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謹言《御廷謠》收視奪冠 肅貪劇情引共鳴
2026 年 8 月 8 日
近日，中国连续出现年轻人轻生的新闻。据网络报道，3月19日至23日，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天津市7名中小学生轻生，原因据称是家庭压力或成绩不佳。据社交媒体上很多家长表示，4月1日起，天津市紧急召开全市中小学家长会，排查学生的心理状态。无独有偶，4月4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4名年龄在23到34岁的青年，相约在此跳崖轻生。据当地警方通报，四人分别来自河南、河北、福建、四川，通过网络联系到一起。在跳崖前，四人服了毒药，并写下了日期为4月2日的遗书。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轻生，与其他人无关。”据记者调查，四名死者均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对生活失去希望应该是他们集体轻生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天津中小学生连续轻生，还是张家界四青年集体跳崖，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中国年轻世代未来的生存状况堪忧。 中国自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两位数，持续了超过三十年，国际社会纷纷将中国这段时期的高速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但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开始放缓，疫情三年更加剧了经济的颓势。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时任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这是三十年来最低的增长数字。恐怕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再也无法恢覆之前的高增长率。经济疲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据人社部统计，2023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由于现有的经济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很多年轻劳动力不得不投入到外卖、快递、网约车等零工行业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22年末，没有签署正式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人数达到2亿人，约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4。这些所谓“灵活就业”的人口，其中很多人处于待业、下岗或朝不保夕的打零工状态。 面对这种现实，官方不得不创造新的话术，安抚焦虑的社会情绪。去年，官媒《光明日报》刊登文章《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无需过度忧虑》。文章中指出，当下中国年轻人不同于父祖辈，对单位、组织已不再抱有执念，追求的是“合兴趣、匹配专业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生活间的平衡。文章称，灵活就业是多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外界无需过度忧虑。将被迫打零工说成是年轻人的自主选择，宣传部门也真是煞费苦心了。但宣传无法彻底掩盖现实，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考公考编愈发火热。年轻人也清楚，在这个一切资源被党垄断的社会，抱紧体制这棵大树是唯一的出路。 生长在这样的经济低速增长时代，00后未来不管是就业还是生活，都将面临严峻考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新的都市贫困阶层。而这样的一代又是在网络中成长的一代，各种社交媒体把富裕生活的样子赤裸裸地呈现在他们眼前。年轻人对于好的生活有具体的认知，但自己却达不到。这种强烈的贫富对比会使0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陷入绝望，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幻灭感。但这种不公平感会导致他们走向何方，暂时还看不出来。00后背景差异和阶级分化极大，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选择反抗还是会忍受，甚至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政治力量，目前很难判断，因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变数。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新冠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日前看到一则消息，令人感到很不安。 《华尔街日报》4月13日刊文说，该报调查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要么消失了，要么没有按时更新。南京市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都删除了遗体火化数这一项目。《华尔街日报》向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发出问询，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都未作回应。 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它表明，中共当局要把新冠疫情死亡数据的隐瞒和造假进行到底。 按照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中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大约8.4万人，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取消清零之后，不包括最近解封后在医院外死亡的人。这个数据太离谱，地球人没人会信。倒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讲到了两个相关数据，给出了不同的死亡数据。吴尊友在1月21日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 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 封以来一个多月的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4亿x80%x0.08%=89.6万。也就是说，按照吴尊友估计新冠死亡人数89.6万，就是中国卫健委公布数字的10倍。 不过，吴尊友给出的死亡数据仍然偏低。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 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 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这两条加在一起，就使得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 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 看来，中共当局在新冠疫情死亡数据上是不会说实话了。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疫情呢？于是有人提出，我们可以根据额外死亡的数据，推算出个大概。所谓“额外死亡人数”，就是用某段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减去以过去数据为基础预测出的同期死亡人数而得。这是研究传染病流行影响的常用手段。尸体火化数量的报告就是一个统计额外死亡的重要依据。 当然，在疫情期间尸体火化数量的增加的部分，并不直接都等于死于新冠。这中间，除了新冠导致的死亡之外，还有受医疗挤兑影响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于新冠以外疾病的，还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习惯变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恶化而死去的，还有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等等。另外，在广大农村，有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还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尸体火化的，这些死者都没送进火化场，因此不在火化场火化的统计数字之内。与此同时，有些死亡又会减少，例如开车坐车的人大量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会减少。 尽管如此，尸体火化数量的增加部分，毕竟给我们统计额外死亡，并进而估算新冠死亡的数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中共当局十分明白这中间的道理，所以它要把很多地方的尸体火化数据删除。当然，这种删除也不一定是永久的，也许过一阵子又会重新显示；但是那必然是经过精心篡改的。篡改数据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编造大谎言是个系统工程、配套工程，需要统一口径。如果你这么改，他那么改，互相对不上口径，整个谎言大厦就垮了。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统计数字，包括该年的死亡人数，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减的百分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这个数据靠谱不靠谱呢？肯定不靠谱。我敢说，单单是把去年疫情海啸以来全国各地尸体火化的数量和去年同期的死亡人数相比，就会远远超过27万。——这就是当局为什么要删除各地尸体火化的数据。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蔡英文访美期间，中共为报复美台深化外交，派出多艘军鉴和海巡舰侵扰台湾。有一个新闻可能未受到广泛注意，便是：“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周一（10日）声称，由于美国与菲律宾最大型的‘肩并肩’演习周二（11日）开始，所以北京急着草草结束包围台岛军演，加上海象差，解放军054A型导弹护卫舰舟山号用无线电联络在附近监控的台湾海巡舰，表示‘麻烦你们（台湾海巡鉴）开靠近一点，让我们多拍几张’，他要交差了事。” 王定宇的曝料事后得到台湾国防部确认。 这可能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大的笑话。两军交战在即，中共每日气势汹汹，实施战争恫吓，目的就是造成台湾社会普遍的恐慌情绪，对民进党的亲美反共政策造成压力，同时为亲共反美的国民党助选。 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侵台共舰应该摆出实战架势，在与台湾海军对峙时，至少有寸土不让不惜一战的决心，才能取得实际威慑的效果。不料共舰为拍照交差，竟反过来要求台舰照顾配合，如此化敌为友、有商有量的姿态，与习近平攻台的决心，相距十万八千里。 另一边厢，身为被侵扰对象的台湾海军，并没有向共舰提出拍摄要求，难道台舰没有向上交差的需要？ 这件事可以当作笑话看，但实际上暴露了中共党内军内政府内弥漫了一股腐败气息，欺上瞒下成为常态。基层党官与军队干部，没有丝毫一往无前奉献自己的精神，一心一意只在升官发财。而为升官发财，弄虚作假成为惯技，人人如此，不以为异。 海上气象条件差，拍不到清晰照片，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当日的气象资料足以证实，拿一张模糊的照片交差，上级也不可能以此论罪。但舟山号舰长的想法不是这样，他是想用一张清晰的照片，证明他已尽最大勇气接近台舰，借此搏取上级嘉奖。 如此利欲熏心的军官，真正上到战场一定贪生怕死，不能指望他身先士卒敢于牺牲。这件小事反映共军士气和军队的思想建设，把习近平的脸都丢到全世界去了。 前不久，中共中央出台了一份《关于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意见》，这份文件用意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派出的不同名目的巡视组的监管。中央巡视组也出了不少丑闻，巡视组成员接受贿赂，高抬贵手掩护地方贪官，以致巡视组也不能信任，要订立新的法规，管束和监督巡视组，防止巡视组私下作乱。 巡视组本来是去监管地方官的，但巡视组本身也缺乏监管，所以要订立新的监管条例，也要对巡视组作定期不定期的巡视。那么，新的巡视监管，又能保证执行到位不出纰漏吗？显然不可能，于是对新的高层次的巡视组，是否又要设立更高一级的巡视呢？ 照此类推，最高级的巡视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监管，那政治局常委又由谁来监管？没有谁，就是习近平自己，因此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要督促七个常委学习自己的“思想”。 全中国九千万党员都不可信，都要靠习近平自己监管，这样的党该如何运作下去？ 最近中共中央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人说是为党内整风作舆论准备，这也有可能，但更大可能是，习近平深知他与基层脱节，各级党官都对他实行消息封锁，所订政策脱离社会现实，所以要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真实民情，防范社会动乱。 世上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设计到滴水不漏足以防范贪官污吏，民主国家最有力的监督机制，就是新闻自由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只要赋予媒体监管政府的职能，媒体自可无孔不入地追寻一切政府弊端。而人民一旦拥有言论自由，随时可以揭发官员的腐败与惰政，政府本身就不需要担心，所有的贪官污吏都随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新闻与言论自由乃中共大忌，习近平对各级官员无一信任，唯一办法只有挖空心思去监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舟山舰舰长回航后不会有好果子吃，王定宇曝料后，对岸一定知道，这种在前方苟且交易的丑行，一定不容于当道。本来要请功，结果落得渎职媾敌之嫌，这个舰长，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贺）清明回大陆为其亡父扫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湾家中。未来是否会被正式逮捕，谁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愿，朋友间虽然广为流传这条令人郁闷焦急的消息，但谁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体登了这条消息，尤其是李戡（台湾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谈了与我有涉的“事实”，我决定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小八旗”出了位大视野的掌舵者 这些天我反复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与出版我那本《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有关？因为距离出版之时已有四年，期间富察亦回过大陆，希望不是完全因为我那本书。但从八旗出版的所有书来看，惹祸之由少不了这本书。所有媒体消息都谈及：富察在台创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等书。今年二月台北国际书展，发表日本学者新著《新疆》。 看了这个书单，会以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导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国现状的政治，但其实这只是规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视野的部分成绩。这家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不计其数，比如谈美国社会衰变的《西方的自杀》、《国父的真相》，前苏联崩溃前后的《列宁的坟场》、中国历史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尤其是多达21卷的《兴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规模之小，甘冒市场风险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独具慧眼，基本不会考虑。我曾在脸书上写过，在中国，最好的出版社曾经是三联书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时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书数量上也无法与八旗相比。 在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或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那些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这些书标识的是出版者的眼界与专业精神。我由衷地认为，富察是个非常优秀的出版专家。如今专家可以自封的年代，“专家”的份量已经变得轻飘飘的。但我很少这样评价过他人，在我眼中，出版专家与合格的媒体专家应该具备两大基本素质： 一、眼界与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太难。如今的媒体，遑论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的修罗场，即使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也不能包容异见，只要不合主流媒体政治正确的标准观点，绝无发表可能。但作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别的包容性，与他观点接近的书，他出版；与他观点相左的书，只要有价值，他也愿意出版。有些书的观点比较另类，但他认为是种探索，哪怕无利可图他也愿意出版。现在的出版者与媒体不少已经忘记一条： 出版业与媒体类似，都是社会公器，如果只接受观点趣味相同者，最后只能办成同人平台或者成为某党派宣传机器。 二、市场定位要准确，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优秀者才能胜出。如今互联网时代，偏好纸本阅读者越来越少。美国的企鹅与蓝登书屋曾是美国出版业的两大翘楚，都因面临压力经营日艰，于2013年合并，2020年中国大陆共有1573家书店关门。但富察却在台湾为八旗文化出版撑出了一片只属于他的蓝天。在各种介绍富察与八旗的文字中，我认为他自己写的《两岸出版比较的尺度陷阱》写得最好，里面他谈了自己走过的路、曾经的思考，最后告诉读者：“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要坚信自己的2300万读者，并不输给北京和上海的2300万。我们要放弃图书业的代工思维，考虑打造自己的牌子。我们不必陷在无谓的‘对等’思维（政治场域里，这套思维更可怕），而应强调合理的平衡。我们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节点”；“如果我们希望台湾出版可以对中国有影响力的话，除了对出版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也要做出小型市场的示范，凸显在大一统的市场之外，还有各种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体华文出版市场是件大衣，台湾应是关键的钮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为导向，传播知识与思想是其志业，这样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纪以前，虽是少数，但不算稀缺；如今这年代，是稀缺之宝。任何社会都应该珍惜。出版《红色渗透》这本书，就我而言，是将被搁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报告增补修订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几乎没考虑政治方面影响，只是觉得这本书为他开启了一扇知识之门，在此之前，他并不了解有关中国大外宣的来龙去脉。 李戡所谓“诡异的官司”之真相 李敖公子李戡早就盯上了富察，在《李延贺，你到底是谁？》一文中提到这次诉讼，其中专列【诡异的官司】一节，原文说：“李延贺说他自己和何清涟被旺中告，之后双方和解，而旺中承认有这起官司，也承认告了何清涟、出版社和总编辑，但强调没告李延贺，一场官司，居然能发生这种“被告各表”、“总编辑各表”的情况，实在是诡异至极！”并说台湾媒体人多引用我的书谈旺中集团，导致被告。 李戡对事件的叙述与事实出入太大。 富察本人没列为被告的原因非常简单：八旗文化出版社只是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一个下属机构，不是独立法人。因此对方律师以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为诉讼主体。《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真相》一书出版后，遭遇中时集团的诉讼，律师诉状中所提四处“诽谤”，来自于该书第五章“中共政府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书中都列有引文出处，均来自于台湾媒体历年报导，最早的见于媒体有十年之久。这种情况下蔡衍明提告，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奇怪。但后来对方律师提出一条件，要求富察提供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表，我才明白这是重点所在。 出于对出版者负责，我将四条资料重新核查后并将全部连结再次提供给富察，说这些文章发表已经多年，看的人没有十万也有数万，远比我的书发行量大，如果说本书对他造成了伤害，那他在文章发表后数年内没有反应，非得等我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才意识到这是“诽谤”？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你只安排了其中几次有关书的演讲，其馀与你无关，更与诽谤无关，为什么作为诉讼条件提出？请贵出版集团的律师驳回这条。过了几个月，富察来信，说对方要求和解，并附上旺中律师代拟的和解书，以下是富察来信： 何老师，上封邮件提及，对方律师提出我方发出声明，即可撤告，并提供声明范本（但可修改），如下： 声明书 声明人何清涟所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2019.03)书籍，承诺于书籍改版时，其刊物文字内容针对“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困扰处，改以其他中性词汇代替，往后亦与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间，保持良好互动关系。 此致 蔡衍明 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人：何清涟 你意下如何？ 富察 我的回答极简单： “同意和解。拒绝此和解书。蔡衍明霸道惯了。台湾人惯的。” 我不认识李戡，作为他文中所言“诡异的官司”之当事人，写出这段事实，只是为了以正视听。也希望他今后论人与事时，以事实为基础。 就富察而言，他重视的是这本书的开创性，因为台湾只是其中一章，也非全书重点。当时无论是我这位作者还是出版者，都没想到出版后在台湾竟然会有风生雷动之效应。我对富察说，对2020台湾选情的影响，其实不是这本书，而是“红色渗透”这头在台湾存在已久的“房间里的大象”，人人皆知其存在，但却不说破。我的书只是让台湾人不能再假装看不见罢了。岂有文章倾社稷，北京当局如果要为这本书迁怒富察，实在太牵强。 关于我在台湾24天的行程，其中有五天左右我要求不要安排任何活动，因为去过台湾两次，每次都被会议、活动挤得满满，连台湾风光都未能好好领略，这次我想要几天“自由行”。另外，老友张清溪与张锦华教授也有他们的一些安排，必须尽量考虑。但还有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与富察及两位张教授毫无关系，是在演讲现场有机构派人听会，在会场上与我们联系，我们挤出时间安排的，我们并未告知富察。还有一场到美国驻台办事处、民进党中央总部的会面，我因没有时间、太累而婉谢了。旺中集团要求提供我的行程表当然不是他们集团有此需要。这次当局留置富察，就算多方逼问，富察也不知道。我这人不从事政治活动，在那些会面、演讲中所言，其实尽在文章当中。 崛起的中国政府胸怀依旧狭窄 富察是位优秀的出版人，在中国多年，泯然众人。但到台湾这个与中国相比狭窄得多的图书市场，经历过初期的困顿与失败之后，不仅立足其中，而且获得台湾出版界的高度认可，成为台湾出版业的重镇。其中原因，除了他自身素质之外，应该说台湾保护出版及言论自由的环境成就了他。我相信还有无数优秀的人才，都在中国这个压抑人性的环境中泯灭。 世道有如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与我的母国中国一样，命运跌宕起伏。因为出版《现代化的陷阱》等书而被迫辞国，但我观察评论中国，从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我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而远走美国，但在他去世之后，我能写出不带任何偏见的《江泽民时代的三个关键字》这个系列，用腐败、开放、相对宽松来概括。但是中共政府显然没有从这个“凡与我党不同意见者皆为异类，虽远必诛”的陷阱里爬出来，尽管GDP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多年，但并没养成世界第二大国应该有的包容气度。 惩罚富察，中国政府当然是想造成“寒蝉效应”，吓阻台湾出版界。但北京当局显然没考虑到，在中国主席习近平判定世界“东升西降”、要与美国一争雄长，通过国民党问鼎台湾总统宝座促成“和统”大业正在进行时，抓捕富察所起到的反作用将是致命的。国民党的“和统”之所以有台湾人愿意接受，乃因距离产生美感，总觉得中国不那么可怕。但富察先生居然因为出版了几本疑似违禁大陆之书而被逮捕惩罚，此情此境，难免不让台湾文化界、出版界与学术界产生联想：和平统一后，台湾人将失去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进而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祖宗马克思说过，“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共支持国民党为竞选总统而做的所有努力与文宣将因富察事件而化为乌有。 中共掌门人习近平的运气不错，国内诸事不顺之事，正逢美国政治严重衰变，俄乌战争成了俄罗斯与北约集团消耗僵持之局，中国成了得利的渔翁，中俄关系易位。 一鲸落，万物生，单极世界终成多极，习近平自己也知道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崛起之良机。但要真想抓住机会，中国也得拿出大国气度才能让他国景从。在台湾问题上，与其让台湾铁了心倒向美国，不如让台湾保持中立——俄乌战争缘起乌克兰不再中立，这是俄乌战争给北约带来的教训，北约出于面子不肯承认，一直在仔细观战并小心行动的北京，应该早就悟出这点。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明年一月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随着选举活动逐步推开，很多涉及国际事务的话题摆上了台面。另一方面，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本来是国内事务，但近年来紧张的东亚国际局势，事实上已经让这场选举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一、台湾政坛关于国际局势紧张的三种解读 当前的紧张国际局势主要表现在俄乌战争和潜在的台海冲突。在东亚地区各国相继为中国威胁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而未雨绸缪时，最近台湾出现了三种关于国际局势紧张的说法。 其一是“台湾挑事说”，即台湾的部分在野党人士提出，执政党为了台湾的安全而采取备战措施，会惹毛中国，挑起台海的紧张局势。其二是“反战避战说”，就是台湾要反对战争，避免战争。其三是“台湾等距说”，这也是在野党某些人士的说法，即台湾应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等距离，不要偏向任何一方，似乎这种中立的立场就能给台湾带来平安。 上述的前两种说法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目前东亚局势紧张，是谁制造的？是台湾要进攻中国吗？是美国要进攻中国吗？完全不是。过去十年来，是中国在持续地扩军备战，摆出了对外军事威胁的姿态。所以，警告“玩火者”，难道不是缓解台海紧张局势的关键方法之一吗？ 然而，奇怪的是，“台湾挑事说”和“反战避战说”的论者，都故意回避“玩火者”是谁这个常识问题。他们对“玩火者”保持着“高度的尊敬”，完全不谴责“玩火者”的挑衅行为；相反，他们对准备“消防工具”的台湾执政党却诸多责难，似乎“玩火者”是不可以指责的，而“消防队”的演习，反而会不必要地“激怒”“玩火者”。 宋代的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讲了个故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典故是指权势者胡作非为，却不许民众有正当权利。新华社在2013年的一则时评当中，把这个典故搬到了国际关系层面，用“州官”寓意美国，而“百姓”则指中小国家。沿用新华社的这个比喻，在制造台海紧张局势这方面，“放火”的“州官”显然是中国，而弱小的台湾则是受到伤害的“百姓”。 当“州官”在不断“玩火”的时候，台湾那些提出“台湾挑事说”的论者，指责“百姓”准备“消防”，是“挑事”、会“激怒”“玩火者”、引发战争，很明显就是在为中国的军事威胁张目。而“反战避战说”的论者丝毫不去谴责“玩火者”，故意不区分军事威胁源自何处，实际上，他们的“反战”，反的是美军助台，希望台湾孤立无援、被中共武力吞并，所以实际上是在为中共助战。 二、台湾大选的什么议题，会让美国意外？ 台湾会不会让美国意外，这个问题源自美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女士的说法。今年2月18日台湾的《政经最前线》节目播出了我采访葛莱仪女士的内容。她提出了对过去多年来两岸关系的评估，同时也提到了一个“台湾不要让美国意外”的看法。 她首先在节目中表示，“台湾有一些人认为，与中国达成某种安排，可能对台湾的未来最好，这并不新鲜；而其他人则不这么认为。如果看看民意调查，我们确实看到，支持与中国统一的人越来越少，而支持独立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认为，台湾的大多数人，仍然支持维持台湾的现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在台湾的主权问题上不站边，但美国坚持两岸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应该是和平的，不过，两岸各自的方案不同……‘一国两制’的方案非常不受欢迎，甚至在香港成为中国施加更大压力的目标之前，‘一国两制’在台湾就不受欢迎了。 “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位台湾总统，从李登辉开始，都说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然后，1999年民进党上台时则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有一个一贯的政策向前推进，无论新总统是谁，都会继续台湾过去的政策，这将被视为稳定和受欢迎的。而如果新任台湾总统说出截然不同的话来，则会引起担忧。 “重要的是，美国和台湾，要让双方的政策都不会出人意料。这指两个方面，台湾不应该让美国感到意外；而美国也不应该让台湾感到意外（That goes two ways, Taiwan shouldn’t surprise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United States also should not surprise Taiwan）”。 葛莱仪女士的最后一句，“台湾不应该让美国感到意外”，含蓄地提出了一种担忧。在当下台湾的政治局势中，什么样的事情会让美国感到意外？台湾的执政党与美国有紧密的合作，蔡总统的访美更进一步地巩固了台湾的国家安全；但是，台湾的在野党部分人士是否与中共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或勾结，这就是会让美国感到意外的事。而美国所担心的是，台湾的安全如果被台湾的亲中派动摇，那将成为撼动整个东亚、甚至世界经济的大事件。 3月29日《政经最前线》节目播出了对哥伦比亚大学大学黎安友教授的采访，当黎安友教授被问到，“如果台湾被中共接收，对台湾2,300万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简洁明了，“（中共）统一台湾，对台湾居民来讲，是非常非常悲剧的，我不想看到那个”。 三、中共对马英九“暗统”的评价 我在本台专栏3月24日的文章《中共对台的柔性“统一”模式之沙盘推演》中，分析了中共一旦和平统一台湾，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会带给台湾人民多大的苦难。诚如黎安友教授所言，统一对台湾居民来讲，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中共现在的对台政策，不管是侧重动武威胁的一手，还是侧重于拉拢颠覆的一手，目标都毫不遮掩，就是要尽快吞并台湾。最近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以祭祖为名，访问中国，并宣称他拉近了两岸关系。但中共对马英九访问中国可能产生的作用，其实评估不高。 马英九访问中国期间，3月30日中共的外宣喉舌《香港01》（即原设北京的《多维新闻》之第二代），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文章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要和平不要战争，“暗统”的马英九政治底色到底是什么？》。但文章发表后，北京可能出于策略考量，又把文章标题改成了《请善意看待马英九及其大陆之行》。 这篇报道对台湾下次大选的评估是：“岛内拒统基本盘太大（87%以上是反统倾独的‘本省人’，任何一个旗帜鲜明反独的政客，都会在选战中粉身碎骨，都会在台湾政坛被极端边缘化（如新党的诸位政治精英）”。中共的意思很明确，其实它并不指望台湾的中共同路人，能通过大选为中共占领台湾铺平道路；不过，既然占领台湾是中共心心念念之事，那就只能“死马当作活马用”了。 台湾的某些在野势力有一种说法，只要与中共对话，彼此信任，就能给台湾带来和平。且不说中共从不信任台湾的各种政治势力，本文引用的中共外宣喉舌《香港01》对台湾统派的评价，可见一斑；即便台湾被统派献给中共，中共因而占领了台湾，那就会给台湾带来永久的和平吗？这是台湾的统派不愔国际局势、一味沉溺于两岸交好的幻思状态下，制造出来的一个谎言。至于其中某些人以为，只要与中共交好，就可以把中共对外扩张的祸水引向美国，让台湾免于战事，永享太平，那更是井蛙之见。 四、台湾的安全只是两岸关系问题？ 台湾完全不能指望中共的善心，以为中共只是想统一台湾而已；台湾更不能相信，中共统一台湾以后，它一定会善待台湾人民。 看看中共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就可以知道，它以多个航母编队和战略核潜艇为核心的海军，基本的作战对象根本不是台湾。航母主要用于大型舰队的远程海战，而不属于进攻台湾这样的岛屿所需要的对岸攻击力量；而战略核潜艇装载的是射程上万公里的核飞弹，那是威胁美国的，根本与台湾无关。如果中共占领了台湾，战略核潜艇进驻基隆和高雄港，那些核弹头是给台湾带来了和平还是危机，答案非常清楚。 从中美冷战的国际格局来看，中国对台湾的野心，只不过是它一连串军事企图的第一步。2021年8月20日我曾经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亚洲很想聊”节目中提到，在中共军事上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里，台湾只是第一步，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步。2021年11月，美国联邦参议员柯宁率团访问台湾之后，在美国参议院院会分享访台心得时指出，若中共夺下台湾，恐不会就此止步；因此，外界不应把台湾视为中共的终极目标，台湾其实是中国试图称霸区域与全球的“第一块骨牌”。他警告：“若台湾倒下，这不会是结局，而是开端。” 我在本台专栏2022年1月26日的文章《中共把台湾问题国际化》进一步指出，万一中国占领台湾，美国将无法再有效维护第一岛链上台湾以北的日本、韩国的安全，美军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将面临中共的威胁；更进一步看，中国可能把台湾当作军事上的前进基地，加强对美军在第二岛链上唯一的关岛基地的压力，而菲律宾乃至澳大利亚的安全也将受到中共的进一步威胁。因此，在中美冷战的背景下，中共的对台威胁，再也不单纯是所谓的“统一就能换来和平”这样的假命题，中共企图占领台湾，实际上是中美军事对抗的一个关键环节和组成部分。 今年3月，曾任美国驻日大使馆陆战队武官、现为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Grant Newsham出版了一本书《当中国攻击时》（When China Attacks: A Warning to America)。作者3月29日在华府的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介绍他的新书时表示，他要让亚洲读者知道的是，“你们是下一个”；中共发动侵略，在台湾“只是一个开始”；一旦中国取得台湾，所有亚洲都是下一个目标。他谈到：“如果台湾沦陷，我认为，亚洲其他地方都会变成深粉或红色，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或许除了日本以外。” 《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Newsham时，他表示，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极为重要，如果选举结果是亲中国的候选人当选，中国可能会认为，他们只要采取胁迫行动，就能让实际上等于是他们的代理人服从；“或许，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表现的很友善、不具威胁性或有吸引力，但同时也继续保持胁迫。那么，他们可以不需要打仗就得到台湾，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最理想的结果，因为它很容易”。 很显然，台湾的危险，并非仅仅来自中共的攻台威胁，同样也来自中共的和平统一谋划。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对明年初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会高度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的这次总统大选，其实已经成为一项牵动世界和平的国际事件。 然而，台湾仍然有部分选民似乎在回避这种认知，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想实现“政党轮替”。当有人抱着“政党轮替第一位，国家兴亡无所谓”的心态时，就会不愿意接收不利于自己的资讯。如此，他们便忽视了中共那虎视眈眈、想一口吞下台湾的国际野心，反而把中共这个台湾最大的生存威胁，错当成谋求台湾“百年和平”的希望和依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四月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随后发表一系列言论：“在台湾议题上，法国既不追随中国立场，也不追随美国立场”、“保持中立”、“法国不做美国的附庸”，强调“欧洲主权”、“战略自主”，等等。外界颇为诧异，认为中共成功离间美法或美欧关系。马克龙的新法国立场受到欧美国家的一致批评，自不待言，因为，那不过是绥靖主义在当代的回光返照。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包括马克龙在内的外国政治家须了解中共厚黑术的ABC。其一，中共有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第三项简称统战，是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厚黑术之一，其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前两项。其二，做思想政治工作，即打招呼，乃是中共统战的常用手段之一，也是共产党的党文化。其三，如果听不懂什么是三大法宝、统战、打招呼、思想政治工作等中共怪异名词，那么，比较容易的理解就是心理战。 马克龙经过习近平一番超规格隆重礼遇、长程陪同和私下茶叙，在回程的飞机上，就发出“法国不追随美国立场”的言论，就是在心理战上输给了习近平，且输得不知不觉。也就是，马克龙着了道，着了中共统战、做思想政治工作和打招呼的道。近期访中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以及随后访中的巴西总统卢拉，也同样如此，着了北京“打招呼”的道，受人蒙骗而不自知，心理上受制于人。不识厚黑术，太嫩太天真！ 马克龙访问中国，自有他自己的目标，最大的目标是劝说中共不要与俄罗斯结盟、习近平不要与普京捆绑；其次的目标是做生意：与中共签下大单，一举卖出法国空中客车160架。 马克龙和习近平，究竟谁忽悠了谁？看上去各取所需。但，即便在经贸上，马克龙似乎也着了习近平的道。中共最怕脱钩。不是怕意识形态脱钩（这种脱钩他们巴不得），而是怕经贸脱钩，最怕与美国脱钩、与欧洲脱钩、与西方脱钩。当马克龙许诺在中国投产空客第二条生产线的时候，可想而知，习近平内心是多么地喜不自胜。增加一条生产线，就等于增加了一条拉扯线，把法国与中共紧紧拉扯在一起。先出钱购买160架法国空客，实为一笔划算的大买卖。 至于马克龙能否劝止习近平不要与普京捆绑、中共不要与俄罗斯结盟？事态看上去并不乐观。马克龙前脚刚走，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后脚就启程，前往访问俄国。李尚福将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密谈，必然谈到中共援俄事项。而绍伊古就是指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高官员之一。最近泄露的美国机密文件显示：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军委已经于今年一月做出决定：向俄国提供致命武器，并把军事武器谎称为民用产品，经陆海空三途秘密输送俄国，惟中方对外不承认、俄方也对外不透露。 换言之，即便习近平表面上答应马克龙的招呼；不得军援俄罗斯，但以中南海厚黑本性，必然暗中作为，以实质性的军事援助，支撑俄军在乌克兰继续战争。北京还将充分利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中共自己取得更多外交上的收获，强化中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 而普京和俄罗斯，将实质性地沦为习近平和中共的牺牲品，倾其全部国力，打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悲境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马克龙曾穿梭于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试图以中立身份劝止战争，费尽口舌，却尽都归于无效。普京一意孤行，最终悍然开战。马克龙在莫斯科失败，难道还能在北京成功？无外乎仍是失败。既不能说服中共不支持俄罗斯，也无法劝止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 马克龙是否懂历史？或者说，马克龙懂得多少历史？外界不得而知。但法国在二战前因奉行绥靖主义而招致亡国并可耻投降的历史，法国人不应该遗忘。更不应该遗忘的是，正是在美国和英国付出巨大牺牲、打败纳粹德国之后，法国才得以重新复国。所谓戴高乐主义 — 名为独立自主而与美英等国保持距离的标新立异，本身就有自以为是和忘恩负义的成分。时过大半个世纪，如果马克龙再度复活绥靖主义，这回是对共产中国，是否又会给法国带来灭顶之灾？难说。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龙到访中山大学，竟给该大学师生带去三大福利：短时间内，全校蹲厕改坐厕；一条主干道（计划马克龙步行通过的）被翻修一新；全校学生食堂降价。并非马克龙带去了什么援助，而是中共当局为了取悦马克龙，大举投资，临时建成面子工程。由此可见外国势力的厉害。只是，中南海有双重标准，当局可以取悦或依仗外国势力，民间则不可以。这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晚清的魔咒：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六年多前被宣布退役同时也被报道出因为经济等多种原因而被“查”的刘亚洲在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五年之后再被关注。而中共官媒对刘亚洲的被处理结果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目前静等的也许就是一个军纪委上报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的过程而已。 从三月下旬开始，因为香港明报的一则“京城密语”《刘亚洲料将牢狱度残年》，把已经延宕数年的“刘亚洲案”重新炒热，至今未衰。 笔者之所以说是“重新炒热”，是因为所谓的“刘亚洲涉嫌贪腐”的消息早在6年多前即已经开始被外界媒体不断“披露”了。 日前《大纪元》的评论人士刘晓辉介绍说：刘亚洲被抓的消息，早在2021年12月从一名旅美中国作家毕汝谐处就曾传出。如今港媒放风，表明其案件业已坐实，不日就可能公布。提前放风，是让外界做好心理准备。 而事实上刘亚洲到底是2021年底还是比这个时间更早即已经被“抓”虽然暂时还无法查证落实，但刘亚洲的从失势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则是远早于2021年。 2017年1月26日，博讯新闻社刊登独家报道《刘亚洲上将免职导火索是白灵、拿下理由是贪腐、根源是政治错误，免职或许只是噩运开始》，说是中共此波军队高层大调整，47名中将以上军官被去职或调职，其中包括还没有到退休之龄的国防大学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刘亚洲上将。刘亚洲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共高级将领，突然去职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这篇6年多前的新闻稿中说的“中共此波军队高层大调整”，具体指的是习近平于2015年开始至2017年结束的“军改方案”落实过程中的必然要有的人事调整，赶在2017年年中产生十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之前即告一段落。 博闻社的这篇新闻稿中详细介绍说：从军方知情人士获悉，刘亚洲上将这次被免，导火索与前不久中共高调宣传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有关。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刘亚洲作为军方总策划，居然把老情人白灵从美国好莱坞找回来，担纲主演。白穿着红军军装搔首弄姿，左派网民反映强烈。 白灵为原成都军区歌舞团舞蹈演员。六四后去美国，拍了很多三级片。这也没什么，关键是她曾经在美国国会作证，说自己被中共部队的高官潜规则过。 据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闻报龙颜大怒，下令彻查。一查，拔萝卜带出泥，总策划是刘亚洲，把白灵从美国弄回来当主演也是刘亚洲。白已经54岁了，刘上将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该报道中还说：博闻社驻京记者从可靠渠道了解，刘亚洲被免职的理由是贪腐。消息透露，2016年刘亚洲上交了1.7亿赃款，以为没事了，但最近被成都前下属举报腐败问题。军队高层交出赃款换取从轻或免于惩处，这个做法较为普遍。博闻社曾独家披露，空军前政委田修思上将就交出1.3亿赃款。本社还披露，范长龙廖锡龙吐赃4300万豁免追究。而刘亚洲交出1.7亿赃款出乎本社记者预料，因为去年流传出刘亚洲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刘自称只有两个高级将领不受贿，他是其一。 如上引述的是博讯社的原文，其中关于刘亚洲在国防大学演讲中自称只有两个高级将领不受贿，他是其中之一的说法，自该报道发表的六年以来被太多的外界评论人士所引用。但事实上这里的“受贿”二字可能是原文作者的无心之错。因为刘亚洲当年说的是“行贿”而不是“受贿”。 2016年7月6日，时任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在国防大学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七一”讲话理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称，徐才厚在弥留之际说了两句话，一是“郭伯雄的问题比我严重得多”；二是“大区正职的将领中，没有给他送钱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源，一个是刘亚洲”。他还称，“谷俊山给徐才厚献了女歌星、献了女演员、献了女服务员，这还不算，他居然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徐才厚。更令我感到‘敬佩’的是，徐才厚和他女儿在里面巫山云雨的时候，谷俊山就在外屋坐着。这是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啊！我曾开玩笑说：王进喜是什么铁人呀，谷俊山才是铁人呢！我曾经讲过：目前在中国，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共产党内。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军队。我看八九不离十。”[ 如上报道的详实内容，也是当时的博讯率先报道了出来的，而且还说明是根据录音整理。 徐才厚当时所说的“大区正职的将领”是个什么概念？包括习军改前的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各大军区的军政一把手，武警部队编制为上将警衔的军政一把手，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的军政一把手。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共解放军全军几乎所有高级将领（包括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都给徐才厚送过钱！ 郭伯雄比徐才厚早两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按当时刘亚洲透露出来的徐才厚的说法，给郭送钱的高级军官和将领肯定比给徐送钱的更多。 那么，当年同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和徐才厚无论谁受贿更多，被他们两人在位时先后提拔到正大军区级的高级将领中虽然只有太子党出身的二刘，即刘亚洲和刘源没有向郭、徐二人行贿，但恰恰就是这两个人都没有被习近平在“军改”过程中续用，更何谈像张又侠一样被重用。 刘源比刘亚洲年长一岁，被宣布退役的时间也比刘亚洲早一年。 如上博讯新闻社2017年1月26日刊登独家报道《刘亚洲上将免职导火索是白灵、拿下理由是贪腐、根源是政治错误，免职或许只是噩运开始》一文中还说：消息人士分析，刘亚洲被免职更深层原因是政治问题，他曾发表言论，说政治工作无用，被习近平批示“老糊涂”。有理由相信，刘亚洲政治立场和习核心不一致，成为被拿下目标。有人认为，安排白灵演长征片，就是有人给刘亚洲挖坑。据悉，举报刘亚洲的这位前下属被保护起来，说明对刘亚洲要动真格，免职只是开始。 报导说，央视那套《震撼世界的长征》在央视军事纪实频道播出后，因为白灵参与摄制的一集节目，《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在社交媒体刊文，不点名摄制单位起用“污蔑解放军”的“艳星”。 出生于四川成都的白灵于1990年代移居美国。《环时》文章批评她“在海外走低俗路线”，“自我作贱”。 这起事件刚好发生于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白灵于201710月25日发表公开信“给央视的朋友们道歉”，并强调其“爱国”立场。 白灵在其公开信中说：“在这里首先我要给央视的朋友们道歉，由于我的参与给你们工作上带来的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也给所有的你们大家网上的对我有意见的朋友们说声对不起！你们爱国的热情和诚心深深的打动了我。” “我为我过去好多网友提到的一些经历和事件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歉疚，但那已经过去了，从今以后我要让你看到一个全新的白灵，一个满满正能量的白灵，一个中国的白灵……这次重走红军长征路对我来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蜕变。” 不过该公开信并未平息争议。我们自由亚洲当时也适时追踪报道了这一事件，引用中共官方《环球时报》当时的刊登的署名评论文章内容：白灵上世纪90年代赴美，在好莱坞有些low的层次上“混”，并拍过不少不雅裸照，还参演过政治上让中国人不悦的电影，甚至有过“在机场偷东西”的记录。不管她做这些是否“谋生所迫”，知道她的那些中国人对她印象很不好，可谓在所难免。公众这一次很生气，还在另一方面反映出，在大家的心目中，长征很神圣，以至于由白灵穿上女红军的衣服来跑龙套，大家认为是对那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亵渎。 但是，笔者查找了当时的央视这套《震撼世界的长征》的相关报道资料，根本没有刘亚洲参与其中，即不是什么“军方总策划”，也不是什么“顾问”和“专家”。当然，虽然刘亚洲应该是没有参与这部长征宣传片的具体运作，但这并不能排除“著名美籍华人演员”白灵曾被他刘亚洲推荐的可能性。 至于白灵被刘亚洲推荐出演长征宣传片激怒习近平的说法，外界当然无从考证其真伪。而刘亚洲是否会被经济重罪惩治甚至要把牢底坐穿，也还要等中共官方的公开信息。而我们根据目前的所有公开信息可以证明的是：以前面也已经介绍过的刘源为例子，如果刘亚洲根本就没有“犯错误”—-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白灵问题，那么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完成的“军改”过程中，只因他刘亚洲没有被考虑提拔为军委委员或者“总部主要负责人”，赶在十九大召开之前的2017年初，也是他刘亚洲年满65岁的当年安排他退役，实属正常的人事运作。而不正常的是，他刘亚洲在被宣布退役的同时，没有按照惯例被安排改任全国政协或者全国人大的“二线”职务。而比他早一年退役的刘源当时就被安排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另外，和刘亚洲同龄也是同时被宣布退役的孙建国海军上将，退役同时被宣布改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刘亚洲同龄也是同时被宣布退役的时任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贾廷安上将，随即改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刘亚洲同龄也是同时被宣布退役的时任南部战区司令员王教成上将，随即改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如此对比即不难看出，早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的“军改”过程中，刘亚洲不但和刘源一样，没有被习近平视为如张又侠一样的依靠对像，而且已经彻底失势。在一线岗位上到龄退役或者去职的同时不被安排一届或者一段时间的二线职务，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处分”。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从被退役至今的六年时间里，曾经多产甚至高产的刘亚洲再无一篇文章发出，再无一次演讲。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2018年7月初。当时的新浪网曾以《退役一年多的刘亚洲上将再度亮相 跑了场马拉松》报道说：近日，刘亚洲在云南腾冲完成了他人生中的首个马拉松，今年已经66岁的他取得了5小时25分的好成绩……。 毫无疑问，那也是他刘亚洲人生中的最后一个马拉松，不单是因为年迈，更是因为失去了人身自由。 不过，如果刘亚洲的“罪行”果真严重到如上个月香港明报透露出的当判“死缓”的程度，那么中共官方媒体早晚是会奉命对外发布正式消息的。 近几天太多外界媒体都以中共左媒发表批判刘亚洲文章为依据证明刘亚洲大祸临头，其实深入考查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大陆上的各种左派网站上陆续发出的点名刘亚洲的大批判文章的出现，最早可以追索到2007年。这部分的详细介绍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中进行。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截止目前，刘亚洲要“倒大霉”的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还是军队开始奉命肃清“刘亚洲有害信息”。详情见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本月12日在推文中所说“军队有动静了，网络还没动静”，以及同时附上的一张清理刘亚洲有害信息的通知帖图。 许多媒体同时也在奇怪中共官媒为什么对“刘亚洲案”至今没有报道。依笔者的判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因为刘亚洲若获开除党籍待遇，因为他的退役上将位阶，需要有军纪委上报，中共中央批准这一程序。待走完这一程序之后，官媒自然会奉命行动！ 至于有没有必要让他刘亚洲把牢底坐穿，虽然习近平对此肯定是已经有了腹案，但从程序上讲还是要等宣布把他清除出党之后再走所谓的“司法程序”。就如同几年前对房峰辉处理阶段的官宣模式一样。 中共前陆军上将房峰辉比刘亚洲年长一岁，和目前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庚。他于2017年8月21日最后一次露面。然后就没有了任何职务，当然也和此前退役的刘亚洲一样没有在十九大上连任中央委员。 接下来，中共官媒既先是报道了房峰辉因涉嫌违纪被调查，继而是报道了“经中央军委研究并报党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房峰辉开除党籍、军籍处分，取消其上将军衔……”。最后又报道了解放军军事法院对于房峰辉执行无期徒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有关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的传闻很多，有港媒报导，刘被指涉嫌以基金会、协会等名义聚敛巨额财富，犯下严重贪腐案，可能将被当局重判“死缓”；又中央军委纪委已在今年春节前后完成了对刘的调查，已被双开，并被移交军队司法系统处理。同时中国军方在2月底下发通知，要求在3月份清除“刘亚洲有害资讯”，并要求各单位以自查的方式，清除涉刘的图书、报纸、期刊、文章、题字、讲稿等，网上流传一份太原干休所的自查通知证实此事。左棍也趁机捅刀，批判刘亚洲准备为谁殉葬，指他是“西方带路党的领头人”。 党内右派又损失一名大将 这些林林总总的资讯表明刘亚洲确实出事了，而且事情看来不小。刘是2017年在国防大学政委的任上退的，值得注意的是，他退的时候，到省部级65岁的退休年龄尚差几月。虽然未到点即退也常发生，但一般都会安排在二线过渡一下，而刘没有安排，直接退下来。也许这并不能特别说明什么，可能和他在军中任职有关，军队高官退下来一般都不会安排在人大政协任职。但是，2021年，刘突然传出失踪，此后，关于他被卷入反习而遭拿下的传闻不胫而走。 刘被查，左派拍手叫好，右派痛心疾首，直批这是习近平制造的又一起政治迫害。左右所以对一个被查将领的看法泾渭分明，表明这个人带有很强的政治标签。就像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被看作党内左派的旗帜人物，因而右派拍手叫好，左派痛心疾首。刘亚洲的政治标签是军中和党内的右派。他的被查显示右派又折损一员大将。 我很早就听过刘，但没有接触，和他的弟弟刘亚伟有些来往，去年他弟弟告诉我，2013年我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应该放弃朝鲜”一文离职后，他说，偌大一个中国只有邓聿文这么讲。虽然事过近10年，如今在他落难时刻，对他的“仗义执言”还是很感激。不过对他的作品和言论关注得不多，这次左棍批他的文章引述了他的一些话，看后让我有些惊讶，其言论的大胆比我认识的很多公知朋友的公开发言都来得猛，即使按照自由派的标准，他都构得上十足的公知，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预示著他会有今天的结局呢？ 判他重刑原因不是贪腐 外界不清楚刘到底因为什么触怒了习，以致要判他重刑，但肯定不会是贪腐，尽管刘或许有贪腐行为。对他这种在军中高职位的人，外加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身份，如果仅仅是腐败问题，是有可能放一码的，即便要判刑，也不可能是死缓。这和徐才厚、郭伯雄之类的军中贪腐是不同的，后两者尽管职位比刘高，但少了红二代的保护色，以及政治标签。所以对他们判重刑，很少有人不叫好。可右派也不能因为刘和自己是同道，就否认他可能存在贪腐，或者有贪腐，也同他被判重刑无关紧要。中共自文革结束后，不再承认党内有路线和政治斗争，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刑事处理；也就是说，党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如果决定要被投入监狱，在具体的量刑标准上，采取的是刑事标准，按腐败罪论处。刑法没有政治斗争的条文，若用政治标准量刑，就会遇到法律适用的难题。毕竟习现在假装提倡依法治国，判一个人有罪，要经过法律的裁决，而不能政治裁决。刑法上有寻衅滋事罪，还有侮辱英烈罪，但这只适合对付民间反对派，对党内军内的高官尤其红二代是不适用的，所以只能用贪腐的名义来量刑。而判死缓重刑，必定意味著贪腐数额巨大，且要拿出实锤证据。故从这个方面看，如果刘没有贪腐，非得给他安一个贪腐罪，可能性不大。 然而，如前所述，贪腐不过是当局的一个障眼法，刘真正触怒习的，恐是政治原因。只是外界现在不知道哪方面的政治问题，这或许要等到官方对刘案的通报才会透露一些。我猜想，不大可能是他过往的右派言论。习肯定不喜欢刘的右派言论，可若仅仅是言论问题，而且是过去讲的，习不会拿来算老账，充其量像对待刘少奇的大公子刘源一样，把他晾在一边OK了，也翻不出什么风浪。刘的右派言论虽然在左派看来刺耳，但他毕竟没有像任志强一样，公开发表讨习文章。况且，在习2012年底上台后，刘马上转向，向习投诚。外界对刘的定位，有点标签化，只注意到他的自由派色彩的一面，对他的另一面，即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一面，注意不够。刘2013年6月策划出台了一部《较量无声》反美宣传片，这部片子是由国防大学、总政保卫部、总参三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品的，其时刘正任国防大学政委，他也是该片的总策划。该片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和冷战思维，认为美国有著“反华阴谋”，与过去刘亚洲呈现给世人的面貌判若两人。刘2013年5月也在人民日报发表《坚守神圣的“党性”》一文，公开称赞习。他还为解放军的鹰派将领、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书作序月台，称根据此书拍摄的同名纪录片关乎历史话语权之争，同时与后者等解放军的学者合作，在2015年出版《强军策》。 习近平拿刘亚洲当祭品 从策略的角度，右派可以把它说成，是刘的不得已转向，为了保护自己，不算对习输诚。从现在的结局看，即使是他的输诚，显然也没有得到习的认可，更别说接受。但我想说的是，除了机会主义的策略考虑，是否有刘本身的民族或国家主义的因素，促成他转向？2013年的习刚刚上台，立足尚未稳，那时人们还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社会不少人把习看成邓小平路线的继承者。这个时候刘即转向，向习靠拢，既反映了他对时局判断的敏感性，也可能是他身上本来具有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因数此时被启动，在大多数人尚对历史走势看不明白时，促成了他的快速转向。撇开这点，仅仅出于机会主义角度，不太好解释一个普世价值非常浓厚的人为什么会有力度这么大的转向。刘如果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正如一个朋友所说，刘亚洲身上，有著共产党内右派官员具有的复杂性。中国很多自由派人士的思想中，多少都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追求。像刘亚洲，职业的大部分生涯在军中渡过，而军队天然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要说没有一点民族和国家主义的因素，是说不过去的，也很难混到高位。 但显而易见，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没能救得了他。这显示出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因为政治斗争唯利益是重，主义是放在一边的。习所以对刘下重手，最可能的解释是，在刘退休后的几年，目睹习将国家带向一条同人类文明的大道完全背离的不归路，他坐不住了，做了一些在习看来会危及其统治的事情，所以要拿他做祭品，既是对刘的惩罚，也是要对党内军内那些有二心、不服习的高官的严厉警告。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为了吸引投资与鼓励民间消费，藉以拉动断崖式下沉的经济，中共党媒卖力讲好创富故事，什么摆地摊日入万元，连篇累牍正能量的帖子接力出台，舆论气氛调动得差不多了，就由官方接手协奏吹牛逼。 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首季金融数据，显示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5.39兆，其中居民存款增加9.9兆，占比64%，而北京居民的人均存款为27万（约台币120万），上海也有21万。至于财富存量，居首者为广东省，总存款超过32兆，江苏、北京、浙江则也接近20兆。 中共的目的很明白，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现在很有钱，可以跟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一较长短了，但消息一经公开，民间反应却完全不领情，网上一片哀嚎之声，他们不是质疑人行数据的真实性，而是感到抱歉拖累祖国，悲叹自己居然被马云“平均”成中产阶级了。 中共数据向来讳莫如深，被迫公开也只报喜不报忧，陆媒＜第一财经＞报导，去年受到动态清零影响，居民存款暴增了17.84兆元，但官方不愿意说清楚的是，这些超额储蓄，其实是来自于消费支出萎缩了4.9兆元，房地产销售也衰退了3兆元。换句话说，存款增加并不是因为收入增加，而是大家不敢花钱不买房，这才是中国GDP停滞，甚至负成长的真相。 财富管理有个盲区，存款不一定代表财富，通常还必须扣除负债，这是基本常识，但中共向来热衷于愚民的治术，对天文数字的负债视为最高机密，日经新闻报导，中国国债飙升，去年六月底馀额已达51兆8744亿美元，是其GDP的3倍，接近日本经济停滞前的水准，但当时日本的人均GDP约3.2万美元，而中国去年人均仅有1.2万美元。 更可怕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黑洞，专家估计已超过35兆，仅利息一年就要吃掉1兆，人行只好大量印钞以债养债，货币总量已超过美元加欧元的总合，这些钱被投入不具效益的基建和过剩的房地产之外，就在金融体系里空转，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所以李克强才会爆料有6亿人月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币，九亿人不到两千元。 政府捉襟见肘，人民会好过吗？2022年中国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GDP）为32.33%，人民早已喘不过气，疫情以来又产生大量失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除了啃老就只能以债养债，中国消费金融公司（Datagoo ）发布报告显示，90后的1.75亿人口中，86%都背负各种债务，人均负债超过12万人民币（约52万台币）。而这个正是下述悲剧的起源。 4月4日，四名来自不同省份互不认识的青年，相约在张家界知名景点玻璃栈道服毒后跳崖轻生，惊悚指数破表跃上热搜，尽管网信办全力维稳消音，透露出来的讯息显示，共同富裕是骗局，青贫恶化下，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活得太累辛苦，对照日前高调宣告的人均存款数字，显得无比冷酷讽刺。 习近平的大国复兴理想很丰满，整天忙著捣鼓他的“百年大变局”，发扬习思想，但现实却很骨感，年轻人用集体轻生无声抗议，他却充耳不闻，有人形容这叫做无知者无畏。历史经验证明，所有的集权体制瓦解，都是从财政崩溃开始的，中共能摆脱这个历史恒律吗？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