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口普查将至 姓名、收入和健康资料会去哪里？
2026 年 8 月 4 日
这几天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宪举教授一举成为网红，并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势头。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时，谈到该国人口政策改革经验，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中，王教授发出惊天一问： “我们国家女同志现在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这段提问视频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难了。 首先是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王教授的提问带有“爹味”，缺乏对女性的尊重，把女性当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经验的中企员工说，在哈萨克斯坦生孩子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产检和生孩子是免费的，生完孩子国家会给一年半的奶粉钱，还会给几千元的红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个月的工资，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职待遇，等等，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儿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风情，所提的问题，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尴尬的是，王教授这一问，还招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的打脸。昨天，该社连续发文，介绍该国在保护女性权益及哈萨克斯坦女性为社会所做贡献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萨克斯坦，女性并非像王教授想象的那样，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权利受尊重的人。 网络图片 王教授为国分忧，精神可嘉，可惜这一问却成了七伤拳，让人民大学的声誉、学者的专业能力、他自己的体面，甚至国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轻的伤害。 最讽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驻外记者出身，曾供职于几大官方新闻机构，有很长时间的驻外经历。按理说，这样的职业履历，应该让他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过得去的人文修养，不至于提出这么粗鲁丢人的问题。可叹的是，事实表明，他似乎既昧于国情，又缺乏应有的国际视野。 笔者认为，驻外记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下中国人极度缺乏国际视野的一个缩影，是当下畸形、狭隘的国际报道生态的必然产物。 挟经济崛起带来的自信，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向世界输出关于自己的积极、光明的形象，成为近年来媒体忙得不亦乐乎的一件事，国家并为此投入了不菲的资源。然而，与此同时，在把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准确地介绍给国人，特别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把别国优点如实、充分地输入进来这方面，却明显诚意欠奉。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国际新闻，除了有助于形成一幅“别国都很乱套，风景这边独好”的图像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事实上，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优缺点，作为一个尚属发展中国家的驻外记者，其使命，除了及时报道驻在国的政经动态，更重要的，应该像蜜蜂采蜜那样，以高度的诚意，细致挖掘他国可以学习、借鉴的优点，发回国内，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决策，增广国民见闻。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员工之口的关于该国生育成本的故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报道，让国人与政府知情，获得启发，见贤思齐。相信这样的新闻熏陶出来的国民精神与公权力，会少一些自大，多一份开阔，而王教授若有这方面的知识，也就不会悲剧性地提出那个雷人的问题了。 当下中国，亟需正派的国际报道。所谓正派的国际新闻报道，应该让国民变得开阔，而不是狭隘；变得刚健，而不是满腹虚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媒体派出了近两百名随军记者，跟随日军侵略的步伐，从朝鲜到中国，将战场信息即时发回日本，史家认为，这些随军记者有关这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的报道，立场自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对培养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功不可没，但其中的一些媒体，也报道了日军对中国战俘、平民的屠杀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嘘的“文明战争”的美丽气泡，为后人公正书写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国际报道，出自百年前敌国的媒体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国际报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问题就会少一分。 正是： 缘何服帖去生产？教授一问信惊天。 可叹丢人现眼者，曾摇国际大笔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香港过去曾被誉为“东方之珠”，以其自由、多元和普通法司法制度为基石，吸引全球关注。然而，自2019年元朗袭击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连串政治压迫行动，特别是47人案的审讯，香港的法治和人权逐渐走向深渊。林卓廷从当日的元朗袭击受害人及揭露真相的前线人物，沦为被控罪的被告，这一切正昭示著香港从国际大都会滑向极权体制的深渊。 元朗袭击事件的法治陨落 2019年7月21日，元朗地铁站内外出现白衣人士无差别袭击市民的暴行，当晚警察的缓慢反应和疑似纵容行为引起公众强烈不满。林卓廷，当时是立法会议员，亲赴现场直播情况并协助受害者。然而，这位揭露真相的人士在事件后却被控“参与暴动”罪，明显是一场政治操控的法律武器化。林卓廷原告变被告的转折，不仅彰显香港执法和检控机构的荒谬，也充分暴露了权力对法律的侵蚀。 谬误分析：林卓廷事件的警示 在林卓廷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关键的谬误： 1. 受害者被指控为施暴者 林卓廷当晚前往元朗站，旨在监察警方执法，并协助受袭市民。他在现场进行直播，呼吁和平，试图缓和紧张局势。然而，控方却指控他参与暴动，这种将受害者转化为被告的做法，颠倒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 2. 忽视自卫与保护他人的行为 辩方强调林卓廷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和保护他人，并非参与暴动。他多次呼吁现场人士保持冷静，避免冲突升级。然而，法庭未有充分考虑这些行为的动机和背景，直接将其定性为暴动，这种简化的判断忽视了事件的复杂性。 3. 选择性执法与检控 元朗袭击事件中，白衣人的暴力行为有目共睹，但相关的调查和检控进展缓慢，甚至被指纵容。相比之下，林卓廷等人的快速被捕和起诉，显示出执法和司法机构的选择性执法，这种双重标准损害了司法公正。 4. 政治干预司法独立 林卓廷作为民主派议员，长期以来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和监察政府。对他的指控和定罪，被广泛认为具有政治动机，旨在打压异见声音。这种政治对司法的干预，削弱了香港法治的基石。 5. 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在审讯过程中，林卓廷被拒绝保释，长期还押，这种未审先判的做法，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此外，媒体对案件的报导也存在偏颇，可能影响公众和陪审团的观感，进一步损害了被告获得公正审讯的权利。 47人案：扼杀民主希望的象征 香港47人案同样令人发指。2021年，香港民主派初选的参与者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包括多位律政界、学术界及社运界的知名人士。这些民主派人士的唯一罪名是试图透过合法、和平的方式争取在立法会取得多数席位。这起案件标志著“国安法”如何沦为铲除异见者的工具。 在审讯过程中，许多被告被迫承认罪名以求减轻刑期，而未审先囚的现象亦反映出香港司法系统的颠覆。这些参与者不过是行使基本权利，包括选举参与和言论自由，却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威胁。与之相比，过去香港以普通法保障公正审讯的传统已荡然无存。 国安法与23条：极权体制的法律基石 《港区国安法》的实施成为改变香港命运的分水岭，其范围和模糊性让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可能成为目标。更令人忧虑的是，香港政府再次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一步扩大控罪范畴。如果说国安法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3条则是彻底摧毁公民自由的最后一击。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核心，但如今，普通法的基石被极权模式取代，独立司法已成过去。与此同时，全球对香港自由的拥护者亦须面对一个现实：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力度正逐渐减弱，这让北京得以肆无忌惮地施行其极权意志。 香港——国际大都会的沦陷 回望过去，香港曾是亚洲法律和经济的模范。如今，对于林卓廷等人的控罪显示出香港已从一个多元开放的国际大都会，迅速沦陷为一个极权国度。无论是元朗袭击事件中警方的失职，还是47人案的司法不公，都揭示了香港正处于一个失去自由和法治的时代。 极权的特征是对异见的零容忍，而香港已逐渐成为这种体制的缩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国方法”性质已取代原有的普通法传统，公正不再，民众的希望亦被不断压制。 居澳港人的反思 作为一名居住于澳洲的港人，目睹香港局势急剧变化，内心不禁感到沉痛和愤慨。远离家乡的我们虽然身处异地，但对于香港失去自由和法治的现实深感无奈。然而，我们亦深信国际社会的力量仍然可以为香港发声，持续关注这片土地的未来。 结语 对于仍然关注香港的人士来说，林卓廷的遭遇和47人案是两个重要的指标，表明香港正在迅速滑向一个极权的深渊。同时，国际社会有责任为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发声。毕竟，香港的命运与全球民主的未来密切相关。 (本文内容参考2019年元朗袭击事件和香港47人案之相关资料，以及作者对香港局势的观察与反思。) 澳洲港人汇坊主席, 卓太
香港过去曾被誉为“东方之珠”，以其自由、多元和普通法司法制度为基石，吸引全球关注。然而，自2019年元朗袭击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连串政治压迫行动，特别是47人案的审讯，香港的法治和人权逐渐走向深渊。林卓廷从当日的元朗袭击受害人及揭露真相的前线人物，沦为被控罪的被告，这一切正昭示著香港从国际大都会滑向极权体制的深渊。 元朗袭击事件的法治陨落 2019年7月21日，元朗地铁站内外出现白衣人士无差别袭击市民的暴行，当晚警察的缓慢反应和疑似纵容行为引起公众强烈不满。林卓廷，当时是立法会议员，亲赴现场直播情况并协助受害者。然而，这位揭露真相的人士在事件后却被控“参与暴动”罪，明显是一场政治操控的法律武器化。林卓廷原告变被告的转折，不仅彰显香港执法和检控机构的荒谬，也充分暴露了权力对法律的侵蚀。 谬误分析：林卓廷事件的警示 在林卓廷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关键的谬误： 1. 受害者被指控为施暴者 林卓廷当晚前往元朗站，旨在监察警方执法，并协助受袭市民。他在现场进行直播，呼吁和平，试图缓和紧张局势。然而，控方却指控他参与暴动，这种将受害者转化为被告的做法，颠倒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 2. 忽视自卫与保护他人的行为 辩方强调林卓廷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和保护他人，并非参与暴动。他多次呼吁现场人士保持冷静，避免冲突升级。然而，法庭未有充分考虑这些行为的动机和背景，直接将其定性为暴动，这种简化的判断忽视了事件的复杂性。 3. 选择性执法与检控 元朗袭击事件中，白衣人的暴力行为有目共睹，但相关的调查和检控进展缓慢，甚至被指纵容。相比之下，林卓廷等人的快速被捕和起诉，显示出执法和司法机构的选择性执法，这种双重标准损害了司法公正。 4. 政治干预司法独立 林卓廷作为民主派议员，长期以来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和监察政府。对他的指控和定罪，被广泛认为具有政治动机，旨在打压异见声音。这种政治对司法的干预，削弱了香港法治的基石。 5. 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在审讯过程中，林卓廷被拒绝保释，长期还押，这种未审先判的做法，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此外，媒体对案件的报导也存在偏颇，可能影响公众和陪审团的观感，进一步损害了被告获得公正审讯的权利。 47人案：扼杀民主希望的象征 香港47人案同样令人发指。2021年，香港民主派初选的参与者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包括多位律政界、学术界及社运界的知名人士。这些民主派人士的唯一罪名是试图透过合法、和平的方式争取在立法会取得多数席位。这起案件标志著“国安法”如何沦为铲除异见者的工具。 在审讯过程中，许多被告被迫承认罪名以求减轻刑期，而未审先囚的现象亦反映出香港司法系统的颠覆。这些参与者不过是行使基本权利，包括选举参与和言论自由，却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威胁。与之相比，过去香港以普通法保障公正审讯的传统已荡然无存。 国安法与23条：极权体制的法律基石 《港区国安法》的实施成为改变香港命运的分水岭，其范围和模糊性让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可能成为目标。更令人忧虑的是，香港政府再次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一步扩大控罪范畴。如果说国安法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3条则是彻底摧毁公民自由的最后一击。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核心，但如今，普通法的基石被极权模式取代，独立司法已成过去。与此同时，全球对香港自由的拥护者亦须面对一个现实：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力度正逐渐减弱，这让北京得以肆无忌惮地施行其极权意志。 香港——国际大都会的沦陷 回望过去，香港曾是亚洲法律和经济的模范。如今，对于林卓廷等人的控罪显示出香港已从一个多元开放的国际大都会，迅速沦陷为一个极权国度。无论是元朗袭击事件中警方的失职，还是47人案的司法不公，都揭示了香港正处于一个失去自由和法治的时代。 极权的特征是对异见的零容忍，而香港已逐渐成为这种体制的缩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国方法”性质已取代原有的普通法传统，公正不再，民众的希望亦被不断压制。 居澳港人的反思 作为一名居住于澳洲的港人，目睹香港局势急剧变化，内心不禁感到沉痛和愤慨。远离家乡的我们虽然身处异地，但对于香港失去自由和法治的现实深感无奈。然而，我们亦深信国际社会的力量仍然可以为香港发声，持续关注这片土地的未来。 结语 对于仍然关注香港的人士来说，林卓廷的遭遇和47人案是两个重要的指标，表明香港正在迅速滑向一个极权的深渊。同时，国际社会有责任为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发声。毕竟，香港的命运与全球民主的未来密切相关。 (本文内容参考2019年元朗袭击事件和香港47人案之相关资料，以及作者对香港局势的观察与反思。) 澳洲港人汇坊主席, 卓太
真是奇了怪了。 最近一段时间，给树穿毛衣的诡异现象，正席卷全国多个城市。 如图所示—— ？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除了图个好看，我不知道给树穿毛衣有什么实际价值。 按照专家的说法，新栽植的抗寒能力差的树种在第一个冬天需要进行保温，包括缠绕草绳、裹无纺布等措施。但是，从图片上看，这些树显然并非新移栽，而且，这股“行为艺术”从北到南，包括温暖的广东，也有城市不甘落后，给行道树穿上了毛衣。 以我的脑回路，真想不通这是要干啥。 更何况，专家也说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是，给树穿上毛衣，不利于树的呼吸，更容易导致寄生虫大量繁殖，危害树木。“此前，我们曾经看到缠了标语布条好多年的古树，拆下布条时，发现里面有虫卵。” 给树穿衣服，上一次，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时期。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六年，隋炀帝在洛阳大宴诸蕃，“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日：“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中其黠者见以缯帛缠树，日：“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大树穿毛衣，寒士直哆嗦。作为对比，有人在大树身披彩色毛衣的图片旁边，配发了一条新闻，有摊贩因为烧炭取暖而身亡。 是的，不管始作俑者是出于何种考虑，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举动。 毕竟，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这种做法显得特别刺眼，有较强的违和感。我们真的富裕到这等程度了吗，钱真的多到没地方花了吗？好像那些富得流油的土豪国家也没这么干吧，看看这些身着锦衣的对，再看看那些衣不蔽体的底层人士，未免让人感叹，过去，常说人活得不如狗，现在可以说，人活得不如一棵树。 上面不是三令五申要过紧日子吗，为树穿毛衣的行为，没有把日子过紧，只是让人心头一紧。 如果给树穿毛衣是街头的零星现象，完全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小众的行为艺术，也不值得我专门为它在这里打这么多字。 离奇的是，就像一股妖风，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吹遍大江南北。 各大媒体的官方账号基本上对这件事是正面报道。用词也是高度统一，给树木穿上多巴胺毛衣是冬日浪漫云云——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多巴胺跟性兴奋高度关联啊？ 为什么会这样？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么多城市不约而同地跟风，是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控吗，还是，它成了一种隐形的竞赛？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表扬一下深圳。今年9月，多家媒体报道，在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贝社区街道两旁的树上，“长”出了各式各样的小动物，有的“长”出了一只老虎，有的“长”出了一只倒立的小狮子，有的“长”出了一只招财猫……犹如一个大型“动物园”。 网络图片 它们被称为“儿童树洞画“，是小朋友在树上绘出来的画。 同样是为了美观，给树穿毛衣，和在树上画画，哪样更高明？ 总之，在各行各业过紧日子的大趋势下，在裁员降薪不绝于耳、消费降级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下，给树穿毛衣的荒唐、奢侈的集体闹剧，该收场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