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禽有義
2026 年 8 月 2 日
网络图片 被一次次离谱的判决逼到绝境，西安一位民营企业家胡绪峰，今日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出公开信，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这其实是一封公开实名举报信，举报事由是西安市中级法院屡屡胡乱判案，不仅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给害苦了，也害了2000多户购房百姓。 胡绪峰是陕西宏润集团董事长，也是该集团子公司宏润地产实际控股股东、出资设立人。宏润地产是西安市首批最大城中村改造项目“国际幸福城”开发商。 西安套路贷团伙头目李彬及骨干成员竺尧江、王坚、李德安、陈涛等人，盯上了这个高价值房地产项目。 他们分别以600万元、8000万元股权质押借款，以偷偷摸摸加材料造假，先将宏润地产18%股权变更至李彬实际控制的西安中厦公司名下，后又将宏润集团持有的宏润地产75%股权变更至王坚名下。 上述共计93%股权，对应“国际幸福城”40多亿元资产。这件稀奇事，这些年来被媒体无数次报道，舆论称之“蛇吞象”。 网络图片 “鸠鹊之争”，不管官司怎么打、股权归于谁，无论如何得先把楼建起来，别殃及无辜购房百姓啊。 该套路贷团伙控制宏润地产前，“国际幸福城”已有28栋住宅楼如期交付使用。宏润地产股权被非法变更后，楼盘建设陷入全面停滞，10栋住宅楼烂尾至今，涉及2042户购房人。 去年有官媒报道说，西安一市民14年前付全款在该楼盘给儿子购置婚房，如今孙子已经11岁仍未获交房，一家人长年居无定所、颠沛流离。 放贷人王坚一方认为，他们是用很低价格购得的股权，自己就是真正的开发商。遂利用该楼盘项目，对外非法集资7亿多元、骗取银行贷款2亿元、骗取政府资金1.85亿元。 说白了，这帮人根本无意于该项目开发建设，而是长期摆烂并图谋处置“国际幸福城”优质资产，直至吃干榨尽，将烂摊子留给社会和地方政府。 围绕股权归属，双方诉讼持续十多年，期间演绎出诸多奇闻轶事。比如官媒报道的省公安厅厅长签发《督办令》没人管、警方伪造胡绪峰询问笔录、胡绪峰想要给群众交房被街道办事处组织五百多人阻拦。 还有，资产价值40多亿元的“国际幸福城”项目，被以“零对价”非法转移至套路贷头目李彬控制的空壳公司；中国信达新疆分公司险些以30.8亿元对价收购该空壳公司100%股权…… 需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去年以来“国际幸福城”数百名受害业主联名写信给陕西省和国家有关方面，吁请深挖彻查李彬套路贷涉黑团伙及其“保护伞”。 业主们认为“国际幸福城”烂尾，绝非原开发商宏润地产的问题，也绝非单纯意义上的民间借贷纠纷所拖累，症结在于该项目被李彬为首的套路贷涉黑团伙及其“保护伞”非法控制，黑恶势力和腐败问题长期深度交织其中，再启开发陷入僵局。 为了拿回被非法侵占的公司股权，尽快重启烂尾楼开发实现交房，胡绪峰十三年来被迫打了上百场官司，其中75%股权的案子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胡绪峰希望通过诉讼，厘清和界定一个核心问题：我是质押股权，不是转卖股权；用法律术语说，是让与担保，不是股权转让。 2019年，（2017）最高法再171号判决书一锤定音，认定案涉75%股权属于让与担保，不产生股权转让效力，宏润集团依旧是实际股东。 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本可就此终结，宏润地产股权理当物归原主。如果“国际幸福城”项目回到正轨，烂尾楼复工交房至多只需半年时间。 而这一最为权威的判决到了陕西，形同废纸一张，西安市市场监管部门就是不肯纠正错误的股权变更。胡绪峰要回股权的官司不得不接着打。 在后续一系列涉及上述股权的官司中，屡屡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宏润地产一审胜诉，西安市中院二审改判，均作出有利于房贷人王坚等一方当事人的判决。 比如：一审法院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第564条、第565条，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若干规定》第25条，判令开发商与西安中厦公司2011年7月1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已于2020年12月1日解除。 但西安中院在二审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硬是将一审判决给撤销了。该判决所依据的法条，与案件事实八竿子都打不着。 又比如：一审法院查明放贷人王坚，并非宏润房地产公司75%股权的真实权利人，其无权对股东会决议行使表决权，依据《民法典》第146条、《公司法》第43条之规定，确认并判令宏润地产公司2022年3月9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西安中院在二审中，即承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也认定王坚与宏润集团公司之间为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关系，却故意忽视王坚在12年前曾以诱骗胁迫方式，非法完成75%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认为王坚行使股东权利是“惯常形式”，又给改判了。 在另外几起因75%股权纠纷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中，一审判决均支持宏润集团诉求，西安中院二审却作出有利于放贷人王坚一方的判决。 包括起诉西安市市场监管局错误变更股权的行政案件，宏润集团败诉后，西安市检察院提出抗诉、陕西省检察院支持抗诉，成为该省多年来较为少见的省市两级检察机关支持抗诉的行政案件。 该案指定西安中院再审，宏润集团仍被判决败诉。 西安中院这种大起大落、“另起炉灶”的颠覆式改判，几乎“无边界化”、“无理由化”，形成事实上的“初审判决无用论“，将两审制实际上变成一审制。 上述“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解除案“、“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二审主审法官均为西安市中院民四庭张熠。 该法官不仅公然无视最高院对于案涉股权性质的认定，还拒绝宏润集团一方三次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串通一方当事人伪造证据。 放贷人王坚向法庭提交的“居委会情况说明”、“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区分局治安大队长惠小明情况说明”均被证伪，后者甚至在法庭质证中被证明人撤回。 更为离奇的是，王坚用于证明股东会决议真实性的公证书，已被西安市莲湖区公证处撤销，但张熠仍将该公证书作为关键证据作出错误的二审判决。 一起并不十分复杂的股权纠纷，被西安中院搞得剪不断理还乱，陷入无终点的循环诉讼。 西安中院制造的“诉讼怪圈”，不仅使宏润集团背负沉重诉累，两千多户等待交房群众也接近忍耐极限。 胡绪峰在举报信中说，在西安市，没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个案的审理，如此长时间地诱发负面舆情、引起社会持续关注和议论； 也没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与民众和法律精英的认知与期待产生如此巨大落差，不断打击世道人心、销蚀民众对于司法权威的尊崇。 2025年2月，西安市碑林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放贷人王坚持有宏润地产75%的股权归原股东宏润集团所有。 时隔六年，地方法院判决终于回归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股权性质的认定，2000多户群众苦等十余年的“国际幸福城”房子，有望随着股权回归原主迎来交付。 一审当庭承认75%股权是借款质押而败诉的王坚，已向西安中院提起上诉。 胡绪峰及数千购房群众忧心忡忡的是，西安中院会否再将初审判决，作为二审判决的“草稿”而任意“涂画修改”，再来一次颠覆式改判？ 凭常识、常情、常理以及法理，西安中院二审改判机制运行，有没有出现严重异化？二审主审法官张熠有无枉法裁判嫌疑？ 西安中院的二审改判，不仅一次次将胡绪峰及公司推向绝境，连带祸害了2000多户购房群众，还明目张胆地否定了最高院判决。 一级二审法院、一个主审法官，主观恣意、任性擅断，竟至于斯，实在闻所未闻。 民众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尊崇，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销蚀的么？ 在给最高院院长公开信的前几天，宏润集团在网上发出“悬赏通告”，征集比西安中院张熠法官作出的枉法裁判“更黑”的民事判决，悬赏金额1000万元，在网上引起热议。 二审法院及其法官频频滥用改判权，将一方当事人逼到发布“悬赏通告”的地步，黑色幽默背后的愤懑、忧惧和无奈，夫复何言。 网络图片 我同情当事人胡绪峰，更同情遭受无妄之灾的购房百姓。十余年等待交房的煎熬与艰辛，非亲历不能感知。 这期间，一定有人在楼盘烂尾带来的厄运中，经历了一系列本不该有的变故：债台高筑，贫病交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对于连带遭遇的不公，这些百姓想必也是提起心头火，挫碎口中牙的。有道是“陕西地方邪，只说不能讦（jue）”。“讦人”就是骂人，“挨讦”就是被人骂。 2000多户购房百姓，有着如此不堪境遇，不讦人才怪。只是这讦声太微弱，西安中院及其法官大人们是听不到的。 今天一直在思忖，这群百姓怎么讦，才能表达心声呢？不免想到陈忠实《白鹿原》中两句经典的讦骂。 其一，白嘉轩要去县里搭救被抓捕的黑娃，因为“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 其子白孝武说：“你救黑娃让原上人拿尻子笑你！” 尻子，俗称屁股、腚。“拿尻子笑“，完整的说法是“不拿嘴笑拿尻子笑”，比喻做事有悖常理，都让人没法正经笑话。 其二，白家长子白孝文自甘堕落，跟“荡妇”田小娥厮混，亲眼看着孝文长大的长工鹿三鄙夷道：“甭看我三老汉熬一辈子长工，眼窝里把你这号败家子还拾不进去！我要是把人活到这步光景，早拔一根㞗毛勒死了……” “拔根㞗毛勒死“，表示一种极端的蔑视和鄙弃，这里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网络图片 胡绪峰控诉的那些烂事，西安中院及某些法官是决计摆不上桌面的。 “拿尻子笑“，“拔根㞗毛勒死“，话糙理不糙，替两千购房户的数千百姓将此奉送西安中院，应该是合适的。 倘若文坛巨匠陈忠实先生再世，听闻西安法官公正判个案子“比球上割筋还难”，不知道会飚出什么更接地气、更为精彩的骂词。 我承认这两句骂语，虽然颇具关中方言俗语的独特韵味，但很不文明，之于西安中院很是不恭。 但是对不起，是你们的“司法不文明”在先，这么“挨讦”算是轻的了。 西安中院衮衮诸公，自己慢慢品吧。事情做得太绝，断绝受害一方当事人的后路，最终未必只是挨百姓几句骂，将来某一天总是要还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网络图片 【“什么样家庭的孩子在社会上最难立足？——老实本分的孩子，家境平平，无家底，却又有家教。（法家锁喉，儒家捏肋，道家困心，佛家化缘）” 这个世道，让老实人无立根之地，大流氓吃香喝辣。】 1 2024年3月28日，一位租客发布了一段视频，让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这个小小的县城，向来不为人知的小地方，一下子火遍全国。 并且因为这段视频，引发出了2024年开年爆词： 提灯定损。 陈女士在上饶玉山县租了一处自建房，退租时被房东拿着灯一点一点检查，最后列出清单要求赔偿一万余元。 视频中，房东和一女子举着探照灯细细检查房间各处：门边、墙面、衣柜、煤气灶，几只红色塑料凳逐一抚摸，在卫生间蹲坑照来照去，龙骨床架翻起细细查看，一只床头柜也贴了4处黄色标签…… 之后，房东详细列出一张长达16项的赔偿清单，另外有一笔2000元的“其他损伤补偿费”，赔偿款合计10884.95元。 然后，这中间还发生了因为“退租纠纷”，房东拿砖头砸租客事件，以及居委会出面调解，房东照样“不赔钱不行”。 最后，报警处理，舆论发酵，全网热搜。 玉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公安、住建、城管、街道办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经教育，房东郭某林现已退还“赔偿金”。 然后调查组发现了一个“神剧情”： 这个房子，竟然还是违建房。 800元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提灯定损，租客竟然要赔偿“房子损伤费”高达一万元。 难怪现在大街上没人抢钱了，这都换了新玩法了。 2 去年有江西上饶提灯定损，今天有广东深圳的“拆窗验灰”。 2025年3月1日，深圳。 袁女士按照合同退租，她提前将房屋彻底打扫干净，满心以为能顺利拿回押金，却没想到二房东百般挑剔，先是称卫生间地板和瓷砖不干净，要求袁女士用钢丝球擦洗。 袁女士照做后，二房东仍不满意，竟直接拆下厨房和卧室的玻璃窗，指着窗户缝隙里的灰尘，坚称卫生不达标，拒绝退还押金。 袁女士无奈之下选择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后表示，租客退房能把卫生做得这么好的已十分少见。 但二房东态度强硬，坚称卫生干净的标准她说了算。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调解，袁女士被迫接受扣除100元卫生费及半个月房租的方案，才拿回了剩余押金。 看见没？玩法升级了。 以前是提灯定损，现在是拆窗验灰，下次就是抠地板缝找泥巴，再后面就是拆马桶找污垢… 有一千种一万种方式，找到不退押金的“房东自述理由”。 3 从江西提灯定损到深圳拆窗验灰，当事人都报警了。 而警察和法律，对这种没有违法犯罪事实只是道德卑劣的“流氓”们，似乎无可奈何。 就是只能调解，只能劝说。 “你别为难人家了，打工人都不容易。” 可房东似乎只认准一个真理，“不行，我得多黑一笔钱才行。” 我就记得此前好像是南京还是西安，有个房东也是各种挑毛病，就是不给租客退押金。 然后租客直接暴走了，拿刀把房东砍进了医院… 还有南通那个拖欠4000块钱工资的，打工人前去讨要了三次，不是被骂就是被羞辱，第四次，打工人又来了，只是这一次，他没要工资，而是直接拿刀把老板和他儿子都砍死了… 所以啊，我不想说这些提灯定损的、拆窗验灰的，究竟有多坏多流氓。 我就佩服一点，这些货胆子是真大。 兔子急了还咬人，现在的人本来生存压力就大，社会戾气就重，你这么把人玩死路上逼，就真不怕对方拿把刀把你砍了？ 钱固然是个好东西，可命只有一条啊。 赚点不要脸的钱也就罢了，大可不必为了这点钱，在老实人面前疯狂秀技突显自己的老流氓形象。 真惹急了对方，哭坟到找不到地方。 网络图片 4 2021年7月，暴雨突袭郑州，一辆黑色轿车被雨水淹没。 危急时刻，李坤朋拿菜刀前去救人，感动了无数网友，被网友亲切地称作“菜刀哥”。 今天，被郑州市授予“见义勇为”奖的菜刀哥李坤朋，因病去世，年仅39岁。 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发生一起“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事件。 南京胖哥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并在此事件中被捅伤。 2021年6月2日，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专门作出决定，南京对“5.29”案件见义勇为群体予以奖励。 南京胖哥收到见义勇为证书，人在ICU。 2021年12月，南京胖哥出院，但失去肛门功能。 2023年9月，南京胖哥因女儿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发视频求助。 2023年9月30日，南京胖哥女儿去世。 2023年12月6日，南京胖哥发朋友圈称父亲去世。 2024年4月，南京胖哥被初诊为PTSD。 ……. 你看看这个世道，那些老实人、好人，被“欺负”成了什么样子，再看看那些流氓、小人，都活得光鲜亮丽赚得盆满钵满。 直播间里，那些嫖娼的、卖假货的、杜撰剧本的牛鬼蛇神们，成了大网红，年入千万。 那些失去了唯一的孩子的、失去了健康身体的、走投无路在网上卖点东西赚点钱的老实本分善良淳朴的人，却要接受道德君子圣母婊的审视： “卖惨挣钱，不要脸”。 我最厌恶这个世界的地方，就在于此。 那些流氓和垃圾们，活得光鲜亮丽，突破底线的黑心搞钱，没人把他们拉出来鞭尸喊打喊杀。 偶然几个穷苦了大半辈子的人，突然挣了点钱，就被冠上各种欺世盗名的罪名。 流氓，都成了座上宾，好人，都死在了半道边。 提灯定损、深圳拆窗，如此不要脸地大肆敛财，最后永远是“调解处理，协商退钱”。 一转头，卖芹菜获利14元的，官方一出手，就是10万元的天价罚款单。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阿琛，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啊，干脆天下乌鸦一般黑算了，咱也别孔孟之道、儒家君子去熏陶教育让大家做好人、做老实人、做善良的人了。 都当流氓算了，不比谁高尚，就看看谁更无耻。 毕竟，越是无耻不要脸的人，活得越好。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深涵说
网络图片 2月26日，苏州工业园区发布了一个很黑色幽默的通报，说有个房产中介邵某在网上发短视频： “园区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肯定是他们花钱请的人，200块钱一天”。 经过调查，属于不实言论，对邵某依法刑事拘留。 最后，请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 这事情就很难绷，左上角人家都写得很清楚了“虚构演绎，仅供娱乐”，相关部门居然还上纲上线把人给抓了。 我们当然要谴责造谣者扰乱市场的行为，但当行政拘留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上升到刑事犯罪，当治安案件非要套上寻衅滋事的口袋罪，这种降维打击式的执法背后，藏着比谣言更危险的病灶。 承认造谣就该接受惩罚，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共识。 中介说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都是200一天请来的演员，这类行为确实擦了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边界，如果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罚款，既能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也能给市场吃下定心丸。 但现实却是直接动用刑事手段——这种跳过行政处罚阶梯、直接掏出手枪打蚊子的做法，暴露的不是执法者的雷厉风行，而是对法律工具箱的认知错乱。 根据《刑法》291条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有着严格构成要件，要求行为必须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 从现有信息披露看，该谣言甚至连局部市场波动都没有，未出现任何群体性事件、金融机构挤兑或系统性风险，但它依然处了刑事，真的牛逼。 按这个逻辑推理，房价跌了这几年，那些天天唱多，喊着房价要涨的大V为啥不被抓起来？ 其实有这样的双标，也很好理解，无非就是戳到一些人的肺管子了。 房地产嘛，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地方的钱袋子，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土地财政也就岌岌可危，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了，只有等房地产再次起来，大家可能又会变得大度起来。 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你拿他开玩笑，他可能也就一笑了之，但是如果他已经病入膏肓，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你还拿他开玩笑，说得越是正确，它就越会跳脚，气急败坏。 现在房地产行业就是那么一回事，老夫写文章写了那么多年，可太有感受了，想当年恒大拼命删我文章，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如果当初我写恒大的文章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可能还能救更多的人。 历史反复证明行越用力捂住市场的嘴巴，真相破茧时的破坏力就越惊人。 假话就像池塘里的浮萍，看似铺满水面却伤不了根基；真话却是水底疯长的水葫芦，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正在绞杀整个生态系统的氧气。 我们的调控总在“堵”的层面层层加码，却不愿在“疏”的维度推动发展，这种避重就轻的治理逻辑，终将使所有参与方困在暴涨暴跌的轮回里。 上面这些有点扯远了，回到中介被刑拘的事情上来，我认为法治社会的精髓在于罪罚相当，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尺度是万物的主人”。 苏州这起案件最可怕的不是抓错了人，而是用对了罪名却下错了药量——就像医生给感冒患者开化疗处方，看似疗效显著，实则摧毁了整个免疫系统。 当我们默许随时可以祭出刑事重典来对付行业乱象，这种滑坡效应才是对法治根基的致命侵蚀。 站在历史的维度看，这起案件不过是房价焦虑时代的微观注脚。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某个中介的谣言，而是某些地方把法律当橡皮泥任意揉捏的惯性。 希望当地认真思考一下量刑是否太重，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引言获罪上升到如此高度，只怕对于当地的民众会起到一个很坏的带头作用。 经济规律不会因为你不接受就不存在了，纵观历史，几乎每个大国都经历过一次房地产危机，真应了那句话“人类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在历史中吸取不到任何教训”。 我倒是觉得房地产尽快出清，让房屋回归居住属性，挤掉原来的泡沫，才是当下最正确的选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七叔东山再起
网络图片 把双休日还给高中生，让学习好的孩子每周有两天喘气、调整的时间； 学习不好，高考无望考到好学校的学生，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学一些感兴趣的内容，不用硬往高考这条狭窄的赛道上挤。 文 | 半糖可乐 杭城高一、高二推行双休，有人欢喜有人愁。 上周双休的第一个周末，有老师拍下烟火气满满的视频，感叹终于有时间给家人做一顿美餐；有学生更开心，睡到中午起床，打球放松的时间比之前宽裕了。不过，部分家长强烈反对，洋洋洒洒写下了4点理由和2点建议，投诉到了市民问政平台。 网络图片 高中住校生每天的作息可能是这样的：早上6点左右起床，开始锻炼早读，紧接着就是一天上满满当当的八节课，下了晚自习快10点，洗洗涮涮之后，躺到床上已经是晚上11点。如果是走读生，晚自习回家后有可能继续熬夜学习。背负着巨大的升学压力，一周5天，每天都是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休息的时间。这样的日子，连自称牛马的打工人都觉得苦不堪言。 所以，站在保护孩子身心健康的立场，让高中生双休其实是一个无需讨论的话题。父母难道不心疼早出晚归的孩子吗？当然不是，但现实又远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就是竞争的压力。就像杭州这些反对家长说的那样，同一个省份或者同一个城市的高中生要面临的升学压力是一样的，如果只是杭州市区的高中生双休，市区孩子休息的时候，县中孩子们都还在“玩命”学习，一两年下来，这得有多大的差距？想到这里，杭州市区的家长自然是如坐针毡。 如果孩子在家里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学习的能力，家长又不想让孩子白白浪费周末两天时间，就只能再报辅导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高中生周六日继续在学校学习，能给家里减轻不少负担。 这就难怪杭州市区众多家长破防。事实上，不只杭州，面对“双休”的最新政策，衡水中学的家长更是如临大敌，家长吐槽“让高中生双休，完全是胡搞”的话，登上了微博热搜。 不管家长们如何反对，高一高二实行双休，恐怕是大势所趋。因为未来对学生的培养，更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重点考核个人的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近期以来，全国不少地方都开始落实了高中双休制度，比如扬州、南通、长沙、广州、东莞、惠州等。 从长远看，政策给学生减负是好事。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把人摁在书桌上学习，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其实是一种无效内卷，不利于培养人的综合能力，也容易催生心理问题。 把双休日还给高中生，让学习好的孩子每周有两天喘气、调整的时间；学习不好，高考无望考到好学校的学生，可以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学一些感兴趣的内容，不用硬往高考这条狭窄的赛道上挤。 不过，确实也有一部分学生有周末在校学习的需求，相比一刀切，给家长和学生们开放一点自由选择的空间，其实更合适。已经推行双休的一些城市，比如长沙，就没有强制学生周末离开学校，如果学生想返校自习，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连在校自习的选择权都没有，焦虑的家长可能会逼着孩子去外面上补习班。 减负虽好，但只要高考的压力如影随影，年轻人要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家长们就不会停止焦虑。类似要不要上晚自习、寒暑假要不要提前开学，若推行时一刀切，很可能因为无法满足其中一部分家长的诉求，而引发争议。高中周末双休政策的核心，在于“自主”，只要不强制，允许学生周六周日在学自习，不违背教育改革的本意，也更利于教育公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网络图片 这两天，苏州一个房产中介小哥被刑拘的消息，被不少网民关注，但并未引起较大舆情（比较奇怪）。 事情很简单，他在网上说了句“园区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肯定是他们花钱请的人，200块钱一天”，结果被民警顺着网线找上门，直接送进了看守所。 看完通报，我盯着手机屏幕愣了半天，这话要是搁在平时中介们的朋友圈里，顶多算是闲着没事满嘴跑火车的行为，怎么这回就摊上刑事犯罪了？ 说实话，咱们普通老百姓看到“刑事拘留”四个字，第一反应都是杀人放火、抢劫诈骗这些重罪。现在有人因为在网上说了句不靠谱的话就被铐走，难免心里打鼓：以后在群里吐槽物业是不是也得掂量掂量？朋友圈转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会不会被请去喝茶？ 中介行业里那些“再不买就涨价”“房东急售血亏”的套路话，真要较真起来，恐怕半个中介圈都得进去。为什么偏偏是这句话触了高压线？ 更让人困惑的是，那些真正引发过社会恐慌的谣言也并未追究散步者刑事责任。举个最近的例子，今年2月下旬，一网民造谣四川雅安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几十人死亡。 网络图片 照理说，这种谣言真的会造成较大恐慌，和前面提及的“200块钱找的托儿”完全不是一个层级，但最终这名造谣自然灾害的人也仅是被处以治安处罚。 再看苏州这件事，既没引发抢房潮，也没造成交易瘫痪，要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总觉得差点意思。所以，按刑事案件办理难免给人用“重典”的感觉。 有人说现在网络环境需要重拳治理，这话没错。但“从严从快”和“过罚相当”之间的分寸，才是考验执法智慧的关键。 就像家长管教孩子，偶尔说错话打两下手心能长记性，但动不动就上家法，反而会让孩子变得畏首畏尾。去年全国处理了4.2万起网络谣言，九成都是罚款训诫了事，突然冒出个“刑拘”的案例，难免让人觉得是不是执法尺度飘忽不定。 这事儿让我想起小区门口贴的警示标语。有人乱停车被贴条，有人却被直接拖车，问物业就说“看情节严重程度”。可到底怎么算“严重”，大伙心里都没本明白账。 网络执法是不是也该有本“明白账”？什么样的谣言算治安案件，什么样的够得上刑事犯罪，总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说到底，大家不是要给造谣者开脱。中介小哥说话不负责确实该罚，但法治社会的精髓就在于“罚当其罪”。 今天能用刑事手段处理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中介小哥，明天会不会用同样尺度对待其他领域的过激言论？这恐怕才是真正牵动公众神经的关键。毕竟，我们既要干净的网络空间，也要能安心说话的基本权利。 看着手机里中介们依然活跃的朋友圈，忽然觉得荒诞——那些标注着“紧急降价50万”“最后一套稀缺房源”的广告依然在刷屏，而说着“雇人充场”的同行却戴上了手铐。 这样的对比，或许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深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八倍镜世界
蓝鲸新闻2月26日讯（记者 郝妍）近日，蓝鲸新闻记者发现，短视频平台中出现了不少“乌克兰商品馆”，这究竟是“俄罗斯商品馆事件”重演，还是新的产业萌芽？ 雨后春笋般的乌克兰商品馆 几乎是一夜之间，十多家“乌克兰商品馆”就在短视频平台“开业”。 蓝鲸新闻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在短视频平台中，以“乌克兰商品馆”、“乌克兰进口馆”、“乌克兰特色馆”等为名的账号超过十个。不同于此前“俄货店”事件中明显的加盟属性与规模化运作，“乌克兰商品馆们”更像嗅到“流量商机”人们的“不谋而合”。 以“乌克兰进口食品馆”为例，这是该系列账号中目前粉丝量最多的账号，拥有9.1万粉丝，背景、头像和自我介绍尽显乌克兰元素。但仔细查看会发现在不到一周之前，这还是“俄罗斯血统”。 2月22日，“乌克兰进口食品馆” 的账号共进行了三场直播带货，而前两场直播带货的标题均为“俄罗斯最后的单纯”，售卖商品页皆是“俄罗斯进口商品”，比如“俄货店”中最常见的紫皮糖。但仅过了不到3小时，“乌克兰最后的单纯”就开播了。商品页也迅速变成了“乌克兰原装进口”。 网络图片 像“乌克兰进口食品馆”这样彻头彻尾改头换面的账号不在少数，只不过虽然成功更名，但这些账号中的ID却依然带有“Russia”“RUS.”等字样，甚至商品橱窗中还有“俄罗斯特产”待售。 网络图片 当然并不是所有“乌克兰商品馆”都是“见风使舵”的产物，也有一直专注乌克兰特产的店铺。比如“乌克兰特色商品馆”为蓝V认证的“乌克兰商品馆官方账号”，其主页中有多则“乌克兰驻华大使”出镜视频，并在直播中称与大使馆达成合作，并展示相关文件。 蓝鲸新闻记者查询发现，该账号认证企业名称为“上海第聂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钧杰。天眼查APP显示，该公司曾申请“乌克兰商品馆/国家馆”相关商标，目前仍处于“等待实质审查”阶段。 网络图片 从糖果到战机残骸，不变的只有流量 虽然诞生过程各有不同，但目前“乌克兰商品馆”们的在售商品却大致相似，其中最常见的品类为糖果与饼干。 几乎所有“乌克兰商品馆”中都有如胜品牌糖果与巧克力，这也是目前乌克兰最知名的糖果生产商。 据公开资料，如胜集团由乌克兰前总统彼得·波罗申科于1996年创立，品牌名称取自其姓氏“Poroshenko”的缩写。如胜在东欧经营着8个生产基地，在乌克兰拥有4个工厂，并在所有类别中生产超过320种糖果糕点，如巧克力板块、奶糖、巧克力糖、软糖、牛轧糖、水果糖、饼干、蛋糕等。2013年，如胜在“全球100强糖果公司榜”中位居第18名。 除此之外，爱比可、格兰娜等饼干品牌也号称乌克兰进口，部分销售该类商品的店家向蓝鲸新闻记者展示了相关商品的进口报关单，但同时表示，由于供货并不稳定，所以暂不接受大货预定。 有业内人士告诉蓝鲸新闻记者，从事相关贸易的公司不少，想要获得乌克兰进口商品并不难。 如果糖果、饼干尚属常规，那战机和坦克残骸则明显带有“俄乌冲突”的历史痕迹。 在店铺“乌克兰商品小店”中，“俄罗斯Su-34飞机残骸钥匙扣”、“俄罗斯T-72坦克残骸钥匙扣”均在售，并宣称该商品取自残骸。如此具有现场感的纪念品开价也并不便宜，其中飞机残骸钥匙扣单价超过千元。 虽然尚未起势，但从上述部分“乌克兰商品馆”的成立方式与在售商品来看，似乎依然在走“俄货店”的老路。 只不过在经历迅速开店与扩张后，遍地开花的“俄货店”已在舆论漩涡中遭受冲击。 今年1月至今，包括上海、常熟在内，多地传出排查“俄罗斯商品馆”消息，开始对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进口预包装食品是否具备中文标签，以及店招标语宣传、商品来源产地等问题进行排查，并对部分虚假宣传店铺进行查处。据江苏经济报报道，多名店主表示，从今年开始，自己的生意的确受到了一定影响。 无论是此前卖假俄货的“俄罗斯商品馆”还是如今从前者光速转型的“乌克兰商品馆”，这些商家打着推广“进口商品”的标签，本质不过是利用公众对国际热点情绪的短期关注，将消费行为异化为“国别标签式购物”。 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而非情绪消费。唯有剥离政治化标签，回归品质与服务，才能真正赢得市场尊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蓝鲸新闻
网络图片 给骑手缴纳社保如同一枚炸弹，瞬间引爆开年的社会舆论。京东宣布自3月1日起给旗下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美团、饿了么相继跟进。 振奋人心的消息却让平台旗下的众包骑手们倍感尴尬。事实上，作为搅局者出现的京东，旗下达达集团也拥有130万众包骑手。他们中许多人穿着印有京东字样的衣服接受京东业务调用，但同时，达达又独立于京东自营体系外，员工不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 有专家测算，仅仅是给达达骑手群体缴纳社保就要花掉京东2024年几乎全部利润。许多已全职工作四五年的骑手的社保梦，可能仍需等待。 消息 刷短视频时，张涛第一次听说给骑手缴纳社保的消息。 几乎是一划而过。当时张涛并不觉得这个新闻跟自己有关。在北京东部的一家众包站点，骑手张涛是单王，他常常在仓库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刷视频是许多骑手休息间歇的调剂，张涛划走视频重新陷入忙碌。 直到配送站的同事们私下互相打听，缴纳社保的文章也开始在骑手群里传播。消息说，京东官宣从3月1日起为京东的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美团、饿了么也相继跟进。 全职是什么？众包算不算？配送站前等待派单的骑手聊了起来。骑手们在站点外聚集等待派单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张涛常常躺在自己的电动车里刷视频，不参与讨论。接单后就翻身下车，下到负一层的仓库取单。他为自己规定，一天要接满50-60单，意味着工作时间除了吃饭无暇他顾。 张涛和骑手同事们所在的站点属于上市的达达集团，日常工作则主要是京东相关业务的外包配送。达达集团的活跃骑手规模约有130万人，分布在全国2600多个县区市里。长久以来，达达一直处于京东的控制下，宣传资料也称“集团全面融入京东生态”。在京东生态，配送员的工装常有两种颜色，红色是京东自营，蓝色则是达达众包。 隶属于达达站点的张涛则穿着绿色工装，摩托车背后的配送箱是京东自营的红色，上面写着“京东超市”的字样。眼下他和站点大部分的同事，都是为京东自营的七鲜超市送货。这种混搭配色与字样，让站点许多骑手感到模棱两可：一方面没有签署劳动合同，而是通过达达骑手APP注册后进到体系内；另一方面，许多人进站点后一直在为京东业务送货，并没有给其他平台送过货。 网络图片 看到骑手们半信半疑地讨论着，张涛也有所触动。像张涛这样在达达站点工作了四年的骑手。也会被同事们视作全职骑手，当然只是自称那种“全职”。 张涛所在站点决定就缴纳社保的消息召集骑手们开会。2月下旬的一天，站长刘伟让骑手在仓库货架之间排排站好，亲口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刘伟并没有接收到上级指示，也没有站点具体缴纳社保的消息，只是考虑到骑手们议论纷纷，各种小道消息频传，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大家确定的消息，安顿人心。 消息离骑手张涛越来越近。开会当天，张涛正在跑单路上，事后听同事转述了站长的讲话。 社保这个词一直很少在张涛的生活里出现。2017年，27岁的他只身一人从农村到北京打工，前几份工作在家具行业，收入和他过去做木材生意相当，一个月两三千。工作有的有社保，有的没有，他不在意。当时留守老家的一儿一女相继进入小学，家庭开支剧增。张涛深知挣钱养家的重要性，有社保但挣不到钱也没用。 等到2021年，张涛开始跟着站长刘伟做外卖。初做骑手，一个月赚四五千，收入翻倍。张涛是站点2023年的单王，月薪最高能到一万七，这都是他早六点半出门晚十一点半回家，一天16个小时，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接着他因透支身体心脏不好，回家休息了半年，再上北京跑外卖，人胖了，烟也不能抽了。 为了省钱，张涛和另外两人合租在一个10平米位于城郊的房间里，睡上下铺，一个月付600多块。但在北京，张涛个人月度开支还是得3000多，加上3000元的房贷、儿子上私立高中的年学费4万元、女儿公立初中的费用8000，平均算下来，过万的收入基本月光。 只是随着孩子们长大，自己身体变差，张涛逐渐感知到社保的重要性。到2月底，京东补充宣布，将会为签约的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这一消息彻底搅动了骑手们的心思。 张涛偶尔也会畅想一个好的未来：拥有五险一金，自己的薪资也不会下降。即使未来每月多扣几百社保费，他是想出的。有了社保，他愿意再多拿出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小半生，全压在外卖骑手这一行上。有了社保，他也可能在北京定下来，把老婆孩子接过来。 身份 站长刘伟自始至终都对骑手缴纳社保的信息抱有一种谨慎怀疑。他管理着有50多个骑手的达达配送站，一直负责着京东七鲜的送货业务，但即使他本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达达或京东的社保。目前，他将社保挂靠在了其他公司，每月要自己从工资里拿出3000元。因此，他清楚骑手们对社保的疑虑与期望。 早年他刚来北京找不到工作，也是从外卖员做起，直到2021年面试成为一名站长。这些年，他看着骑手的单价从十几块一单，经过平台轮轮砍削变为如今的五六块一单。最近一次公司又要砍骑手们的单价，砍去3毛，骑手一个月就要损失600块，他向公司争取少砍了1毛。 他替追随自己的骑手们打抱不平：“他们就是京东员工。但社保啥也没有，单价和同行业持平，都是外包。” 置身在京东、达达以及骑手间，作为站长的刘伟深知骑手们身份的悲哀：这些人甚至没签劳动合同，没有基本工资，从来都觉得自己只是个体户。而社保是属于那些在公司里坐着的人。多数达达的骑手只是注册了APP，交300元押金就可以跑外卖，升级到500元或1000元档，就能解锁送快递的权限。在618等大促节点，骑手们往往被派往京东快递站点，和自营快递员一起承担高强度的配送任务。 说到底，京东控制着达达，却也在劳动关系上与130万骑手完成了切割。近几年，京东多次宣称要将内部的快递员、保洁都纳入劳动合同缴纳社保，不允许一个员工做外包，但都没有涉及达达。 加入站点一开始，张涛以为自己是京东骑手。2021年，他收到免费的红色制服，和京东快递员一样，还有红色头盔、外卖箱。开始引起他怀疑的是，有时有身穿蓝色达达制服的人在他们站点进出。站点接了七鲜超市的业务后，张涛保留了京东超市的红色头盔，电动车后的红色“京东超市 自营买菜”尾箱，但需要购买新的绿色冲锋服，价格为110元。衣服上面印有京东字样，肩袖上有一只白色小狗。 有一次，张涛为七鲜超市送货，客人打开门看见他这一身新颜色，愣了一下，质问他怎么不是京东？他不得不解释，我们同样是京东超市。对方于是罢休。这在他心里留下印象，京东红色制服背后代表的品质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是更好的一种颜色。 王强，另一位北京的京东快递站长，同时管理着自营和达达两种身份的快递员。“达达你可以理解为日结工，临时的干两天就撤了。”但是双方干的活是一样的，“接单权限一样，其他都一样”，但只有达达不享受五险一金。 缴纳社保的消息让骑手群体内部开始注意到自营和外包的身份问题。刘伟的站点也有两名真正的京东正式员工，都在20多岁，是经过京东面试入职的仓库经理。 仓库经理是全站唯二享有社保的人。刘伟记不清他们享有的是七险还是八险，扣除社保后，还能到手八九千。他们干的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在刘伟眼里，这两个毛小子“没有管理经验，只会吼人。”一名30多岁的骑手，被其中一个仓库经理骂得眼泪汪汪，听到“不想干你就走人”之后真的离开了。在京东生态内，达达的骑手们一直是最边缘的一群人。 站长和有社保的仓库管理的职级上下，不如有无社保区分得彻底，骑手说走就走，站长或走或留，仓库经理铁打不动。有他们在，刘伟觉得自己都不敢在仓库里大声讲话。去年，一次剧烈的争吵后，刘伟以自己出走相威胁，“你看我带走这帮兄弟，你还招不招得到人。” 边缘 2025年1月27日，达达集团公告，京东拟收购其剩余股份，将持有达达100%股份，进一步布局本地即时零售服务。 2月28日，京东与首批京东外卖全职骑手代表举办签约仪式。3月1日起，全职骑手们便将与京东签署正式劳动合同，未来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都由京东承担。签约仪式中作为代表的刘师傅和妻子戴师傅，正是在北京昌平跑了8年达达的骑手。 但从公开信息看，出现在签约仪式现场的骑手只有二十几人。全职签约、承担社保的招募标准是什么？究竟会招多少人？现有的130万达达骑手，有多少能入选？ 网络图片 接二连三的消息与讨论，再度引发了广大骑手们的联想：达达成为了京东的子公司，那么骑手们也有可能获得缴纳社保的机会。 事实上，部分达达骑手确实接到了京东的电话，催促他们参与新骑手的招募。 穿着紫衣、骑着带紫色外卖箱电动车的达达骑手杨志祥，日常主要为山姆送货。派单间隙，他和其他骑手抽着烟半躺在车上聊天，烟雾和他们的话都在傍晚无灯的漆黑角落里飘起来。“那个谁不是接到电话了……催他赶快交材料……他有北京户口……”骑手们在聊最近的人心骚动，很多人有意成为京东的全职骑手，以享受免费社保。 杨志祥其实是达达的外包万送的骑手。中介层层盘剥，他一个月跑单赚8500，到手只有6600。山姆送的货物很重，从站点走出的骑手，要用肩膀、脖子挂购物袋，小心翼翼地将其组装进电动车的各个部位。杨志祥领到的一单重达60斤的货品，一单34斤的西瓜，和重一包纸的单子价格一样，都是7块钱。 讨论里，有人说想成为全职骑手也不简单，老不能太老，小也不能太小。有的说，都是做外卖，能有多难。但是一切都要等待3月1日之后，京东出台具体政策。杨志祥没有向接到电话的人打听，因为他已经决意转行，不再做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累人活了。 站长刘伟知道手下骑手也有人接到了电话。骑手追随自刘伟四五年，很多都像兄弟一样，接到电话后一口回绝对方：“我已经是七鲜的员工了，是京东旗下，京东外卖员有的待遇，我们应该也有。” 站点的几十名达达骑手每天或靠在车上，或坐在台阶前，人行道被两排京东红的电动车挤出只剩一条通路。一旦手机里新单派定，他们就起身走入站口的窄门，乘电梯下到负一层。地下的仓库里，披一件黑色京东背心的拣货员，穴居般留守在配送站内，提着筐举着清单，穿梭在千百平的货架之间。那里被灰蓝色的灯光照亮，湿冷，时刻飘着一股熟烂香蕉的味道。 一侧墙上挂满标语，其中有一句“坦诚真实、说到做到”。 对于单王张涛而言，跳槽去京东或许是不错选择，但他一时还放不下一直跟随的站长刘伟。有专家测算，京东要将达达骑手们全部纳入社保一年成本将近500亿元，这远远超过京东如今的盈利。因此企业能选择的方式，要么是缩小缴纳社保的全职骑手范畴，要么下狠心全部纳入，这意味着企业也立即产生巨额亏损。 如今京东选择从达达全职骑手里招募新骑手赋予社保，让骑手们的社保梦多少有些掉色，一则是开了口子，跳槽到京东就可能拿上社保；二是这个口子有多大，全都由企业说了算。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对于这些处在边缘的130万骑手来说，他们身份目前不是京东的。他们仍是外人，这个身份鸿沟更清晰了。 刘伟几乎每天都在站点和身边的骑手们聊起缴纳社保的政策，他讲话越来越谨慎，嘱咐骑手们“具体拿到社保再说”。他清晰记得平台历来的苛刻行为，意外险一个月300，一件绿色冲锋衣要卖110元，而骑手自己购买保护膝盖的皮裤只花了十几块。商品破损扣10块，意味着骑手一单倒贴3块，还有超时、抢点送达等扣罚名目，数不胜数。 但眼下，刘伟却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发现京东用社保招募新骑手的措施正在让自己的站点变得边缘。北京目前有一千多名全职在七鲜配送仓库的骑手，刘伟担心，这些骑手干着京东的活，自视为京东员工，如果不享受同等待遇，一定会不愿意。 京东直营待遇更好，七鲜的骑手肯定要跳槽去京东，那谁来跑七鲜的单？可七鲜本身就是京东的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日前表示，将推出“金卡”签证，以取代现行的EB-5投资移民计划。这一新政策将外国人投资移民的门槛提高至500万美元，提供一条直接通往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该消息迅速引发中国有意移民群体的关注。一些富裕阶层认为，虽然美国仍是移民首选目的地，但该政策成本高昂，且美中关系紧张可能降低其吸引力。 特朗普在2月25日对媒体表示，“金卡”将完全取代EB-5投资移民计划。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讨论，一些移民博主质疑该政策的可行性和吸引力。 深圳小红书移民博主“罗伯特谘询”批评“EB-5好歹要求投资到实体经济能带动就业，理论上对美国有直接好处，这倒好直接交钱了事，感觉更像卖身分的生意，有钱人买身分的路子多了去了，500万美金换个绿卡未必是性价比最高的选项。” 杭州小红书身份规划博主“彼岸海外AB姐”发文称，“金卡政策虽然在表面上迎合了其择优移民的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巨大的法律、政治和经济障碍，EB-5项目的废除不仅需要克服国会的立法权限制，还需应对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和现有申请人的权益问题。” 来自深圳的伍小姐在中国和美国都开设公司，她指出中国有钱人比想象多，长年以来常见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赴美生子取得美国籍，金卡虽提高门槛，但高资产人群还是愿意用钱买时间。 伍小姐对美国之音说：“觉得时间很宝贵的人就会花钱去买、支付这个成本，但是数量可能会减少很多，毕竟成本在那里。这种家庭主要是为了培养孩子，美国科技各方面发展算是世界前列第一，期待说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然而，伍小姐也提到许多中国朋友担忧金卡政策会像关税政策反反复复，或随时宣布失效。 伍小姐认为美国依旧是中国高净值群体的移民首选，因为欧洲相比美国科技技术仍稍落后，且美国有世界排名顶尖的企业和好学校，再加上美国商业政策还属友善，虽然特定企业会受美中地缘政治限制，但没有涉及机密的行业，中国人仍有高度愿意赴美发展。 “金卡”吸引力存疑：500万美元门槛太高 然而，并非所有中国富人都愿意为一张绿卡支付500万美元的高昂代价。 回归自身，为了销售市场在美国经营公司一年多来，伍小姐感触良多，直言在美国开公司相比在中国的成本高很多，且需花更多时间投入工作，尤其与家人分居美中两地，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得不偿失。 伍小姐表示，未来不会考虑用金卡投资移民到美国，“我不会去花钱去做这个事情，不仅是因为成本(提高)，更重要是我觉得美国对我的吸引力，现阶段是低于我的家庭的。”她说。 位于达拉斯的小红书博主“四根羽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快速有保证地得到绿卡”对超高净资产(人民币逾3000万)的人很有吸引力，但这群体早年或已做资产安排。他预期金卡可能“卖不动”，“虽然中国高资产移民美国的意愿一直强劲，但他们都是精明的人，没有多少人会为一张绿卡花500万美元。”他说。 “四根羽毛”分析，中国仅有50万家庭达到500万美金的净资产，不足以支撑金卡项目。“总不能把这500万占用后，没钱来美国过自己日子。那么上亿人民币资产(1000万美元净资产)这种家庭，中国只有13万多。”他说。 根据瑞银2024年7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23年中国有601万名富豪坐拥百万美元资产，数量全球第二高，仅次于美国。而2024年12月5日发布的《瑞银亿万富豪报告》则显示中国与香港的亿万美元富豪共501人。 “四根羽毛”自身通过职业移民(EB2)申办绿卡，曾参与诉讼美国移民局浪费中国EB3名额的官司，因此相当熟悉移民法规。他认为，实施35年的EB5投资移民是不错项目，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需求暴增，微调后的门槛105万和80万没有显然不够，且出现诈欺和难以监控等问题，目前约有20万人排队，候位的人仅极少数负担得起500万。 事实上，“四根羽毛”肯定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移民政策改革方向，也指出其目标明确，开源节流以解决美国国债债台高筑的问题，“金卡”目标是1000万个投入5百万美元申请移民的家庭，等同于招商投资目标达50万亿，如此巨大的财富和资本对美国加速经济增长十分有利。 但“四根羽毛”也强调，金卡的500万美元门槛太高，撇除很多隐形不在数据内的家庭无法市场量化，以及急需绿卡且不在乎巨额资金的极少数人群。他并不看好用金卡替代现在EB5政策，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的目标。 “四根羽毛”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无疑还是最强大的国家，非常自由开放、包容稳定的社会，特别是高科技和教育吸引全世界移民。但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各州陆续出台针对中国的法案，比如德州将限制中国人购买地产，因此美国或许并不是中国高资产人群的首选。” 尤其“四根羽毛”指出，“迂回移民美国“途径很多，例如EB2/EB3排期约三年，五年能取得绿卡，借壳美国本土公司，给发工资形式操作绿卡，五年发50万薪资给自己，还能保证钱在自己手上。 移民律师：500万美元买绿卡不划算，政策落地存疑 位于洛杉矶捷胜律师事务所的移民律师宋智尧也认为，中国有500万美元资产的人不会随便投入给美国政府取得金卡，因为与绿卡无区别，仍受移民规范需纳税、居住美国和符合等待年限，再加上投资内容并不明朗，对有钱人并无吸引力。 宋律师告诉美国之音：“金卡对于中国民众的吸引力是零，中国民众想来美国，但他们不会想要花500万来美国，而且中国民众有很多其他选项，穷的人可以走政治庇护，有钱人可以请雇主帮他们做绿卡，为什么要投资500万呢？就算有这个钱的人，也不会想要搬来美国吧。” 宋律师表示，有钱人移民美国将面临全球收入被课税，美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的“黄金签证”相比只有劣势。唯独顶层资产阶级可能考虑送小孩来美国读书，但美国更偏向是中产阶级以上、有钱人以下想要来念书的地方，高资产阶级的人不会选择美国留学。 另一方面，宋律师认为，从移民法规上也不可行，包含废除原有的投资移民和新建“金卡”政策都需要通过国会研拟法案。他分析，特朗普的核心目标是为美国财政筹集更多资金，但他对美国移民体系的运作可能并不熟悉，因此政策落地的可能性或许不高。 特朗普星期二再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我们计划为这张卡定价约500万美元，持有者不仅能享受绿卡的权利，还能获得通往公民身份的途径。富人将通过购买这张卡进入我们的国家。” 专家：经济前景或是移民美国决定因素 旅居台湾的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Ross Feingold)指出，纯粹花500万美元买“金卡”，省略复杂流程，很多有钱的外国人会感兴趣；相较之下，现有的EB5门槛虽低，但要经过繁杂手续，并需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才能符合要求。 而西欧国家、葡萄牙或希腊等国家以前的投资移民项目要求较宽松，虽不是有钱人的首选，但仍受中国人青睐。然而，近几年欧洲和部分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为打击洗钱和遭当地人反对等原因，加强了对投资移民的管控，投资移民反而比以前困难。 方恩格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500万而已，对很多有钱的中国人这个门槛真的是不高，毕竟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也没有那么好，在特朗普执政之下，在将来几年很多人是看好美国经济，很多有钱的中国人还是会对新的金卡的项目有兴趣。” 方恩格表示，移民美国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来自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而且中国人对美国文化较熟悉，再加上美国生活水平高，许多有钱的中国家庭以往赴美度假有深入了解，自然成为移民首选。 但方恩格直言，未来中国政府不会放任大量高资产阶级移民，“汇出去钱本来就是控管很严格，中国家庭有这个财务能力，要投资美国金卡的话，他们应该是本来就有一部分的资产已经在国外，但是当然不能排除如果真的有有钱人移民潮的话，那中国中央政府会加强控管，会对这些企业家做施压。”
网络图片 准时送达直接影响用户体验，每分钟延迟都会加剧用户不满。若用户因此减少订单，可能引发订单量下降、服务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在其他平台不跟进的情况下，实施”超时免罚”可能损害美团竞争力。 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一直以来，外卖平台最为大众、商家和骑手诟病的，有三大“历史污点”。“高佣金盘剥商家”、“算法压榨外卖骑手”和“不给骑手缴纳社保”。 随着各大平台高调宣布要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社保的事暂时偃旗息鼓。但另一条重要新闻似乎被热点掩盖了，即美团开始在某些地区试点“超时配送免罚款”新规，乍一看似乎是善举，最终效果如何？需要深入分析和推演。 超时一般不能怪骑手，是其他环节导致的 据澎湃新闻2月14日报道，美团宣布将于本周开始在广西部分城市正式上线“超时免罚”试点，将众包骑手的超时扣款改为积分制度，并辅以支持策略，如培训帮扶新骑手、优化出餐调度和申诉通道，持续改善骑手的配送体验。此前，美团已从2022年开始探索在专送骑手中试点扣款改扣分，推行“服务星级”激励机制。 这可以说是“算法向善”之举，目的是回应社会呼声，让骑手可以在路上“走得慢一些”，以保障更安全。 “超时免罚”的核心，是将原先单一的超时罚款制度转变为一个“积分制+容错率+投诉联动”的复合体系。 首先，骑手准时送达外卖订单，可以获得积分，在极端高峰期、恶劣天气等特殊时段里，骑手送餐可以得到奖励积分，并且对新手启动积分保护机制，确保“新手期”的骑手不会接到难度大、易超时的订单。当然，骑手因超时会被扣分。此外，如果骑手积分过低（以至于无法接单），那么还可以通过参加线上或线下的辅助培训恢复积分。 其次，引入“超时单率容错阈值”，例如每跑1000单，就允许3单超时。 再次，即便超时，如果客户表示认可，没有提出投诉，那么仍然可以免责。 除了取消超时罚款之外，美团还成立了“算法顾问委员会”，由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组成，并通过季度恳谈会吸纳骑手、商家与用户意见，纳入平台的算法。 至少从表面上看，将超时罚款制度改为积分制度，意味着从负向处罚转为正向激励，这当然是管理手段从刚到柔的转变，也是算法向善的一个表现，对于保障骑手案例，引导骑手提高服务质量，可能是有益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正如许多骑手都强调的，超时并不只是“骑手在路上花了太多时间”所导致的。事实上，超时的最主要的原因往往不在骑手身上。 从客户下单到商家备单，再到骑手取餐送餐，这个过程中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耗费额外的时间，例如取餐点分散、卡餐、进不了小区、电梯拥挤，等等。超时罚款制度，几乎将超时的全部责任都压在骑手身上，确实存在有失公平的嫌疑。 网络图片 有人还指出，外卖服务的消费体验并不应该单纯依靠“快”来支撑，只一味追求“快”反而掩盖了服务水平的多元维度。 外卖食品安全、餐品的完整度和骑手的有效沟通，同样是消费者在意的评价指标，而这些仅靠超时罚款是无法做到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超时免罚”现在似乎成了美团保障骑手的劳动者权益，并把这方面的美誉度作为平台获取客户、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这也可能是迫于现实压力的举措，因为在去年，有关部门开展了“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提出了算法导向正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责任落实等一系列要求。 关键的考验是，这种改变是不是能够提高消费者的体验。请不要忘记，在外卖行业，消费者的核心体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依然是准时送达。如果“超时免罚”会导致骑手送餐变慢了，那么就可能无法维持下去。 “超时免罚”可能会损害“想卷的骑手”的利益 有人认为，从超时罚款改为“超时免罚”反而会促进骑手更加准时送餐，原因是，“总部”会额外给钱，骑手的准时率越高，积分就越高，获得的额外奖励额度也就越高。 确实，以前准时送餐没有奖励，现在变成有奖励了，不是可以促使骑手更加努力地去追求准时送餐吗？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从原则上说，骑手是愿意努力用尽可能短的时间送餐的，因为这样他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努力”这两个字本身就表明，他们这样做绝不是没有代价的。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超时罚款对于保证外卖准时送达之所以特别有效，一个原因在于“损失厌恶”的心理倾向。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指面对同等的损失和收益时，人们会感到损失带来的痛苦比收益带来的快乐更加强烈，因此更倾向于规避损失而不是争取收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人的研究表明，损失带来的痛苦，至少是同等的收益带来的快乐的两倍。在超时罚款制度下，超时会导致本来可以获得的送餐收入遭受损失，使得骑手觉得特别可惜甚至痛苦，因此他们会努力去“抢时间”。 网络图片 不难看出，在改为“超时免罚”之后，损失厌恶给骑手带来的这种驱动力基本上将不复存在。（由于超时会导致无法获得积分或被扣积分，而积分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钱，因此损失厌恶这种心理效应仍然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与超时罚款时相比肯定会弱得多。） 因此，虽然有统计数据称，在2024年1至10月，美团外卖的总体超时率相当低，仅为0.75%左右，但这是超时罚款制度下的结果，改为超时免罚后，总体超时率是不是仍然可以保持在这么低的水平上，有待观察。 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超时罚款是一个动态稳定的制度，而超时免罚则很可能是一个动态不稳定的制度。 这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角度，超时罚款是封闭系统，外卖订单的结果可由算法确定，而超时免罚是开放过程，包含许多不可控因素。例如，若规定”客户不投诉则骑手超时免责”，不仅侵蚀了客户要求准时送达的基本权利，还需要用户付出额外时间成本。骑手与客户的沟通过程中若出现争执，更可能损害平台声誉。此外，关于免责场景的认定也易产生争议。超时罚款制度的优势在于，用统一算法化解了这些时间成本、沟通成本和权利界定成本。 第二个角度，每个外卖订单涉及平台、商户、骑手和客户四方关系，这些方面都可能产生冲突。超时罚款制度将四方冲突简化为平台与骑手间的冲突，客户和商家则可以作为”大数据”被算法处理，实现了成功地降维。让客户重新介入意味着升维，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倒退，还会增加算法开发难度。 第三个角度，就骑手间互动而言，超时免罚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准时送餐需要付出努力，而部分骑手可能不愿付出。超时免罚对这类骑手约束力较弱，他们会影响整体送餐效率。平台不得不将部分订单转给努力的骑手，而这些骑手可能无法承接更多订单，最终导致他们的绩效受到影响。在超时惩罚制度下，不努力的骑手对努力的骑手影响较小，但超时免罚制度下，不愿努力的骑手会影响整体效率。 因此，严格实施”超时免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平台的系统优势。 “超时免罚”实施效果如何，关键看用户体验 在美团等外卖平台出现之前，外卖业务也是存在的。例如，当金额达到了一定额度且距离较近时，有些餐厅可以提供送菜上门的，只是送餐速度通常很慢。 外卖行业是在美团等外卖平台出现后才得到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许多人极力抨击的“算法”。由于成功地匹配了需求，外卖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外卖的整体成本（主要体现在价格下降和等待时间减少这两方面），进而提高了客户可以获得的价值，放大了潜在消费需求并使之变成现实的消费行为。 很显然，这里需要形成一个“飞轮”——客户如果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吃到饭，那么就不会愿意支付配送费，或者干脆改回堂食或自己做饭，那样外卖业务就成了无源之水。 网络图片 商家出餐、骑手送餐的效率如果不够高，那么能够送达的订单数量就会很少，骑手的收入就上不去，那样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来当骑手。外卖订单数量上不去，商家也就没有能力提供价格低廉质量尚可的产品。 所以，最终的检验还是消费者的体验，或者说，能不能让客户觉得有性价比。 就外卖而言，除了价格之外，时间是性价比的关键要素。一个人既然决定吃外卖了，也就不会对“色香味”等方面有太高的期望，但对时间还是非常在乎的。点了外卖后，每多等一分钟，都是对客户的耐心的折磨，会严重影响性价比。 因此，上面这个“飞轮”也可能会倒转过来。一旦客户觉得不满意，开始减少外卖订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引发向下的正反馈，从而导致风险。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团已经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护城河，还看不到这个风险。 业内专家指出的，外卖行业的壁垒要高于电商，因为外卖要求商家、用户和骑手三者都达到规模经济。 如前所述，要做到“快”，并不仅仅取决于骑手跑得多快。从客户下单的那一秒开始，对算法、对平台的运营能力的考验就开始了—-有足够多的商家入驻平台了吗？平台让商家做到自动接单了吗？平台帮助商家实现备餐流程的标准化、数据化了吗？平台是不是有骑手随时待命？平台能不能为骑手规划最优路线……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快不起来。 美团已经在外卖的整个链条上占据了巨大优势。它打败了饿了么、阻击了滴滴和抖音，就是证明。不过，万一美团面临了其他真正的风险时（例如抖音收购饿了么并大打价格战？），这个“超时免罚”制度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当致命的因素。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贾拥民
网络图片 生于1980年的闵永星喜欢感慨时间，2023年2月20日，在朋友圈发出“别问青春剩几许”的状态后，他从朋友圈里“消失”了。 2023年3月到2025年1月，“消失”的22个月，他被困在缅甸电诈园区，历经了诈骗团伙的三次“转移”，从位于缅甸瓦邦的勐能县，途经两个临时落脚点，最终来到缅甸掸邦的万海华盛园区。 2024年底，闵永星所在的公司被老板转卖，在公司交接过程中，他终于抓住了一次出逃的机会，于2025年1月2日逃离园区，用了8天辗转回到中国。 由于长期在园区遭受体罚和殴打，闵永星自称手指已经不能伸直，牙齿和面部有多块术后钢板，下巴不能灵活活动，说话费力。 2025年2月中旬，大批缅甸诈骗园区人员经泰国被押送回中国，看到新闻的闵永星相信，只要持续关注，“里面”的人早晚会回来，“只是时间问题”。他每天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行动的最新动态 闵永星同时也需要时间疗愈自己。他告诉北青深一度，目前他正在收集证据，“里面有9个人伤害过我”，他要通过法律途径，让那些人最终得到制裁。 网络图片 园区老板的 “虫草茶” 闵永星22个月的缅北遭遇，始于一个“两年能赚5000万”的“商机”。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是朋友的朋友。 2023年3月，一位久未联系的女性朋友与闵永星聊天，说在云南边境附近做生意，“随便开个酒楼，一个月赚四五十万轻轻松松”。 这种生意可信吗？闵永星不是没有怀疑过，但他解释，自己曾在2009年做过年入千万的买卖，接触的朋友都是“有层次的”，“再说，生意能不能做，现场一看便知，大不了就回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回头的机会。 按照朋友的说法，只要到了云南边境的指定位置，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2023年3月，他从福建乘动车抵达昆明，上了朋友“安排”的商务车。抵达临沧市后，闵永星换乘了一辆越野车，陪同人员也随车更换，晚上10点，他们到达了云南临沧边境的一座山脚下，陪同的三个人告诉闵永星需要爬山，“我当时就后悔了，但他们收了我的手机，我已经走不了了”。 闵永星爬了8个小时山路。他描述，翻山的路全程陡坡，最陡的地方有10米垂直落差，“护送”他的人随身背着绳子，到了险处，对方把他用绳子绑好，直接拉上去。 下山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闵永星回忆，他被押上一辆车后，有一个男人用长枪抵住他的头，告诉他这里是缅北，同时抱怨说“别人走4个小时，你为什么走8个小时”，闵永星不敢回话，“看到枪，我整个人都蒙了”。 途中，闵永星短暂的拿回过自己的手机，他联系朋友和亲戚，告诉对方，如果自己没有每天联系他们，请他们帮忙报警，并想办法联系把自己介绍到缅甸的“朋友”，想办法救人。 7个小时车程后，闵永星抵达了目的地——缅甸瓦邦（掸邦第二特区）的勐能县。车子在一栋10层左右的大楼前停下，周边有持枪保安看守，他注意到，他一进门，就立刻有人将门反锁，楼内的窗户都是焊死的。 在3层的一间办公室，他见到了日后的“老板”——花名“霸道”。闵永星事后推测，对方可能是在找“合作伙伴”，“他们可能看中了我身边人脉多，想让我帮忙弄人过去”。 闵永星说，“霸道”开车带他去见了一位“大老板”——花名“大姚”。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沏了一壶“虫草茶”招待他。大姚没有明说做什么，只说“想赚多少钱，要看自己，两年赚个3000万也是赚，5000万也有可能”。 闵永星不敢当面多问，只说会想一想。随后，大姚以要去参加当地镇长女儿的婚礼为由结束了这次碰面。闵永星跟随“霸道”回到公司，住进了12人一间的宿舍，这时候，他已经确定自己落入了诈骗组织。 三天之后，闵永星与家人、朋友的聊天记录暴露，被叫到办公室问话后，遭到进入园区后的第一顿毒打。“我醒过来时已经两三个小时之后了”，闵永星发现自己有牙齿脱了，下巴也脱臼了，但对方并没有给他医治的意思。十天后，霸道等人再次把闵永星叫到办公室，劝其“不要一条道走到黑”，闵永星假意顺从，前提是要得到医治。 由于勐能县的医疗水平有限，手术需要的钢板和耗材都是从中国国内订好寄到当地的，闵永星接受手术时，距离被打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医生都说“太晚了”，并因此留下后遗症，直到现在说话下巴仍无法灵活活动。 手术后的一个多月，闵永星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看守，直至身体恢复。 网络图片 组织、业绩、纹身、惩罚 在电诈公司，人是最大的成本。据闵永星了解，像他这样从国内被骗到缅甸的人，公司老板需要向“中间人”支付约8万元的费用。在园区里，每个人头的保护费一个月约1.2万元，住宿费约3000元；吃饭也不便宜，园区的馒头10元一个，如果一个人不肯工作，对公司来说就意味着亏损。 2023年5月27日，闵永星结束了“吃闲饭”的日子。老板“霸道”提醒他，伤好了就要上班。“开工”第一天，他再次被叫到办公室，签下了一张5万元欠条，是他看病做手术的花销。 公司的工作室位于大楼3层，他被分配到的部门叫“精聊组”（精神聊天部门）。这个部门一共有24个小组，每组10人，每个小组有一个组长。此外，精聊组共有4位总监，每人负责管理6个组。负责管理总监的人叫“大鸟”，再往上就是公司的领导“霸道”。请他喝“虫草茶”的大姚，则是整个园区的负责人，公司的物业费、房租等费用都要交给大姚。 “上岗”后，闵永星拿到了一部工作手机，并且得到了一个花名——“王林”。在园区内，大家彼此称呼花名，仿佛彻底换了一个身份。 闵永星告诉老板，自己不会摆弄电脑和手机软件，“这个工作干不来”。但老板安排组长，手把手教他操作流程，并发了聊天中常用的“话术手册”。 他的客户都是女性，聊天中，他的“人设”是一名退役军官，“先聊感情，再骗对方投资”。闵永星说，他的“好友”多数是公司买来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前端”的人和“好友”聊出感情，他们接手的时候要先阅览前面的聊天记录，由于话术、语气类似，手机那头的“好友”根本察觉不到已经换人聊天了。 “精聊组”也被称为“快杀组”，一般三天左右就会“收网”，除了这个部门外，还有负责长线诈骗的“资金盘”部门，“那个组的客户资金实力更强，一般会在一个客户上花费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才会收网”。 闵永星说，他会刻意把生意谈黄，“我觉得一旦骗到手，这辈子可能真的无法回头了”。 园区里的作息时间限定，每天早晨7点40起床，15分钟早饭时间后，就要坐到工位上开始工作，开工前还要一起高喊公司的口号，“公司的名字经常换，我已经记不清了”。再次离开工位的时间是中午12点，届时大家可以去食堂吃饭。闵永星一天的活动量就只有工作室往返食堂的300米路。 “从缅北出来的人一眼就能被认出来”，闵永星说，由于长期的驯化，这里的人彼此很少交流，很少对视，“假如你从身后拍了一个人，他转身的速度都是缓缓的”。 在公司，所有人的业绩都会被公示出来，由于一直零业绩，闵永星的名字被画了很多个圈圈，“像个大圆球”。到了月底，公司会按照个人累计的获利金额按比例分配收入，“新人的话，赚了100万，可能才分到1万”。 据闵永星了解，即便赚了钱，老板也不会发现金，而是发一张卡，可以在园区里消费。园区里的消费水平是“一盒泡面50元”、“一瓶可乐50元”。如有哪位员工业绩好，拿到了5万以上的酬劳，那可能会被组长“邀请”去纹身，纹一只手是2.5万元，纹全身是10万元起。 作为新人，第一个月没有业绩可以原谅，到了第二个月，就要遭受体罚。在闵永星的讲述里，办公楼的4层是专门用来体罚的地方，整个楼层目测有上千平米，他多次被带到那里，被人用PC管抽打，“身上常是青紫的”。 “上班”的时候，如有机会，闵永星会告诉“好友”自己被困在诈骗集团，并让对方帮忙联系朋友和亲人。今年已经44岁的闵永星离婚后，孩子跟着母亲生活，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他能联系的亲戚只有家里的叔叔，还有两个朋友。 为了防止被发现，闵永星会及时删掉违规的聊天内容，但后来公司换了一批手机，可以监控使用者的操作痕迹，自那以后，很少有人再敢私自联系外界。 三个月没有业绩是公司的底线。“到了这一步，要么被打得很惨，要么被卖去其他公司”，闵永星属于被打得很惨的那类。 网络图片 三次搬家，再次建起“铁皮房” 从进入园区的第一天起，闵永星就在寻找逃跑机会，但几乎没有可能。平日里，所有人都不能靠近焊死的窗户，园区里外有几百个持枪的保安，若敢越过雷池半步，保安很可能开枪。 闵永星也想过利用缴纳赎金的办法脱身，但在此之前，公司里曾有过交了钱也不放人的先例，最后不仅人没走成，反而赎金越交越多。 第一次逃跑的机会出现在2023年10月。当时，瓦邦勐能县迎来了一次针对电诈行业的大规模打击行动。 根据佤邦新闻局媒体2023年10月14日的公开报道，当时，佤邦司法委干警与驻地部队官兵通力合作，在邦康、勐波、勐能三地一举端掉20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抓获涉案人员2680人。其中，包括2350名中国籍人员，查获电脑1370台，手机5207部。 彼时，身在电诈园区的闵永星并不知道外界的打击行动。但他清楚记得，2023年10月13日这天，老板询问过大家是否有人意愿交钱回家，一人25万元。据闵永星说，共有80人报名，大家交给公司的赔偿金从十几万到二十多万不等，他也报了名，但当时只能凑到2万元，最后，有60人被送了出去，他怀疑，那是公司交给军方的人。 那次打击行动之后，勐能县原县长肖岩块（何春田）被认定为电诈集团人员，公司也不得不搬离勐能县。2023年10月20号，闵永星坐上一辆“后八轮”的土方车，“五六十人挤在一起”，和全公司400多人被送往一座矿山。“这个临时落脚点可能是有所准备的”，闵永星记得，到达矿山时，已经建好了一座铁皮房（园区里的人管它叫“仓”），大家临时在那里落了脚。 相较于勐能县设施完备的公司，矿山的铁皮房比较容易出去，一天晚上，闵永星和同伴们围在一起，合计着逃跑，陆陆续续有70多人表示愿意一起逃，但等到晚上去开门的时候，只有23个人冲了出去。“一到外面我们就慌了”，闵永星说，一方面周边荒凉，不知道要往哪里跑，另一方面，逃跑的人数太少，一旦里面的保安追出来，恐怕也无法抗衡。果然，十几分钟后，里面的人就开车追了出来，结果18个人被押送回铁皮房，5人跑进山里不知去向。 在矿山躲藏了20多天后，听说军方的打击还在继续，公司组织大家继续“搬迁”，这一次，他们钻进原始森林，到了江边一个窝点。汇集到江边的还有其他公司，据闵永星不完全统计，陆续有1700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 江边的生活堪比露营，晚上，大家钻进竹棚睡觉，头顶上盖上塑料布，几个人用一床被子，每天就吃放了盐巴的稀饭度日。在江边的时候，闵永星已经不敢再逃。他们看见，另外一家公司有三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两个人丢了命。 2023年11月下旬，公司搬离江边，来到了掸邦万海华盛园区，在万海住了一两个月竹棚后，公司重新建起了铁皮仓，在这里陆陆续续恢复了“业务”。闵永星目测，园区里一共有17个仓，大概运营着15家公司。 由于一直没有业绩，此时的闵永星已经被送进了“严管组”。严管组的成员每天有例行早、中、晚三次的蹲马步体罚，回到宿舍后，彼此不能说话。此外，中午开饭时也不能到食堂吃饭，只能在工作区打饭，业绩差的人最后打，“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没什么菜了”。 2024年春节前，闵永星再一次请“客户”帮忙联系家里，公司发现后，他被狠狠打了一顿。“先用电棍，然后往鼻腔里灌水，十根牙签一起扎进手指”。那之后的四个月，他身上都是黑紫色的淤青。有一次老板说他“死期将至”，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吃的，闵永星当真想了想，说出了“吃西瓜喝冰水”的愿望，结果又被嘲笑一番。 网络图片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 对于组长、总监们的嘲笑和谩骂，闵永星已经“免疫”了。“他们不过是一群亡命之徒”，闵永星只能以“反面教材”存在，组长开会时会说，“没有业绩，就要像‘王林’（闵永星花名）那样被打”。 2024年8月，老板“霸道”选了七八个人，到园区外的一个四合院打杂，闵永星是其中之一，“他们觉得我已经被打得言听计从了”。闵永星推测，老板们住在四合院，是预防有人突然来查，方便跑路，在老板的房间里，他看到了枪支、毒品和现金。 “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在闵永星的讲述中，老板们早上10点起床后，他就没有闲暇的时间，因为长期沾水吹风，他脚底都是裂开的。 到四合院后，他可以独自住在厨房，没有了业绩压力，很少再被殴打，甚至活干得好，老板们还会给一些钱。 更重要的是，他有了接触本地人的机会。 闵永星说，自己曾从事过餐饮行业，做饭好吃，老板们也喜欢吃他做的鸡汤。在园区内部，一只鸡要480元，于是他从本地员工手里以100元的价格收购本地家养鸡，再以200多元的价格卖给公司里的人，从中能赚100多元的差价。 他用赚到的钱去“讨好”本地人，并尝试借用他们的手机联系家人，“用一次我就付给他们100元”。 在与本地人接触的过程中，闵永星会放出“我家很有钱，我想回家”的信号，他还会让有手机的人看他以前的抖音账号，在他的视频里，他多穿着皮鞋，系着名牌腰带。他希望以此吸引对方，找到那些愿意为自己“行方便”的人，闵用星说，他在里面攒下的钱也是为了将来逃跑铺垫。“身上一分钱没有是不行的”，准备之下，他只差一个成熟的时机，就逃离这里。 机会终于来了。 2024年12月底，闵永星发现老板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打听得知，公司被转卖了，“我很担心新的老板会把我送回铁皮房搞诈骗”。 2025年元旦前，“霸道”等公司领导拿钱离开，闵永星说，四合院里养了一只从山里抓来的小熊仔，临走前，他们把熊杀了吃掉。2025年1月2日，新老板接手了公司，那天早上5点，正在厨房睡觉的闵永星发觉有人推门开灯，新老板见他还在，便关灯离开。“我必须得走了，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他心想。 按照以往经验，老板们一般会在10点之后起床，找他干活。当时天还没亮，闵永星就找机会离开了四合院，“从6点到10点，我只有这4个小时的最佳逃跑时间”，在逃跑途中，闵永星用身上的钱寻得了一些帮助。 从缅甸万海园区到位于中国普洱市的勐阿口岸，闵永星用了8天。途中，他仍掉了穿了2年的睡衣，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晚上就住在本地人家里歇脚。 1月10日，闵永星从普洱市勐阿口岸进入国门，由于他出境时没有合法证件，依据我国出入境管理法，普洱市西勐佤族自治县公安局向他下达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缴纳3000元罚款后，他正式入境，告别了缅北。 补办电话卡后，闵永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骗他来云南做生意的朋友发了条消息，“我从缅北万海华盛园区安全归来，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件都不会漏”，同时，他也把这条消息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我好像老了20岁，再也回不去了”，从缅北回国后，闵永星并不忌讳在朋友圈和视频账号上透露自己的经历，但始终不愿意放上一张现在的照片，“手指伸不直，说话不清楚，头发白了，记忆力也下降了”。 闵永星回国之后的第二天，他关注到一个名叫王星的演员，也从缅甸诈骗集团被解救回国。“我们名字里都有星字，朋友也喊我星星，他用了三天脱离了诈骗集团，而我用了22个月”。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只是时间问题”，闵永星想说出自己的经历，也是希望更多被困其中的人能早日回家。 眼下，闵永星每天都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诈骗组织的最新动态。 2025年1月底，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先后赴泰国、缅甸，就进一步加强中缅泰三方执法合作，建立联合打击犯罪机制，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人口贩运等跨国犯罪达成一致。 2025年2月5日，泰国切断了泰缅边境缅甸地区5个地点的电力、燃油供应及互联网连接；2025年2月12日，缅甸向泰国移交261名电诈园区被解救人员。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坦还表示，缅甸近期还将向泰国继续移交约7000名电诈园区人员。2月15日凌晨，将王星骗至境外、非法拘禁的10名要犯归案并被押解回国。2月20日，妙瓦底地区首批200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经泰国被中国公安机关押解回国。 “我不会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闵永星说，他曾在园区里向家人发送过部分内部的情况，并且已将这些资料交给警方。 回国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征集线索的悬赏视频，“里面的人，他们可以看到我的账号”，他希望看到视频的“内部人”能向他提供更多证据。他记得，园区里有9个人伤害过自己，他希望有一天，这些人可以被法律制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