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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谈

中介说了句“200块请的人”被刑拘!给“网络谣言”定罪,不能只有手铐没有尺子

  网络图片 这两天,苏州一个房产中介小哥被刑拘的消息,被不少网民关注,但并未引起较大舆情(比较奇怪)。 事情很简单,他在网上说了句“园区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肯定是他们花钱请的人,200块钱一天”,结果被民警顺着网线找上门,直接送进了看守所。 看完通报,我盯着手机屏幕愣了半天,这话要是搁在平时中介们的朋友圈里,顶多算是闲着没事满嘴跑火车的行为,怎么这回就摊上刑事犯罪了? 说实话,咱们普通老百姓看到“刑事拘留”四个字,第一反应都是杀人放火、抢劫诈骗这些重罪。现在有人因为在网上说了句不靠谱的话就被铐走,难免心里打鼓:以后在群里吐槽物业是不是也得掂量掂量?朋友圈转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会不会被请去喝茶? 中介行业里那些“再不买就涨价”“房东急售血亏”的套路话,真要较真起来,恐怕半个中介圈都得进去。为什么偏偏是这句话触了高压线? 更让人困惑的是,那些真正引发过社会恐慌的谣言也并未追究散步者刑事责任。举个最近的例子,今年2月下旬,一网民造谣四川雅安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几十人死亡。 网络图片 照理说,这种谣言真的会造成较大恐慌,和前面提及的“200块钱找的托儿”完全不是一个层级,但最终这名造谣自然灾害的人也仅是被处以治安处罚。 再看苏州这件事,既没引发抢房潮,也没造成交易瘫痪,要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总觉得差点意思。所以,按刑事案件办理难免给人用“重典”的感觉。 有人说现在网络环境需要重拳治理,这话没错。但“从严从快”和“过罚相当”之间的分寸,才是考验执法智慧的关键。 就像家长管教孩子,偶尔说错话打两下手心能长记性,但动不动就上家法,反而会让孩子变得畏首畏尾。去年全国处理了4.2万起网络谣言,九成都是罚款训诫了事,突然冒出个“刑拘”的案例,难免让人觉得是不是执法尺度飘忽不定。 这事儿让我想起小区门口贴的警示标语。有人乱停车被贴条,有人却被直接拖车,问物业就说“看情节严重程度”。可到底怎么算“严重”,大伙心里都没本明白账。 网络执法是不是也该有本“明白账”?什么样的谣言算治安案件,什么样的够得上刑事犯罪,总得让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说到底,大家不是要给造谣者开脱。中介小哥说话不负责确实该罚,但法治社会的精髓就在于“罚当其罪”。 今天能用刑事手段处理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中介小哥,明天会不会用同样尺度对待其他领域的过激言论?这恐怕才是真正牵动公众神经的关键。毕竟,我们既要干净的网络空间,也要能安心说话的基本权利。 看着手机里中介们依然活跃的朋友圈,忽然觉得荒诞——那些标注着“紧急降价50万”“最后一套稀缺房源”的广告依然在刷屏,而说着“雇人充场”的同行却戴上了手铐。 这样的对比,或许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深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八倍镜世界

“俄货店”摇身变为“乌克兰商品馆”:战机残骸开价上千,糖果饼干最热销

蓝鲸新闻2月26日讯(记者 郝妍)近日,蓝鲸新闻记者发现,短视频平台中出现了不少“乌克兰商品馆”,这究竟是“俄罗斯商品馆事件”重演,还是新的产业萌芽? 雨后春笋般的乌克兰商品馆 几乎是一夜之间,十多家“乌克兰商品馆”就在短视频平台“开业”。 蓝鲸新闻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在短视频平台中,以“乌克兰商品馆”、“乌克兰进口馆”、“乌克兰特色馆”等为名的账号超过十个。不同于此前“俄货店”事件中明显的加盟属性与规模化运作,“乌克兰商品馆们”更像嗅到“流量商机”人们的“不谋而合”。 以“乌克兰进口食品馆”为例,这是该系列账号中目前粉丝量最多的账号,拥有9.1万粉丝,背景、头像和自我介绍尽显乌克兰元素。但仔细查看会发现在不到一周之前,这还是“俄罗斯血统”。 2月22日,“乌克兰进口食品馆” 的账号共进行了三场直播带货,而前两场直播带货的标题均为“俄罗斯最后的单纯”,售卖商品页皆是“俄罗斯进口商品”,比如“俄货店”中最常见的紫皮糖。但仅过了不到3小时,“乌克兰最后的单纯”就开播了。商品页也迅速变成了“乌克兰原装进口”。  网络图片 像“乌克兰进口食品馆”这样彻头彻尾改头换面的账号不在少数,只不过虽然成功更名,但这些账号中的ID却依然带有“Russia”“RUS.”等字样,甚至商品橱窗中还有“俄罗斯特产”待售。 网络图片 当然并不是所有“乌克兰商品馆”都是“见风使舵”的产物,也有一直专注乌克兰特产的店铺。比如“乌克兰特色商品馆”为蓝V认证的“乌克兰商品馆官方账号”,其主页中有多则“乌克兰驻华大使”出镜视频,并在直播中称与大使馆达成合作,并展示相关文件。 蓝鲸新闻记者查询发现,该账号认证企业名称为“上海第聂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钧杰。天眼查APP显示,该公司曾申请“乌克兰商品馆/国家馆”相关商标,目前仍处于“等待实质审查”阶段。  网络图片 从糖果到战机残骸,不变的只有流量 虽然诞生过程各有不同,但目前“乌克兰商品馆”们的在售商品却大致相似,其中最常见的品类为糖果与饼干。 几乎所有“乌克兰商品馆”中都有如胜品牌糖果与巧克力,这也是目前乌克兰最知名的糖果生产商。 据公开资料,如胜集团由乌克兰前总统彼得·波罗申科于1996年创立,品牌名称取自其姓氏“Poroshenko”的缩写。如胜在东欧经营着8个生产基地,在乌克兰拥有4个工厂,并在所有类别中生产超过320种糖果糕点,如巧克力板块、奶糖、巧克力糖、软糖、牛轧糖、水果糖、饼干、蛋糕等。2013年,如胜在“全球100强糖果公司榜”中位居第18名。 除此之外,爱比可、格兰娜等饼干品牌也号称乌克兰进口,部分销售该类商品的店家向蓝鲸新闻记者展示了相关商品的进口报关单,但同时表示,由于供货并不稳定,所以暂不接受大货预定。 有业内人士告诉蓝鲸新闻记者,从事相关贸易的公司不少,想要获得乌克兰进口商品并不难。 如果糖果、饼干尚属常规,那战机和坦克残骸则明显带有“俄乌冲突”的历史痕迹。 在店铺“乌克兰商品小店”中,“俄罗斯Su-34飞机残骸钥匙扣”、“俄罗斯T-72坦克残骸钥匙扣”均在售,并宣称该商品取自残骸。如此具有现场感的纪念品开价也并不便宜,其中飞机残骸钥匙扣单价超过千元。 虽然尚未起势,但从上述部分“乌克兰商品馆”的成立方式与在售商品来看,似乎依然在走“俄货店”的老路。 只不过在经历迅速开店与扩张后,遍地开花的“俄货店”已在舆论漩涡中遭受冲击。 今年1月至今,包括上海、常熟在内,多地传出排查“俄罗斯商品馆”消息,开始对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进口预包装食品是否具备中文标签,以及店招标语宣传、商品来源产地等问题进行排查,并对部分虚假宣传店铺进行查处。据江苏经济报报道,多名店主表示,从今年开始,自己的生意的确受到了一定影响。 无论是此前卖假俄货的“俄罗斯商品馆”还是如今从前者光速转型的“乌克兰商品馆”,这些商家打着推广“进口商品”的标签,本质不过是利用公众对国际热点情绪的短期关注,将消费行为异化为“国别标签式购物”。 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而非情绪消费。唯有剥离政治化标签,回归品质与服务,才能真正赢得市场尊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蓝鲸新闻

缴社保很好,但有130万边缘骑手被抛下了

  网络图片 给骑手缴纳社保如同一枚炸弹,瞬间引爆开年的社会舆论。京东宣布自3月1日起给旗下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美团、饿了么相继跟进。 振奋人心的消息却让平台旗下的众包骑手们倍感尴尬。事实上,作为搅局者出现的京东,旗下达达集团也拥有130万众包骑手。他们中许多人穿着印有京东字样的衣服接受京东业务调用,但同时,达达又独立于京东自营体系外,员工不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 有专家测算,仅仅是给达达骑手群体缴纳社保就要花掉京东2024年几乎全部利润。许多已全职工作四五年的骑手的社保梦,可能仍需等待。 消息 刷短视频时,张涛第一次听说给骑手缴纳社保的消息。 几乎是一划而过。当时张涛并不觉得这个新闻跟自己有关。在北京东部的一家众包站点,骑手张涛是单王,他常常在仓库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刷视频是许多骑手休息间歇的调剂,张涛划走视频重新陷入忙碌。 直到配送站的同事们私下互相打听,缴纳社保的文章也开始在骑手群里传播。消息说,京东官宣从3月1日起为京东的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美团、饿了么也相继跟进。 全职是什么?众包算不算?配送站前等待派单的骑手聊了起来。骑手们在站点外聚集等待派单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张涛常常躺在自己的电动车里刷视频,不参与讨论。接单后就翻身下车,下到负一层的仓库取单。他为自己规定,一天要接满50-60单,意味着工作时间除了吃饭无暇他顾。 张涛和骑手同事们所在的站点属于上市的达达集团,日常工作则主要是京东相关业务的外包配送。达达集团的活跃骑手规模约有130万人,分布在全国2600多个县区市里。长久以来,达达一直处于京东的控制下,宣传资料也称“集团全面融入京东生态”。在京东生态,配送员的工装常有两种颜色,红色是京东自营,蓝色则是达达众包。 隶属于达达站点的张涛则穿着绿色工装,摩托车背后的配送箱是京东自营的红色,上面写着“京东超市”的字样。眼下他和站点大部分的同事,都是为京东自营的七鲜超市送货。这种混搭配色与字样,让站点许多骑手感到模棱两可:一方面没有签署劳动合同,而是通过达达骑手APP注册后进到体系内;另一方面,许多人进站点后一直在为京东业务送货,并没有给其他平台送过货。 网络图片 看到骑手们半信半疑地讨论着,张涛也有所触动。像张涛这样在达达站点工作了四年的骑手。也会被同事们视作全职骑手,当然只是自称那种“全职”。 张涛所在站点决定就缴纳社保的消息召集骑手们开会。2月下旬的一天,站长刘伟让骑手在仓库货架之间排排站好,亲口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刘伟并没有接收到上级指示,也没有站点具体缴纳社保的消息,只是考虑到骑手们议论纷纷,各种小道消息频传,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大家确定的消息,安顿人心。 消息离骑手张涛越来越近。开会当天,张涛正在跑单路上,事后听同事转述了站长的讲话。 社保这个词一直很少在张涛的生活里出现。2017年,27岁的他只身一人从农村到北京打工,前几份工作在家具行业,收入和他过去做木材生意相当,一个月两三千。工作有的有社保,有的没有,他不在意。当时留守老家的一儿一女相继进入小学,家庭开支剧增。张涛深知挣钱养家的重要性,有社保但挣不到钱也没用。 等到2021年,张涛开始跟着站长刘伟做外卖。初做骑手,一个月赚四五千,收入翻倍。张涛是站点2023年的单王,月薪最高能到一万七,这都是他早六点半出门晚十一点半回家,一天16个小时,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接着他因透支身体心脏不好,回家休息了半年,再上北京跑外卖,人胖了,烟也不能抽了。 为了省钱,张涛和另外两人合租在一个10平米位于城郊的房间里,睡上下铺,一个月付600多块。但在北京,张涛个人月度开支还是得3000多,加上3000元的房贷、儿子上私立高中的年学费4万元、女儿公立初中的费用8000,平均算下来,过万的收入基本月光。 只是随着孩子们长大,自己身体变差,张涛逐渐感知到社保的重要性。到2月底,京东补充宣布,将会为签约的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这一消息彻底搅动了骑手们的心思。 张涛偶尔也会畅想一个好的未来:拥有五险一金,自己的薪资也不会下降。即使未来每月多扣几百社保费,他是想出的。有了社保,他愿意再多拿出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小半生,全压在外卖骑手这一行上。有了社保,他也可能在北京定下来,把老婆孩子接过来。 身份 站长刘伟自始至终都对骑手缴纳社保的信息抱有一种谨慎怀疑。他管理着有50多个骑手的达达配送站,一直负责着京东七鲜的送货业务,但即使他本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达达或京东的社保。目前,他将社保挂靠在了其他公司,每月要自己从工资里拿出3000元。因此,他清楚骑手们对社保的疑虑与期望。 早年他刚来北京找不到工作,也是从外卖员做起,直到2021年面试成为一名站长。这些年,他看着骑手的单价从十几块一单,经过平台轮轮砍削变为如今的五六块一单。最近一次公司又要砍骑手们的单价,砍去3毛,骑手一个月就要损失600块,他向公司争取少砍了1毛。 他替追随自己的骑手们打抱不平:“他们就是京东员工。但社保啥也没有,单价和同行业持平,都是外包。” 置身在京东、达达以及骑手间,作为站长的刘伟深知骑手们身份的悲哀:这些人甚至没签劳动合同,没有基本工资,从来都觉得自己只是个体户。而社保是属于那些在公司里坐着的人。多数达达的骑手只是注册了APP,交300元押金就可以跑外卖,升级到500元或1000元档,就能解锁送快递的权限。在618等大促节点,骑手们往往被派往京东快递站点,和自营快递员一起承担高强度的配送任务。 说到底,京东控制着达达,却也在劳动关系上与130万骑手完成了切割。近几年,京东多次宣称要将内部的快递员、保洁都纳入劳动合同缴纳社保,不允许一个员工做外包,但都没有涉及达达。 加入站点一开始,张涛以为自己是京东骑手。2021年,他收到免费的红色制服,和京东快递员一样,还有红色头盔、外卖箱。开始引起他怀疑的是,有时有身穿蓝色达达制服的人在他们站点进出。站点接了七鲜超市的业务后,张涛保留了京东超市的红色头盔,电动车后的红色“京东超市 自营买菜”尾箱,但需要购买新的绿色冲锋服,价格为110元。衣服上面印有京东字样,肩袖上有一只白色小狗。 有一次,张涛为七鲜超市送货,客人打开门看见他这一身新颜色,愣了一下,质问他怎么不是京东?他不得不解释,我们同样是京东超市。对方于是罢休。这在他心里留下印象,京东红色制服背后代表的品质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是更好的一种颜色。 王强,另一位北京的京东快递站长,同时管理着自营和达达两种身份的快递员。“达达你可以理解为日结工,临时的干两天就撤了。”但是双方干的活是一样的,“接单权限一样,其他都一样”,但只有达达不享受五险一金。 缴纳社保的消息让骑手群体内部开始注意到自营和外包的身份问题。刘伟的站点也有两名真正的京东正式员工,都在20多岁,是经过京东面试入职的仓库经理。 仓库经理是全站唯二享有社保的人。刘伟记不清他们享有的是七险还是八险,扣除社保后,还能到手八九千。他们干的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在刘伟眼里,这两个毛小子“没有管理经验,只会吼人。”一名30多岁的骑手,被其中一个仓库经理骂得眼泪汪汪,听到“不想干你就走人”之后真的离开了。在京东生态内,达达的骑手们一直是最边缘的一群人。 站长和有社保的仓库管理的职级上下,不如有无社保区分得彻底,骑手说走就走,站长或走或留,仓库经理铁打不动。有他们在,刘伟觉得自己都不敢在仓库里大声讲话。去年,一次剧烈的争吵后,刘伟以自己出走相威胁,“你看我带走这帮兄弟,你还招不招得到人。” 边缘 2025年1月27日,达达集团公告,京东拟收购其剩余股份,将持有达达100%股份,进一步布局本地即时零售服务。 2月28日,京东与首批京东外卖全职骑手代表举办签约仪式。3月1日起,全职骑手们便将与京东签署正式劳动合同,未来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都由京东承担。签约仪式中作为代表的刘师傅和妻子戴师傅,正是在北京昌平跑了8年达达的骑手。 但从公开信息看,出现在签约仪式现场的骑手只有二十几人。全职签约、承担社保的招募标准是什么?究竟会招多少人?现有的130万达达骑手,有多少能入选? 网络图片 接二连三的消息与讨论,再度引发了广大骑手们的联想:达达成为了京东的子公司,那么骑手们也有可能获得缴纳社保的机会。 事实上,部分达达骑手确实接到了京东的电话,催促他们参与新骑手的招募。 穿着紫衣、骑着带紫色外卖箱电动车的达达骑手杨志祥,日常主要为山姆送货。派单间隙,他和其他骑手抽着烟半躺在车上聊天,烟雾和他们的话都在傍晚无灯的漆黑角落里飘起来。“那个谁不是接到电话了……催他赶快交材料……他有北京户口……”骑手们在聊最近的人心骚动,很多人有意成为京东的全职骑手,以享受免费社保。 杨志祥其实是达达的外包万送的骑手。中介层层盘剥,他一个月跑单赚8500,到手只有6600。山姆送的货物很重,从站点走出的骑手,要用肩膀、脖子挂购物袋,小心翼翼地将其组装进电动车的各个部位。杨志祥领到的一单重达60斤的货品,一单34斤的西瓜,和重一包纸的单子价格一样,都是7块钱。 讨论里,有人说想成为全职骑手也不简单,老不能太老,小也不能太小。有的说,都是做外卖,能有多难。但是一切都要等待3月1日之后,京东出台具体政策。杨志祥没有向接到电话的人打听,因为他已经决意转行,不再做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累人活了。 站长刘伟知道手下骑手也有人接到了电话。骑手追随自刘伟四五年,很多都像兄弟一样,接到电话后一口回绝对方:“我已经是七鲜的员工了,是京东旗下,京东外卖员有的待遇,我们应该也有。” 站点的几十名达达骑手每天或靠在车上,或坐在台阶前,人行道被两排京东红的电动车挤出只剩一条通路。一旦手机里新单派定,他们就起身走入站口的窄门,乘电梯下到负一层。地下的仓库里,披一件黑色京东背心的拣货员,穴居般留守在配送站内,提着筐举着清单,穿梭在千百平的货架之间。那里被灰蓝色的灯光照亮,湿冷,时刻飘着一股熟烂香蕉的味道。 一侧墙上挂满标语,其中有一句“坦诚真实、说到做到”。 对于单王张涛而言,跳槽去京东或许是不错选择,但他一时还放不下一直跟随的站长刘伟。有专家测算,京东要将达达骑手们全部纳入社保一年成本将近500亿元,这远远超过京东如今的盈利。因此企业能选择的方式,要么是缩小缴纳社保的全职骑手范畴,要么下狠心全部纳入,这意味着企业也立即产生巨额亏损。 如今京东选择从达达全职骑手里招募新骑手赋予社保,让骑手们的社保梦多少有些掉色,一则是开了口子,跳槽到京东就可能拿上社保;二是这个口子有多大,全都由企业说了算。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对于这些处在边缘的130万骑手来说,他们身份目前不是京东的。他们仍是外人,这个身份鸿沟更清晰了。 刘伟几乎每天都在站点和身边的骑手们聊起缴纳社保的政策,他讲话越来越谨慎,嘱咐骑手们“具体拿到社保再说”。他清晰记得平台历来的苛刻行为,意外险一个月300,一件绿色冲锋衣要卖110元,而骑手自己购买保护膝盖的皮裤只花了十几块。商品破损扣10块,意味着骑手一单倒贴3块,还有超时、抢点送达等扣罚名目,数不胜数。 但眼下,刘伟却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发现京东用社保招募新骑手的措施正在让自己的站点变得边缘。北京目前有一千多名全职在七鲜配送仓库的骑手,刘伟担心,这些骑手干着京东的活,自视为京东员工,如果不享受同等待遇,一定会不愿意。 京东直营待遇更好,七鲜的骑手肯定要跳槽去京东,那谁来跑七鲜的单?可七鲜本身就是京东的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特朗普推“金卡”签证:500万美元换绿卡,中国富人会买单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日前表示,将推出“金卡”签证,以取代现行的EB-5投资移民计划。这一新政策将外国人投资移民的门槛提高至500万美元,提供一条直接通往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该消息迅速引发中国有意移民群体的关注。一些富裕阶层认为,虽然美国仍是移民首选目的地,但该政策成本高昂,且美中关系紧张可能降低其吸引力。 特朗普在2月25日对媒体表示,“金卡”将完全取代EB-5投资移民计划。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讨论,一些移民博主质疑该政策的可行性和吸引力。 深圳小红书移民博主“罗伯特谘询”批评“EB-5好歹要求投资到实体经济能带动就业,理论上对美国有直接好处,这倒好直接交钱了事,感觉更像卖身分的生意,有钱人买身分的路子多了去了,500万美金换个绿卡未必是性价比最高的选项。” 杭州小红书身份规划博主“彼岸海外AB姐”发文称,“金卡政策虽然在表面上迎合了其择优移民的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巨大的法律、政治和经济障碍,EB-5项目的废除不仅需要克服国会的立法权限制,还需应对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和现有申请人的权益问题。” 来自深圳的伍小姐在中国和美国都开设公司,她指出中国有钱人比想象多,长年以来常见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赴美生子取得美国籍,金卡虽提高门槛,但高资产人群还是愿意用钱买时间。 伍小姐对美国之音说:“觉得时间很宝贵的人就会花钱去买、支付这个成本,但是数量可能会减少很多,毕竟成本在那里。这种家庭主要是为了培养孩子,美国科技各方面发展算是世界前列第一,期待说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然而,伍小姐也提到许多中国朋友担忧金卡政策会像关税政策反反复复,或随时宣布失效。 伍小姐认为美国依旧是中国高净值群体的移民首选,因为欧洲相比美国科技技术仍稍落后,且美国有世界排名顶尖的企业和好学校,再加上美国商业政策还属友善,虽然特定企业会受美中地缘政治限制,但没有涉及机密的行业,中国人仍有高度愿意赴美发展。 “金卡”吸引力存疑:500万美元门槛太高 然而,并非所有中国富人都愿意为一张绿卡支付500万美元的高昂代价。 回归自身,为了销售市场在美国经营公司一年多来,伍小姐感触良多,直言在美国开公司相比在中国的成本高很多,且需花更多时间投入工作,尤其与家人分居美中两地,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得不偿失。 伍小姐表示,未来不会考虑用金卡投资移民到美国,“我不会去花钱去做这个事情,不仅是因为成本(提高),更重要是我觉得美国对我的吸引力,现阶段是低于我的家庭的。”她说。 位于达拉斯的小红书博主“四根羽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快速有保证地得到绿卡”对超高净资产(人民币逾3000万)的人很有吸引力,但这群体早年或已做资产安排。他预期金卡可能“卖不动”,“虽然中国高资产移民美国的意愿一直强劲,但他们都是精明的人,没有多少人会为一张绿卡花500万美元。”他说。 “四根羽毛”分析,中国仅有50万家庭达到500万美金的净资产,不足以支撑金卡项目。“总不能把这500万占用后,没钱来美国过自己日子。那么上亿人民币资产(1000万美元净资产)这种家庭,中国只有13万多。”他说。 根据瑞银2024年7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23年中国有601万名富豪坐拥百万美元资产,数量全球第二高,仅次于美国。而2024年12月5日发布的《瑞银亿万富豪报告》则显示中国与香港的亿万美元富豪共501人。 “四根羽毛”自身通过职业移民(EB2)申办绿卡,曾参与诉讼美国移民局浪费中国EB3名额的官司,因此相当熟悉移民法规。他认为,实施35年的EB5投资移民是不错项目,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需求暴增,微调后的门槛105万和80万没有显然不够,且出现诈欺和难以监控等问题,目前约有20万人排队,候位的人仅极少数负担得起500万。 事实上,“四根羽毛”肯定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移民政策改革方向,也指出其目标明确,开源节流以解决美国国债债台高筑的问题,“金卡”目标是1000万个投入5百万美元申请移民的家庭,等同于招商投资目标达50万亿,如此巨大的财富和资本对美国加速经济增长十分有利。 但“四根羽毛”也强调,金卡的500万美元门槛太高,撇除很多隐形不在数据内的家庭无法市场量化,以及急需绿卡且不在乎巨额资金的极少数人群。他并不看好用金卡替代现在EB5政策,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的目标。 “四根羽毛”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无疑还是最强大的国家,非常自由开放、包容稳定的社会,特别是高科技和教育吸引全世界移民。但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各州陆续出台针对中国的法案,比如德州将限制中国人购买地产,因此美国或许并不是中国高资产人群的首选。” 尤其“四根羽毛”指出,“迂回移民美国“途径很多,例如EB2/EB3排期约三年,五年能取得绿卡,借壳美国本土公司,给发工资形式操作绿卡,五年发50万薪资给自己,还能保证钱在自己手上。 移民律师:500万美元买绿卡不划算,政策落地存疑 位于洛杉矶捷胜律师事务所的移民律师宋智尧也认为,中国有500万美元资产的人不会随便投入给美国政府取得金卡,因为与绿卡无区别,仍受移民规范需纳税、居住美国和符合等待年限,再加上投资内容并不明朗,对有钱人并无吸引力。 宋律师告诉美国之音:“金卡对于中国民众的吸引力是零,中国民众想来美国,但他们不会想要花500万来美国,而且中国民众有很多其他选项,穷的人可以走政治庇护,有钱人可以请雇主帮他们做绿卡,为什么要投资500万呢?就算有这个钱的人,也不会想要搬来美国吧。” 宋律师表示,有钱人移民美国将面临全球收入被课税,美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的“黄金签证”相比只有劣势。唯独顶层资产阶级可能考虑送小孩来美国读书,但美国更偏向是中产阶级以上、有钱人以下想要来念书的地方,高资产阶级的人不会选择美国留学。 另一方面,宋律师认为,从移民法规上也不可行,包含废除原有的投资移民和新建“金卡”政策都需要通过国会研拟法案。他分析,特朗普的核心目标是为美国财政筹集更多资金,但他对美国移民体系的运作可能并不熟悉,因此政策落地的可能性或许不高。 特朗普星期二再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我们计划为这张卡定价约500万美元,持有者不仅能享受绿卡的权利,还能获得通往公民身份的途径。富人将通过购买这张卡进入我们的国家。” 专家:经济前景或是移民美国决定因素 旅居台湾的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Ross Feingold)指出,纯粹花500万美元买“金卡”,省略复杂流程,很多有钱的外国人会感兴趣;相较之下,现有的EB5门槛虽低,但要经过繁杂手续,并需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才能符合要求。 而西欧国家、葡萄牙或希腊等国家以前的投资移民项目要求较宽松,虽不是有钱人的首选,但仍受中国人青睐。然而,近几年欧洲和部分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为打击洗钱和遭当地人反对等原因,加强了对投资移民的管控,投资移民反而比以前困难。 方恩格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500万而已,对很多有钱的中国人这个门槛真的是不高,毕竟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也没有那么好,在特朗普执政之下,在将来几年很多人是看好美国经济,很多有钱的中国人还是会对新的金卡的项目有兴趣。” 方恩格表示,移民美国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来自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而且中国人对美国文化较熟悉,再加上美国生活水平高,许多有钱的中国家庭以往赴美度假有深入了解,自然成为移民首选。 但方恩格直言,未来中国政府不会放任大量高资产阶级移民,“汇出去钱本来就是控管很严格,中国家庭有这个财务能力,要投资美国金卡的话,他们应该是本来就有一部分的资产已经在国外,但是当然不能排除如果真的有有钱人移民潮的话,那中国中央政府会加强控管,会对这些企业家做施压。”

风声|美团试点“超时免罚”,对骑手到底是好是坏?

  网络图片 准时送达直接影响用户体验,每分钟延迟都会加剧用户不满。若用户因此减少订单,可能引发订单量下降、服务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在其他平台不跟进的情况下,实施”超时免罚”可能损害美团竞争力。   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一直以来,外卖平台最为大众、商家和骑手诟病的,有三大“历史污点”。“高佣金盘剥商家”、“算法压榨外卖骑手”和“不给骑手缴纳社保”。 随着各大平台高调宣布要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社保的事暂时偃旗息鼓。但另一条重要新闻似乎被热点掩盖了,即美团开始在某些地区试点“超时配送免罚款”新规,乍一看似乎是善举,最终效果如何?需要深入分析和推演。 超时一般不能怪骑手,是其他环节导致的 据澎湃新闻2月14日报道,美团宣布将于本周开始在广西部分城市正式上线“超时免罚”试点,将众包骑手的超时扣款改为积分制度,并辅以支持策略,如培训帮扶新骑手、优化出餐调度和申诉通道,持续改善骑手的配送体验。此前,美团已从2022年开始探索在专送骑手中试点扣款改扣分,推行“服务星级”激励机制。 这可以说是“算法向善”之举,目的是回应社会呼声,让骑手可以在路上“走得慢一些”,以保障更安全。 “超时免罚”的核心,是将原先单一的超时罚款制度转变为一个“积分制+容错率+投诉联动”的复合体系。 首先,骑手准时送达外卖订单,可以获得积分,在极端高峰期、恶劣天气等特殊时段里,骑手送餐可以得到奖励积分,并且对新手启动积分保护机制,确保“新手期”的骑手不会接到难度大、易超时的订单。当然,骑手因超时会被扣分。此外,如果骑手积分过低(以至于无法接单),那么还可以通过参加线上或线下的辅助培训恢复积分。 其次,引入“超时单率容错阈值”,例如每跑1000单,就允许3单超时。 再次,即便超时,如果客户表示认可,没有提出投诉,那么仍然可以免责。 除了取消超时罚款之外,美团还成立了“算法顾问委员会”,由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组成,并通过季度恳谈会吸纳骑手、商家与用户意见,纳入平台的算法。 至少从表面上看,将超时罚款制度改为积分制度,意味着从负向处罚转为正向激励,这当然是管理手段从刚到柔的转变,也是算法向善的一个表现,对于保障骑手案例,引导骑手提高服务质量,可能是有益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正如许多骑手都强调的,超时并不只是“骑手在路上花了太多时间”所导致的。事实上,超时的最主要的原因往往不在骑手身上。 从客户下单到商家备单,再到骑手取餐送餐,这个过程中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耗费额外的时间,例如取餐点分散、卡餐、进不了小区、电梯拥挤,等等。超时罚款制度,几乎将超时的全部责任都压在骑手身上,确实存在有失公平的嫌疑。 网络图片 有人还指出,外卖服务的消费体验并不应该单纯依靠“快”来支撑,只一味追求“快”反而掩盖了服务水平的多元维度。 外卖食品安全、餐品的完整度和骑手的有效沟通,同样是消费者在意的评价指标,而这些仅靠超时罚款是无法做到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超时免罚”现在似乎成了美团保障骑手的劳动者权益,并把这方面的美誉度作为平台获取客户、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这也可能是迫于现实压力的举措,因为在去年,有关部门开展了“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提出了算法导向正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责任落实等一系列要求。 关键的考验是,这种改变是不是能够提高消费者的体验。请不要忘记,在外卖行业,消费者的核心体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依然是准时送达。如果“超时免罚”会导致骑手送餐变慢了,那么就可能无法维持下去。 “超时免罚”可能会损害“想卷的骑手”的利益 有人认为,从超时罚款改为“超时免罚”反而会促进骑手更加准时送餐,原因是,“总部”会额外给钱,骑手的准时率越高,积分就越高,获得的额外奖励额度也就越高。 确实,以前准时送餐没有奖励,现在变成有奖励了,不是可以促使骑手更加努力地去追求准时送餐吗?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从原则上说,骑手是愿意努力用尽可能短的时间送餐的,因为这样他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努力”这两个字本身就表明,他们这样做绝不是没有代价的。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超时罚款对于保证外卖准时送达之所以特别有效,一个原因在于“损失厌恶”的心理倾向。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指面对同等的损失和收益时,人们会感到损失带来的痛苦比收益带来的快乐更加强烈,因此更倾向于规避损失而不是争取收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人的研究表明,损失带来的痛苦,至少是同等的收益带来的快乐的两倍。在超时罚款制度下,超时会导致本来可以获得的送餐收入遭受损失,使得骑手觉得特别可惜甚至痛苦,因此他们会努力去“抢时间”。 网络图片 不难看出,在改为“超时免罚”之后,损失厌恶给骑手带来的这种驱动力基本上将不复存在。(由于超时会导致无法获得积分或被扣积分,而积分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钱,因此损失厌恶这种心理效应仍然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与超时罚款时相比肯定会弱得多。) 因此,虽然有统计数据称,在2024年1至10月,美团外卖的总体超时率相当低,仅为0.75%左右,但这是超时罚款制度下的结果,改为超时免罚后,总体超时率是不是仍然可以保持在这么低的水平上,有待观察。 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超时罚款是一个动态稳定的制度,而超时免罚则很可能是一个动态不稳定的制度。 这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角度,超时罚款是封闭系统,外卖订单的结果可由算法确定,而超时免罚是开放过程,包含许多不可控因素。例如,若规定”客户不投诉则骑手超时免责”,不仅侵蚀了客户要求准时送达的基本权利,还需要用户付出额外时间成本。骑手与客户的沟通过程中若出现争执,更可能损害平台声誉。此外,关于免责场景的认定也易产生争议。超时罚款制度的优势在于,用统一算法化解了这些时间成本、沟通成本和权利界定成本。 第二个角度,每个外卖订单涉及平台、商户、骑手和客户四方关系,这些方面都可能产生冲突。超时罚款制度将四方冲突简化为平台与骑手间的冲突,客户和商家则可以作为”大数据”被算法处理,实现了成功地降维。让客户重新介入意味着升维,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倒退,还会增加算法开发难度。 第三个角度,就骑手间互动而言,超时免罚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准时送餐需要付出努力,而部分骑手可能不愿付出。超时免罚对这类骑手约束力较弱,他们会影响整体送餐效率。平台不得不将部分订单转给努力的骑手,而这些骑手可能无法承接更多订单,最终导致他们的绩效受到影响。在超时惩罚制度下,不努力的骑手对努力的骑手影响较小,但超时免罚制度下,不愿努力的骑手会影响整体效率。 因此,严格实施”超时免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平台的系统优势。 “超时免罚”实施效果如何,关键看用户体验 在美团等外卖平台出现之前,外卖业务也是存在的。例如,当金额达到了一定额度且距离较近时,有些餐厅可以提供送菜上门的,只是送餐速度通常很慢。 外卖行业是在美团等外卖平台出现后才得到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许多人极力抨击的“算法”。由于成功地匹配了需求,外卖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外卖的整体成本(主要体现在价格下降和等待时间减少这两方面),进而提高了客户可以获得的价值,放大了潜在消费需求并使之变成现实的消费行为。 很显然,这里需要形成一个“飞轮”——客户如果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吃到饭,那么就不会愿意支付配送费,或者干脆改回堂食或自己做饭,那样外卖业务就成了无源之水。 网络图片 商家出餐、骑手送餐的效率如果不够高,那么能够送达的订单数量就会很少,骑手的收入就上不去,那样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来当骑手。外卖订单数量上不去,商家也就没有能力提供价格低廉质量尚可的产品。 所以,最终的检验还是消费者的体验,或者说,能不能让客户觉得有性价比。 就外卖而言,除了价格之外,时间是性价比的关键要素。一个人既然决定吃外卖了,也就不会对“色香味”等方面有太高的期望,但对时间还是非常在乎的。点了外卖后,每多等一分钟,都是对客户的耐心的折磨,会严重影响性价比。 因此,上面这个“飞轮”也可能会倒转过来。一旦客户觉得不满意,开始减少外卖订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引发向下的正反馈,从而导致风险。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团已经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护城河,还看不到这个风险。 业内专家指出的,外卖行业的壁垒要高于电商,因为外卖要求商家、用户和骑手三者都达到规模经济。 如前所述,要做到“快”,并不仅仅取决于骑手跑得多快。从客户下单的那一秒开始,对算法、对平台的运营能力的考验就开始了—-有足够多的商家入驻平台了吗?平台让商家做到自动接单了吗?平台帮助商家实现备餐流程的标准化、数据化了吗?平台是不是有骑手随时待命?平台能不能为骑手规划最优路线……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快不起来。 美团已经在外卖的整个链条上占据了巨大优势。它打败了饿了么、阻击了滴滴和抖音,就是证明。不过,万一美团面临了其他真正的风险时(例如抖音收购饿了么并大打价格战?),这个“超时免罚”制度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当致命的因素。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贾拥民

从缅甸电诈园区归来,他在网上公开征集证据 | 深度报道

  网络图片 生于1980年的闵永星喜欢感慨时间,2023年2月20日,在朋友圈发出“别问青春剩几许”的状态后,他从朋友圈里“消失”了。 2023年3月到2025年1月,“消失”的22个月,他被困在缅甸电诈园区,历经了诈骗团伙的三次“转移”,从位于缅甸瓦邦的勐能县,途经两个临时落脚点,最终来到缅甸掸邦的万海华盛园区。 2024年底,闵永星所在的公司被老板转卖,在公司交接过程中,他终于抓住了一次出逃的机会,于2025年1月2日逃离园区,用了8天辗转回到中国。 由于长期在园区遭受体罚和殴打,闵永星自称手指已经不能伸直,牙齿和面部有多块术后钢板,下巴不能灵活活动,说话费力。 2025年2月中旬,大批缅甸诈骗园区人员经泰国被押送回中国,看到新闻的闵永星相信,只要持续关注,“里面”的人早晚会回来,“只是时间问题”。他每天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行动的最新动态 闵永星同时也需要时间疗愈自己。他告诉北青深一度,目前他正在收集证据,“里面有9个人伤害过我”,他要通过法律途径,让那些人最终得到制裁。 网络图片                                              园区老板的 “虫草茶” 闵永星22个月的缅北遭遇,始于一个“两年能赚5000万”的“商机”。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是朋友的朋友。 2023年3月,一位久未联系的女性朋友与闵永星聊天,说在云南边境附近做生意,“随便开个酒楼,一个月赚四五十万轻轻松松”。 这种生意可信吗?闵永星不是没有怀疑过,但他解释,自己曾在2009年做过年入千万的买卖,接触的朋友都是“有层次的”,“再说,生意能不能做,现场一看便知,大不了就回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回头的机会。 按照朋友的说法,只要到了云南边境的指定位置,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2023年3月,他从福建乘动车抵达昆明,上了朋友“安排”的商务车。抵达临沧市后,闵永星换乘了一辆越野车,陪同人员也随车更换,晚上10点,他们到达了云南临沧边境的一座山脚下,陪同的三个人告诉闵永星需要爬山,“我当时就后悔了,但他们收了我的手机,我已经走不了了”。 闵永星爬了8个小时山路。他描述,翻山的路全程陡坡,最陡的地方有10米垂直落差,“护送”他的人随身背着绳子,到了险处,对方把他用绳子绑好,直接拉上去。 下山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闵永星回忆,他被押上一辆车后,有一个男人用长枪抵住他的头,告诉他这里是缅北,同时抱怨说“别人走4个小时,你为什么走8个小时”,闵永星不敢回话,“看到枪,我整个人都蒙了”。 途中,闵永星短暂的拿回过自己的手机,他联系朋友和亲戚,告诉对方,如果自己没有每天联系他们,请他们帮忙报警,并想办法联系把自己介绍到缅甸的“朋友”,想办法救人。 7个小时车程后,闵永星抵达了目的地——缅甸瓦邦(掸邦第二特区)的勐能县。车子在一栋10层左右的大楼前停下,周边有持枪保安看守,他注意到,他一进门,就立刻有人将门反锁,楼内的窗户都是焊死的。 在3层的一间办公室,他见到了日后的“老板”——花名“霸道”。闵永星事后推测,对方可能是在找“合作伙伴”,“他们可能看中了我身边人脉多,想让我帮忙弄人过去”。 闵永星说,“霸道”开车带他去见了一位“大老板”——花名“大姚”。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沏了一壶“虫草茶”招待他。大姚没有明说做什么,只说“想赚多少钱,要看自己,两年赚个3000万也是赚,5000万也有可能”。 闵永星不敢当面多问,只说会想一想。随后,大姚以要去参加当地镇长女儿的婚礼为由结束了这次碰面。闵永星跟随“霸道”回到公司,住进了12人一间的宿舍,这时候,他已经确定自己落入了诈骗组织。 三天之后,闵永星与家人、朋友的聊天记录暴露,被叫到办公室问话后,遭到进入园区后的第一顿毒打。“我醒过来时已经两三个小时之后了”,闵永星发现自己有牙齿脱了,下巴也脱臼了,但对方并没有给他医治的意思。十天后,霸道等人再次把闵永星叫到办公室,劝其“不要一条道走到黑”,闵永星假意顺从,前提是要得到医治。 由于勐能县的医疗水平有限,手术需要的钢板和耗材都是从中国国内订好寄到当地的,闵永星接受手术时,距离被打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医生都说“太晚了”,并因此留下后遗症,直到现在说话下巴仍无法灵活活动。 手术后的一个多月,闵永星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看守,直至身体恢复。 网络图片                                         组织、业绩、纹身、惩罚 在电诈公司,人是最大的成本。据闵永星了解,像他这样从国内被骗到缅甸的人,公司老板需要向“中间人”支付约8万元的费用。在园区里,每个人头的保护费一个月约1.2万元,住宿费约3000元;吃饭也不便宜,园区的馒头10元一个,如果一个人不肯工作,对公司来说就意味着亏损。 2023年5月27日,闵永星结束了“吃闲饭”的日子。老板“霸道”提醒他,伤好了就要上班。“开工”第一天,他再次被叫到办公室,签下了一张5万元欠条,是他看病做手术的花销。 公司的工作室位于大楼3层,他被分配到的部门叫“精聊组”(精神聊天部门)。这个部门一共有24个小组,每组10人,每个小组有一个组长。此外,精聊组共有4位总监,每人负责管理6个组。负责管理总监的人叫“大鸟”,再往上就是公司的领导“霸道”。请他喝“虫草茶”的大姚,则是整个园区的负责人,公司的物业费、房租等费用都要交给大姚。 “上岗”后,闵永星拿到了一部工作手机,并且得到了一个花名——“王林”。在园区内,大家彼此称呼花名,仿佛彻底换了一个身份。 闵永星告诉老板,自己不会摆弄电脑和手机软件,“这个工作干不来”。但老板安排组长,手把手教他操作流程,并发了聊天中常用的“话术手册”。 他的客户都是女性,聊天中,他的“人设”是一名退役军官,“先聊感情,再骗对方投资”。闵永星说,他的“好友”多数是公司买来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前端”的人和“好友”聊出感情,他们接手的时候要先阅览前面的聊天记录,由于话术、语气类似,手机那头的“好友”根本察觉不到已经换人聊天了。 “精聊组”也被称为“快杀组”,一般三天左右就会“收网”,除了这个部门外,还有负责长线诈骗的“资金盘”部门,“那个组的客户资金实力更强,一般会在一个客户上花费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才会收网”。 闵永星说,他会刻意把生意谈黄,“我觉得一旦骗到手,这辈子可能真的无法回头了”。 园区里的作息时间限定,每天早晨7点40起床,15分钟早饭时间后,就要坐到工位上开始工作,开工前还要一起高喊公司的口号,“公司的名字经常换,我已经记不清了”。再次离开工位的时间是中午12点,届时大家可以去食堂吃饭。闵永星一天的活动量就只有工作室往返食堂的300米路。 “从缅北出来的人一眼就能被认出来”,闵永星说,由于长期的驯化,这里的人彼此很少交流,很少对视,“假如你从身后拍了一个人,他转身的速度都是缓缓的”。 在公司,所有人的业绩都会被公示出来,由于一直零业绩,闵永星的名字被画了很多个圈圈,“像个大圆球”。到了月底,公司会按照个人累计的获利金额按比例分配收入,“新人的话,赚了100万,可能才分到1万”。 据闵永星了解,即便赚了钱,老板也不会发现金,而是发一张卡,可以在园区里消费。园区里的消费水平是“一盒泡面50元”、“一瓶可乐50元”。如有哪位员工业绩好,拿到了5万以上的酬劳,那可能会被组长“邀请”去纹身,纹一只手是2.5万元,纹全身是10万元起。 作为新人,第一个月没有业绩可以原谅,到了第二个月,就要遭受体罚。在闵永星的讲述里,办公楼的4层是专门用来体罚的地方,整个楼层目测有上千平米,他多次被带到那里,被人用PC管抽打,“身上常是青紫的”。 “上班”的时候,如有机会,闵永星会告诉“好友”自己被困在诈骗集团,并让对方帮忙联系朋友和亲人。今年已经44岁的闵永星离婚后,孩子跟着母亲生活,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他能联系的亲戚只有家里的叔叔,还有两个朋友。 为了防止被发现,闵永星会及时删掉违规的聊天内容,但后来公司换了一批手机,可以监控使用者的操作痕迹,自那以后,很少有人再敢私自联系外界。 三个月没有业绩是公司的底线。“到了这一步,要么被打得很惨,要么被卖去其他公司”,闵永星属于被打得很惨的那类。 网络图片                                          三次搬家,再次建起“铁皮房” 从进入园区的第一天起,闵永星就在寻找逃跑机会,但几乎没有可能。平日里,所有人都不能靠近焊死的窗户,园区里外有几百个持枪的保安,若敢越过雷池半步,保安很可能开枪。 闵永星也想过利用缴纳赎金的办法脱身,但在此之前,公司里曾有过交了钱也不放人的先例,最后不仅人没走成,反而赎金越交越多。 第一次逃跑的机会出现在2023年10月。当时,瓦邦勐能县迎来了一次针对电诈行业的大规模打击行动。 根据佤邦新闻局媒体2023年10月14日的公开报道,当时,佤邦司法委干警与驻地部队官兵通力合作,在邦康、勐波、勐能三地一举端掉20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抓获涉案人员2680人。其中,包括2350名中国籍人员,查获电脑1370台,手机5207部。 彼时,身在电诈园区的闵永星并不知道外界的打击行动。但他清楚记得,2023年10月13日这天,老板询问过大家是否有人意愿交钱回家,一人25万元。据闵永星说,共有80人报名,大家交给公司的赔偿金从十几万到二十多万不等,他也报了名,但当时只能凑到2万元,最后,有60人被送了出去,他怀疑,那是公司交给军方的人。 那次打击行动之后,勐能县原县长肖岩块(何春田)被认定为电诈集团人员,公司也不得不搬离勐能县。2023年10月20号,闵永星坐上一辆“后八轮”的土方车,“五六十人挤在一起”,和全公司400多人被送往一座矿山。“这个临时落脚点可能是有所准备的”,闵永星记得,到达矿山时,已经建好了一座铁皮房(园区里的人管它叫“仓”),大家临时在那里落了脚。 相较于勐能县设施完备的公司,矿山的铁皮房比较容易出去,一天晚上,闵永星和同伴们围在一起,合计着逃跑,陆陆续续有70多人表示愿意一起逃,但等到晚上去开门的时候,只有23个人冲了出去。“一到外面我们就慌了”,闵永星说,一方面周边荒凉,不知道要往哪里跑,另一方面,逃跑的人数太少,一旦里面的保安追出来,恐怕也无法抗衡。果然,十几分钟后,里面的人就开车追了出来,结果18个人被押送回铁皮房,5人跑进山里不知去向。 在矿山躲藏了20多天后,听说军方的打击还在继续,公司组织大家继续“搬迁”,这一次,他们钻进原始森林,到了江边一个窝点。汇集到江边的还有其他公司,据闵永星不完全统计,陆续有1700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 江边的生活堪比露营,晚上,大家钻进竹棚睡觉,头顶上盖上塑料布,几个人用一床被子,每天就吃放了盐巴的稀饭度日。在江边的时候,闵永星已经不敢再逃。他们看见,另外一家公司有三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两个人丢了命。 2023年11月下旬,公司搬离江边,来到了掸邦万海华盛园区,在万海住了一两个月竹棚后,公司重新建起了铁皮仓,在这里陆陆续续恢复了“业务”。闵永星目测,园区里一共有17个仓,大概运营着15家公司。 由于一直没有业绩,此时的闵永星已经被送进了“严管组”。严管组的成员每天有例行早、中、晚三次的蹲马步体罚,回到宿舍后,彼此不能说话。此外,中午开饭时也不能到食堂吃饭,只能在工作区打饭,业绩差的人最后打,“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没什么菜了”。 2024年春节前,闵永星再一次请“客户”帮忙联系家里,公司发现后,他被狠狠打了一顿。“先用电棍,然后往鼻腔里灌水,十根牙签一起扎进手指”。那之后的四个月,他身上都是黑紫色的淤青。有一次老板说他“死期将至”,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吃的,闵永星当真想了想,说出了“吃西瓜喝冰水”的愿望,结果又被嘲笑一番。 网络图片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 对于组长、总监们的嘲笑和谩骂,闵永星已经“免疫”了。“他们不过是一群亡命之徒”,闵永星只能以“反面教材”存在,组长开会时会说,“没有业绩,就要像‘王林’(闵永星花名)那样被打”。 2024年8月,老板“霸道”选了七八个人,到园区外的一个四合院打杂,闵永星是其中之一,“他们觉得我已经被打得言听计从了”。闵永星推测,老板们住在四合院,是预防有人突然来查,方便跑路,在老板的房间里,他看到了枪支、毒品和现金。 “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在闵永星的讲述中,老板们早上10点起床后,他就没有闲暇的时间,因为长期沾水吹风,他脚底都是裂开的。 到四合院后,他可以独自住在厨房,没有了业绩压力,很少再被殴打,甚至活干得好,老板们还会给一些钱。 更重要的是,他有了接触本地人的机会。 闵永星说,自己曾从事过餐饮行业,做饭好吃,老板们也喜欢吃他做的鸡汤。在园区内部,一只鸡要480元,于是他从本地员工手里以100元的价格收购本地家养鸡,再以200多元的价格卖给公司里的人,从中能赚100多元的差价。 他用赚到的钱去“讨好”本地人,并尝试借用他们的手机联系家人,“用一次我就付给他们100元”。 在与本地人接触的过程中,闵永星会放出“我家很有钱,我想回家”的信号,他还会让有手机的人看他以前的抖音账号,在他的视频里,他多穿着皮鞋,系着名牌腰带。他希望以此吸引对方,找到那些愿意为自己“行方便”的人,闵用星说,他在里面攒下的钱也是为了将来逃跑铺垫。“身上一分钱没有是不行的”,准备之下,他只差一个成熟的时机,就逃离这里。 机会终于来了。 2024年12月底,闵永星发现老板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打听得知,公司被转卖了,“我很担心新的老板会把我送回铁皮房搞诈骗”。 2025年元旦前,“霸道”等公司领导拿钱离开,闵永星说,四合院里养了一只从山里抓来的小熊仔,临走前,他们把熊杀了吃掉。2025年1月2日,新老板接手了公司,那天早上5点,正在厨房睡觉的闵永星发觉有人推门开灯,新老板见他还在,便关灯离开。“我必须得走了,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他心想。 按照以往经验,老板们一般会在10点之后起床,找他干活。当时天还没亮,闵永星就找机会离开了四合院,“从6点到10点,我只有这4个小时的最佳逃跑时间”,在逃跑途中,闵永星用身上的钱寻得了一些帮助。 从缅甸万海园区到位于中国普洱市的勐阿口岸,闵永星用了8天。途中,他仍掉了穿了2年的睡衣,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晚上就住在本地人家里歇脚。 1月10日,闵永星从普洱市勐阿口岸进入国门,由于他出境时没有合法证件,依据我国出入境管理法,普洱市西勐佤族自治县公安局向他下达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缴纳3000元罚款后,他正式入境,告别了缅北。 补办电话卡后,闵永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骗他来云南做生意的朋友发了条消息,“我从缅北万海华盛园区安全归来,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件都不会漏”,同时,他也把这条消息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我好像老了20岁,再也回不去了”,从缅北回国后,闵永星并不忌讳在朋友圈和视频账号上透露自己的经历,但始终不愿意放上一张现在的照片,“手指伸不直,说话不清楚,头发白了,记忆力也下降了”。 闵永星回国之后的第二天,他关注到一个名叫王星的演员,也从缅甸诈骗集团被解救回国。“我们名字里都有星字,朋友也喊我星星,他用了三天脱离了诈骗集团,而我用了22个月”。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只是时间问题”,闵永星想说出自己的经历,也是希望更多被困其中的人能早日回家。 眼下,闵永星每天都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诈骗组织的最新动态。 2025年1月底,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先后赴泰国、缅甸,就进一步加强中缅泰三方执法合作,建立联合打击犯罪机制,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人口贩运等跨国犯罪达成一致。 2025年2月5日,泰国切断了泰缅边境缅甸地区5个地点的电力、燃油供应及互联网连接;2025年2月12日,缅甸向泰国移交261名电诈园区被解救人员。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坦还表示,缅甸近期还将向泰国继续移交约7000名电诈园区人员。2月15日凌晨,将王星骗至境外、非法拘禁的10名要犯归案并被押解回国。2月20日,妙瓦底地区首批200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经泰国被中国公安机关押解回国。 “我不会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闵永星说,他曾在园区里向家人发送过部分内部的情况,并且已将这些资料交给警方。 回国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征集线索的悬赏视频,“里面的人,他们可以看到我的账号”,他希望看到视频的“内部人”能向他提供更多证据。他记得,园区里有9个人伤害过自己,他希望有一天,这些人可以被法律制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秦晋:俄乌战争是停战还是继续?

泽连斯基到达白宫,川普亲自到白宫门口迎接。俄乌战争迈出了走向和平的关键性的重要一步。

中国结婚人数腰斩,与普遍的“社会疲惫症”有关

2024年的结婚人数腰斩,已经不再是新闻。 有人说这是因为去年是“寡妇年”,实在是有点不可置信。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样本之下(包括大量不相信旧传统的年轻人和少数民族),一个文化传统就能决定生育率,我觉得不太可能。 网络图片 究其原因,除了大家都熟知的生活成本太高、年轻人追求自由等现象,我觉得有一个更加深刻而隐晦的社会思潮,可能被忽略了。我将其总结为社会普遍的一种疲惫状态,简称“社会疲惫症”。 简而言之,这种症候群就是年轻人们都失去了心气儿,陷于一种广泛的、但又不严重的轻度疲惫状态。这有点类似于医疗当中的“亚健康”状态。 你说这是个严重问题吧,看起来又不至于;但你说它没什么吧,又切实在影响年轻人的生活甚至许多的重大人生选择。 这种亚健康状态表现有什么? 我想第一点就是对于工作的疲惫。在以前,工作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奋斗精神、敬业精神,但现在,工作只是一种维系“半死不活”状态的工具罢了。 也就是说,很多年轻人都将工视作乃身外之物,他们根本不会为了工作付出自己的主要能量。 这其中固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对年轻人的过度剥削。这种剥削其实并非工作以后才存在,而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教育问题。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被要求必须正襟危坐、老实读书,呆板的教育模式从幼儿期开始就在扼杀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 就更不要说小学到高中一步步升级的残酷扼杀了。 这就可以解答,为什么70后、80后到了中年还生龙活虎,但到了90后、00后就感觉越来越疲软。因为人们忘记了一点,90后和00后的生活物质条件固然好了很多,但精神上的压榨可是成倍增加的。 第二个疲惫,是对人际关系的疲惫。 结婚,本质上就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化的、绑定式的人际关系。所以,婚姻内部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一个人最重要、最耗费心力的。 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对于朋友也是偏于淡漠,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时代,人们都专注于内,或者习惯在网上交流;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懒得维持友谊关系。 因为维持友谊关系也是很累的,需要投入很多。但现在年轻人“疲惫症”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意付出、不愿意牺牲。他们更希望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将宝贵的精力奉献给别人。 这一点在东亚社会发展之后都会变得明显,日本社会就出现了大量的御宅族,人们不喜欢接触外界,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是在西方,这一点其实不同。在西方的初等教育中,社交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另外,西方年轻人整体都喜欢户外运动,也喜欢跟朋友去泡吧和晒太阳聊天,所以西方社会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所以,东亚社会的压抑气氛,在经济发达以后普遍会加剧——因为东亚的经济发展往往是靠着压抑人性、疯狂内卷而达到的。 年轻人连朋友都懒得搭理,还愿意主动去建立婚姻这样沉重的人际关系?怎么可能? 这一点,东亚应该好好学学西方。 网络图片 生活理想太无力? 亚洲年轻人流行躺平! 第三点疲惫就是整个社会的无力感。 中国社会出现这种疲惫症,有点太早了。因为中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但似乎整个社会都出现一种无力感。 其实,这是阶级固化所造成的。 谁又不喜欢赚大钱、奋斗?年轻人说躺平,其实是因为无奈——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出头了。现在,很好的学历也未必等于一份好工作,年轻人从中学开始就已经无力。 进入社会以后发现,能赚的钱已经被别人赚完了,能走的路早已经拥挤不堪,属于自己的可能性,基本上都被关闭了。 在以前,有无数种可能性,不管有没有学历,人生的路都是多种多样。我作为八零后,同龄人不管是哪个基层出身还是家里条件如何,最后奋斗成功的比例都相当高,至少能靠自己买房结婚的比例相当高。 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失去可能性。除了自媒体、直播、游戏这类新兴行业还有一点赚钱机会(其实也已经饱和了),哪里还有什么希望? 体制内、央企国企的互相通婚和家族式安排工作,早已将那里编织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固体。创业?大资本早已将可能的利润榨干净,作为普通人没什么机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陷于普遍的“疲惫症状”再正常不过。 看不到希望,为什么还要结婚?结婚在这种时代,实在是太过沉重了,无论是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很多人都没有结婚的理由和条件。 这是一个能独善其身就已经拼尽全力的时代,没有人想主动给自己添麻烦。 这种“社会疲惫症”,需要整个社会的改革才能得到改变。要清除一些垄断的利益集团,打破固有的阶层分布;要改革教育,让教育不再成为内卷和压榨的机器;要增加社会保障,让人们不光指望工资活着,而是有退路可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砖家建议18岁结婚,那孩子们几岁开始恋爱呢?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提出了一个建议: 建议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 而目的则是: 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 网络图片 前一天玩游戏还要防沉迷呢,第二天竟然可以领证结婚了;前一天还不许早恋,第二天竟然就可以和另一个异性上床了;这刺激,谁敢相信? 正如网友调侃的,“老师,我高考那天预产期,去不了了”、“未婚教师抓已婚学生早恋”,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很想笑。 砖家的口号喊得天花乱坠,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18岁可以结婚,那孩子们几岁开始恋爱比较合适呢? 我看到观察者网发评论文章,标题就叫《下调法定婚龄的建议应被舆论严肃对待》,说 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的性质,在于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人家砖家都毫不讳言,说这个建议是为了“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观察者网却掩耳盗铃上价值,这就是欺负我们不识字了。 让我震惊的是,这个提议都不在乎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了,竟然还妄图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是的,如果这个建议成为了法律,那么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底层人群,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被无情剥夺。 在理论上,法定结婚年龄确实不是必婚年龄,也不是最佳婚龄,可问题是,这个建议的提出,恰恰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逻辑。 在我们这个宗族观念深厚和生育观念至上的乡土社会,“合法”往往被异化为“正当”,“合法”往往就意味着“应该”,它起到一种强烈的导向作用。 我们那边的农村,如果谁要给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介绍对象,家长一般都会以“孩子还在上学,毕业了再说”为由推掉; 但如果18岁的结婚年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相当于向社会释放“允许高中毕业即结婚”的信号,上面那个推脱的理由都不存在了。 对于持有“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底层家庭,这将成为迫使女儿放弃高中学业的正当理由——毕竟“合法婚姻”比“不确定回报的教育投资”更符合短期利益。 我国《义务教育法》保障公民接受九年基础教育,但高中阶段教育尚未纳入强制范畴。在偏远农村及经济困难家庭中,女孩辍学率本就显著高于男孩,如此一来,女孩本来就缺乏保障的受教育权利,恐怕要岌岌可危了。 看似只是年龄的调整,但在在城乡发展失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语境下,犹如一把精准刺向底层女性的利刃。 这些本可继续求学的底层少女,在“合法早婚”的掩护下,被迫成为“生育资源”,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 有人问,当18岁少年手持结婚证走进高考考场,他们的心智真能平衡学业与家庭?可这些能手持结婚证走进考场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可能很多人连进考场的机会都不会有。 于是,过早婚育,会将底层女性钉在低收入岗位,形成“低学历-低收入-依附婚姻”的恶性循环。当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仍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农村少女可能已被困在育儿与家务中。 婚姻自主权确实应该完整地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自主的前提,也得是拥有选择的能力吧?对于缺乏教育机会、经济自主权的底层女性,降低婚龄非但不能帮助她自主掌握婚姻和人生,反而可能成为家庭与社会合谋剥夺其发展权的帮凶。 这必然加剧性别与阶层的不平等,这根本不是婚育问题,而是社会公平的问题。 支持者最喜欢拿“和国际接轨”说事,可你不能光看人家外国的结婚年龄,也看看人家的高中普及率和职业教育体系啊。在我们这里,很多地方,现在说服家长让女儿读完高中都困难,政策落地后更难以想象。 诚然,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很多女孩子也不到20岁的结婚年龄就结婚了,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就不要再以法律的形式,让现实每况愈下了。 我相信,提出这个建议的砖家,肯定不用面临自己的孩子18岁就要结婚的压力,所以他就可以打着大局的旗号,把弱势群体作为代价去牺牲。 但人不是予取予求的工具,把人当工具,随便牺牲的砖家,建议您少点建议!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亮见    

俄乌战争三周年,世界的变与不变

2025年2月24日,俄乌战争迎来了三周年。三年前的今天,俄罗斯坦克碾过乌克兰边境,普京一声令下,点燃了这场深刻影响全球的战火。如今,硝烟未散,乌克兰的土地满目疮痍,俄罗斯咬牙硬撑,而特朗普刚回白宫一个多月,就把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乌克兰必须赢”到“美国优先”,这不仅让乌克兰人傻眼,也让全世界懵了圈。 这三年,世界变了多少?又有哪些没变?从战场上的炮火,到大国间的暗斗,再到普通人碗里的饭、兜里的钱,今天就来聊聊这些。 网络图片 1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世界依然在等一个结局。 但在这个漫长的拉锯战里,现实比任何战场推演都更残酷。乌克兰的反攻已经疲态尽显,俄军则在冬季战场上逐步取得优势。 最意外的变化,却不是前线的战局,而是华盛顿白宫的态度。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一个多月里,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曾经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美国,如今正站在“劝和”的立场上,而“和”的另一面,正是对俄罗斯的让步。曾经无比团结的西方阵营,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战争的结局,或许就在不远的未来,但对乌克兰来说,这可能不是他们曾经期待的结局。 2024年底,乌克兰战场上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不乐观。自从2023年夏季的大反攻受挫,乌军开始陷入战略被动。2024年秋季,俄罗斯在顿巴斯发动新一轮攻势,经过数月激战,逐步蚕食乌克兰的战线。从巴赫穆特到阿夫迪夫卡,乌军的防线开始崩溃。到了2025年1月,乌军在阿夫迪夫卡的残余部队被迫撤离,而俄军则稳步推进至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 战场上的形势比表面上的推进速度更糟糕。乌克兰的弹药供应已经出现问题,西方提供的155毫米炮弹库存严重不足,美国国防部2024年底的评估报告就曾警告,乌克兰在2025年春季可能会面临“弹药短缺的临界点”。 网络图片 事实上,从2024年11月开始,乌军的炮击密度就明显下降。据英国智库RUSI的数据显示,2023年乌军日均炮击量为6000至8000发,而到了2024年底,这一数字下降到3000发以下。与此同时,俄军的火力却保持稳定,得益于伊朗的无人机支持,以及朝鲜等国提供的关键物资,俄军的弹药供应一直保持稳定。乌克兰前线指挥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地使用每一发炮弹,而俄军却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倾泻火力。” 更让乌克兰难堪的是兵源问题。2022年战争初期,乌克兰士气高涨,志愿者络绎不绝。可是到了2024年底,战争已经进入“消耗模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逃往波兰、德国,避开征兵。乌克兰政府在2024年底不得不将征兵年龄下调至17岁,同时加大对逃避兵役者的打击力度。一位乌克兰军官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你不能指望一个19岁的孩子,在没有足够训练的情况下,在战场上和经验丰富的俄军拼命。”而在东部战线,一些乌军士兵向媒体透露,他们的轮换周期已经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许多士兵连续作战,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乌克兰的困境还不止于战场,更大的危机来自华盛顿。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仅仅两周后,他便宣布冻结美国对乌克兰的20亿美元军事援助。特朗普的理由很简单——“美国优先”。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不能再继续为这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买单,乌克兰必须现实一点,和俄罗斯坐下来谈判。” 特朗普的这个决定直接切断了乌克兰最关键的军事补给线。过去两年,美国是乌克兰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国,仅2023年,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防空系统、F-16战机等。而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不仅冻结援助,还开始重新审视此前承诺的武器交付计划。 特朗普的对俄政策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他在2月初宣布,美国将取消对俄罗斯部分铝产品的制裁,并考虑调整对俄石油的进口限制。马克龙和朔尔茨紧急召集欧盟成员国讨论援乌方案,但现实很残酷——美国每年提供的援助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两倍,如今美国退出,欧洲能否填补这个空缺? 相比之下,俄罗斯却在这三年中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普京始终没有改变他的立场——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特别军事行动”。尽管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制裁,俄罗斯经济仍然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2024年,俄罗斯GDP增长了2.5%,主要依靠能源出口以及与印度等国的贸易。2025年,俄罗斯的军费预算已经占到GDP的8%,比2022年翻了一倍。俄罗斯军工产业全面复苏,据《生意人报》报道,俄军已经将T-80坦克的生产量提高到战前的三倍,同时大规模改造苏联时期的旧武器,以满足前线需要。 而在国内,普京的控制力依然稳固。尽管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俄罗斯社会并未出现真正的大规模抗议。克里姆林宫通过提高军人工资、给予战斗人员家属额外补贴、加大对反战声音的打压力度,成功维持了国内的稳定。2024年底,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撼动的政治现实。 网络图片 2 美俄关系正在经历三年来最剧烈的一次逆转,而这一次,不仅仅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重新调整,更是整个国际格局的一次大震动。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多次表示,美国不应该无条件支持乌克兰,也不应将俄罗斯逼入绝境。上台仅一个月,他就迅速兑现了这一承诺,冻结了对乌克兰的主要军事援助,并在2月初通过外交渠道释放出与俄罗斯重新接触的信号,以及随后美俄外长在沙特的会谈。据《华盛顿邮报》援引白宫内部人士的消息,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与俄罗斯进行某种“交易”。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北约内部的剧烈动荡。美国不仅冻结援乌,还在2月中旬的一次北约内部会议上暗示,可能会削减对北约的财政支持,并要求欧洲国家“自担安全责任”。《金融时报》报道,德国法国正在紧急磋商,试图加强欧洲防务合作,以填补美国撤退留下的战略空白。欧盟委员会甚至提出设立一个2000亿欧元的“欧洲防务基金”,以支持成员国加强军事建设。 但问题在于,欧洲能否真正独立撑起防务体系?德国过去几十年一直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国防预算长期低迷,2023年的军费开支仅占GDP的1.57%,远低于北约2%的最低标准。尽管德国政府承诺要增加军费,但短期内仍难以弥补美国的空缺。而法国尽管军事实力较强,但仍然缺乏足够的战区指挥经验。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并不团结,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援乌持怀疑态度,甚至支持与俄罗斯谈判,而波兰则坚持对俄强硬立场,这种内部分裂让欧洲的自救变得更加困难。这次联合国投票,匈牙利就跟随俄罗斯和美国,投了反对票。 能源问题始终是俄乌战争引发的关键经济议题之一。 过去三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从欧洲大幅转向亚洲。2024年,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比战前减少了70%,而对强国的出口则增长了近两倍。 与此同时,美国的能源政策也在调整。拜登政府曾在2022年全面支持欧洲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并推动美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但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重新评估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政策,并可能减少对欧洲的供应,以确保美国本土能源价格的稳定。 对于欧洲来说,能源供应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战略安全问题。2024年冬天,欧洲的能源价格再次飙升,天然气价格在一周内上涨了30%,许多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要恢复使用煤炭。德国甚至在1月宣布,将延长部分燃煤电厂的运营时间,以应对能源危机。与此同时,法国、荷兰等国也开始重新评估核能的战略地位,试图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 经济层面,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仍在继续。由于西方与俄罗斯的经济脱钩,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2024年,俄罗斯的经济虽然承受了西方制裁的压力,但并未崩溃。而欧洲则因为能源危机和对俄脱钩,经济增长受限,2024年欧元区GDP增长仅1.2%,而德国经济甚至陷入技术性衰退。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而俄乌战争仍然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变量。如果战争在2025年停火,全球通胀压力可能会缓解,欧洲能源价格可能会回落,但如果战争继续,全球经济可能还将面临更长时间的不确定性。而这一切,最终还是取决于美俄、中俄以及欧洲的战略选择。 3 乌克兰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三年前,基辅的街头还满是挥舞蓝黄旗的年轻人,冲着镜头高喊“我们一定会赢!”但到了2025年,这样的声音已经变得稀少。战争的泥潭太深,已经吞噬了太多人的希望。过去,美国的军事支持是乌克兰战场上的“输血袋”,每个月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和资金,支撑着基辅的抵抗。但现在,这个输血袋被扯掉了,乌克兰经济迅速下滑,2025年GDP预计跌破900亿美元,比战前缩水近40%。 基辅的普通人日子更难过。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乌克兰的男人越来越少了。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已经流失了超过10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而成年男性则被强制征召入伍。劳动力短缺导致经济活动几乎停滞,乌克兰农业生产下降了35%,工业产值更是降到历史低点。在哈尔科夫,一家曾经年产50万辆汽车的工厂,如今连5000辆都造不出来。没有工人,没有供应链,没有市场。战前繁荣的IT行业也大幅萎缩,外企撤离,程序员出逃,乌克兰失去了一个曾经撑起经济的重要支柱。 更让乌克兰政府头疼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场战争是否还值得继续。2022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全民英雄,但到了2025年,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40%以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有能力带领国家走出战争的泥沼。 如果战场形势继续恶化,不排除乌克兰国内会出现政治动荡,甚至可能有人开始呼吁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谈判可能性。 网络图片 相比乌克兰的挣扎,俄罗斯的情况看上去要稳定得多。尽管西方的经济制裁仍然存在,但2024年俄罗斯GDP增长了3.2%,远高于欧美国家的预期。普京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让俄罗斯经济适应了制裁的环境,比如通过强国、印度、土耳其等国的贸易网络绕过制裁,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依然可观。《金融时报》分析认为,2025年俄罗斯预算中的国防开支将达到GDP的8%,这是自冷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莫斯科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并不急于结束战斗。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完全支持战争。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官方数据仍然显示普京的支持率在70%以上,但私下里,许多俄罗斯人对战争已经产生厌倦。2022年部分动员时,数十万人逃离俄罗斯,到了2024年,更多的人选择沉默,而不是逃跑,因为离开的路已经被堵上。莫斯科的年轻人仍然能在地铁里听到街头艺人弹吉他,但他们也知道,几百公里外的战壕里,和他们同龄的人正在挨冻、挨饿、挨炸。 在俄罗斯远东城市伊尔库茨克,一家超市的收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但我们都知道,和以前不一样了。物价更高,进口商品更少,手机更新换代慢了,旅游的选择少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小心翼翼,害怕说错话。” 即便如此,普京的权力依旧牢不可破。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在高压统治下,俄罗斯的“战争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民众的反对声音虽然存在,但很难形成实质性的挑战。 在西方,战争的热度也在迅速下降。美国人已经厌倦了这场遥远的冲突。2024年中期选举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成功吸引了大量选民,他承诺把钱花在美国本土,而不是继续无休止地援助乌克兰。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22年时,67%的美国人支持援助乌克兰,但到了2024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40%以下。共和党选民中,超过60%的人认为应该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而民主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美国不能永远为乌克兰买单,我们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欧洲的情况更复杂。一方面,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仍然坚定支持乌克兰,并且在特朗普削减援助后,承诺将自己的军费提高到GDP的3%以上,以弥补美国的撤退。但另一方面,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态度已经发生微妙变化。《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政府内部正在讨论是否应该推动某种外交解决方案,以避免战争长期化给欧洲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2024年,德国经济增长几乎停滞,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失业率开始上升,而法国的情况也类似。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民众对乌克兰的支持开始动摇,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的支持率上升。2025年2月德国大选,极右翼政党AfD的支持率已达20%,他们公开反对继续援助乌克兰,认为德国应该把资源优先用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 在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党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她的竞选口号很简单:“法国人的钱应该花在法国人身上,而不是基辅。”在意大利,梅洛尼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一些右翼议员呼吁减少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在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突破,主张与俄罗斯重新建立正常贸易关系。这些变化意味着,欧洲的政治风向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乌克兰很难再从欧洲获得无条件的支持。 三年前,俄乌战争的爆发曾让世界震惊,但三年后,它正在慢慢变成一个“习惯性存在”的冲突。人们不再每天关注新闻头条里的战况,而是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乌克兰人在担心未来,俄罗斯人在适应现实,美国人在远离战争,欧洲人在寻找新的平衡。战争还在继续,但它对世界的冲击,正在变得越来越“常态化”。最终,战争的结局,可能不取决于哪一方的军事胜利,而取决于所有国家的耐心和资源能撑多久。 网络图片 4 三年的战争,让世界看到了什么是“变”,也看到了什么是“不变”。 美国的态度变了。从拜登的“乌克兰必须赢”,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这一转变比战场上的任何一场战役都更具决定性意义。特朗普的上台让乌克兰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甚至可能让这场战争的终结时间表大幅提前——不是因为乌克兰胜了,而是因为乌克兰撑不住了。 从历史来看,美国撤手的那一刻,往往就是盟友最危险的时刻。1975年,美国撤出越南,西贡迅速沦陷。2019年,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库尔德武装瞬间被土耳其军队碾压。2021年,美国匆忙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在几周内重夺政权。2025年,会不会成为乌克兰“被放弃”的一年?或者乌克兰能找到新的支点,在失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撑下去?没人知道答案。 欧洲站在十字路口。三年前,欧洲一致支持乌克兰,德国、法国、英国、波兰都义无反顾地提供援助。但三年过去,经济困境、通胀飙升、能源短缺,让欧洲的民众开始疲惫,越来越多人在问:这场战争到底还要打多久? 2025年的欧洲,面对特朗普的战略撤退,必须决定是否独立承担援乌责任。马克龙、朔尔茨的政府正在加紧讨论,是否建立一个由欧洲主导的“乌克兰援助机制”,甚至有人提出,欧洲要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以避免完全依赖美国。 但现实是,欧洲内部并不团结,右翼势力崛起,许多国家的选民越来越反感继续向乌克兰输血。法国大选在即,德国的AfD党支持率上升,波兰、匈牙利的立场更加分裂。欧洲真的有能力接过美国丢下的接力棒吗? 三年来,普京的目标从未动摇——无论西方如何制裁,无论战场如何胶着,俄罗斯始终在坚持“吞下乌克兰”的战略目标。最初,他想用闪电战拿下基辅;后来,他调整战术,把战线拖成一场消耗战。而到了2025年,俄罗斯是否会调整战略目标,是否会寻求更大范围的控制?如果乌克兰在美国的撤退下失去支撑,普京会不会索性拿下更多的领土,甚至在欧洲东部制造新的危机?如果特朗普对俄罗斯的让步让克里姆林宫更有信心,莫斯科是否会把战略野心扩展到其他地区,比如波罗的海,甚至更远?这场战争的最终形态,可能还未完全展现出来。 三年来,中国始终保持“中立”立场。但现在,美国撤退,欧洲分裂,中国要不要进一步加码? 不管哪种选择,中国的决策,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 全球格局进入新阶段。如果2022年2月24日的战争爆发,是冷战后世界格局的第一次剧烈震动,那么2025年,则可能是全球权力版图重新调整的关键时刻。美俄背后的政治交易,会不会成为战争的终局?特朗普的政策变化,是否会促成一场新的外交谈判?还是说,一旦美国的支持减少,乌克兰的崩溃速度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快?世界在等待答案,但这场战争已经告诉我们——国际政治从来不按道义行事,而是按利益计算。 乌克兰的命运,不只掌握在乌克兰人自己手里,甚至不只掌握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而是在华盛顿、柏林、巴黎和北京的办公室里,被各种权力游戏和交易计算着。最终,这场战争会怎么结束,可能取决于某个安静的会议室里,几个人签下的那份协议,而不一定是在战场上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 三年前,全世界以为这场战争的结局会很快到来。但三年后,我们发现,变的不是战争的本质,而是人们对战争的耐心。 网络图片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或者你对全球经济、能源市场、地缘政治的变局感兴趣,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在这里,我们不只是做信息的搬运工,而是深度解析热点背后的逻辑,挖掘市场趋势,寻找真正值得关注的机会。全球供应链如何重塑?美联储政策如何影响资产配置?中俄能源合作对市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深入探讨。 知识星球不仅是阅读,更是交流。这里有对全球市场敏感的行业人士、投资者、研究者,一起洞察未来趋势,分享独家观点。如果你不满足于碎片化信息,而想真正看懂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欢迎加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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