年后习近平打出和平旗号，试图让中国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也是“诚心诚意”的，他认为中国将能收获最大国家利益，凸显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德形象，也降低外界对中国将会攻打台湾的猜想和舆论声浪。 卢可能遭到撤换 可惜，卢沙野此番言论毁了习近平和中国外交当局处心积虑下的这盘“好棋”。说毁了有些严重，但受到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失言”风波对中欧关系到底会产生多大的不利影响，需要后续观察，外界或许有些夸大。对欧洲舆论、议会特别是东欧国家产生的冲击作用会相当明显，但在中国外交当局看来，它们本来就对中国不友好，要想改善它们对中国的看法很难，北京在意的是老欧洲特别是法德意西等国政府和欧盟的对华政策。 虽然这些国家政府会受舆论和议会的牵制，可相对务实。在中国外交当局已经澄清中国的立场，同卢进行切割后，它们应该不会怀疑这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像马克龙不大可能停止和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当然，北京也会做出进一步的举动，来修复因此事导致的某种裂痕。 其中一个举措，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找个名目将卢沙野召回，换驻法大使。卢在外交系统有“大嘴巴”之称，因发言引发的争议已经有好几次，同僚评价不高，此次事件发生后，据说中国外交部乱成了一锅粥。不论该不该提倡外交官讲话有些个性，事实证明卢确实不是个称职的大使。此人2019年被王毅提拔为驻法大使，这次闯了这么大祸，属于一次外交事故，差点给习近平挖坑埋雷，秦刚理应会修理他，建议习把他换掉。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是语言的行为艺术。以此而论，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要算是顶级的外交家了。4月21日，他在接受法国电视台LCI访问时，发表了一番“宏论”，立刻引起舆论瞩目。他说：那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的国际法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认定他们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一句话轰动全球，这个语言的行为艺术不可谓不成功哈。 这位大使不是第一次成功博眼球了。早在2008年3月，那时还是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的卢沙野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宣称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曾是“最大的农奴主”，在他治下的农奴制度“比欧洲中世纪时期实行的制度还要残暴”。2019年1月，已经升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卢沙野在渥太华的《国会山时报》(The Hill Times)上发表专栏文章，指责西方国家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事件上表现的是“白人优越感”。 在他出使巴黎之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曾在2021年指名道姓地辱骂法国一位著名学者是“小流氓”，只因这位学者经常对中国问题发表评论。2022年8月，卢沙野告诉法国媒体，北京要在“统一”台湾之后对台湾民众进行“再教育”。作为政治学学者，我想告诉中文读者，“再教育”在普世理解中就是“洗脑”的意思。 所有这些言论，要么极不适合外交官身份，要么公然无视国际共识，堪称“沙野奇谈”或如网民所称“撒野”怪论，当时都曾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乃至相关方面的抗议，也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所谓“战狼”现象的关注与议论。 卢沙野多次撒野却官运亨通 一些评论者认为，这种言论其实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外交官应该在国际社会代表和维护国家利益，很多人因此推断，卢沙野这类所谓“战狼”外交官的撒野言论应属个人越位发挥，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更有人甚至判断卢沙野有可能因此受到中国当局的惩处，同以“战狼”著称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被调离发言人岗位的举动被认为是前车之辙。 明确地说，我不敢苟同这类分析。原因有四个，今天先谈两个。 第一，就宦途而言，卢沙野并没有因为早先的战狼撒野言论而受到来自中国当局的任何惩处；相反，他官运亨通，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从副局级官员升到副部级官员。事实上，卢沙野在中共外交官中决不是一只孤狼，也不是唯一一个一边发表被认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撒野言论一边一路高升的中共外交官。 多的不说，现任中央外办主任、前外交部长王毅，也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号外交官，近年来战狼姿态鲜明，结果得以在69岁高龄被破例擢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晋身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现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驻美大使任上也曾被讥为战狼，随后得到破格提升，从副部级直升副国级，成为当今中国最年轻的副国级领导人。 这些高级外交官无疑都不是笨蛋，他们对于哪些东西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宦途前景，我相信，不但比媒体评论人士更清楚，也更为在乎。没有中共对他们的体制性奖赏，外交官不会变成外交战狼，至少不会出现目前这样的群狼现象；如果中纪委在“打虎拍蝇”之外哪怕只是轻微地有点儿“打狼”动作，我相信，这些战狼立马披上羊皮，“卢撒野”一抹脸变成“卢装文”也是绝不奇怪滴。一句话，中共外交战狼的出现，并不是哪一个外交官的个体原因所造成的，因此不是偶发的；这其实是中共在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的大判断下所着意在外交界促发的一种制度现象。 卢沙野获习刻意培养 第二，就政策论述而言，战狼们那些常常不免荒唐的言论，如果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那是不是说中国当局已经没有力量约束和控制自己的外交官了呢？我想，最为武断的分析人士恐怕也不敢下这个结论。中共的控制机制之强，世无所匹；“外交无小事”，更是中共外交教父周恩来为中共外交官们定下的铁的纪律。 1980时代，身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在香港事务上对外发言一句话不合邓小平的意思，不仅被邓小平当着国际媒体批为“胡说八道”，而且大幅度贬官，从此政坛失意到死。在今天习近平权势压倒一切的中共官场，一个小小的卢沙野，如果真的是不受当局约束地发表被高层认为是错误的外交言论，恐怕还不是撤职的问题，能否保住身家性命都成疑问。现实呢，却是习近平亲自出马为这个卢沙野擦屁股——4月26 日，习近平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明显是要为卢沙野那番话做点儿找补。 其实，卢沙野应该算是中共驻外使节中最为了解高层外交意向的人士之一，更是一位曾经在习近平身边工作过的外交官员。就在当年在驻塞内加尔任上言论火爆之后，卢马上于2009年被提拔为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得到刻意培养，在武汉挂职副市长以增加历练和资历后，于2015和2016年间担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长。小组组长是谁？那就是习近平啊！谁敢说曾任中央外办政策研究局局长的卢大使说的话不符合中共外交政策，难不成你比人家局长还了解高层内情喽？ 以上两点，其实还只是中共外交战狼撒野的浅层次内在逻辑。至于另外两点较深层次的逻辑，这里篇幅所限，容我下回分解。对了，那时候我也会说一说为什么习近平要为卢沙野擦屁股。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的“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中未有效地位”论，引起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特别是前苏联国家更是强烈谴责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80多名欧洲议员要求法国驱逐卢沙野。中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了说明：“中国尊重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诞生的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与卢沙野作了切割。 卢沙野作为中国驻外大使，不可能发出与政府不同的观点与立场。尤其是习近平垂直指挥外交部的今天，说句难听的话，借三个头给卢沙野也不敢擅自主张说出这样不知轻重的话来。他的话只能来自习近平的授意。从历史来看卢沙野是职业外交官，在加拿大任职期间，孟晚舟一案上就体现出战狼的特色。后派驻法国常常语出惊人，贬低欧洲的防疫，侮辱法国的医务人员，威胁法国友台小组，并用“疯狗”来辱骂法国媒体。卢沙野的外交行径离外交官应有礼节相去十万八千里。 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卢沙野不会不知道，一下子否认14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主权不是一件小事，他也不会不清楚这14个国家的主权不但为联合国所承认，也为中国所承认都是中国的正式邦交国，甚至也为俄罗斯所承认。俄罗斯打乌克兰也没有不承认他的主权国家地位，而是说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构成了对他的军事威胁要进行去军事化。那么为何中共要跳出来来否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位。这就不得不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谈到底作了什么交易？ 习近平针对苏联解体的一句名言：“竟无一个是男儿”。说明习对苏联的解体是多么地耿耿于怀。不过他终于等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从中看到了普京没有说出不敢说出的秘密。即恢复前苏联。而这一想法恰好与习近平一拍即合。中共不但支持俄罗斯的侵乌行动，而且进一步地占领前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从而恢复苏联。普京知道要恢复苏联仅仅靠军事行动是不够的，还要从法理上否认这些国家的主权。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卢沙野口出狂言。卢如此这般的说法，实际上是为普京与习近平放风，在国际上作火力侦察，当看到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与前加盟共和国的强烈抗议后，中共外交部只得与卢沙野作了切割。强调中国的立场没有变，“中国尊重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诞生的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中共在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的同时，也暴露了真实的战略意图，与卢沙野切割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卢沙野的主权无效论是中俄早已秘谋好的。但为何不由中国驻俄大使来说出，而由不相干的法国大使来说出呢？这一方面是俄罗斯的狡诈，另一方面牵涉到马克龙与习近平的勾兑与跪拜。由驻法大使来说出这样的话来可以风险最小化，中共相信马克龙不会为难驻法大使。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虽然整个欧洲愤怒了，欧洲外长描述为不可接受的言论，远远超出了外交官的言论可接受的范围，不但违反了国际法并对欧洲形成了威胁。但是直到现在马克龙仅仅表示卢沙野语言不当。外交部长召见约谈，只表示不可接受，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并没有驱逐卢的意思，马克龙访华时已表明不要淌与法国无关的浑水。 卢沙野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主权未有效地位论，使中俄复辟前苏联的野心浮出了台面，使人更清楚乌克兰战争的性质。一当乌克兰被打下后面跟着的是14个前加盟共和国，还有东欧的前共产主义联盟国家，最终是整个世界。习近平访俄与普京告别时说：亲爱的朋友“百年不遇的变革正在到来，我们共同来推动。”“我同意。”普京回应说。中俄共同推动的是什么呢？卢沙野把它倒出来了。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在欧洲捅了马蜂窝，制造出一场外交大灾难，有人归责于卢沙野个人素质太差，法语程度边太低，这可能是部份事实，因为他和他的大老板都属文革一代，没能好好读过书。 也不能就此独责他，毕竟，满腹经纶的人坏事做绝也所在都有，关键还是内在修为与环境决定一个人的品质，卢河野的品行不得而知，但他所处的环境却极端不适合一个文明人成长，有个事例可为佐证：中国有位幼儿园老师录了一支视频，问娃娃们为什么来读书，一位不足五岁的男娃说，我来上学，是希望长大后可以不在中国生活，我要去英国。 视频立即引起举国为之哗然，娃儿成了最年幼的辱华汉奸，老师被检讨，学校遭到处理，其严重性不逊于宝马汽车冰淇淋辱华风波。 回头来看卢沙野闯的祸，有人以为这是一时失言，但不太现实，身为大使，没人拿刀逼他上电视，他之所以跳火坑，推测其动机，一是求表现投老板所好，二是为主席的好朋友马克宏解危。 哪知法国人根本不吃党媒那一套，剧本走调逼得卢战狼失控，当主持人问“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时，卢沙野难以招架，摆出臭脸教训记者没读书，因为卢大使和他的党，从来就有一套论述体系，他说克里米亚本属苏联，是赫鲁雪夫送给了乌克兰，俄罗斯既然继承了苏联的联大席位，克里米亚当然属于俄罗斯，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另外十四个前苏联共和国，通通也属于俄罗斯，“因为没有国际协议将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所以不具国际法上的有效地位，所以普京要恢复大俄罗斯荣光，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入侵乌克兰了。 这下子事情大条了，十四个联合国所承认的独立同国家，一下子变成了主权未定，当然气打不只一处来，纷纷要求中国解释，而欧洲议会成员则要求法国驱逐这头野蛮战狼。 卢沙野当然知道这个论调站不住脚，但很符合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的需要，他知道老板喜欢听什么，只好硬著头皮耍流氓，当对方提到毛太祖曾经害死几百万（事实上是几千万）人的历史时，卢某见笑当生气，只能反口讥对方不读书。 卢某也许读书不多，但肯定还有历史常识，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初，苏联就握有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三票，1954年更在联大提案，要求15个加盟共和国都具有会员国资格，俾能与北约抗衡，其依据便是1944年修宪时，第18条就已写明加盟共和国享有建交、缔约、建立军队等所有主权国家的权利，换句话说，普京也不敢说乌克兰等不是国家，卢沙野却替他说了。 为了讨习近平欢心，卢沙野不惜耍流氓，却也不慎泄露了习近平图谋台湾的心思，只是这样一来，也把中共领土扩张论述推进了死胡同，形同把习近平架在火上烤，难怪毛宁忙著切割，因为要论某地“历史上属于谁”就没完没了，最起码中华民国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格更老啊，不是吗？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驴子一旦撒起野来，棚子里鸡飞狗跳熊出没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中央3月10日发出学习“习选”一、二卷的通知，这在中共党魁出版“选读”（文选）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这也是习近平在2017年10月“入驻”中共党章但只有空洞的行动指南概念之后，中共中央给出了具体的共产党宣言的高级摹本——可说是中共操作手册。习近平出版必读著述，显示中共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他想要刷新中共的理论，欲超越毛泽东，然而，中共在习近平时代号角吹得越响，穷途末路来得越近，现在到了在棺材中敲打盖子了。 其实，中共党魁在任期间言论集结出书早已成为惯例，但都是党魁卸任之后。毛泽东当年为搞个人崇拜，也只是以“选集”的方式定名，此后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均是以“文选”而名之，唯有习近平被冠以“习近平著作选读”，著作一词在毛泽东头上都不曾应用，而习近平著作，毫不避讳的是个人崇拜的“载体”。难怪有人说这或是第二次文革将来临——从统一思想开始，然后是大清洗，党内整风等一系列动作，都将会以“习选”为钢鞭、为指导、为标准。 中共意识形态新架构？ 2004年《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中共意识形态被刨根问底，九大邪恶基因昭然若揭。中共在历经从乌云之巅荡落在泥淖的过程中，经营更加惨淡，随后九评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鸿篇巨著，沥青了中共并不是一种理论体系或学说，揭示了其本质来源及反人类、反宇宙的本相，于是中共内部的官员发出了质疑、动摇、否定之声从此不绝于缕。 唯物主义、进化论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无论其哲学基础还是空泛的共产主义概念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习近平在不能够完全碾压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又不能摆脱共产主义窠臼而打造全新理论的前提下，非常想要营造出一套完善的理论，用于切实指导中共，这才有了习近平在2012年到2022年的10年间，推出的以旧翻新的种种说法，外媒也总是对这些“重要讲话”而讲话，一言以蔽之：没有新内容。但总体上讲，在一个违反宇宙定律的框架内，不遵循人类普世价值，要缔造“全息”动态范本，还真是痴人之梦。 从党魁“文选”看习近平得了什么前车之鉴？ 对习近平而言，“毛选”已经过了“保质期”，从1951年10月12日“毛选”第一卷出版发行，到华国锋打算出版毛选第六卷，继续推崇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产物时，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流产”了，表面看是中央决定不再坚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实际上，三度被打倒的邓小平为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提升威权力而大费周章。 为了复出，邓小平不惜“卧薪尝胆”，两次给华国锋写信表忠，在肉麻的吹捧以及承诺中，让不谙中共政治的华国锋信以为真，邓小平却在背后“诋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拉帮结伙，最终让其两封信被中共中央当年十五号档转发，邓小平狡黠的两面“斡旋”运作后，一大筐职务得以恢复，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党政军职务，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乃至共军总参谋长职务。 邓小平也率先从军队入手，借“平反冤、假、错案”，将军队牢牢掌控在其手中，随后也才能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方式，完全架空华国锋，并从意识形态层面，对华国锋发难，最终将华国锋送入坟场，成为一个过渡，否定了其当真担任过“英明领袖”的历史，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华国锋被删除了，自然也不会有文选。 说白了。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成就了一个最出格的时代，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挠头的中共独裁政体的特殊案例——操控中央的“中顾委”，前无古人，在帮规中找不到出处。 邓小平时期，也可说是一个“军管”时期，1982年到1987年，邓小平在军委主席位置上，发号司令，当然，邓小平的另一个并不关键的职务是全国政协主席，他反而在这个位置上“大有作为”。在国务院，邓小平也从来没有坐正，因此，邓小平成为中共的实际掌门人直到过世，中共都并未给予邓小平谥号，也没有对其加冕，而冠以“同志”称呼。 邓小平理论的出现以及被定位，是建立在“邓小平文选”基础上的，“邓选”1989年8月20日在全国公开发行，1993年邓选第三卷出笼。 江泽民效仿邓小平，也出版了三卷“江选”，而胡锦涛则被修辞避讳，虽然其出版了《胡锦涛文选》三卷，但没人说这是“胡选”，汉语真是精深，偶然就是必然，说胡选就没错。 如果说邓选是毛选的升级版本，并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并迅速具有中共黑帮帮规党章的“行动指南”效力，那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是中共走向彻底败落的污秽产物，好在这一产物昭告了中共的邪教本质。胡锦涛在毫无建树的前提下，只好更加抽象的用科学强化中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根基。科学发展观更加空洞无物。 有意思的是，2013年习近平在出版胡锦涛的“胡选”时，也是相当隆重，不但称这是重大决定，还说成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且具有重大现实、深远历史“意义”——习近平还了个胡锦涛裸退的天大人情，目前胡锦涛早就下架了——开个会还差点被架出去。 区别在于，邓选、江选、胡选都是在新华社以报导形式通告出来的，也都是他们本人不在位不谋其政后，中共“加封”谥号的方式出版其言论的。 （全文转载自看中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与商业团体近日陆续走访中国，澳中关系似逐渐回暖。专家认为，随着工党的对华政策的缓和，地方也开始与中国恢复经贸往来，但国际局势与基本价值观等差异使澳中不再互相信任。 堪培拉对华友善 地方积极恢复澳中经贸往来 一个由15名澳大利亚公司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下周将访问中国，4月23日开始对香港、天津、深圳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进行6天访问。这将是三年来澳大利亚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行业代表团。 继上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Daniel Andrews)访中后，西澳州州长麦高恩(（Mark McGowan)也于4月17日抵中进行5天访问，希望与中方讨论取消贸易限制“重建关系”。 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认为，自从去年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印度尼西亚会面，随之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访问北京，接着近期贸易官员访华，澳中之间已经形成“从贸易回暖开始恢复关系”的大气候。上一届的莫里森政府非常严厉地警告工党执政的州政府应该将中国当成重要的威胁，还通过联邦的立法将维多利亚州跟中国签的一带一路协议撕毁，因此工党执政的州政府现在终于盼来与中国恢复交往的机会。 陈杰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以阿尔巴尼斯（Albanese）总理为首的联邦政府对华采取非常友善的态度，中国也有意把澳大利亚当作像法国、德国一样，就是可以离间的美国盟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大工党州长去中国。” 陈杰指出，除了商贸合作，西澳大利亚与维多利亚州都公开表示，这次与中国交涉最关键的项目之一就是尽快使中国留学生回流澳大利亚，往后地方政府与中国的交流应该会愈来愈频繁。 澳中关系专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晋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许多澳大利亚的商界和工党的地方首长正在排队等着访问中国，迫不及待地进入中国市场，故意忽视中国的问题。 他说:“中国的外在金玉仍然对澳大利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中国的败絮其中澳洲(澳大利亚)人就看不懂了，或者压根就不愿意看。一个人一旦上了杆子，就是再不值钱的东西也会视作金不换。” 秦晋认为，澳中恢复商贸关系，对澳大利亚来说很可能是虚幻的。 澳大利亚在4月18日重申，在部长级会议后将致力改善与中国的农业关系。在外交关系逐渐解冻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乐见恢复大麦贸易取得的进展。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许多农产品、龙虾、红酒等产业确实因为中国施加的贸易制裁与限制而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些并非刚性需求，现在的中国对这些商品的购买力未必如预期。 他对美国之音说:“疫情后的中国跟疫情前的中国不一样，其实它很多需求，除了刚才讲的煤矿、铁矿是刚需，还有做锂电池的矿它需要，其他这些龙虾、红酒，它们属于奢侈品，这些需求其实已经不是说不复存在，但是下降得很厉害了。” 冯崇义认为，澳大利亚对于与中国恢复商贸关系可获得的利益，不宜过度期待，更不必寄望两国关系会恢复到15年前的程度。 国际局势已变 澳大利亚无法全面亲中 澳中两国关系在去年5月工党执政后，出现了逐渐改善的迹象。黄英贤去年底曾经访问中国，是2019年以来首次澳大利亚外长访中，然而黄英贤4月17日表示，澳中关系最好的时候，是1996年到2007年由霍华德（John Howard）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期间，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回到那时的蜜月期了。 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认为，澳中经贸关系虽然将持续改善回温，但是基于大环境已经发生重大的改变，澳中关系确实不可能如过去般友好。 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及世界战略格局，已经在俄乌战争爆发、中国暗中支持俄罗斯、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世界民主自由对抗中俄专制极权俨然成形之后，情势发生重大变化。” 林松焕表示，北京对澳大利亚已经产生战略猜疑（Strategic Distrust)，尤其是在台海议题上并不信任澳大利亚。 他说:“北京也认为澳洲最近正式签约购买澳英美联盟（AUKUS）的8艘核燃料潜水艇，乃是澳洲确定要和美国及英国共同围堵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展，以及未来有可能介入台海冲突的敌对举措。” 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表示，虽然工党政府不会像莫里森政府那样时常提起中国最敏感的台湾议题，但会坚持AUKUS的路线。 他说:“现在这一届传统上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澳洲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必要像前一任政府那样去瞎咋呼、故意挑衅中国，这和美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澳洲，哪怕现在是对华相当友好的阿尔巴尼斯政府加上它的华裔外长黄英贤，都不会对双边关系抱有太大的幻想，都在说蜜月期不会再来，该买的核潜艇一个都不能少，一边对华恢复贸易关系，一边庞大的代表团去印度。”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晋表示，澳中破镜重圆固然好，但是毕竟不是必然，习近平的笑脸之下核心还是战狼外交，北京要赚足面子，堪培拉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面子和利益让北京心满意足，关系修复程度有限。 他说:“北京和堪培拉双方都有让步和意愿。显然北京只是希望澳洲走过去，自己乃高山一座，巍峨耸立岿然不动。工党政府又不能做的过头，一味迎合北京，还得拿腔拿调，保持一定的矜持。” 秦晋指出，除非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重新卷土重来，再亲善北京，哪怕与传统盟友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翻脸也在所不惜，但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不可能发生。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国的统战力量在澳大利亚渗透极为严重，这两三年来，澳大利亚从政府到社会都已经开始警戒，不可能如从前那样信任中国。 他说:“不能继续这样下去，让中国在澳大利亚如入无人之境，建立它的统战体系。就是在整个媒体、整个学界、整个商界甚至于政界，在严重地影响澳大利亚的政治。特别是在华人小区里头，应该是百分之90、95以上都是掌握在亲中共的、所谓的爱国侨人的手上。媒体也一样，就华文媒体，几乎都是亲共的爱国侨人在掌控。” 冯崇义表示，澳大利亚社会已经觉醒，毕竟中国是不同的制度与价值观，即使逐渐恢复商贸往来，也不值得信任。他指出，特别是杨恒钧与成蕾两位澳大利亚公民在中国被捕数年后至今仍未释放，中国政府的作为让澳大利亚社会无法接受。 呼吁重视人权无助于使中国释放人质 因涉嫌“泄漏国家机密”在中国被捕的澳州华裔记者成蕾，去年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不公开审讯后，3月31日已满一年仍未宣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对此表达深切关注。 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表示，中国虽然不太信任澳大利亚，但基于战略考虑，中国仍有必要拉拢澳大利亚，并离间澳英美联盟（AUKUS）成员之间的互信。 他说:“中国将以被拘禁的杨恒钧与成蕾为外交筹码，暂不宣判，视实际情况及澳洲是否让步，再于利益交换后，酌情释放。” 林松焕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将持续以经贸与人权脱钩、个案逐案处理的务实低调作法，处理中国大陆违法人权的问题，但其收效并不乐观。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晋指出，杨恒钧与成蕾其实本无罪，是因为正好在北京对堪培拉最不满的节骨眼上被作为报复的筹码，因此澳大利亚任何重视人权的呼吁都没有用。 他说:“澳洲可以参考加拿大两位人质的获释。讨论人权问题不会有助于两位人质获释。就像绑匪绑票一样，他们要的是赎金。指责绑匪违反人道毫无意义和作用，要么交保释金换取两人的自由，要么就要有杀手锏能够让对手也感觉到疼痛。也就是说，澳洲必须有让北京感到疼痛的利器。”
在中国，城管没完，农管又登场。号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农管，是共产中国2023年的新名词、新武装。农管一出现，农村就不得安宁。到处传来惊人视频和画面： 不准农民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强令改种谷物、玉米、番薯。“叫你种什么就种什么！”农管队不仅动手打人，而且还动手拔起农民的蔬菜。不准农民自行杀猪，否则每头猪被罚款8万多人民币。农管队动手抓鸡抓鸭、运走猪只，擅自卖掉，款项不知所终。不准农民在鱼塘四周种玉米、豆角，不准农民在自家门前树上栓绳子晒被子，声称有碍观瞻。农管在农民的田地里动手砍树、推倒树，遭愤怒的男主人持长棍打翻在地…… 据称，农管队早在2018年就成立，一直没有大动静。今年忽然开始大动作，明显对应习近平超期连任、习家军全面夺权之后，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极左路线。农管突如其来，人们不禁要问，所谓农管，究竟管什么？管得有多宽？中共官方回答：农管队主要是打击”侵农害农”等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但，其实际行为，却恰恰就是侵农害农、干扰和破坏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还是农管们自己说了实话：“你说我们农管算什么？你们交管管不了的，我们管。你们城管管不了的，我们也要管。王权特许，先斩后奏，这就是农管。”其中，“王权特许，先斩后奏”这类话，并非一般农管人员说得出来，必定来自内部文件。可见，中共高层和党媒故作为农民服务，唱白脸；但在内部，已经下达“狠狠整”的最高指示，由基层农管人员唱黑脸。 官方宣称，农管将对全国农业农村实行执法监管，涵盖种子、农药、兽药、饲料、农机、动植物检疫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渔政等所有领域；并监查监管农民生活。管的范围，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按照中国人的口头禅，真可谓“管闲事”、“管得宽”。 农管，首先让人联想到城管。在城市，中共开启了城管和小贩的互斗、互害和互杀机制，政府虽为城管背书，但城管和小贩一样，都成为受害者和牺牲品。如今，在农村，中共开启农管和农民的互斗、互害和互杀机制，政府虽为农管背书，但农管和农民一样，都必将沦为受害者和牺牲品。 其次，农管让人联想到白卫兵。当习近平下令极端封城、极端清零，就迅速组建起庞大的白卫兵，到处围堵围困民众，到处施暴抓人，造成大量次生灾难和非疫情死亡。如今，习近平下令整肃农村，各地农管队迅速成立，并急剧扩大规模。仅在湖北省，就初具5000人规模。农管队一出现，就有制服、有徽标，并全副武装，拥有电警棍、捆绑绳、盾牌、防弹衣等全套攻防设备，仿如手持尚方宝剑的执法队伍，可见来头不小。 再次，农管让人联想到中国当下的经济危机。习当局收刮民财，即中国网民所说的“割韭菜”、“开人矿”。收刮了民企，开始收刮平民；收刮了城市，开始收刮农村；收刮了工人 ，开始收刮农民。就在农管队大举出动，如土匪下山、鬼子进村、全面突袭围剿各地农村的同时，习当局宣布启动2023年“稳粮保供”专项行动。用意不言而喻。经济危机背后，是粮食危机；粮食危机背后，是战争机制。 武打明星成龙有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连生长在香港的成龙（属极少数的香港人）都有这种脑筋，更不用说盘踞皇城北京的习近平、王沪宁、蔡奇等人。于是，在网管和城管之后，就来了农管。企图从此管住农民、管死农民。 由此，让人联想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商鞅变法，厉行富国强兵，同时管死人民，故意让人民陷入贫穷、弱小、愚昧，以供统治者任意驱使，充当战争炮灰。习近平意在发动台海大战、甚至不惜与美国决战，故而急忙忙赶造战争体制、制造战争气氛。今日能强种强征粮食，明日就能强抓强征壮丁。这，大概才是成立、壮大和武装农管队的真正目的。 图谋发动台海战争、图谋以武力手段强夺台湾的习近平们，包括献计商鞅模式的王沪宁们，或许应该多懂些历史。作为春秋战国的一员，秦国，存活了近700年；但，作为大一统的秦朝，却只存活了14年。其中的哲理可谓深奥。 从商鞅变法之日起，秦国穷其百年功夫，到处点起战火，干戈连年，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最终吞并六国，建成大一统的秦王朝。从秦国到秦朝，从一国到大一统，结果呢？一统天下的秦王朝，仅仅苟延了14年，就遭人民起义推翻，转瞬间消失于历史的风尘。不义之财，最易耗尽；不义之国，最易崩塌。历史教训，不可不谓深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中国去年底宣布疫情管控逐步松绑以来，中国的经济多被看好会逐步复苏或有大幅成长，甚至带动全球经济的成长，然而，在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持续趋严的当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已受到限制，同时，中国过去庞大的智慧型手机产业也因为手机需求下滑而导致获利持续衰退，因此，中国经济是否可因疫情趋缓而复苏，仍不确定。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零售销售与工业生产分别年增10.6%与3.9%，均较前二月高，但是，固定资产投资为5.1%，较过去二个月低，整体而言，中国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为4.5%，高于预估的4%。 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多 虽然中国第一季的经济较预期为高，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月底(3月27号)仍宣布全面降准1码（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利率0.25个百分点），这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仍高，因此，中国人行需要持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来挹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避免发生流动性危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可能原因为：一、自2021年以来，中国恒大地产破产所引发的房地开发商破产与烂尾楼问题仍未被解决；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使得中国当地厂商与外商投资降低，资金撤离中国的需求极大；三、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增工作机会大幅降低。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下，中国出口降低的趋势已不可逆，中国民间投资与外人直接投资的需求也将会较过去大幅降低，当中国本土厂商与外国厂商的投资都降低时，中国未来新增的就业机会也会大幅减少。特别在2019年底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以来，需多中国企业也因为疫情封城措施而退出市场，就台湾厂商而言，包含八方云集与瓦城等业者均退出中国餐饮市场，85度Ｃ在去年也关闭15家中国分店，在疫情逐步趋缓之际，餐饮业者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厂商对中国内需市场的预期悲观应是重要原因。 通货紧缩可能性愈来愈高 当厂商与消费者对未来预期悲观，则影响民间需求的投资与消费均会降低，当民间需求的减幅扩大而引发物价下跌时，则可能发生通货紧缩。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其国内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增率为0.7%，创下18个月来新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则年减2.5%，连续六个月负成长，中国国内物价的现况，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面临通货膨胀而大幅升息的现象有显著的差异，如美国联准会为了对抗通膨从去年3月至今已升息19码（4.75%），中国则持续降低存款准备率。 中国在2022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台湾、南韩与新加坡分别为2.95%、5.1%与6.1%，美国与欧元区则分别为8%与8.4%。除了中国外，上述国家的物价均是在各国央行已采取升息政策下的结果，令人好奇的是，即使中国可以控制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且向俄罗斯购买廉价石油，但其所面对的大宗物资涨幅仍应与世界各国一样，均须面对输入性通膨所带来的物价上涨，但是，中国物价却是相当稳定的低。 若再考虑中国人行持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方向，人民币的值压力更大，中国面对输入性通膨的压力只会扩大，中国的物价应会更高，但中国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仍低。 虽然中国统计局认为中国物价低的原因为基期太高，但基期因素是普遍现象，因此，若中国的物价统计数据正确无误，则可以合理解释，货币供给大幅增加的宽松货币仍可维持物价平稳的原因，应是民间需求的大幅降低，使得货币需求减少，只有在货币供给增幅仍大于货币需求减幅的情况下，中国的物价才可能微幅上涨，未来，若中国需求持续减少，则物价将会下跌，即人民最不乐见的通货紧缩将会发生。 （※作者为淡江大学产业经济与经济学系合聘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