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12年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2026 年 10 月 17 日
1 在5月8日，深圳市民在社保个人养老金馀额上发现了大幅度的减少。有人的账户甚至缩水了⅓，最多的损失达到了12万元人民币。公众的质疑声浪此起彼伏，在社交媒体上，他们指责政府“统筹”了他们的社保。很快，深圳社保系统的馀额查询功能就被停止了。 深圳是继上海后，第二个进行社保统筹的一线城市。从2023年4月24日0时至5月8日9时，深圳市社会保险信息系统进行了停机并入广东省的总系统，全面接入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然而，在系统恢复运行后，许多深圳居民惊愕地发现，自己的社保账户馀额骤然减少。有的甚至直接缩水了30~40%，而他们的钱被用到何处，却无从得知。 有人痛斥政府的行为，社保这么重大的事情，政府竟然不打一声招呼就划走了钱。人们纷纷询问原因，有人指出，现在养老金和医保的资金池子水位已经很低，国家也面临著严重的困难。为了解决问题，政府正在寻求各种改革的途径，包括将深圳的社保与广东省的系统接轨，实施统筹。 2 社保包括医保账户和养老金账户两部分。养老金账户影响了退休金的起步金额，而医保账户馀额则决定了平时看病报销的金额。根据规定，每个人的社保必须至少缴纳15年，才有资格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这是未来生活的最低保障。 然而，统筹的实施，使得深圳很多人的养老金馀额变少。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提前通知我们，突然进行统筹，实在是太不厚道了。深圳的物价本来就很高，对于那些每月都是自付社保费用的人来说，他们原本就比公务员的退休金起点低很多，现在又被统筹走了一部分，再加上延迟退休，物价上涨，两三千块钱的退休金，几次外出吃饭就消耗殆尽，那么他们未来的生活将如何维持呢？这让深圳市民大为恼火。 对于这场风波，官方“深圳社保”也发表了回应，称“参保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际金额未减少”，新系统显示馀额减少是因为“只展示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本金”，“不包括单位缴费划入个人账户的本金及利息”。然而，这样的回应并未得到民众的认同，他们指出这样的“辟谣”只是在用华丽的语言掩盖事实。这种中国式的辟谣，实际上是在证实了这次统筹事件，以及深圳市民的退休金减少了。 3 一些民众发出感叹，说投胎的时间真的很重要。他们的一些年纪较大的同事，已经退休，享受著可观的退休金，而他们这些还未退休的人，现在面临著系统的统筹，以及即将到来的延迟退休，退休金也将不如前辈们那么多。这些都是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面对这样的系统，他们感到无力和无奈。 曾经发生过的情况在这里又重演。在上海市，当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在4月15日切换到全国统筹系统之后，许多市民抱怨他们的退休金缩水了一半。这个缩水到底有多大？根据官方数据，上海的社保被全国统筹掉的金额高达2000多亿。就这样，上海的老人们突然之间就失去了两千多亿。 4月15日，有市民赶紧就查询，发现养老金本来预计有三千多块，现在剩下2000块，少了一千多，本来说有五千多块，现在剩下三千多。 上海和深圳等一线城市，养老金普遍较高，这是因为这些城市，民众交的社保多。中国政府声称贫困的省份发不出养老金，因此就要推动养老金全国统筹，说是把上海的社保统筹给了东北，但问题是东北并没有多花钱，钱都到哪里去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信息不透明，缺乏民主参与的国家，这个问题根本无从解答。 富裕省份的养老金少了，却没看见贫穷省份的养老金多发，这个问题很大。许多网友的不满，他们在怀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为什么会消失。 网友吐槽说，钱都去支援俄罗斯，支援亚非拉，给宏都拉斯送去了，导致政府没钱发养老金了。 4 在富裕省份，许多家庭依赖六七十岁老人的退休金生活，因为他们的孩子也都失业了。现在，政府的养老金发放减少了，甚至可能发放不出来，这不仅影响到老人的生活，整个家庭也陷入了困境。他们可能会走上街头抗议。结果上海市政府怕了，赶紧把查询系统关掉了。 根据官方网站的公开信息，杭州的社保结余也突然减少了一大块，本来有600亿，突然间只剩下了300亿。这些钱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 辽宁省的退休金也无法发放，因为没有钱。有消息称，辽宁大学的退休教职工全体写联名信，给省长，要求尽快按相关政策发放生活补贴。这些补贴在16个月前就应该发了，但至今仍然没有消息。联名信还提到，如果在4月30日之前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将不得不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全国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去年肯定有很多人没有领到养老金。中央社保基金预算收入为3760亿，但实际完成的只有88%，而支出3630亿，只完成了73%。收入和支出都未达到预期，那么，难道是因为中国的老年人在一年中减少了30%吗？这似乎不太可能。因此，必然有一部分人没有领到退休金。重庆市就有一位撒传单的老人说，他已经两年没有领到退休金了。 此外，还有一些市民，他们申请退休已经十年或者八年了，但审批仍未下来。最后，重庆社保局不仅停发退休金，还要求他们返还以前领取的养老金，这使得他们立刻失去了生活来源，还背上了10万元的债务。这样的事情，只有中国的政府才能做得出来。这难道不是在逼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吗？ 5 此前，中共政府已经开始了所谓的“医保改革”，将医保个人账户中的大部分资金划入“医保统筹基金”。官方声称，这是为了“互济余缺”，以便于“让参保人患重病时更有保障”。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了个人可支配的医保资金大幅减少，引发了广州、武汉、大连、鞍山等地的退休人员的大规模抗议，这被人们称为“白发运动”。 进入五月，更为重大的新闻爆出。大量中国公立医院因资金压力巨大，欠下药厂的大笔款项。在广州的各大医院登录药品采购平台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栏目，名为“欠款排行榜”。这是全国首次统计医院欠款情况，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为了迫使医疗机构及时偿还款项，否则药品企业将无法继续生产。 官方消息显示，公立医院拖欠药厂的款项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超过了30天的期限，平均拖欠时间长达三个月甚至一年，导致药厂面临倒闭的危险。在2018年，湖北省医药行业协会对八个代表性企业进行调研后发现，部分企业的款项回款时间甚至达到了960天，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三年才能收回应付款项。按照国家规定的30天付款期，这种拖欠时间长达32倍，欠款金额高达8600万。 6 2020年10月，湖南省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拖欠款项已经达到了3.47亿元，该省的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应付账款更是高达6.5亿元。2019年，青海省医药流通企业的平均回款周期长达239天，有些甚至超过五年。西宁第三人民医院拖欠37家药厂共计1523.74万元。山东省14个县的医院拖欠89个药厂一年以上的货款。珠海公立医院拖欠本地13家企业共计2.9亿元的医药费。 这一切的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在于社保基金未及时向医院支付款项。社保负责报销，因此，社保需要向医院拨款，医院才能向药厂支付款项。然而，现在，由于社保拖欠款项，医院无法按时支付药厂的费用。 根据一项调查，2019年全国公立医院应收医保款约为3500亿元，这就是医保欠全国公立医院的巨额款项，而这还是疫情之前的数据。在疫情封锁三年期间，日复一日的核酸检测已经将医保基金耗尽，医院哪里还有钱付给药厂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算下去，可能会发现，现在医保欠医院的钱可能已经达到了数万亿。这样的问题规模，你能想像得出来吗？ 中国的人民还在期待能够得到医疗服务，但这种希望，现在看来，已经变得非常渺茫。同样，他们还在期待著退休金，但这个期待，恐怕也只能变成泡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稳定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人民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
新冠疫情的出现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也打破了很多人的中国梦。尤其是2022年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封城，让“最后一代”、“躺平”、“润”等词扎根在中国年轻人心里。中国当局过去三年极端的清零政策，让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自由的可贵。在中国开放边境后，“能润就润”的中国人蜂拥至海外，其中富人更喜欢购房，希望在爆发类似疾病时获得安全保障，同时规避国内的经济风险。 在曼谷的一栋豪华公寓楼第19层上，上海居民丹尼尔· 卞（Daniel Bian）躺在游泳池旁的躺椅上，欣赏著泰国首都一览无馀的美景。 “我感觉还活著。我感到自由。”卞先生戴著有色太阳镜兴奋地对路透社说，“这是我的梦想。” 由于中国当局实施极端的疫情“清零政策”，卞在中国被“封”了三年。今年中国开放边境以后，卞是大批涌入泰国寻求购置房地产的中国人之一。 许多中国人渴望在海外买房，渴望在类似疾病爆发的情况下有一个安全网，同时也为了防止受到中国国内经济风险的冲击。 Trip.com 网站的数据显示，泰国是五一长假期间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出境目的地，其次是日本和韩国。 泰国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优秀国际学校和优质医疗设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希望在这里买房作为第二居住场所。 泰国预计，今年至少有500万中国游客，其中一些人准备购买房产。 泰国房地产协会（Thai Real Estate Association）会长 Mesak Chunharakchot 说：“中国人对泰国的房产肯定有需求。” 他补充说，在买家名单中名列前茅的购房地点是首都曼谷等主要城市，以及北部山区的清迈（Chiang Mai）、东海岸的海滩度假胜地芭提雅（Pattaya）和东北部的伊桑（Isan）地区。 “中国人正在买房子，送孩子上国际学校，让他们的父母留在泰国照顾孩子。” Chunharakchot说。 今年年初，泰国新加坡国际学校（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Bangkok）的中国学生比例上升至12%至13%，即四个校区的3,100名学生中有大约400名中国学生，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2019年疫情大流行前的比例（6%）。 泰国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首席执行官Kelvin Koh告诉路透社：“在中国，当一切被关闭时——那就是一夜之间，没有人可以出去。” Koh认为，这种情况推动了中国家庭做出到海外买房的决定。 尽管泰国规定，在任何公寓楼开发项目中，外国人所有权不得超过49%，但潜在买家仍在涌入，为那些以中国买家为目标的房地产经纪人带来了业务。 欧文· 朱（Owen Zhu）就是其中一位经纪人，他陪同50岁的卞先生和卞的70岁母亲一天之内参观了曼谷的三个高档公寓。 朱说，“疫情过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中国人选择购买豪华公寓居住。” 他补充说，许多之前出于投资目的购买房产的客户，现在已经将目光投向了通常价值超过200万元人民币（29万美元）的房产。 “这个预算只能在中国一线城市买一套简单住房，而且位置可能不太好。”朱说，“但用同样多的钱，他们可以在曼谷市中心购买一套豪华公寓。因此，有些人会卖掉在中国的一套房子，在这里买一套房产养老。” 组织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卞先生在泰国也感受了更少的对自由的限制。 “进出国境、来回旅行的自由，以及社会自由和生活自由。自由非常重要。” 卞先生说。 尽管过去三年，从武汉开始，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封城的经历，但上海封城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波，在这之后，一些以前从不考虑移民的中国人开始研究出路。 90后的郜干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郜干父母是力主不抱怨的两位60后。郜干读小学时，父亲郜阳告诉他“世界多娇，祖国最美”；中学时，父母让他向周恩来学习，“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郜干读大学时，头两年中国大陆还能上谷歌和外网，学外语的他，天天看的是BBC、CNN，也和同学一起看《天安门》纪录片。有一年暑假他回家和父母聊起“六四事件”，父母当即提醒他“千万不要出去乱说”。“他们告诉我，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你没法改变，千万别做出头鸟。”郜干说。 上海封城期间，郜干在微信朋友圈转了一句话：“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正常人通常就会被说成不合群。” 转发的缘由是一条上海市民被强制转送方舱隔离的新闻。发布后十分钟，母亲崔颖打来电话，劝儿子“不要经常公开发言”，“有些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丈夫郜阳则在一旁补充：“互联网都有大数据监控的，不要随便议论政治。” 郜干的回应是：这不是政治，这是日常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上海，也有可能发生在你所在的城市。” 崔颖起初不信，她和郜阳都认为，上海出现的很多负面新闻是“小概率事件”。“上海的主要问题是前期学欧美，搞躺平共存那一套，后来就失控了，应该尽早封城。”郜干不禁一笑，问她这观点从哪看来的。 “抖音上人家都这么分析。”崔颖说。 郜干父母的这个观念，在得知上海亲戚家的小侄女在封城期间挨饿经历后，发生了根本转变。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崔颖有个亲戚家在上海，一家人都在美国定居，就留了小侄女在复旦读书，打算毕业了就去美国工作。“没想到还没毕业就被困在家里，天天等着社区团长送吃的，有次一整天都没吃的。”崔颖说。 自己曾经向往的那个上海，正在加速走向另一个极端：送方舱、硬隔离、激进措施层出不穷。崔颖告诉端传媒，看到微信视频号上流出的一些大白进入上海普通人家里“消杀”的视频，“很难不让我想到当年造反派进我家，揪我爸出去戴高帽，游街认错的旧事。”很多视频，她看完会不自觉地摁下一个红星键（即收藏），但五分钟后，她就发现视频已经被删得干干净净，“我大概能明白，这些视频为什么留不下来了。” 60后父母决定“润”，这个念头冒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对崔颖来说，这是一种因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而导致的“不安的感觉”。她所说的“不确定状态”，包括但不限于：国内防疫政策反复多变；上海封城悲剧随时可能复制在其他城市；经济下行导致“钱袋子”急剧缩水；年轻人都不工作了，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养老问题堪忧；常态化核酸检测，可能让长期居家的自己和家人心态失衡；接种完疫苗半年后，国产疫苗负面消息频出，不敢接种第三针…… 过去，崔颖喜欢在抖音和微信视频号上点赞一些唱流行歌或者教做菜的短视频，但她最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都在说生逢大时代，但这不会在你看病时减免一分钱，也不会在你失业时补贴你一分钱。大时代没用，能不折腾地过好小日子，就挺好。” 她开始看那些介绍马尔代夫、安道尔和法罗群岛的小视频，“人家国家小，但生活简单，至少不会有国内这些糟心事。” 她和丈夫郜阳最近在研究“润”向泰国的方案。“如果要找过一个地方养老，欧美成本和门槛太高，语言也不通；日本感觉也融不进去。想来想去，东南亚最好，比如泰国，华人多，成本相对低，可以考虑一下。泰国就算再差，应该也没我们这儿能折腾。”崔颖觉得，从计划生育政策下“国家养老”到“自己养老”的转变，到疫下动辄封城+常态化的全员核酸，这些在崔颖看来都叫“折腾”。 郜干整理了一份泰国“养老签”的资料发给父母后，崔颖发现，只要真的想走，“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难。”根据泰国“养老签”的规定，年满50岁首次办理可以居留15个月，以后每年需要续期，养老签证期为一年一签，养老签证在有效期内可允许持有者自由多次出入泰国。资产方面，在泰国开设的个人银行账户内有至少80万泰铢(约16万人民币)的存款，或者每个月至少有6.5万泰铢(约1.3万人民币)的退休金收入就行。 崔颖和郜阳的打算是，2022年开始计划准备，2023年争取落实实施。两人家里都有还在世的老人，但好在60后不像80、90后，他们有足够多的兄弟姐妹可以照顾老人，“泰国养老签也不是出去就回不来了，只是给生活提供另一种选择——你可以待在那边，也可以有时去国外，有时待在国内。” 除了泰国外，不少中国富人也到日本寻求避风港。《华尔街日报》报导，62岁的阿曼达‧吴（Amanda Wu）说，中共防疫限制和有限的自由等普遍令人担忧因素，使她把目光投向日本。 她说，她的朋友们对移居日本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只要中共取消边境管制，就会有一大批人前往日本，无论是短期逗留还是长期移民。 在日本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中国女商人王晴（Wang Qing，音译）说，即使中共当局取消了防疫限制，她仍相信推动中国人考虑移居日本的许多因素仍然没有改变。解除防疫限制之后更宽松的旅行规则将使人更容易实现其移民计划。
全国百亿强县，苏州昆山很多台商都走光了，导致经济衰退，楼市崩溃。5月7日，昆山政府发出通告批评，两个楼盘梦之月花园和上边花园，五一的销售过程中，有30套擅自大幅降价30%。仔细一看，原来是著名的房企万科在大幅降价，连万科的楼盘都不好卖了，昆山楼市整个已经不行了。 4月份最新的数据，昆山的房地产成交，新房成交1610套，百亿强县一个月才成交了这个数量相比3月份减少了977套下滑了60%。面对4月份成交量的大幅下滑，地方政府忍无可忍，直接要求万科不得低价销售。 开发商降价的原因是市场竞争激烈，如果不降价，商品可能难以销售。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全国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形势。全国30个重点城市占中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根据官方发布的4月份这些城市的住宅销售面积数据，除了北京、深圳和成都三个城市外，其余城市均出现环比下滑，且下滑幅度较大。在这30个重点城市中，超过一半的城市住宅销售面积跌幅在30%以上，青岛、大连、南宁、昆明、长春等8个城市跌幅接近50%，徐州的跌幅最为严重，达到了77%。可以说房地产的局势堪忧啊。 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现在不仅是房地产，许多产品都面临销售困难，库存积压严重，例如荣耀华为手机。目前，有1000万部手机滞留在仓库无法销售。比亚迪汽车甚至已经被放置在未完工建筑的二楼，长时间无法售出。 这种库存积压的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在市场衰退初期，由于产品难以销售，许多公司并没有进行裁员，而是让员工减少工作时间。这样一来，尽管产量有所减少，但产品仍然在不断生产，导致库存逐渐积累。当库存积压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就不得不采取裁员措施来应对。 5月6日的消息显示，公务员消费的白酒销售陷入困境，这意味着公务员的降薪正在进行中。酒鬼酒这个著名的中国酒类品牌，宣布2013年的财务数据增长趋势突然停止，同比下滑，收入减少了42.8%。酒鬼酒中有一款名为内参酒的产品，现在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净利润下降42.38%。内参酒可谓是白酒中的顶级品牌。 根据一季度报表显示，酒鬼酒从2021年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大量库存。2021年的产量为1281吨，销售量为966吨，意味着有300多吨的酒鬼酒成为库存。到了2022年，库存更多，产量为1580吨，销售量仅为1147吨。因此，目前库存的酒鬼酒已经达到了1000多吨。 按照这个趋势，酒鬼酒和茅台酒等酒类品牌甚至可以停产一年，全中国乃至全球的人们都无法喝完这些库存。目前，经销商手中的货物积压严重，无论是商品、房子、汽车还是酒，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导致经济运行受阻。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困境可谓严重。 中国经济正面临严重挑战。过去，政府寄希望于科技转型，但现在无法继续推进，只能重新依赖实体经济，如餐饮和地摊等低端实体经济。在5月6日召开的第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但现在才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说明实体经济正面临严重问题。 近期政府大力推广烧烤和摆地摊等活动，这些都与实体经济和就业密切相关。在外资逃离的今天，实体经济搞不起来，中国的就业就会出大问题。老百姓没工作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还会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因此，依托实体经济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而在治安状况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衰退已经引起犯罪率的飙升，呈现指数级的增长，社会秩序出现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了一季度的档案数据，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诈骗犯罪10,923人。这仅仅是批准逮捕的，还不算上已经拘留的。在所有罪名中，这种与经济有关的诈骗犯罪位列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据还是在能不起诉就不起诉，能不拘留就不拘留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批逮捕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人。这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政府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和就业问题，以稳定社会秩序。 令人吃惊的是，由于过去积累了大量案件，现在在法庭上提起公诉的人数在第一个季度已经达到了18,146人，比今年逮捕的人数还要多。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先普及一下中国的司法程序：先拘留，再逮捕，接着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审判。一个季度内起诉超过18,000人，仅仅是诈骗类案件中排名第五的。其他排名靠前的案件数量必然更多，我们可以估计每个季度中国各地法院需要起诉至少10万桩案件，每个省每个月需要审理超过1000桩案子。如此一来，违法犯罪可谓到处都是，呈现出井喷式的上涨。 这些犯罪并不都是普通民众所为。在人民法院网上，搜索“人民政府”或“工商银行”等关键词，都能找到一大串相关结果。因此，很多地方政府或工商银行分行已经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即所谓的“老赖”。这意味着中国的诈骗犯罪无处不在。 诈骗犯罪在中国形式翻新不断，官方消息称，除了电信网络诈骗外，金融诈骗、套路贷诈骗等传统形式依然常见。此外，养老诈骗、医保诈骗、收藏品诈骗等新型诈骗手法也在不断涌现。这些诈骗往往潜藏在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等领域。 最高检察院表示，诈骗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层级管理严格，自成体系。一些团伙甚至通过成立合法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作为掩护，设立多个部门和岗位专门进行诈骗。例如江苏常州检查机关办理的徐某桥、包某康等人的诈骗案。从2014年到2018年，徐某桥注册成立了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及数个连锁公司，招募包某康等员工组成诈骗集团。他们将廉价工艺品包装成数倍、数十倍价值的产品，引诱缺乏收藏品专业知识的老人购买。直至案发，诈骗团伙从160余名被害人手中榨取了2071万余元。 犯罪手段趋于智能化，隐蔽性强。案件办理情况显示，诈骗犯罪从单纯利用电话实施诈骗逐渐向互联网转移，涉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这导致受害人数多、犯罪成本低、容易复制，同时办案成本极高，甚至难以跟上犯罪速度。 实际上，在面临经济衰退的中国，从名校如衡水中学寒窗苦读出来的大学生，也可能因搞不到钱而铤而走险，加入诈骗团伙，要知道他们有些人，当时是拿着吊瓶进入高考考场的。在背负沉重债务的情况下，其他民众也可能加入犯罪团队。因此，现在网上流传的一句话说得好：“张献忠回来了，李自成回来了，下岗的公务员黄巾军都回来了。”这意味着中国正面临一场大灾难，而非一般的灾难。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深度衰退。这背后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深度的衰退，这种衰退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不利所导致的。
五一假期有2.7亿人次出行，但人均消费仅500多元，看似全民出行狂欢，实际上却是穷人的省钱狂欢。为何许多人选择存钱而不敢消费？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安全感，收入没有增长，只能降级消费。以前人们去健身房，现在跳广场舞；曾经使用神仙水，如今改用洗米水；过去常常外出就餐，现在选择吃预制菜。 总结起来一句话，超10亿人不出城，五一消费力只有疫情前的80%。 这是今年5月1日的珠穆朗玛峰的昆布冰川。1:37 同一天的重庆欢乐谷，拥有七大主题区，人满为患。1:43四川甘孜州甘南克洛之路，已经堵车，大家都在前往一个比西藏更西藏的景区。3:31 巴渝传统建筑的重庆洪崖洞，被称作“天空之城”，也是人山人海。5:40 这是免费停车的深圳湾公园3:13 看这幅图景，似乎整个珠海的共享单车都奔向了海滩上的情侣公园。 然而，传统旅游胜地海南三亚遇冷，没有车辆，海边空无一人，火车头海鲜市场空荡荡。2:56 山东蓬莱长岛导游安排的800块团餐，连个鱿鱼丝儿都没有，实际价值约200元。 我们可以总结出：传统旅游地需要住宿和高额消费，而只需开车、背包旅游的景点，如冰川和藏族居民区，以及各种公园，花销较低，成为旅游热点。这意味着大家有出游愿望，但负担不起高消费。 下面我们来看数据。中国五一劳动节放假五天，从4月29日至5月3日，这是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的首个旅游旺季。我们应该使用2019年和2018年的数据作为参考。 根据国内APP的数据，出国旅游的人数相比2021年有所提升，但机票和酒店预定量仅为2019年的45%。出国游的人数只有18%。这意味着只有最有钱的一部分人还在出国旅游。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全国重点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仅仅比去年疫情封控的时期，同比增长了18%。 中国大陆赴澳门和香港的游客人数相较于2019年，有所下降。澳门五一假期入境游客达到13万人次，实际人数可能只有几万，仅为2019年同期的20%。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共有45万人次内地旅客到访香港，规模仅为疫情前的6成。游客减少可能与消费能力下降有关。澳门下降较多是因为主要消费场所为赌场，需高消费能力；而香港有更多免费或低消费景点，如海滩、西贡、博福林道等，游客减少较少。 对比西方发达经济体，消费GDP占比在70-80%，东亚邻国日韩在65-75%，而2022年中国占比仅54.3%，若剔除17%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7%。实际上，中国政府称内需潜力巨大，但数据并非如此。要达到西方消费潜力，需与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类似。如今日本消费创历史新高，超疫情前水平。 与此相反，中国民众不消费，储蓄数据却爆表。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15.39万亿，同比增4.54万亿，其中住户存款增9.9万亿，占新增存款超6成。这表明民众宁存钱不消费。原因是消费能力已被房子、车子、孩子和医疗透支，5亿至6亿人无储蓄，债务人总数达7亿至8亿。有4.2亿人面临贷款违约风险，信用卡违约超2000亿元。这样的群体经济安全感不足，都想为未来留钱。很多人在等消费升级，但中国只能迎来消费降级。 这是广州五一假期的盛况，商业街上的人潮异常繁忙。看到这种情景，大家肯定会认为五一期间的生意会纷至沓来，各大商场应该挤满了人。疫情三年后，今年的人数特别多，因为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出来好好享受假期了，都憋坏了，所以五一期间肯定要出来好好逛一逛。因此，今天这种情况也在意料之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各大商场的实际情况。虽然大街上的人流如织，但广场下面的商场卖衣服的、卖鞋子的商店里的生意相当冷清。某个知名超市里竟然没有人逛，令人惊讶。我记得以前的五一期间，超市里的人总是络绎不绝。然而现在，大家都网购，能在网上买的东西就绝对不会选择在实体店购买。相比之下，在外面的美食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生意火爆，因为吃的这个东西，还是得现做现吃，当场享受，不能网购。 那么在各个旅游景区呢情况是人山人海，价格昂贵，旅游体验比较差。官方统计的数字说，出行人次2.7亿，相当于美国人口的80%。酒店价格水涨船高，房间预定据说一个月前就爆满，晚一点的根本就别想订到房，火车票机票也是如此。 有的景点，门票涨了人工不涨，工人罢工，游客没船坐。 过去三年疫情封控，中国的酒店住宿减少了好几万家。过去五一游客虽然多，但酒店资源充足，不会出现拥堵现象。如今酒店市场缩水，今年五一就完全成了卖方市场，房间价格奇高。 那么现在都是那些人出去旅行呢？大部分是60后和00后，还有体制内的70后，前两部分人是有钱有时间，60后正处于退休或准备退休阶段，退休金相对较高；00后的父母都是70后，现在社会各行业的中流砥柱，因此00后暂时消费不发愁。体制内的70后也是在消费上不发不发愁的。 那么其余百分之超过80%的中国人他们是怎么度过五一的呢？一位网友逛街时遇到了很多以前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表示今年五一并没有出去玩，原因是工作难找、工资低，感觉消费不起。此外，度过了吃喝玩乐的假期后，他们还需要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来，没有时间调整身体状态就要投入工作。小长假的五天都是通过调休凑过来的，前后两周的周末都不能休息。他们认为，与其外出游玩，还不如好好待在家里，陪陪家人，好好休息几天。哪怕是帮父母刷刷筷子、洗洗碗，或者下田间地头插插秧、除除草，做一桌子好菜，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过个劳动节，这或许更有意义。 这个五一长假展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有钱有时间的人选择出行，享受美好的风景和高品质的服务；另一方面，大部分普通人选择留在家里，过一个简单而充实的假期。这种现象反映出，当下中国社会在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上的多样性和差异。 五一旅游的大火并不是经济复苏，也不是老百姓兜里都有钱了，而是人们扎堆利用自己唯一可支配的时间，为灰暗的生活找到一点点色彩的一种呈现。 看一下资本市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这些年很猛的公司都是谁呢，瑞幸咖啡很火，它是针对星巴克的一次消费降级，蜜雪冰城也很火，4块钱的柠檬水才是市场的主流需求，奈雪的茶，喜茶，这些还在降价迎合用户。拼多多的业绩也已经爆表了？净利润已经是京东的两倍，连美国人现在都开始用拼夕夕了，还有运动鞋服这一块，看上去好像是国货崛起，难道价格不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吗？耐克和阿迪都不如安踏，鸿星尔克，其实这么多的变化，已经在充分的告诉我们，整个中国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改变。 如果非要通过旅游数据看消费和经济，还要看全年的数据，就火个5天假期也没用，而且还要看出国旅游的是不是增多了，因为出国总体上更花钱。陌陌CEO唐岩在朋友圈提到了，现在经济形势不佳，以前五一朋友圈中的旅游目的地包括冰岛、格林兰、南极、非洲等遥远的地方，如今，人们的消费水平在降级，一些消费者开始选择相对较便宜的旅游目的地，如日本和韩国，甚至是国内的郊区露营。过去到巴厘岛旅行的，现在只能去江浙沪了。
1 外资加速撤离、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年轻人失业率高企、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财政几近崩塌……这一系列的问题如同噩梦一般，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虽然有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就是中共政府以强硬措施推行了三年的防疫政策，给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的严重打击。 而现在，中共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却在忙于改写历史，回避提及清零防疫政策的存在，甚至还称这一灾难性政策取得重大成就；面对经济、政治及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危机，视而不见，还在鼓吹形势一片大好。 近日，中国财经博主老蛮撰文，总结了中共三年清零防疫的代价，并且回答了为什么中共在毫不动摇地坚持“清零”三年之后，到2022年12月突然就在全面放弃，没有任何的过渡期这一问题。他的总结非常有意义，我们借鉴其内容，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看法，呈现给观众们，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三年清零的第一个代价就是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长，财政负担增加60%。 我们先关注一下全口径财政赤字，也就是公共预算收支赤字+政府性基金收支赤字。201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赤字是人民币5.53万亿元，到了2022年就剧增到了8.96万亿元，三年的赤字增幅达到了62%。 分年度来看，2020年，中国全口径财政赤字是8.72万亿，2021年下降到了5.94万亿元；然而到了2022年，伴随着各地此起彼伏的封城潮，经济遭受重创，财政赤字再次暴增到8.96万亿元的历史最高值。三年下来，累计财政赤字23.62万亿。对比一下2000至2019年的财政赤字总和，也只有21.92万亿元。所以3年清零防疫造成的赤字之和，居然超过了此前20年的赤字总和。 如此庞大的财政窟窿根本无法填补，于是政府只能被迫发债，无论国债还是地方债，这三年里都在剧烈增长。先说国债，3年下来累计发行了23.32万亿元，扣除其中借新还旧的部分，国债余额从2019年底的15.83万亿，暴增到了2022年底的25.19万亿，3年增幅达到59.1%！ 由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地方债，3年累计发行21.29万亿元，扣除其中借新还旧的部分，地方债从21.31万亿增加到了35.06万亿元，增幅为64.5%！ 总结起来就是：中国的年度财政赤字规模、国债余额和地方债余额，3年清零下来，全都增加了大约60%的负担。 财政负担剧增一定会引发相应的后果，即使短时间内整体上财政还能暂时维持，问题也一定会在某个局部先发作出来。而最先出问题的就是城投债。 3 三年清零的第二个代价，就是城投债市场的整体塌陷。所谓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是由地方投资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公开发行企业债券或中期票据，其募资投向多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一般由地方国资委或财政局100%控股。 中国各大城市政府的投资融资平台是城投公司，即“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起源于1991年的上海。城投公司是经营城市综合规划与建设项目的国有控股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城市综合体开发、商业地产开发、市政工程建设等。 中国城投债的规模到底有多少，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财联社报道，城投债务的余额通常为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两倍左右。截至2022年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5.0万亿，所以推测2022年底中国城投债余额已经达到65万亿。 大家知道，地方政府的清零支出一直是个谜。无休止的全民核酸、隔离酒店、方舱的建设与维持、大范围的封控以及物资保供等等，总支出金额是谜，资金来源同样讳莫如深。老蛮认为资金来源是城投债。因为城投债由地方政府完全控制，并且不受上级部门的监管。 4 而这也导致了地方城投债的爆雷。2022年7月份，规模156亿元的贵州省遵义市城投债到期无法偿付，并且在年底耍流氓似地提出了展期20年，并且前10年只付息不付本的方案。 那些投资城投债的各路金主们在此刻突然就意识到，地方政府的债务期限已经到了。于是在遵义的后效应下，城投债很难再继续融资。整个2022年下半年，城投债的净融资规模只有1940亿元，较2021年同期的12970亿元，降幅达到了85.1%。 再到今2月份之后，中国开始执行极端宽松的金融政策。然而即使这样，今年一季度城投债的净融资量仍然只有5052亿元，同比2022年一季度的6022亿元，降幅也达到了16.1%。 而在今年的4月12日，又是贵州政府开始公开摆烂，声称依靠其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化解债务负担，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城投债已陷入绝境。这对整个城投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而对现在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没有了借新还旧的能力，那债应该怎么还呢？赖掉吗？要知道，绝大部分城投债乃至地方债的认购主体，都是城商行和农商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的背后，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最普通的家庭资产。 这里似乎也解答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河南的城镇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为什么爆雷，而地方政府又置之不理。因为钱本来就是让政府拿走了。 这些钱都是这些普通小老百姓的养老金和救命钱，你地方政府还不起该怎么办呢？让千千万万的家庭集体抱团饿死吗？ 其实，说到这里，已经可以清晰理解，清零三年突然结束的原因，无非就是到2022年下半年，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不堪重负，处于全面坍塌的状态，财政无以为计，只能随随便便、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提前准备任何基本的储备药品就直接退出了清零模式。 但是，据我们查到的资料来看，前期的防疫资金指出，包括疫苗接种及核酸检测费用，大部分是出自于医保资金。只是后来也许是开支太大，挤占的医保资金太多，才由中央下命令要求改为由地方财政支出，也就是我们上面说道的城投债。但是医保资金已经被占用了很大一部分，这也导致了三年清零的第三个代价，就是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更加严重。 医保资金不足，当然就会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今年开始，中共当局开展的新一轮的医保改革。先是把原本医保个人支配账户的资金比例大幅降低，以增加统筹资金的比例。今年2月份，在武汉爆发的白发运动，就是抗议政府的这一政策。其次，还限定了病人一次住院报销金额的上限。导致病人即使身患重病，也只能报销至一定的金额，其余的必须自费。 据我们从中国医院内部了解到的消息，现在的医生看病，不仅要开处方，还必须会算账。每天拿着计算器为病人计算费用，以免超出开支。并且，为了应对这一政策，很多病人一旦费用达到上限，便马上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再接着办理入院手续。这不但给病人制造了很多就医障碍，也为医生和医院的管理部门增加了很多无谓的工作。 清零三年的第四个代价，就是政府公信力的全面沦陷。强行封锁小区和消防通道；朝令夕改，早上说不封城下午就封；破门入室消杀；天价隔离酒店；全城饥荒；黑幕重重的保供菜；腐败的核酸链条；进不去的医院和等死的急诊病人；走不出的机场和高铁站；进不去的校园和回不去的家；禁止农民下地；转运大巴的车祸……到了最后，一夜之间又毫无交代的取消清零，仿佛前面三年的荒谬绝伦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一定会给出群体反应。于是，年轻人流行“我们是最后一代”的观念，并且普遍躺平摆烂。总结起来就是，全民反智的同时，不再相信政府或者专家的任何话语，这就是最大的“反噬”。这一后果将会接下来迅速体现在经济数据上、体现在复苏力度上、体现在经济政策的落地上。政府彻底丧失了公信力，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动员能力，无从激励民心应对接下来的经济危局，这就是最大的恶果！ 清零三年的第五个代价，是生育率的崩塌。 6 朝不保夕，对政府和未来同时丧失信心，当然就不可能再维持生育率。在酷烈的封控措施之下，年轻一代喊出了属于自己的史诗级口号：“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谢谢！”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共鸣。所以，2019年出生人口还有1468万人，2020年有1203万，2021年1062万，到2022年则只剩下了956万，并且肉眼可见，还会继续减少。 清零三年的第六个代价，就是外资企业加速撤离。 我们之前也多次报导过，不仅欧美企业撤离中国，以富士康为首的大型OEM企业，也逐步把产能转移到印度、越南及东南亚国家。而伴随着外企撤离的加速，上下游的民营企业也只能无奈关停，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员工失业。 这些失业人员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去送外卖和开滴滴，将快递行业和网约车行业内卷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他们在整体上也不再相信政府，并且满心委屈，这必将形成巨大的社会负担，也肯定会引发各种恶性社会事件，要么伤害自己，要不就伤害他人，而这，将会是整个国家的恶梦！ 7 清零三年的第七个代价，则是广大老百姓对未来丧失信念后，终于决定不再借债买房，地产泡沫因此轰然破灭。 老百姓不贷款买房带来的第1个影响，就是地产商排着队债务爆雷。2022年地产前百强企业里，现金流断裂无法偿付到期债务的有近40家，至于中小型地产企业里面现金流已经事实断裂的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其实已经都事实上破产，只不过因为政策管控，不许走破产流程罢了。 而地产商群体前赴后继的爆雷，带来的另一个后续影响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暴减。202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66854亿元，较2021年的87051亿元下降22.3%。地产行业的财政贡献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值超过50%。地产行业的贡献急剧下跌，地方财政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承受的。 房地产行业对于地方财政的支撑性意义，根本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替代。现在这个支柱已经坍塌，地方财政因此焦头烂额。城投债在此时又出现了崩塌的问题，净融资能力大幅下降。 如果房地产市场在2023年不能重新兴旺起来，那么接下来一定会引发进一步的连锁反应，直接击溃地方财政维持平衡的底线，这种后果根本就是不可能承受的，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否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三年的疫情的代价还有很多，这些恶果终究会让每一个中国人为此买单。底层的民愤已经在积聚，现在的中国如同一个充满压力的高压锅一样，爆发之时，或许就是中共政权的倒台之时。
失业潮、内卷和衰退，已经不是空穴来风，已经不是主观感受，而是实锤的证据。中国最大的地产中介贝壳披露，去年在地产领域，100万人丢了饭碗。而这仅仅是开始，今年3月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预计劳动力市场新增1662万人，如果按照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这个数量还要多。各个行业反应出来的数据，也都是在关闭企业和裁员。 最糟糕的是，这么惨的劳动力市场却有外国学生来分一杯羹，大陆民众反应强烈，说政府今年让国内1000万大学生下乡到基层，党媒肯定不会呼吁外国留学生，也在中国收破烂，做保洁。 最近一位香港大学生发布了他和塔吉克斯坦留学生的对话视频。 香港大学生问这位塔吉克斯坦留学生：“那你在西安交大学什么？”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回答说：“建筑系。” 香港大学生又问：“那你学完打算留在中国还是？”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确认说：“是，留在这边工作。毕业以后在这边。因为这边的建筑发展特别大，比我国家。所以打算在这边工作。” 香港大学生接着问道：“这里建筑系毕业能赚多少钱？”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告诉他：“工资吗？一般的话两万、三万最少的。” 这个是香港大学生和马来西亚留学生的对话 香港大学生问道：“你念什么科？” 马来西亚留学生告诉他：“机械工程。” 香港大学生说：“噢，就是刚才那个很有名的。那你读完要回马来西亚吗？” 马来西亚留学生回答说：“应该会在中国。” 外国留学生留在中国工作并不罕见。根据“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C类判定第三条，符合规定条件的外国留学生，例如毕业于国外世界知名大学和近两年内毕业于国内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都可以申请工作签证。而且聘用外国人的工资、薪金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然而问题在于，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面临严重的失业潮。党媒则不断炒作“211名校毕业女生收破烂月入过万”，“211毕业生从500强裸辞干保洁，收入增高”等新闻，要年轻人放下高学历，去从事底层工作。广东政府近期甚至发布解决失业问题的“三年行动方案”，要组织30万广东青年下乡发展，被称作“上山下乡2.0”。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些外国留学生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生的就业竞争对手，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将不断增多，还享受中共当局提供的高额奖学金、生活费，免费来中国留学。 3月13日，原中共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此生难忘是非洲》演讲中说到，中国将拨款600亿美金帮助非洲人才来华留学。包括5万个留学名额，5万个进修名额，1,000名非洲精英人才培养计划，还有2,000名来华交流的非洲学生，共计10.3万名非洲留学生。 这在中国民众中引发更大的争议。大陆媒体人表示，“某些人真是花着老百姓的血汗钱不疼呀，真把我们当成了韭菜随便割。600亿美金，10万非洲留学生，平均没人60万美元，就算分摊到4年，也是每人15万美元。” 然而，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实际上花的没有这么多，现在给非洲留学生定的奖学金标准，一个人一年也就1.5万美元左右。” 一位大陆直播主表示，“中国有那么多贫困学子，读不起书，考上大学也不能读，这1.5万美元，在他们眼里就是救命稻草，是天文数字。” 大陆民众汪先生认为，“如果大家平等，平等高考，平等付学费，也没问题。可是中国老百姓的孩子，支付的是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非洲人过来读书却不花钱，中国政府还倒贴，让这些非洲留学生在中国作威作福，这就不对了。” 目前没有案例显示，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找工作是否也能享受“超国民待遇”。不过网友调侃，党媒肯定不会呼吁这些外国留学生别介意学位，也在中国收破烂，做保洁。 中国的各行各业也是百业凋敝，各种连锁店都在大量关店。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中介贝壳公司， 亏14个亿，最新公布的2022年度报表中，去年的营业下降了1/4，相当于被抹去200个亿，新房成交下降38%，净利润亏损14亿。截至去年年底，贝壳的门店关闭了1万多家，只剩下40,516家。直接的失业人数6万多人。如果加上拉动的就业，清洁工，装修工，门窗制造，家具提供等等行业，1万多家贝壳门店关闭，不是个小事情。 中国的地产中介还有链家、中原地产、乐有家呀，我爱我家等等，他们都有类似于贝壳公司这样的下降，说房地产中介行业的萧条，导致了100万人的就业受到影响。不算过分。 网红零食品牌三只松鼠，2019年诞生于安徽，4月25日，三只松鼠发布了2022年度的业绩，实现收入是72.93亿元啊，同比下降25%，净利润同比下降68%。关掉549家门店，占去年所有门店51%，减员1880人，占员工总数40.75% 成立于2009年的海伦斯是中国第一酒吧品牌，2021年啊正式在港交所挂牌啊，，公布的2022年报表预期，2022年市值还有200个亿，同比减少⅓ ，净亏损15亿元同比增加300%。去年海伦斯两百余家酒馆调整关停，减少到821家。一个酒吧养活起码几十人，唱唱歌，喝喝酒，背后拉动的经济有多少，现在这些人都找不到工作了。 中国二手车市场的崩溃，也会导致百万级别的人失去饭碗。3月份轰轰烈烈的这个车市价格战，新车的价格都对半，二手车没法卖了，今年的二季度，二手车公司会有一波的倒闭潮。 官方数据体显示，2022年全中国有70万家二手车公司，经营二手车，官方的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00万。算上搞卫生的，做保安的，搞装修的，打广告的，汽车维修的，金融配套的， 这些间接拉动的产业上的就业人员，一个二手车公司怎么也得拉动50个就业岗位，说影响3500万人就业一点不过分。 苹果产业链正在外迁，富士康也要走了，3月份，网络大V声称，深圳富士康通知各种劳务中介，三月底之前，清理完临时工流水线的普工，同时鼓励正式工请假。其实就是要裁员了。中国政府不想让富士康搬走，因为这起码会影响几百万人就业，因为连带的立讯精密和歌尔声学这些给富士康代工的企业也会搬走。 但是富士康不走不行，中国的管理成本太高。这些年五险一金一直在上涨，从胡温时期的几百元，增加到现在的两千多块，因为扣除的比例越来越多，而且这些都是老板在缴纳。 去年一千多万培训教师的工作，被打没了，汽车产业这次的倒闭潮，加上外贸代工，没有个5000千万失业，那都是开玩笑。这些人，总不能这么都去送外卖的，都去送快递。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在街上晃悠，社会出现大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想把大学生引导到基层上去，让他们支援边远地区，支援老工业基地，延缓就业市场的危机。
近期，中国各地纷纷展开“退林还耕”运动，即要求农民将原有的林地改种粮食；4月起，当局更是出动农管队，开展所谓的“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就是要稳定粮食，保证粮食供应。他们走到田间地头，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作物强行铲平。之前当局还公布下发100亿元的春耕补贴等政策，力促粮食增产。很多时评人士分析，中共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原因可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而5月1日，中共当局于4月份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正式实施，扩大了征兵范围。更是让人联想到，中共正在为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作准备。 ? 再勤劳的人民都经不住中共邪党的折腾和破坏！ ? 几年辛苦耕种，一天给你铲平；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一年回到文革！ ? 看更多爆料?@zhihui999 pic.twitter.com/9is3NR5PUD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May 7, 2023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大量的树木、果树等被砍伐，连竹林也被砍了。甚至山上的椰子树也被砍掉，而这种布满石头的山上根本就不可能种粮食。还有的村庄甚至提出“村里不见一棵杨树”的口号。 ? 退林还耕 ！ 梨花飞起漫天雪，都是农人伤心泪！ 这些梨树起码都有20年吧，造孽啊造孽！ ? 看更多爆料?@zhihui999 pic.twitter.com/uRUjkYcHCh — 海外爆料 (@zhihui999) April 27, 2023 这是一片已经开花的梨树，也被全部砍伐掉。农民直呼太可惜了。 内蒙古几百亩的沙漠里长了10多年的小树也被连根拔起。 农民种了6个月的青菜，还未收获，便被农管队全部清除。 4月26日广西省，连种辣椒也被铲，只准种粮不准种菜！农民们质疑，难道以后规定只准吃饭不吃准菜吗？ 四川成都的鱼塘也被填平，改为耕地。 中国的农管队伍在警察的协助下，将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铲除，要求改种粮食。 农民种植蔬菜的塑料大棚也被拆除。 4月28日，上海郊区农民种的葡萄快要成熟了，农官队一声令下，直接铲除，改种水稻。 中共农管横行乡里，其所作所为也违反客观规律。比如有农管用挖掘机铲平山坡，把整座山修成梯田，甚至要在山上种植水稻。但山上没有灌溉水源，最终水稻都被旱死。 而这种新开垦的梯田并不稳定，一场暴雨，全被冲垮。 很多原本种树木的土地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但现在有些地方就是一刀切，结果就是既毁了林木果树，粮食又种不出来。 试想如果没有水果蔬菜，没有鸡鸭鱼肉，天天只有粮食吃，谁能受得了？这种做法副作用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就是蔬菜水果涨价，而且也会导致中国粮食生产出现重大问题。最终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 正如中共在1958年搞得大跃进运动一样，为了所谓的“超英赶美”，中共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用柴火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杓子、各种铁器，甚至铁门把手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温度不能达到，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不但浪费了无数宝贵资源，还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造成大量粮食成熟后没人收获，烂在地里。紧接著自1959-1962年就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这就是中共既愚蠢又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直接后果。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是不是真的缺粮。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分析，中国2022年粮食生产大约有6.8亿吨，而消耗量却高达7.6到7.8亿吨，因此中国的粮食供给与消耗确实有些吃紧，但透过全球化的粮食输入却也不成问题。只是中共政府担心，一旦对台动武可能将遭到禁运制裁，到时粮食进不来，反而造成执政危机，而这才是中共高喊粮食危机背后的真正的野心。 而农管队的出现，也是中国农村的管制模式回归计画经济，回到一个大农村的集体管理模式的体现。农管是针对农村的一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就是对于农村和农业活动、农业产品等等进行全面的安全执法工作，同时也负责农村的种子、农药、土壤等各方面资源的监控和管理。 农管队就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权利部门，他是中国的中央专治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所以才会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上述所谓的稳粮保供专项行动。不仅要确保农业用地种粮食，而且种植的粮食种类也要完全符合目前国家的需要。所以实际上这个专项行动，已经带有非常明显的计画经济特征。可以说决定中国农业生产的因素，已经逐渐从过去的市场因素，重新回到政府的行政命令。 这样一种制度转变它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在为将来的战时经济状态做准备和预演。因为如果进入战时状态，那么整个中国的农村就是所谓大后方，政府必须保证这个地方稳定，并且持续的提供后勤保障，否则战场可能失利，政权可能不保。 为了配合这个稳定粮食、保证供应的专项行动，中国政府还向农民提供了100亿的财政补贴，鼓励农民种植粮食。而我们前面讲述的退林还耕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为了获得中央的种粮补贴，而强行将其它作物铲除改种粮食的。而这些补贴本来是要发给种粮农户的，但是一旦到了地方政府的手里，能够真正发给农民多少就是由他们决定了。 所以说，农管队实际上并不是任劳任怨，免费帮中央政府稳定农业和粮食生产，而是在尽量的捞钱，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执行者，而是一群权利寻租者。根据中国内地某媒体的转述，农管队成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收费。在农村按照户头计算，每人每天交一定的钱，这是一个典型的寻租行为。 另外，我们之前的视频也介绍过，农官还在农村抓鸡杀狗，扒屋拆房，并且执行各种名目的检查和罚款。简直是赤裸裸的扰民。 4月22日，湖北省农民自家建的房子，因是欧式建筑不符合规定，被农官队拆除。 另外，现在由于外资撤离，中国的大量企业因没有订单而倒闭，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只好返乡。而他们早已习惯城市生活，不懂种地，也不适应乡村单调生活，突然收入枯竭，看不到前景，就会找机会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样一来，中国农村就会积聚可怕的政治反抗能量。而对于中共来讲，没有比维持其政权的稳定更为重要的了。因此，农官的诞生，也承担了部分农村的维稳工作。特别是如果一旦开战，更要做好战时的秩序维护工作。 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农民返乡后本来只为出路发愁，现在却又被农管压迫，反而更容易煽起民间的仇恨，引发农民的抗暴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把农管的工作简单总结为权利寻租加上捣乱。当然，这并非中共政府乐见的状况。但是中国基层的治理一直有一种潜规则，或者说非正规的制度。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其实心里也知道，真正统治他们的，不光是表面上的那个正式制度，还包括民间的非正式制度。而恰恰是这个非正式的制度，才是普通人日常能感受到的制度。所以中国老百姓是生活在两种制度之下，被迫接受双重的盘剥。其实，不仅是农村，中共的各级政府都存在潜规则，都是表面一套，私下一套，两种制度并存的治理模式。所以，中国的官场才会请客送礼、贪污腐败大行其道。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基层的变化，尤其是整个社会结构和管制方式的转变，也是中共更加集权专制的一个体现。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最近这两年多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2021年，中共率先在山东省农村推行田长制，对农村实行网格化管理。然后又开始逐步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度，这个制度就相当于数字粮票；再就是供销社系统的全面铺开，这个系统是和积分制挂钩的。以后农民就是拿积分去供销售买东西，就等于在农村废除了货币制度。 而最近年来中共又极力鼓吹大学毕业生下乡支援乡村建设，这就标志著中国农村已经开始成为了中共转移就业问题的一个工具。城市里过剩的劳动人口被转移到农村，其实农村就等于是就业人口的垃圾掩埋场。现在农管队正式的进入农村，成为了农村的基层执法者和巡逻者。 从中国农村出现的新变化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农村各种的资源的控制正在不断的加强和集中化。 其实，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都在不断的集中权力。地方集中到中央，中央集中到个人。不论是军队改制，还是国务院、公检法的改革，目的都是一样的。所谓的反贪腐，所谓的打击资本，其实也是在扫清集权的障碍。虽然这种集权造成了民间经济的困境，包括民企倒闭、外资撤离等，但是这都是他们加强集权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因为对共产党来讲，维稳压倒一切。普通民众的死活、他们的生计、他们是否富裕，他们是否幸福，这都是其次的事。集中权力，完成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在中国全境能够进行更有效的统治，这才是中共的最终目的。而在这种集权的过程当中，首当其冲被剥削、被压迫、被剥夺权利，最终失去生计、失去自由、失去生产资料的，一定就是在中国占大多数的农村人口。
当今的中国大陆，一批年轻人正在涌向寺庙。在北京的雍和宫，拥挤着在大殿上香的人群中，多了许多年轻人。他们有刚刚从象牙塔走入社会求职的小萌新，也有仍在校就读的大学生。燃香的氤氲笼罩着他们略带焦虑的脸，就像未来那不确定的人生。 19岁的陈同学也是其中一员，她对路透社说，她来到雍和宫为她的职业前景祈福，尽管距离毕业还有好多年。但“就业门槛不断提高，压力巨大。” 面对找工作的压力和无法承受的房价，22岁的王晓宁(译音，Wang Xiaoning)“希望能在寺庙里找到一些平静。”王晓宁是今年中国1158万名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去年严格的“清零政策”带给中国经济沉重打击，他们面临的就业市场仍受其影响。 22岁这年，肖醒经历了大学毕业、考编失败、申请失败和被同龄人抛下的恐惧，有时她夜里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完了”。于是她决定住进寺庙。她的目标是，在佛祖的保佑下，把雅思刷到6.5分。寺庙的生活轻松自由，同辈压力在更多沉重苦痛的衬托下显得渺小。她也说服自己，要平和，要沉静，要用包容的姿态面对人生。可这始终是一种逃避，她对网易看客表示，回归生活，她才发现寺庙里的一切，就像一剂止疼药，短暂的平静过后，她将再次踏上拥挤的人生轨道。 年轻人涌进寺庙是诚心礼佛吗？显然不是，而是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不确定，祈求神明保佑罢了。希望佛祖保佑求职顺利，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最好不要996，007的工作制，可以不被裁员…… 在经历三年疫情的动态清零后，中国许多省份经济按下暂停键，外资出走的脚步加快，求职难，失业潮不断困扰着年轻人。值此之际，“年轻人爱上香”也成为大陆媒体关注的最新现象，《新京报》4月底的一篇报道称，2月至今，预定寺庙景区门票的90后和00后总占比近50%，寺庙的网络搜索量自2019年起增加368倍，年轻人热衷于到不同寺庙上香问卜，甚至愿意高价购买佛珠手绳。 报道称，年轻人拜香求佛的流行趋势始源于社会经济不景气、找工作压力大等原因，有网民表示，“努力能改变的东西越来越少，学历能带来的变化越来越小”，促使他们急需一个渠道来释放压力，而寺庙便成为他们转移焦虑的渠道。 大陆《新周刊》也曾报导，从搜索热度来看，近期关注度较高的寺庙景区分别是杭州灵隐寺、普陀山风景区、寒山寺、雍和宫、佛光寺、白马寺、大雁塔、鸡鸣寺、少林寺、布达拉宫等地。 事实上，去寺庙旅游早于去年就在年轻人当中流行。去年10月，微信公众号“ONE文艺生活”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上不了岸的年轻人，都在沉迷上香>的文章。文章指去年“十一”长假期间，北京戒台寺一路望去全是年轻人，并称在中国网络社交平台小红书上发布关于寺庙的帖文，已成为一种流量入口。 所谓“上岸”，意指考上研究所或公务人员，或是成功达成目标。 年轻人就业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今年3月，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19.6%，意味着每五个16-24岁青年人当中便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如果再考虑到今年大陆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人，则更加说明青年就业问题突出。 然而就在大陆面临几十年来最高的青年失业率之际，官媒却将问题归咎为毕业生理想太高，批评他们不愿意从事蓝领工作。 北京市官媒《北京日报》3月曾在社论中表示，就业和学术焦虑“可以理解”，“不过面临压力而真的寄希望于上苍和佛祖的年轻人，显然也是误入歧途”。 但是，相关言论引发不小争议。有网友批评官方以偏概全；也有人认为，年轻人爱到寺庙上香“上班上学不如上香；求职求人不如求佛， 据招聘网站“51job”去年11月对100家中国雇主调查发现，即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计划在 2023 年减少招聘，无疑为求职无门的毕业生再关窄门。 针对此事，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教育当局指出，北京硕、博士毕业生人数今年首度多于大学毕业生。 有文章分析，目前中国有三类最困难的青年人群，如果无法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当局的执政合法性也会收到冲击。 第一类是农民家庭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都是常年在农村生活、耕作和务工的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比较低。对于这类年轻人来说，父母把他们养大，供他们读书，已经十分不容易，父母受制于家里现实经济条件，非但难以持续帮助和救济他们，而且很有可能还指望他们工作后回馈家里。 第二类是农民工家庭的年轻人，尽管他们的父母在城市打工，收入在整体上要比农民高一些，但非常不易，其中多数人都是赚的辛苦钱，且易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对年轻人的支持能力比较有限。 第三类是城市底层家庭的年轻人，父母虽有城市户籍，但毕竟是底层，帮不了他们。 上述三类人群属于当下相对最困难的年轻人，他们的诉求亟待社会倾听。他们也是最先失业的一批人，而面临的困境远远大于那些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如果失业，还可以考虑继续深造或旅游、居家休息。但上述三类年轻人一旦失业，恐怕退无可退。 青年人失业问题突出，只是近年来大陆年轻人焦虑和迷惘的一个缩影。不久前发生的天门山事件，便以一种决绝的悲剧形式暴露出大陆农村外出务工年轻人的困境。年轻人“拜佛上香”现象的出现，则反映出一些年轻人的精神压力。 而最近大陆舆论热议的“孔乙己文学”，根源是就业困难。作家馀华在回答“年轻人要不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这一问题时说，大陆一家文学杂志《当代》今年要招6个编辑，结果有6000人报名，且都是硕士或博士，但这个工作岗位放到20年前压根就没大学生看得上。馀华说他能理解年轻人的困境，因为他们的父母用一生的勤劳把他们供养为大学生，结果许多人可能找到的工作只需中学毕业即可。 近年来，社畜、打工人、996工作制、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过劳、内卷、躺平的字眼或新闻，之所以能在内地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或共鸣，一个关键原因便在于年轻人的困境。不过，抱怨归抱怨，吐槽归吐槽，在残酷的现实生存压力下，多数家境普通的年轻人并没有躺平的经济条件，但他们又的确不愿继续内卷下去，所谓“躺不平、卷不起”。期望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困扰大量年轻人。 《香港01》在《大陆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19.3%：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一文中分析称：“网络上有一个关于中国青年的流行说法：很多青年对国家充满信心却对自身前途一片迷茫。这说的是改革开放40馀年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国家进步，让许多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满怀信心，但由于改革红利的代际递减，阶层分化和固化持续加剧，内卷的蔓延，大城市高房价的挤压，又导致他们对自身前途充满迷茫。这种对国家未来和个人前途的落差在某种程度上足以警示当下社会：若不能趁多数年轻人对国家满怀信心之际，早日解决困扰年轻人的深层次问题，让更多来自于乡村、偏远地区、中下阶层的年轻人公平参与社会竞争，恐影响年轻人的积极性和对于国家的信心，尤其当阶层固化、内卷、高房价和经济下行压力相叠加，让许多年轻人对经济下行有切肤之感时，更应及早积极作为。”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宣布了鼓励企业雇用年轻工人的措施，提供培训补贴和更多学徒计划。年轻的毕业生也可以为自己的初创公司获得资金。 但是，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任何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刺激措施都需要时间才能产生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不再以两位数增长，职业方面向上的流动性也开始逆转。社会制造了很大的成功压力，工作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在新冠封锁期间，许多年轻人开始拒绝”内卷”，而是选择收入较低、活动空间更大的工作。这种现象被称为 “躺平”。 《亚洲劳工评论》的研究员和执行编辑Kevin Lin对德国之声说：”躺平反映了年轻的劳动者中放弃努力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到真正的躺平。中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没有支持失业青年的机制。”
5月6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加冕典礼在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大教堂举行，成为英国和其他14个大英国协王国的国王。上一次在西敏寺教堂举办的加冕礼是查尔斯的母亲、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那是在1953年，当时查尔斯三世只有3岁。 隆重盛大的国家级加冕礼相隔70年后再次回归，受到全球关注。 英国现任坎特布里大主教威尔比（Justin Welby）主持加冕典礼。在现场约100名全球领袖以及数百万电视直播观众见证下，在经历宣誓、恩膏、授权等宗教和道德的象征环节后，威尔比大主教替查理三世戴上有360年历史的圣爱德华王冠（St. Edward’s Crown），正式加冕为王，他的妻子卡米拉被加冕为王后。延续了英国王室已有一千多年的传统与历史。 查尔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国王加冕典礼（图：Getty Images) 此时，西敏寺内外都传来了“上帝保佑国王”的呼声。英国各地都在鸣炮致敬，西敏寺教堂的钟声持续了两分钟，伦敦的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著名的伦敦林荫路两旁站满了观礼的人群。 作为在加冕礼最神圣的部分，国王被圣屏风挡住，不被公众看到，而合唱团则唱着巴洛克时期英籍德国作曲家韩德尔的《祭司撒督》，自1727年以来的每一次加冕礼都会上演这一幕。 1066年12月25日，“征服者威廉一世”成为首位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加冕的首位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三世成为第40位。 结束加冕典礼后，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从西敏寺返回白金汉宫后，搭乘王室金马车返回白金汉宫，稍事休息后现身白金汉宫阳台，观看空军庆祝演出并向民众挥手致意，民众报以热烈欢呼声。 英国皇家空军特技飞行小组“红箭”（Red Arrows）飞越白金汉宫，且喷出红白蓝三色彩烟庆祝 媒体注意到，大部分的重要王室成员一同登上白金汉宫的阳台，却不见哈里王子。据报道，脱离王室的哈里只身一人来伦敦参加父亲的加冕仪式，而且被排在第三排，这是他和妻子梅根脱离王室后所受到的冷遇。据目击者称，加冕典礼结束后，哈里王子登上了停在西敏寺外的一辆汽车匆匆奔赴机场，因为他要赶往美国庆祝他的四岁儿子阿奇的生日。 据法广报道，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举办这样一场令人目不暇接大戏，国王游行、盛大的典礼和仪式以及街头的狂欢，” 据报道：在现场约有100名全球领袖，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加冕典礼并发文表示对英国新国王的尊重友谊和祝贺。美国总统拜登夫人吉尔•拜登（Jill Biden）代表拜登出席了典礼。 现年73岁的查尔斯三世曾经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王位继承人， 这使他成为英国有史以来准备最充分、年龄最大的新君主。曾经习惯于对各式议题发表意见的王子，如今将如何适应君主的中立地位？ “我没那么傻。我的确意识到作为君主要独立完成工作。” 他在2018年接受BBC采时说：“那些认为我将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担任国王的想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据报道，查尔斯三世在到达教堂内的首次祷告中说：“我来不是为了接受服务，而是为了服务他人”。 作为习近平的代表，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应邀到西敏寺观摩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仪式。这一消息曾在英国引发很多争议，尤其是在英港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但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英王加冕典礼中，对国家元首和其他外国代表的邀请并不是来自白金汉宫，而是来自英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