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总统特使圣彼得堡会晤普京 俄释放遭拘押的74岁美国教师
2026 年 10 月 21 日
11月7日，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万年县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受贿一案。 横峰县检察院指控，2019年4月至2024年2月，被告人李佩霞利用担任万年县上坊乡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65万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李佩霞的刑事责任。 消息一出，舆论广泛关注，朋友圈刷屏。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受贿案，被控的金额也不大，为何会引起广泛关注呢？ 七月份写的《女乡党委书记之父举报县委书记性侵，省级纪委应尽快介入》一文简略介绍过原委：7月25日，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的父亲李长柳实名举报，称女儿遭万年县县委书记毛奇性侵，2024年5月23日李与毛发生争执并声称要去省纪委监委举报毛，3天后李被万年县纪委监委带走并留置。 李长柳公布的录音中有一段录音显示，李佩霞在毛某办公室汇报工作时，在毛某要求下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另两段录音，是毛奇两次深夜打电话给李佩霞，要求她去其住所聊天喝茶。通话中，李佩霞多次以生病为由推脱并表示“我怕你会忍不住”，毛反复说“不干嘛”、“最多像昨天一样，只坐一坐”，李佩霞又说 “我说话算话，等身体好了怎么都行”…… 根据这些录音，我当时判断说：“我怕你会忍不住”，这种话很容易让人对“性侵”存疑，李佩霞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两人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到底是性侵还是别的性质的违法违纪行为，江西省纪委应该立即介入。 我当时还说：权力失范后胡作非为，使人失去抵抗的能力，无力反抗，这很可怕；权力失范后胡作非为，使人不仅失去抵抗能力无力反抗，甚至使人连抵抗的本能、反抗的意识都彻底丧失，不敢反抗，甚至被迫顺从，更可怕。 这些话，当时都写得明明白白，绝非马后炮。 没多久，毛奇主动投案。主动投案并不等于自首，主动投案并如实交代罪行，才能算自首。主动投案却不如实交代的，不能算作自首。 当时，我还有一些个人的疑问：李佩霞的父亲公开检举毛奇，是她被带走前明确委托父亲这么做的呢，还是让其父先找毛奇谈判、谈判未果后才采取的报复行为呢？ 这一点其实需要搞清楚。如果是直接检举，李佩霞可能有立功情节，毛奇的案子不仅在江西影响重大，在全国都算影响重大，完全够得上立功甚至重大立功。如果李佩霞没有被认定为有立功情节，那我们就得更冷静看待这起官场丑闻引发的地方反腐。 8月18日，上饶市委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李佩霞涉嫌受贿，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对毛奇和李佩霞的关系，通报则是这么说的：经查，发现毛奇存在利用职权影响与李佩霞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问题，李佩霞为了职务调整升迁违反生活纪律。 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的消息对两人的关系没有具体描述，只用一句话进行了概括：毛奇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综合录音和官方的上述通报，我认为自己早期的判断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他们之间肯定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女方极可能是被迫顺从后想得到一些仕途上的“推荐”。 李佩霞受贿案开庭，打乱了我的写作节奏。昨日写了《除了很牛的博物馆，我老家还有一种叫鱼面的美食》（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一文，本打算今天继续写老家的美食，可李佩霞案中暴露出太多不正常的事，不得不改为关注此案。 有些基层官场的不堪，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传闻毛奇对李佩霞还有其他更加不堪的行为，发布庭审消息的法院和当地其他有关部门都没有回应。因为有这样的传闻，舆论高度关注李佩霞涉嫌受贿案中家属委托的律师未能顺利会见李佩霞、开庭时家属委托的律师未能进入法庭等细节。舆论认为，如果当地不允许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和代理此案，极可能是害怕更多不堪的丑闻流传曝光。 资深媒体人刘万永对上述细节发表了评论：江西万年的毛奇、李佩霞事件，是一个值得解剖、值得警惕的官场丑闻。李佩霞案件，也是江西法治的试金石。 刘万永在评论中表达的担心，很多人都有，我也有一些类似的担心。 法院发布消息说，李佩霞自己委托了律师。那么，李佩霞自己委托律师是否是自愿的就显得很关键。如果她是自愿委托了那几个官派律师，那家属和外界应予尊重；因为外界传闻，当地安排官派律师占位可能是为了掩盖更多不堪的真相，若李佩霞不是自愿而是迫于压力被动接受的官派律师，那上述猜疑就等于变相被证实了。 过去，我们为了减少本地势力对一些案件的干扰，常会呼吁一些案子异地侦办、异地审理。这一次，我注意到，李佩霞作为万年县一个乡党委书记，其涉嫌受贿案异地审理了。 大家可以查一查地图，横峰县虽然也隶属上饶市，但东与广信区相邻，南与铅山县接壤、西与弋阳县相连、北与德兴市毗连。万年县东与弋阳县、贵溪市毗邻，南与鹰潭市余江区交界，西与余干县接壤，北与乐平市相连、与鄱阳县隔乐安河相望。 大家注意到没有，万年县与横峰县虽然同属上饶市，但不接壤，中间隔着一个戈阳县。那么，上饶特意选了一个与万年不接壤的横峰县审李佩霞的案子，肯定是有某种特殊用意的。 按照李佩霞的行政级别和并不太大的涉案金额，其涉嫌受贿案按常规应该在万年县审理，如果毛奇还在万年县当县委书记，那当然应该异地审理，如今毛奇也被双开并移送司法了，其在万年县的余毒正在清理或已被清理，此案又是举国关注，此时的万年县公检法不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帮已经落马的毛奇迫害李佩霞，这种情况下还异地安排在并不接壤的横峰县开庭审理，一定还有别的原因，一定是为了实现某种物理隔绝。 当地这么做，可能是为了保证案件的公平公正， 也可能是为防止更多真相在万年县散播。 横峰县有关方面发布了庭审的信息，却没有在宣传中强调“异地审理”，基层政法机关这种一反常态的低调，让人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因此，我作为一个观察者无法站出来说这一次的异地审理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 舆论还注意到，横峰县法院发布的信息称，有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30多人旁听，可是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媒体发布自己采写的新闻稿件，整个舆论场全部转发的是横峰县法院发布的通稿。 有记者旁听而没有任何媒体刊发自采自写的报道，这也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 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很容易让人怀疑李佩霞案幕后还有更多的黑幕、还有更多耸人听闻的事情，有关方面理应继续追查，查明真相并正面回应社会关切。 全文转自凤凰号“衣者褚”，原文已被删除
袜子当然是含棉纤维多的好穿，其实也不算贵，在工厂生产端，一双纯棉的袜子（实际含棉量70%左右）成本只要一块多钱。但是，如今在电商平台已经很难买到纯棉的袜子了，大量标注纯棉或者棉纯的袜子，实际上仅含有便宜的涤纶纤维。 袜子产业的整体品质从升级到停滞，再至现在倒退，背后有着砍一刀公司不可磨灭的功劳。其他很多个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产业，都是如此。 我原先就知道这个因果关系，但一直缺乏翔实的调查来支撑观点，直到最近看到公众号“正面连接”的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才更加直观具体地认识到，一家电商平台的崛起对民生消费品各个领域的负面影响有多深。 以袜子这个细分产业为例，“正面连接”的报道详细展示了电商平台的极限压榨是怎样逼着整个行业的代工厂一步步降低价格，一步步逆向淘汰棉袜，一步步停止产业升级陷入低质内卷。 据“正面连接”报道，更吸汗透气的纯棉袜子在2010年代本来已经成为了市场的绝对主流，某电商平台横空杀出之后，袜子的平均价格的确是被打下来了，可袜子里的纯棉纤维也同步被赶走了。在占到全国销量70%的“袜子之乡”浙江诸暨，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是纯棉袜子的好几倍。 中国市场从40年前一脱就噼里啪啦闪静电火花的化纤袜子升级到纯棉袜子占主导，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而纯棉袜子从绝对主流降级到涤纶袜子的配角，只用了不到5年。是什么力量在作祟？ 原因很简单：袜子的价格被某些平台规则压到了不合理的区间，压到了纯棉袜子做一双亏一双的“生死线”，自然就是低成本涤纶袜子的天下了。 虽然“正面连接”的报道没有直接点名，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家横空出世的平台就是砍一刀。 袜子的生产成本压缩到什么程度呢？八月酷暑时节，体感温度达到40度，诸暨的一家袜子工厂连空调都不敢开。 袜子工厂的老板黄雄说：“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袜子工厂的逻辑变得十分简单粗暴：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每个环节只挣1分钱，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 那客户是谁呢？你以为是每一位消费者那就错了，工厂的真正客户是砍一刀。 表面看起来，工厂在电商平台开店铺，砍一刀只是提供了互联网服务，但实际上，砍一刀决定着产品的零售价，决定着产品的促销方案，决定着订单的售后退款。 平台才是真正唯一的卖家，工厂只是砍一刀的供货商而已。 在实际操作中，砍一刀的运营会和很多家生产袜子的白牌工厂接触，要求他们大幅降价，品类最低价才能获得平台的流量扶持推荐。你想说我价格稍微高一点，品质也好一点行不行？没用，平台不给你流量扶持，用户搜索时根本翻不到你的店铺。 这样看起来，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上虽然难以买到优质好袜子，至少还能买到便宜实惠的袜子吧？是，但有一个前提是袜子的质量要有基本保障，不能穿几天就露脚趾，不能一脱鞋熏坏满屋子人。 而袜子的质量恰恰是砍一刀没那么关心的指标，因为这家平台还有一项绝活儿是代替商家操作直接退款，所有的退款成本由工厂承担。 不管袜子的质量多么低劣，只要价格够低，退款之后可以继续获得平台的流量推荐。总有更多的用户懒得为了几块钱去申请售后，生产低劣涤纶袜子的厂家就这么依附在砍一刀身上赚取那每道环节1分钱的利润。 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品类一两家工厂被砍一刀平台压榨，还不至于影响到整个行业。砍一刀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会不断地更换流量扶持的工厂，谁给的价格更低就把流量倾斜给谁，逼着所有供货工厂去卷最低价。 最离谱的是，正常生产销售的袜子需要跟清理库存赔本甩卖的袜子比价。 那正常生产销售的袜子怎么才能跟亏本清库存的袜子比价呢？只有一个“田忌赛马”的办法，就是把C级的袜子包装成A级销售，这样就能和亏本清仓的A级袜子比拼低价。这也是消费者经常反馈从平台上买到的低价产品货不对版的原因。 薄利多销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情况，货不对版的低价倾销则是对行业和消费者的双重伤害，唯一从中获益的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平台。 那有的读者会说了，我知道了这个平台的特点，不在意质量只图便宜的时候去买，想买质量好的东西就去别的平台，岂不完美？ 那就太天真了…… 砍一刀对行业的影响绝不仅局限于在它平台上推荐的那些工厂，而是通过极限的内卷硬生生停滞甚至拉退了很多行业的产业升级。 据“正面连接”报道，2010年代，诸暨袜子产业经历了几次整体的产业升级，厂家纷纷升级更新技术的机器设备。一位厂长介绍，那时升级机器是没办法的事情，一定要换，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政府对生产高端袜子的“一体机”补贴力度一度高达40%。而现在，纯棉高端袜子最难做，都在卷低价，厂家自然没有动力去升级新机器。正面连接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诸暨一家袜子工厂原本雄心勃勃要做自己的品牌，定制了价值200万的包材，如今也只是躺在那里落灰。还有工厂送走了研发新品的经理，重新走起了低端走量的路线。 在极限卷低价的氛围之下，整个行业的产业升级步伐被粗暴中断，在局部甚至出现生产技术的倒退。一家平台规则的力量竟恐怖如斯。 投射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就是现在我们不仅在砍一刀很难买到真正的纯棉袜子，即使换到其他电商平台，也要花更多力气才有机会买到一双纯棉袜子。而袜子，只是中国受到极限卷低价平台侵蚀的万千行业中不太起眼的一个。 童装、护肤品、充电线、牛肉干……无数个行业都陷入了白牌工厂挣扎求存的困局。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有低价有高价的市场是产业链繁荣和消费者受益的必需条件，一个只剩无限卷低价且不顾产品质量的市场，最终一定会害了所有人。 本文于11月5日首发于公众号基本常识，后被神秘力量删除，现修改重发以正风气。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郑州20万大学生夜里骑行去开封，是耐人寻味的大事件。 开始的时候，文旅部门欣喜、呵护，但是他们很快就感到恐惧。今天，郑开快速路已经封闭，三家共享单车也联合发布公告，如果骑车越过四环，就自动锁车。 前两天看有些媒体评论，呼吁年轻人挥洒青春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这是无聊的提醒，也并不懂得年轻人正在做什么。说到底，这不是“交通行为”，也不是体育行为，而是社会行为。 我看了一些视频，年轻人骑着共享单车，非常开心。有人甚至一边骑行一边背诵古文。他们完全无害，也有点让人心疼。 这场大型集体行为艺术，被冠以“青春”的名义。这是顺从、听话的青春，但是毕竟也是青春。既要“发泄”，也要绝对安全；不想冒犯任何人，但是还是想对世界说点什么。 真正让我震惊的，是老家省城竟然有这么多大学生。1997年我到外地读大学，放假也会到郑州去，那时的大学很少。现在，郑州没有什么好大学，但是有非常多的大学，媒体报道夜骑人数超过20万。 大量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集在城市。他们知道毕业找工作很难，考研很难，而考取公务员更难。在校期间，他们也习惯了人脸识别、各种绩点考核，激励制度非常复杂、完备，但是终究开始变得无效。 深夜骑行就是这一背景下的“听话的反叛”。在规定的线路，和同学们一起，在安全的速度内，进行一场“夜游”。它近乎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狂欢，大家在一起，这既是快乐的源泉，也是安全的保障（在人群中的那种安全）。 过去20年，中国高校疯狂扩招、合并，各地都建有大学城。但是，大学城的规划非常讲究，它几乎是去生活化、去社会化的。大学城很少有书店，几乎没有校外的公共活动。它不但没有成为真正的”社区“，甚至连商业价值也缺乏——整体上是透明、干净的禁欲风格。 这种氛围下成长的是奇怪的青春。健康的，让家长和老师放心的，但同时也可能是空洞的。微博上“成年网友”，绝大部分都在指责年轻人“盲从”，阻碍交通，毫无意义。其实，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走出校园骑行已经是一种冒险，在这样的“无意义”中也能寻求意义。 可以和万圣节游行对照。年轻人的万圣节派对，要有创意得多。但是，骑行和万圣节在本质上近似，它们都反映出年轻人对快乐的渴求——记住，不是成功，不是进步，也不是社会责任，而是快乐。有时候甚至只是身体的、“健康的”快乐。 不能过万圣节，就有可能去骑行。骑行并不违法，也不会冒犯任何人，甚至可以伪装成文旅经济小小的贡献者。当然，现在证明，这样的骑行也是不行的。但是，封路或者过了四环就锁车，并不能真正禁锢年轻人的内心。 可见的未来，年轻人的“聚集”会越来越频繁，也可能以更轻、更无意义的形式呈现出来。毕竟，年轻人的肉体依然存在，他们终将长出一点精神。从郑州到开封，并没有个人的“出路”，但是你以某种形式出现在路上，就是“道路”本身。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成都客
当时只当笑话的一些小细节 酝酿了历史的大风暴，再也笑不出来 最近，上面密集表态经济承压，需要经济大省挑大梁、发挥财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5%，也从必须完成变成了努力完成，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具体什么时候不行了，对不同的人和行业而言，时间点可能并不一致。 早在2010年 这几日在澳洲采写家传，两位朋友发现不行了的时间，前后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国际消费品大陆市场高管。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类似于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关系，明面上是竞争对手，实际上长期共生。 他发现，早在2010年，两大品牌的销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意味着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则一直关注金融市场，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经受了一段无法磨灭的时光记忆。当年到达澳洲，参与了美股交易，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视角回看那些年和国内金融市场，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气点说就是上帝视角。 可能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是他的感受。 网课后遗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说，她感觉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网课之后，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这三年并非全部病因，但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问题的存在。反映在就业市场上，一是失业率大幅变化，另一个则是人力市场对“疫情班”毕业生的歧视。 近日，一名2024届毕业生发文，在BOSS某聘上与某物联公司老板沟通时，被对方回复“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应届生简直是受不了，没办法说”。 用人单位被迫用手机用电量来推断工作的注意力是一个方面，但从我们家传编辑部的招聘经历来看，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好的实习。毕竟学校只是读些书，连老师都不懂的职业技能，只能通过实习来训练。 二是不读书了。小红书和抖某占据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在几家高校有家传和数字人文课程，发现学生连开场白都不听，一入座就进入手机游戏、小红书和抖某状态。因为不读书，连基本的培养价值都没有。 这导致我们自2022年以来几乎没有招到像样的毕业生，甚至有三次“遇险”经历：面对拒绝，一位东北朋友逼问“我哪里不合适了？我觉得很合适”；询问一位河北学生有关俄乌战争的看法之后，她直接举报我们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一位贵州学生仅实习一个多星期，就在办公室录音三张光牒上网举报。 学生质量的下降是明摆着的，但是大环境也很明确。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考公数据。 2008年金融危机次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是2005年报名人数的4倍，意味着年轻人的就业取向从原来的外企、民企转向了体制内岗位，直到今年的300余万人。 厌恶风险，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基本技能和经济理性。当人们趋向保守、稳定、热衷考公，而非进步、变化、创造财富时，经济肯定生病了。 从就业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盘 自信的体制内感知到不行了，可能会更晚一些。虽然10年前温先生一直讲今年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过了，让人误以为危机从来并行，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警惕，毕竟数据一直在强劲增长。 最近官方采取的动作，有两个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老赖名单上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发改委公布《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信用系统不得不启动大规模修复。 二是在劳资纠纷中，以前几乎都是判企业输，而现在则几乎判员工输，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是个经典的维稳手段：谁弱谁有理。 最近有个热帖说，很多律师今年不会再接劳动仲裁案件了： 有几个朋友欠薪已经长达5个月，每天还要拼命干活。公司被很多债主追上门，员工还要笑脸帮忙应对，工作环境乌烟瘴气。老板不能不说辞退，这几个朋友找到我打劳动仲裁，我和他们讲，现在仲裁风向对劳动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会再接了，问了其他几个律师也都不愿意再接了。 很明显，这是官方的指导意见。之前是让企业拿钱出来安抚员工，现在则是保护企业以保税源，否则企业裁员，死给你看。 记得戴口罩时，说经济不过是暂停，脱下口罩分分反弹。现在包括财政政策大调头在内的举措，可以推测官方认为不行了，时间当在2024年10月份。 一条射线天地宽 换个非经济视角，则是2006年。 2003年孙志刚事件是市场化媒体的高光时刻，人们普遍相信可以向好，岂知却是顶点。2006年时，市场化媒体彻底被掐断舆论监督之路。 差不多同时，一位胡先生明言，东北邻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最近有人讨论垃圾时间，我说不对，至少应该是2006年。而且，现在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化一日千里，是个人应该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却还在用周期论来分析，而我认为，之后是一条射线，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个时间点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鲁有一个谈话，很多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没有意识到划时代意义。 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分析框架更新之后，我的结论是心病还得心药医，问题出在经济基础，答案却在上层建筑。 时间是2006年。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不行了？ 全文转自微信你公众号家传研究院，原文已被删除
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印记，始于2008，止于2024。 上海广播电视台近日宣布，将有序关停四个电视频道。虽然在对外发布的信息中没有点出这四个频道的名字，但有细心的人发现，这四个频道分别是： 上海外语频道 纪实人文频道 东方影视频道 七彩戏剧频道 与之一起关停的，还有四套广播频率，不过其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还是“上海外语频道”。 上海外语频道开播于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 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说就是： “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过去十多年，外语频道很好地匹配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展现了上海“洋气”的一面，是外国人了解上海，透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是国人放眼看世界，接触外国风土人情一个渠道。 可现在，外语频道要被关停了，即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被上海当地人调侃为“卖海参”“卖虫草”“搞装修”的购物频道却保留了下来，继续轰炸观众的荧屏。 这让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心里不由哀怨”： “偌大的上海，号称改革开放的窗口，竟然容不下一个外语频道！” 2008年1月1日上午7：00，上海外语频道整点开播。 为了迎接这一重要时刻，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在前一天晚上还专门亮起了外语频道的蓝色台标，流光溢彩。政府领导、驻沪领馆的外国官员、企业家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作为外语频道，其特点不仅在于所有节目用英语和日语播出，更在于内容的独创性。 上海广播电视台下属的所有频道中，除了门面担当“东方卫视”，外语频道被认为是最有特色、最有干货的一个。 毕竟是上海，人才济济，主播来自大陆、台湾、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不少栏目办得非常好，即使和央视旗下的英文频道CGTN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外语频道、国际频道相比，不谦虚地说，更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比如说脱口秀节目《说东道西》Culture Matters，谈论的中心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比较，在轻松愉快的聊天中，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沟通； 每周日推出的日语节目《中日之桥》Bridge To Japan，定位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还会定期邀请日剧当红影视明星来做客； 此外，外语频道还有一档节目《影视总动员》High Drama，播放英语原声的欧美电影，包括《指环王》、《傲慢与偏见》和《蜘蛛侠》等等，为喜爱观看原版电影的观众奉上电影大餐…… 过去十多年里，上海外语频道成为十多万在沪常住外籍人士获得新闻、生活、娱乐资讯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本地观众也受益良多—— “外语频道是小时候看世界的唯一途径，好多美剧都是在ICS看的。” “高中的时候，吃完饭趁休息时间看外语频道的节目，表面上是学英语，其实是趁机娱乐放松，很有意思。” 甚至还有一位网友说，初中放暑假，无意间看到在外语频道播出的英国BBC著名汽车节目《Top Gear》， “对一个从小就喜欢车的男生来说，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甚至影响了我的就业方向。” 除了“国家队”中央电视台，国内也就北京、广东、江苏等少数几个省市播出或者曾经开播过国际/外语频道。 作为“行业天花板”的存在，上海外语频道为什么要关停呢？ 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解释是： “坚决摒弃做‘虚功’、图‘虚荣’、变‘虚胖’，着力强身健体、提质增效… 真正实现主业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效益更加改善。” 盖棺定论，外语频道看来是被归到“虚功”“虚荣”“虚胖”的行列了，不知道频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广大观众对此是什么感受？ 关停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钱，是一个大问题； 官方解释也提到了“效益”两个字，但眼下，国内电视台的“效益”普遍不乐观。 广告收入是电视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就愿意花钱打广告、做宣传，但现在经济这个样子，还有多少企业愿意上电视打广告呢？ 以国内最会赚钱的电视台之一“湖南卫视”为例，2015年、2016年广告收入连续突破100亿元，但之后一路下滑，现在估计只有40亿元左右，跌了一半还多。 赚钱高手都如此，更别说其他电视台了。所以近些年来，全国多地的电视台传出关停频道的消息，一开始是市级电视台，后来有些省级电视台也慢慢撑不住了，甚至深圳、上海这些发达地区的电视台。 本来是众人眼中的铁饭碗、香饽饽，没想到很多地方的电视台穷得揭不开锅，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有的主持人和主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转行直播带货，卖鸭子，卖海参，卖红酒… 很难想象，曾经光鲜亮丽的电视台，如今变得如此落寞。 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 上海外语频道，观众主要是在沪居住生活的老外，以及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的本地居民。 从2005年开始，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快速增长，从10万增长到2018年的17.2万，老外越来越多，为外语频道打下坚实的观众基础。 从2020年开始，上海市统计局不再单独提供在沪外国常住人口的数据，所以现在有多少外国人在上海居住生活，找不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 因为三年口罩，外企撤离，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很多老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观众流失，对于上海外语频道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至于本土观众，现在获得资讯和娱乐的渠道这么多，各种新媒体、短视频，低头刷手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也越来越没人看电视了。你家的电视机，多久没开了？ 电视就和曾经的广播和报纸一样，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吃灰去了。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看来，上海外语频道关停，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因为指导思想和各种限制等原因，现在该频道播放的内容越来越体现不出外语频道的特色和优势。” 节目越来越难看，关了也罢。 上海外语频道的关停，很多人并不在意，也不在乎，太阳照常升起，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依然生活在上海的老外，估计会感到一丝惋惜。毕竟，一个本土的外语频道，为他们了解上海，看待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视角。 影响最大的，除了频道的工作人员，应该就是各大院校英语系、日语系的大学生了—— 不仅少了一个学外语练听力的渠道，更少了一个求职找工作的好去处。 “英语无用论”的声音，怕是又要响起来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越是这样越要学好外语，有条件多学几门，懂的都懂。” 我觉得很有道理。 上海外语频道，2008-2024，RIP！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外掘金
中专女生姜萍高分闯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的消息刚刚传出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曾信以为真，将其当作“努力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来传播。 此后，关于姜萍数学能力的质疑声不断增强，而赛事主办方阿里巴巴达摩院以及姜萍的导师王闰秋一直没能给出有力的回应，事件陷入争议僵局。 为了搞清楚真相，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联系可能知情的人士。今天赛事主办方和涟水中专同时发布了情况通报，我也终于可以把了解到的事件始末分享出来。 声明：以下信息是从私下谈话中了解到的，不方便透露信源，也不能百分百保真，仅供对事件好奇的读者参考。 姜萍事件的起点是一连串自以为是的“乌龙”，涉事各方都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业内早就习以为常的小事情，玩了一点点见不得光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心思。谁都没想到，一个数学天才少女横空出世的故事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会引发海啸般的舆论关注。 最开始是郁郁不得志但自视甚高的中专数学老师王闰秋的一点小心思： 既然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初赛没有监考，那么替考就非常容易。如果能以自己的实力替考保送一位学生进入决赛，无论名次如何，在这名不见经传的中专学校都是一件破天荒的、非常长脸的事情，对自己的前程大有好处。 更重要的是，决赛阶段选手可以自由选择三个不同的时段答题，而同个方向的试题只有一套。如果受自己控制的学生能进入决赛，可以让学生选择时段A来提前获取试题，自己选择时段C就相当于多了16个小时答题时间。 反正初赛成绩只用来选拔名额，不计入决赛总成绩，反正决赛只公布获奖名单，不公布每位选手的具体分数，到时学生静悄悄下线就好了，神不知鬼不觉。 只是万万没想到，初赛时王闰秋先提交了自己的答案，然后作答姜萍那一套试卷时又有了新的思路，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并一举拿到了第12名，成了舞台中央一颗异常耀眼的明星。 然后是面临抛弃风险急需拿出成绩证明重要性的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一点小心思： 在集团整体收缩业务降低成本的背景下，达摩院的前途命运可谓朝不保夕，最容易低成本出成果的就是公关事件传播了。现在有一个中专女生闯入数学竞赛决赛，巨大的反差意味着巨大的传播价值，只要集中力量推一推，说不定可以上个热搜。 至于天才少女初赛成绩是不是真的，达摩院不关心，也没打算去核实，反正决赛才是重头戏，这会儿先把公关传播做出去最紧要。 只是万万没想到，天才少女的故事不仅上了热搜，而且几乎霸占了一个星期的全网热搜，成为年度最热新闻事件之一。空前的热度也引来了空前的审视，原本一个大家都喜闻乐见没人会去较真的公关故事，突然被放到了全民断案的显微镜下。姜萍初赛成绩的真实性突然成了不容回避的全民关心的话题。 再有就是承接姜萍宣传片制作的那家电视媒体的小心思： 很多人以为最初介绍天才少女姜萍的那部宣传片是由达摩院制作的，其实不是。达摩院的确是出钱的甲方，但实际去到涟水中专采访拍摄的其实是一家拿着官媒牌照但广告收入岌岌可危的电视媒体，他们是具体做事的乙方。 达摩院之所以把拍摄制作的业务外包给电视台做，其实也是业内通用做法。一方面，大厂需要给各家官媒缴纳“保护费”来保平安，另一方面，对于几乎已经没有传播价值的电视台来说，直接投放广告又不合理。所以，大厂普遍都会找一些难度不高但费用丰厚的外包项目交给这些传统媒体来做，算是变相缴纳“保护费”的做法。 在电视台看来，去拍谁，拍什么主题，都是由甲方达摩院来决定的，重要的是帮甲方实现宣传目标。至于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作为乙方的电视台完全不关心，他们日常做多了这类“正能量”访谈，美化一些，摆拍一些，拔高一些，从来没出过问题。万一，就算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是作为民营企业的甲方在前面顶着，自己作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有事的。 只是万万没想到，这回他们摆拍的宣传片居然成了年度热点新闻，原本是常规操作的摆拍画面突然受到了全社会的质疑。 于是，一连串的自以为是在涉事各方都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搞了个大新闻”，大家全都懵了…… 到这时，阿里巴巴达摩院其实还是有机会挽回局面的，毕竟，无论是王闰秋初试作弊还是宣传片供应商虚假摆拍，达摩院都是受害者，他们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切割干净，严厉谴责造假者。 然而，因为内部领导对舆论形势的误判，加上来自官方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压力，达摩院很遗憾地采用了鸵鸟战术来应对公关危机，试图等姜萍决赛“自然落榜”之后事件热度逐步平息。 只可惜，鸵鸟战术没能奏效，公众面对赛事主办方的沉默发起了更广泛更强劲的质疑…… 到这时，姜萍事件已经由“商业公司公关事件”升级成了“牵连甚广的社会热点事件”，有关部门强力介入，达摩院失去了主导事件走向的信息发布权。 在有关部门看来，这是在帮民营企业收拾超出掌控的烂摊子，是对互联网秩序和国家教育公平形象的积极维护。但在客观实际层面，这样的消极应对反而强化了公众对社会诚信的负面印象。 最终，由于公众的质疑一直没能平息，要求达摩院公布决赛结果的呼声越来越大，在有关部门的指导要求下，达摩院和涟水中专商议出了一个“承认问题但尽量淡化”的方案，并在11月3日同时公布出来。 在达摩院的通报中，王闰秋行为的性质是“违反竞赛规则为姜萍提供了答题指导”，在涟水中专的通报中，对王闰秋的处理是诫勉谈话。给了结果，但细节欠奉。意思很明确：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虽然我个人很不理解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强力介入，但相关处理结果还是非常典型，熟悉的配方，熟悉的通报。 嗯，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姜萍事件的始末。 整个事件中，唯一无辜，也几乎是唯一受到实质性伤害的，就只有未成年少女姜萍一人。 这实在是一个太过草台和残酷的社会。 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不管官方用的是什么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借口，某些城市管制万圣节装扮的真实原因有且只有一个： 他们心虚，有太多不愿让市民触碰的疮疤，他们心虚，害怕来自公共场合的行为艺术讽刺，他们心虚，所以这也不行那也不让。 这实在是非常可悲。 网络图片 万圣节被市民选择作为公共表达的渠道，本身已经是退了一万步的妥协，官方其实完全可以与市民良性互动，进一步消解那些“特别装扮”的政治意味，将万圣节装扮游行作为 一个很好的社会减压阀。只可惜，他们太过心虚，完全没有信心和市民良性互动，最终只能一刀切禁止万圣节“奇装异服”。 网络图片 在万圣节装扮成特定人物，甚至把自己装扮成物品，一部分人单纯是为了玩儿，一部分人则是寄托某种意义，表达某个主张。但因为有节日习俗的保护，无论多么严肃或伤痛的话题，都完全可以解读为“搞怪”，解读为“戏谑”，可以不用严肃回应，更不用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自信点，OK？ 共青团上海在2023年发表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