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Yardney：一只狗教会我的10件事
2026 年 10 月 5 日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裁员潮与失业潮等席卷多个行业。“中产返贫”、“消费降级”已成为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名为《不够年轻的我们》的纪录短片，悄然在网络上再度走红，击中了无数中年人的痛点。 这部于2025年底上线、时长仅约10分钟的纪录片，真实跟拍了两对35岁以上的夫妻在短短两年内的生活变化，记录他们在失业、房贷、健康压力与家庭矛盾中的挣扎与无力。 影片虽非新作，但随着2026年初“经济下行”、“就业寒冬”、“35岁裁员”等话题持续发酵，该片在近期引发大量讨论，同时被多次转发，其中包括YouTube、海外华人论坛以及部分国内社交平台。许多观众看完后直言“真实到可怕”、“看哭了”，直呼这部影片把“隐形的中年危机”赤裸裸地拍了出来。 影片记录了两对夫妻，他们分别生活在北京与杭州，两对夫妻虽然背景不同，却在35岁后陷入相似的困境。 其中一对是杭州的莫女士与呼先生。莫女士曾任互联网医疗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呼先生是教培行业的前高管，在事业巅峰时，两人年收入合计超过百万元（人民币，下同）。 另一对是北京的李女士与张先生，两人都在互联网大厂打拚十余年，年收入同样很高，曾是标准的“城市精英家庭”。 但当年龄跨过35岁后，这两对不同地区的夫妻却遭遇相同的挫折。 北京精英夫妇：辞职后，再也找不到工作 李女士，自2011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后与张先生结婚，在北京置业安家。 但在2023年，夫妻二人先后被迫辞职。据悉，夫妻俩婚后育有一名女儿，目前正在读小学。俩人收入不菲，本应家庭和睦，但李女士在生完孩子后却患上了产后抑郁，加上重返职场后工作强度太高，以致于她的心理状态始终未能修复，反而越来越严重。最终，情绪问题转化为身体症状，她一度连鼠标都拿不稳。 张先生在职场上的压力同样很大，他说，“在加班最严重的时候，一周都住在公司。有一天早上起床后，感觉到心脏有些不舒服，急忙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梗的前兆。” 那段时间，夫妻关系急速恶化，争吵成为日常，甚至一度走到离婚边缘。 辞职后的两年里，两人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李女士投出去的简历几乎石沉大海，最终只能靠零散兼职维持生活。2024年好的时候，每月还能有四千多元的收入，但到了2025年，只剩两千左右。她说，“房贷压力太大了，就像背着一座山，而且我们觉得，在北京已经找不到希望了。” 2025年，夫妻俩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举家搬往天津。他们称，这个决定，是俩人反复权衡孩子未来与现实的压力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搬到天津后，李女士转行做房产中介，带她入行的师傅，是一名比她小十来岁的00后。 杭州夫妇：从年入百万到摆摊度日 莫女士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医学部，曾在医院工作，拥有稳定的“铁饭碗”。但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她选择辞职进入互联网医疗公司，成为中层管理者。而呼先生则在一家教培公司担任高管。 两人在杭州打拚多年，在市区附近购置了一套高档住宅，光装修就花了上百万元。虽然很贵，但那时，俩人的年薪超过百万，足以支撑这样的生活。 但在进入35岁后，俩人的生活急转直下。自双减政策开始，呼先生的公司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23年5月，呼先生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莫女士，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身心俱疲，处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莫女士主动辞掉了工作。 夫妻双双失业后，家庭收入骤降，但房贷与日常开支几乎没有减少。相比节流，如何“开源”成为更为迫切的问题。 在多次求职无果后，夫妻俩决定摆摊卖小吃。他们买了一辆三轮车，白天准备食材，晚上到小区门口出摊。 莫女士称，好的时候，一晚也就卖一百多元，一个月加起来两千多；天气冷的时候，卖得就更少了。她说，摆摊的辛苦，不亚于上班。其中，让他们最无奈的是，经常被举报，及被城管与保安驱赶。 为了缓解家庭压力，夫妻俩决定卖掉房子，但他们的房子挂牌出售已近两年，却始终卖不出去。莫女士说，“现在房价比两年前又跌了三成左右，也没办法，只能先挂着。” 2025年12月初，夫妻俩不再摆摊，与他人合作创业，主要做自媒体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莫女士也零星接一些医学顾问、留学指导的工作。虽然俩人十分忙碌，但生活却不宽裕。 莫女士坦言，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不够日常支出，所以卖房仍是第一选择。她说，“我们就是一介蝼蚁，怎么可能去撼动那些不可撼动的东西呢？” 影片引发共鸣 影片播出后，评论区被留言淹没，尤其是35-45岁这批人，更加感同身受。因为他们同样是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车贷、教育贷；身体开始出状况；职场被年轻人取代；还背负“曾经年薪百万”的落差感。甚至有部分人表示“不敢再看第二遍”，因为太真实，会让人质疑自己的人生选择，甚至引发对未来的恐惧。 网友留言 ——–“第一次看到中年失业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人。”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 ——–“看得心脏发紧。” ——–“不敢再看第二遍，太真实了！” 有评论指出，社会对中年失业的支持系统几乎为零，他们不像底层有救助网，也不像年轻人有试错空间，掉下去就很难爬起来。
近日，韩国食品医药安全处（食药处）发布紧急公告，一款由中国进口的黑木耳被检出食安问题，残留农药严重超标，官方勒令立即停止销售并全面回收。 据韩媒《健康朝鲜报》报导，进口商“Daon有限公司”从大陆引进一款黑木耳。日前，韩国食药处抽验发现，该黑木耳上面残留的多菌灵（Carbendazim）农药残留量高达0.63mg/kg，是法定标准值0.01mg/kg的63倍。 报导称，这批有问题的黑木耳总共进口了5900公斤（每1包为1公斤），包装日期为2025年12月18日。目前，当局已采取行政措施，要求厂商迅速收回所有已售木耳。 韩国食药处提醒民众，已购买问题产品的消费者，应立即停止食用，同时联系原购买处办理退货。另外，韩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检验门槛，以维护民众健康。 多菌灵是一种广谱性杀菌剂，对多种作物由真菌（如半知菌、多子囊菌）引起的病害有防治效果。可用于叶面喷雾、种子处理和土壤处理等，在中国的使用范围广泛，但其残留能引起肝病和染色体畸变。韩国相关安全研究中心警告，此物质不但可能引发胎儿先天缺陷，更可能对人类的生殖系统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
近年来，在多重经营压力下，大陆餐饮业面临生存存机，其中包括知名火锅店海底捞。2月9日，话题“海底捞五大危机 创办人回归一线”登上热搜。 日前，海底捞发布公告称，公司创办人、董事会主席张勇，重新出任CEO，相关事件迅速引发关注。 张勇，今年55岁，四年前，他“退居二线”，如今他重回一线，外界认为，这是因为海底捞陷入危局，逼迫张勇重出江湖“救火”。 2022年3月，张勇承认自己“对趋势的判断出现失误”，为激进扩张所引发的巨额亏损担责，将CEO的职位交给了他信赖的杨利娟。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底捞的状况并没有好转，反而陷入动荡，业绩不断下滑。 杨利娟在CEO的位置上仅仅坐了2年3个月，便于2024年6月卸任，转而负责海底捞的海外业务；而接替杨利娟的苟轶群，任职时间更短，仅一年半，就匆匆卸任。 2025年上半年，海底捞的营收同比下降了3.66%，净利润的同比下滑幅度更是高达13.72%。 海底捞的核心指标也出现大幅失守，直营餐厅的平均翻台率从原来的4.2次／天下降到了3.8次／天，跌破公司内部设定的4次／天的及格线。 另外，海底捞频繁爆出食安问题，仅其官网公布的自查问题，就包括食材过期、设备失效、不卫生操作等问题。 海底捞业绩疲软并非个案，有分析称，近几年，大陆餐饮行业正在发生着几十年未有的深度且不可逆转的变化。 财经博主“华商韬略”发布文章，分析“张勇必须重回一线，是因为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在文中称，1是消费者心态和观念的转向，性价比正越来越成为主导。2024至2025年，无论高端还是中低端，全国餐饮业都在价格下行之中，全行业客单价普遍下调了5%至10%。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者越来越不愿意为各种“溢价”买单。 2是餐饮行业已然进入残酷的存量博弈阶段。全国新开门店的难度越来越大，关店的速度却在明显加快。 2023年，新增餐饮门店315万家，不过，关闭门店的数量也高达300万家。到了2024年，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新开餐饮门店有370万家，关闭门店的数量也高达335万家。 除海底捞外，大陆另一火锅巨头呷哺呷哺也同样面临生存压力。根据呷哺呷哺的财务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其收入同比减少18.9%，这是该企业连续第四年亏损。为了应对困境，呷哺呷哺大幅收缩门店规模，仅在2024年一年，就关闭了219家餐厅。 除此之外，多家知名火锅品牌也陷入“关店潮”。曾被誉为“重庆火锅排队王”的网红品牌朱光玉火锅馆，近期被曝长沙所有门店已暂停营业。曾经的火锅巨头“楠火锅”在近一年内，关闭了超过200家门店；知名火锅店“小肥羊”门店大规模缩减；港式火锅品牌“一哥澳门豆捞”也被大量关闭，如今只剩下一家门店。
日前，大陆官媒通报称，辽宁省住建厅驻政务大厅工作人员王某某，在办事时索要好处费，送钱就当天办，不送就用各种理由搪塞拖延、刁难，8年收取好处超过1,600万（人民币，下同）。 据《辽宁日报》报导，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省委巡视组对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开展了专项巡视。这一过程中发现问题5573个、问题线索1310件，受理主动投案90人，推动边巡边查问题线索176件，留置122人。 根据群众反映，辽宁省住建厅驻政务大厅一名工作人员王某某，利用转办审批事项的便利，向办事群众和企业索取“好处费”，甚至将个人收款码贴在缴费窗口，对送钱的当天办理，不送的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甚至故意刁难，8年来收取好处费高达1,614万元。 有网友指出，一个窗口办事员敢于明目张胆地收钱，他背后不可能没有人，这么多钱也不可能被他一个人贪污，但真出事了，也只能将他一个人被推出来顶缸。 从二十大至今，在短短的3年多，当局查办的中管干部（省部级以上高官及部分特殊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厅局级干部）高达315人。更可怕的是，大陆的官员们改变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惯例，即使是芝麻小官，也能造下贪腐大案。 比如，安徽滁州不动产登记中心聘用人员张雨杰，在2016年到2019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利用单位财务监管漏洞，通过虚开、伪造收款事实等手段套取资金，陆续侵吞公款400多次，总金额高达6,90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