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质疑官方经济数据 高善文惹怒习近平 生前遭调查
2026 年 7 月 17 日
当悉尼歌剧院的穹顶映照着港湾的波光粼粼，你或许不会想到，这座艺术圣殿竟然会迎来一场关于魔法、冒险与欢笑的奇妙演出——《Dungeons & Dragons The Twenty-Sided Tavern》。这场直接从纽约空降而来的互动式剧场体验，将全球现象级的角色扮演游戏《龙与地下城》搬上舞台，为观众献上一次全新的感官盛宴。 龙与地下城（图：Daniel Boud） 无论你是铁杆跑团玩家，还是只是听说过这款经典游戏，走进歌剧院的这一晚，你都将成为冒险中的一员。因为这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场观众主导的“跑团”旅程，一场你无法预测结局的魔幻体验。 步入悉尼歌剧院的演出大厅，你会发现这次的剧场体验与传统完全不同。迎接你的不是单纯的座位和幕布，而是一场互动的“盛宴”。入口处，工作人员递上了一本特制的节目册（Playbill），其中隐藏着进入冒险世界的秘密：一个QR Code。扫描后，你的手机瞬间变成了一本魔法手册，带你进入一个名为“Gamiotics”的互动游戏系统。从这一刻起，你不仅是观众，更是冒险的参与者。 龙与地下城（图：Daniel Boud） 每位观众都会随机获得一张彩色贴纸，这决定了你的“阵营”。是支持勇敢的英雄团，还是投身神秘的术士帮，抑或成为狡诈盗贼联盟的一员？每一个决定、每一次投票，都会直接影响故事的发展和角色的命运。 《The Twenty-Sided Tavern》的核心，是它彻底颠覆了传统剧场表演的观演关系。在这里，观众不再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每一场冒险的掌舵人。剧中的“地下城主”（Dungeon Master）不仅承担讲述者的职责，更像是引导整个冒险的灵魂人物。他们机智幽默，总能迅速响应观众的各种选择，将每一个笑点与故事发展无缝衔接。 龙与地下城（图：Daniel Boud） 通过手机互动系统，观众可以实时投票，决定角色下一步的行动：是勇闯危机四伏的洞穴，还是绕路寻找安全的捷径？是释放致命的火球术，还是使用让敌人爆笑的戏法？这些看似简单的选择，都会在舞台上即时反馈，形成一个完全动态化的故事流程。 此外，演员还频频邀请观众登台参与现场挑战：掷骰子决定生死、即兴表演解谜游戏、甚至扮演NPC（非玩家角色）与角色互动。这些设计不仅让人忍俊不禁，也让整个演出充满了变数与乐趣。 演出的幽默感，是其另一个令人赞叹的亮点。演员们风趣幽默、临场反应极快，观众的每一次选择和突发事件，都成为他们即兴发挥的灵感来源。从夸张的肢体表演到精准的语言吐槽，每一个笑点都掷地有声，毫不刻意却总能引发全场笑声连连。 更令人惊叹的是，整场演出始终保持高水平的随机应变与剧情流畅性。无论是观众的参与，还是临场的即兴内容，演员与技术团队都让这些“意外”成为演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对即兴创作的高度掌控力，堪称剧场艺术与角色扮演游戏的完美结合。 龙与地下城（图：Daniel Boud） 《The Twenty-Sided Tavern》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无限重玩性”。由于观众的互动与选择，每一场演出都会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从不同的任务目标到多样的角色发展，甚至连舞台上的道具和场景也会因为选择而发生变化。这种随机性和开放性，不仅让每场演出都充满新鲜感，也让人忍不住想要“多刷”几次，体验更多可能性。 更特别的是，演出过程中允许观众自由拍照、录像，打破了传统剧院“不干扰演出”的界限。这一大胆而开放的设计，恰恰与《龙与地下城》的“自由想象”核心精神不谋而合。 对于《龙与地下城》的资深爱好者来说，这是一场将幻想具象化的狂欢；而对于初次接触这个世界的新人而言，这更是一扇通往未知领域的大门。无论你是谁，当你离开歌剧院时，你都会带着属于自己的冒险故事，满载欢笑与感动。 演出信息 《Dungeons & Dragons The Twenty-Sided Tavern》 时间：2024年12月15日起 地点：悉尼歌剧院 网址：https://www.sydneyoperahouse.com/theatre/dungeons-dragons-twenty-sided-tavern?gad_source=1&gbraid=0AAAAADAUsst6QMdKbfshXibE2iM1jrpYm&gclid=EAIaIQobChMIqNz92um0igMVWqRmAh2Hqy88EAAYASAAEgI1t_D_BwE
文/清箫 今天继续讲《古文辞类纂》。上期讲了姚鼐在此书序目中所谓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是序目里最关键的部份。下面我会结合该序目以及不同文体的范文，带大家一起欣赏古文，提升鉴赏与写作水平。古文有些写法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取决于学者怎样运用。希望能帮到大家。 《古文辞类纂》序目最关键的一段是：“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一是简介古文分类，二是概述构成一篇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书的13个文体类别：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这13类文体或许乍看难以理解，我们不妨进一步归纳，其实可以归为三大类： 1、说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 2、记事（传状、碑志、杂记） 3、抒情（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这样是不是更加简单清晰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之文以理为主；传状、碑志、杂记以事为主；箴铭、颂赞、辞赋、哀祭主写情。透过姚鼐所列文体的顺序，可知他认为学文应当先学议论文，后学叙事文，最后学对辞藻精美要求较高的抒情文。我们试分析他如此安排的原因：无论是否能成为文学家，都要条理清晰，明辨是非，所以议论文是基础。记事文比议论文稍难一点，比如给一个人作传，或写墓志铭，至少要对此人的生平全面了解，并在诸多大小事中取舍，挑出最重要的事，且次序严谨，还要真实，所以很考验功底。至于颂赞、辞赋、哀祭等重在抒情的文体，写作难度更大，但即使写得不好也没关系，至少前面已经学会写最重要的议论文和记事文。 （图：Adobe Stock） 再来看《古文辞类纂》所选文章的朝代比例。其中，先秦文占11%；两汉文占20%；六朝文占1%；唐宋文占59%；明文占5%；清文占4%。唐宋文比例最大，在唐宋文中，大多数都是八大家的作品，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而六朝文比例最小。上期介绍过“桐城三祖”的文学观，结合上期内容，各位想必不会对上述比例感到意外。 接下来我打算从《古文辞类纂》中选出一些好文赏析，不单从写作角度赏析，还会提炼出文中的道德、精神与对今人的启示。限于篇幅，我实在不能全面列举，毕竟全书共有700多篇文章。 论辨 我们先来看论辨类的范文。这一类文体的起源、特点和要求是什么呢？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姚鼐称，论辨文起源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实论可以追溯到更早，如《尚书》中的〈盘庚〉、〈无逸〉，但那只是论的雏形。其后，论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论语》。《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刘勰认为，述经叙理的著作称为论。论也就是伦，不违背伦理，即是不违背圣人之意。孔子的弟子把孔子说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论语》，后世以“论”为名的著作就是从这开始的。 《文心雕龙》又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我们来看刘勰说的这段是什么意思。论这一文体需要综合各家观点，然后深入研究一个道理，要辨别是非，找出论证的难点，思考应当全面，下笔也要讲得全面通透，不能写得支离破碎，要严密到使反对方找不出破绽。写论文就像砍柴，贵在恰好把理劈开，而不能越过理。有些人虽然文辞巧妙，但道理是错的，那就是徒有其表，说理会很勉强，所以写论文的人应先确保自己的观点不是歪理。 论可以评历史，如贾谊〈过秦论〉；论也可以评时政，如韩愈〈争臣论〉、欧阳修〈朋党论〉；还可以论学术，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论辨文分许多小类，不仅有论这一类，还有说、解、原、辨、议。 （图：Adobe Stock） 说和解相似，都是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之文，如韩愈〈师说〉、王安石〈复雠解〉等。 “原”是论说某事理本原之意的文，如韩愈〈原毁〉、王安石〈原过〉等。 再看什么是辨。辨是从反面驳他人的说法或做法，《古文辞类纂》选录了韩愈的〈讳辨〉、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辨是怎样反驳的呢？以〈桐叶封弟辨〉为例，柳宗元此文不赞同“桐叶封弟”这一做法，推论出此事不是周公建议的，传说并不可信。相传，周成王曾拿一片梧桐叶，对弟弟叔虞开玩笑说要封他为侯，那时叔虞只是个小孩子，周公严肃提醒道：“天子无戏言。”因为要言而有信，所以周成王将唐地封给了叔虞。当然，君主应该比普通人更守信用，但柳宗元认为，玩笑话不能轻易付诸行动，假如周成王对宦官开玩笑，是否也要实行呢？如果君主做错了，就要一直改，直到做对为止。之后柳宗元进一步推论，认为建议封弟这件糊涂事不像是周公做的。这就是一种辨。 议也是驳的一种，如韩愈〈改葬服议〉、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 论辨类的范文，我打算讲贾谊〈过秦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韩愈〈师说〉、李翱〈复性书下〉、苏洵〈权书·六国〉。 （图：Adobe Stock） 先看贾谊〈过秦论〉。我们赏析任何一篇作品前，最好对作者有一些了解。贾谊是西汉洛阳人，既擅长辞赋，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二十岁时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后破格迁至太中大夫，可谓是年少有为。可惜好景不长，贾谊二十三岁那年因遭权贵诋毁，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他英年早逝，三十三岁就离世了。他写这篇〈过秦论〉，旨在为汉文帝治国提供一面镜子，以免汉朝重蹈秦朝骤亡的覆辙。〈过秦论〉既是政论，亦是史论，对后世散文写作影响巨大。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今天我们只看上篇。其主旨是“过秦”二字，即指出秦朝的过失，但文章开头是从秦国强盛之路写起。我们看历史，不该只看到一面，秦国能统一天下，必然有其道理，正的一面我们也应看到。 无论古今，政论和史论都不宜抛开叙事，如果只议论，文章会相当单调。〈过秦论上〉好在化议论为叙事，很大篇幅都是陈述史事，评论反而较少，说教味不强。多数议论文都先在第一段点出主旨，此文不然，作者按时间顺序简练概述秦从兴到亡的过程，千回百转，直至结尾才点破，如带读者一同探讨。 〈过秦论上〉开篇写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此段动词用得好，“席卷”、“包举”、“囊括”、“并吞”，接连四词表现秦国的雄心，仿佛得天下如探囊取物，气势磅礴。上期多次提及气在古文中的重要性，这里连用四个雄壮之词，也是起到增强气势的作用。简单数句，便点明秦国走向强盛的内因与外因，即内有商鞅变法，外有诸侯互斗。“拱手”亦用得妙，以连横策略挑拨各诸侯，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大片土地。 （图：Adobe Stock） 此下写秦孝公以后的功业，以及六国的恐惧与对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亦写六国有哪些人才：“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秦国是主角，六国是陪衬，但须写六国之人与事，否则文章显得单薄。讲六国人才济济，且祭出合纵策略对抗秦国，更能衬托出秦国的强大。这种衬托效果在下文更加明显。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九国之师看似强大，却无法打败秦国，“十倍之地，百万之众”与“无亡矢遗镞之费”形成鲜明对比，衬托秦国势不可挡。此处写九国人数与土地优势还有一个作用，即与下文陈涉的渺小形成对比，暂且不谈。 各位请注意“叩关”的“叩”字，为何用“叩”字呢？“叩”在此意为“敲”、“击”，指各国来攻打函谷关。《汉书》中引用的〈过秦论〉写的不是“叩关”，而是“仰关”。而《史记》写的是“叩关”。《古文辞类纂》有一句评注：“鼐按：对下开关，字作叩为当。”“叩”字更恰当，与下文“秦人开关延敌”的“开关”对应。 此时，九国的军队败了，盟约也散了，争相讨好秦国。“强国请服，弱国入朝”短短八字对形势作一概括，之后写道：“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至此作一顿挫。 随后叙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功业，字句有排山倒海之势：“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现在我著重讲一讲此处使用的顿笔之法。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文章写到这里，需要一句收束，也就是短暂的停顿、呼吸，表示上文的内容告一段落，而下文即将出现转折。顿笔恰好能为下文的转折或高潮蓄力，往往当下文要写关键事件和文字时，需要用顿笔之法。我们演奏音乐需要呼吸，游泳需要换气，换完气才更有力，写作也是同理。文章是灵动的生命，要有抑扬顿挫，时而澎湃，时而舒缓，有些放缓之处也是呼吸之处。前几期曾谈到古文的音乐性，大家看这些好的作品是不是很巧妙呀？吴闿生评论说：“两代无事，恰好顿挫。震川所谓如人吐气一般。”“凡有要紧文字在下，必要先行停顿一般，然后气乃振厉也。”秦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期间没有战事，文意上这是一顿挫之处，节奏上也是，即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所说的“如人吐气”。 能不能删掉“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这三句？虽然没讲重要的事，但假如删去，文章会变得太紧，缺少一处呼吸。姚鼐〈与石甫侄孙〉说：“大抵文章之妙，在驰骤中有顿挫，顿挫处有驰骤。若但有驰骤，即成剽滑，非真驰骤也。”文气驰骤固然好，但也需适度收敛，安排一些停顿和转折，以免文章轻浮平滑。 秦始皇（图：公有领域） 回到〈过秦论〉，我们看下一段，气势多么磅礴，文字何其精彩：“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奋六世之馀烈”承上启下，“六世”指上文提到的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由一“奋”字领起，后文所写的吞并周朝、统一六国、南取百越、北筑长城都是“奋”的具体表现。此段动词遒劲，如“奋”、“振”、“御”、“吞”、“履”、“却”。 叙秦之功后，贾谊讲述秦激起民愤之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可能有人会觉得秦始皇很坏。我在此做一些解释。 贾谊说秦朝“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想必大家都会联想到“焚书坑儒”以及秦朝对文化的“严重破坏”。然而，后世对秦史的评论有歪曲与夸张之处，我们最好更全面、严谨地看待历史。 郑樵《通志》有两篇文为秦朝辩诬，他写道：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馀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馀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实际上，秦始皇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并没有弃用儒生和儒家经典，说“废儒”是不恰当的，说“废先王之道”就更夸张了。先王之道都在经中，经未废，先王之道何废？后世古书不全，不能都归咎于秦朝焚书，很多是因为“学者自亡”，所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 秦朝焚书并不像有些人夸大的那样严重。《论衡》说：“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朱子语类》称：“如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秦始皇想要销毁的是书籍中的糟粕，而留下精华，《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史记》（图：公有领域） 刘大櫆写过一篇〈焚书辨〉，称造成经籍亡佚的人并非李斯和秦始皇，而是项羽和萧何。 刘大櫆说：“书之亡，在楚汉之兴，沛公与项羽相继入关之时也。”“书之焚，不在于李斯，而在于项籍；及其亡也，不由于始皇帝，而由于萧何。”“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澌灭无馀。”“李斯虽烧之而未尽也。”又说：“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使律令图书，汉以故知天下之扼塞，及户口之多少、强弱所在。然萧何于秦博士所藏之书，所以传先王之道不绝于线者，独不闻其爱而惜之，收而宝之。彼固以圣人之经，无关于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筹策也。故熟视之若无睹耳。” 典籍亡佚的原因很复杂，秦始皇虽焚书，但至少在朝廷中保留许多。相比之下，战乱期间的破坏或视而不见造成的影响应该更为严重。 此外，“坑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的是“坑术士”，坑的是术士，而非儒。那时有些术士、方士行骗，秦始皇打击的是这些人。 不过，身处西方民主国家的我们，在现代的环境下，不应支持坑杀与焚书。 （图：Adobe Stock） 至于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金人，这是个历史之谜，贾谊称“以弱天下之民”只是主观推测，当然这个动机是可能的。试想，当时必然期望长期和平，谁想再回到战国乱世？所以收缴兵器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称其为专制。钱穆《国史大纲》对此有一段评论：“收兵器，铸金人十二……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我们继续看〈过秦论〉。秦始皇威震四海到什么程度呢？他死后，依然“馀威震于殊俗”。和秦朝之强盛相比，陈涉多么渺小啊，“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然而他揭竿而起后，天下人云集响应，其他豪杰纷纷起义，不久后就推翻了秦朝。从“秦王既没，馀威震于殊俗”到“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篇幅很短，仿佛从兴盛到灭亡是转眼间的事。这是贾谊刻意营造的效果。 前面都是叙事，此时该到思考与议论的环节了。贾谊说：“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从几个方面比较了六国与起义军的差别，地位、武器、兵力、智谋、策略都不可同日而语。陈涉等起义军之弱和昔日六国之强形成鲜明对比，秦的国力、雍州、殽函没有变化，为何胜败结果差别如此之大？贾谊一步步引导读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前面的叙事和对比都是为了论证秦亡的原因在其自身。至于如何“仁义不施”，他后面还写了秦二世的问题。中篇和下篇我就不讲了。 《古文辞类纂》评注云：“固是合后二篇，义乃完，然首篇为特雄骏闳肆。”〈过秦论〉三篇里，上篇文笔最精彩，雄骏闳肆。贾谊散文写得好有一重要原因——善于辞赋，他将作赋的手法用在散文中，铺张使文气更盛、更雄骏。 （图：Adobe Stock） 此文对今日依然有很大启示，尤其是“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历史上，不仅秦朝，每个朝代兴起时都有过气吞万里之势，而落幕时都显得脆弱不堪，仿佛天要谁亡，谁不得不亡。70年前，中共夺取大陆江山，至今看似难以动摇，但说不准某天会轰然倒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 关于〈过秦论〉，我暂聊到这里。下期讲其他古文。
文/清箫 今天继续讲《古文辞类纂》。上期讲了姚鼐在此书序目中所谓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是序目里最关键的部份。下面我会结合该序目以及不同文体的范文，带大家一起欣赏古文，提升鉴赏与写作水平。古文有些写法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取决于学者怎样运用。希望能帮到大家。 《古文辞类纂》序目最关键的一段是：“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一是简介古文分类，二是概述构成一篇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书的13个文体类别：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这13类文体或许乍看难以理解，我们不妨进一步归纳，其实可以归为三大类： 1、说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 2、记事（传状、碑志、杂记） 3、抒情（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这样是不是更加简单清晰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之文以理为主；传状、碑志、杂记以事为主；箴铭、颂赞、辞赋、哀祭主写情。透过姚鼐所列文体的顺序，可知他认为学文应当先学议论文，后学叙事文，最后学对辞藻精美要求较高的抒情文。我们试分析他如此安排的原因：无论是否能成为文学家，都要条理清晰，明辨是非，所以议论文是基础。记事文比议论文稍难一点，比如给一个人作传，或写墓志铭，至少要对此人的生平全面了解，并在诸多大小事中取舍，挑出最重要的事，且次序严谨，还要真实，所以很考验功底。至于颂赞、辞赋、哀祭等重在抒情的文体，写作难度更大，但即使写得不好也没关系，至少前面已经学会写最重要的议论文和记事文。 （图：Adobe Stock） 再来看《古文辞类纂》所选文章的朝代比例。其中，先秦文占11%；两汉文占20%；六朝文占1%；唐宋文占59%；明文占5%；清文占4%。唐宋文比例最大，在唐宋文中，大多数都是八大家的作品，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而六朝文比例最小。上期介绍过“桐城三祖”的文学观，结合上期内容，各位想必不会对上述比例感到意外。 接下来我打算从《古文辞类纂》中选出一些好文赏析，不单从写作角度赏析，还会提炼出文中的道德、精神与对今人的启示。限于篇幅，我实在不能全面列举，毕竟全书共有700多篇文章。 论辨 我们先来看论辨类的范文。这一类文体的起源、特点和要求是什么呢？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姚鼐称，论辨文起源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实论可以追溯到更早，如《尚书》中的〈盘庚〉、〈无逸〉，但那只是论的雏形。其后，论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论语》。《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刘勰认为，述经叙理的著作称为论。论也就是伦，不违背伦理，即是不违背圣人之意。孔子的弟子把孔子说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论语》，后世以“论”为名的著作就是从这开始的。 《文心雕龙》又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我们来看刘勰说的这段是什么意思。论这一文体需要综合各家观点，然后深入研究一个道理，要辨别是非，找出论证的难点，思考应当全面，下笔也要讲得全面通透，不能写得支离破碎，要严密到使反对方找不出破绽。写论文就像砍柴，贵在恰好把理劈开，而不能越过理。有些人虽然文辞巧妙，但道理是错的，那就是徒有其表，说理会很勉强，所以写论文的人应先确保自己的观点不是歪理。 论可以评历史，如贾谊〈过秦论〉；论也可以评时政，如韩愈〈争臣论〉、欧阳修〈朋党论〉；还可以论学术，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论辨文分许多小类，不仅有论这一类，还有说、解、原、辨、议。 （图：Adobe Stock） 说和解相似，都是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之文，如韩愈〈师说〉、王安石〈复雠解〉等。 “原”是论说某事理本原之意的文，如韩愈〈原毁〉、王安石〈原过〉等。 再看什么是辨。辨是从反面驳他人的说法或做法，《古文辞类纂》选录了韩愈的〈讳辨〉、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辨是怎样反驳的呢？以〈桐叶封弟辨〉为例，柳宗元此文不赞同“桐叶封弟”这一做法，推论出此事不是周公建议的，传说并不可信。相传，周成王曾拿一片梧桐叶，对弟弟叔虞开玩笑说要封他为侯，那时叔虞只是个小孩子，周公严肃提醒道：“天子无戏言。”因为要言而有信，所以周成王将唐地封给了叔虞。当然，君主应该比普通人更守信用，但柳宗元认为，玩笑话不能轻易付诸行动，假如周成王对宦官开玩笑，是否也要实行呢？如果君主做错了，就要一直改，直到做对为止。之后柳宗元进一步推论，认为建议封弟这件糊涂事不像是周公做的。这就是一种辨。 议也是驳的一种，如韩愈〈改葬服议〉、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 论辨类的范文，我打算讲贾谊〈过秦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韩愈〈师说〉、李翱〈复性书下〉、苏洵〈权书·六国〉。 （图：Adobe Stock） 先看贾谊〈过秦论〉。我们赏析任何一篇作品前，最好对作者有一些了解。贾谊是西汉洛阳人，既擅长辞赋，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二十岁时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后破格迁至太中大夫，可谓是年少有为。可惜好景不长，贾谊二十三岁那年因遭权贵诋毁，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他英年早逝，三十三岁就离世了。他写这篇〈过秦论〉，旨在为汉文帝治国提供一面镜子，以免汉朝重蹈秦朝骤亡的覆辙。〈过秦论〉既是政论，亦是史论，对后世散文写作影响巨大。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今天我们只看上篇。其主旨是“过秦”二字，即指出秦朝的过失，但文章开头是从秦国强盛之路写起。我们看历史，不该只看到一面，秦国能统一天下，必然有其道理，正的一面我们也应看到。 无论古今，政论和史论都不宜抛开叙事，如果只议论，文章会相当单调。〈过秦论上〉好在化议论为叙事，很大篇幅都是陈述史事，评论反而较少，说教味不强。多数议论文都先在第一段点出主旨，此文不然，作者按时间顺序简练概述秦从兴到亡的过程，千回百转，直至结尾才点破，如带读者一同探讨。 〈过秦论上〉开篇写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此段动词用得好，“席卷”、“包举”、“囊括”、“并吞”，接连四词表现秦国的雄心，仿佛得天下如探囊取物，气势磅礴。上期多次提及气在古文中的重要性，这里连用四个雄壮之词，也是起到增强气势的作用。简单数句，便点明秦国走向强盛的内因与外因，即内有商鞅变法，外有诸侯互斗。“拱手”亦用得妙，以连横策略挑拨各诸侯，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大片土地。 （图：Adobe Stock） 此下写秦孝公以后的功业，以及六国的恐惧与对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亦写六国有哪些人才：“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秦国是主角，六国是陪衬，但须写六国之人与事，否则文章显得单薄。讲六国人才济济，且祭出合纵策略对抗秦国，更能衬托出秦国的强大。这种衬托效果在下文更加明显。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九国之师看似强大，却无法打败秦国，“十倍之地，百万之众”与“无亡矢遗镞之费”形成鲜明对比，衬托秦国势不可挡。此处写九国人数与土地优势还有一个作用，即与下文陈涉的渺小形成对比，暂且不谈。 各位请注意“叩关”的“叩”字，为何用“叩”字呢？“叩”在此意为“敲”、“击”，指各国来攻打函谷关。《汉书》中引用的〈过秦论〉写的不是“叩关”，而是“仰关”。而《史记》写的是“叩关”。《古文辞类纂》有一句评注：“鼐按：对下开关，字作叩为当。”“叩”字更恰当，与下文“秦人开关延敌”的“开关”对应。 此时，九国的军队败了，盟约也散了，争相讨好秦国。“强国请服，弱国入朝”短短八字对形势作一概括，之后写道：“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至此作一顿挫。 随后叙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功业，字句有排山倒海之势：“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现在我著重讲一讲此处使用的顿笔之法。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文章写到这里，需要一句收束，也就是短暂的停顿、呼吸，表示上文的内容告一段落，而下文即将出现转折。顿笔恰好能为下文的转折或高潮蓄力，往往当下文要写关键事件和文字时，需要用顿笔之法。我们演奏音乐需要呼吸，游泳需要换气，换完气才更有力，写作也是同理。文章是灵动的生命，要有抑扬顿挫，时而澎湃，时而舒缓，有些放缓之处也是呼吸之处。前几期曾谈到古文的音乐性，大家看这些好的作品是不是很巧妙呀？吴闿生评论说：“两代无事，恰好顿挫。震川所谓如人吐气一般。”“凡有要紧文字在下，必要先行停顿一般，然后气乃振厉也。”秦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期间没有战事，文意上这是一顿挫之处，节奏上也是，即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所说的“如人吐气”。 能不能删掉“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这三句？虽然没讲重要的事，但假如删去，文章会变得太紧，缺少一处呼吸。姚鼐〈与石甫侄孙〉说：“大抵文章之妙，在驰骤中有顿挫，顿挫处有驰骤。若但有驰骤，即成剽滑，非真驰骤也。”文气驰骤固然好，但也需适度收敛，安排一些停顿和转折，以免文章轻浮平滑。 秦始皇（图：公有领域） 回到〈过秦论〉，我们看下一段，气势多么磅礴，文字何其精彩：“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奋六世之馀烈”承上启下，“六世”指上文提到的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由一“奋”字领起，后文所写的吞并周朝、统一六国、南取百越、北筑长城都是“奋”的具体表现。此段动词遒劲，如“奋”、“振”、“御”、“吞”、“履”、“却”。 叙秦之功后，贾谊讲述秦激起民愤之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可能有人会觉得秦始皇很坏。我在此做一些解释。 贾谊说秦朝“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想必大家都会联想到“焚书坑儒”以及秦朝对文化的“严重破坏”。然而，后世对秦史的评论有歪曲与夸张之处，我们最好更全面、严谨地看待历史。 郑樵《通志》有两篇文为秦朝辩诬，他写道：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馀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馀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实际上，秦始皇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并没有弃用儒生和儒家经典，说“废儒”是不恰当的，说“废先王之道”就更夸张了。先王之道都在经中，经未废，先王之道何废？后世古书不全，不能都归咎于秦朝焚书，很多是因为“学者自亡”，所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 秦朝焚书并不像有些人夸大的那样严重。《论衡》说：“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朱子语类》称：“如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秦始皇想要销毁的是书籍中的糟粕，而留下精华，《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史记》（图：公有领域） 刘大櫆写过一篇〈焚书辨〉，称造成经籍亡佚的人并非李斯和秦始皇，而是项羽和萧何。 刘大櫆说：“书之亡，在楚汉之兴，沛公与项羽相继入关之时也。”“书之焚，不在于李斯，而在于项籍；及其亡也，不由于始皇帝，而由于萧何。”“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澌灭无馀。”“李斯虽烧之而未尽也。”又说：“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使律令图书，汉以故知天下之扼塞，及户口之多少、强弱所在。然萧何于秦博士所藏之书，所以传先王之道不绝于线者，独不闻其爱而惜之，收而宝之。彼固以圣人之经，无关于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筹策也。故熟视之若无睹耳。” 典籍亡佚的原因很复杂，秦始皇虽焚书，但至少在朝廷中保留许多。相比之下，战乱期间的破坏或视而不见造成的影响应该更为严重。 此外，“坑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的是“坑术士”，坑的是术士，而非儒。那时有些术士、方士行骗，秦始皇打击的是这些人。 不过，身处西方民主国家的我们，在现代的环境下，不应支持坑杀与焚书。 （图：Adobe Stock） 至于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金人，这是个历史之谜，贾谊称“以弱天下之民”只是主观推测，当然这个动机是可能的。试想，当时必然期望长期和平，谁想再回到战国乱世？所以收缴兵器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称其为专制。钱穆《国史大纲》对此有一段评论：“收兵器，铸金人十二……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我们继续看〈过秦论〉。秦始皇威震四海到什么程度呢？他死后，依然“馀威震于殊俗”。和秦朝之强盛相比，陈涉多么渺小啊，“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然而他揭竿而起后，天下人云集响应，其他豪杰纷纷起义，不久后就推翻了秦朝。从“秦王既没，馀威震于殊俗”到“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篇幅很短，仿佛从兴盛到灭亡是转眼间的事。这是贾谊刻意营造的效果。 前面都是叙事，此时该到思考与议论的环节了。贾谊说：“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从几个方面比较了六国与起义军的差别，地位、武器、兵力、智谋、策略都不可同日而语。陈涉等起义军之弱和昔日六国之强形成鲜明对比，秦的国力、雍州、殽函没有变化，为何胜败结果差别如此之大？贾谊一步步引导读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前面的叙事和对比都是为了论证秦亡的原因在其自身。至于如何“仁义不施”，他后面还写了秦二世的问题。中篇和下篇我就不讲了。 《古文辞类纂》评注云：“固是合后二篇，义乃完，然首篇为特雄骏闳肆。”〈过秦论〉三篇里，上篇文笔最精彩，雄骏闳肆。贾谊散文写得好有一重要原因——善于辞赋，他将作赋的手法用在散文中，铺张使文气更盛、更雄骏。 （图：Adobe Stock） 此文对今日依然有很大启示，尤其是“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历史上，不仅秦朝，每个朝代兴起时都有过气吞万里之势，而落幕时都显得脆弱不堪，仿佛天要谁亡，谁不得不亡。70年前，中共夺取大陆江山，至今看似难以动摇，但说不准某天会轰然倒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 关于〈过秦论〉，我暂聊到这里。下期讲其他古文。
文艺作品在中国传统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现代很多作家抛弃了传统的观念，创作出来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来被捧得很高。作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小说虽不应受到排斥，但也应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钱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说，正是因为“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小说特重描写细节，对大众的口味，本无可厚非，然有些情节实在不适合描写细节。为增加点击量而写刺激欲望的细节，读者看后，不自觉地受影响，不好的行为也跟著学。 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过时，连小说也要让位了，人们都爱看短影片。华人圈里流行短剧，那些剧本真是惊人，千篇一律，算计的、复仇的、低俗的、没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嘘。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正反映出此时中共国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公、欺骗、信仰缺失、审美崩坏。文艺作品创作什么都可以，但最忌讳低俗，如黄庭坚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文学当出于性情，自由而本于道德，“思无邪”者，“温柔敦厚”者，讽谏政府者，或值变风变雅之世而“止乎礼义”者，忧天下者，才是中国人应当推崇的。 许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忧生”与“忧世”是也。陶潜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如今是何世啊！羲农、六籍多遥远啊！太需要忧世之作了。文学史上，词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兴，忧患意识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诸才士笔墨多著在男女爱情上，然明亡以后，那种文人本该具备的忧觉醒了，试看云间陈子龙、李雯后期的词，深度明显不同。 中国文艺现在这条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必待更多人振聋发聩，体制巨变，方有文艺复兴，方能冲破黑暗。
文艺作品在中国传统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现代很多作家抛弃了传统的观念，创作出来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来被捧得很高。作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小说虽不应受到排斥，但也应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钱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说，正是因为“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小说特重描写细节，对大众的口味，本无可厚非，然有些情节实在不适合描写细节。为增加点击量而写刺激欲望的细节，读者看后，不自觉地受影响，不好的行为也跟著学。 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过时，连小说也要让位了，人们都爱看短影片。华人圈里流行短剧，那些剧本真是惊人，千篇一律，算计的、复仇的、低俗的、没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嘘。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正反映出此时中共国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公、欺骗、信仰缺失、审美崩坏。文艺作品创作什么都可以，但最忌讳低俗，如黄庭坚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文学当出于性情，自由而本于道德，“思无邪”者，“温柔敦厚”者，讽谏政府者，或值变风变雅之世而“止乎礼义”者，忧天下者，才是中国人应当推崇的。 许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忧生”与“忧世”是也。陶潜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如今是何世啊！羲农、六籍多遥远啊！太需要忧世之作了。文学史上，词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兴，忧患意识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诸才士笔墨多著在男女爱情上，然明亡以后，那种文人本该具备的忧觉醒了，试看云间陈子龙、李雯后期的词，深度明显不同。 中国文艺现在这条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必待更多人振聋发聩，体制巨变，方有文艺复兴，方能冲破黑暗。
文/清箫 今天开始讲桐城派和《古文辞类纂》。在学习古文方面，桐城派已构建一个完备的教学体系，各位沿著他们的路走，同时结合自身需求，相信也能学得不错。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以文体为经，以时间为纬，横向为读者展现简明严谨的古文分类，纵向依时代顺序选录各文体的佳作，上溯先秦，中取唐宋，下迄明清，汇集两千年间七百馀篇文章。此书亦包含姚鼐的评语，阐释各文体，并指导写作方法。 上期讲《昭明文选》将文分为37类，而《古文辞类纂》借鉴前人之得失，将文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在古文文体分类方面更臻完美。深入学古文之前，先要分辨文体，清末民初文史学家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说：“欲学文章，必先辨门类。”不同文体的性质、功能、作法不同，好比写议论文不能写得像记事文。此前介绍的《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都重视文章的分类；《古文辞类纂》的编选者姚鼐也深刻明白辨体的重要性，所以此书对古文的分类很严谨，各位可以看到，他在大分类中还分上下两编。 姚鼐（图：公有领域） 在深入《古文辞类纂》前，我先解释几个大家可能困惑的问题：（1）诗算是文吗？（2）什么样的文属于古文？（3）什么是桐城派？ 此前各位已看到，《昭明文选》选录的作品有散文，也有诗，有韵之文占很大比重。而《古文辞类纂》不录诗，以散文为主，有韵之文占比不大。从《昭明文选》的时代（南梁）到《古文辞类纂》的时代（清朝乾隆年间），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 在魏晋南北朝，诗还在文的范畴内，那时主要有“文”和“笔”的分别，《文心雕龙》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的叫作“文”，比如赋、诗、铭、箴，偏重于抒情；无韵的叫作“笔”，比如散文，偏重于应用。中国古代的散文源于《尚书》，韵文源自《诗经》，自先秦时代，应用文和学术著作主要都由散文写成，如《春秋》、《左传》、《论语》、《墨子》等经史百家多数是散文。这里所说的散文不同于现代散文，而是和韵文、骈文相对的，奇句单行，不必押韵且不重排偶。 六朝是骈文兴盛的时代，追求整齐的艺术美。但凡事物极必反，文学也是如此，骈文写到极端处容易华而不实。后来，自唐代韩愈始，散文复兴，对抗骈文。韩愈称散文为“古文”，大家熟知的“古文运动”就是由韩愈、柳宗元掀起的。清代文学家袁枚说：“唐以前无古文之名，自韩、柳诸公出，惧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别今文而言之也。”韩愈想要复兴的古文即上承先秦两汉散文形式与文风的那种文；与古文有别的今文指的是骈文，亦称时文。韩愈另有一大贡献，即将散文在纯文学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本来韵文、骈体比散体更贴近纯文学，散体比韵文、骈体更适合于应用文，而韩愈扩大了散文的使用，可谓打开了新的大门。 （图：Adobe Stock） 到宋代，散文成为正宗，古文大盛，诗和文的分别自此越来越明显。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认为像作文那样作诗便会失去诗的本色，可见诗和文的分界已清晰化。此时，文的涵义已不同于《文心雕龙》所谓的文，昔日的笔已被归入文中，而诗则从文中分离而出。 虽然诗和文分开了，但赋、箴、铭等韵文文体依然留在文的范畴中。本来韵文和古文是有别的，但因自唐宋以后，文人常以古文写法作这些韵文，所以将其归类为古文。在清代，古文包含箴铭、颂赞、辞赋，《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选录的作品就有韵文文体。 此外，我也想澄清一点，古文不等于八股文，望读者不要误会。 有了以上基础，我们接下来介绍桐城派。 桐城三祖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正宗流派，代表人物是“桐城三祖”。《古文辞类纂》的编选者姚鼐就是“桐城三祖”之一，三祖依序为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派的散文理论始于方苞，姚鼐则是光大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我们先讲方苞。方苞，字灵皋，晚号望溪。其才学得康熙帝赏识，曾入直南书房。不久后，方苞入蒙养斋，负责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康熙六十一年，方苞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清史稿》记载：“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书法（图：公有领域） 桐城派对古文写作的要求很严。方苞强调“义法”，主张作文要“雅洁”，认为“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下面逐一解释。 方苞所谓“义法”一词，出自《史记》，原文为：“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义法”一词应拆开解读，“义”即“王道备，人事浃”，《春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引导人行仁义的王道，对人事阐述周全；“法”即“约其辞文，去其烦重”，著史要有法度，精简文字。当用于文学时，“义”指《易经》所谓“言有物”，不写空泛或无益的话；“法”指“言有序”，写作应有条理规范，包含字法、句法、章法。方苞主张的“言有物”也指文以载道，合乎圣贤之道。他主张义决定法，“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 （图：Adobe Stock） 方苞提倡的“雅洁”，字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有具体所指的。什么样的例子属于不雅洁？语录的口语、魏晋六朝的华丽骈语、汉赋中为求华丽而堆砌辞藻的写法、诗歌中的隽语、《南北史》的佻巧语，这些都不适合在写作古文时使用。 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他进一步发展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提出“神气、音节、字句”说。 刘大櫆《论文偶记》曰：“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之前我讲过曹丕《典论·论文》，曹丕说“文以气为主”，而刘大櫆认为作文应以神为主，气是辅助，作者的精神、感情主导文章的气。 神、气都是抽象的，所以需要以具体的音节表现出来。《论文偶记》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中国古典文学有很强的音乐性，这一点学诗词就能感受到，其实古文也讲究声音之美，只是不像近体诗和词那样有固定的平仄要求。写散文是很自由的，但也需注意节奏和音调，文章的节奏可透过句的长短改变，音调高低可透过字的平仄变化，缓急、抑扬、顿挫便从这些细节表现，进而将情感传递给读者。 （图：Adobe Stock） 关于句子长短带动节奏缓急，我曾在第四期举了苏轼〈后赤壁赋〉的例子，“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大家可以回顾，兹不赘述。而关于平仄变化，试看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文中的例子：“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大家不妨按这样的节奏念出声：“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岂足｜以言｜得士？”平仄交替非常明显。顺便解释，“足”字我们现在念第二声，但它曾经是入声字，是仄声。 以上介绍了方苞的“义法”以及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在他们的基础上，姚鼐形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说，并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 姚鼐，字姬传，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后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四库馆纂修官。《清史稿》称：“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姚鼐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桐城派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归功于姚鼐。 刘大櫆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姚鼐也讲文之精、粗处，但有些许不同。他于《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神、理、气、味是文章最重要之处，偏重于内在；格、律、声、色次之，偏重于技巧。学古文时，起初感受到的都是文章的粗处（格、律、声、色），而若想真正学好古文，一定要掌握其精处（神、理、气、味）。如果只学到格、律、声、色，那就永远只是模仿古人。高手的层次是什么样的？不留痕迹。姚鼐举例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效法古文最好的是韩愈，打个比方，他好似将古文融化了，舍弃了原先表面的部份，然后变古人之法为己所用，使人寻不到痕迹，可谓“得鱼忘筌”。 下面详解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图：Adobe Stock） 神 我们常在文学作品和评论中看到“神”字，可以指作者的精神，或作品的神韵、高妙境界。杜甫诗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主人文章写得有神，宾客也都是英豪，作品的神与作者现实中的为人可以相互印证。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说：“古人精神兴会之到，往往意在笔先。”我们看周公作的〈无逸〉，文中七段都以“呜呼”开头，作者在下笔之前，想必心中已有过无数次感慨与深思，成文只是水到渠成之事，这便是意在笔先。必先有神，然后才可以有文。 理 姚鼐在“神”后补充了一个“理”字。理是贯穿全文的主旨，源自神。姚鼐〈答鲁宾之书〉云：“夫内充而后发者，其言理得而情当，理得而情当，千万言不可厌，犹之其寡矣。……邃以通者，义理也。”胸有成竹，自然能表达出理；若理得当，文章其馀部份自然得当。姚鼐所谓“理”与方苞所谓“义法”之“义”相近。 气 中国古人无论作诗还是作文，都特别重视气。有没有什么不抽象的物体能形容文章的气是什么呢？韩愈〈答李翊书〉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他把气比作水，将言比作水上的浮物，如果水势大，则大小物体都能浮起来，古文的气就像这种水势。刘大櫆说：“古人行文至不可阻处，便是他气盛。非独一篇为然，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一语，如山崩，如峡流，觉拦当不住，其妙只是个直的。”先秦与西汉文章大多有此种气，如李斯〈谏逐客书〉、司马迁《史记》等。 这种气不是勉强学来的，所以古人重视养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有时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去过哪里，和谁交友，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气，当下笔时却未必知道气从哪来。姚鼐〈与陈硕士书〉有句建议：“欲得笔势痛快，一在力学古人，一在涵养胸趣。”读书和养气缺一不可。姚鼐〈答翁学士书〉又说：“无气，则积字焉而已。”作文若没有气，就只是把字堆积起来而已。可见气多么重要。 《史记》（图：公有领域） 味 气之后便是味。文章的味可指馀味，即陆机〈文赋〉所谓“阙大羹之遗味”的“遗味”，似言有尽而意无穷。《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说：“深文隐蔚，馀味曲包。”文字深厚，有言外之意，即“隐以复意为工”，含蓄曲折，馀味无穷。〈物色第四十六〉所谓“物色尽而情有馀”，也近似这种味。作家若想使文章有味，需积理，多阅事，体悟的道理多了，深度也会渐渐增加。我们学古文时，也应留意感受其味，尝试放慢阅读的速度，如姚鼐所言：“缓读以求其神味。” 格、律 什么是格呢？格有“法则”的意思。《礼记》有句话：“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汉代经学家郑玄注曰：“格，旧法也。”律也有“法”的意思，可参考《尔雅·释诂》。格和律的不同在于，格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律是告诉人们不该怎样做，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谓“格者导之如此，律者戒之不得如彼”。 古文的格、律是什么呢？格可以指文章的体裁，不同文体有不同的格，如写奏议和写铭诔是不一样的。格也可以指文章的结构，在写作前要先谋篇布局，搭建框架。姚鼐〈与陈硕士书〉说：“命意、立格、行气、遣词，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写作时，命意之后需立格，格依据意而立，提纲挈领，取舍得当，言之有序，然后再思考文章的细节。《文心雕龙》〈附会第四十三〉说：“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也是立格。此外也应知晓文章的律，什么不该写，例如方苞所言：“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图：Adobe Stock） 声、色 姚鼐〈与石甫侄孙〉云：“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在神、理、气、味、格、律下了很多功夫，最终全要表现于字句声色上。文字的声和色，对作者而言，是最末端的；但对读者而言，却是最直观的，因为它们直接触及读者的耳目。如果作者灵感泉涌，感情浓厚，心中构想千万句话，却无法精确有力地透过字句声色传递给读者，岂不是徒劳？所以《古文辞类纂》序目说：“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 前文讲刘大櫆时已提及声的重要性，现在我再多举几个例子。诗有一字之师，其实古文也有，稍改一字，声不同，气、味亦不同。范仲淹有一篇〈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写道：“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他最初写的并非“先生之风”，而是“先生之德”。据《容斋随笔》记载，范仲淹将此文给李泰伯看，李泰伯大为赞赏，随后委婉建议把“德”字改为“风”字。字的内涵承接上句是原因之一，还有一方面是音韵，“德”是入声字，发音短促，不如“风”字稳重浏亮。赞美德行与高风亮节，用平声字更合适。 字声、字义是文章的外在，情、气是文章的内在，应做到内外契合，声调和情意一致。我们看《古文辞类纂》选录的〈送董邵南序〉，第一句就是经典范例：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此文是韩愈为朋友董邵南作的一篇赠序。董邵南怀才不遇，准备前往河北投靠藩镇，这在韩愈看来，相当于挚友即将投奔叛贼。韩愈既反对董邵南的选择，也同情他的遭遇，感情复杂。文中看似表达预贺，名为送行，实际上是规劝朋友留步，写得深婉曲折。首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明说古时人称河北多慷慨悲歌的豪杰之士，想必会珍惜怀才不遇之士，实则暗示现在河北或许不同于昔日，为朋友感到担忧，希望他三思。 了解韩愈当时复杂含蓄的情感后，我们再读“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感受其声调，何其沉郁曲折！ 汉字声调与情感紧密相关。如上声舒徐和软，腔调低而曲折，适合表达沉郁回转之情；去声激厉劲远，腔调由高至低，适合表达凄凉之情；而阳平声适合表达得意之情。各位看此句，选字何其用心！全句没有一个阳平声字，连用阴平声字，且阴平声字紧挨上声字，文气低回沉重，仿佛在徘徊。并使用去声字“慨”调节，使情感激越，不至于单调乏味。据传，姚鼐每诵读此句时，都要数次换气。大家也不妨试一试，此句真的不适合快读。 （图：Adobe Stock） 古人学文，主张读出声，很有道理，如果走马观花般默读，便少了听觉上的体会。如姚鼐言：“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衹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有种方法叫作“因声求气”，指的就是透过诵读感受文章的音韵，进而感悟文章的气和情。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文章的色。色可指文采，具体表现很多。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称：“色也者，所以助文之光采，而与声相辅而行者也。其要有三：一曰炼字，二曰造句，三曰隶事。”色和声相辅，字法、句法、用典都在色的范畴内。 修辞手法也属于色，如比喻、排比、用典等，能使文章不显枯燥。以李斯〈谏逐客书〉为例，他向秦王嬴政阐述逐客令的危害，以异国珠玉、美女、音乐喻客卿，发人深省，论证有力，辞采斐然，是古文中色佳的范文之一。辞藻是否华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内容是否恰当、丰富，以及能否与神、理、气、味融合。〈谏逐客书〉有一妙处便在于增加层次，使文气深厚而不靡弱，有大江东流之势。 他写道：“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此时论据已足，但李斯作一转折，假设宝物必须是秦国生产的才能用，将有何后果，随后举例滔滔不绝：“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 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至此，李斯又添一层，再作假设，使气更加雄厚：“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文采美，意不单，气不孤。 （图：Adobe Stock） 姚鼐论文采，以方苞“雅洁”为基础，重视文辞之雅，且辞雅与气紧密相关。姚鼐〈复吴仲伦书〉云：“理当而格俊，气清而辞雅。”其〈复鲁絜非书〉谓：“吐辞雅驯不芜”。 关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暂时先讲到这里。大家以后再读古文，感受或许和以前大有不同吧。 下期续。
文/清箫 今天开始讲桐城派和《古文辞类纂》。在学习古文方面，桐城派已构建一个完备的教学体系，各位沿著他们的路走，同时结合自身需求，相信也能学得不错。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以文体为经，以时间为纬，横向为读者展现简明严谨的古文分类，纵向依时代顺序选录各文体的佳作，上溯先秦，中取唐宋，下迄明清，汇集两千年间七百馀篇文章。此书亦包含姚鼐的评语，阐释各文体，并指导写作方法。 上期讲《昭明文选》将文分为37类，而《古文辞类纂》借鉴前人之得失，将文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在古文文体分类方面更臻完美。深入学古文之前，先要分辨文体，清末民初文史学家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说：“欲学文章，必先辨门类。”不同文体的性质、功能、作法不同，好比写议论文不能写得像记事文。此前介绍的《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都重视文章的分类；《古文辞类纂》的编选者姚鼐也深刻明白辨体的重要性，所以此书对古文的分类很严谨，各位可以看到，他在大分类中还分上下两编。 姚鼐（图：公有领域） 在深入《古文辞类纂》前，我先解释几个大家可能困惑的问题：（1）诗算是文吗？（2）什么样的文属于古文？（3）什么是桐城派？ 此前各位已看到，《昭明文选》选录的作品有散文，也有诗，有韵之文占很大比重。而《古文辞类纂》不录诗，以散文为主，有韵之文占比不大。从《昭明文选》的时代（南梁）到《古文辞类纂》的时代（清朝乾隆年间），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 在魏晋南北朝，诗还在文的范畴内，那时主要有“文”和“笔”的分别，《文心雕龙》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的叫作“文”，比如赋、诗、铭、箴，偏重于抒情；无韵的叫作“笔”，比如散文，偏重于应用。中国古代的散文源于《尚书》，韵文源自《诗经》，自先秦时代，应用文和学术著作主要都由散文写成，如《春秋》、《左传》、《论语》、《墨子》等经史百家多数是散文。这里所说的散文不同于现代散文，而是和韵文、骈文相对的，奇句单行，不必押韵且不重排偶。 六朝是骈文兴盛的时代，追求整齐的艺术美。但凡事物极必反，文学也是如此，骈文写到极端处容易华而不实。后来，自唐代韩愈始，散文复兴，对抗骈文。韩愈称散文为“古文”，大家熟知的“古文运动”就是由韩愈、柳宗元掀起的。清代文学家袁枚说：“唐以前无古文之名，自韩、柳诸公出，惧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别今文而言之也。”韩愈想要复兴的古文即上承先秦两汉散文形式与文风的那种文；与古文有别的今文指的是骈文，亦称时文。韩愈另有一大贡献，即将散文在纯文学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本来韵文、骈体比散体更贴近纯文学，散体比韵文、骈体更适合于应用文，而韩愈扩大了散文的使用，可谓打开了新的大门。 （图：Adobe Stock） 到宋代，散文成为正宗，古文大盛，诗和文的分别自此越来越明显。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认为像作文那样作诗便会失去诗的本色，可见诗和文的分界已清晰化。此时，文的涵义已不同于《文心雕龙》所谓的文，昔日的笔已被归入文中，而诗则从文中分离而出。 虽然诗和文分开了，但赋、箴、铭等韵文文体依然留在文的范畴中。本来韵文和古文是有别的，但因自唐宋以后，文人常以古文写法作这些韵文，所以将其归类为古文。在清代，古文包含箴铭、颂赞、辞赋，《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选录的作品就有韵文文体。 此外，我也想澄清一点，古文不等于八股文，望读者不要误会。 有了以上基础，我们接下来介绍桐城派。 桐城三祖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正宗流派，代表人物是“桐城三祖”。《古文辞类纂》的编选者姚鼐就是“桐城三祖”之一，三祖依序为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派的散文理论始于方苞，姚鼐则是光大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我们先讲方苞。方苞，字灵皋，晚号望溪。其才学得康熙帝赏识，曾入直南书房。不久后，方苞入蒙养斋，负责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康熙六十一年，方苞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清史稿》记载：“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书法（图：公有领域） 桐城派对古文写作的要求很严。方苞强调“义法”，主张作文要“雅洁”，认为“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下面逐一解释。 方苞所谓“义法”一词，出自《史记》，原文为：“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义法”一词应拆开解读，“义”即“王道备，人事浃”，《春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引导人行仁义的王道，对人事阐述周全；“法”即“约其辞文，去其烦重”，著史要有法度，精简文字。当用于文学时，“义”指《易经》所谓“言有物”，不写空泛或无益的话；“法”指“言有序”，写作应有条理规范，包含字法、句法、章法。方苞主张的“言有物”也指文以载道，合乎圣贤之道。他主张义决定法，“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 （图：Adobe Stock） 方苞提倡的“雅洁”，字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有具体所指的。什么样的例子属于不雅洁？语录的口语、魏晋六朝的华丽骈语、汉赋中为求华丽而堆砌辞藻的写法、诗歌中的隽语、《南北史》的佻巧语，这些都不适合在写作古文时使用。 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他进一步发展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提出“神气、音节、字句”说。 刘大櫆《论文偶记》曰：“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之前我讲过曹丕《典论·论文》，曹丕说“文以气为主”，而刘大櫆认为作文应以神为主，气是辅助，作者的精神、感情主导文章的气。 神、气都是抽象的，所以需要以具体的音节表现出来。《论文偶记》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中国古典文学有很强的音乐性，这一点学诗词就能感受到，其实古文也讲究声音之美，只是不像近体诗和词那样有固定的平仄要求。写散文是很自由的，但也需注意节奏和音调，文章的节奏可透过句的长短改变，音调高低可透过字的平仄变化，缓急、抑扬、顿挫便从这些细节表现，进而将情感传递给读者。 （图：Adobe Stock） 关于句子长短带动节奏缓急，我曾在第四期举了苏轼〈后赤壁赋〉的例子，“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大家可以回顾，兹不赘述。而关于平仄变化，试看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文中的例子：“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大家不妨按这样的节奏念出声：“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岂足｜以言｜得士？”平仄交替非常明显。顺便解释，“足”字我们现在念第二声，但它曾经是入声字，是仄声。 以上介绍了方苞的“义法”以及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在他们的基础上，姚鼐形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说，并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 姚鼐，字姬传，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后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四库馆纂修官。《清史稿》称：“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姚鼐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桐城派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归功于姚鼐。 刘大櫆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姚鼐也讲文之精、粗处，但有些许不同。他于《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神、理、气、味是文章最重要之处，偏重于内在；格、律、声、色次之，偏重于技巧。学古文时，起初感受到的都是文章的粗处（格、律、声、色），而若想真正学好古文，一定要掌握其精处（神、理、气、味）。如果只学到格、律、声、色，那就永远只是模仿古人。高手的层次是什么样的？不留痕迹。姚鼐举例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效法古文最好的是韩愈，打个比方，他好似将古文融化了，舍弃了原先表面的部份，然后变古人之法为己所用，使人寻不到痕迹，可谓“得鱼忘筌”。 下面详解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图：Adobe Stock） 神 我们常在文学作品和评论中看到“神”字，可以指作者的精神，或作品的神韵、高妙境界。杜甫诗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主人文章写得有神，宾客也都是英豪，作品的神与作者现实中的为人可以相互印证。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说：“古人精神兴会之到，往往意在笔先。”我们看周公作的〈无逸〉，文中七段都以“呜呼”开头，作者在下笔之前，想必心中已有过无数次感慨与深思，成文只是水到渠成之事，这便是意在笔先。必先有神，然后才可以有文。 理 姚鼐在“神”后补充了一个“理”字。理是贯穿全文的主旨，源自神。姚鼐〈答鲁宾之书〉云：“夫内充而后发者，其言理得而情当，理得而情当，千万言不可厌，犹之其寡矣。……邃以通者，义理也。”胸有成竹，自然能表达出理；若理得当，文章其馀部份自然得当。姚鼐所谓“理”与方苞所谓“义法”之“义”相近。 气 中国古人无论作诗还是作文，都特别重视气。有没有什么不抽象的物体能形容文章的气是什么呢？韩愈〈答李翊书〉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他把气比作水，将言比作水上的浮物，如果水势大，则大小物体都能浮起来，古文的气就像这种水势。刘大櫆说：“古人行文至不可阻处，便是他气盛。非独一篇为然，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一语，如山崩，如峡流，觉拦当不住，其妙只是个直的。”先秦与西汉文章大多有此种气，如李斯〈谏逐客书〉、司马迁《史记》等。 这种气不是勉强学来的，所以古人重视养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有时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去过哪里，和谁交友，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气，当下笔时却未必知道气从哪来。姚鼐〈与陈硕士书〉有句建议：“欲得笔势痛快，一在力学古人，一在涵养胸趣。”读书和养气缺一不可。姚鼐〈答翁学士书〉又说：“无气，则积字焉而已。”作文若没有气，就只是把字堆积起来而已。可见气多么重要。 《史记》（图：公有领域） 味 气之后便是味。文章的味可指馀味，即陆机〈文赋〉所谓“阙大羹之遗味”的“遗味”，似言有尽而意无穷。《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说：“深文隐蔚，馀味曲包。”文字深厚，有言外之意，即“隐以复意为工”，含蓄曲折，馀味无穷。〈物色第四十六〉所谓“物色尽而情有馀”，也近似这种味。作家若想使文章有味，需积理，多阅事，体悟的道理多了，深度也会渐渐增加。我们学古文时，也应留意感受其味，尝试放慢阅读的速度，如姚鼐所言：“缓读以求其神味。” 格、律 什么是格呢？格有“法则”的意思。《礼记》有句话：“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汉代经学家郑玄注曰：“格，旧法也。”律也有“法”的意思，可参考《尔雅·释诂》。格和律的不同在于，格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律是告诉人们不该怎样做，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谓“格者导之如此，律者戒之不得如彼”。 古文的格、律是什么呢？格可以指文章的体裁，不同文体有不同的格，如写奏议和写铭诔是不一样的。格也可以指文章的结构，在写作前要先谋篇布局，搭建框架。姚鼐〈与陈硕士书〉说：“命意、立格、行气、遣词，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写作时，命意之后需立格，格依据意而立，提纲挈领，取舍得当，言之有序，然后再思考文章的细节。《文心雕龙》〈附会第四十三〉说：“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也是立格。此外也应知晓文章的律，什么不该写，例如方苞所言：“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图：Adobe Stock） 声、色 姚鼐〈与石甫侄孙〉云：“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在神、理、气、味、格、律下了很多功夫，最终全要表现于字句声色上。文字的声和色，对作者而言，是最末端的；但对读者而言，却是最直观的，因为它们直接触及读者的耳目。如果作者灵感泉涌，感情浓厚，心中构想千万句话，却无法精确有力地透过字句声色传递给读者，岂不是徒劳？所以《古文辞类纂》序目说：“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 前文讲刘大櫆时已提及声的重要性，现在我再多举几个例子。诗有一字之师，其实古文也有，稍改一字，声不同，气、味亦不同。范仲淹有一篇〈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写道：“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他最初写的并非“先生之风”，而是“先生之德”。据《容斋随笔》记载，范仲淹将此文给李泰伯看，李泰伯大为赞赏，随后委婉建议把“德”字改为“风”字。字的内涵承接上句是原因之一，还有一方面是音韵，“德”是入声字，发音短促，不如“风”字稳重浏亮。赞美德行与高风亮节，用平声字更合适。 字声、字义是文章的外在，情、气是文章的内在，应做到内外契合，声调和情意一致。我们看《古文辞类纂》选录的〈送董邵南序〉，第一句就是经典范例：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此文是韩愈为朋友董邵南作的一篇赠序。董邵南怀才不遇，准备前往河北投靠藩镇，这在韩愈看来，相当于挚友即将投奔叛贼。韩愈既反对董邵南的选择，也同情他的遭遇，感情复杂。文中看似表达预贺，名为送行，实际上是规劝朋友留步，写得深婉曲折。首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明说古时人称河北多慷慨悲歌的豪杰之士，想必会珍惜怀才不遇之士，实则暗示现在河北或许不同于昔日，为朋友感到担忧，希望他三思。 了解韩愈当时复杂含蓄的情感后，我们再读“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感受其声调，何其沉郁曲折！ 汉字声调与情感紧密相关。如上声舒徐和软，腔调低而曲折，适合表达沉郁回转之情；去声激厉劲远，腔调由高至低，适合表达凄凉之情；而阳平声适合表达得意之情。各位看此句，选字何其用心！全句没有一个阳平声字，连用阴平声字，且阴平声字紧挨上声字，文气低回沉重，仿佛在徘徊。并使用去声字“慨”调节，使情感激越，不至于单调乏味。据传，姚鼐每诵读此句时，都要数次换气。大家也不妨试一试，此句真的不适合快读。 （图：Adobe Stock） 古人学文，主张读出声，很有道理，如果走马观花般默读，便少了听觉上的体会。如姚鼐言：“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衹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有种方法叫作“因声求气”，指的就是透过诵读感受文章的音韵，进而感悟文章的气和情。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文章的色。色可指文采，具体表现很多。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称：“色也者，所以助文之光采，而与声相辅而行者也。其要有三：一曰炼字，二曰造句，三曰隶事。”色和声相辅，字法、句法、用典都在色的范畴内。 修辞手法也属于色，如比喻、排比、用典等，能使文章不显枯燥。以李斯〈谏逐客书〉为例，他向秦王嬴政阐述逐客令的危害，以异国珠玉、美女、音乐喻客卿，发人深省，论证有力，辞采斐然，是古文中色佳的范文之一。辞藻是否华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内容是否恰当、丰富，以及能否与神、理、气、味融合。〈谏逐客书〉有一妙处便在于增加层次，使文气深厚而不靡弱，有大江东流之势。 他写道：“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此时论据已足，但李斯作一转折，假设宝物必须是秦国生产的才能用，将有何后果，随后举例滔滔不绝：“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 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至此，李斯又添一层，再作假设，使气更加雄厚：“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文采美，意不单，气不孤。 （图：Adobe Stock） 姚鼐论文采，以方苞“雅洁”为基础，重视文辞之雅，且辞雅与气紧密相关。姚鼐〈复吴仲伦书〉云：“理当而格俊，气清而辞雅。”其〈复鲁絜非书〉谓：“吐辞雅驯不芜”。 关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暂时先讲到这里。大家以后再读古文，感受或许和以前大有不同吧。 下期续。
上期介绍了《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本期继续推介书籍，先从《昭明文选》讲起。 （南朝）萧统《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亦称《文选》，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实在太重要，重要到一定要读的地步。该书是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涵盖先秦至梁代七百多篇各体裁的文学作品。 该书由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招集文士共同编选，萧统谥号“昭明”，所以此书被称为《昭明文选》。萧统在选录时有意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一般不录经、史、子，只有一部份序、赞、论、述因被视为文学作品而入选，明确的分界是该书的一大亮点。此外，该书有明确且严格的选录标准——“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昭明文选》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唐朝和宋朝的学子几乎人手一本。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有老杜的大力推荐，我们更不该轻视此书。 萧统（图：公有领域） 萧统的文学理论主要见于〈文选序〉中，学《文选》者须先精读其序。下面我带大家一起阅读并解析〈文选序〉。 中国传统文化也可称为一种神传文化，若追溯文之起源，当从传说中人神同在的时代讲起。〈文选序〉曰：“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文明之初，人类冬穴夏巢，茹毛饮血，民风纯朴，那时尚无文字与文章。传说中半神半人的伏羲治理天下后，画八卦，造文字，取代结绳记事，从此诞生了文籍。读过《易经》的朋友们想必不会对〈文选序〉这段话感到陌生，《易经·系辞下》写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文选序〉曰：“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上古之世所谓“文”，未必指后世所谓“文章”，《说文解字》对“文”的解释是：“错画也。象交文。”线条的交错和花纹称为“文”，世间万物各有各的交错。《易经·贲》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宇宙自然有阴有阳，阴阳交错中各有运行之道，这是天文；上天造人，有男有女，男刚女柔，亦是天文；人间男女依照圣人定下的伦理道德与礼仪规范结为夫妻，组建家庭，构成国家，使礼乐规范、制度、典籍彰显于天下，传之于后世，便是“文明以止”，称之人文。天人相通，人文源于天文，所以人应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要使社会维持在较高的道德水准，并延续礼乐，所以应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读圣贤留下的典籍与规范，进而教化天下。文的意义可谓相当深远。之后，萧统以比喻说明文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简陋的椎轮是帝王乘坐的大辂的原始形态，大辂显然不如椎轮朴实；积水能冻成厚冰，却不及厚冰寒冷，物有此理，文亦有此理。萧统以历史视角发觉文学的变化，这段比喻承上启下，其后揭橥文学演变的脉络：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诗经》有六义：风、赋、比、兴、雅、颂，赋本是古诗之体，现在发展为独立文体，作赋的作家当中，荀子、宋玉在前，贾谊、司马相如在后继承。自此之后，赋源流繁富，描写城市与苑囿，有张衡〈西京赋〉、司马相如〈上林赋〉；劝皇帝不要沉迷于打猎游乐，有扬雄的〈长杨赋〉和〈羽猎赋〉。另有风云草木，鱼虫禽兽，题材不胜枚举。 扬雄（图：公有领域）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屈原心怀忠贞，品行高洁，楚王却听不进逆耳之言，屈原为社稷深思远虑，却遭到放逐。其耿介之心受到伤害，抑郁之情无处倾诉，面临江水，他心怀投江之志。〈怀沙〉是屈原投江前的绝笔。骚人之文从此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文选序〉将骚体溯本于屈原，单独列出，而未将其与荀子、宋玉并列。钱穆评道：“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矣。” 〈文选序〉接著写道：“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此处引用〈诗经序〉观点，诗是心志的表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经》中的〈关雎〉和〈麟趾〉彰显正始之道，大不同于“桑间”和“濮上”的亡国之音，可见《诗经》的教化意义。而自汉朝中叶以下，诗的发展路径渐渐不同，有四言的〈在邹诗〉，也有五言的〈与苏武诗〉。〈在邹诗〉的作者是西汉诗人韦孟，曾担任楚元王傅，亦辅佐其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韦孟于刘戊作乱前写〈讽谏诗〉劝诫，刘戊不听。之后韦孟辞官并搬迁至邹（地名），作〈在邹诗〉。〈与苏武诗〉相传由投降匈奴的李陵所写，其中有一句是“携手上河梁”。汉诗上承《诗经》风雅，四言诗与五言诗分流，还有少则三字、多则九字之体，不同体分镳并驱，〈文选序〉概括得很好。不过，五言诗并非源自〈与苏武诗〉，此诗由李陵所作的说法并不可信。可参考《文心雕龙》〈明诗第六〉：“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图：Adobe Stock） 〈文选序〉接著讲到颂这一文体：“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颂体源自《诗经》，“穆若”指《诗经·大雅·烝民》中的诗句“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季子即季札，“至矣”指季札到访鲁国欣赏周乐时抒发的赞叹，当聆听《颂》后，他赞美道：“至矣哉！” 〈文选序〉阐述文体，特列赋、诗、颂在前，此三者皆上承《诗经》。综览《昭明文选》全书，可知萧统以经为尊，以赋为贵。全书共六十卷，赋在最先，占十九卷；诗在第十九卷到第三十一卷，赋与诗的比例超过50%。后面35种文体加起来还不到全书的一半。 赋和诗后面的35类作品依序为：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不同体特性不同，用途不同，写法不同，要求亦不同。〈文选序〉曰：“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箴这一文体旨在补缺和规劝，戒旨在辅佐君主并纠错，论要求析理精微，铭要求叙事清润。因需要赞美寿终之人，所以诞生了诔；因需要为画像题辞，于是赞这一文体兴起。各种文体缤纷繁富，作者可以选择不同体表达不同的情致。 （图：Adobe Stock） 编选者面对浩瀚如海的文章，该如何取舍呢？〈文选序〉称：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周公、孔子的书籍如日月悬空，可谓道德准则，不宜随意剪裁；老子、庄子、管仲、孟子的著作旨在表达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偏近哲学，且不以文辞为目的，所以《昭明文选》不录。此外，贤人、忠臣、谋士、辩士的言辞和事迹已有记载，不同于纯文学作品，所以也不收录。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也不同于纯文学。此处，萧统在文学与经史百家中间画了一条明确界线。 然而，史书中有一些论、赞被萧统选入，因为这些文章“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构思深，文采美，所以可视其为纯文学。《昭明文选》第四十九和五十卷收录了班固〈公孙弘传赞〉、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逸民传论〉、〈后汉书光武纪赞〉等。史书中大多数文字都是客观记事，而史论和史述赞是抒发见解与评论的部份，尤为文学家所重视。 后汉书（图：公有领域） 读《昭明文选》时，建议结合《文心雕龙》，因《文心雕龙》对不同文体的讲解有助于鉴赏《昭明文选》中的作品。 例如铭、箴是什么，写成怎样算好，《文心雕龙》〈铭箴第十一〉讲得很清楚：“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簴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铭实表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敬言乎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铭和箴都是用于警戒的，可以规正品行，黄帝、大禹等先贤圣人刻铭文提醒自己；臣子可以用箴针砭时弊，讽谏君主，防患未然。写这两类文体，应做到“义典”、“文约”，思想要正，文辞要简约，不能写得太艳。“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在文中引用事例前务必核实。箴完全是用于指出过失的，所以尤其注重确切；铭不仅可以警戒，也可以褒扬，所以应当弘润。《文心雕龙》还举了几个例子，如王朗〈杂箴〉写水火井灶，文辞繁杂，偏离了宗旨，是不够好的范例；西晋张载〈剑阁铭〉写得极好，如骏马飞速奔腾，“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由此可知〈剑阁铭〉为何被《昭明文选》收录。此外，萧统选取的其馀铭、箴也是佳作。 （图：Adobe Stock） 美中不足的是，《昭明文选》分类碎杂，37类文体易使读者头疼。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写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 相形之下，《古文辞类纂》删繁就简，更臻完美，将古文分为13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该书以文体为经，以时间为纬，横向为读者展现简明严谨的古文分类，纵向依时代先后顺序选录各文体的佳作，上溯先秦，下迄明清，汇集两千年间七百馀篇文章，亦包含姚鼐的评语。吴闿生说：“《古文辞类纂》一书，实千古文学之津梁，永世不刊之典籍也。” 姚鼐（图：公有领域） 下期我将详讲《古文辞类纂》。
上期基本上把古文语法的难点都介绍了，即虚词的用法、代词宾语前置、词性变换。今天讲之是倒装、状语后置、定语后置、判断句、被动句、省略。 “之”、“是”倒装 古文中有一类倒装，即用“之”或“是”字将宾语调换到动词前。例如《左传》：“唯余马首是瞻”，若用白话讲，应是“只看我马头的方向”。“唯余马首是瞻”等于“唯瞻余马首”，“是”在此无实义，只充当助词。“惟命是从”也是这类宾语前置的例子，《史记·楚世家》写道：“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敢爱鼎？”表示绝对从命。 《左传》还有一例，既含“是”字倒装，也含“之”字倒装，即“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意思是“君主不担忧自己流亡在外，而担忧群臣，真是太仁惠了。”“亡之不恤”等于“不恤亡”，“群臣是忧”等于“忧群臣”。 此类倒装往往适用于强调宾语的情况，同时可起到加重语气的作用。造句时，如果不将宾语前置，并不违反语法；但一旦前置，请记得在宾语和动词中间插入“之”或“是”。 （图：Adobe Stock） 状语后置 诸葛亮〈出师表〉有段相当著名的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现代人讲话习惯把时间或地点状语放在谓语前，通常说“在南阳耕种”，一般不会说“耕种在南阳”；可以说“在乱世保全性命”，而不会说“保全性命在乱世”。但在古文中，你会经常看到介词结构放在谓语后面。又如《论语》：“季氏旅于泰山”，季氏在泰山祭祀。 除“于”字状语外，还有“以”字状语和“乎”字状语，例如《论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能以礼待臣，臣自会以忠奉君。 定语后置 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有点像英文的定语从句，都是将定语放在被修饰词的后面。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想寻找一位可以到秦国出使并回复的人，却找不到。 其他例句： 苏轼〈石钟山记〉：“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能发出响亮声音的石头，到处都有。 张溥〈五人墓碑记〉：“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普天之下，能够不改变志节的缙绅有几个呢。 其结构通常为：中心词（往往是名词）+定语+者。有时中心词和定语中间有“之”、“而”，有时不需要“者”。 （图：Adobe Stock） 判断句 现代人常用“是”字造判断句，如“他是男生”、“她是台湾人”、“这是他的书”。而古文中的判断句通常不写“是”字，也不需要“乃”字。例如： 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 张溥〈五人墓碑记〉：“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 在主语后加“者”，并在句末用“也”即可。有时连“者”也不需要，如《孙子》：“此谋攻之法也。” 被动句 古文的被动句很多时候不需用“被”字，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信而见疑”，“见”即表示被动。此外还有无标志的被动，乍看不易察觉，但再读一遍或许就明白了，如杜牧〈阿房宫赋〉：“戍卒叫，函谷举。”“函谷举”即“函谷被攻占”。 省略 古文常有省略主语、代词以及“于”字的情况，应仔细阅读，结合上文，否则极有可能一头雾水。 介绍基础语法的部份可以告一段落了，希望这两期的总结能帮各位节约一些时间。 （图：Adobe Stock） 经验之谈 笔者不敢谈指导，只敢谈经验及整理前贤观点。学古文几乎没有捷径，最重要的是日积月累，坚持不懈。积累的过程中，我总结出以下几条贴士。 1、分类整合词汇 古文中的字词太多了——天文词、时间词、古地名、植物名、器物名、官职、礼貌称谓、时令、节日习俗、典故，以及今人不常用而古文常用的一些动词、形容词、通假字等，不妨分类积累。 如将通假字整理在一起并背会，例：“说”通“悦”，“女”通“汝”，“要”通“邀”，“阙”通“缺”，“反”通“返”等。这个没有捷径，只凭多读多记，不过也有一点方法——阅读文章时，每当感到某字在句中不顺时，联想与该字读音相同的字，试著替换一下，看哪个字顺，再查证，也许正是通假。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有句话值得参考：“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 表示时间的词也很常见，如“向”、“曩时”意为“以前”；“寻”意为“不久”，也有“经常”的意思；“少顷”、“俄”、“俄而”、“斯须”都表示“一会儿”；“朔”是每月初一日，也表示开始；“望”指每月十五日。同时记住包含这些词的例句和出处，如“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记》） 若想更好地理解古文，古时各学科的知识和词汇都最好懂一些。有一本百科全书已相当完备，即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撰的《夜航船》。此书共二十卷，分天文、地理、人物、考古、伦类、选举、政事、文学、礼乐、兵刑、日用、宝玩、容貌、九流、外国、植物、四灵、荒唐、物理、方术二十部，囊括晚明以前的典故与历史、自然与人文常识。例如什么是九天、三光、七政、二十八宿、泰阶六符，何谓两都、三吴、三楚、三晋、四京、九边、六关，谁是六佐、六相、八元、八恺、五臣、九官、八士、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二十四人。 （图：Adobe Stock） 其实，若熟读《尚书》、《周易》、《礼记》、《诗经》、《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楚辞》、《史记》、《汉书》等三代至秦汉的经史或文学，再看后世文章便易懂，因为后世词汇、典故、笔法、道德观避不开这些书的影响。 2、必求甚解，必思原因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有句话：“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的态度无可厚非，但有些情况一定要求甚解，否则褒义读成贬义，抑或张冠李戴，甚至差之千里。想必我们都尚未达到陶渊明的文化水平，得像幼儿学走路，一步一个脚印，哪怕一天只读懂一句，也是有成就。古文之义未必只有唯一答案，如经学，有时要看汉儒郑玄怎样注，孔安国怎样解，又要看宋儒朱熹怎样注；如文学，读韩愈文，既观宋人孙汝听如何解，亦观近人吴闿生如何评。综览各家评注，上下求索，后出己见。 名家作文著史，用字、造句、谋篇极其严谨细腻，我们不妨也细致入微地探究他们为何这样写。在此分享一个方法：读懂原文意思后，试思考如果由我来执笔，以古文表达，不改变其事其义，会怎样写？再进行比较，找出自己和作者的差距。 （图：Adobe Stock） 兹举一例。鲁僖公十六年春季发生两起异事，有五颗陨石在宋国坠落，又有六只鹢倒著飞过宋都上空。《春秋》写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字面很容易理解，可是，为何不写成“五石陨于宋”呢？《公羊传》如是解释：“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当时的人们先听到有东西落下的声音，因此跑过去看，发现是陨石，数过后才知有五颗。“陨石于宋五”以精练的文字最大程度还原现场。 形容词“五”放在“石”和地点后面，为何下一句“六”却放在“鹢”的前面？《公羊传》说：“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目击者漫不经心地抬头看，先发现天上有六只鸟；再观察，原来鸟的种类是鹢；再仔细看，才发现竟然是倒著飞的。“六鹢退飞过宋都”复现了目击者的观察顺序和内心活动。 为何记载石陨写明日期，记载六鹢退飞却只写“是月”而不道明日期？《穀梁传》说：“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石是无智慧的物体，不会自觉移动，所以容易确定石陨的时日；鹢是略有智慧的生命，飞得或快或慢，不能确定哪天过宋都，所以只写明月份。 《穀梁传》还说：“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君子记载事物是不会敷衍的，对石、鹢尚且如此严谨，何况记载人事呢？第一期提及“郑伯克段于鄢”，就是记人事的经典佳例。 （图：Adobe Stock） 经史以外的文章也可逐字逐句赏析，心中常问“为什么他这样写”、“哪里好”。但如果读后即使冥思苦想，也想不出所以然，该怎么办呢？常看前贤评语以及文学理论，也能逐渐学会鉴赏。大家想必都知道《古文观止》，此书成于康熙年间，自问世以来流传很广。学《古文观止》时千万别漏掉选编者的评语，若只明白文意并背诵，则等于浪费此书。除《古文观止》外，另推荐几本好书或评文： 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中的〈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首篇专论文学的文学批评。作者曹丕，我们都知道他是曹操的儿子、曹魏的开国皇帝，而他对文学的贡献比做皇帝更大。钱穆曾说，中国历史上纯文学独立价值之觉醒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 建安时代前，文章多是应用文，辞赋被视为小道，远不能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然而曹丕〈论文〉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亦揭橥不同文体各有何特性，且文章以气为主，作家的气或阳刚，或阴柔，不是勉强达到的。原文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此外，他也简评了建安七子的文章。 （图：Adobe Stock）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艺理论著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价值。想提升鉴赏与写作水平，绝不可忽略此书。 中国古代文学可分为两大类：无韵之文和有韵之文。在刘勰那时，无韵之文不称为“文”，而称为“笔”，“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卷二至卷五论各类文体，前半论有韵之文，后半论无韵之笔，涵盖各文体的性质和写作要点。 卷六至卷十是最关键的部份，讲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刘勰先讲“神思”、“体性”、“风骨”等精神、性情层面，而后才讲到“章句”、“丽辞”、“练字”等细节，顺序值得我们注意。 〈体性第二十七〉写道：“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文章品质来自作者的情性，贾谊俊发，司马相如傲诞，扬雄沉寂，内在的情性与外在的文章是一致的。〈风骨第二十八〉也强调外在必出自内在，思索怎样作文前，要先有风和骨，所谓“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又曰：“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若违背这些关键的原则，追求文采将会徒劳无功。我由此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学有一特征或主张，即作品里要有作者本人。《周易》说：“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原强调达到圣人道德标准的重要性，却也适用于文学，若非其人，便无其文，风格或可模仿，文章永无替代。譬如，范仲淹是否去过岳阳楼，不重要；而去过岳阳楼的人，却写不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图：Adobe Stock） 《文心雕龙》讲具体写作的部份，应留意〈章句第三十四〉。其中写道：“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不同内容各安排在合适的位置，注意词句的次序；“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不同篇章长短不同，造句有缓有急；“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分别讲散文与诗颂，散文句式不固定，但也要注意缓急，四字句密而不促，六字句长而不散，有时可随机切换到三字句、五字句。 句法灵活变化、控制缓急的技巧，任何时代作散文的人都可以参考。诸位不妨留意《史记》、《战国策》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句法变化并非无缘无故。以苏轼〈后赤壁赋〉为例：“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从“履巉岩”到“登虬龙”，连续用三字骈句，节奏紧促，与当时的景物和环境照应——山势险峻，野草稠密，石头像虎豹，树木像虬龙。其后用六字骈句，稍作缓和。之后以散文长句“盖二客不能从焉”收尾，更进一步舒缓，譬之音乐，好比淡出和渐弱的效果。 说回《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可谓是从尧舜至南朝的一部文学史，〈才略第四十七〉专讲对历代名篇佳作的评论，如有相关兴趣和需求，可专挑这两篇看。 （图：Adobe Stock） 下期介绍《昭明文选》和《古文辞类纂》等书。
从本期开始聊古文阅读理解和写作。开场我先解释三点：（1）我会尽量把本期内容讲得通俗、有趣一些；（2）本期讲古文阅读的目的不是帮助读者应对考试，而是纯属与同好分享，摆脱应试思维后可以学得更扎实、更快乐；（3）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学习古文。 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史百家，最好阅读原著，所以应该具备文言文阅读能力。例如，一个非常喜欢古代史的现代人看不懂古文，此人获取知识的来源主要是白话书籍和影片，或许不会学到假历史，但这样的学习较为被动。文史哲是很需要私人空间的领域，前辈可以带我们入门，至于我们如何理解分析，发表怎样的论点，需要每个人自己学会考据、思索和论证，从死材料中生出活眼光，不能人云亦云。若想独自研究，总避不开古文。 以如何评价王安石为例，有人说他是贤相君子，有人说他是奸臣小人，甚至有人说他应该为北宋的灭亡负责。欲分辨这些观点孰合理，孰牵强，只泛泛了解是不够的。王安石的性格与思想、职场上与生活中的言谈举止、熙宁变法的背景与原因、变法的具体内容和利弊、新政的阻力和落实的难度、正负两面影响、熙宁变法后发生的重大事件等，都得深入研究，要看许多古书，知道的越多，人物形象越趋近完整。单看完《宋史·王安石传》仍不足够，还得在宏观层面了解北宋经济、军事、取士制度，以及变法前国家出现哪些忧患，王安石对皇帝提出哪些建议，这些可在《宋史》的〈食货志〉、〈兵志〉、〈选举志〉找到。若想了解王安石政治主张之外的思想，还得读《临川先生文集》，从中可发现其许多值得钦佩之处。和他有关的事也散落于《默记》、《石林燕语》等书中。这些书都是以文言写成的，不一定都有白话翻译版。具备古文理解能力，有助于扩大研究范围，而不依赖白话解释。 另有两原因可证明古文阅读的重要性：技巧层面，学好文言有助于提升白话文写作水平；内涵层面，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都蕴于古文内，至今依然带来许多启发，有些佳作非常感人，这种共鸣是不适宜用白话隔断的，任何转述都无法代替原文。 （图：Adobe Stock） 有人说古文很难，确实，不过古文的难点或许只有两点：（1）不常见；（2）不常用。解决这两大问题后，想必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试想，华人到美国、英国或澳洲等英语国家留学期间，怎样快速提升英文？虽然此前雅思考过了，但如果天天跟华人聚在一起讲中文，那么英文口语很可能停滞不前。相反，如果课外时间经常和同学用英语聊天，那么口语可能进步很快。写作也是同样的道理，经常读英语资料，每学期写英语论文，就是练习的过程。现代人学汉语文言，主要缺少阅读量和使用的机会；抑或虽读过不少古文，但平时不写。如果各位有兴趣提升古文水平，不妨养成写双语日记的习惯，一篇用白话，一篇用文言，住在英美澳的朋友们还可以尝试三语日记，加上英文练习。写和朋友旅游的经历、电影观后感，都好。也许你会发现，在表达方面，古文比白话更有优势。 口语思维和文言思维间的切换确实不易，然而，中古以后的古人写作也不容易，因为口语语法变了，而书面语依然保持上古语法。古代汉语可分为三个时期：上古（先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近代（宋元明清），汉代之后的书面语已脱离了口语，可贵的是，期间有数不清的人们将上古之文传承下来，因此，我们才能看懂古老的文献。古人代代继承先秦两汉的语法，使具有修身与修炼内涵的圣贤书得以存于世间，使文明未曾中断，真的很了不起。感性上，我很喜欢传统文化和古文；理性上，我也认为自己有使命帮助更多人走近传统文化，希望古代的佳著不被埋没。 （图：Adobe Stock） 基础一旦牢固，后面的路就会舒坦一些，学古文的基础有两部分，一是明白字义，二是掌握语法。许多汉字是一字多义的，之所以看不懂一句话，很多时候是因为不知某字在那一语境中的意思，若能记住一个单字的各个解释，长期积累，阅读古文自然不会吃力了。例如“履”字，我们都知道它有“鞋子”的意思，而在古文中，它也可以指“领土”，如《左传》：“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此外，“履”也可作为动词，有“踏”的意思，如《诗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外“履”还可解释为“实行”，现代人常说“履行”，这一义仍在用。《礼记》说：“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不需白话翻译，现代人也能看懂。“履”还有“居”的意思，如《庄子》：“而愚知处宜，贵践履位。” 汉字可分为实词和虚词。上述“履”就是实词之一，动词、名词、形容词都属于实词。接下来重点讲虚词，掌握古文中常见的虚词后，搭配实词，差不多能造出简单的句子了。 限于篇幅，寥举数例。 之 众所周知，“之”在名词前有时等同于“的”。然而，“之”在古文中有一类情况，乍看像“的”，却不能翻译成“的”，通常位于主语和谓语中间，但不构成句子，而是构成偏正词组。例如： 《论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在现代汉语中，我们不会说“不要担心别人的不了解自己”，而是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在此“之”不适合译为“的”。本来“人不己知”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加入“之”后，该句变成了词组。前面有动词“不患”，于是“人之不己知”成为宾语。 （图：Adobe Stock） 韩愈〈师说〉：“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可译为：“我要学的是道，哪管老师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我们来分析“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这句话，本来“其年先生于吾”、“其年后生于吾”已经是完整的句子，因放在“庸知”后，变成宾语，所以要在“其年”后加“之”。 同样在〈师说〉中，还有一句：“师道之不复，可知矣。”意思是“由此可知师道不复”，应在“师道”和“不复”间加“之”。 又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患秦兵之来”。 意思是担忧秦军来犯，“秦兵来”本就是完整句，因成为“患”后面的宾语，所以要加“之”。 以及柳宗元〈捕蛇者说〉：“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 意思是：“怎像我的乡邻们天天都有危险！”此句也应在词组中的主语后加“之”。 （图：Adobe Stock） 另一类情况是“之”字词组不作宾语，例如： 《庄子》：“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水之积”是“不厚”的主语。 《礼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 译文：“你爱我不如他那样爱我！君子爱一个人，会成全他的美德；小人爱一个人，则依顺他，使他苟安。”“尔之爱我”、“君子之爱人”、“细人之爱人”都应该保留“之”。 〈师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结构与上述例句相似。 又如张溥〈五人墓碑记〉：“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 〈捕蛇者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 还有一种情况，前者是后者的原因，或后者是前者的原因，前后两句都在主语和谓语间加“之”。 如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意思是：“鸡鸣狗盗的人都出在其门下，所以士都不愿意来。”“鸡鸣狗盗出其门”是句子，在此应变成“之”字词组，写为“鸡鸣狗盗之出其门”。后一句不写“故士不至也”，而写“士之所以不至也”。 有时“之”字词组不充当句子中的主语或宾语，语气激动，表达感叹。例如： 《史记·项羽本纪》：“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图：Adobe Stock） 以上是对“之”字词组的简介，下面讲“之”的其他用法。 “之”也可以当连词，相当于“与”、“和”，例如《吕氏春秋》：“乐之弗乐者，心也。” “之”也有“如果”的意思，如《尚书》：“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可译为：“国家如果治理得好，是你们的功劳；如果治理得不好，是我一个人的错。” “之”有时等同于“则”，如《吕氏春秋》：“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 “之”充当介词时可解为“于”，例如《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意思是“人们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容易偏爱”。 “之”也可以用作代词，相当于“此”、“彼”、“他”，因许多华人皆知，兹不详述。 （图：Adobe Stock） 焉 “心不在焉”是现代人常用的成语，该成语中的“焉”是代词，在古文中也常看到“焉”用作代词的情况。它有时也是介词加代词的集合体，等同于“于此”，如《荀子》：“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 问句中也常出现“焉”的身影，有时是询问处所，如《列子》：“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有时相当于“岂”，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 下面著重讲阅读难度较高的一种用法，即“焉”有时是宾语前置的标志。 如《左传》：“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晋、郑焉依”等于“依晋、郑”，周室东迁，依靠晋国和郑国。 《左传》还有一例：“安定国家，必大焉先。” “必大焉先”等于“必先大”，“大”在此不是形容词，而指大族，“必大焉先”即“一定优先照顾大族”。 （图：Adobe Stock） 其 现代华人经常用“其”，多数情况是第三人称代词。以下重点讲现代文中不常见而在古文中容易遇到的字义。 1、如果。《荀子》：“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渐之滫”意思是“如果把它浸泡于臭水中”。 2、可能。《礼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君子之死称为终，小人之死称为死，子张问道：“我大概可以被称为‘终’吧？”《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若没有管仲，我恐怕已经披发左衽了。” 3、难道。韩愈〈祭十二郎文〉：“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 4、表现期望的心理，可译为“应该”。《战国策》：“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 5、或，还是。《史记·赵世家》：“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 6、将。《左传》：“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到第五代将会昌盛，当上正卿级别的官。 7、发语词，不必翻译。 其他虚词还有而、矣、也、乎、哉、者、夫、盖等，或许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故不在此讲解。 （图：Adobe Stock） 语法 虚词的使用已涵盖一部分语法，如上文的“之”字词组。古文语法太多，一两篇文章讲不完，以下挑选要点介绍。 代词宾语前置 上文提到《论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现在讲为何不说“不知己”，而说“不己知”。这是典型的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前置，“己”是代词，要调到动词之前，所以“己”在“知”的前面。前置有两个条件：（1）否定句，常会看到“不”、“未”、“莫”这类字；（2）宾语是代词，如“己”、“我”、“之”、“汝”、“是”等。“人”不属于代词，不必前置，所以《论语》说“患不知人也”，而非“患不人知也”。另外，“子”不属于代词，而是尊称，所以也不能前置。 例句如下： 《三国志·诸葛亮传》：“时人莫之许也”。 苏轼〈黠鼠赋〉：“望道而未之见也”。 《新唐书·藩镇魏博列传》：“自以为广大繁昌莫己若也。” 另一类代词宾语前置出现在疑问句中，疑问代词应调到动词或介词之前。常见的疑问代词有：“何”、“谁”、“奚”、“胡”、“曷”、“安”、“焉”等。如“以何”变为“何以”，“与谁”变为“谁与”。 例句如下： 《史记·项羽本纪》：“不然，籍何以至此。” 《左传》：“臣实不才，又谁敢怨？” 范仲淹〈岳阳楼记〉：“微斯人，吾谁与归？” 《庄子》：“彼且奚适也？” 《诗经》：“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图：Adobe Stock） 词性变换 词性灵活变换是古文的一大优势。今人给不同汉字贴上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等固定标签，然而在古代，一词多性非常普遍。我们不该局限于字词现在的常见义，不妨尝试复原古人造句的思维。 例如我们说给某山取个名字，“取名”、“起名”、“命名”都是动词，而“名”本身就可以当作动词用，不必说“为……起名”。苏轼〈石钟山记〉有句话：“而此独以钟名”，其中“名”就是动词，以钟命名这座山。 再举数例。“踪迹”既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它有“找寻”的意思。《明史》述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时，写道：“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这里“踪迹”作动词。 “手”既是名词，也可以是副词，如文天祥〈指南录后序〉：“道中手自抄录”，在路上亲自动手抄录。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写道：“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先”和“后”在此不作形容词，而作为动词。 还有一种类型，认为某人奇特，说“奇之”即可。如《三国志·王粲传》：“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 实在不胜枚举。下期我会继续介绍语法，并与各位一同鉴赏古人的佳作。 （图：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